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降，日本帝国主义急速地膨胀并对外侵略扩张。甲午战争后，日本强制吞并朝鲜，对台湾进行了殖民地统治。日俄战争后，日本从俄国夺取了中东铁路及以抚顺为中心的矿产经营权，开始了对中国东北的侵略统治。本文主要以19世纪上半时期日本在中国东北建立的伪满洲国为舞台，生活于殖民地统治下的群体，即“满洲农业移民”(以下简称为“满洲移民”)为研究对象①，探讨其战前的殖民地经验以及在战后记忆建构的形成过程。
满洲移民作为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对外侵略的一个组成部分，主要从历史学研究中发展而来。初期的相关研究从经济史、政治史、土地制度史等视角②，把满洲移民置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统治与被统治的这种二元结构的宏观框架中展开探讨，分析与阐明殖民地时期的统治构造是主要解决与关注的问题。对此，后殖民主义理论是以超越殖民地的历史经验为目标，把目光转向文化、言语、表象及主体认同等方面的问题上，探讨的重点是过去的殖民地经验与其后的现实生活的连续性。这种研究范式的转变，使内含殖民地经历与其之后的现实生活的主体经验得到关注，记忆作为理解主体经验的过去与现在的媒介，成为了一个重要问题焦点。
从记忆论的视角展开的满洲移民相关探讨，主要集中于日本的社会学领域中。在迄今为止的先行研究中，与本文的问题意识较相近的讨论有坂部晶子的《祭奠的纪念行为与当事人的叙述之间》与猪股佑介的《满洲经历叙事重构》①。简而言之，二者的研究都是针对战后某一特定的具体时期而展开的讨论，然而，满洲移民的战前殖民地经验在战后日本社会记忆建构的过程中，具体是如何发展、变化、表象和继承等相关问题还留有更深入的讨论空间。对此，拙文《战后日本满洲移民“记忆之场”的生成》以1945年战后至1970年代为考察时段，指出了这一时期满洲移民的殖民地经验作为记忆大致可划分为忘却和想起的两个相对阶段，对上述问题做了部分回应②。
基于这一研究现状，如果把1945—1970年代为止，视为满洲移民的记忆建构是限于日本国内本土社会发展背景下形成的话，那么，在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满洲移民经历者们重访中国故地得以实现，这里就需要把移民者的殖民地经验从本土记忆(local memory)置于越境记忆(transnational memory)的文脉中加以考察。因此，本文作为《战后日本满洲移民“记忆之场”的生成》的后续研究，把1980年代至21世纪初设定为考察时段，探讨这一时期满洲移民的记忆伴随着访中活动发生了哪些变化？面向未来，移民经历者在高龄、直面日渐风化的记忆是如何传承的？解决这些问题是本文的主要问题意识。
本文以日本长野县和中国黑龙江省方正县为田野调查地，是因为长野县为日本全国输送满洲移民最多的一个县，从1932年至1945年日本战败，全县共输送出105个“开拓团”，总计约34000人。这些移民在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的逃难生活与遣返归国的过程中，因为战死、疾病、自杀等原因死亡者连续不断，并且在东北社会产生了大量的遗华日侨。因此，战后生存归国的移民仅有16 949人，生存率限于50%。未归国者人数达16043人，其中14940人死亡，1100人被遗留在中国③。方正县则是日本投降后开拓团成员在逃难过程中的一个聚集地，1945年末至1946年初约有10000人的开拓民在此被收容，在越冬过程中因严寒、疾病及营养不良等原因，有4500余人死亡。1963年，在方正县建立了中国唯一的日本人公墓(现称中日友好园林)，1980年代后该地是满洲移民经历者访中时必到之处。本文中的日方资料源于2003年至2008年，在日本长野县搜集的相关地方资料及对当事者的生活史访谈，中方资料源于2005年、2008年、2012年对方正县的日本人公墓、该县侨务办、乡土史专家进行的实地调查与访谈。下文中的引用资料都是基于上述田野调查搜集的文本资料和访谈录音资料。
二 满洲移民的“越境”记忆：重访满洲生活故地在20世纪60至70年代，各开拓团相关团体在日本的本土社会开展了建碑与刊行纪念志的活动。此后，1972年，中日实现了邦交正常化，两国民间恢复了自由往来，这些开拓团相关团体也从80年代初期开始，迅速地组织了原开拓团成员去中国东北故地进行访问，目的是祭奠和寻找被遗留在中国的家人和亲人。
(一) 开拓团成员访中活动日本投降时，很多原开拓团成员的家人、亲人或同伴死于当地或被遗留在中国。对得以返乡的生还者来说，早日实现故地祭奠与“残留人员”重逢是他们多年的心愿，笔者调查的长野县第七次中和镇信浓村开拓团中的远藤猛便是其中一员。他在1945年的逃难途中从集体自杀事件中侥幸生存，1981年，在事隔36年后，远藤猛终于达成了重访中国生活故地中和镇的心愿。关于这次访中的心情，远藤在回忆录中留下了这样一段话：
当然，这次访中观光不是目的，对为了那场没有意义的战争而失去宝贵生命、被遗弃在异国大平原的角落、客死异乡的亲人同胞的亡灵，带上一把日本的泥土、一炷香，哪怕是只举行简单的祭奠，愿他们的亡灵能得以安息。作为当时的一员，有幸能够与当时不得已而“遗留”的同伴重逢，能够对第二故乡中和镇和中国政府各相关部门访问致敬，加深相互理解，祈愿能促进今后的中日友好。①
从1980年代初期开始，不断有更多的满洲移民经历者带着这种心情去日据时期曾经生活过的中国东北农村访问，为死去的家人、亲人、同伴祭奠，寻找失散亲人。这些访中活动基本上是由各县的开拓自兴会、日中友好协会和旅行社先行制定计划，再以原开拓团为单位招集人员组成访中团。各个访中团体的具体路线并不相同，一般来说，大多数访中团是以访问过去的生活故地为中心，并沿着战前逃难时归国的路线访问曾经滞留过的村庄，参拜在中国建立的唯一的日本人公墓——黑龙江省方正县中日友好园林。
访中活动让原开拓团相关人员实现了当地祭奠这一心底的多年夙愿，并促进了滞留在中国的遗孤返日进程②。此外，这些移民经历者故地重访与当地人的交流过程，也促使了他们对自身经验的反思，使本土化的满洲移民的记忆趋向多元化。这种记忆的多元化，主要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第一，不同历史意识的碰撞。如猪股祐介通过考察岐阜县黑川开拓团遗族会时所指出的那样，访中团在访问东北故地时，受到了中国当地政府的热烈欢迎，这使访中团的原开拓团成员面对中国当地民众热情的面孔时产生了加害者的意识③。这种访中活动因与中国当地人的交流而产生的加害意识与主体经历者所持有的被害意识相互交织，在这一过程中，日中友好成为解决个体自身矛盾意识的一个消解途径。
第二，把满洲开拓这一负的历史遗产与和平友好相联系，在中国建立具有象征意义的纪念碑。1995年，时值日本终战50周年，作为纪念活动的之一，长野县开拓自兴会得到县政府的补助，决定在中国建立和平友好纪念碑。长野县开拓自兴会要求县内各开拓团组织协力合作，同时与日中友好协会、长野县教育会共同组织了“日中和平友好之碑建设实施委员会”。实施委员会通过协商获得黑龙江省方正县的同意，在方正县内的中日友好园林内建造了“和平友好纪念碑”④。基于长野县是全日本派遣开拓团、义勇队最多同时也是死亡率最高的历史事实，该碑的建碑宗旨是从历史中汲取教训，希望中日不再发生战争、中日友好和平⑤。1995年10月17日，由长野县各开拓团相关人员、日中友好协会、长野县教育会组成的访中团及中国有关人员共350人参加了揭幕仪式。在揭幕仪式上，长野县开拓自兴会会长土屋弘对中日友好纪念碑的落成进行了如下致辞：
应该如何把逃难的悲剧传给后世，应该如何让同伴的亡灵得以安息，还有，在尊重中国人民的习惯的同时应该如何报答这份温情，我们探讨、协商的结果是决定建立“和平友好纪念碑”①。
此外，长野县知事吉村午良做出了如下呼吁。
战后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在担忧战争经历被时间风化后，我们必须深刻地认识这座纪念碑所具有的意义，并把战争的悲惨与和平的宝贵向后世传播下去。②
如上述引言所示，通过访问中国东北故地等一系列活动，越境促使了移民经历者对在本土社会为对抗主流社会历史意识形态而形成的被害者的记忆开始进行反思，触发了加害记忆的生成，满洲移民的记忆由一元化逐渐转向多元化。主体在面对自身战争被害与加害的历史意识的矛盾与冲突，试图把致力于中日友好活动作为规避自身经验矛盾的一个途径。
(二) 中国的“记忆之场”：方正县日中友好园林“和平友好纪念碑”所在地——方正县日中友好园林(以下略称为“日中友好园林”)在当地又被称为“方正县日本人公墓”。此处是原开拓团相关团体访中路线的必经之地，近年因屡见于中日媒体，其知名度也在日益提升。
中日友好园林位于方正县城的东部，距县城约15公里的炮台山脚下。中日友好园林中葬有约5000原日本开拓团成员尸骨。1945年8月以后，处于东北腹地的日本开拓民遭遇苏军进攻，在向哈尔滨方向逃难途中集结到方正县并被地方政府收容，时有日本开拓民10000余人。至1946年3月，由于寒冷、疾病、营养不良、缺衣少食等原因，被收容的开拓民中有4500余人死亡。此后，方正县地方政府组织当地群众，将散乱在收容所周边的开拓民尸骨运往炮台山脚进行了处理和埋葬。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尸骨被风雨吹打暴露在野外。
上世纪60年代初期，战后滞留在方正县的一名“日本残留妇人”松田千枝发现了这些遗骨，并向地方政府申述请求重新埋葬。1963年，方正县政府得到中央政府许可，在炮台山脚的西北部建立了日本人公墓。1975年，因为当地修建水库，墓地被移置到现今位置——炮台山脚北部。1984年，受日方请求，黑龙江省政府把在鸡西市麻山地区集体自杀的530名开拓民遗骨移置到方正县日本人公墓，建立了麻山地区日本公墓③。
这些建筑设施现由方正县外事办公室管理，从1980年后，开始接待日本的中日友好访问团体、开拓团有关团体、日本遗孤及其家人的来访④。其后，在1995年建立“和平友好纪念碑”时，长野县开拓自兴会通过会员捐款的形式，重新修整、改建了公墓周边的道路，增建了“陈列馆”。同年，日本投降时残留于方正县、后于1974年回日定居的日本遗孤远藤勇向方正县政府捐款，在中日友好园林内修建了“中国养父母公墓”。此外，2004年，方正县政府在园林内又为80年代初对当地水稻品种改良做出较大贡献的藤原长作修建了墓碑。
1995年修建的陈列馆同年开馆，其陈列室以展示壁板隔为两个空间，全馆分三部分展示了从伪满时期至现今的方正县历史。第一空间，展示的是日据时期日本对方正县的侵略与方正县人民抵抗日本侵略的各种记忆。壁板下方，陈列了出土的各种炮弹、枪枝、钢盔、日式饭盒、铁锹等物品。第二空间由战后中日友好往来的相关内容构成。在展示板上的说明依次为：日本投降后方正县人民救助日本妇女、儿童并养育她(他)们成长的以德报怨行动、为维持公墓管理与维护所接受的日本友好团体的捐赠记录、对方正县地区水稻改良做出卓越贡献的藤原长作的事迹、方正县与日本友好往来的记录、中国养父母公墓建设经过、日本的ODA援助记录等内容。这一展示空间的陈列柜中有到访日中园林的日中友好团体或开拓团有关人士带来的日本纪念品、关于满洲体验的书籍、亲笔信等。
如上所述，1980年代以后，原开拓团有关成员来中国当地祭奠、与当地人交流、建立象征中日友好的纪念碑等一系列活动，促使满洲开拓团的本土记忆向多元化记忆的转向。方正县日中友好园林正是发挥了中日两国作为凝集满洲开拓的“记忆之场”的机能。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对众多的日本开拓团相关者来说，这一场所是想起死去的家人、亲人、同伴的场所，是象征满洲开拓付出巨大牺牲的场所。相反，对中国来说这一场所是记录日本侵略历史的场所，是针对这一地区的青少年学生进行爱国教育实践的场所，同时也是展示中国人救助日本妇女、养育日本遗孤的宽容精神的场所。不过，把围绕满洲开拓而形成的两者历史认识差异与中日友好连结作为规避历史认识对立的同时，也是满洲移民经历者们在面向未来，解决自身体验中加害与被害这一错综复杂的矛盾关系，不断努力摸索的一种途径。
三 满洲移民记忆的传承2000年后，由于原满洲开拓团成员经历者步入高龄，长野县开拓自兴会及县下各相关团体有组织的访中活动宣告停止。在日本各地方社会中，很多开拓团经历者为了使满洲移民的历史不被遗忘而开始面向社区、学校、社会讲述自身的满洲经历，即致力于自身的历史实践与继承活动。其主要表现为以下两种形式：
(一) “满蒙开拓口述继承会”2002年，“满蒙开拓口述继承会”在长野县饭田市成立。饭田市及其周边的下伊那是战前长野县内向满洲派遣移民人数最多的地区。但是，这种地方社会特有的历史在战后并未得到关注和认知，受主流社会的公共历史意识的影响而被边缘化，且当地社会对满洲移民的理解也处于一种模糊的、碎片化的境遇中①。在此背景下，当地的满洲移民经历者、当地住民及研究者通过共同合作的方式依托饭田市历史研究所成立了“满蒙开拓口述继承会”，这一团体主要活动的目的就是挖掘收集地域史、了解地方社会的历史文化。
满蒙开拓口述继承会的具体活动内容是，以该地区的满洲移民经历者、中国归国者②为对象，通过生活史、口述史的方法，进行口述访谈，并将采访录音文字化，经过整理、编辑，出版个人生活史专辑。其活动的重要特征是不依靠外来研究者，而是由当地居民组织的志愿者会员与被采访者来共同书写自己地域的历史③。该会的会员由在饭田市和下伊那地区居住的30至70岁的当地居民组成，会员中有10名满洲移民经历者。在进行口述采访调查前，该团体还定期召开研讨会，请会员中的满洲经历者讲述当时的情况，同时也在外部邀请大学教师等专门研究人员讲授满洲移民的历史、生活史及口述史调查方法论、从录音至最终作品完成的整理、编辑方法④。在该团体成立至第3年时，2005年，时任满蒙开拓口述继承会代表的筒井芳夫面对中日新闻采访，讲述了自己在对满洲移民经历者口述史的采访与实践活动中萌发的感想与抱负：
迄今为止满蒙开拓经历者没有机会讲述自己的体验。也有对孙子讲述却不被相信的例子，似乎觉得脸上无光。为了不把从长野县派遣出的被称为全国第一的满蒙开拓团的历史被时间风化，我们希望继续这些讲述并传于后世。①
如上所述，在会员及地方社会的共同努力下，满蒙开拓口述继承会从成立开始的10年时间里，发行了《下伊那中的满洲》个人口述历史集刊10册，其活动不仅得到了当地社会的认可，在日本全国也产生了很大的反响。其个人口述史作为“地方知识”还带动了县内讲述满洲移民历史记忆活动的扩展，并形成了向后世延续与传承的趋向。2005年5月，饭田日中友好协会以向后世讲述满洲移民的历史为目的，成立了“满蒙开拓经历讲述会”。该会调查整理出了生活于饭田及下伊那地区在住的中国归国者、满洲开拓经历者名册，招募了满洲移民经历讲述志愿者。满蒙经历讲述会的成员们，不断地接到来自本地区的学校及各种团体的邀请，请他(她)们讲述自己的满洲经历②。该会从成立至2007年的两年时间里，共向本地区约3500人讲述了自身经历③。
这样的活动，不仅局限在饭田下伊那地区，在长野县的其他地区也存在。2007年10月24日，《信浓每日新闻》即报道：“2007年10月23日，须板市南部地区公民馆与区长及公民馆分馆长组建的南部地区规划推进委员会，邀请了本地区原珠山开拓团的有关人员，在卧龙山公会堂召开了满蒙开拓者经历讲述会。”④类似这样的活动，从新闻的报道来看，在长野县内各地有逐渐增多的趋向，可以说满洲移民的记忆已经不再是经历者的个体记忆或集体记忆，而是正在作为地方社会记忆被共有和延伸。
(二) 满洲开拓纪念馆 1. 长野县立历史馆满洲移民展区在长野县立历史馆展示近现代史的区域设有满洲移民展区。1994年长野县立历史馆开馆时，即设置了这一主题展区。虽然展区的满洲移民的空间与相关展示物非常有限，但却是长野县内唯一展示满洲移民主题的县级公共场所。这一展区设置意在说明，长野县是派遣满洲移民最多的县，战前县内的形势与县民的生活状况与向满洲移民的成因。⑤开馆当时，展示物主要以教科书、照片、地图等为主，2003年以后，由于得到了长野县开拓自兴会的协助，开始搜集新的展示品与各种资料。⑥
满洲移民的展示区分三个主题，即“十五年战争与县民”“战争期间县民的生活”“遭受经济危机后的县民生活与满洲移民”。各个主题分别使用了当时的照片、新闻、各类图表进行说明。在壁板下方的专柜中，展示了开拓民渡满后使用的毛毯、背包、勺子、水壶、饭盒、书包、在满生活照片、满洲开拓者日记。⑦上述展示品每三个月更换一次。除此之外，馆内资料室收藏有大量的关于满洲移民的第一手资料、当事人的日记、著书等。总体来看，这个展区描绘了从“九·一八”事变至太平洋战争终结、日本宣布投降的十五年战争使县民生活水深火热，经济的滑跌迫使众多民众移民满洲，最终因日本投降而付出巨大代价的满洲移民史的图景。
历史馆的主要利用者是县内的小学生，占入馆总人数的60—70%。另外，较多学校也把参观、学习满洲开拓的历史作为小学六年级社会科教育的授课环节。总之，这样一个场所成为尝试将满洲移民这一区域史向后世传承并进行历史教育实践的场所。
2. 大日向开拓纪念馆大日向开拓纪念馆是由满洲移民经历者自己建立、展示战前及战后自身经历过程的纪念馆，于2005年2月11日开馆。馆内展示品是由北佐久郡轻井泽町大日向的原开拓民们收集而来，主要是战前分村与战后从中国东北回乡到大日向开荒耕地、重建家园的相关记录资料、照片、农用机械、日常生活用品等组成。
原大日向开拓团是在战前经济更生政策下，以村中约一半的人口、即216户、796人移民至中国东北，是当时日本全国第一个把村庄一分为二，组成满洲移民开拓团送至中国东北的事例，农民文学作家和田传以该村为原型发表了小说《大日向村》，1940年其被改编为满洲移民宣传电影，在日本家喻户晓。从该村移民至中国的开拓民，在战后逃难过程中，死亡近半。回到故乡的生还者在1947年4月进驻浅间山脚下称为追分的地方，开始了重建家园的生活。
大日向开拓纪念馆面积约30平米，其中按照分村、满洲移民、战后生活重建的时间顺序摆放了相关展品。从展示内容与方式来看，大日向开拓纪念馆更多是偏重关于战后生活重建的部分，这也说明了开拓民在战后入植垦区重新建设家园时所处的困境。该地区从70年代末开始，转卖土地改行从事其他行业的人逐渐增多，至2005年专门以农为生的农户仅剩一户，当时的满洲移民经历者留村生活的也不过二十几人。为此，为了能把村史传承下去，移民经历者们在本村新公民馆建立时，搜集了迁入该地区时在各家仓库闲置使用过的农具等物品，整理了记录村落发展过程的资料，为开拓纪念馆的成立做出了不懈的努力。①从这里不难看出，满洲移民经历者们正试图通过自身的努力，把满洲移民的经历及归国后生活重建的艰辛作为记忆在地域中继承下去。
3. 满蒙开拓和平纪念馆2012年，饭田日中友好协会在饭田及下伊那地区开始筹划建设日本全国唯一的“满蒙开拓和平纪念馆”。建设纪念馆的主体单位是饭田日中友好协会，其组建筹备委员会制定了建设计划，2007年开始了募集建设资金的活动。经过约五年时间的筹建准备，2013年4月25日，在长野县下伊那郡阿智村开馆。该纪念馆是以满洲移民历史的启蒙、继承和倡导和平为主要活动目标的纪念馆和资料馆，也是日本全国首家民营设施。
根据当初的“满蒙开拓和平纪念馆”筹建委员会的计划，建立纪念馆的目的是保存、展示、研究中日双方均为之付出巨大牺牲的满洲移民历史的相关资料，并将其作为向下一代警示战争的悲惨、倡导和平的重要性的历史教育基地。②
在战前的满洲移民政策下，从日本全国向中国东北派遣了27万人移民满洲，并最终日中双方都付出了极大的牺牲，但却一直没能建设全国专门性的相关纪念馆和资料馆，因此，在全国派遣满洲移民人数最多的长野县和县内派遣满洲移民最多的饭田及下伊那地区设置纪念馆，其目标是建成向国内外传递相关信息的重要场所。此外，其也作为“残留邦人”及“中国归国者”相互交流的场所及日中友好活动的场所而进行有效地利用。③
在现今的满蒙开拓和平纪念馆中，设有展示室、研习室和资料研究室。展示室通过照片、图像、移民经历者的证言分八个部分对满洲移民的历史进行了说明。馆内除这样的常时展示之外，还定期的举行慰灵祭，应地域所需派遣口述传承会的成员举行满洲移民历史相关的讲演、自身经历介绍等活动。从开馆至2015年的两年时间里，入馆人数达到六万余人。“满蒙开拓和平纪念馆”作为一个满洲移民历史的“记忆之场”，对满洲移民历史记忆的继承所发挥的作用毋庸置疑，同时也是个体记忆、集体记忆被纳入到地域史而不断被扩展、延伸与共有的一个过程，在面向未来，把“负的遗产”转化为和平友好的历史实践，谋求消解主体经验中历史认识的矛盾与对立。
结语综上所述，本文主要以日本的长野县与中国黑龙江省方正县为田野调查地，在1980年代至21世纪初这一考察时段中，首先探讨满洲移民的本土记忆伴随着越境活动的展开而发生的具体变化，以及主体经验者面对被害与加害这一错综复杂的对立关系时摸索的解决途径；其次考察了主体经历者在高龄化、直面记忆的风化而展开的历史实践与继承活动。
具体而言，1980—1990年代末，为满洲移民记忆的越境期。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在中日两国通航后，满洲移民经历者实现了故地重访的心愿。1980年代初期，大量的满洲移民经历者开始来到中国东北故地找寻自己生活的足迹，同时达成了在当地祭奠逝去的家人、亲人及友人的多年心愿，寻找在逃难中失散的亲人，救济遗华日侨能早日回到故乡。正是在这一系列的访中活动中，越境这一行为促使了移民经历者对在本土社会为对抗主流社会历史意识形态而形成的被害者的记忆开始进行反思，触发了加害记忆的生成。移民经历者在面对自身战争被害与加害的历史意识的矛盾与冲突中，试图把致力于中日友好活动作为规避自身经验矛盾的消解方式。
进入21世纪，可视为是满洲移民记忆的继承期。近年，随着满洲移民经历者的高龄化，满洲移民的记忆正逐渐被时间淡化而走向遗忘。为此，满洲移民经历者与地区的民众正致力于满洲移民历史的挖掘、梳理与继承等活动。口述历史实践与纪念馆、博物馆是满洲移民现今继承历史的主要表现途径。口述历史是主体经历者与地域民众共同协作记录满洲移民的记忆，以其历史实践活动达到向下一代传承的目的，让更多人理解战争的悲惨与和平的重要。纪念馆则是把主体经验可视化，通过文本资料、展示物、视听觉资料直观理解满洲移民的历史，发挥“记忆之场”的机能与作用。满洲移民的历史无论是上述哪种形式的继承，都可视为是个体记忆、集体记忆在地域社会中不断地被共有与扩展的一个过程，在面向未来，把“负的遗产”转化为和平友好的历史实践，谋求消解主体经验中的矛盾与对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