坦普尔(William Temple, 1628—1699) 的中国园林观念来自何方？他首先用来描述中国园林观念的怪词—Sharawadgi—到底源于哪种亚洲语言？这是聚讼已久的问题。如果我们意识到英国的“中国热”(Chinoiserie)实际早于法国且首先受到荷兰影响的话①，那么，最先把中国知识和产品向欧洲输入的并非法国国王派往中国的耶稣会士，而是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商人。商人一心逐利，真正系统考察和评估中国知识和产品价值和意义的是政治或学术精英。17世纪在荷兰担任过外交官的英国贵族坦普尔脚踏政学两界，影响覆盖宫廷和社会。他认知中国园林艺术的路径和过程，恰好为以国际贸易为中介的中国知识和产品的西传提供了一个有趣的例证。
一 坦普尔：痛风、哲学与中国园林坦普尔是爱尔兰世胄子弟，其祖父、父亲名声显赫。出身剑桥大学的坦普尔精通拉丁语和希腊语，对欧洲古典哲学、文学和历史烂熟于胸，这是他日后总是习惯于将欧洲与亚、非进行比较的基础。他大学读书期间漫游法国、荷兰、佛兰德和德国达两年，并快速掌握所在国的语言，他最通晓的是法语和西班牙语②。人文学科尖子加上语言天赋，青年坦普尔已具备充足的知识、宽阔的视野和卓越的见识。
他选择了从政，成为外交谈判的高手。年届不惑之前，他促成荷兰亲王和英格兰公主的婚姻、与明斯特主教的签约以及英国与荷兰、瑞典结成三角联盟，名动一时。1668年出任英国驻荷兰大使，结交荷兰各界名流，尤其受到荷兰首相De Witt(1625—1672) 的赏识和信任。
坦普尔不只是成熟活跃的外交家，同时还是文笔雅致的作家。公务之余，他撰写政论性的随笔，据四卷本共两千多页的《坦普尔爵士文集》(The Works of Sir William Temple)可知，其第一篇《论政府的起源和性质》(“Upon the Original and Nature of Government”)写于1672年①。虽然第二篇《论尼德兰联合行省》(“Observations upon the United Provinces of the Netherlands”)未标明写作年份，却凸显他对荷兰的重视。该文共173页，为集子中篇幅最长者，历数荷兰的进出口主产品—如莱顿的丝绸、代尔夫特的啤酒和瓷器、印度的香料、波斯的丝绸，强调荷兰富裕的法宝就是海外贸易，并由此取代了葡萄牙的海上霸主地位②。在荷兰的经历，不仅影响到他对欧洲外交格局的看法，也促使他注意欧洲与亚洲的关联。
促使坦普尔关注欧亚联系的还有一个因素，那就是他在荷兰时已患有痛风。他确切罹患此疾的年份尚无法确定，但1677年他在致友人的信中谈到自己正尝试艾灸的方法：
我决定采用德国医生Theodore Coledy的方法，他是一个冷静、聪明的人，目前住在我家里。我派他立即前往乌特勒支，去取一些艾草(Moxa)回来，并学会使用它的准确方法。贩卖这种艾草的人，是巴达维亚的市政部长的儿子。③
这一年坦普尔49岁，已深受痛风困扰。可能是在西医治疗方法无效的情况下，他才尝试使用艾灸方法。荷属巴达维亚市政高官之子从事艾草买卖，不仅表明亚洲草药在荷兰的流行，同时也意味着亚洲—主要是日本和中国—与草药相配合的针灸术被引入荷兰，再流传到其他国家④。就在同一封信中，他还谈到另一种治疗痛风的方法：
一位在东印度呆过很长时间的荷兰人告诉我，在那边他曾生活过的一个地区，有一种治疗痛风的基本方法，即用双手进行按摩。如果谁家里有足够的奴隶，就可以每天不间断地轮流进行按摩，直到在那些经常活动的关节点产生巨大的热量，由此消除或减轻病痛。⑤
这一例证表明，热衷于亚洲自然疗法的不只是欧洲的专业医生⑥，长年在荷兰的坦普尔热衷于打听和尝试来自异域的疗法，正说明那些在亚洲荷属殖民地工作或游历的荷兰人带回母国的不只是贸易产品，同时也有各种知识，之后才引起在荷兰本土的医生、科学家的关注并迅速取得研究成果。巴达维亚有大量华商，他们不可能与这一买卖没有关联。不懂中文的坦普尔在信中未提及中国，说明他的消息来源不是中国人，而是在那里生活过的荷兰人。他后来同样用这种方式来获取中国园林的知识。
两种缘由，殊途同归，构成坦普尔通过荷兰获取亚洲知识和产品的渠道。如果说外交和身体病痛需求都是出自实用的目的，那么，摆脱政务、隐居乡间之后的坦普尔开始从哲学的角度思考人生的意义。疗伤养病需要安静舒适的居所，而这样的居所离不开花园，也就在这时，坦普尔的文章中出现了中国园林，这就是他写于1685年的《论伊壁鸠鲁的花园》(Upon the Gardens of Epicurus, or of Gardening；又称《论园艺》)。该标题其实已揭示出花园与哲学的关系，坦普尔纵论古今，旁征博引，从古希腊、古罗马的哲学传统入手，探讨人生的意义：人生的终极目的在于追求快乐，而获得快乐的途径在于拥有智慧。古希腊哲学流派中的斯多葛派认为，拥有美德可以实现最大程度的快乐；伊壁鸠鲁派则认为，遵从自然才能获得最大程度的快乐，而花园正是让人能够沉静深思的好去处，但花园的设计和布置如何才能遵从自然，这不仅涉及园艺，还涉及哲学。伊壁鸠鲁一生都是在他的花园中度过的：他在花园里研究和教授哲学，他在花园中修炼；花园让他精神上气定神闲、身体上懒散无痛，一生完美。这实际上是坦普尔的夫子自道。
在哲学层面上阐述了花园的意义之后，坦普尔列举了古代东方(如亚述)、古罗马和古希腊的著名花园及其种植的果树、花木和泉溪，并不厌其烦地讲述了亚洲(如波斯)、非洲(如埃及)的果树和花木如何通过古罗马远征军而移植到意大利、莱茵地区，最后抵达大不列颠的路线。后来，亚洲园林艺术也漂洋过海，先是影响到意大利的园林，进而影响到荷兰，最后影响到英国。坦普尔是这样评述中国园林艺术的：
我说过，只有那种规则的才是最好的花园形式。有可能还存在着我所不知的其他完全不规则的形式，比其他任何形式更美，但他们必须归功于对于自然的非凡处置，或不断发明出奇异的想象力，使那些不和谐的部分在整体上呈现出非同寻常的和谐。我在有的地方亲眼见到过一些，但更多的则是从一些在中国人中间生活过的人那儿听说的。中国人的思维同我们欧洲人的差别之大，如同他们的国家一样遥远。对我们来说，比例、对称和一致性是建筑美和园林美的主要标尺，树木和小径要相互对应，间距要绝对相等。中国人却鄙视这种建筑方式，他们说，随便一个会数到一百的小孩子，都会按直线种树，并保持等距离，无论多远都一样。中国人想象的极致在于谋篇布局，冲击视觉的美景当然要有，但切忌一眼看到底的次序井然和排列规整。我们对这种美几乎毫无概念，他们却有一个专门词汇来表述，凡是不能一目了然的，他们就说这是“Sharawadgi”，好得很！妙得很！以及诸如此类的赞词。只要见过最好的印度袍或者最好的屏风和瓷器上的画的人，都能发现这类无规则的美。①
这段话比较长，之所以不厌其烦地援引并翻译，是因为华人学者对这段话的理解和诠释存在歧义—“他们就说这是‘Sharawadgi’”，但这里的“他们”一定就是中国人吗？他对印度的了解明显超过中国，他也乐于用手头的印度产品来印证自己的中国知识。如前一节所述，他获取的艾灸治疗痛风的方法很有可能源自中国，但是他只字未提中国；此处他明确宣称Sharawadgi来自中国，但他引述的证据并非中国的实物。这正好说明他的中国知识来源是混杂的—印度的屏风、(中国或日本的？)瓷器上的画儿，尽管都是“无规则的美”，其实并不是同一个来源。这样的混杂知识既包含着正解，也无法避免误解。
Sharawadgi到底源于何处？②让我们回顾一下中外学者对该词近九十年的解读史。
二 Sharawadgi源自何处？ (一) Sharawadgi源自汉语？最早注意到Sharawadgi美学观念史意义的是出生于柏林、母亲一方为德国人的洛夫乔伊(Arthur O. Lovejoy，1873—1962)，他曾在美国的加州伯克利大学和哈佛大学攻读哲学、文学和历史。自1910年起担任霍普金斯大学历史学教授，在学校成立观念史俱乐部，并于1940年创办《观念史杂志》(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如今他被视为观念史的创始人③，但他的思想中带有兰克所开创的历史主义的血脉。作为受过文史哲训练的青年教授，加上德国知识背景，洛夫乔伊眼光独到，他宣称坦普尔是英国“最早、最热切地对中国的一切发生兴趣者”，他“预示了下一个世纪英国园林的新风格”①—这就是“非对称”、“不规则”、“无序之美”，18世纪英国园艺争论中针锋相对的双方，实际上都在彰显着坦普尔的观念和影响力。而在研究者中，洛夫乔伊是第一位确立坦普尔在观念史上地位的人—通过Sharawadgi一词，坦普尔把一门异域的园林美学观念引入英国，成为英国园林建造和观念更新的转折点。正是因为有这样深刻的认识，洛夫乔伊也有意考察Sharawadgi的来路，由于他本人不懂汉语，便把这一工作委托给了华裔学者张沅长(Y.Z.Chang)，由此张先生开创了猜谜式的汉字对应解法：
将“洒落瑰奇”(Saro-waidgi，在中国南部及中部“chi”也念作“dgi”)组成一个形容词，是很有可能且合宜的一种组合。这组字就会具有“透过一种非刻意营造或无秩序的优美，而令人印象深刻或带来惊奇感的特性”的含意。②
洛夫乔伊在《浪漫主义的中国起源》一文中只字未提张沅长对Sharawadgi的解读成果，或许他因语言隔阂而无法判断，或许张沅长的研究方法不符合洛夫乔伊的观念史思路。可以肯定的是，张沅长的研究成果当时并未产生影响。
1925—1928年在芝加哥大学留学并获得博士学位、随后返回中国大学任教的陈受颐(1899—1978) 先生也开始研究中国园艺西传问题—之前他倾力于比较文学研究，现在关注中西文化交流史。费时五年，时任岭南大学教授的他于1931年刊布成果，由此成为中国大陆学者“发现”坦普尔的第一人，他当然注意到坦普尔《论伊壁鸠鲁的花园》中最关键的那一段话，但他的译文中间省略了三处，其中包括该段的最后一句—“只要见过最好的印度袍或者最好的屏风和瓷器上的画的人，都能发现这类无规则的美。”③这并非疏漏，因为陈先生的研究路数与洛夫乔伊相契合，即不考辨Sharawadgi的来源，着重揭示该词所蕴含的“时代精神”—“我们目下所要讨论的异军崛起的中国园林，实在不尽是当时华化兴味的一面，而是时代精神变动的表征”④。“时代精神”一词是兰克史学的关键词，陈先生的研究视角，恰恰反映出从兰克历史主义到洛夫乔伊观念史的传承。陈先生也未引述洛夫乔伊和张沅长，或许，他在留美期间无缘结识二人，但他无疑采用的是观念史的研究路径。
陈受颐有意澄清的是：18世纪的英国文化精英要为英国园林争得江湖地位，有人竭力否认中国园林对英国园林的决定性的影响。这是有意数典忘祖，18世纪无论发生什么样的争辩，都不能改变17世纪的坦普尔早已将中国园艺介绍到英国的事实。
两年之后的1933年，洛夫乔伊发表《浪漫主义的中国起源》一文，也未提及陈受颐两年前发表的宏文—无论中外，那时的学者并不在意学术史的梳理和传承。当然，洛夫乔伊是从观念史的角度考察，而且他的表述比陈受颐更为系统和明确：
无须再评论美学标准发生变化的多重重要意义了，这个变化主要发生在18世纪，当时规律性、一致性、清晰可辨的均衡和对应日渐被视为艺术作品的重要缺陷。而异于常规、不对称、变化多端、出人意料以及使整个构思一览即晓的简单明了和整体和谐，成了更高一级的审美特性。⑤
也就是说，18世纪的英国学术、思想界的美学观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而中国园艺的美学观念恰好与英国的新思潮相合拍，因而中国园艺的美学观念超越了园林建造的范畴而进入文学界，正好为浪漫主义思潮的兴起而造势。
洛夫乔伊可谓陈受颐先生的异国知音，尽管他们并不相识，相互都未引述过对方的研究成果。洛夫乔伊委托张沅长从汉语中寻找Sharawadgi合适的对应词，但他在论文中只字未提张沅长的“洒落瑰奇”①。作为观念史家，他更在意该词背后的观念内涵和变迁。
但中国学者的兴趣仍在寻找Sharawadgi的汉语对应词，这一次出场的是留学牛津大学的钱锺书先生。他于1937—1939年撰写的论文《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中国》为Sharawadgi找到的对应词为—“散乱疏落”②。这既显示了他对张沅长的推测“洒落瑰奇”的不满意，同时也表明自己是再推测。钱先生也未进行学术史的梳理，既未提及陈受颐，也未列举洛夫乔伊，他倒是在注里提到张沅长，但完全持否定态度。
无论如何，钱先生的推测也不是定论。尽管张隆溪先生在2012年的文集中称钱先生的推测“令人信服”③。这一赞辞仍不能阻止竞猜，直到2015年，仍有学者给Sharawadi找出新的对应词—“散乱无纪”。“‘洒落瑰奇’仍非中文成语，而且意涵不明，我倾向以‘散乱无纪’权且代之。”④
坦普尔提出Sharawadgi一词已有三百多年，学者的竞猜也近九十年，汉语的对应词至今未有定论。而陈受颐和洛夫乔伊—两位最有深度的研究者当时和后来提及Sharawadgi都未刻意追寻该词的源头，原因应该在于—该词的意思其实没有疑义，如果一定要找到它的词源，恐怕不能只拘泥于汉语。
(二) Sharawagi源自日语？无论怎么猜下去，这一路向都未跳出张沅长的窠臼。其实就在张文发表的次年(1931)，E. V. Gatenby提出：Sharawadgi出自日语的Sorowaji一词⑤。循着这一路向找出的日语词源也是千姿百态—sorowaji、sawaraji、sawarazu，一直寻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仍无定论。1997年，日本学者Takau Shimada评道：
推测其起源于中国的说法，曾经风行一时，但似乎风光不再，因为缺乏外部证据加以佐证。起源于日本的说法得以幸存，但听上去太富于想象，因而也站不住脚。1685年前后的日本人通常并不用sorowaji来描述中国的园林。假如Sharawadgi源于日本，那么它更可能源自于Sawaraji或Sawarazu，以及它们的衍生词。⑥
这位日本学者实际上否认了从语源学的角度追寻Sharawadgi的研究方法，但他没有提供新的研究思路。如同从汉语词汇中寻找对应词一样，日语的对应词同样也缺乏充足的外部证据。那么，要跳出固有的窠臼，新的路径在哪里呢？1998年，Ciaran Murray提出了新思路：
坦普尔所说的“中国人”，并非真正的中国人，他们一般是指东方人—契丹人。坦普尔其实是被误解了。日本园林一直受到中国园林的影响，坦普尔当然对两者的相似性了然于胸。⑦
这才是问题的关键。坦普尔从未接触过中国人，他说得很清楚—Sharawadgi一词“是从一些在中国人中间生活过的人那儿听说的”①。这些在中国人圈子里生活过的都是些什么人呢？如同本文第一节所述，既然坦普尔是通过在巴达维亚、东印度生活过的荷兰人(还有出版的书籍)获得中国治疗痛风的方法，那么，他是否也是通过这一类的荷兰人获得中国园林的信息呢？Ciaran Murray明白无误地指出—是荷兰人！是居住在长崎外面出岛上的荷兰商人！当年这些人才是连结日本和欧洲的唯一中间人，他们不太能辨别亚洲人种的区别，他们眼里的印度屏风、日本瓷器与中国丝织品一样都属于“中国风”，他们在日本园林里所领略到的“不规则的愉悦”(Irregular but agreeable)和“摹仿自然的匠心独运”(artfully made in imitation of nature)，传到荷兰便成了“中国风”的组成部分—这才是坦普尔构成Sharawadgi的真实背景和信息来源！②
其实坦普尔已透露过自己获取Sharawadgi的途径—“只要见过最好的印度袍或者最好的屏风和瓷器上的画的人，都能发现这类无规则的美”③。印度袍、屏风、瓷器，其来源地是印度、中国或日本。坦普尔在荷兰认识一些从亚洲回来的荷兰人，通过这些人获得亚洲的知识、接触到亚洲的产品，他本人从未去过日本，更没到过中国，他也不识日文和中文，根本无法分辨这些知识和产品来自亚洲的具体国家。但他最赞赏和向往的国家是中国④，于是，把其他亚洲国家的知识和产品都归置到中国名下—包括Sharawadgi。但在坦普尔的时代，Sorowagi已被标准日本语所废弃，却在荷兰人所聚集的南方幸存下来，逐渐被拼写为Shorowaji、Sharawaji，或者如坦普尔所拼写成的Sharawadgi！⑤
这才是可靠的外部证据—即确定坦普尔的朋友圈，寻找他的中国园林信息的来源。不知是否受到Ciaran Murray的启发，2003年，一个历史学科的圈外人钱定平先生也指出了这一方向：
那么，坦普尔又怎么会以日语音来翻译汉字呢？有个旁证。坦普尔爵士当时是英国驻荷兰大使，一部分工作是协调对日本的贸易，所以，打交道的东方人是日本人，从没有跟中国人有直接接触。坦普尔先是从日本人那里得到中国和日本庭园“疏落勿齐”的印象，耳朵里听到的却是日本人的倭蛮鴃舌发音。⑥
无论Ciaran Murray还是钱定平，他们走在正确的路径上，但未考索出具体的史实。直到2013年，荷兰学者Wybe Kuitert才完整地勾勒出Sharawadgi进入荷兰、再进入坦普尔视野的路径：
17世纪三四十年代，荷兰垄断了欧洲与日本的贸易，早期的主要贸易品为纺织品。礼物赠予重要的商业伙伴，并与京都的纺织品商人建立起稳固的关系。极为珍稀的纺织面料被携往日本，作为礼物馈赠权力精英，以便获取重要的贸易合同。而荷兰人通常得到的回馈是和服。纺织面料显然是荷兰商人及其投资人—东印度公司股东—的主要商品。大批来自日本的和服通过荷兰商船被运到阿姆斯特丹，它们不只是作为礼品，同时也是新的、可牟利的货物。从17世纪40年代起，日本人不再是直销商，而是按照荷兰人的时尚要求制作单色的和服。日本袍子—荷兰人称之为Japonsche Rock—成为令人企羡的适合于居家和社交场合的时尚品，被荷兰的商业、艺术和政治精英所追捧。急于获得最新舶来品，像惠更斯这样的人可能会径往东印度公司在阿姆斯特丹的仓库，以便打探消息，甚至直接索要最新产品。时髦的人喜欢把自己的肖像画在日本长袍上，许多荷兰画家在画室里为他们的模特都准备了一件日本裙子。坦普尔也借此机会让一位不久之前给惠更斯的儿子Christiaan画过肖像的画家为自己画过一幅炫丽的画像。两位年轻人画像的背景是一座风景花园：坦普尔的背后是一幅别致的异域背景，Christiaan则面对着古典的景致。①
惠更斯(Constantijn Hugens, 1596—1686) 是荷兰百科全书式的人物：语言学家、作曲家、诗人，同时是有影响的外交家。从年龄上说，他是坦普尔的前辈(两人相差32岁)，坦普尔担任英国驻荷兰公使常驻海牙期间，惠更斯已退休，住在海牙自己精心营造的具有不对称风格的Hofwijck庄园(这一名称具有从宫廷事物中逃离出来的含义，这一点对坦普尔具有决定性的影响)里。惠更斯与坦普尔结成忘年交，坦普尔常常造访惠更斯的庄园，“整个园林就是两人友谊的见证”②。惠更斯的儿子Christiaan Hugens(1629—1695) 与坦普尔同辈，已是欧洲著名的天文学家、数学家和物理学家，与惠更斯父子的深厚友谊，不仅平复了坦普尔处理复杂外交事务所带来的烦恼，而且把他带入实际为日本风格的花园，但这却成为他认识和理解中国园艺的基础。
至此已经明了，坦普尔在海牙从惠更斯父子处获得来自日本的和服、欣赏和服上的“非对称”图案，惠更斯甚至让他意识到园林还是“从繁忙的日常政治中逃避出来的手段”，坦普尔功成而被迫身退，以惠更斯为榜样，筑异域风的园林而居，便是佐证。所不同的是，功德圆满的惠更斯“是怀着好心情逃出来的，而坦普尔却是心绪苦闷” ③。
三 余论自17世纪吹入欧洲的“中国风”(Chinoserie)携带着知识和产品两类—中国哲学、文学、历史著述的译传属于前者，瓷器、丝绸、茶叶、纸张的输出属于后者。而中国园林、中国音乐、中医等既是知识，又是产品，其影响范围同时显现在消费和观念两个层面。
中国园林传入欧洲有两条路径：一条是耶稣会士的宗教路径：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曾德昭(Álvaro de Semedo，1585/1586—1658)、张诚(Jean-François Gerbillon，1654—1707)、李明(Louis Le Comte，1655—1707)、马国贤(Matteo Ripa，1682—1746)、王致诚(Jean-Denis Attiret，1702—1768)、钱德明(Jean Joseph Marie Amiot，1718—1793)、蒋友仁(François Benoist，1715—1774)、晁俊秀(François Bourgeois，1723—1792)、韩国英(Pierre-Martial Cibot，1727—1780) 都是这一长串名单上不可缺少的人物。这批人以法国人为主，其次是葡萄牙人和意大利人。这些人曾亲身游历中国、厕身中国园林之中，按理说他们记录和传播中国园林的可信度和影响力应该超过从未到过中国、用“二手货”构建中国园林观念的坦普尔，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另一条是商人、外交官和旅游作家的世俗路径，其开路先锋远早于耶稣会士，至少可追溯至13世纪来华的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到了17世纪，两条路径并存，但世俗路径的信息通过紧俏的外销商品得以迅速传递并放大影响，如中国外销瓷和外销画上的山水风景，如销往荷兰的日本和服上的花卉和庭园小品，都是中国(日本)园艺向欧洲传播的重要路径，其影响力远超宗教路径。
耶稣会士让中国园林为欧洲所熟知，但熟知并不等于接受。在中国园林入欧之前，占据主流的欧洲园林为法国园林、意大利园林和荷兰园林，其旨趣与中国园林恰恰相反。中国园艺入欧并产生影响的第一个突破口，不在法国，也不在葡萄牙和意大利，而是在英国！这不仅表征着孤悬大陆之外的英伦三岛宗教上的独树一帜，同时也凸显中国园艺进入英国别有蹊径，即耶稣会士之外的世俗路径，这一路径恰与欧洲新教国家—如荷兰和英格兰—所开辟的全球贸易网络紧密相联。17世纪占据欧亚贸易主导地位的是荷兰东印度公司，荷兰人最密切的贸易伙伴是日本人。那么，中国园林的最早传播路径实为一部“三国志”—即日本→荷兰→英国。
坦普尔适逢其地(荷兰)其时(17世纪)。循着荷兰人政治、商业势力所及的印度、印尼、日本，相关亚洲—重点是中国—的各种知识和产品不断传递到荷兰，而夹杂着想象和误解的中国园林观念借助于坦普尔在政界学界的影响力—再加上他的生花妙笔—在17世纪后半叶的英国产生了强烈而持久的影响。
坦普尔能够担当此任，绝非侥幸。原因在于，他不只是中国园林的爱好者。如前所述，他把中国园林观念放到西方哲学长河中思考，把人生的终极追求—快乐—与中国园林观念相联系。换句话说，他输入英国的不是一个怪异的Sharawadgi词汇，而是完整的观念体系。而支撑这一观念体系的，除了前述的通过荷兰获得的真假掺杂的中国知识，还有他从出版物中吸收的对中国历史、哲学的整体认知①。这才是坦普尔的中国园林美学观念能够在他仙逝之后的18世纪被文学家蒲柏(Alexander Pope，1688—1744) 和艾迪生(Joseph Addison，1672—1719) 所信从的原因。由此，“先是有了第一波的‘园艺文化的’(hortkulturelle)、浪漫主义的美学观，随后才有了第二波的‘文学式的’，两者皆来自于同一个源头”②。而等到18世纪曾访问过中国、亲眼见识过中国园林真谛的园艺大师钱伯斯(William Chambers, 1726—1796) 出现时，他要告诉英国人，Sharawadgi观念里的所谓自然园林，不只是停留在摹仿自然，而是以人工的手法(artificial)将园林与自然融为一体，但已经没有几个人愿意听和听得懂了，而钱伯斯的影响，也就无法臻于观念的层面，邱园的宝塔以及其他的凉亭、小桥，正表征着中国园艺影响的衰微，成为一种实践层面的中国元素的点缀。这已是另一篇文章的主题，就此打住。
顺便交代一下坦普尔的结局：他对荷兰的外交成就、对荷兰的深刻研究以及对荷兰的好感在英国无出其右，但也因此遭嫉，连他的提携者和导师Arlington(1618—1685) 勋爵也心生嫉妒③。尽管英王查理二世(1630—1685) 时常问计于他，但最终对荷主战派占据上风，坦普尔经营多年的联合荷兰外交策略彻底被抛弃。
这是1681年，他53岁。这一打击可谓致命，他只能选择辞职。辞职后的坦普尔选择住在伦敦市郊Sheen风景秀丽的古城Farnham，那里有他的小天地—摩尔庄园(Moor Park)，他在这里写作和生活，无比惬意。难忘儿时爱尔兰乡间的记忆，在伦敦履职期间，他就在Farnham买地造屋，尤其钟情于自己的花园。1677年，他在给哥哥的信中称：“我尽一切可能在那里消磨时光，我发现再也没有比我的花园更令人快慰的地方了。”④在荷兰准备辞职前，他特意扩大了花园的面积，并精心装饰，他在园中种植的果树名声在外。他的花园的另外一个特别之处，是园中的道路并非英国式的对称和笔直，而是借鉴了中国式的风格—弯弯曲曲，曲径通幽。一直到1699年去世，他再也未离开过摩尔庄园。按照他生前意愿，人们将他的心脏装在一个银质小盒子里，埋在他的花园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