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河南时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自此以后，作为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思想重要体现之一的“经济新常态”就陆续出现在党的重要文件、中央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文献中。2014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指出：“中央政治局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创新宏观调控思路和方式，积极破解经济社会发展难题，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基本完成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坚定不移反对腐败，有效应对各种风险挑战，各方面工作取得新成效，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打开新局面。”①
2014年11月9日在亚太经合组织(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习近平对中国经济“新常态”进行了全面阐述，可以说是首次向国际上阐明了中国对经济发展新阶段的看法和判断。随后，在2014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首次系统阐述了经济“新常态”的内涵、特点和趋势性变化。这次会议分析了在新的时代背景和发展阶段下，我国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出口和国际收支、生产能力和产业组织方式、生产要素相对优势、市场竞争特点、资源环境约束、经济风险积累和化解、资源配置模式和宏观调控方式等方面发生了趋势性变化，在此基础上从九个方面深入阐述了经济新常态的科学内涵；同时明确指出：“我国经济正在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正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经济发展方式正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经济结构正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经济发展动力正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显然，这是一个非常全面和深刻的分析和阐述。
由此，我国逐步形成了“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的基本判断和思想共识。在2015年7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指出：“当前，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没有变，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保持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必须有新理念、新思路、新举措，要认真总结经验、深入分析问题，把发展理念梳理好、讲清楚，以发展理念转变引领发展方式转变，以发展方式转变推动发展质量和效益提升，为‘十三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指好道、领好航。”至此，中国经济“新常态”作为新一代中央领导核心的重要执政思想和理念逐步走向成熟。从理论视角看，它不仅成为表征中国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的重要概念和认识方法，而且也成为准确把握与认识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
二 站在新的历史阶段把握新常态的大逻辑与基本特点中国经济新常态，既是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国际环境发生深刻变化的重要体现，也是中国经济自身发展出现阶段性特点、面临创新转型的重要战略抉择。全面认识和把握经济新常态，必须从国际和国内两个环境变化与时代特征和要求出发加以全面理解。
首先，从国际发展环境来看，危机后全球经济发展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全球化发展面临各种新的挑战，世界经济亟待进行深刻的结构性调整与发展动力重塑。中国提出经济新常态正是顺应世界经济发生深刻调整的重要体现，也是科学认识中国经济空间条件发生深刻变化的重要体现。
中国经济在近40年发展历程中，对外开放发展成为最大的亮点和经验之一。正是通过开放发展，中国经济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和全球价值链体系，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引进国际技术，借鉴国际经验，运用国际资本，发展国际贸易，推动国内产业结构演变，尤其是发挥大国经济比较优势，充分发展制造业，实现制造业崛起，奠定大国崛起的重要基础。同时，也是通过开放发展，成功运用国际通行规则，倒逼国内体制机制创新，使开放与改革形成良性互动发展，构筑国内经济崛起和发展的制度环境和优势。
但是，2008年危机发生以后，全球经济发展格局开始发生深刻变化和重大调整。首先，危机发生以后，尽管各国采取了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刺激全球经济增长，但目前全球经济平均增速仍然维持较低水平，全球大宗商品价格复苏乏力、全球通缩压力犹存、世界制造业继续低位运行、全球贸易增速走低且连续四年低于世界经济增长、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和风险上扬以及新的地缘政治因素和地区冲突加剧、英国脱欧以及区域性投资贸易规则调整等许多新变量等，更为世界经济增添了新的不确定性因素，进一步加剧了全球经济“低利率、低通胀、低增长、高负债”的“三低一高”态势。
显然，世界经济已经告别上一轮增长周期，在旧有框架下达成全球经济再平衡几无可能。同时经济全球化条件下贸易不平衡常态化，通过再平衡恢复到原有平衡状态，将很可能导致世界经济又一次危机周期的开始。世界经济的真正复苏和持续发展，已不是在旧的发展周期和框架下纠正失衡和实现再平衡的问题，而是需要根据新的发展周期和需要，寻求新的增长动力、构建新的增长结构，实现具有创新、活力、包容和协调发展的世界经济新目标和新常态。
从未来发展看，世界经济新周期，应当包含这样几方面的深刻内涵：一是世界经济结构面临深刻调整和重构，特别是全球化推动下的传统分工体系和经济结构面临深刻创新和改革。传统的生产型经济体(如中国、印度等)逐渐转向扩大内需并培育内生性增长动力；传统的消费型经济体(如欧美等)逐渐实行再工业化并扩大实体经济份额；传统的能源型经济体也会随着页岩气技术等新技术和新能源革命而发生结构性调整。二是世界经济地理板块和结构会随着新兴经济体的崛起而发生新的变化，原来主要由欧美日主导世界经济增长的格局正在发生改变，亚洲经济以及其他新兴市场经济体崛起将会在更深刻的层次上改变世界经济格局。三是世界经济增长动力发生新的转换，后危机时期新科技革命和新能源革命将掀起新一轮经济增长上升周期，全球范围内的创新驱动发展的动力机制将会逐步形成。四是全球经贸规则面临重大调整和重构，特别是随着TTP、TTIP以及TISA、RECP等谈判和建设不断加快，全球贸易自由化、投资便利化程度进一步提高，新一轮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的重构基本实现。五是中美经济新常态成为世界经济新常态的重要组成部分。中美经济新常态和再平衡正在整合形成过程中，表现为美国在强调消费拉动的同时，也在扩大工业化和再工业化；中国开始积极扩大内需。如果中美之间通过各自努力达到战略平衡，达到一个更高层次再平衡，形成中美经济新常态，这将会对世界经济产生十分重要的影响①。
在世界经济新老周期转换的过程中，新一轮科技革命和能源革命正在孕育中，新技术、新产业等尚未形成新一轮发展的引擎，世界经济长期增长依旧缺乏新动力。但是，令人欣喜的是，许多国家已经开启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序幕，如美国全力打造的制造业创新网络，德国提出“工业4.0”，日本提出聚焦机器人、再生医疗等“制造业白皮书计划”，印度全力打造的“数字印度”、“技能印度”，中国则提出“中国制造2025”、互联网+、大众创业和万众创新等。世界经济的科技创新和结构调整产生的新引擎和新动力，已经让我们看到了新一轮全球经济周期性发展的新的希望和信心。
世界经济正在发生的这些深刻变化，也必然使得中国依靠原来充分有效利用国际市场、迅速成为世界贸易的大国的发展方式面临重大调整，尤其是面对危机后国际贸易和投资增速下降的挑战，中国的贸易增速到了一定阶段后也必然会出现拐点，依靠国际市场和扩大出口贸易拉动增长的模式亟待转变；未来也必须把经济增长的动力更多放在创新驱动和扩大内需上来。
由此可见，世界经济的重大调整，国际环境的深刻变化，必然使得中国经济顺应新一轮世界经济发展周期的趋势，从增长速度变化、增长结构优化和增长动力转换等方面适应世界经济发展新周期的需要。中国经济新常态也正是适应和体现了这样的新变化和新趋势。②
其次，从国内经济发展阶段来说，中国经济发展经过近40年的发展，已经出现了一系列新的积极的特点，也面临一系列深刻的矛盾和问题。中国提出经济发展新常态，正是从时间上反映了中国经济历史与现实发生更替变化的结果，也是中国经济经过近40年发展以后进入新阶段的必然反映和现实选择。
经过改革开放以来近40年的发展，中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经济大国：目前的GDP总量稳居世界第二，比处于世界第三、四位的日本、德国都要高1倍以上；中国制造业产值占全球比重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有229种工业产品的产量位居世界第一。中国也成为全球第二大进出口贸易国，货物贸易世界第一大出口国，也是世界上第三大服务贸易大国。经过40年发展，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和国际地位稳步提高，中国已经以世界第一大制造业经济体，第一大外汇吸引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第二大贸易国，第二大投资国等等，稳居世界经济大国的地位。
但是，中国经济大国地位的确立，并不意味着中国已经实现经济强国梦想。从国内发展阶段来看，尽管目前经济总量世界第二，但是人均收入水平还很低；制造业虽然实现大国崛起，但是总体上位于全球产业链的中低端；虽然是进出口贸易大国，但贸易增加值比较低，总体上还处在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虽然是服务贸易大国，但是高附加值的有竞争力的服务贸易比重还不高；经济增速虽然保持中高速，但是经济发展的质量效益还不高，发展的环境代价和成本较高；尤其是过去持续三十多年的高增长，主要依靠的是要素驱动，尚未形成创新驱动发展的新动力。从国际发展环境来看看，我们之所以不是经济强国，关键在于我们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还缺乏应有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尤其是面对全球经济贸易规则的重构，中国仍然尚未发挥其作为经济大国的地位，在全球政治经济新秩序中构建过程中，还没有充分体现中国经济大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作用。③
在这种现实情况和背景下，中国经济在发展中也出现了一系列新情况和新问题，经济增速出现换挡，进入中高速的阶段，经济运行质量和效益亟待提升；结构调整与升级转型十分紧迫，产业升级转型与提高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任务十分艰巨；各种城乡发展、区域发展、产业结构、收入分配等等的所谓“不平衡”问题严重制约了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更为重要的是，原来支撑经济高速发展的比较优势条件发生改变，国内的体制机制也无法顺应新一轮开放型经济发展的需要，更不能够适应全球投资贸易规则的新要求。因此，中国经济新常态也立足中国经济发展新阶段，顺应发展规律变化，体现了未来一个历史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发展任务。
从国际和国内两个发展层面来看，我国经济发展的环境、条件、任务和要求等发生了新的变化，经济发展进入了新常态。新常态可以说是国际经济环境调整与国内发展阶段变化的新特征和新要求的必然反映，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必然趋势。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特点有如下几方面：
一是经济增长速度发生变化，即从原来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经济增长要从主要依靠速度型向质量效率型转型，体现经济发展的质量与效益导向。因此，经济新常态的第一个含义就是经济增长速度会发生深刻变化，尤其是所谓的传统的超高速的赶超型增长速度将可能会转变为中高速的赶超型增长速度。对此，我们必须要有新的理念和新的认识，需要我们转变长期以来中国经济高速甚至超高速增长的惯性思维，正确理性看待中国经济增长。
二是经济结构发生重大调整，要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存量并举，更加注重经济结构优化和完善，提高产业结构发展能级与竞争力。这里，非常关键的一点就是，中国经济在传统高投资推动的高增长模式下，赶超过程中出现了系列内在的结构性矛盾和困境，多年来累积形成的城乡结构不平衡问题、地区结构不平衡、收入分配结构不平衡问题以及产业结构不平衡问题等四大结构性困境长期制约中国经济增长和可持续发展，尤其是产业结构失衡，结构性过剩与结构性短缺并存，资源配置扭曲，全要素生产率和资源配置效率降低，一系列结构性扭曲迫使我们不得不把重点放在调整经济结构问题上来，这就必然会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战略举措。唯有通过结构性改革，方可使中国经济在更加合理和优化的结构性基础上继续前行。
三是经济发展动力发生转换，要从原来的要素驱动增长转向创新驱动发展，实现创新驱动发展的新格局，经济增长更加注重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来实现。显然，这些变化意味着我国经济向形态更加高级、分工更加优化、结构更加合理、质量效益更加明显的新阶段迈进，也有助于引领中国经济真正实现从经济大国迈向经济强国的战略。显然，经济新常态也进一步表明，中国经济增长的实践也离不开一般经济学和经济增长理论的大逻辑。经济增长理论表明，经济持续增长需要新的动力，尤其是需要从传统的要素驱动型增长转向创新驱动型增长，从而确保经济增长走出收益和效率递减的怪圈，走向效率递增的所谓新经济增长模式。这其实也是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根本和实质所在，即必须找到新一轮经济赶超增长的内在动力机制。
有必要强调的一点就是，经济新常态下，我们需要采取各种有效措施防范风险，确保经济转型升级与创新驱动发展健康运行。无疑，在传统增长模式和产业结构失衡环境下，我国经济运行中积累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风险，如产能过剩风险、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高杠杆化与金融系统的潜在风险等等。因此，经济新常态需要树立有效监管思维，防范各类风险，确保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过程中不发生系统性经济和金融风险。
三 经济新常态的关键是增长动力转换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要在长期内继续保持中高速的赶超型增长趋势，未来发展的重中之重在于推动增长驱动力转型，通过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中国经济突破中等收入陷阱阶段，迈向高收入经济体。中共十八大明确提出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强调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为此，一个重大的战略抉择就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新战略。
必须从经济新常态的内在要求理解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际上，从经济学原理来看，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另一个学理性含义，就是在中国经济增长的生产函数下，目前的生产要素投入的结构和源泉必须发生深刻转变。这就是说，支持传统意义上的中国经济赶超和高增长的劳动力投入结构、资本投入结构以及资源、能源和环境条件等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突出表现在，支持原来高增长的人口红利、FDI红利、土地红利、资源依赖等传统比较优势开始衰减，由此出现劳动力成本上升等要素成本约束、资源环境约束、资本报酬递减等约束，导致原有的生产要素高投资驱动高增长的效率逐渐递减。因此，传统增长的动力机制出现衰退，需要从要素驱动增长转向效率驱动和创新驱动的新增长动力和源泉，通过转换增长动力，扭转递减型增长趋势，实现收益递增性新增长。换句话说，中国经济新常态的核心并非是放弃高增长，甚至有意不要高增长，而是因为过去的数量型增长遭遇前所未有的高成本困境和环境约束，高要素投入驱动的高增长已经无法维持，因此不得不寻找新的增长动力：通过实施创新驱动新增长，进一步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加快技术创新和进步，进而确保中国经济实现有效率和高质量的增长；通过质量和效益提升弥补增速减缓的空间，实现有质量与效益的赶超型增长。正如2014年6月9日，习近平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七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二次院士大会上提到的：“老路走不通，新路在哪里？就在科技创新上，就在加快从要素驱动、投资规模驱动发展为主向以创新驱动发展为主的转变上。”
尽管在经济新常态下，中国经济长期保持继续赶超型增长的基本态势和趋势不会发生改变，但是，中国经济持续赶超型增长的动力亟待转换，经济增长需要从要素驱动型、数量扩张型的赶超式增长走向创新驱动型、质量提高型的赶超式增长；需要通过加快推动科技创新、技术进步、促进科学研究以及技术专利发明等科技要素，紧紧依靠一系列的制度创新过程，实现巨大的产业化、市场化和商业化的创新发展和升级过程。唯有这样的科技创新过程，才可以提升产业活动效率、劳动生产效率以及全要素生产率，进而提升经济增长的内在效率和质量、效益，真正推动中国经济转变发展模式。
特别需要强调的是，创新的核心要义不仅仅是科学、技术、研发投入等，而是要把科学研究、技术发明、专利成果等潜在的要素变成一系列的创新过程，包括技术创新、产品创新、要素创新、管理创新、市场创新等一系列新的生产函数的变革，这才是创新的真正含义。中国并不缺少大学、科研机构、实验室及其研发投入等创新要素，相比较而言，最缺的则是把这些潜在的创新要素转变为创新活动和创新过程；在一定意义上说，“创新”中，最缺乏的是“创新”机制。因此，创新的关键，是培育创新机制，即培育各种创新要素能够按照市场机制进行资源配置，促成内生性地发生一系列创新的过程。这个过程既是技术创新过程，也是制度创新过程，更是新的商业模式发生和创新过程。
四 创新驱动是经济新常态发展的根本动力创新是一个系统的集成的全面创新的过程，唯有全面的系统的集成式创新，才能真正落实创新发展新理念，也才能真正实施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培育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的新动力。
创新发展首先是理论创新，是观念的变化和思想的解放。中国改革开放最重要的启示之一就是解放思想。当前，中国经济已经进入新常态，新常态也需要一场思想革命，需要再一次解放思想；唯有真正解放思想，才能认识、适应并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不能用“旧常态”的思想继续引导新常态的实践和发展，也不能用“旧常态”的观念来判断、甚至制约新常态的改革发展与创新实践。经济新常态呼吁再次思想解放，实事求是。唯有如此，才能真正认识经济新常态，适应和引领经济新常态。
创新发展也是制度创新。各种体制机制和制度的创新，是一切创新的“内在动力”。如果说创新是新常态下的第一动力，那么创新本身的动力则来自科学的体制机制和合理的制度设计，这就包括市场经济制度建设、法律制度建设、政府治理体系建设、社会制度建设等等。当前，经济新常态亟待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构建更加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建立更加完善的政府治理体系，为各类创新行为和创新实践，创造内在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只有对称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创新才能有持续的内生性的动力。经济新常态呼吁真正全面深化改革，唯有改革，方可创新，制度创新是技术创新的重要条件。
创新发展也是技术创新，技术创新是创新发展的根本。技术创新是创新发展的“硬件”设施。创新驱动发展只有通过技术创新，才可以提高技术进步效率和劳动生产率，进而提升全要素生产效率，形成经济增长的内在源泉。同时，技术创新可以发挥积极的外部性和强大的技术扩散效应，并与劳动力、资本、土地等要素内生化形成收益递增型的新经济增长趋势。经济新常态之所以要求转换经济增长的要素驱动，根本原因就在于要素驱动增长终究会出现收益递减，无法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增长。而创新发展尤其是技术创新，则可以有效实现经济新常态下增长的收益递增，形成可持续的赶超型增长新动力。当前，在经济新常态下，核心就是要通过加快建设全球有影响力的科创中心，加快人力资本投资与教育模式创新，加快跟踪全球科学技术前沿和创新制高点，推动新要素创新、新技术创新、新产品创新、新流程工艺创新，提升我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地位和能级。
创新发展也是文化创新，文化创新是创新发展的软实力。只有不断推动文化创新，坚持文化创新引领思想创新，推动制度创新，实现技术创新，才可能真正形成促进创新发展的文化环境和氛围。经济新常态下，我们亟待推动文化创新，形成有利于适应并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文化环境，形成有利于大众创业和万众创新的文化氛围。①
五 经济新常态对传统赶超型经济增长理论的创新和发展从经济增长理论演变与赶超型经济实践分析来看，中国提出的经济新常态对于经济增长理论，尤其是对赶超型经济发展实践的创新价值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经济新常态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理论成果，也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传统经济增长理论和增长经济学。具体分析如下：
一是经济新常态下的赶超型增长，超越了传统的线性经济增长理论，揭示了后赶超型经济体的总量赶超与结构赶超的二元特征和二次赶超的内在属性。传统增长理论认为，经济增长往往是一个线性过程，换句话说就是不断提高人均收入并趋于收敛的过程；对于许多后赶超型经济体国家而言，其赶超的过程就是按照某种既定的生产函数，不断提升人均收入，直到赶上或超过发达国家。但实际上，许多发展中经济在赶超过程中，除了总量赶超之外，更重要的是需要在赶超过程中转变生产函数，即赶超不是简单依靠一次性生产函数就能完成，而是需要在赶超过程中进行深刻的结构性调整和赶超动力的转换，完成从要素驱动型赶超走向创新驱动型赶超，这样的赶超具有二元性特征，或者说二次性赶超，而不是简单的一次赶超。理解后赶超型经济体的这样的特征，有助于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有些赶超型经济体未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究其原因就在于他们仅仅是完成了一次赶超，而没有进行赶超过程中的结构性调整和赶超动力的转换。
中国今天提出经济新常态，实际上就是指出了赶超型经济体在赶超到一定阶段以后，需要二次转型，其最大的特征和任务，就是传统的超高速经济赶超方式之转换，核心就是赶超的动力和结构亟待转变和调整。这也是与以往的线性赶超或者说一次赶超不一样，根本原因在于大国赶超的结构性差异、要素投入结构的变化、经济增长动力的转换等，使得原有的支撑高速度赶超的发展方式已经难以为继，也难以继续支撑和引领第二阶段的经济赶超任务和目标。因此，在完成了走向中等收入阶段的经济赶超以后，要继续实现经济赶超的第二阶段任务即走向高收入经济体，则需要依靠新的经济赶超方式来实现，需要转变赶超的结构条件，转变赶超的动力机制，这就是经济新常态的内在特征和经济增长的新含义所在。
二是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实现新赶超型增长，超越和摈弃传统的单纯的速度型赶超方式，提出了追求可持续、有质量、有竞争力的赶超型增长，这种赶超型增长更具可持续发展的内涵和意义。传统经济学认为，经济增长就是一个简单的要素投入和产出变化的过程，其背后实际上忽视了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后来的发展经济学提出要把增长与发展区别开来，背后的理论取向是强调增长的目标与发展的目标是不一样的，发展更加强调公平、可持续与包容性。
中国今天提出经济发展新常态，实际上也是基于“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不同这样一种概念和逻辑的。改革开放近40年中国经济增长几乎一路高歌，创造了高速度的世界奇迹。但与此同时，结构性困境、生态环境、福利问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问题，说到底就是经济社会能否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使得我们不得不重新进行思考。这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经济赶超本身既具有数量型赶超，也具有质量型赶超的含义。中国经济赶超方式转换的实质就是以高质量的经济赶超增长替代高速度的经济赶超和增长，也就是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说，今天我国的GDP内涵和条件已经发生了变化，我们需要的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仅仅具有数字意义的GDP，而是需要一个更具质量、效益的绿色GDP，一个更能体现老百姓幸福指数的GDP。这就意味着未来经济增长更具丰富的发展内涵，对未来经济增长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是意味着经济增长的质量(Quality)更高，要求投入—产出结构更趋合理，经济增长不再依靠传统的要素投入为主和数量驱动增长，以技术创新为主的创新驱动发展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力；二是意味着经济增长的效率(Efficiency)更高，要求劳动生产率以及决定经济增长重要源泉的全要素生产率能够明显提升，同时也要求包括劳动力、资本、土地等稀缺性资源得到最佳配置，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三是意味着经济增长的效益(Benefit)更好，要求目前的产能过剩得到缓解，产业结构更趋合理，转型升级不断加快，产业链和价值链走向中高端，经济效益和效果明显提升；四是意味着经济增长更加具有可持续性(Sustainability)，要求收入分配更趋合理，社会发展更加和谐，文化教育更加满足人民群众的要求，生态环境更加优美，GDP能耗以及雾霾等逐渐减少，最终实现绿色GDP的发展目标。①
围绕经济新常态下中国实现高质量的持续的赶超型经济增长的新目标，中国未来的赶超型增长亟待新动力、新结构、新体制和新开放、新调控等方面的创新发展。这将贯穿未来中国经济持续赶超和稳定增长的全过程，也必将贯穿未来中国全面深化改革和创新发展的全过程。这就需要我们以前所未有的勇气和魄力，加快创新驱动发展，推动经济转型升级；需要我们全面深化改革，创造更具活力和效率的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形成更加积极有为和法治透明的政府管理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