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法属印度支那三国(越南、老挝、柬埔寨)因中国革命的胜利而吸引了冷战两大阵营的目光，成为各大国角力的重要地区之一，更被美国视为遏制中国势力崛起的关键地带。地缘政治上的牵连，使得中国与印支三国利害攸关。这种息息相关的命运对于双方来说都是双刃剑。就中国而言，印支地区虽然是制约中国向东南亚扩展的利剑，但反过来也是中国提升国际影响力、发展与外域国家关系的筹码。讨论印支事务的1954年日内瓦会议和1961—1962年的日内瓦扩大会议，就成为中国恢复联合国代表席位之前为数不多的亮相于国际舞台的机会。有关1954年日内瓦会议期间中国纵横捭阖地施展外交攻势，化解与西欧国家矛盾、促进印支和平的研究成果已颇为丰硕①；但关于中国在第二次日内瓦会议(简称“老挝会议”)上外交政策及活动的研究则相对薄弱，现有成果集中于中美战略互动和中、苏、越政策协商之上②。本文试图通过介绍“老挝会议”期间的中国对法政策及活动，以展现中国是如何在与美仇雠、与苏龃龉的阶段，借印支事务与法国改善关系、促成邦交重建的过程，揭示中国的“两个中间地带”的外交战略已在形成之中的历史事实。
一 会前中法的老挝政策及接触的意愿1954年的《日内瓦协议》确立了老挝主权独立、政治军事中立的国际地位。1957年11月，老挝革命组织巴特寮的领导人苏发努冯亲王与首相富马亲王达成《万象协议》，同意将所控的桑怒和丰沙里两省政权移交给政府，并组建联合政府以实现国家与民族的统一。然而，美国对于老挝联合政府深感忧虑，意图扶持右翼势力来掌控老挝大局。此举引发了老挝政局动荡和乱象频生，也激起中国与北越的警惕，从而加大对巴特寮的援助以展开反击，夺回对中、越、老边界地带的控制权。
1960年8月，奉行中立主义的富马在部分军方人士的支持下重组政府，但无力解决“左”“右”纷争。1961年1月1日，对老挝局势深感不安的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致信相关国家，提议召开讨论老挝问题的日内瓦扩大会议。
中国将召开国际会议视为一条阻止美国干涉、避免战事蔓延的出路，并可在国际舆论上占据道义高地。周恩来总理向苏方指出，需要“把支持老挝和平中立、反对干涉内政、反对美国挑起战争、赞成和平谈判、召开日内瓦会议这些旗帜抓在我们手里”①。因此，他于1月14日复信西哈努克，同意召开国际会议，以维护日内瓦协议、恢复老挝的和平中立②。不过，中国没有放弃对巴特寮等左翼武装斗争的暗中支持，相信“以打促和”策略的有效性——如同奠边府战役的获胜迫使法国加速和谈，老挝力量占据军事优势后才能具有谈判的实力。因此，中方与越方一起，试图拖延停火以巩固老挝武装斗争的成果，并可得到有利的停火及后续的谈判条件。③
4月21日，日内瓦会议主席国苏联与英国共同发出停火呼吁，并确定在5月12日召开扩大的日内瓦会议解决老挝问题。中国开始制定己方的谈判方针，同1954年日内瓦会议相似，决定区分主次矛盾、集中对付美国、分化西方阵营，并着重团结缅甸、柬埔寨等中立国家。陈毅外长在中国代表团的筹备工作会议上指出：“美国的捣乱、破坏，是不得人心的，甚至英国和法国也不会完全跟美国走，他们之间不是铁板一块，我们是有文章可做的。国际监察委员会三个成员国中，印度还保持中立的地位，加拿大的态度同英国差不多，波兰是支持老挝独立和中立的。缅甸和柬埔寨是赞成老挝中立的。我们要对所有中立国和美国以外的其他国家多做工作，争取同他们一道达成协议，迫使美国接受”④。
不过，由于中苏在意识形态领域发生分歧，中国的参会态度与前次日内瓦会议有所不同：首先，中国虽支持富马的中立主义，但私下鼓励巴特寮的革命斗争，因此反对给予老挝一个类似于奥地利的永久中立地位，不愿国际监察委员会对老挝停火撤军之后的事态发展进行监督和干预。而在1954年，中国愿意将老挝、柬埔寨置于中立地位，并同意国际监察委员会的监管。其次，1954年日内瓦会议上，中苏关系紧密，保持政策及对西方态度的一致，而在第二次日内瓦会议召开前，苏联明显怀有与西方缓和的心态，中国则气势相对强硬、表现出独立性。再者，中国已非当年初出茅庐的样子，经过各种渠道与西方国家打了几年交道后，中国的外交手段更游刃有余、人脉也更为熟络。这些特点将促使中国在分化西方阵营时采取“又打又拉”的策略，既强调自身在老挝事务上的原则，又体现出希望与西方改善关系的意愿。鉴于法国在印度支那事务上的特殊性，法国很快成为中方重点攻克的谈判对象。
法国作为老挝的前宗主国，虽然政治军事地位被美国取而代之，但在经济和文化方面仍保有优势，并根据日内瓦协议保留了两处军事基地(塞诺和永珍下游)及一些顾问、教官和技术人员。⑤这使得法国在印度支那事务上保持着一定的话语权和影响力。1959年8月，中国情报部门就关注到戴高乐上台后对印度支那所采取的中立化态度，认为法国在老挝问题上既支持美国和老挝当局以打击进步力量和削弱中、越影响，又反对美国搞军事挑衅或让东南亚防务集团介入老挝问题；法国支持日内瓦协议，保留在老挝的驻军、对抗美国的排挤。①
不过，当时正值中苏在意识形态领域发生矛盾之际，中国对戴高乐当局采取冷淡处之的态度。直到苏联撤走专家后，中国设法调整与西方关系，重新邀请西方的重要人士访华。1961年2月8日，毛泽东接见法国参议员密特朗时，形象地描绘了中法之间存在一堵墙，但是“意识形态的墙和社会制度的墙，只要在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下，是可以拆掉的。我们与法国没有建立外交关系，这也是暂时的”。他还向密特朗发表了对老挝问题的意见，指出富马政府是合法存在的，不能让美国以武力干涉老挝内政②。毛泽东的谈话强调了两点：一是中法可以跨越意识形态的差异发展友好关系；二是美国才是威胁世界和平的共同敌人。
当中国试图发展与法国的关系并在老挝事务中争取法方的时候，法国政府也在思考如何在老挝问题上与中国打交道。此前，由于中国支持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运动引发法国不满，对华政策出现倒退。随着印度支那局势恶化，戴高乐决意推行中立化政策，因而注意到中国。他一方面以教导者的姿态劝诫美国不要进行武力干涉，因为东南亚不是一个适合西方作战的地方，应该将这个地区发展为一个能阻止苏联渗透的中立区域；法国不支持军事干涉老挝，希望鼓励富马亲王走中立道路③。另一方面，戴高乐试图得到中国对印度支那的中立的保证，打算与中方打交道。法国外长德姆维尔就向美方表示，西方应该参与解决老挝问题的国际会议，这可以是一个与中国建立接触的机会。④
因此，在“老挝会议”召开前，中法双方都怀有开展接触与对话以实现己方解决老挝问题方案的意愿。
二 中法代表在会议期间的接触及其影响1961年5月16日，解决老挝问题的第二次日内瓦会议拉开帷幕。
社会主义阵营的具体方案由苏联代表在5月17日的会议上提出。有两点值得注意：“各种条约和协定中同老挝有关的并与老挝的独立和中立地位相违背的一切条文，包括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及其所附的议定书中的条文，一律失效。”另一条是关于国际委员会职权的，“委员会严格按照老挝三种政治力量签订的停火协定的范围，并在同老挝当局紧密合作之下，进行其工作”⑤。这些意见遵循了中方的建议，一是要价较高，直接要求废除东南亚条约组织；二是只给国际监督机构有限职权，避免在未来阻碍巴特寮的势力扩张。
由于法国在印度支那上的特殊地位，法国代表在5月23日提出了西方阵营的总体方案：给予老挝中立地位；重建一支自保的全国军队；不允许外国部队驻扎或建立供外国军事力量使用的基地或设施，也不接受外国军事教练的协助，除1954年日内瓦协议规定的以外(即保留法国的权利)；应给予国际委员会以完成任务所必需的调查、视察和核实的权力，以及拥有自由地和无限制地在老挝通行的权力。⑥
通过对比，苏联和法国方案之间的差异显著，除了共同点是维持老挝中立地位以外，后续的国际保护和监督职权方面的意见相距甚远。因此，会议期间的中国对法的方针，就是尽可能地让法国同意己方的意见，具体采用了三种体现“又打又拉”的策略。
首先，利用人脉拉近关系，私下沟通。中国驻波兰大使王炳南是法方熟悉的中国外交家之一，他参与了1954年日内瓦会议，与法国外交部原亚大司司长、现法方代表团副团长雅克·鲁有着友好的私交。5月24日，王炳南与雅克·鲁共进晚餐。王炳南首先表达了中国对法国的友好感情，“中国非常重视与法国的接触”，“中国的大门一直为法国敞开”；其次，他谴责美国想要在东南亚取代别的西方国家的影响力，“如果法国和英国能远离美国，而与苏联及中国取得一致，那么大家会达成一项积极的政策。”最后，他对国际监察委员会的职权表达了意见，认为不应该采取一种对老挝国际共管的态度，但也承认监督机制起到了一些效果。王炳南的谈话给法方代表留下了深刻印象：“中国代表团似乎有很大的意愿与法国共事以促进会议取得成功，并想与我们维持有效的接触。需要指出的是，王炳南先生的态度与1954年时有所不同。当时的接触是非常困难的，中国人在回答我们的提议时总是避重就轻。”①
中国驻英代办宦乡——另一位参加过第一次日内瓦会议、为法方所熟悉的中国外交官，与雅克·鲁在6月6日和8日进行会谈。他更具体地谈到了中方对法国方案的不同意见：1.中方赞同法方，即1954年《日内瓦协议》应该作为1961年会议讨论的基础；但老挝的情况已发生改变，不是殖民干涉，而是内战问题；2.法方关于国际监督委员会职权方面的提议，限制了老挝的主权；3.国际监督停火必须按照老挝政府的要求行事；4.法国方案偏离了《日内瓦协议》规定的国际委员会要听从两主席(英、苏)的指示和领导，并在其监督下工作的条例。最后，宦乡强调中方有意愿与法方交换意见并进行合作，如果法方按中方意见修改方案，那就可以被接受。②
显然，王炳南和宦乡都是长期与西方国家打交道的外交官，一方面直抒己见、明确提出双方的差异，另一方面态度友好，表现了希望中法合作的意愿。与他们的对话，让法国代表感到了中方现实主义的一面。
其次，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陈毅和章汉夫是中国代表团的正副团长，但两人都未参加第一次日内瓦会议，不为法国代表团所熟识。但陈毅作为中国外长，又曾在法勤工俭学，对法国代表团采取了和平共处、友好交往的原则性态度，而章汉夫则负责具体交涉，在要价方面态度强硬。6月6日，法国驻英大使、两次参加日内瓦会议的肖维尔受邀到访陈毅的住所。陈毅向肖维尔谈论了总体的国际形势、法美关系、法中关系，但没有直接提到老挝问题。陈毅希望中法关系的改善尽快到来，期待中法经济与文化交流工作顺利开展；他欣赏戴高乐“顶撞”美国的态度；陈毅还提到他在法国的岁月、对法国人民的感情。最后，陈毅表示：中国和社会主义国家会依靠自身力量抵抗(来自美国的)危险，同时法国和英国也应该尽其全力限制美国的扩张活动。
老挝问题则在随后的晚宴时分被讨论，由章汉夫接替陈毅表态。他直截了当地指出法国的方案受到美国的深刻影响，远离了1954年的《日内瓦协议》，不尊重老挝的独立与主权：1.法国方案给予国际委员会过多的权力，这将完全控制整个老挝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生活；2.委员会能够“自由随时”地进行视察，这对老挝造成了事实上的共管；3.中方强调，国际委员会只应有两项监控权：执行停火；撤出外国军队。章汉夫批评法国方案“只会加大两个阵营间的对立”，“得不到老挝人民的欢迎”，“也不会达成任何结果”。陈毅接着缓和了一下气氛，肯定了会议应该达成一个结果，只要法国和英国能对美国施压影响。
肖维尔在会谈记录的最后报告了对中方的看法：中国代表团怀有强烈的反美情绪，这是中国在过去十年的国际秩序下所表露的一种正常反应。法国关于老挝问题的方案不可避免地让中国感到一定程度的失望(“他们曾相信我们先前反对美国干涉”)，因此期待法国能提出更灵活的方案。有趣的是，肖维尔一方面不满受到中方不公正的指责，“我们调停的正当性显然受到深深的质疑”，但另一方面，他又对中方的忧虑感到理解：“中国的确不太容易接受一份让他们对巴特寮及东南亚其他革命运动的未来感到忧虑的文件”。①
可以看到，陈毅和章汉夫的谈话让肖维尔既感到中国所要展现的对法善意，又体会到中国充满革命教义的批判，也让法国部分理解了中国对美国的敌意和对东南亚的忧虑，并给出了希望法方让步、与中方合作的潜台词。
第三，公开批评和私下缓和。陈毅在6月12日和6月26日的全体会议上分别对法国方案做出了评价。12日，他分析和批评了法国方案的不妥，但语气较为委婉：“法国自从1954年以来，对《日内瓦协议》一般是尊重的，对于坚持老挝中立和独立的梭发那·富马亲王和老挝爱国力量，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人们本来有理由期待法国会提出一个比较公正的方案。”“我们愿意假设，法国代表可能没有完全意识到他所提出的议定书草案将引起的严重后果。”②陈毅26日的发言则语气强硬：“美、法议定书草案既不能成为我们讨论的基础，也谈不上把它同苏联方案对比起来加以折衷。”他反对法国提出的关于老挝重组国家军队的问题，认为法国响应老挝中立宣言的内容只是抽象的，还特别提到要取消法国留在老挝的军事基地和军事人员，因为法国把这项《日内瓦协议》赋予的权力转给了美国，“这无论如何不能不被认为是违反1954年《日内瓦协议》的”。③
法国代表团当天向外交部汇报情况时指出，陈毅的态度在老挝三亲王苏黎世会谈后发生改变，原本12日的讲话认为法国方案经修改后可以接受，但26日的讲话则完全反对，并提出要取消法国在老挝的军事特权④。事实上，法方最关注的问题就是能否保留自己在老挝的军事基地和军事教员，想竭力挽留自身的影响力。因此，法方很快做出反应，邀请中方代表私下谈话。
第二天，雅克·鲁与王炳南会谈时提到中方对法国在老挝军事权力的看法。王炳南表示中方的态度实际上没有改变，中国同意维持1954年《日内瓦协议》的规定，但是法国不能将权力转给其他国家⑤。由此，法方感到中方其实是想对法国施压。也就是说，法国能否保留在老挝的特别权力，在于法国是否能在其他方面做出让步。
总的来看，中国虽然在公开发言中对法国方案严厉批评，但主要针对的是美国对法议定书的补充条款；私下的中法接触中，中国则愿意让步，暗示法国可以保留一定的权力，但要换取法方在其他方面的妥协。
面对中方的外交攻势，法国切实感到了压力。随着会议进入对实质性问题的谈判阶段，法国几乎不断地在做出让步。他们越来越感到，虽然苏联代表的态度较为温和，但最终的结果取决于中国代表团的意见⑥。11月29日，法国国防会议决定，为了配合实现老挝的中立，法国决定放弃在塞诺的军事基地，但要竭力保留法国在老挝的军事教官，以及部分军事设施和建筑⑦。经过双方阵营的讨价还价，会议最终达成的《关于老挝中立的宣言的议定书》的第五条条款，给法国保留了一些特例：“如果老挝王国政府认为有需要，法国政府得作为一个例外，将人数明确限定的法国军事教练在一个有限的时期内留在老挝，以供训练老挝军队之用。”⑧
1962年7月23日，经过在日内瓦一年多的艰难谈判，14个参会国最终签署了《关于老挝中立的宣言》和《关于老挝中立的宣言的议定书》等重要文件，促成老挝建立三方联合政府，并在国际社会保证下走中立主义道路。但不得不说，这次的协议只带来了暂时的和平，不久之后老挝又陷入动乱。
不过，“老挝会议”对于中法关系而言是一个促进建交的重要契机。从中国方面看，由于与苏联分歧加大，中美关系依旧不可调和，中国在国际社会上越来越孤立，需要寻求新的合作对象，尤其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开拓与西方国家的经贸和技术交流对于中国而言不可或缺。老挝会议期间，中国对改善与法国的关系表现出强烈意愿，多次提议要扩展经济与文化的交流。1961年6月16日，陈毅在与法国外长德姆维尔的会谈中首先指出：“中法之间不存在对立的问题”，两国已经发展了经济和文化领域的关系，“现在应该建立官方关系”。德姆维尔也表示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都没有冲突，经济交流正常发展。也许双方能提升在文化领域的交流。至于外交关系，“这毫无疑问是指日可待的”①。1962年7月22日，两位外长又进行了一次会面，陈毅直接询问德姆维尔，“中法两国关系是否可以改善，你们是否考虑了这个问题？”德姆维尔表示法国正在考虑这个问题，“中法双方在国际事务上没有矛盾，法国对中国也同样具有好感”。他还表示老挝会议“取得了很好的结果，中法两国互相有了了解。虽然会议开得长了一点，但有了结果后，大家就把过去忘掉了”②。可以看到，中国发出了愿意建立外交关系的信号，也得到了法方积极的反馈。
为了配合中国代表团在日内瓦会议上与法方改善关系的做法，中国国内开始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减少对法国的批评。法方敏锐地感到中国对法态度的缓和迹象，1961年5月19日刘少奇表示支持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与法国进行谈判，这可能是考虑到法国在日内瓦的态度，“因而目前没有对法国进行强烈攻击”③。此外，中国对法国的工业技术产品表现出越来越浓厚的兴趣，希望与法国加大技术合作。中国驻瑞士使馆商务参赞对来访的法国工商界代表称赞了两国贸易和技术关系的发展，并表示“我们两国有许多共同点。两国都希望对其强大盟友保持很大的独立性。在老挝问题上，我们出于同样的忧虑来制定共同对策。”④
对于法方来说，经过“老挝会议”，除了感到中国改善中法关系的意愿外，还关注到两点。一是，他们认为会议期间中苏代表面和心不和，中苏矛盾切实存在。法方发现中国代表私下不谈及苏联方案，都是直接表述中国对老挝问题的意见，体现了独立性，认为中国想在会议中扮演首要角色⑤。戴高乐总统在1962年9月6日同联邦德国总理阿登纳会谈时指出：“在老挝问题的谈判中，中国代表团对法国代表团表现亲近。中国人也想为越南和柬埔寨达成一个类似的协定，以强调他们不是‘帝国主义者’。相反，日内瓦会议上，苏联和中国的代表团之间却几乎没什么接触。”⑥二是，中国对印度支那有着传统和现存的巨大影响力，苏联在此方面比不过中国。法方多次和盟友谈及中国对印度支那的作用，认为要解决该地区的问题，不得不与中国合作。1963年10月的美法会谈上，德姆维尔对腊斯克说：“莫斯科对老挝有什么影响力？她的影响实际上不存在。……我相信中国对北越的影响力越来越大，而俄国则越来越弱。”⑦
这两个方面成为后来戴高乐承认中国的主要原因⑧。阿尔及利亚问题解决以后，戴高乐就筹划承认中国的事宜。据他的亲信阿兰·佩雷菲特回忆，戴高乐第一次对他谈到中国问题是在1962年6月6日，当时日内瓦会议已进入最后文件签署的阶段。戴高乐告知佩雷菲特他几天前与英国首相麦克米伦谈到中国，麦克米伦表达了对中国威胁的忧虑。但戴高乐不赞同英国首相的观点。他说：“整个世界越不信任他们(中国人)和越排斥他们，他们就越是觉得被关进了死胡同。”“我们迟早会与他们进行对话，与他们相处，并和他们进行贸易，以让他们走出城墙，这是符合世界利益的。”戴高乐表示：“总有一天，我们会承认他们，并给世界作出榜样。”①
可以说，正是在解决老挝问题的日内瓦扩大会议期间，中法两国代表通过接触和对话，互相意识到对方在各自的外交战略中的角色，认为两国有建立正常外交关系的必要性。随着1963年上半年中苏矛盾的进一步扩大和印度支那局势的恶化，中法两国领导人正式决定开启建交前的接触，并最终经过两轮谈判，于1964年1月建立了邦交。
三 “两个中间地带”构建中的一个案例从中法在老挝会议上的外交接触以及对两国建交的促进，可以看到当时中国外交政策正出现转向，即开始采取一种后来被称之为“两个中间地带”的外交战略。
关于“中间地带”的构想，毛泽东在1946年8月6日首次指出，认为“美国和苏联中间隔着极其辽阔的地带，这里有欧、亚、非三洲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②随着冷战对峙的加深以及中共对苏联的“一边倒”，一段时期内中共没有再使用“中间地带”的概念。但事实上，毛泽东对于国际局势和世界革命仍有自身的考量。1954年日内瓦会议和1955年万隆会议为中国改善与西欧国家和亚非国家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机遇，也促成毛泽东重新提出“中间地带”的外交战略③。此时，中国对“中间地带”的构想主要是指那些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之间、处于亚非拉地区的民族国家。1957年11月19日，毛泽东与苏联外长葛罗米柯就谈到这个概念：“我们给我国外交部提出的任务是扩大同中间地带国家的联系。对于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目前尚未认真对待，因为这些国家对中国采取不友好的态度。”④可见，中国此时尚未将西方国家明确归入“中间地带”，也没有作为外交重点。
1958年起，在“东方压倒西风”的判断下，随着西方世界内部关系的变化，中国越来越关注法国、联邦德国、日本等国与美国的矛盾。但直到1960年中苏分歧正式公开后，中国才逐步调整与西方国家关系。毛泽东开始构建一个新的“中间地带”，突出西方国家在其中的位置，强调中间地带国家的性质各不相同。1962年1月3日，毛泽东在同日本友人的谈话中指出：“社会主义阵营算一个方面，美国算另一个方面，除此以外，都算中间地带。但是中间地带国家的性质也各不相同：有些国家有殖民地，如英、法、比、荷等国；”“英国和法国是帝国主义，但它们是大帝国主义美国想吃掉的中等帝国主义国家，同美国有矛盾，日子也很难混，可以作为人民的间接同盟者。”⑤
1963年9月2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正式提出“两个中间地带”的概念：“我看中间地带有两个，一个是亚、非、拉，一个是欧洲。日本、加拿大对美国是不满意的。以戴高乐为代表的，有六国共同市场，都是些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过去几年法国人闹独立性，但没有闹到今天这样的程度。苏联与东欧各国的矛盾也有明显发展，关系紧张得很。”⑥这种表述一是将东欧国家也列入了中间地带，二是强调了亚非拉国家与欧洲国家的区别，三是指出了对欧洲国家的总体外交方针，即发展对“第二个中间地带”的关系。
显然，“两个中间地带”的外交战略虽在1963年被提出，但早在酝酿之中。中国在第二次日内瓦会议期间所执行的政策，已符合这一外交战略：一方面，中国支持老挝、柬埔寨等东南亚国家走美苏之间的中立道路，也就是中国的“第一个中间地带”政策；另一方面，中方积极争取法国等欧洲国家与美苏保持距离，即“第二个中间地带”政策。
需指出的是，从中国解决老挝问题的态度中可见，“两个中间地带”外交战略的目标并非是在美苏之间维持一个广大的中立地带，而是建立一大片与中国亲近、共同对抗美苏霸权的地带。对于老挝等亚非国家，中国鼓励他们在对外保持中立的情况下，内部孕育出逐渐强大的革命力量，向中国的意识形态靠拢；对于法国等西方国家，中国采取了“又拉又打”的政策，既原则性地批评他们对亚非弱小国家的欺压，又策略性地加强他们与美苏之间的分歧。可以说，“两个中间地带”的政策仍然是中国革命外交思想的一部分，带有以阶级斗争思维的统战工作性质，①但在具体操作上则显得相对缓和、表现出现实主义的特点。
然而，中国的“两个中间地带”战略要成功还要看对方国家的态度。中国对法政策能有效地促成两国建交，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即中国采取的战略正好与戴高乐自身的外交战略有不谋而合之处：在美苏之间建立均势、多极的力量。中国也正好利用了法国关注的印度支那等问题来进行针对性的运作。因此，中国在中法建交后曾设想能带动一批西欧国家承认中国，改善中国的外交环境，但事实上中国愈加激进的革命意识形态让不少国家望而却步，使中国“两个中间地带”的外交战略在普遍范围内没有成功。
结语总而言之，第二次日内瓦会议期间，中国一方面展现自身对印度支那的影响力和在谈判过程中的话语权，让其他国家重视中国的角色；另一方面，中国也施展了一定的合作精神，改善了与法国等国的关系。依照最后会议达成的协议以及对中法关系的积极影响看，中国在老挝会议中的外交无疑是成功的。但是，从整体态势看，1960年代初期中国的外交环境愈加艰难，这既有中国自身的原因，也与外部的压力有关，而后者又深化了中国内心的对于过去记忆和现有地位的自卑不甘和对自身革命的自豪坚信，使中国对外显露出愈来愈强烈的革命意识形态。尽管中国已意识到外交孤立的困境，试图寻求新的出路，但激进的革命外交观念却一时无法扭转，“两个中间地带”战略也没有得到外界多数国家的良性回应。在中国与美苏之间的互不妥协之下，老挝的和平局面并没有维持多久。很快，整个印度支那地区又陷入长期的动荡不安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