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近代最富争议的历史人物之一，章太炎自认“民国遗民”，又被世人称作“民国祢衡”。他的一生跌宕起伏，充满奇幻。在他的身上，有着多重身份的交叠：既是革命家，也是思想家、学者(被鲁迅誉为“以文章排满的骁将”)。可以说，不论政治，还是学术，章太炎的成就皆是举世瞩目，但与此同时，也不难发现政治上的章太炎与学术上的章太炎似乎呈现出了较为迥异的面貌：政治的相对激进(旧民主主义革命期间尤是)与学术的相对保守(如抵制甲骨金文等出土文献，似成定谳)近乎构成了一对矛盾。对此，学人们或归因于时间迁移(青年时期热情激昂，晚年则趋于颓唐保守)；或归因于思想人格的某种“分裂”。莫衷一是。

那么，章太炎的政治实践与学术实践是否确如惯常所以为的矛盾相悖？他对出土文献的态度又是否确为一贯的抵制与排斥，以至于成为今人评说其“保守”的重要佐证？

鉴此，本文基于布迪厄“场域”理论，以章太炎与甲骨金文等出土文献为切入点展开详尽细致的考察，以期还原其真实的学术态度，同时对章太炎学术思想的一致性加以解读，探究其对学术场域内部以及不同场域之间运行逻辑的深刻体认，由此对所谓的“学术保守”和“政治激进”的矛盾体予以重新认识。

一 关于章太炎与出土文献的争议

学界普遍认为章太炎抵制出土文献，董作宾批评章太炎奉《说文》为金科玉律，不容以金鼎甲骨，订正《说文》之讹误。^①王力也认为：“章氏在序文(按此指《文始·叙例》)中排斥铜器，就是怕人家以甲骨文与金文来批评他的初文。这种预防是徒劳的。”^①那么章太炎对于出土文献是否心存抵制甚至恐惧呢？

从治学背景看，章太炎是一位学术视野宏大，学术胸怀甚为包容的学者。在清末民初西学东渐的大背景下，章太炎对西方文化一直持有积极的态度。章太炎在《文始》卷二“虫”字条的案语中写道：“今言生物者谓鸟兽及人皆自曳行之虫转化，故万物各以虫为象也。”^②这明显受到了西方进化论的影响。在文字与语言的关系上，章太炎受西方语言学的影响，认识到先有语言后有文字，“吾闻斯宾塞尔之言曰：有语言然后有文字”。(《訄书·订文第二十五》)^③章太炎提出的语源学理论更是受到西方语言学的深刻影响，俞敏曾指出：

章氏造《文始》，自言读大徐所得(《蓟汉微言》)，夷考其渊源所自，实出于德人牟拉(Max Mǜller)之《言语学讲义》(Lectures on the Science of Language，1871)。持《国故论衡》之“语言缘起说”后半与牟书第二编中论语根之语相较，承沿之迹宛然。^④

再从对考古材料的态度看，他曾高度肯定了考古材料的作用。早在1900年章太炎就在《中国通史略例》中提出：“今日治史，不专赖域中典籍。凡皇古异闻，种界实迹，见于洪积石层，足以补旧史所不逮者”。^⑤充分肯定“见于洪积石层”者(即考古出土材料)，具有“足以补旧史所不逮”的重要作用。

故无论从治学背景抑或是从看待考古材料的态度，章太炎都不可能对出土文献极力排斥甚至心存恐惧。

而这一推断，也可从章太炎对于甲骨文、金文、《陈仓石鼓》、《三体石经》等出土文献的具体态度中得到印证。

二 章太炎看待出土文献的真实态度 (一) 章太炎对甲骨文的态度 1. 学界的争议：“一贯否定说”与“始疑终信说”

章太炎曾对甲骨文持怀疑态度，此为学界所公认，然而这种态度是否始终如一，成为了学界争议的焦点。由此大抵滋生出两派意见：

一是认为章氏直到晚年一直对甲骨文持否定态度，即“一贯否定说”，以董作宾等为代表；二是认为章太炎晚年已经接受了甲骨文，即“始疑终信说”，以许寿裳等为代表。其中“一贯否定说”在学界占了主导地位。

1910年，章太炎曾写有《理惑论》一文质疑甲骨文^⑥，董作宾将章太炎对于甲骨文的质疑概括为四条：“(第一)是流传之人不可信，因为罗振玉‘非贞信之人’。第二是龟甲刻文不见于经史。第三是龟甲乃‘速朽之物’不能长久。第四是龟甲文容易作伪。”(董作宾认为：“其实，这些理由，都不足以证明甲骨为伪。”)董文还以金祖同向晚年章太炎求教甲骨文而“碰了一鼻子灰”之事，试图证明章太炎直到晚年依然极力排斥甲骨文：

金君于所编《甲骨文辨证》上集自跋中，记叙进谒时情形云：“予以方治殷人礼制，乃告以甲骨文。先生蹙然者久之，曰：‘乌乎可！研机文字之学，《说文》其总龟也。今舍此外求，而信真伪莫辨之物，是不揣其本而齐其末，得无诬乎？’”^⑦

傅杰《聆嘉声而响和》中引章门弟子姜亮夫在章太炎逝世之初的记述，1934年章太炎与邓之诚书及同年所作之《今字解剖题词》、1935年章太炎与金祖同书及太炎先生在苏州章氏国学讲习会上的演讲等为证，认为“章先生对甲骨文主要是怀疑和否定的态度，且基本上是前后一贯的，在晚年(1933—1936) 并不曾有大的变化”^①。

与此相反，许寿裳、王仲荦等则认为章太炎晚年实际上已经开始接受甲骨文。许寿裳《章太炎传·对于甲骨文的始疑终信》中说道：

章先生晚年看见了这些创获，亦改变前说，认为甲骨文是可靠的。对于罗振玉的著作，说亦有可采处，真所谓“君子不以人废言”。惜乎此意未及写出，遽归道山，连腹稿亦埋藏地下，是多么不幸的事！^②

许寿裳虽为章门弟子，然其提出章太炎晚年对甲骨文“始疑终信”却缺乏有力的文献证据，至于所谓“惜乎此意未及写出，遽归道山，连腹稿亦埋藏地下”只能算是推测而无确证。不过，许寿裳回忆晚年章太炎“对于罗振玉的著作，说亦有可采处”涉及两个关键性问题：其一，章太炎是认为罗振玉哪类著作“亦有可采处”？其二，如董作宾所言，章太炎早年怀疑甲骨文真实性的原因之一就是“流传之人不可信，因为罗振玉‘非贞信之人’”。那么章太炎晚年对于罗振玉为人的判断是否发生了重大改变？1935年6月30日章太炎给金祖同的信恰能做出回答。章太炎在信中说：

罗振玉者，足下似未识其为人，仆则素识之。原籍浙江绍兴，生长江淮间，与之谈论于目录、版本、金石之学，亦有根底。……然其夜雨雷中拓片，则伪造欺人者也。比在日本，多造古法帖或汉唐人手迹及元明以来札牍以欺彼中好古之人，后又转以欺中国。前数年在洛阳造一袁敞断碑，近其徒关百益又在洛阳造一袁安碑……此乃一古董商惯作赝物以取利者。今谓之忠厚长者，想罗之始愿亦不及此也。^③

该信写于章太炎去世的前一年，集中代表了晚年对罗振玉的态度：此处应该只是肯定罗振玉关于“目录、版本、金石之学”的著作“亦有可采处”，并未关涉甲骨。而从信中罗列的罗振玉及其徒关百益造假的劣迹可推知，晚年章太炎对于罗振玉的为人依旧不以为然。

可见，若说晚年章太炎对于甲骨文态度有所转变，那么这并非出于对罗振玉态度的转变，而是出于对甲骨文本身真实性的考量。王仲荦《太炎先生二三事》中的片段回忆为“始疑终信”说提供了另一种依据：

现在还有人说太炎先生死顽固，不相信甲骨文，其实不是这样。我有一次去他家，见他从方桌抽屉里取出二三片刻有文字的甲骨，抚摸着说，“这大概不会是假的吧”，可见他并不认为甲骨文是假的，是说有的甲骨片是假的，对真的甲骨文他并不怀疑。^④

胡厚宣亦认为：“许寿裳、王仲荦二位先生，都是太炎先生晚年最为接近的弟子，所言当然非常可靠。”^⑤可知其同样支持“始疑终信”说。

我们认为，关于章太炎对甲骨文的态度，“一贯否定说”似过于绝对，而“始疑终信说”也值得进一步求证。

首先，许寿裳、王仲荦以其亲见亲历试图证明，确实具有一定的说服力，但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他们只提供了“人证”，尚缺乏有力“物证”。

再者，同为章门弟子的孙至诚、姜亮夫却回忆章太炎到晚年依然极为排斥甲骨文。据《一士类稿·谈章炳麟》载，章门弟子孙至诚曾撰有《谒余杭先生纪语》，里面记述道，民国廿四年(1935) 秋，孙至诚曾听章太炎说：“今则以今文乱群经，以赝器校正史，以甲骨黜许书，以臆说诬诸子……怪诞如此，莫可究诘。”^①又据《一士类稿·太炎弟子论述师说》载，姜亮夫信中也回忆说“二十二年春夏之交，苏州国学会邀不佞演讲，大意以甲文为中国较早之文字”，结果“讲稿刊布后，先生大不悦”。^②

可见，仅依傍于“人证”，无法有力支撑起背后的观点。要查明晚年章太炎对于甲骨文的真实态度，还需寻找进一步文献材料作为“物证”。

2. 晚年的关键转向：“信物疑释说”

章太炎与金祖同诸人论甲骨文的书信，便是我们找寻到的关键“物证”。郭沫若《甲骨文辨证序》敏锐觉察到其中的微妙转变：

比者金君祖同得其手书四通，其前二通均以甲骨文真伪为主题，所见已较往年大有改进。如谓“铜鼎可信为古器者什有六七，甲骨之为物，真伪尚不可知”，于铜鼎已由怀疑变而为肯定，于甲骨则由否认变而为怀疑，此先生为学之进境也。再隔若干年，余深信“甲骨可信为古物者什有六七”之语，必将出于章先生之笔下矣。^③

郭沫若注意到章太炎书信中有“甲骨之为物，真伪尚不可知”的表述。实则章太炎晚年与金祖同的另两次通信中亦有类似表述。1935年6月28日章太炎致金祖同信中提到：

甲骨文真伪且勿论，但问其文字之不可识者，谁实识之？非罗振玉乎？其字既于《说文》、碑版、经史、字书无征，振玉何以能独识之乎？^④

在之后给金祖同的信中又再次提到：

龟甲且勿论真伪。即是真物，所著占繇，不过晴雨弋获诸琐事，何足以补商史？^⑤

可见，晚年章太炎看待甲骨文已由绝对否认开始转向徘徊疑惑。而在1935年6月30日与金祖同信中更是明确肯定了部分甲骨文的真实性：

(甲骨文)原其初起，乃刘铁云得之于北京西河沿药铺，以伪充龙骨者。……至刘氏所得于西河沿药铺者，当时只充龙骨贩卖，可知非时人衔卖所造。^⑥

此处已明确指出刘铁云最早在北京西河沿药铺买的甲骨应该是真的，因为“当时只充龙骨贩卖，可知非时人衔卖所造”。可见晚年章太炎不仅如郭沫若所言“于甲骨则由否认变而为怀疑”，而且是由怀疑转为部分肯定。

尽管如此，“始疑终信”说依旧无法完全成立。因为直至晚年章太炎仍对甲骨考释持强烈怀疑态度。故而我们以为“信物疑释”说最为接近真实。这看似矛盾，但在章太炎看来，出土文献本身的真实性与后世对出土文献释读的可信性是两个向度上的问题，这一点从章太炎给金祖同、马宗霍的信中可寻得答案。1935年6月28日与金祖同信中道：

要而言之，钟鼎可信为古器者，什有六七，其释文则未有可信者。甲骨之为物，真伪尚不可知，其释文则更无论也。^⑦

章太炎《答马宗霍论古文大篆书》中亦道：

彝器真赝，虽难尽定，其可信为真者，终有十分之七，若宋以来所作彝器释文，直是无知妄作，无一可信。器自真，释文自妄。^⑧

可见，章太炎虽承认钟鼎彝器“什有六七”是真，但同时认为“其释文则未有可信者”。同样，对于甲骨，在承认部分为真的同时亦指出“其释文则更无论也”。这种“一分为二”的治学态度实则与其深受乾嘉考证学影响，讲求客观实证直接相关。

(二) 章太炎对其他出土文献的态度 1. 金文：更趋开放

对于金文，章太炎同样持“信物疑释”的态度。不过较于甲骨，则更为开放。

首先，晚年章太炎只是承认了部分甲骨的真实性，但却承认了大部分钟鼎彝器的真实性。不过对于钟鼎彝器真伪的态度也有一个变化的过程：早年强烈怀疑，晚年发生重大转变。徐一士《一士类稿·太炎弟子论述师说》载，章门弟子姜亮夫回忆民国二十二年(1933)“先生曾言许叔重《说文解字》亦采山川鼎彝，故金石非不可治，惟赝器太多，辨别真伪，恐非目前世人学力所能及”^①，已经承认“金石非不可治”，只是还是坚持“赝器太多”，难以“辨别真伪”。而1935年6月28日章太炎与金祖同书中更是写道：“钟鼎可信为古器者，什有六七。”^②可见晚年章太炎对于钟鼎彝器真伪的态度，已从一味质疑转为承认多数可信。

其次，由上文所及“先生曾言许叔重《说文解字》亦采山川鼎彝”，可知章太炎承认《说文解字》中收录了“山川鼎彝(之文)”。实则早在1910年《文始·叙例》中就已承认了这一点：

盖古籀及六国时书，骎骎复出，而班固尤好古文，作《十三章》网罗成周之文及诸山川鼎彝盖众，《说文》冣字九千，视秦篆三之矣。非有名器之刻遗佚之文，诚不足以致此。^③

1932年11月22日给吴承仕的信中更是高度肯定钟鼎彝器在文字学上的意义：“今于《说文》有录形义有不可知者，参之彝器石经，容可相说以解。”^④

再次，晚年章太炎对甲骨释读持强烈怀疑态度，但对金文则主要质疑宋以后的释读。在1935年6月30日给金祖同的信中，他指出“识字”有两个途径，除了古书之外，还可来自师徒口耳相传：“凡识文字，非师弟子口可相传，即检阅字书而得者，方为可信。”信中特别强调了师徒口耳相传对于“识字”的作用：

汉儒之识古文，亦由师授。……孝武之世，太史公十岁即诵古文，上有故铜器，一验即知为齐桓公物，明其识之之易也。壁中《尚书》尚有伏生今文可参校，则《春秋传》、《周礼》，并无金文可校，而贾谊、河间献王读之，皆通达无滞。若非字由师授，安能通利如此？后之识钟鼎款识者则不然。宋人则望气而知，清人则强以六书皮傅。^⑤

章太炎列举秦皇焚书近百年后，司马迁尚能识别东周齐桓公之铜器，而贾谊、河间献王在“无金文可校”的情况下均能“通达无滞”地阅读古文《春秋传》《周礼》，以此说明“字由师授”的可能性。可见章太炎认为宋以前的金文释读，尤其是汉儒对金文、古文的释读是可信的，而宋之后则不可信，原因在于“宋人则望气而知，清人则强以六书皮傅”。章太炎《答马宗霍论古文大篆书》中亦特别强调“宋以来所作彝器释文，直是无知妄作，无一可信”^⑥。

2. 《陈仓石鼓》与《三体石经》：积极肯定

若说章太炎对金文的接受还有一定保留的话，那么对待《陈仓石鼓》和《三体石经》的态度则更能体现他对于出土文献的包容。

《三体石经》，以碑文每字皆用古文、小篆及汉隶三种字体刻成而得名。其立于三国魏齐王曹芳正始年间。《魏书》卷九十一《江式传》曰：“(魏初)又建《三字石经》于汉碑西，其文蔚焕，三体复宣。校之《说文》，篆、隶大同，而古字少异。”后历经战乱而亡佚，光绪二十一年(1895) 发现《尚书·君奭》篇残石。1922年再现《尚书·君奭·无逸》及《春秋·僖公·文公》残石。《陈仓石鼓》则于唐初发现于陈仓山(今陕西宝鸡石鼓山)，共有十石鼓，每石鼓均凿有“石鼓文”(大篆)，共约700字，其凿刻年代尚有争议，大多公认其造于先秦。

对于《三体石经》《陈仓石鼓》，章太炎不仅承认其真实性，且高度肯定其文字学上的意义。1910年《文始·叙例》中就已明确指出：“古籀慭遗，其梗概具在《说文》，犹有不备”，而“《三体石经》《陈仓石鼓》之论，亦足以裨补一二。”^①明确指出《说文》并未罗网所有古文籀文，《三体石经》《陈仓石鼓》等可裨补阙漏。而对于与甲骨文同属清末出土文献的《三体石经》，则更是将其提高至与《说文》同等重要的地位：“《说文》与《三体石经》，同为小学大宗。”^②由与张伯英的两次通信^③中可感知其对《三体石经》的发掘保存等事宜甚为热心。

三 章太炎对于场域规训的深刻体认

显然，在如何看待出土文献这一问题上，章太炎并非如我们惯常所以为的那样，即简单的一贯抵制与否定。实际上，在面对不同出土文献，他的态度存在一定的差异性。相对于甲骨金文，《陈仓石鼓》与《三体石经》的接受度就高得多，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对甲骨金文的认同度也渐趋开放，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出于谨慎仍作一定的保留。

可见，章太炎“学术保守”的背后实则反映的是其一贯严谨的治学态度，进而言之，反映了他对学术“场域”内部规训的深刻体认。

所谓“场域(field)”，是当代西方著名社会学家、哲学家皮埃尔·布迪厄“社会实践理论”中一个重要范畴，用以指称主要由语言外参数构成的一定社会空间联系，是各种力量调整定型的“某种被赋予了特定引力的关系构型”^④。在布迪厄看来，“‘社会宇宙’大致相当于通常意义上的社会，复数的‘社会世界’相当于构成社会的各个具体社会领域”，即“由相对自主的社会小世界构成”，而所谓的小世界，也就是场域。“在高度分化的社会里，这些小世界自身特有的逻辑和必然性不可化约成支配其他场域运作的逻辑和必然性”，即“不同的场域具有不同的游戏规则”^⑤。言语行为的这些“游戏规则又有‘构成性规则’和‘策略性规则’的两大分野”^⑥，不过，决定一个场域基本格局的是其构成性规则。“每一个场域都拥有各自特定的利益形式和特定的幻象，场域创造并维持着它们。”^⑦

进而言之，无论政治、学术、法律、文学等等，都是一个个彼此相关而不相等的场域，不同的场域内部具有着不同的力量关系，从而形成不同的规训。故而，在不同场域中开展实践都势必需要尊重和遵循相应的内部规训，尤其是其中的“构成性规则”。

就此而言，章太炎学术方法上的固执、犹疑和政治上的相对激进，看似在表面上构成了鲜明对比，实则却互文见义，在深层次上体现出高度的一致性，即处于不同场域中对不同内部规训的严格遵循：处于学术场域中的章太炎严格遵循着学术场域的内部运行逻辑，而一旦进入政治场域，同样也自觉遵循政治场域里的规训。从中也反映出了他对“场域”的有机性、边界性、规则性、流动性的深刻体认。

就学术而言，他早年入杭州西湖之诂经精舍，师从朴学大师俞樾。虽日后独成一家，然一生问学，实本于曲园，故而治学最重证据。对于言之无据者，深恶痛绝。

尽管早年为激进的民族主义者，但依然出于一贯的治学态度，舍“黄帝纪元”而取“共和纪元”。在1906年12月13日与钱玄同书中他批评了近人“绝无证据”却又将中国纪元之起点“远推黄帝”的做法：

中国纪元之说，仆唯取共和为是。非直慕美名，以年表于此造端，始有甲子可推。近人多喜远推黄帝，既有显扬祖德之美，故仆亦不加辨难。其实黄帝至今，年历修短，人人异说，而又绝无证据。^①

晚年与沈延国的信中也严厉批评：“引人之说，不叙来历，此乃近人之通病。”^②故对于无法说明来历的可疑的材料，章太炎往往采取怀疑的态度。

再如上文提及章太炎以为“今则以今文乱群经，以赝器校正史，以甲骨黜许书，以臆说诬诸子……怪诞如此，莫可究诘”。由此遭世人诟病。姜亮夫对此辩驳道：

以赝器校正史：此与下文“以甲骨黜许书”二语大为当时学人所诟病。盖先生早年于此固曾张其挞伐，盖阮、吴诸家之说不足以服人而甲骨出处不明，又无其他有力佐证。^③

“甲骨出处不明，又无其他有力佐证”正是章太炎早年怀疑甲骨的最主要原因。事实上章太炎于1910年写《理论惑》时，罗振玉尚无法说明甲骨的来历(直到1911年才真正找到甲骨文的出土地——河南安阳小屯村)，且甲骨文在历代典籍中均未见(“刻画、书契无传焉”^④)。

晚年他在给金祖同的信中再次强调甲骨文“既于《说文》、碑版、经史、字书无征”，故而怀疑罗振玉“何以能独识之乎”^⑤。

此外章太炎也批评了“本非先师所授，又于文字无所从出，徒以臆见定之”的轻浮学风，并引述了孔子、班固的话：

孔子曰：“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班氏云：“古制，书必同文，不知则阙，问诸故老，至于衰世，是非无正，人用其私。”^⑥

孔子和班固的这种“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的态度实则亦是章太炎的态度。侯外庐《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史》指出“这种怀疑态度，在太炎时代不完全是错误的。因为他是一位忠实于其方法论的学者，只有他的形式逻辑所能理会的东西，才能使他坚信不疑，而反之他的逻辑所占据不到材料(当时文化水平所供给者)，只能使他多闻阙疑，学者态度的本色应如此”^⑦。《一士类稿·太炎弟子论述师说》中姜亮夫也总结道：

大抵先生于甲文因其“来历不明”而疑之，并固治学谨严者应有之态度，世人方以此见诟，盖不思之甚耳。^⑧

由上，我们认为：

首先，章太炎对待出土文献的谨严体现在其并非如惯常所认为的只会一味否定，而是基于证据材料的收罗积累后在态度上产生相应的转变。且值得注意的是，其对待甲骨文、金文、《陈仓石鼓》、《三体石经》等的具体态度皆因证据的多寡可靠与否而有所差异。这当中构成了认知上的一个连续统，反过来亦可再次印证章太炎的治学谨严。

其二，章太炎的谨严务实并非仅限于对待出土文献问题上，而是体现为一贯的治学态度，反映了他对学术场域内部规训的深刻体悟与严格遵循。

其三，对于章太炎政治上的相对激进和学术上的相对保守，表面上构成一对矛盾体，实则并不矛盾。新旧交替、群情激荡的年代里，需要国人有奋发昂扬的战斗精神，有社会担当的勇气以及救亡图存的责任感、使命感。那么作为一名坚定的民族主义者与革命家，章太炎不可能潜心于故纸堆，只安心做一名学术人，他需要激情的思考。然而在学术场域中，有着与政治场域不同的运作逻辑与内部规则。它要求的是尊重事实，用一种科学的态度，冷静客观地做出分析判断，而非凭借激情的思考。由此章太炎所谓的“保守”并非简单的保守，而是一贯的谨严的治学态度使然，换言之，学术上的章太炎似更具科学态度。可见，身兼革命人与学术人两种身份的章太炎，其在不同场域内开展的具体实践看似矛盾，实质上，其行为方式的差异均是基于其对各个场域内部运行规则的深刻体认，故而就这一点而言，二者互相关联，在根本上饱含着高度的一致性。

四 结语

在世纪之交，国学大师“章太炎”以一种特殊的方式为中国近代史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他身兼革命人与学术人双重身份，在政治场域与学术场域开展了不一样的社会实践：政治场域里相对激进，学术场域里相对保守，由此构筑了两大场域间的“矛盾”表象。

就学术场域而言，学界普遍以为章太炎抵制、排斥出土文献(似被视为学术保守的典型例证)其实并不成立，章太炎对出土文献的真实态度并非是强烈排斥甚至心怀恐惧。对于甲骨文，所谓章氏“一贯否定说”同“始疑终信说”均缺乏足够依据，晚年章太炎实际上已经承认部分甲骨的真实性，只是对甲骨文的释读依然表示怀疑，故而确切的说法当为“信物疑释说”；对于金文，章氏则更为开放，晚年已承认大部分钟鼎彝器的真实性，并且承认宋代前，特别是汉儒对于金文、古文的考释，而对宋代后的金文释读则持怀疑态度；而对于《陈仓石鼓》，特别是亡佚千年后又于清末出土的《三体石经》，章氏更是持极为积极的态度，不仅承认其真实性，而且高度肯定它在文字学上的意义，认为其有裨补阙漏、考释古文、订正《说文》之功用，认为“《说文》与《三体石经》，同为小学大宗”。由此一方面还原了章太炎对待出土文献的真实态度，另一方面揭示出章太炎一贯的严谨求实的治学态度。

此外，所谓章太炎“学术场域的相对保守”和“政治场域的相对激进”，均是基于对“场域”的有机性、边界性、规则性、流动性的深刻体认以及对不同场域内部“规训”的严格遵循，彼此并不矛盾，更可互文见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