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里森·福曼(Harrison Forman，1904—1978) 是美国著名的作家、战地记者和探险家^①，1904年出生于美国威斯康星州密尔沃基市，1929年获威斯康星大学比较文学和东方哲学专业学士学位。1930年，他以美国盖尔飞机公司(L.E.Gale Company)上海部经理的身份来到中国，向中国政府推销飞机。1932—1937年，福曼三次前往青海及甘南的藏区进行考察，出版《穿越藏区禁地：对未知之地的探险》(本文简称《穿越藏区禁地》)。1937年8月，福曼因拍摄上海汇中饭店和华懋饭店被炸的短片而名声大噪。1944年，作为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的一员到延安，他采访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贺龙等中共领导人，前往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华北抗日根据地进行战地采访，后据此出版《北行漫记》。学界对福曼的研究，以往多集中在《北行漫记》的相关内容及其影响，而有关福曼对青海及甘南藏区的考察以及其相关论著关注甚少。本文拟根据福曼的著作以及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密尔沃基分校图书馆收藏的福曼日记等，对福曼20世纪30年代在青海及甘南藏区的考察进行梳理，探讨其考察以及《穿越藏区禁地》等相关论著的影响和意义。^②

近代以来，西方人多取道印度进入西藏地区，或绕道克什米尔从中亚入藏，或从蒙古经青海、甘肃前往。美国由于不像英国和俄国在历史、地缘和宗教上与西藏存在着联系，因此直到19世纪末，才开始有人关注并前往藏区，如柔克义(William W. Rockhill)曾在1889年和1892年两次到达塔尔寺，其赴藏活动和相关论著引起了美国政府和公众对西藏问题的关注。在柔克义之后，约有三十多名美国人到西藏探险，其中最著名的是植物学家、语言学家洛克(Joseph Charles Francis Rock)；他发表在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的系列文章，也为英国小说家希尔顿(James Hilton)在1933年出版的小说《消失的地平线》(Lost Horizon)提供了灵感。福曼正是为了寻找希尔顿小说中所描述的香格里拉，决心前往藏区。

在福曼看来，藏区“给人的感觉是难以到达的，加上少数曾征服它的人所讲述的奇异传说，更是被罩上奇特的魅力光环，其神秘往往更能激发人们的冒险精神”^①。福曼1932—1937年对藏区的考察，也是出于这样的冒险精神。福曼由中国北部入藏，主要是在被称为安多藏区的青海和甘肃南部进行考察。他一开始设计的考察路线是：从兰州出发，到拉卜楞寺、白石崖寺以及这一地区的主要寺庙，目的地是寻找位于青海果洛藏区的神山阿尼玛卿山。1932年3月，为开辟一条通往中国西北的汽车贸易路线，福曼曾带领一支考察队，包括9辆货车，20个人，带着电影摄像机、录音设备、便携电灯等，沿着马可波罗的路线，前往新疆。刚到兰州，随行人员觉得条件艰苦(因为有时不仅要自己修路，同时还要防备强盗土匪)，要求返回上海，考察队被迫解散。福曼自己认为，考察队的解散是由于路上土匪的猖獗。^②

在兰州时，为证明阿尼玛卿山是世界第一高峰，同时也为了了解藏族的宗教活动，获得有关藏民生活与风俗的材料，福曼决定前往安多藏区，于1932年5月到达。在甘南藏区考察期间，福曼在三位藏民的陪同下，前往阿尼玛卿山，在青海藏区遭到果洛部落的袭击，他的同伴一个被杀，一个重伤。福曼此行并未到达阿尼玛卿山。1935年圣诞节期间，福曼从朋友来信中得知九世班禅的消息，于1936年1月第二次赴藏，在塔尔寺拜见了九世班禅，将已出版的《穿越藏区禁地》呈送班禅额尔德尼。此后，福曼返回美国，担任电影《消失的地平线》的顾问。1937年6月初，福曼第三次赴藏；据福曼日记记载，他此次去了拉卜楞寺，拜见了准备前往拉萨的第五世嘉木样活佛，将《穿越藏区禁地》一书呈送活佛。^③

在三次安多藏区之行的过程中，福曼都注重寺庙的建筑、活佛的访谈以及寺庙所举行的宗教活动，拍摄了丰富的影像资料。福曼在第一次赴安多藏区考察时，就参观了沿途所有的寺庙；他在考察中对藏传佛教的各种仪式都予以特别的重视，留下了珍贵的影像资料。他拍摄了一年一次的拉卜楞寺黑帽咒师舞，这是反映刺杀曾经在西藏地区进行灭佛活动的朗达玛的故事。在第一次考察时，福曼还拍摄了拉卜楞寺四年一次的跳神法会和佛教戒律的道德舞剧，内容包括密勒日巴劝化猎人戒杀生等等。在第二次考察中，福曼拍摄了1936年2月7日在塔尔寺举行的酥油花灯节。当时发生了地震，塔尔寺也有震感，但班禅对此并未过多关注，而是继续镇定地诵经。班禅的这种镇定自若的态度令福曼极为钦佩^④。福曼在此次考察中还拍摄了九世班禅的影像资料。

福曼在三次考察中注重对活佛和喇嘛的生活、思想和观念的关注，特别记述了他们对现代科学发展的浓厚兴趣。在第一次考察中，福曼在拉卜楞寺拜见了多位活佛和喇嘛，对时年17岁的第五世嘉木样活佛丹贝坚赞颇多赞美。据福曼的记述，活佛关注西方科学技术的发展，拆卸福曼赠送的夜光表和闪光灯，对福曼随身携带的自来水钢笔、指南针、多功能小刀、打火机等这些先进的物品很感兴趣，希望了解有关飞机、火车、轮船等现代交通工具的知识。在当时，藏民普遍认为拍照会摄取人的灵魂，因此在福曼拍摄的有关照片中，会看到很多人都是掩面的姿势，但活佛很快掌握了照相机的原理，并亲自拍摄了喇嘛们的一些活动。令福曼对活佛的“天赋异禀”、异于常人的理解力深感惊讶。在首次藏区之行中，福曼还在拉加寺拜见了一位喜欢收集闹钟的喇嘛。福曼还与隐修僧讨论了传心术、漂浮、超自然力量、幻觉、唯灵论，摄像机、电视机、飞机、聚光灯等物理以及心理学的专门术语，令福曼极为叹服。^①

福曼在记述第二、第三次藏区之行时，同样记载了活佛和喇嘛对现代科技的极大兴趣。在1936年第二次赴藏时，福曼在塔尔寺拜见了九世班禅；据福曼记述，班禅对西方科技、音乐以及美国的佛教信仰等问题，都极感兴趣。1937年6月初，福曼第三次赴藏；在福曼拜会第五世嘉木样活佛时，发现活佛对现代科技的渴求一如既往，特别关注汽车、火车、飞机、电话、电报等科技的发展。^②

福曼在安多藏区考察时，注重对佛教教义的了解，并参加相关的宗教活动。福曼在第一次赴藏区考察时，在同活佛、隐修僧进行交流之余，常常聆听喇嘛们诵经、辩经。他在寺庙的藏书中，看到了《甘珠尔》和《丹珠尔》，加深了对藏传佛教教义的认识和理解。据此福曼认为，佛教与基督教的不同之处在于：基督徒无论做错什么事，只要向上帝忏悔，就会获得原谅，否则就会下地狱；而佛教是无神论，佛教没有全善全知万能的上帝，有的只是永恒的因果报应，佛教徒相信轮回转世说，即六道轮回，人活着就要为过去的孽而赎罪，最终才能从肉体和思想贪图享乐的欲望中解脱，修成佛，涅槃重生。在第一次考察中，福曼还同主持插箭节活动的地位较高的一位喇嘛进行交流，喇嘛告诉福曼：“佛教是自信力的宗教，强调六度，即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和智慧；佛教只会给人指引和帮助，而不会像你所说的西方传教士一样，强迫世俗之人盲目信仰。”此外，福曼还写到佛教最重要的教义之一，即“不可杀生”，因此，冷血地杀掉一个人，是最严重的犯罪，藏人信奉不可杀生，所以不会轻易杀人，一怕对方部落复仇，二怕鬼魂纠缠。^③

福曼在安多藏区考察期间，除了解佛教教义外，还听藏民讲述故事，如世俗之人被苯教巫师催眠后，针刺脸颊并无痛感；窃走金佛像的四个小偷被苯教巫师下诅咒后，两死一病一忏悔，等等。更为重要的是，按照福曼本身的记载，他亲眼目睹了神秘的宗教仪式，既有佛教的起死回生术，也有苯教的恶魔实体化仪式。

福曼在《穿越藏区禁地》中记述了自己所见识的活佛的法力。在第一次的考察中，福曼听说安多藏区有位具有神秘法力的女活佛，便前往甘南藏区白石崖寺拜见。福曼在书中记述了这位女活佛的不可思议的法力。福曼随女活佛进入一个有巨大佛像的山洞，几百只蝙蝠如影随形；女活佛脱下衣服，供蝙蝠吸食血肉，福曼在惊吓之余，向蝙蝠开枪，遭到女活佛阻止。而经过女活佛的祈福，那些被打死的蝙蝠死而复生，女活佛身上原来的伤口也愈合了，皮肤完好如初。这个记述似乎荒诞不经，但有研究者在引用福曼的此段记述后认为，它虽“冲击了视觉统治下的密宗，但有关瑜伽行者的报道，福曼并没有夸大到不切实际”。^④

除了对佛教神秘仪式有所观感外，福曼在第一次考察中，还陪同年长的智者参加了苯教在拉加寺举行的巫师大会，反映的是所谓的“魔鬼和恶魔实体化”。20个苯教巫师围坐成一圈，在大巫师前后三次吹股骨喇叭、喝血酒后，巫师们开始吟唱苯教咒语。根据福曼的记述，他本人在这一过程中，看到了怒目圆睁、能变幻出34只手、8个头的地狱之王，地狱之王跳着舞，脖子上戴着长长的双链骷髅项链，从头到脚挂有大人及小孩的骷髅。福曼在书中还记述道：他自己看到了地狱里的一些魔王，如贪婪之魔、暴食之魔、愤怒之魔等等。在巫师大会上，巫师们齐心协力，最终用意志将他们全部赶回地狱^⑤。福曼将这一仪式写入了《我看到了地狱之王》(“I See the King of Hell”)，发表在1934年12月号的《哈泼斯》杂志(Harper's Magazine)上。柏大卫(David V. Plymire)在其著作《远征西藏》(High Adventure in Tibet)中引用福曼《我看到了地狱之王》的部分论述后写道，“对于西藏人而言，这种黑暗力量是非常真实的，而对于读者来讲，在读到这些内容后会觉得太恐怖而难以置信”；不过柏大卫强调：“黑暗是真实的，恶魔是真实的”。^①

福曼的记述提供了自己对藏传佛教在爱情、情欲方面的见闻，他认为藏传佛教并未要求活佛、喇嘛戒除情欲。福曼在第一次考察中曾采访过一个年轻喇嘛，喇嘛讲述了一个故事，即他的两位兄长曾与他们年轻漂亮的新娘来拉卜楞寺观看跳神法会，结果新娘对喇嘛一见钟情，并竭力劝他离开寺庙，喇嘛也为女子的美丽所倾倒，但很快就“为自己无法抵制诱惑，违背神圣的誓言而自责”，最终“理智战胜情感”，喇嘛从欲望中解脱出来^②。福曼还记述自己在第一次考察时，了解到年轻的活佛居然也处在恋爱之中。

福曼在藏区考察时，亲身体验了藏区的风俗。比如，福曼到达安多藏区后，开始改穿长袖羊皮藏袍，脚上穿着薄底藏靴，头戴狐狸皮藏帽，为自己起了藏名Gomchok Sjub。福曼很快习惯了藏区的饮食，在喝完酥油茶后，会像藏民那样的吧嗒嘴。他还亲自参与了甘南藏区特有的一种祭神风俗，祭山节(插箭节)和密勒日巴佛阁顶层转佛塔活动等。由于他的同伴被杀，福曼亲眼目睹了安多藏区的天葬风俗。此外，福曼也了解了藏族的婚姻习俗，如一夫多妻制、一妻多夫制、群婚制和临时婚制等；饶有兴趣的是，福曼还记述，他们一行四人被一位美丽的藏族姑娘卓玛纳为丈夫，只是卓玛自己后来改变了主意。

福曼返回美国后，出版了《穿越藏区禁地》一书。《密勒氏评论报》评价说，这是一本“读起来津津有味的书”。《北华捷报》在评价时认为，该书“文笔活泼，故事饶有趣味，引人入胜；但此书只适合外行阅读，专家可能持怀疑态度”^③。这样的评价也有一定道理，如福曼在《穿越藏区禁地》卷首放上与活佛的合影时特意说：这是白人第一次站在活佛旁边拍照。实际上，英国人查尔斯·贝尔爵士在1920年就已有与活佛的合影。福曼还认为西藏是“无主之地”，否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再如福曼对白石崖寺女活佛起死回生之术和苯教巫师大会的记述，在福曼自己的日记中，并未发现相关记载。沈剑虹甚至认为，《穿越藏区禁地》“全书凭空捏造”。^④

由于福曼本人在记录时产生的问题，或可能是藏文翻译为英文的缘故，书中出现不少表述不准确和史实错误的地方，还存有明显的印刷错误。如福曼在书中讲到马仲英的时候，出现了两处错误，其一，马仲英在成立“黑虎吸冯军”时，年仅16岁，而福曼在书中则说是18岁；其二，马仲英提出的口号是“不杀回，不杀汉，专杀国民军办事员”，而非福曼书中讲的是消灭汉人。在描写拉卜楞寺的黑帽咒师舞时，福曼提到朗达玛(《新唐书》称之为“达磨”)是在公元897年刺杀了赤祖德赞后继位的，但实际上朗达玛在公元838年继位，公元842年被刺杀。^⑤

尽管如此，不可否认的是，福曼在考察青海及甘南藏区时，对藏传佛教、藏民风俗、喇嘛寺庙等的记述，对西方藏学研究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首先，福曼对安多藏区的考察，留下了大量的影视资料，有助于西方对藏区的了解。同早期西方入藏考察多以绘画、图片来记录藏区情况不同的是，福曼在第一次考察青海、甘南藏区时，就拍摄了有关藏传佛教的宗教活动、祭神风俗、寺庙、喇嘛、藏族服饰以及藏民生活的照片。这些目前收藏在威斯康星大学密尔沃基分校图书馆的资料，为西方社会认识和研究安多藏区的佛教文化、风土人情等，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加之福曼《穿越藏区禁地》的出版以及发表在各种报刊上的文章，不仅是体现了个人的经历考察，同时也是对当时安多藏区社会风俗民情的记录和介绍，正如《泰晤士报》评价《穿越藏区禁地》时所说：这是对“一次令人震惊的旅行的有趣记述，对欧洲人了解这一地区做出了很大的贡献”。^①

其次，福曼对藏传佛教的教义的介绍和评价，提供了认识藏传佛教的新的视角。过去的旅行家们在描写喇嘛时，认为他们都很懒惰、腐化堕落，但福曼指出，喇嘛庙就像大学，但它并不像俗世的大学一样强迫学生学习，通过考试；喇嘛庙虽不授予学位，但喇嘛们终身学习，终身研究。值得提出的是，福曼对藏区的落后及藏人的习俗提出批评，他对藏民虔诚的宗教信仰大加赞赏。福曼甚至对藏民的一些习俗习惯也颇多溢美之词。^②

再次，福曼的安多藏区之行及其发表出版的相关论著，使其名声大振，各机构邀请他发表演讲，这些演讲在当时的美国掀起一股西藏热。福曼相继在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西北大学、《国家地理》杂志、国家历史博物馆、纽约市政厅、旧金山市政厅、费城论坛、密尔沃基博物馆等巡回演讲。特别是他1937年从安多藏区返美后，不少美国人对福曼所描述的朝圣者在信仰的支撑下，离开故乡，风餐露宿，不畏艰险，无惧死亡，朝着塔尔寺前行，一路大礼拜的行为大为震撼。

最后，藏区之行对福曼的人生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在安多藏区考察时，福曼多次被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佛教的神圣、宗教仪式的神秘所深深吸引；随着考察的深入，福曼对佛教教义有所了解，一定程度上对他产生了影响。如初到拉卜楞寺时，福曼认为朝圣者在转经长廊转经筒，犹如仓鼠在转笼中奔跑一生，枯燥乏味，但后来福曼自己在密勒日巴佛阁九层佛塔外悬空转圈以积功德；在看到苯教巫师召唤下的地狱之王和地狱魔王的实体后，福曼认为自己从顽固的怀疑论者变成了不可知论者，相信他的藏区之旅也是“冥冥之中自有安排”，甚至认为他的两位同伴被杀也是“命中注定”^③。福曼1933年从安多藏区回到上海后，不再经商，而是开始游历各国。他通过自己的镜头，记录了重大事件的发生，如欧战爆发，他拍摄波兰战场上的影片，他还见证了淞沪抗战、黄河大决堤、张鼓峰冲突，等等。^④

福曼在20世纪30年代赴青海、甘南藏区进行考察，路途遥远，费时费力，盗匪横行，尤其是著名的阿尼玛卿山，更是人烟稀少，交通不便，几乎与世隔绝。虽然福曼并没有最终到达阿尼玛卿山，没有实现其考察的初衷，但在他三次前往甘南藏区、青海果洛藏区的过程中，不仅关注藏传佛教的宗教仪式，还涉及当地的社会生活，其访谈的对象既有宗教领袖，也有普通的藏民；福曼所撰写的论著及所拍摄的影像资料，不仅为较全面了解20世纪30年代安多藏区的面貌提供了一手材料，也为后来藏学研究留下了丰富而珍贵的文献，其贡献无疑是极为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