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冷战开始以来，美苏双方都试图利用可以获取的各种资源来谋求掌握冷战的主动权。对美国方面而言，大批来自苏东集团的逃亡者①为其提供了一种对手难以获取的独特资源, 而美国自身亦积极采取多种措施对之加以利用。以往学者们在研究该论题时，多偏向于从心理战或情报战角度进行考察，对美国如何尝试在其他层面利用逃亡者的研究论著并不多见②。不过，仔细阅读解密档案资料不难发现，艾森豪威尔就任总统之后，美国还曾尝试招募逃亡者组建志愿自由队(Volunteer Freedom Corps，简称VFC)，以便从政治、军事以及心理等多个层面对之进行系统性的利用，依此部分实现防卫西欧和反攻苏联的企图。关于美国筹建志愿自由队的具体内容，由于与之相关的档案资料解密较少，它并没有得到学者们的太多关注，仅有的几篇论著亦难以向读者展示其全貌③。有鉴于此，本文试图利用美国最新解密的原始档案资料，对该事件的来龙去脉重新梳理，并将之纳入到美国整体冷战战略转变的宏观背景下进行考察。
一 志愿自由队构想的提出随着美苏冷战的不断升级，美国军队在全球范围内承受的防卫压力越来越大。为了在某种程度上缓解此种状况，1950年6月30日美国颁布《洛奇法案》(Lodge Act)，授权招募一批无国籍的反共年轻人补充到美国军队之中。然而，该法案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截至1952年10月30日，尽管有6008人应征，却仅招募了395人①。雪上加霜的是：由于朝鲜战争爆发，美国不得不将原本部署在西欧的一些军队转移至亚洲战场，这无疑更进一步凸显了其兵力不足的问题。
1953年1月，艾森豪威尔就任美国总统之时，上述情形并没有出现任何实质性的改观，朝鲜战争停战谈判进展缓慢，西欧诸国更是面临前所未有的来自苏联方面的严重军事威胁。既是为了满足同社会主义阵营斗争的需要，同时还希望减少美国面临的巨大兵源压力，1953年2月1日，艾森豪威尔便迅速给国家安全委员会执行秘书递交了一份备忘录，提议美国军方在国务院以及负责冷战行动的总统特别助理帮助下，从“铁幕”国家征募一批无国籍的、独立的、反共年轻人来组建一支特别的部队。②
在解释提出该建议的原因时，美国总统表示这很大程度上是借鉴了“二战”时期英国在此方面的经验。当时，为了对抗法西斯德国的进攻，英国特别招募从希特勒统治下逃离的难民组建了英国先驱队(British Pioneer Corps)。艾森豪威尔认为，美国同样可以采用此举来维护其国家利益，并借此更好地鼓动共产党统治地区反共思想的发展③。此外，鉴于美方认为苏联当时早已招募训练了数百万非苏联籍军队来独立作战或协同苏联作战，在冷战“零和博弈”的情况下，这更是刺激它做出类似的回应举措。④
实际上，艾森豪威尔作此提议，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希望以此来缓解美国面临的巨大的难民安置压力。根据美国官方统计，截至1953年6月10日，虽然有403万逃亡者得到了各种不同机构和项目的帮助，但仍有数量庞大的逃亡者等待安置⑤。如此规模的逃亡者一方面为落实志愿自由队计划提供了最好的人力资源保障，但同时它亦对美国的救助安置工作提出了一些新要求。1950年代初，由于战后在欧洲开展的一些难民救助项目已接近尾声，许多新近从苏东集团逃离的人员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安置，“大量叛逃者积压在西欧反而成了美国的累赘”⑥。对这些抛弃家庭、朋友、财产甚至亲人的逃亡者而言，他们到达西方之后如果发现其生活状况远低于以前的水平，这势必会对美国长期开展的试图在苏东集团“受奴役民众”中构建良好印象的努力造成消极影响，同时还会严重制约针对逃亡者开展的其他行动项目的效果⑦。就此而言，总统提议从中招募部分人员组建志愿自由队，无疑可以发挥一举两得的功效。
当然，逃亡者群体的积极反共态度还有助于保证这支新成立军队的士气。在对该群体进行调查时，美国多家调查机构都发现他们普遍想要尽早实现“解放和自由”。例如，1953年纽约海外通讯社(Foreign News Service，Inc.)对110名东欧国家的逃亡者所做调查发现，他们很多人“渴望自由”，“采访中经常碰到的恼人不休的问题是：‘美国将如何解放我们？什么时候会实现解放？’许多人想要参加‘解放军’(liberation army)。”⑧正因为注意到逃亡者自身所具有的这一特性，艾森豪威尔认为该群体“对共产党而言是一个麻烦所在”，志愿自由队计划如果能够得到适当落实，它可以很好地发挥功效。⑨
而在向国家安全委员会解释缘何要将之称作志愿自由队时，美国总统强调这主要是为了突出这些应征者的特征，他们并非为了追求财富而充当雇佣兵，相反，他们是“真诚的、有信仰的、为自由而战的反共志愿者”①。换言之，如此命名等于是为这支部队打上了一个特殊身份印记，而它完全可能进一步调动其战斗积极性，使之成为对抗苏联共产主义的“积极、生动象征”②。在谈到这支新组建的部队规模时，艾森豪威尔认为鉴于当时的紧张国际局势，“看上去可以招募25万名队员”③。
二 组建志愿自由队的可行性考察1953年2月18日，国家安全委员会第132次会议就是否应该组建志愿自由队进行了讨论，除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利(Omar N. Bradley)担心此举可能会给共产党实施渗透提供可能及需要投入巨额资金来招募翻译和其他专业人员之外，组建志愿自由队并没有受到太多的质疑。国防部长威尔逊(Charles E.Wilson)更是建议在考察该构想时，不应将之局限在欧洲，还应考虑它在亚洲的实施潜力，特别是考察能否将之应用于朝鲜战场④。由于尚有一些分歧有待解决，此次会议并没有就该提议即刻做出决定。最终，经过2月25日召开的第134次会议再次考察讨论，国家安全委员会原则上同意组建，并授权成立一个特别委员会以便对总统提议涉及的各方面问题进行考察⑤。由于该特别委员会由已经退役的克里滕伯格(Willis D. Crittenberger)中将担任主席，它又被称作“克里滕伯格委员会”⑥。
为了保证委员会所拟研究报告的准确性，在参照国务院、国防部、中央情报局以及心理战略委员会等部门所提意见建议的同时，克里滕伯格委员会还自行举办了多场听证会，包括国务院西欧事务办公室主任柯林斯(Collins)、美国陆军军官福莱特(Van Fleet)将军、总统助理卡特勒(Robert Cutler)以及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洛奇(Henry Cabot Lodge, Jr.)等多位军政要人都接受了听证。听证结果显示：“所有的证人都基本支持成立志愿自由队的建议，除了柯林斯对该提议的支持有所保留，特别是反对将之应用于朝鲜战场”⑦。
另外，鉴于当时美苏双方之间剑拔弩张的紧张局势，美国国务院、陆军、海军、空军和联合参谋部下设情报机构以及中央情报局等部门联合制定了一份特别评估报告，专门考察社会主义阵营对美国组建志愿自由队可能会做出何种反应。1953年4月13日，评估报告最终出炉，认为尽管苏联会把此举看作是美国决定解放卫星国的一个信号，但它更多的是将之视为美国的一个长期而非马上实施的军事行动，“组建志愿自由队本身不会招致克里姆林宫采取反制措施，尽管它有增加整体战的可能”⑧。换言之，该报告基本认定此举不会刺激苏联方面采取直接军事行动，这无疑进一步增加了总统提议得以落实的可行性。
经过两个多月的紧张准备，在“确定已经掌握了所有能获取的观点，并对可能出现的意外、实施条件以及相关细节问题进行充分讨论”后，1953年4月20日，“克里滕伯格委员会”所拟研究报告正式完成。报告认为“这个设想非常合理，美国应该在适中和节俭的基础上成立志愿自由队”。尽管报告承认它没有获知其他相关国家的准确信息，但预估在接下来的四年里大约可以招募3.3万名合格的逃亡者。与此同时，报告还对志愿自由队在心理层面可能获得的益处进行了特别评估，认为它对反苏工作的开展具有“号召”(rallying point)价值。①
于是，在研究报告出台的翌日，“克里滕伯格委员会”将之正式提交给国家安全委员会计划委员会，建议国家安全委员会予以考察并在5月初启动组建工作②。1953年5月20日，国家安全委员会举行第145次会议，讨论“克里滕伯格委员会”报告，并对其内容进行了微调。修改以后的文件作为NSC 143/2文件, 明确提出同意“建立一支志愿自由队”，责成国务卿和国防部长负责开展具体的组建工作③。在此次会议上，艾森豪威尔总统还特别提及希望克里滕伯格在国防部官员拉夫纳少将的帮助下，继续对该项目的后续推进施以援助，直到真正启动组建工作为止。④
三 志愿自由队的组建尝试和夭折应该说，在“克里滕伯格委员会”的协调下，美国国内各方已经就组建志愿自由队达成基本共识。按照常理，在NSC 143/2号文件的指导下很快便可以启动招募工作，然而，它却陷入了漫长的等待之中。早在项目筹建的前期考察阶段，1953年4月13日，国务院便向“克里滕伯格委员会”建议：“在做出任何最终决定之前，需要同我们的盟国特别是联邦德国政府协商，以便得到它们对志愿自由队项目规模、时机以及现在是否应该开展的赞同。”⑤该建议被“克里滕伯格委员会”采纳，并纳入到了它所做的研究报告之中。正因为此，当总统批准国家安全委员会第143/2号文件后，美国首先着手进行的就是争取西方盟国的赞同和支持。
1953年6月26日，美国国务院向美国驻波恩大使馆发出第3146号电报，要求使馆工作人员同联邦德国政府就志愿自由队问题进行磋商，同时，美国还向驻法和驻英使馆发出了相同的指示⑥。然而，直到1953年7月9日国家安全委员会第153次会议召开之前，美国方面都没有收到与该指示相关的正式回复信息，这使得究竟是否应该启动组建工作在此次会议上发生了激烈争论。在总统特别助理杰克逊(C.D.Jackson)看来，鉴于当时民主德国和其他苏联卫星国局势的发展，启动志愿自由队的组建工作变得更加急迫，总统应尽快发布相关的启动指令；但国务卿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却认为，“在从海外获得更多信息特别是阿登纳(Konrad Adenauer)总理对该建议的回应之前，采纳杰克逊的建议可能是一个错误”⑦。由于决策层出现严重分歧，此次会议并没有对该问题做出任何决定。
1953年7月11日，美国驻波恩大使馆给国务卿发回电报，汇报称“它们(联邦德国)可能不同意在该国组建、训练和驻扎来自铁幕后面的非德志愿军队”。不过，电报认为上述声明可能并非意味着联邦德国政府彻底否决了该建议，“我们的印象是这一回复不是最终回应，在选举获胜之后，总理可能更愿意接受该想法”⑧。与联邦德国方面对该问题的回复相似，法国和英国所作的回复同样不容乐观。具体而言：法国强烈反对美国提议，认为单纯从军事角度来讲组建志愿自由队只有极小的效果，而作为心理战工具其价值更是难以确定；英国则担心组建志愿自由队可能会被视为是一种挑衅，尽管不排除该项目以后可能会发挥作用，但英国方面认为现在启动可能是一个错误。①
在获知西方盟国对该问题的立场之后，杰克逊、克里滕伯格、拉夫纳、克斯滕(Kersten)以及心理战略委员会的相关官员进行了讨论，最终认定“由于距(联邦)德国选举仅有不到两个月的时间，稍作等待而非现在尝试催促美国驻德高级专员康纳特(James P. Conant)加以推进可能更加正确，因为这可能会颠覆其国内的政治平衡”②。经艾森豪威尔总统同意，与盟国政府的磋商工作被延迟到联邦德国选举之后进行。③
联邦德国大选过后，1953年9月8日，总统特别助理杰克逊再次提出美国应该重启志愿自由队的组建工作，并建议总统给康纳特写一封信，向他明确表示总统本人对该项目的兴趣和希望④。不过，杰克逊此次提议却遭到了副国务卿史密斯(Walter B. Smith)的反对。史密斯认为，由于美国近期要同苏联举行四国会议谈判最终解决德国问题，同时考虑到该建议可能会对西欧各国批准欧洲防务共同体造成负面影响，应该再次延迟志愿自由队的筹备工作并反对总统写信催促，因为“现在提出这个问题并不能获取法、英和(联邦)德国三国政府同意提供支持”⑤。最终，总统接受了副国务卿的建议，决定再次暂缓同外国政府就此开展磋商工作，但要求探明联邦德国政府的真实想法，到底是否愿意为该事提供帮助。⑥
虽然经过了两次拖延，杰克逊仍然没有放弃尽早组建的努力。由于苏联明确表示不打算就德国问题进行谈判，同时欧洲防务共同体看上去将会很快得到批准，他认为再次同法、英和联邦德国政府谈判的时机已基本成熟。鉴于美国驻这三国大使前期对该问题不是特别热心，同时担心他们对该项目的重要性了解不够，1953年11月20日，杰克逊特别向克里滕伯格提出请求，建议他亲自出访巴黎、伦敦和波恩，向美国驻法大使狄龙(Douglas C. Dillon)、驻英大使阿尔德里奇(Winthrop W. Aldrich)和康纳特等官员全面解释志愿自由队项目的实质和目的，以便在重启谈判时机到来时他们可以更好地解释该事情。⑦
根据杰克逊所提建议，同时考虑到总统仍然对组建志愿自由队抱有兴趣⑧，克里滕伯格最终于1954年3月26日前往欧洲同美国驻欧相关人员就如何尽早推进启动工作进行协商⑨。但此次出访的结果却令杰克逊大失所望。在同驻外官员和其他相关人士就该问题讨论之后，克里滕伯格向总统提议：“在欧洲防务共同体结果出炉之前应该暂不实施而加以等待，到那时再依据舆论环境和政治及军事考虑做出相关提议”⑩。与此同时，美国进一步增加了通过美国新闻署对逃亡者群体加以利用的强度，该机构特别选取了一些西方国家对逃亡者进行接收、照料、重新安置以及他们融入当地社会的相关故事，突出西方社会对逃亡者的吸引力。⑪
从已经解密的档案资料来看，虽然此后一段时期杰克逊仍然继续鼓吹应该将志愿自由队提议“从冰箱中取出、解冻，并将之列为优先考虑处理的事件”⑫，但直到1955年5月联邦德国恢复主权且正式成为西方阵营中的一员之后，组建的准备工作才出现重大进展。1955年6月14日，经多轮密集讨论，国家安全委员会附属机构行动协调委员会最终认为“暂时搁置该项目的初始环境已经改变，这为组建志愿自由队提供了足够的理由”①。不过，同总统最初建议招募25万名志愿者相比，行动协调委员会此时却提议美国首先尝试建立一支小规模的部队，并建议由国务卿和国防部长协商决定采取该行动的时机②。1955年9月8日，国家安全委员会同意了此建议，9月13日总统予以批准。③
美国总统批准之后，行动协调委员会如何同国务院和国防部就何时启动进行协商的具体内容，由于仍有一些档案资料没有解密，我们尚难以完整地予以阐述。即便如此，1956年4月30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向洛奇发送的一份信件，却在一定程度上向我们展示了国务院对该问题的立场。杜勒斯表示，由于苏联方面当前不再强调军事性的进攻项目，假若美国此时提出开展这项明显带有军事色彩的新战术行动，可能会招致自由世界公众舆论的反对，并且该问题还可能会影响美国在重启裁军会谈之后的强硬立场④。已经解密的行动协调委员会年度总结报告还显示，直到1956年6月30日，国务卿和国防部长还都坚持认为启动该项目的合适时机并未到来⑤。随后爆发的“匈牙利事件”更进一步刺激美国决策者决定更为谨慎地利用东欧逃亡者。虽然“匈牙利事件”爆发之时杰克逊已经离职，他却仍然“希望‘重拾’志愿自由队建议‘来对抗苏联志愿军’”⑥，这随即便遭到了美国决策层的否决。
1957年3月8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特别制定了编号为NSC 5706/2的题为“美国对来自共产主义地区的叛逃者、逃亡者和难民的政策”文件，指示美国不应采取行动鼓励大规模的中国和苏东集团民众逃离其国家；同时要求美国应该限制通过广播或其他方式利用叛逃者和逃亡者，除非它能够取得显著的心理战成效⑦。换言之，该文件进一步限定了对逃亡者的利用范围，无形中更加增加了志愿自由队的组建难度。直到艾森豪威尔第二任总统任期即将结束之时，组建启动工作都没有取得任何实质进展。1960年4月7日，美国总统指示对现有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政策文件进行审查，以确定哪些文件在下届政府可以继续保留⑧。1960年11月25日，国家安全委员会计划委员会正式提议废除NSC 143/2号文件，“因为它包含的内容已经不再有效”；12月26日，总统做出了同意的批示⑨。这标志着组建志愿自由队的提议被正式弃用。
四 志愿自由队无果而终的原因翻阅西方学者的已有研究，不难发现，在讨论志愿自由队无果而终的原因时，他们给出了两种明显不同的解释路径。其中一种以美国学者布兰德斯(H. W. Brands)为代表，认为它更多是由于美国国内的反对，特别是因为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反对才招致了该项目的夭折⑩；另一种观点则更倾向于将之归因为美国欧洲盟国的反对⑪。应该说，这两种解释皆有其合理之处，但全面梳理与该论题相关的档案资料，笔者认为两种解释都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
确实，早在首次讨论志愿自由队提议之时，美国军方便提出了一些反对意见，最明显的是担心它也许会给苏联渗透提供某种机会。但如同前文所述，随着考察的深入，加之“克里滕伯格委员会”对其利弊得失进行全面研究和分析之后，美国各方基本达成了共识。就此而言，将夭折原因简单归结为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反对，有些过于牵强。同时，小布兰德斯自己亦承认他在考察该问题时，“执行国家安全委员会决定的相关机构的很多工作文件，特别是有关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文件仍然没有解密”①，这更是从侧面证实其所作结论实际是一种推断。
表面看来，卡拉方诺的解释更为合理一些，毕竟直到NSC 143/2号文件被弃用，美国也没有同西方盟国就该问题达成最终合作协议。但这只是表面现象，实际上经过多方论证，美国逐渐弱化了对盟国所持立场的关注。例如，早在1954年3月1日，杰克逊便已明确提出：“关键的合作方不是伦敦也不是巴黎，如果它们明白我们真的想这样做，可能会有些不情愿但它们还是会进行合作”②，这等于是点明了英法对该问题的影响并非那么重要；此后不久，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厄斯金(G.B.Erskin)将军亦表示，美国落实NSC 143/2号文件不应继续受欧洲政治形势变化的影响，应该依据总统的期望和未来的美国目标开展行动③；而克里滕伯格欧洲之行之后所做结论同样认为：“这些将军们认为，仅就技术层面而言志愿自由队并没有不可克服的困难。”④1955年9月8日，国家安全委员会最终同意对NSC 143/2号文件第4段进行修正，删除“需要进行外交接触以获得英国和法国政府认同”这一内容⑤。应该说，此举实际代表美国已经基本排除了西方盟国对组建志愿自由队的影响。
既然上述两种解释都有一些缺陷，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该计划最终夭折？对于此问题，实际上美国相关部门或机构在解释缘何延迟启动组建志愿自由队时已经给出了答案，那就是“时机”不合适。对此，笔者认为主要是受以下几方面因素影响：
首先，冷战紧张局势的缓和对启动组建工作产生了重大冲击。随着斯大林逝世，苏联在对外政策方面开始做出调整：一方面，在亚洲地区，由其干预最终导致朝鲜停战谈判完成，结束了该地区长达三年的局部热战状态；另一方面，美苏双方就缓和冷战紧张局势展开了系列谈判，随之而来的是双方交流和沟通的明显增多。在此背景下，两者直接爆发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大大减少，这就使得志愿自由队原本设想应该发挥的军事效能被严重弱化。而及至1955年，随着日内瓦四国首脑会议的召开，诚如美国著名冷战史研究专家希克森(Walter L.Hixson)所言，“提议的逃亡者军队(志愿自由队)无论是对盟国还是对敌人而言都有些过于挑衅”，从而最终促使杜勒斯和艾森豪威尔放弃了该提议。⑥
其次，艾森豪威尔任期美国整体冷战战略的转变对筹建工作造成了严重影响。就任之初，“解放”政策是美国冷战战略的主导，美国决策层都希冀以此来扩大对苏冷战战果，但很快他们便发现，“‘解放’政策并没有使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出来”⑦，“苏联东欧政权在可预见的时期内将保持基本稳固”⑧。此外，在苏联冷战政策转变的刺激下，美国政府不得不重新考虑调整本国的冷战战略，并于1955年1月27日批准题为“利用苏联和东欧卫星国之弱点”的编号为NSC 5505/1号的文件，正式提出应该推行“演变”政策⑨。对艾森豪威尔任期美国冷战战略转变的情况，已经有多位学者撰文予以分析，受文章篇幅限制，在此笔者不做过多介绍。但需要注意的是，对成立志愿自由队的各种干扰因素进行考察，不难发现，之所以决定暂缓组建，很大程度上正是为了避免对该调整造成影响。
如果说到1956年年中美国国内对是否应该设立志愿自由队还有不同声音的话，随着“匈牙利事件”的爆发，美国正式认识到通过激进方式来谋求解放东欧苏联几无可能，这刺激它最终确立了“演变”政策。受其影响，随之而来的就是美国越来越重视扩大同苏联在信息文化等领域开展交流活动，并试图以此实现对苏联集团的渗透。在此背景下，如果继续强行组建志愿自由队，无疑会对美国实施这一新战略造成一定程度的冲击。正因为这样，尽管NSC 143/2号文件直到1960年底才最终废除，实际情况却是随着“匈牙利事件”的爆发，它就基本上被画上句号了。已经解密的档案资料能够对此提供佐证，虽然1956年之后美国决策层偶尔还会对该话题进行例行讨论，但它再没有受到前期那样的重视。
第三，美国决策层的人事变动，特别是杰克逊辞去总统特别助理一职，同样对筹建志愿自由队造成了某些干扰。作为著名的心理战斗士，杰克逊从一开始就对其包含的巨大心理战效能予以高度重视，并认为“志愿自由队如果得到合适的利用，将会很好地服务于我们的整体冷战战略”①，这也是他提出“越早启动效果越好”②的最主要动因。通过前文论述不难发现，正是在他的大力推动下，该建议在早期阶段才不断被考察讨论，同时其相关观点亦对“克里滕伯格委员会”对该问题的考察产生了重要影响。最明显的是，克里滕伯格特别批示委员会应该对杰克逊就组建志愿自由队所持观点进行认真考察，“即便它同我们就该问题以前的想法正好对立”③。这一切随着杰克逊1954年3月辞去总统特别助理而终止，纵使后来他仍然尝试推进尽早落实该计划，但其所做提议却没有得到与前期相似的重视。
结语由于受前述多种因素影响，志愿自由队并没能成功组建，那是否可以据此断定开展与之相关的研究没有太多的意义？对此，答案无疑是否定的。美国决策层普遍认为逃亡者是美国同共产主义进行斗争的“宝贵资产”④，但特别值得指出的是：鉴于该群体的自身特性，将该“宝贵资产”称作是一把“双刃剑”亦毫不为过。如果对该群体缺少必要了解而仓促对它加以利用，很可能会得到事与愿违的结果。不过，通过考察志愿自由队提议，美国进一步增加了对这一群体的了解，同时也丰富了对之加以利用的方式途径。组建志愿自由队计划虽然最终夭折，但充分借鉴这些考察结果，美国决策层很快便推出了包括NSC 5706/2号文件在内的多项针对逃亡者群体的新政策文件，尝试通过其他方法力求最大化其冷战效能，并借此在同苏联的冷战对抗中逐渐占据上风。纵览美苏双方在冷战期间的较量，可以发现还存有多项诸如志愿自由队这样的“未成功实施”的案例，对这类问题进行专题研究，特别是借此深入解读美苏的决策过程，毫无疑问既有助于向读者形象地呈现冷战对抗的有限性，同时，还能够更好地解释冷战缘何会维持一种“长和平”态势。
除此之外，将有关志愿自由队的论题做进一步纵深研究，还可以从中探寻到些许关于肯尼迪政府组建“和平队”的新解释。应该说，正是认识到对逃亡者项目开发利用的困难，继任的肯尼迪总统才选择退而求其次，决定利用美国普通民众而非逃亡者来担当志愿者，以文化外交代替直接军事行动，以此为美国尽早赢得冷战胜利积极摇旗呐喊。当然，肯尼迪政府在筹划组建“和平队”时究竟如何参考借鉴志愿自由队项目的经验教训，需要更多的篇幅进行论述，笔者将在另文中再做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