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德国人而言，纳粹主义和二战是至今尚无法被完全克服的最为沉痛的创伤记忆。战争一结束，就即刻出现了两种很大程度上对立的受害者话语或者说两类受害者群体：一方是出于种族、政治或宗教理由而受纳粹政权各种手段直接迫害的受害者(Verfolgte)①，其中包括犹太人、波兰人、吉普赛人等，也包括抵抗运动中的德意志斗士；另一方则是这个民族剩下的大多数，他们曾经在昏昏沉沉和麻木不仁中给希特勒提供了广泛的支持，如今则自视为受害者(Opfer)“受害者”(Opfer)②。在西占区和之后的联邦德国，这种受害者意识经历了曲折的发展，其中有低谷，亦有高潮。有时它是对抗外部仇视的安慰剂，有时它是进行自我拷问的催化剂，有时它是塑造民族认同的凝固剂，有时它则是争夺历史话语权的着色剂。这种面貌的转化，始终与联邦德国国内外的政治局势和历史文化氛围紧密相关。
一 防御性的受害者意识1945年5月8日，德国人无条件投降。他们首先感受到的不是“被解放”的欢愉，而是“被战胜”的痛苦。战争末期的经历让他们迅速地将自己摆上了纳粹主义受害者的位置，而战后艰难的生活条件更是让他们认为自己成为了希特勒及其帮凶的“替罪羔羊”。因此，战后初年，虽然德国人已经意识到纳粹主义导致了数百万受害者，但是他们自身的受害者身份却最为重要。在德国人的受害者名单上，第一位是战争阵亡士兵的遗孀和遗孤，第二位是空中轰炸战的伤残者，第三位是东部的被驱逐者，第四位是抵抗运动人士，然后才是犹太人。
这种受害者意识是战后初期西占区和之后新生的联邦德国的社会共识与政治认同。《南德意志报》(Süddeutsche Zeitung)1945年10月16日的头条就是《750万德国人是战争的受害者》。①《时代周报》(Die Zeit)同样立场鲜明：“无数人经历了最为艰难的时日。怎么重复都不为过的是，德国人是恐怖统治最初的囚徒并且直至痛苦的终点日益是暴力的受害者。”②1945至1946年讨论对纳粹受迫害者的赔偿计划时，西战区的民调显示，仅有60%的受访者同意归还受害者的个人财产，几乎所有人都反对进一步的补偿措施，因为他们认为，毕竟所有的德国人都曾受希特勒之苦。③1949年9月7日，在联邦议院第一次会议上，曾任魏玛共和国国民议会总统的社民党政治家保罗·罗贝(Paul Löbe)仅仅对德国受害者表达了纪念之情：“我们面对的是从奥德河—尼斯河边界的另一边被驱逐的百万德国人，是因战争致残或丧亲之人，他们当然是纳粹主义的一类受害者；那些在轰炸战争中失去家产之人，是纳粹主义和多次货币措施的另一类受害者。”④直到9月21日联邦议院的第七次会议上，才由社民党主席库尔特·舒马赫(Kurt Schumacher)第一次提及了犹太受害者。⑤
战争带来的伤痛尚未平息，同盟国的非纳粹化政策(Entnazifizierung)，尤其是初期对纳粹分子的“逮捕运动”(Internierung)和大规模的“审查问卷”(Fragebogen)，又令德国人既感到恐惧，又觉得受辱。为了清除纳粹党成员，1945年7月7日，美占区统治者下令所有相关人员必须填写一份由131个问题组成的关于其在纳粹时期所作所为的审查问卷，被调查者因此被分为五类：第Ⅰ类必须解除公职，第Ⅱ类和第Ⅲ类被劝退，第Ⅳ类可以无异议复职，第Ⅴ类则被推荐任职。至1946年3月，一共收回约140万份问卷，其中有一半得到了处理。因为耗费的时间和人力成本太过巨大，美国人最终决定将这个任务交给德国人自己来完成。1946年3月5日，《清除纳粹主义和军国主义法》(Gesetz zur Befreiung vom Nationalsozialismus und Militarismus)颁布，该法令规定所有18岁以上的德国成年人都必须填写一份登记表，然后交由当地专门的非纳粹化审判庭(Spruchkammer)审查，从而对其身份归类：主犯、罪犯、从犯、追随者或者无罪者。因为这种身份界定与生活物资的分配和就业机会紧密相连，所以仅在美占区就马上收到1 300万份登记表。在非纳粹化庭审过程(Spruchkammerverfahren)中，举证责任被倒置了，被审判者需要自己寻找证人为其作无罪证明。这种做法最后导致了朋友、同事、邻居之间互相作证。他们把这类为自己“洗白”的证词嘲讽性地以德国知名的洗衣粉品牌帕西尔(Persil)命名，称之为帕西尔证明(Persilschein)。
非纳粹化的众多举措都基于一种“集体罪责”的假设，这使得德国人认为其“造成了许多不幸和伤害”⑥。在纽伦堡审判时，美国首席检察官罗伯特·H.杰克逊(Robert H.Jackson)尚把大多数德国民众与少数纳粹战犯区分开来：“我们想要明确澄清，我们并未打算控告整个德意志民族。我们知道，纳粹党在选举时并不是凭借多数票而夺权的。……纳粹时代的梦魇给了德国人在全世界的名声一种新的、阴暗的含义，这会让德国倒退一百年。的确，德国人——他们的人数不比外部世界少——得与被告做一清算。”①但之后的非纳粹化放弃了这种立场，转而推行无差别的政治肃清政策。于是，随着非纳粹化的逐渐推进，绝大多数德国人“急遽地将自己视为‘受害者’”②。
德国人在战后初期的这种受害者意识，最大的特点就是“防御性”的，或者说是“辩护性”的。正如罗贝所言：“我们……何时都不否认罪责的巨大程度，这种程度是罪恶的体制加诸我们民族肩头的。不过外部的批评者不要忽视一件事：德意志民族遭受了双重的苦难。它曾在自己暴君的脚下唔咽低诉，也曾在外国势力击败纳粹统治的战争和复仇举措下痛苦呻吟。”③显然，德国人在与纳粹历史作彻底切割时，把“纳粹体制”与“德意志民族”区分开来。由此，罪犯和帮凶逐渐转变为受害者。直至1950年代早期，将自己视为受害者以对抗集体罪责论是这一时期联邦德国纳粹记忆的主基调。对当时的德国人而言，创伤性的纳粹历史只有在这种防御性的受害者意识中才能被谈论。在这一语境下，“受害者”身份被一般化了。整个德意志民族都是受害者，直接受迫害者、反对希特勒的抵抗者和“被引诱”的民众与战士之间有一种“命运的共性”④。
二 批判性的受害者意识伴随着舆论转向、代际冲突和政权更替，德国人纳粹记忆中的受害者意识在1960和1970年代开始出现大幅度的变化。首先，从1950年代末期开始的围绕纳粹罪犯之审讯与追诉而展开的大讨论，逐渐把德国民众的注意力导向了纳粹主义的骇人罪行及其直接受害者。1961年在耶路撒冷举行的艾希曼审判，第一次将“受害者”与“罪犯”的形象鲜明地呈现在公众面前，并且完全置于对立的境地。1963至1965年在法兰克福举行的第一轮奥斯维辛审判，史无前例地将纳粹罪行全面而细节化地揭露出来。尤其是奥斯维辛幸存者的叙述，更是让大屠杀和纳粹种族灭绝政策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强度成为德国社会舆论的焦点。
其次，代际更替和激烈的代际冲突将联邦德国与纳粹历史的交锋带入了一个全新的时期。从1960年代下半叶开始，1930—1940年间出生之人逐渐成为德国社会的生力军。他们虽然无须为希特勒政权的运作背负责任，却在命运的推动下成为了帮凶同时也是受害者。这种双重角色使得他们不再以回避和排挤的态度对待纳粹历史，而是试图在了解的基础上“清理”(aufarbeiten)这段历史。1968年的学生运动更是推动整个联邦德国社会对纳粹历史加以拷问。二战后出生的这一代德国人完全无须背负纳粹主义的个人罪责，所以他们能够更加“轻装上阵”，直面自我的负罪感和受害感。他们激烈地批判自己的父辈面对纳粹罪行无动于衷，面对非纳粹化的不公却群情激愤。为了更深刻地承认纳粹罪行，为了更彻底地认可受纳粹迫害者，他们公开反对德国人的自我受害者化。
再次，社会民主党于1969年主政后，批判性的“德意志特殊道路理论”作为阐释纳粹历史的话语体系得到了官方认可，并成为了1970年代联邦德国历史政策的基础共识。在这种导向下，德国社会的纳粹记忆被划上了一条从俾斯麦帝国、一战、魏玛共和国到第三帝国的连续线。德国人仍然认为自己是战争和暴政的受害者，时任总理的维利·勃兰特(Willy Brandt)曾言：“由希特勒发动的战争造成了数百万的受害者，其中有儿童、妇女和男子，有许多国家的俘虏和士兵。我们怀着崇敬之情纪念他们所有人。”Ebd., 8.5.1970, S.2565.但是他们开始从自己民族的历史中去寻找这种受害的根源，所以这种受害者意识带有“自我批判性”。完全的受害者身份在政治上逐渐被认为是不正确的。与此同时，在“新东方政策”的导向下，人们开始接受把东普鲁地区领土的丧失视为对纳粹罪行的公正惩罚。①越来越多的德国人意识到，对东部地区被驱逐者的回忆可能暗含着复仇的心态，这会严重阻碍与东欧国家的和解。在这种历史政策的引导下，德国人自身的受害者意识不再强调“谁”受害，而是追问“为什么”受害，并由此推进对德国历史的批判阐释。
随着德国人批判性的自我受害者意识的成功塑造，犹太人的受害者身份在1970年代末得到了再一次强化。1979年1月，美国电视迷你剧《大屠杀》(Holocaust)在德国上映，有超过2千万人次观看了该剧(当时联邦德国人口约为6千万)，并引发了全社会的大讨论。由此开始，犹太人作为纳粹受害者最重要的代表进入到了德国社会的话语中心。虽然有媒体批评该剧试图将受害者分级化，过分抬高犹太人的受害者地位，但毋庸置疑的是，这部剧成功地将历史叙述情绪化了。当对犹太人的迫害和屠杀通过家庭悲剧的形式场景化地展现出来时，德国观众对受害者的同情和认同达到了历史的最高点。当原本无名的、抽象的、数字化的犹太民族悲惨命运变成生动的历史故事时，它就变得可以被个体所理解，变得格外“真实”了。这不是一场受害者话语的争夺战，因为德国人由始至终未曾以自身的受害者形象去对抗犹太人的受害者现象。经历了从辩护性向批判性的纳粹历史认知的转变后，德国人的受害者意识在1970年代末暂时沉寂了下来。
三 建构性的受害者意识从1980年代初开始，对“第三帝国”时代日益增多的回忆诉求逐渐成为了一种广泛的社会趋势。1982年，基民盟/基社盟—自民党联盟在选举中胜出，赫尔穆特·科尔(Helmut Kohl)当选为联邦总理。联邦德国再一次面临历史政策的大动荡。科尔竭力推行“精神与道德转折”(geistig-moralische Wende)，希望德意志民族摆脱纳粹主义的阴影，从而在联邦德国塑造一种全新的历史意识和历史认同。相应地，“究竟谁能够以何种话语得到纪念”这一问题成为了纳粹记忆的争论焦点。
1985年是德国二战投降40周年，当时一种对犹太人的抵触情绪在联邦德国又有升温。有德国民众抱怨，几十年过去了，犹太民族在国际上不但不愿与德国人真诚和解，反而鼓动对德国的“憎恨与复仇”。《法兰克福汇报》更是控诉，在美国有一个“强有力的新闻机构”对德国人穷追不舍，抓住一切机会“重新挖掘出面目可憎的德国人的讽刺画并且撕开陈年伤疤”。②莱茵兰—普法尔茨州州长伯恩哈德·福格尔(Bernhard Vogel)和比特堡市市长特奥·哈勒特(Theo Hallet)则力邀科尔前往比特堡的阵亡将士公墓悼念，其中安葬有2000多名二战中阵亡的德国国防军士兵。因为这两位基民盟的政治家反对一种对“阵亡者的挑选”，他们认为这些士兵在40年前成为了战争生死选择中的牺牲品，如今不应该在纪念文化中再一次成为犹太人—德国人的选择中的牺牲品。③恰好美国总统里根计划在1985年5月初赴波恩参加七国峰会，科尔因此邀请里根同赴比特堡。科尔政府将此举视为1984年德法两国首脑在凡尔登共同拜谒一战阵亡军人墓之后，德国与西方再次展现和解姿态的机会。但是，不久之后就披露在墓地中还葬有49名武装党卫军(Waffen-SS)成员④，使得该造访计划遭到了各方势力的强烈反对。
尤其是在联邦德国国内，左翼和右翼在政治和公共领域就此爆发了大规模争论。作为从党卫军中分离出来的相对独立的作战单位，武装党卫军后期不断扩招改编，吸纳了许多年轻成员，这一批人与属于纳粹顽固分子的普通党卫军不同。于是，双方先是争论武装党卫军是否有权得到纪念。⑤随之，左翼警告人们警惕保守主义将纳粹历史“正常化”的策略；右翼则指责左翼的罪责情结让德国人丧失了行动力。然而，比特堡之行不仅仅是一场单纯的纪念仪式，更是一场德美关系的政治秀。因此，考虑到与科尔之间的关系①，里根最后还是不顾反对在5月5日前往比特堡公墓。双方只在公墓中停留了四分钟，献上花圈，仪式性地握手后就匆匆离去。
比特堡事件的真正关键之处并不在于两国首脑最后有否成行，而在于科尔政府的辩解之词：纳粹政权的执行者同样应该被视为纳粹主义的受害者，所有的阵亡士兵都应该有权得到同样的悼念。在这里，德国人受害者身份统摄的对象达到了最大范围。时任基民盟/基社盟议会党团主席的阿尔弗雷德·德莱格尔(Alfred Dregger)的态度是对科尔政府的这种纪念话语的最好脚注。在一封致53位试图阻止里根比特堡之行的美国参议员的公开信中，他这样写道：
“战争的最后那天，1945年5月8日，当时24岁的我与大部队一起在西里西亚的马克里撒(Marklissa)抵御红军的进攻。我唯一的兄弟沃尔夫冈1944年在库尔兰保卫战的东线战场上遇难，具体情形我并不知晓。他是一位正直的年轻人，我绝大多数的同伴亦是如此。当你们敦促你们的总统放弃其计划的在比特堡阵亡将士公墓中的高贵表态时，我不得不将这视为对我兄弟和我的阵亡同伴们的侮辱。我想问问你们，人们是否应该拒绝给予死去的战士们——他们的躯体已经腐烂——最后的尊敬？我问你们，这样一种态度是否符合我们关于礼节、人类尊严以及对死者的敬重的共同愿景？我问你们，你们是否把虽曾在纳粹政权下屈服十二年之久但四十年来站在西方世界一边的德意志民族看作盟友？”②
在德莱格尔的表述里，我们看到了一位纳粹主义参与者的受害者诉求。他强调德意志民众遭受的苦难，强调德国士兵不是为了支持希特勒而战，而是为了抵抗苏联人而战。而其中隐含的价值判断是：即便在错误的、犯罪的观念中也存在宝贵的爱国主义精神。所以，大多数普通德国士兵是“正直”的，应该被给予“尊敬”。在这种受害者话语体系里，它的要求已经不满足于帮助德国人摆脱“集体罪责”的束缚，它被注入了建构性的新因素——德意志的民族性中也有其值得称道之处。即便科尔政府仍然对德国人的“历史罪责”供认不讳，但它更深层的诉求是“我们德国人又回来了(Wir sind wieder wer)，而这必须得到承认”③。
这种诉求无疑迎合了德国人的情感需求。大多数德国人都在战后出生，再要强迫他们接受对纳粹罪行的直接负罪感困难重重。1984年4月的一次民意调查显示，68%的受访者认为拜访比特堡是“和解的一个好信号”，只有12%的受访者认为这“不合时宜”。④而在5月8日的民调中，比例几乎没有发生变化。⑤虽然从最终结果来看，科尔政府的保守主义历史政策并没有通过比特堡事件成功夺取文化阐释上的主导权，但是它唤起了普通民众心中不同的历史图景，而德国各大媒体上的唇枪舌剑显然没有动摇他们的立场。
正如基民盟总书记海纳尔·盖斯勒(Heiner Geißler)所言，战争结束40年后不应该再掀起“第二次人为的非纳粹化浪潮”，而是应该“将目光朝前”。⑥对于1980年代的联邦德国政府来说，面向未来要比回忆纳粹历史重要得多，纳粹历史只是战后时代的反面衬托。因此，这种语境下的受害者意识是建构性的，它指向一种德国人新的自我认同，一种通过消解纳粹记忆的特殊性而重建德国人身份的尝试。这种建构当然充满着争议，遗憾的是，相关争论被两德统一打断了。德国的重新统一从某种意义上阻碍了对纳粹记忆的深入讨论，因为人们的目光转向新的民族国家、转向民主德国的历史，而暂时从纳粹的历史上移走了。
四 攻击性的受害者意识从1990年代尤其是从21世纪初开始，伴随着“历史热”的到来，伴随着纳粹历史研究的“历史化”(也就是像研究其他历史时期一样地去对待纳粹历史，客观地呈现纳粹历史的全景)，德国人的受害者意识开始复苏并经历了新的膨胀。早在1992年，《时代周报》就观察到在德国有一种“推翻历史、改写历史”的“新的肆意作为”，“德国人重新开始以一种受害者的风格来表述自我”，这是“德国人自我形象悄悄改变的征兆”。①从1990年代中叶开始，德国人已经变成了一个受害者民族，他们只是争论自己是谁的受害者。大量的出版物涌现出来，它们从德国人的受害者视角出发，探讨二战末期轰炸、逃亡、驱逐的个人体验。
在这种新的受害者话语中，德国电视二台(ZDF)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它在1984年成立了由古多·克诺普(Guido Knopp)领导的专门的“当代史部”。从1995年起，当代史部制作了一系列以纳粹为主题的历史纪录片。②克诺普一改以往历史纪录片在22点后播出的惯例，将这些影片在20：15的黄金时段投放，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单集的平均观看人数达400万，最高达680万。这些影片的主旨是将德国人的罪责固定在一个以希特勒为中心的罪大恶极而又蛊惑人心的领导集团身上，并由此减轻德国人的集体负罪感。克诺普的艺术手法，尤其是影片中普遍存在的亲历者采访环节，深刻地影响了德国观众尤其是年轻一代的历史观。克诺普不是将亲历者作为展现历史的视角补充，而是赋予他们叙述的权威，因为他认为，只有这些亲眼所见之人才知道历史的真相到底如何。于是，这些证人摇身一变成为了“纳粹史专家”，他们的叙述往往不是反思自身的作为，而是展现自身的受害。他们的言辞又得到一些影像资料的支持。因此，观众们欣然接受了这种证言证据，并且当它们与影片中展现的历史学学术观点相冲突时，选择认同前者。这种将纳粹记忆个人化、将个人体验权威化的策略，成功地强化了普通德国民众纳粹记忆中的受害者意识。
2002年，关于德国人受害者形象的自我阐释出现了一个高潮。这一整年，德国的公共舆论都笼罩在一种“为德国哀悼”的氛围中。先是君特·格拉斯(Günter Grass)围绕“古斯特洛夫号”海难展开的小说《蟹行》出版。③这本书首次叙述了二战末期满载着德国士兵、难民和儿童的古斯特洛夫号被苏联潜艇击沉，致使近万人丧生的惨剧，掀起了一场对在战争中受害的德国人的回忆热潮。《明镜周刊》随之在2002年3月至2003年1月推出了关于“东部地区德国人的逃亡和被逐”和“轰炸德国人”的系列文章。2002年年底，耶尔格·弗里德里希(Jörg Friedrich)出版了《大火：1940—1945年德国本土的轰炸战》。④在书中，作者将轰炸战的历史描述为手无寸铁的德国平民与摧毁一切的炸弹之间的斗争，轰炸亦是一种无人生还的灭绝。他的潜台词是：因白磷弹窒息而死的德国人与集中营里被毒气杀害的犹太人，有何区别？
由此开始，德国人的受害者意识越来越具有攻击性，它试图在纳粹政权的受迫害者与战争的受害者这两种话语之间营造一种竞争。它一方面不断加固着许多德国人既是加害者又是受害者的双重身份特征，另一方面越发凸显盟军的加害者身份。为此，德国人开始试图揭露苏美英法等国的军人对德国平民的“施暴”。①2015年5月，“二战”结束七十周年纪念周里，德国电视二台播放了题为《解放者的罪行》(Die Verbrechen der Befreier)的纪录片。由此可见，德国人正在试图利用自身的受害者身份来质疑盟军战时行为的正义性。换言之，在承认盟军“战前正义”(jus ab bullum)的基础上，德国人否认其完全具有“战中正义”(jus in bello)。
在新世纪日益高涨的受害者情绪中，虽然从内容上来看，德国人又开始热衷于谈论轰炸、驱逐和逃亡，与战后初期相比，一切似乎都是熟悉的主题。但是从目的上来看，这种受害者意识已经完全脱离战后初期辩护性的目的，德国人正以一种控诉者的基调来诉说受害的伤痛。在他们的纳粹记忆中，德国人的罪责看来几乎已经“偿清”了，现在更需要被感知的是德国人的创伤，从而为德国人的历史阐释争夺更多的话语权。
五 德国人的经验与问题回顾二战后德国人面对创伤记忆的历程，尤其是面对21世纪德国人受害者意识的复苏时，首先需要注意的是，对创伤的回忆无论如何都是重要且合法的。根据某种“政治正确”的原则来压制这种受害者意识是无意义的，而且极有可能产生相反的效果。受害者主题的禁忌化，必然引起更大的反弹。在保证纳粹记忆的基本框架——德国人的罪责和战争肇始者身份——不被改变的前提下，德国人有权记忆本民族因为战争所遭受的伤痛，即便这是一场由其发动的非正义之战。正如社民党政治家彼得·格罗兹(Peter Glotz)所言：“当我们……回忆起被驱逐的受害者时，并不是为了以任何方式遗忘德国人的罪责或者更严厉地说遗忘德国人的罪行。数百万德国人被从其家乡驱逐这件事的发生，是因为德国人在此之前驱逐了几百万其他民众离开故土……今天，我们并不想为了忘却侵略战争的受害者而谈论驱逐的受害者；我们谈论他们，是因为我们想要并且必须谈论全部的真相及其各个方面。”②
其次，受害者记忆需要在公共领域被讨论。虽然我们把记忆区分成个人记忆、集体记忆、社会记忆、文化记忆等等各种形式，但总的看来，社会创造出了记忆和遗忘的框架。国家的掌权者在很多时候有权决定记忆什么、如何记忆——虽然他们的这种权力本身处于复杂的权力网中。普通民众往往会顺应国家权力的这种导向。在1970年代的联邦德国，对纳粹记忆的讨论主要在上层的政治领域进行，个体回忆曾让步于国家政策，对历史罪行所进行的个体回忆不被允许。而从1990年代起，当讨论空间大面积地转移到以大众媒体为代表的中层公共领域和地方性平台上时，对纳粹历史的记忆突破了话语禁忌，激活了个体记忆的活跃性，这就使得社会无法再就此达成单一的共识。时至今日，绝大多数轰炸、驱逐和逃亡的幸存者都已逝去，在与之相关的历史争论中占据主导地位的不再是亲历者的原初记忆，书籍、电视、电影等各种媒体或者被驱逐者联盟等机构成为了记忆的承载者和表述者。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允许和鼓励在公共领域中对创伤记忆展开深入的讨论和交流，才能突破单一主体表述的主观局限，并且进一步认清这种记忆活动所谋求的现实利益和未来指向。
第三，需要对受害者意识有反思的自觉。德国人的受害者意识长期以来受到质疑的最核心理由是，这是一种用(德国人的)痛苦清算(犹太人的)痛苦，用(盟军的)罪责清算(纳粹的)罪责的做法。这无疑是令人警醒的。无论是将纳粹的奥斯维辛与苏联的古拉格相比，还是将德国人的创伤与犹太人的创伤相比，这其中都潜藏着一种将两者“等量齐观”的危险，以及为了达到这种效果而对对象的大肆渲染。我们可以在《大火》中很明显地看到这一点。为了避免由此导致的对纳粹罪行的淡化，需要德国政治家、历史学家、评论家、文学家等始终保持批判和反思的态度。
最后，德国人的受害者意识需要跳出民族国家的框架，实现欧洲化。德国著名的文化理论家阿莱达·阿斯曼(Aleida Assmann)曾提出“面对创伤记忆的四种模式”，其中之一是通过对话而回忆(Dialogisches Erinnern)。①国家记忆通常是自我独力形成的，这很容易导致对自身受害者记忆的强化。而只有通过不同参与者之间的对话，才有可能形成共识性的、制约性的、彼此谅解的创伤记忆。因此，在面对德国人的受害经历时，需要将其置于欧洲的大背景下。尤其是当德意志民族的被驱逐经验与欧洲其他民族的被驱逐经验之间有着无法割裂的关系时，建立一个类似法国佩罗讷的一战纪念馆(Historial de la Grande Guerre)那样的全欧洲的“记忆之场”，是值得预期的目标。②这不单是为了抚慰德国人的伤痛，更是为了让不同民族彼此疗伤。创伤记忆的去民族化当然需要时间。欧洲人曾经等待了七十多年，才有了一个共同回忆一战的场所。现在可能需要等待更长时间，才能不再继续蜷缩在各自的民族国家史里，去创建一种能够将更多面向的创伤记忆纳入其中的、更包容的记忆话语。
总之，二战后，德国人的受害者意识经历了从防御性、批判性、建构性到攻击性的转变。从中既可以看到国家在引领社会成员共同澄清和回忆历史事件时的引导力，也可以看到不同的个人经历如何被挑选出来用于全社会的认同塑造和政治自洽。我们不必将之丑化甚至妖魔化，重要的是如何批判而又不僵化地看待这一问题，并且从中看到记忆形塑的巨大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