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当代中国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的实践，不仅对政治学的理论创新形成了迫切的“社会期待”，而且为理论研究提供了足够的历史纵深和丰富的经验材料。在最近于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召开的“中国政治研究：田野与理论”研讨会上，学者们围绕中国政治学研究的主体性与本土化问题，就当前中国政治研究蕴含的理论范式、关键概念及其与田野经验的关系等展开了深入讨论。在会议研讨基础上，我们编发这组笔谈，以期引起对相关问题的进一步研究。
当代中国政治研究：生活逻辑、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杨雪冬（中央编译局研究员）
(一) 当代中国政治研究的三种基本方式当代中国研究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热点领域。担任过澳大利亚总理的“中国通”陆克文曾经专门撰文谈到西方汉学要向中国研究，尤其是当代中国研究转向。据我所知，在过去二十多年中，欧美主要的汉学研究重镇都在应对中国崛起带来的知识挑战，进行了组织重构，重新配置了研究资源。以哈佛大学为例，过去十多年来，托尼·塞奇领导的中国研究中心虽然处于肯尼迪政府学院框架内，但由于密切关注和深入参与当代中国的发展，并设立了高级官员培养项目，无论是资金还是人员活动都在快速增长，其影响力在某种程度上正在超越大家熟知的费正清研究中心。之所以如此，除了因为中国快速发展带来的国际影响力的提升以及研究资金的大量投入外，更重要的是当代中国的发展带来的对知识体系和理论框架的挑战。当代中国以及当代中国观照下的传统中国，都是值得探究的学术富矿。
当然，对于我们这一代研究者来说，当代中国政治研究除了有知识挑战的乐趣外，还有信仰的意义。我们生于斯长于斯，故国故土吾民，亲历着这个国家发生的深刻变化，享受着改革发展带来的巨大的物质成果，并且承受着与前辈人迥异的压力，前辈积累的经验无法回答我们内心的疑问。这个国家为什么会发展，发展的方向是什么，当下的状况如何，无时无刻不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和研究中。尤其当我们与国外学者交流的时候，他们用威权主义、集权主义、民主转型等带有明确价值指向的概念来描绘、分析我们自己生活的制度的时候，我总有一种特殊的异样的感觉，一种被俯视的感觉。因此，我们对当代中国的研究，也是在回答我们内心的疑问，应对外部的质疑，寻找未来的方向。
对于中国学者来说，对当代中国政治的研究是通过田野调查、理论生产和实践参与三种基本方式实现的。我们通过这三种方式体验到政治运行中的生活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并从不同层次方向趋近中国这个复杂变化的巨型政治体，得出不同的图景，这些图景重叠交织在一起，使得研究的发现不断趋近现实，理论的命题更能揭示规律。
田野调查是一种获得常识、激发思维活力的过程。尽管它来自人类学、社会学，但已经被包括政治学在内的社会科学诸学科所认可并采用。社会学家郑也夫曾经说，汉语“田野”的概念精妙。“野”对峙于“文”、“文献”；“田”以其象形，道出边界性、局限性，拒绝泛滥无边、大而无当。但是政治学研究采取田野调查受到研究对象的层次性、规模差异以及体制性限制，所以作为研究方法主要用于低层次的政治现象，比如村、乡镇、县，至于更高层级的政治，应用起来就有很大的困难。但是“田野精神”是非常重要的，那就是好奇、探险、想象力以及对研究对象的主体性的尊重。
田野调查至少有三种功能。首先，通过田野调查我们能接触到政治中鲜活的人。政治中的人不能简单地用“经济人”假设来框定，政治人的动机和激励因素更为复杂。在政治过程中，人的政治角色也是多样的，有决策者、政策执行者以及政策对象，而由于层次的变化，低层级的决策者也是政策执行者，高层级的政策执行者对于下级而言，也是决策者。这种多重角色的转化，往往会使本来清晰的行为逻辑变得复杂。在中国的制度背景下，还可以将政治行为者区分为改革者、保守者、“骑墙派”（搭便车者）、极端者，党员领导干部、党员、政治积极分子、普通群众等。浙江人、福建人、上海人、东北人、四川人等这样的地域身份也会给政治行为打上鲜明的烙印。而对于田野调查者来说，如果听不懂地方普通话和方言，便难以进入调查对象的生活和话语语境之中。
其次，田野调查丰富了我们关于政治的常识。常识是我们生活的基本遵循，常识中蕴含着人生智慧。尤其对于中国这样有着悠久政治传统，近代以来政治变动频繁的国家来说，政治常识不仅丰富，而且富有启发。这些常识有不同的载体，有的是俗语顺口溜，有的是形象的比喻，还有的是酒桌上的段子。比如，“中央是恩人，省里是亲人，县里是好人，乡里是恶人，村里是仇人”讲的就是中国的政治信任差序格局；“党委说了算，政府算了说，人大说算了，政协算说了”揭示的是中国政治权力格局；“人多的会议不重要，重要的会议人不多；研究小事开大会，研究大事开小会；开会的人基本不干事，干事的人基本不开会”说的是我们决策方式的缺陷。还比如政策制定中的“翻烧饼”现象，政策执行中的“打排球”，信访中的“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政策执行中的“一把手”现象（“老大难、老大难、老大重视就不难”）以及干部选拔中的“无知少女”和“白骨精”（无党派，知识分子，少数民族，女性，白领，骨干，精英）等。最近都在谈的中国概念、中国判断不是学者头脑中生出来的，不是用文字拼造出来的，应该来自生活和实践。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政治常识是生活提供给我们的半成品概念，如果再做学术精加工，很有可能变成解读中国现象非常好的概念，并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和描述力。
第三，田野调查能激发我们的问题意识。列宁曾说，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常青。田野调查能让我们走出书斋和象牙塔，感受到生动的生活，以现实的问题激发我们的思考。就我而言，曾经有连续10年的时间，每年都会有近两个月的田野调查。尽管自己出生在农村，成长在县城，但是不同区域的调查，大大开阔了眼界，解放了思维。比如“压力型体制”这个概念，就是上个世纪90年代末期，我们在河南等地调研后形成的，现在已经得到了国内同行的肯定。变化的中国充满问题，中国的大尺度与内部多样性，政治权力与社会力量、市场力量的互动关系，文本制度与实际制度运行的差异，后发现代化国家的赶超逻辑，执政党与国家的关系，政府层级关系，社会阶层关系，城市化的政治等等，都值得跟踪和研究，都是富有潜力的研究课题。
在我看来，研究当代中国政治有三种田野路径。第一种是家乡化研究，就是将自己的家乡作为研究的对象。我自己的博士论文采取的就是这种方法。这种方法虽然进入门槛低，获得资料容易，但也会因为卷入个人的情感而限制客观的判断。第二种是参与式观察，比如利用蹲点、挂职等方式深入到某个地方，参与到某个政策活动之中，既有“内部人”的参与便利，也能作为第三者去观察分析。但是参与式观察会遇到学术伦理问题。第三种是跟踪观察。可以选择一个或者几个地方采取定期回访的方式，进行长期跟踪观察。我曾经与德国学者就新农村建设政策的执行采取过这种方式。但这种方式所需时间和资金较多。这三种路径并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可以相互组合和补充使用的。田野调查也需要资料收集，地方志、组织史资料、地方党政公开的文件等都应该是我们收集分析的重要资料。在收集和使用过程中也要有保密意识。
(二) 当代中国政治研究中的理论生产研究是一个理论定位和理论对话的过程。尽管我们作为研究者也许在许多问题上的认识并不如普通人尤其是干部那么深刻，但是我们能对这些问题给予理性的思考分析，在面对与自身有着利益和情感冲突的问题时保持思考的冷静，避免极端的行为，也能对这些问题的原因进行一般性归纳，乃至得到规律性发现。这是研究者的天职，也是我们赖以谋生的基础。尽管当代中国变化快速，许多发现都受时空限制，带有很强的时效性，但这不能成为我们放弃理论思考的理由。
理论的重要性毋庸多言，对此有汗牛充栋的论述。社会学家赖特·米尔斯曾经说过“没有资料的理论是空洞的，没有理论的资料是盲目的”。这句话也道出了田野调查与理论研究之间的内在关系。我以为理论起码有三个重要的功能。
首先，理论提供了研究的起点。社会科学各领域，都不是在一片空白之上开始的，哪怕是所谓的开创者、拓荒者都受到过某种理论的启发或刺激，任何一个研究者都应该清楚自己所依据的理论资源。我们的研究或者是对既有理论观点的进一步发展，或者是对其的质疑、否定乃至替代，或者是对其的补充与对话。刚刚开始研究工作的年轻人，一定要多读书，多涉猎，将理论建构的雄心建立在扎实的文献梳理上，不要一发现自己以前没有看到的现象就归纳出所谓的“模式”，也不要将理论创新等同于概念的“生造”。
其次，理论提供了研究的工具。这里的工具不是现在流行的量化/质化意义上的，而是强调理论是研究者认识和分析问题的基本依据。亨廷顿很形象地比喻为：理论是我们旅行所需的“地图”。面对同样的问题，研究者之所以比普通人认识得更深刻些，就是因为使用了前人已经建立的，并且被实践印证的理论判断。不同的研究者面对同样的问题之所以有不同的解释和判断，也是因为使用的理论依据不同。当然，任何一种理论都有解释的边界，如果一味地强调其绝对性，那么必然导致研究过程中的“教条主义”，甚至“价值先行”或者“意识形态化”。
第三，理论提升了研究的层次。这样讲似乎有功利主义的色彩，但是哪个研究者不希望能提出新的理论见解，建构出更有解释力的理论框架呢？彼得·伊文思（Peter Evans）曾经在《世界政治》杂志组织的一次关于比较政治研究的笔谈中说，理论的价值是界定big ideas，帮助研究者确认所选择的问题是否具有研究的价值。因此，研究者应该关注理论热点、理论变化，并且应该积极地参与到理论讨论、理论建构过程之中。
必须承认，社会科学各学科的理论主要来自西方，即便是基于非西方社会发展的历史和经验产生的理论也主要是由西方学者提出来的。这是客观事实，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面对这些丰富多样、鱼龙混杂的理论失去了判断力、辨析力和理论自觉，只是它们的追随者、消费者和论证者。这些理论除了追求概括化、抽象化而普遍具有的“简单化”倾向外，还存在着默认西方价值优越的“西方中心”论、非此即彼的“二元论”等色彩。将西方社会视为常态，把非西方社会视为非常态，进而认为后者的未来就是西方社会的现在。这样的假设或判断总是时隐时现，对于中国政治研究尤其如此。由此导致这些理论与非西方社会实践的脱节，并产生诸多的研究盲区。前苏东国家的“突然”变革，中国没有马上“崩溃”，以及阿拉伯世界“茉莉花革命”的蔓延，都对现有的理论范式产生了深刻的冲击，显示出其傲慢、教条和脱离实际。近年来对于西方理论和制度多有反思的福山就曾经谈到，比较政治学还没有发展出一个完备的概念框架来对不同的威权政府进行分析，这与对民主政体的研究概念丰富形成了鲜明对比。黄宗智先生曾经总结自己的研究经历，认为在运用理论方面遇到过四个主要陷阱：不加批判地运用、意识形态地运用、西方中心主义和文化中心主义（包括中国中心主义）。
对于中国政治研究来说，认清西方理论存在的缺陷以及西方学者研究的局限性，并不意味着要创造出一套截然不同的理论体系和理论话语，在本土化研究中将中国独特国情“绝对化”。毕竟理论的力量在于对话交流和说服，中国当代政治实践也是在开放环境下，通过开放的方式进行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政治研究才具有理论创造乃至创新的价值。
另外，我也注意到中国政治研究越来越重视历史，一些学者力图将历史制度主义的方法运用到研究中。孔德曾经说：“除非通过它的历史，否则任何概念都无法理解。”当代中国的许多政治现象都是历史的产物，并且能在历史中找到类似的情况。这也许由于中国有着悠久的没有中断过的历史吧。当代中国政治研究应该学习历史学的史料收集方法和运用方法，并且利用自己的理论优势，更深刻地挖掘史料背后的逻辑，进而弥补本学科重判断轻资料的不足。但是不能用理论去选择和裁剪史料，那样会进一步强化政治研究中的“意识形态化”或教条主义。福山在写作《政治秩序的起源》一书时提醒自己说，“将理论放在历史之后，我认为是正确的分析方法。应从事实推论出理论，而不是相反。当然，没有预先的理论构思，完全坦白面对事实，这也是没有的事。有人认为这样做是客观实证，那是在自欺欺人。社会科学往往从高雅理论出发，再搜寻可确认该理论的实例，我希望这不是我的态度”。
(三) 实践参与对于当代中国政治研究的意义由于身处体制之中，我们比国外学者更能深刻地感受到这个体制的优点和长处、弊端和不足，更能理解政治实际运行中那些“不言自明”的隐形逻辑。当然，更重要的是，我们许多人还通过多种方式参与这个制度的实际运作。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应该发挥自己的良知能力和智慧，尽可能地使这个制度运行得更平稳，更有绩效，更能为大多数人带来福祉。这是中国学者应有的责任。
社会角色决定了实践参与的形式。对于普通人来说，政治并不只是动人的口号、高大的形象、崛起的国力，而是如何更轻松地生活，如何保留对未来生活的期望。结合自己的生活经验，我曾经在一篇评论中这样写道：“对于普通人来说，最大的尊严来自制度的尊重，最可靠的幸福是有制度保障的幸福。如果不断完善的制度给每个普通人带来的是找不到北的‘迷宫’，却把‘便门’出口的钥匙给了个别人，这样的制度化建设注定是失败的。”
作为研究者，参与政策过程也是一种实践。可以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撰写研究报告，参与政策设计或评估，有的学者还会参与到政策文件起草这种富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决策活动之中。这种实践的基础是研究者的专业性训练。这些年国家大力推动智库建设，为研究者参与政策过程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和条件，但也出现了许多人担忧的“折子研究”现象--为获得更多批示猜测领导人意图偏好，甚至不惜违背客观现实。专业化是研究者的基本素质要求，也是获得尊重的前提。更为重要的是，如果没有扎实的基础研究，对策研究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我们中的一些人，也会成为某个组织、某个部门的管理者，成为制度的运作者。这种实践是极有考验性的。我们经常听到这样的议论，搞民主研究的一点都不民主，搞自由研究的一点都不包容。可见真正实现“知行合一”是多么地难。尽管如此，作为一个研究中国政治的学者，如果担负了某种管理责任，还是应该尽可能地运用所学来改善这个体制的运行。如果研究中国政治的人还对现实政治采取犬儒主义态度，那么我们真的应该好好反思一下我们的研究动机了。
总之，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是值得我们去投入和奉献的，田野、理论和实践对于我们认识这个复杂的现象都不可或缺，生活的逻辑、理论的逻辑和实践的逻辑虽然有所差异，甚至相互冲突，但根本指向应该是一致的，那就是政治是改善我们生活、提升我们精神道德的活动。这也许就是“人是政治动物”这个判断所蕴含的价值目标吧。
过去三十年多年来对国外社会科学理论方法的系统引入，国内学者长期的田野调查和丰富的案例积累，社会科学资助资金的大规模投入以及中国学者的理论自信心、自觉性的提升，都为中国问题研究的深入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我们现在有条件和理由跳出社会科学的“西方中心”与“本土化”、理论概念的“普世性”与“中国特色”的二元思维，从中国的转型实践中总结出概念、抽象出理论，然后对现有的理论模型、方法论工具进行验证反思，从而使中国的经验成为世界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使根基于中国经验的理论总结得到世界知识体系的验证。
对于中国学者来说，要有清晰的中国问题意识，这首先意味着对中国社会发展前途的关怀。只有在这种关怀的引导下，才能把研究路径、方法和工具有效地统一起来，形成具有解释力的理论范式。而中国研究理论范式的构建，应该以三个目标为指引。首先，理论的总结必须能够准确地反映社会现实，起码要符合人们判断的“常识”。其次，理论的总结应该超越“常识”，能使人们了解到社会现象背后潜藏的关系、问题乃至规律。最后，理论的总结应该超越知识，能给人们提供可操作的改造现实的路径与方法。所以，就中国现实社会政治问题研究来说，重新思考马克思关于哲学使命的判断依然富有深刻的启发意义。马克思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
中国政治研究中的田野、理论与国家**【基金项目】上海市哲社项目“中国传统社会形态及其再生产研究”（项目编号：2010FZZ002）以及曙光学者项目“威权与民生之间的社会组织治理研究”。
王向民（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教授）
从民族国家建设的角度看，当代中国正经历着史无前例、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进行着世所罕见、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如果说，1949年新中国开国建政奠定了作为国际法主体的新政权在国际上独立、国内统一的政治地位，那么，1978年以来在国家主持下进行的经济改革，以及由此展开的社会重组和政府行为创新，则意味着中国进入了制度建设的“深水期”。在此过程中，社会变革的群体及其观念、政府治理的行为及其规制，以及中国独特的政策过程，得到了较为丰满的展示。这需要我们经过严肃的田野调研，并通过理论化，使之成为与主流政治理论进行对话的互补/竞争性范式。
尽管中国政治研究的主体性与本土化尚未取得建设性共识，但是，近年来的研究进展却表明中国政治研究逐渐放弃了两极化的简单分析范式。中国政治既无法用“中国特殊”或“中国例外”的一元论解释中国发生的现代国家建设，也无法用“国家与社会”的二元论裁剪中国发生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本土实践，近年来社会科学界通常采用的威权政体与发展型国家概念在中国也有其适用条件与边界。或许，对当代中国的理解，更模糊或中庸的解释反而更准确，即不中不西，既中又西，它既不是传统也不是现代，但又是传统又是现代。如此模糊或中庸的解释并不是故弄玄虚，而是因为中国政治确实无法用唯一的、理想类型的概念或判断加以界定，它是一个宏大壮阔的国家建设，同时也是一个充满张力的学术富矿。“理解中国政治”成为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本土化的最大动力。
(一) 田野：在中国发现世界曾经，研究者习惯于分析西方教科书中提出的政治现象，将中国本土长久存在的政治现象视为“陋习”或“前现代”行为。但是，近些年一些长期固有的有趣中国现象开始进入政治学的田野视野。关注实证经验的研究者已经注意到一些独特的中国现象或政策运作方式，例如文件政治、会议政治、小组政治、人事安排、工作组、规划、群众路线等等。再者，中国政治过程的运作机制也逐渐被政治学研究者发掘出来，例如牵头体制、联动联席、协调制度、项目制等等，这些运作机制显然与西方理想类型的政党政治、民主化、理性官僚制不同。这些中国人耳熟能详、土得掉渣、“你懂的”的“词儿”，已经在社会学、法学的本土化研究中获得关注，如今逐渐进入政治学研究者的田野视野，得到了初步的理论化提炼。
此外，由于制度开放或偶然性事件而形成的群体性事件或抗争事件，也受到了田野研究者的青睐。在城市，业主维权如火如荼；在乡村，上访和选举一直是学界关注点；近年来类似PX等化工项目或其他偶然性事件引起的群体性事件也层出不穷。这些社会政治事件通常被置于社会运动或国家治理的框架内进行解释，但是，由于政府或资本等强势方的资料难以获取，导致现有的田野工作更多围绕弱势方展开，或者说能够较好地对社会性主体及其行动方式展开田野研究。
假如说上述田野现象带有鲜明的中国符号，那么，近些年来也有很多现象类似于近代西方。例如作为社会结构的“二代”现象。假如我们把伴随共和国长大的一代视为政治学或社会学在群体分析意义上的第一代的话，那么，三十岁左右、已经走上社会舞台的“80后”、“90后”们则是第二代。相较于第一代的封闭、保守与易于满足（尤其是经济上），第二代共和国人则越来越接近西方的公民意识与公民行动，具有批判意识和权利意识。这不但在城市公民或中产阶级中表现得非常明显，例如围绕PX化工项目上马与否的抗争显示出抗争者甚至具有某种程度的科技公民身份的认知与行动，而且，在第二代农民工身上，我们也看到由于智能手机的流行以及对城市生活的熟悉，他们的抗争逐渐有从经济收入向政治权利转移的趋势。当代中国的“二代”现象很类似亨廷顿在《变动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对美国棚户区与贫民区的群体分析。亨氏认为，乡下穷汉涌进城市的贫民窟和窝棚，那里本来最易成为革命的策源地，但是呈现的却是保守主义与顺从，然而，“他们的孩子却是在城市的环境中长大并接受城市人的目标和企望。父母满足于地理上的横向移动，孩子则要求在地位上的垂直上升”，由此形成了政治上的激进主义。
与实证田野并行的是理论田野的新视角或新发现。理论田野的最突出表现，是史学研究的实证化，“兰克史学”的档案标准使历史研究更偏向一门经验科学而不是人文科学，在某种程度上哲学研究亦然，我们看看动辄近半页的页下注，就可以知道史学与哲学的实证化程度有多高了。在理论田野上，研究者根据新发现的材料或原来未曾注意到的边缘领域，发展出“天下体系”、“新天下主义”等分析指向。同时，原本已经成为常识的教科书概念，例如合法性、民主、世界主义等再次被放置到学术史中加以检讨，赵鼎新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奇迹的绩效合法性解释甚至追溯到传统中国的天命观念与统治者的责任意识。这些观点或田野观察是否能够成立，我们另说。但是，各个学科研究者几乎同时提出了类似的本土化问题，这本身意味着研究行为背后有着一种宏大的时代现象。
越来越多的田野现象，显示出中国政治的世界性。中国发生的现象，表明中国并非世界历史的例外，而是世界历史在新阶段的重新绽放，因此，“中国是世界的中国”。从方法论上，我们可以“在中国发现世界”，面对中国正在发生的、实实在在的、可感可测的经验对象，我们固然无法从价值观上对其定性，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对其进行理论化的研究，从中抽象出一般性的概念与理论，并由此建立历史性的比较。
(二) 理论化：方法论转型及其碎片化从某种角度说，上述田野对象的发现是与政治学研究方法论的自觉转型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甚至可以说，方法论的自觉转型进一步发掘了中国独特的田野现象。
中国政治学研究方法论的转型大致发生在2006年。在此之前，读书作文之法，强调积累与顿悟，缺乏选题技巧与研究设计的方法论指导。2006年杜克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联合举办了政治学研究方法讲习班，在讲习班上，中外专家学者为大陆青年政治学者讲授了定性分析、个案研究、逻辑类型分析、定量分析（包括抽样理论、问卷设计、面访技巧、统计分析）、理性选择、制度分析等方法论问题。此后数年，该讲习班转战上海、吉林等地高校，对政治学从业者进行了较为规范的方法论培训。这种中外学者联合进行方法论讲授和专题研讨的讲习班模式后来成为潮流，被引进到其他社会科学领域，成为近年来方兴未艾的暑期学术活动。讲习班的方法论培训，效果显著，伴随着青年学者成为发表论文的主力，中国政治学研究逐渐步入以实证为主的规范写作阶段，以至于有些学术期刊声称非统计定量论文不能算做科学，尽管真正切实恪守方法论规范的研究成果也并不多见。
现代社会科学的方法论，究其要，包括两个方面：第一，自明或可测量的研究对象；第二，理论化。就前者而言，研究对象的自明性或事实属性，既满足了韦伯“事实与价值”二分的现代社会科学原则，又形成了研究资料的清晰边界，从而可以使研究者放言，“我已经掌握了所有资料”，同时也可以实现实证研究试金石的“证伪”效果。就后者而言，理论化意味着按照某种客观而符合逻辑的程序实现经验现象的抽象提炼，形成某个概念或观点，从而推进既有概念史或理论史，形成后来研究者的文献综述基础。同时由于社会科学标榜的客观性与中立性，使其理论化的概念或观点往往处于中层理论甚至微观理论的概念方位，而不能或拒斥推演出宏大理论。
因此，社会科学方法论天然契合田野经验研究，尤其适合案例研究，使之成为事实上的政治人类学之变种。也正因为如此，在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指导下，原本被视为“陋习”或“前现代”的政治现象，“毫无违和”感地成为田野研究的对象。进而，在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指导下，发掘出更多具有现象意义的中国本土社会政治现象。这从一个侧面解释了当前中国“治理”研究（国家治理、基层治理、社会治理）的火热场面。但是让政治学研究者感到沮丧的是，当前田野研究的主要领域在个人或社会空间，国家或资本等强势方的田野由于制度的坚韧，并不易于进入，从而使纯粹的政治研究仍然局限于历史角度或制度角度，而缺乏实证田野的参与。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读到的政治社会学论文，更多是在国家与资本方缺位情况下的“政治想象”与“政治审判”。
当前政治学研究方法论的转型尽管标志着学术研究的更加科学化，但是，并不意味着政治学研究的高歌猛进。由于国家与资本方田野资料的阙如，田野研究在理论或价值上的碎片化也不容忽视。固然，我们看到中国田野研究形成了基于田野的描述性概念与基于理论指向的中层概念/理论。但是，这些不同的描述性概念和中层理论之间的逻辑关系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现象的意义也没有得到分析，换言之，每个勤勉的田野研究者都在贡献一个一个独立的“马铃薯”，并被收纳在学术期刊和著作的外部袋子里。但是，这些“马铃薯”本身却仍然是独立的，缺乏逻辑及意义的解释。人上一百，形形色色，任何个案都无法替代，但是如何从个案走向一般，并从中抽象出普遍性理论（general theory）以回应中国政治发展的独特历史经验，这并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命题。碎片化的田野结论表明，耽于研究对象的自明性与资料整合的可行性等分析技巧，在极端情况下，反过来侵蚀了作为整体的中国现象的逻辑分析。换言之，形式化的严谨反噬研究的宏观视野与穿透能力，致使研究者沉迷于学术技巧而忘记了价值意义。这种碎片化状况，在田野研究更为发达的史学与社会学领域表现得尤为突出，以致中国学者的学术价值似乎只是为西方宏大理论提供源源不断的初始素材，或者由此证明西方宏大理论或分析概念在中国的适用性。
(三) 国家：历史与理论中的中国问题方位中国经验的理论化是当代中国政治学的必由之路。在经验理论化的过程中，形式化方法论与宏大叙事应当互补互足，前者提供经验素材，后者萌发穿透能力，两者应相得益彰而不是非此即彼、各执一端。
毫无疑问，严谨的田野研究者在进入田野时，必须摒除价值立场。但是，准确的田野发现与解释则有赖于雄浑的历史与理论的方位感。不同的眼睛看到不同的东西，不同的耳朵听到不同的声音。毫无准备的技术田野者，在田野过程中有可能“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例如，政治宣传或实践者口中的“创新”，有可能完全是传统行为方式的现代演绎，比如中国基层社群的“协商民主”，在历史学家看来，或许其操作方式与传统家族或村落里的“族老会商”并无二致，尽管其组织形式可能穿上了“理事会”而不是族老的现代外衣，行动主体增加了商业人士的权重。相较于传统中国，协商民主更像是传统中国基层社群在现代中国的易容式行为延续，而不是发源于北欧的平等、自主（深思熟虑）的协商民主的政治实践。
进而，尽管在形形色色的田野案例中，每个案例都有特殊性与不可替代性，但是，它们仍然有待于被整理或纳入某个理论躯壳，从而被赋予“意义”。否则，案例研究将陷入碎片化，进而走向知识论的相对主义与怀疑论。换言之，在田野研究的同时，应当超越田野，构建田野之上的基于某个分析单位的基准理论。这个理论既能涵摄田野个案，又能彰显世界政治发展的既有逻辑。对于中国而言，集权与统一的主权任务完成之后，最为重要的政治事实就是中国通过发展经济使得公共产品供给丰富并维持着稳定的政治局面，政治权力受到一定的管束，尽管它不是以制度而是以技术或政策过程的方式实现了一定的规范。从丰富多彩的田野中，我们能够抽象出哪些命题或者具有一般意义的理论原则？这是中国“生存性智慧”（邓正来）的结果，还是“党治国家”（景跃进、陈明明）的效能？如何为中国经验提供一个“理解性”的解释基准？
因此，田野研究并不排斥历史与理论的方位感，而历史与理论则是以国家为中心的经验解释，亦即政治学中所谓的“国家（建设）理论”。中国的国家理论包括三个解释传统：传统中国、近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尽管20世纪以来由于政治需要而使人们将传统中国视为封建糟粕，或者从价值判断角度将传统中国视为皇权专制，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传统中国仍然是现代中国无法蛻去的皮肤。任何国家的现代化都是传统的现代性转化而不是横空出世，血缘、情感、家庭、伦理、道德、统一、程序性分工以及对权力的警惕是传统中国与现代政治共享的价值规范。尽管我们建立了挂在墙上的西方式制度条文与组织结构，但是我们的头脑里，以及由此形成的行动实践仍未褪去传统的痕迹。马克思主义是中国的新传统，尤其是1949年以来的政治实践无一例外在强化其价值规制以至于成为中国的意识形态，但是，马克思的理论本质上是经济社会理论与历史理论，它对于工业社会的经济、社会与政治联动的解释至今仍未过时，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列宁主义与毛泽东思想则是一种国家与政党理论，正是在其直接指导下建立了实践的社会主义国家，并进行了惊心动魄的政治社会革命，因此，无论从思想结构还是政治社会基础设施来看，它们都构成了中国当下与未来的传统。西方文化早于马克思学说进入中国，并熔铸成中国的新传统。1793年马嘎尔尼使华时的中英礼仪冲突以及随后的列强入侵、洋务运动、西式教育无不说明西方文明开始成为近代中国政治文化的组成部分，而当代改革开放与全球化的中国参与，更使中国进入一个由西方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现代政治体系。无论愿意与否，我们都必须接受并学会与西方文化尤其是自由主义的共存与交流，假如中国能够建立一种超越自由主义的政治理论，那么这种超越也必定是一种吸收与容纳而不是拒斥与剔除自由主义的理论。因此，当代中国的田野研究只有置于上述三个解释传统的国家理论基础上，才能准确界定出田野案例的历史与理论方位，才能抽象出田野研究的理论延展性或现实可持续性。否则，即使田野案例能够满足实证化的方法论要求，写出漂亮的学术论文，但是它的理论价值或许仍有待商榷。
从国家的角度思考当代中国田野研究的方位，同时也是一种研究视角。至少我们能够从三个方面理解这种国家视角：第一，将国家视为政治研究的对象，描述中国发生的政治社会现象。例如国家或政府领域里出现的文山会海、小组执政、人事安排、工作组、规划、群众路线、牵头体制、大联动、协调制度等等，这是中国人眼里的国家/政府行为，也是田野研究难以拒绝的研究对象。第二，分析国家在政治社会转型中扮演的角色。威权政体与发展型国家理论都试图对此有所解释，“回归国家学派”也提出了国家能力的概念。但是，它们是否贴合中国政治，在中国的适用性有多大，在学术上还有待考察。中国学者提出的“有效政治”或“有效治理”有一定的解释力，但是，它如何与统治权理论相匹配仍然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第三，从历史的角度说，“中国是历史中的中国”，当代中国的政治行为在传统中国或西方经验中是否有类似的行为，它们的异同怎样？如何解释这种异同，以及这种异同对于中国未来政治走向的影响如何？这些都是值得探究的问题。
政治研究是一场高空走钢丝的冒险，它一方面要求研究者有价值关怀，故而是人文的，另一方面它又要求研究者的立场客观中立，因而是科学的。尽管马克斯·韦伯建构了现代社会科学客观中立的研究原则，但是它对时代价值的感伤与痛苦也溢于言表，其内在的冲突与张力在《以学术为业》的演讲和《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末尾的段落中表露无遗。因此，为了加强学术研究之间的交流与沟通，需要搁置价值争议，共同开展规范性、可还原的事实或田野研究。也就是说，讨论作为论据的田野或历史材料的真伪与整合过程，讨论解释环节的逻辑结构，从而避免研究者的“偏好”或“曲解”。换言之，只有使之足够“学术化”，我们才能在学术上讨论它。搁置价值争议，秉持宽容多元的立场，将注意力放在学术知识的积累上，假以时日，后人把我们积累的知识整合起来，构建出一个价值框架。这或许也是宋儒及其理论重建留给我们的经验。
推进中国本位的经验研究罗兴佐（西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大致可将当前中国社会科学的经验研究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将中国经验作为材料，用以证实或证伪、补充或拓展西方学术理论；二是将中国经验本身作为研究对象，从中抽象出理论，发展出政策，服务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这两种不同类型的经验研究虽可以解释为研究旨趣的差异，但从社会科学本土化的视角来审视，以中国经验本身为对象的研究尤其需要大力推进。
一以中国经验本身为对象的研究，首先要有中国本位的问题意识。
一般而言，学术研究的问题意识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来自文献，二是来自实践。无论来自哪个方面，学者均有一个基本立场。以中国经验本身为对象的社会科学研究，就是以我国实际为研究起点，回应中国的时代问题。以中国农村政治研究为例，进行中国农村政治研究必须从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回应中国农村的政治发展与政治稳定问题。其中，最起码的是，中国农村政治研究应该有助于理解正在展开的农村政治实践，理解自上而下的政策、法律和制度在农村的实践过程，对之进行正确评价，探讨其中的内在机制，提炼出有学理性的新理论，为完善相关政策、法律和制度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持。这种基于中国本位、中国经验的农村政治研究具有十分鲜明的实践品性，它不应受制于西方学术界所设置的研究议题，也不要囿于公民社会、威权政体、社会抗争等西方学术话语体系，更不要简单地将西方的学术问题转换为中国问题。
今天的中国正处于大变革、大发展时期，有自己的经验和自己的问题。这样一个时期，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只有确立中国本位的问题意识，将中国正在经历的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及其问题当做本体来研究，并以开放心态广泛吸取西方社会科学理论资源，才可能讲好中国故事，形成自己的概念体系，并构建起具有中国主体性的社会科学。中国本位的经验研究，就是要在中国经验中提问题，理解中国经验本身的逻辑，在大量的、长时段的中国经验研究的基础上，逐步发展出能解释中国经验的概念和理论。离开抑或忽视了中国本位的问题关怀，不下功夫去理解中国经验，没有构建起基于中国经验的概念和理论，中国社会科学便不可能在国际学术界获得应有的地位，更不可能真正服务于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
二以中国经验本身为对象的研究，需要扎根田野，不断提升经验质感。
强调中国本位的问题意识，就必须强调经验，强调扎根于中国的田野。贺雪峰曾提出“田野的灵感”的研究策略，认为必须确立田野调查的最优先地位，真正从田野调查中了解中国农村的实际状况，寻求从农村调查中发现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一套切合中国实际的概念体系，为乡村治理的研究与实践搭建起中国本土化的学术平台。扎根于田野的首要着眼点即为不断触摸经验，提升经验质感，在深入、扎实的田野调查中发现实践中的真问题、大问题，并将其提炼为学术议题。
扎根于田野并不是简单的收集材料。在社会科学领域，材料可分为量化材料和质性材料。前者包括各种统计数据、调查问卷，后者包括访谈记录、日志、日记等。社会科学研究离不开材料，但不是所有的材料都能被收集，也不是所有收集到的材料都能被用到研究当中，研究总是在有用且有限的材料基础上展开的。材料是零散的、孤立的、片面的，研究者需要有理论思维能力，才能收集到有用的材料，体悟材料背后的内涵与逻辑，发现材料的价值。但是，若研究者在进入田野前就已经有了明确的问题意识，且这个意识来自文献尤其是西方学术文献，他对材料的态度必然是实用主义的，即他进入田野的目的就是为了收集材料，用以解释、论证已经存在于他脑海中的问题。这种对待田野的实用主义、策略主义态度，必然使研究者将材料看成是证据，看不到材料的场景及其背后丰富的内涵，依据这种材料开展的研究，不是真正的经验研究。真正的经验研究是要在田野调查中发现“意外”的问题，产生顿悟，形成对经验的重新认识和把握，而不是简单地收集材料去论证已经存在的问题。
扎根于田野最重要的是要进入经验，提升经验质感。经验研究需要研究者对自己生活以外经验的深入全面调查，并据此对经验的各个面向、经验的内在逻辑进行反复、深入、批判性理解。经验具有个体性、生活性、模糊性、自在性、自洽性和总体性特点。研究者只有形成厚重的经验质感，才能对研究对象进行深刻把握。要形成厚重的经验质感，必须经历饱和式调研，这是笔者所在的华中村治研究团队最具特色的调研方法。其主要方式有两种：一是个人调查，即一个人在一个地方住下来，采用人类学方法进行观察、访谈，边访谈边整理资料边思考；二是集体调查，即若干人集中到一个地方调查，白天分开调查，晚上一起讨论，调查也就变成了现场研讨。在具体实施中，个人调查与集体调查交错进行。经历十多次大约300余天的调研，调研者就可以具有较好的把握经验的能力，懂得经验与实践的一般机制，形成经验质感。饱和式调研要求调查者保持开放性，抛开先入为主的成见，悬置僵硬的理论框架，用足够长的时间、足够高的热情，不厌其烦地反复浸泡在经验中，进入经验、体验经验、领悟经验。有了厚重的经验质感，研究者就可以把握经验的内在逻辑，发现经验中的意外，从而可以准确地提出问题，提炼概念，发展理论，获得解决问题的启示。
三以中国经验本身为对象的研究，需要将经验理论化。
在社会科学领域，理论是指能够解释现象的概念体系。库恩曾提出好的科学理论的五种标准：一是准确性，要求理论与已有的实验和观察结果相一致；二是一致性，要求理论与其他已经建立的知识体系相互包容而不是排斥；三是简明性，即理论应当用简单易解的基本形式取代观察到的多样性和无序性；四是理论应该是富有成果的，能揭示新的、未经发现的现象与关系；五是理论应该具有宽广的视域，不应该被限定在狭小的观察范围之内。笔者认为，理论是建构性的，理论的建构离不开经验，经验是理论的源泉与基础。但经验又是多样的、流变中的，研究者不能将学者对某一现象的多样化解释简单转化为自己的解释版本，而应该努力去理解、分析已有理论背后的前提假设、理论诉求及内在逻辑，并在新的经验基础上自由地阐发自己的观点。
经验的理论化过程就是对现象的描述、解释过程，其核心是在场景中提问题，在现象之间找关联。在场景中提问题就是对经验的内在逻辑进行理论化表述。如近年来农村群体性事件成为公众话题和学术研究热点，学界发表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但这些研究多套用西方社会运动理论，十分强调组织与动员对于集体行动的作用。正是因为有了先入为主的“组织/动员”框架，研究者对发生群体性事件的农村社会场景的性质缺乏关注。事实上，今天的中国农村社会仍具有一定的熟人社会性质，农村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并不需要组织依托，只要有动员，集体行动就可能发生。行动之所以可能，完全依凭熟人社会中既有的人情网络、地方性伦理和村社舆论，这就是熟人社会的行动逻辑。只有体验出熟人社会这样的场景，进入经验本身的逻辑中，并在村庄整体生活中去把握它，我们才能有“熟人社会中的集体行动”这样的问题意识。
有了好的问题意识就需要在现象之间找关联，这就是概念化，如“熟人社会”、“半熟人社会”、“无主体半熟人社会”，就是对传统农村社会与现代农村社会性质的高度提炼。笔者在研究农民上访问题时对概念化亦有体会。已有的农民上访研究，无论哪种解释模式，均自觉不自觉地将上访者个体化、客观化、对象化，且偏重于公民视角、维权视角，忽略了上访者丰富的社会属性。在当前发达地区农村，由于经济分化不断加剧，农村的阶层分化日益明显，农民上访的阶层属性日渐明晰，为此，笔者提出了“阶层上访”这一概念。“阶层上访”概念的提出源于对数十个上访案例的体悟，“阶层上访”之所以发生，源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被农村承担下来的绝大部分问题与压力，通过农村的阶层分化机制，被分配到底层身上。在阶层分化背景下，村庄选举、婚姻、人情、消费为村庄上层所主导，村庄底层不仅利益受损，而且经济社会压力沉重，他们因此对村庄上层积聚了越来越多的怨气，他们需要为这些怨气找到排解的渠道，上访便是这样的渠道之一。这样，我们便在“阶层分化”、“社会压力”和“农民上访”三个现象之间找到了关联，将经验概念化，从而提供了理解农民上访机制的新视角。
概念化着眼于对多个现象间联系的描述和解释，理论的诉求不能仅仅停留于概念化，而必须上升到中层理论。中层理论是美国社会学家默顿提出的一种社会学的研究策略和理论建构方法，其本质在于将经验事实与理论抽象结合起来。中层理论就是多个概念间联系的再抽象和理论提升，中层理论一旦形成，其解释力将大大拓展。近年来，华中村治研究团队尝试从“村庄社会结构”视角，来构建一个理解中国乡村治理区域差异的中层理论。其最初的研究灵感来自如下问题意识：为什么同样的法律、政策、制度在不同地方的实践呈现出差异？为什么这些差异呈现出一定的区域性？它们是由什么样的因素决定的？这些差异化的现象之间有无规律性？在全国十余个省的数百个村庄进行了持续数年的调查后，我们发现，乡村治理的区域差异与村庄社会结构的差异存在内在关联，正是由于村庄社会结构差异的区域性，乡村治理中的诸多现象，如基层民主、村级债务、水利供给、农民合作、农民上访、农民自杀、生育观念、宗教传播、人情、面子、彩礼等等，呈现出差异性，且具有区域性特点。在此基础上，我们将中国农村划分出团结型、分裂型和分散型三种村庄理想类型，它们在空间分布上呈现出典型的区域性，即南方地区以团结型村庄为主，北方地区以分裂型村庄为主，中部地区以分散型村庄为主，从而构建起了理解乡村治理区域差异的理论框架。“农村区域差异”是基于中国农村经验事实的中层理论建构，它可以解释当前中国乡村治理的区域差异，也可以与其他农村研究的理论观点形成对话，还可以从中推演出更多可被检验的理论假设。
四以中国经验本身为对象的研究，需要通过经验、理论、实践的循环往复，不断丰富和完善。
理论源于经验又超越经验。好的理论首先要能有效解释现实世界。当前，国内学界一些以中国经验为基础的论文，普遍存在经验理论两张皮现象，其根本原因在于研究者的问题来源于西方学术文献，理论资源亦来自西方学术。因为有了先入为主的问题和强大的理论框架，其所谓的田野调查，不过是寻找对应的经验材料来论证已经存在于自己脑海中的问题而已。这种研究的田野调查过程，因为有了强大的理论框架和前提预设，而无法进入经验本身的逻辑，调查过程就变成了实用主义的资料收集，精致一点的研究不过是在西方的学术大厦里补了一块玻璃、修了一个门框、钉了一颗钉子，粗糙的研究则是在理论框架里硬塞了一堆资料，理论与资料之间没有任何逻辑关联。这种研究当然不能有效解释中国实践，也谈不上是真正的中国研究。
理论的生命力源于现实需求。回应现实中的重大需求既是理论发展的源泉，也是理论发展的使命所在。西方社会科学乃至人文科学，均是为了适应快速的社会变迁，回应现实中的重大问题而不断发展成熟的。实践在不断发展，人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理论也就必须被补充、修正、发展。同时，任何理论都会面临激烈的竞争，只有那些正确理解了现实并对现实具有正确指导作用的理论才能流传下来。虽然西方社会科学经过数百年的发展，已经比较发达和成熟了，但中国是一个有几千年文明历史、960万平方公里土地、13亿人口，且正在快速变迁与发展的大国，它有自己的问题和发展诉求，这是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深厚基础和现实动力。因此，我们不能不加分析地将西方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奉为圭臬，而要从我国实际出发，认识和把握中国社会的快速变化，有效回应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重大问题，在实践中实现理论传承与创新。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深入中国实践，在实践中发现新问题、提出新概念、构建新理论，并且将理论运用到实践中进行检验，经过经验、理论、实践的多次反复，才能逐渐形成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才能构建具有中国特质的话语体系，形成自己的特色和优势。
威权主义政体概念与中国政治现实陈尧（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池建东（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研究生）
近年来，在全球范围内出现一定程度的民主衰落现象，大量新兴民主国家出现了民主发展停滞、民主质量下降问题，更有少数国家陷入民主解体，就连老牌的西方民主国家也遭遇了民主危机和治理危机。根据戴蒙德（Larry Diamond）的统计，第三波浪潮中诞生的民主国家中有1/5已经发生了逆转，特别是近年来，向非民主政体转型的国家已经开始超过走向民主政体的国家。①《经济学人》杂志（The Economist）于2014年发表文章，哀叹“西方民主发展在全球范围内陷入了停滞”。②显然，在这波民主回落浪潮中，威权主义政体有所抬头。威权主义者试图重新确立新的工具、制度和实践，在一些国家中执掌权力，甚至威胁这些国家的民主秩序。③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威权主义政体曾经以强国家能力、集权，并且在一些国家中能够取得较高的经济增长绩效而引起世人关注。在当代国际学术界，威权主义已经被大多数学者看作是政治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作为当代政体类型二分法中的一极，与民主相对立。国际社会的研究者把民主转型之前或未达到西方自由主义民主标准的政体统统称为威权主义政体。在这一逻辑下，大多数西方学者自然而然地将中国看作是威权主义政权，用威权主义理论范式来分析中国政治，将中国看作是与民主对立的政权，给中国贴上大量负面的、消极的标签。这一做法不仅偏离了科学、客观的标准，更无助于了解中国的政治现实。
① Larry Diamond，“Why Democracies Survive”，Journal of Democracy，Vol.22，No.1，2011，pp.17-30.
② “What's Gone Wrong with Democracy”，The Economist，March 1st，2014，pp.47-52.
③ Alexander Cooley，“Countering Democratic Norms”，Journal of Democracy，Vol.26，No.3，2015，pp.49-63.
(一) 威权主义概念及其延伸埃里克·沃格林（Eric Voegelin）等学者于20世纪30年代正式提出了威权主义国家的概念，①（该书于1936年第一次出版）但直到60年代才由吉奥瓦尼·萨托利（Giovanni Sartori）将其作为与民主政体相对意义上的一种政体类型予以使用。其后，居安·林茨（Juan Linz）、吉列尔莫·奥唐奈尔等学者赋予了威权主义新的内涵，并广泛运用于对拉丁美洲、东亚、南欧等一些国家的研究。尤其是奥唐奈尔提出的官僚威权主义理论，成为20世纪70年代以来分析拉丁美洲政治变革最为有效的工具，被认为是继现代化理论、依附论之后政治发展研究领域最富有成果的理论建构的尝试。②
① Eric Voegelin,The Authoritarian State:An Essay on the Problem of the Austrian State(Collected Works of Eric Voegelin,Volume 4),The 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1999.
② Peter F.Klaren and Thomas J.Bossert,Promise of Development:Theory of Change in Latin America,Boulder,Colo.:Westview Press,1986,p.30.
关于威权主义的内涵众说纷纭。《国际社会科学百科全书》把威权主义等同于独裁主义。③《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将威权主义定义为“一种统治形式，或者拥护这种形式的哲学。在这种统治形式下，统治者把他们的价值观强加给社会。……这一术语意味着一系列为数众多的政府体制，它包括专制政治、暴政、法西斯主义、纳粹以及极权主义”。④
③ 参见“Authoritarianism”词条，David A.Sills，ed.，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New York：Macmillan Company and The Free Press，1968.
④ [英]戴维·米勒，韦农·波格丹诺《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邓正来等编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44页。Authoritarianism在中文版中同时翻译为“独裁主义”。
在各种定义中，居安·林茨的定义被大多数学者所接受。林茨把威权主义界定为：“一种不负责任的有限多元主义政治体系；没有一套精致的、导向性的意识形态但具有独特的民族心理；除了偶尔情况下，并不能深入而广泛的政治动员；统治者或统治集团行使形式上不受约束但实际上是有限制的权力。”⑤
⑤ Juan L.Linz，An Authoritarian Regime：The Case of Spain，In Erik Allardt and Yrjo Littunen，eds.，Cleavages，Ideologies and Party Systems，Helsinki：Westermarck Society，1964.
奥唐奈尔则较为谨慎地使用了官僚威权主义这一概念，并把这种政体类型仅限于特定时期、特定地域所使用，他的威权主义概念专指20世纪六七十年代拉丁美洲国家普遍出现的一种官僚统治，政府在军人或军事集团的支持下，通过控制各种形式的选举来限制各种政治组织和利益团体的活动，镇压反政府的示威、游行、集会、罢工等群众运动，在经济上采取压制工资水平的紧缩政策以推动经济的发展。⑥这一定义使“官僚威权主义”成为20世纪七八十年代研究拉美政治的一个重要分析概念。之后的许多学者使用“新威权主义”一词，就是借用奥唐奈尔的官僚威权主义的内涵和特征进行分析。⑦通常认为，威权主义是指一种政治权力集中于少数寡头集团，借助代议制形式以及其他国家工具严格控制各种利益表达和政治参与，并以现代化和经济发展为主要目标的意识形态或政体形态。
⑥ [阿根廷]吉列尔莫·奥唐奈尔：《现代化和官僚威权主义：南美政治研究》，王欢、申明民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41-83页。
⑦ David Collier，ed.，The New Authoritarianism in Latin America，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9.
二战后，许多脱离殖民地统治走上独立化道路的发展中国家选择了西方式民主体制，希望借鉴西方国家的成功经验来推动本国的现代化。但是，由于这些国家先天条件的匮乏，西方式的议会民主和多党制无力整合国内的混乱秩序，导致社会经济发展迟滞，政治动荡不断，政治危机频发，刚刚建立起来的民主体制陷入困境甚至危机。在这种情况下，提高国家的应对能力和制度化水平就成为发展中国家必然的选择。许多国家便采取强制手段建立自上而下的集权结构，来稳定社会秩序，为经济发展创造客观条件；另一方面，具备了现代意识的统治精英大力引入外资发展本国工业，扶持国内资产阶级，从而为现代化发展创造了一个初步成熟的有利条件。一些拉美、东亚地区的国家在获得了经济发展的成功后，它们的经验遂成为一种值得借鉴的政治发展的目标模式。“这种在经济上强调经济增长与现代化导向，政治上倡导官僚体制与政府能力，文化上采取开放主义与世界性的威权主义模式，被其他一些历经民主失败的国家奉为圭臬，作为一种政权形式、政治统治关系以及政治经济模式，成为这些国家建构体制的指导思想和政治发展的目标模式”。①
① 陈尧：《新权威主义政权的民主转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8-39页。
从拉美地区威权主义国家形成来看，威权主义的兴起与特定历史阶段相联系：在经济上，与国家处于工业化的不同阶段相关，与跨国公司的兴起和生产的国际化相联系；与国家从初级产品出口部门汲取税收来源也密不可分。在政治上，则关联国内某些社会部门和群体日益增长的政治影响，如大众部门的技术官员、与跨国公司关系紧密的“民族人士”；军队中“新职业主义”和政治干预的新军事理念的出现；社会中重要阶层如城市普通民众和企业家先前进入政治生活中的性质；与一个多阶级的整合政党缓解社会冲突的程度和国家有效控制劳工组织的程度紧密相关的问题；国际势力影响如美国的干预；不同国家间政治意识形态和政治文化的差异；政治领导人或政治精英集团的战略选择等等。②
② 参见David Collier，ed.，The New Authoritarianism in Latin America，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9，p.377.本文作了进一步概括。
威权主义这一从特定时期、特定地区的发展经验中概括出来的政体概念，在当代比较政治学领域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并至少被理解为四种形态：(1) 一种政治制度或政治体系的类型(Political System)；(2) 一种政体形式(Political Regime)；(3) 从政治-经济关系的角度，被理解为推动经济发展的某种政治形态；(4) 一种意识形态。当然，研究者将威权主义主要当作一种政体形式，一种与民主政体相对立的政体而使用。为了避免过于简单化的做法，研究者将这一概念作为根概念(root concept)，由此延伸出许多亚类型概念(sub-type concept) ③，例如“竞争性威权政体”(competitive authoritarianism) ④、“选举式威权政体”(electoral authoritarianism)⑤、“霸权式威权主义”(hegemonic authoritarianism)⑥、“包容性威权政体”(inclusive authoritarianism) ⑦、“自由威权主义”(liberal authoritarianism)⑧、“软性威权主义”(soft authoritarianism)⑨等，以解释国际社会中许多不同的政治形式。然而，这种在局部经验上提炼的概念在时空上不恰当地扩张，过度扩大概念使用的范围，必将导致萨托利所指出的“概念的误构”(misformation)。⑩尤其是，当代西方学界将产生于其他社会环境下的威权主义概念运用到非西方社会的中国，从而过度延伸、扭曲了这一概念的原意。
③ Collier，David and Steven Levitsky，Democracy with Adjectives：Conceptual Innovation in Comparative Research，World Politics，Vol.49，No.3，1997，pp.430-451.
④ Steven Levitsky and Lucan Way，“The Rise of Competitive Authoritarianism”，Journal of Democracy，Vol.13，No.1，2002，pp.51-66.
⑤ A.Schedler，Electoral Authoritarianism：The Dynamics of Unfree Competition，Boulder，C.O.：Lynne Rienner，2006.
⑥ Larry Diamond，“Thinking about Hybrid Regimes”，Journal of Democracy，Vol.13，No.2，2002，pp.21-35.
⑦ B.M.Bagley，Colombia：National Front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in R.Wesson，ed.，Politics，Policies，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Stanford：Hoover Institution Press，1984，p.125.
⑧ K.Jowitt，The Leninist Legacy，in V.Tismaneanu，ed.，The Revolutions of 1989，New York：Routledge，1999，p.225.
⑨ G.Means，“Soft Authoritarianism in Malaysia and Singapore”，Journal of Democracy，Vol.7，No.4，1996，pp.103-117.
⑩ Giovanni Sartori，“Concept Misformation in Comparative Politics”，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64，No.4，1970，pp.1033-1053.
(二) 威权主义政体概念适用于中国吗？20世纪80年代，为了回应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困境和难题而展开的一系列论战中，出现了一种新权威主义的思潮及其论争。①针对中国改革进程中出现的通货膨胀、财政困难、价值失范以及社会失序等现象，新权威主义的倡导者从拉美、东亚等国家的实践中找到经验，将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类比于上述国家。他们从发展基础、历史条件、经济发展阶段、在国际格局中的地位等方面找到了相似点，主张在向商品经济和民主政治的转型中应当建立一个强有力的现代化导向的政治权威，作为社会整合和秩序稳定的有力保证，同时为经济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研究者尝试将威权主义模式移植到中国本土，试图让其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开出政治发展之花。从现实来看，中国的政治实践也似乎体现出威权主义的某些痕迹。但是，20世纪80年代的世界局势已经与拉美、东亚国家威权主义政体盛行时期的社会背景截然不同，全球范围内兴起的民主化改革浪潮，使得逐步融入全球化的中国社会难以提出一种背离民主化趋势的政体模式。中国社会民众也不再希望回到曾经带来痛苦记忆的时代。然而，中国的现代化改革却又不得不需要国家在社会生活中发挥主导作用。出于意识形态和改革需要稳定的考虑，执政党没有明确提出威权主义的发展模式，而是提出了稳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健全社会主义民主的口号。在今天，中国的执政党和国家实现了政治权威向集体化、制度化的结构转化，利用政治权威和有效的国家能力顺利地推进经济和社会的改革进程。作为一种政治发展模式的威权主义，在形式上和内容上均未成为中国政治改革的方向和中国政治实践的指导。
① 参见刘军、李林：《新权威主义--对改革理论纲领的论争》，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
然而，国际社会并未充分注意到中国社会政治发展的现实，不管是国际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the Freedom House) 的民主排名，还是《经济学人》的民主指数，均将中国简单地归入威权国家的行列。在国际学术界尤其是美国学术界，将中国标签为“威权主义政体”是一种“政治正确”。大多数政治研究刊物凡是涉及中国政治研究，如果研究者不将中国称为“威权主义政体”，他们的研究论文甚至无法发表。不过，研究者们似乎也意识到了这一概念过于模糊。为了能够让“威权主义”这一概念能继续解释中国，研究者运用了大量所谓的概念创新策略，即通过对概念加上各种限定来达到这一目的，提出了诸如“碎片化威权主义”(fragmented authoritarianism) ②、“韧性威权主义”(resilient authoritarianism)③、“分权式威权主义”(decentralized authoritarianism)④、“讨价还价式威权主义”(Bargained authoritarianism) ⑤、“咨议式威权主义”(consultative authoritarianism)⑥、“威权主义协商”(authoritarian deliberation)⑦、“威权民粹主义”(authoritarian populism)⑧，等等。这些试图通过“精确化”或“细节化”的努力将威权主义概念用于分析中国政治体系或政治过程中微观、局部领域的做法，无法真正解释中国的政体模式，反而造成了更多的不确定性和模糊性，得到的仅仅是盲人摸象般的结论。对威权主义加上各种限定的做法，其实质并未脱离民主-威权的简单两分法。
② Kenneth Lieberthal，Introduction：The Fragmented Authoritarianism Model and Its Limitations，in Kenneth Lieberthal and David M.Lampton，eds.，Bureaucracy，Politics and Decision Making in Post-Mao China，Berkeley & L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2，pp.1-30.
③ Andrew Nathan，“Authoritarian Resilience”，Journal of Democracy，Vol.14，No.1，2003，pp.6-17.
④ Pierre F.Landry，Decentralized Authoritarianism in China：The Communist Party's Control of Local Elites in the Post-Mao Era，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
⑤ C.K.Lee and Y.Zhang，“The Power of Instability：Unraveling the Micro-foundations of Bargained Authoritarianism in China”，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Vol.118，No.6，2013，pp.1475-1508.
⑥ Rory Truex，“Consultative Authoritarianism and Its Limits”，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2014：0010414014534196.
⑦ He Baogang and Mark E.Warren，“Authoritarian Deliberation：the Deliberative Turn in Chinese Political Development”，Perspectives on Politics，Vol.9，No.2，2011，pp.269-289.
⑧ Tang Wenfang，Populist Authoritarianism：Chinese Political Culture and Regime Sustainability，Oxford and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6.
在民主-威权的两分法中，西方研究者将民主视作现代、文明、先进，将威权等同传统、野蛮、落后，将威权与民主截然对立起来，割裂了两者之间的联系。西方研究者集中关注所谓威权国家内部的相似性，拒绝承认非西方国家的政体形式在时空维度上的多样性，将不符合西方民主标准的政体均纳入威权主义体制的范畴。上述做法不仅将当代国际社会中纷繁复杂的政治变革事实予以简约化，更是将概念误认为事实，沉湎于概念及其想象，忽略了概念与可观察到的政治现象之间的关系。①如何依靠科学的概念来认识那些已经发生深刻转变的社会，是摆在真正的社会科学研究者面前的重要课题。许多西方研究者试图创造出一些新的概念和理论来理解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现实，但不幸的是，他们不是设法去深入理解既有的事实，而是更多地依赖想象、臆测和武断，只能说，这种做法已经远离了科学而陷入了意识形态的陷阱。
① 陈尧：《西方民主化研究的认识论反思》，《天津社会科学》2016年第5期。
很难想象，将今天的中国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巴西、阿根廷、智利、韩国、新加坡等国家相提并论，也无法想象将中国与伊朗、叙利亚、玻利维亚、古巴、卢旺达、布隆迪等国家混为一谈。改革开放至今，中国不但在经济生活中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经济奇迹并极大地改善了民众的生活水平，在政治生活中也发生了深刻变化--从意识形态的理想主义向现实主义发生了转型，实现了政治体制从个人领导向集体领导、组织领导和制度领导的转变，进一步理顺了党政关系，基本建立了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切实有效地保障了公民权利，大大提升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罔顾近年来中国政治发展取得的重要成就，忽视中国与许多非西方国家之间的巨大差异而一律标签为“威权主义政体”，只能表明国际社会政治学研究的苍白。
“发展型国家”模式与中国发展经验耿曙(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研究员)
陈玮(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一) “发展型国家”是否已经过时？数月以前，林毅夫与张维迎两位教授针对“产业政策”的辩论，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关注。其实在产业政策背后，更核心的问题是“政府是否介入经济”。回顾过往，中国曾经凭借政府介入，创造傲世的经济成就，如今面对要素红利渐罄、增长势头渐缓的形势，展望未来，中国将何去何从？其中尤其关键的是：中国是仍应坚持“政府主导发展”的模式(如林毅夫所见)，还是大幅放开管制，政府退出经济，让市场承担主导角色(乃张维迎主张)？
纵观各国发展经验，前述“政府介入经济”并非中国所独有。此前三十余年改革开放的经验，其实十分类似于毗邻的日本、韩国。稍微不同的是，它们的经济起飞，较中国先行一步，它们的高速增长，往往被总结为东亚“发展型国家”模式。此模式的提出，既触动学界对政府角色的探究，也启发中国对经济转型的认识。可惜好景不长，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前述“发展型国家”，外有全球潮流制约政府能力，内有工资飞涨颠覆国社关系，纷纷面临“增长趋缓”或“调整转型”的抉择，不少学者提出“挥别发展型国家”(Farewell the Developmental State) 的说法。因此，我们不禁要问：对于中国的发展道路，“发展型国家”模式是否仍然相干？对此，本文将以“发展型国家”为例，尝试厘清“理论模式”与“实际经验”间的关系，并主张：一方面，回顾过往改革历程，中国与东亚“发展型国家”十分类似；另方面，展望未来，它们所面临的挑战与转型的经验，也都值得中国继续予以参考借鉴。
(二) 理论模式与中国经验：“发展型国家”模式是否相干？虽经不少学者探讨，但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是否类似于“发展型国家”，或两者是否存在一定可比性，在学者间仍然持续有所争议。为能回应此问题，作者先尝试提炼“发展型国家”的核心特质，再与中国经验进行比对，这样分析才能具有说服力。首先，根据作者所见，发展型国家主要特征为“国家能力”与“产业政策”，而与政治、经济体制为何并无必然关系。因为根据怀特(Gordon White) 的主张，既有“资本主义发展型国家”，也有“社会主义发展型国家”。
对此必先追本溯源。所谓“发展型国家”模式，源自约翰逊(Chalmers Johnson) 对战后日本发展经验的总结。基于其案例分析，“国家”(即“抽象化的政府”) 乃是日本经济起飞的推手。其国家先以经济发展作为优先目标，再通过各种积极产业政策，完成对特定产业的保护扶持，使其在短期内能成长壮大，带动整体经济的繁荣。遵循上述模式，韩国、新加坡等相继崛起，此模式开始广受重视，引发大量探讨。可惜前人讨论虽多，“发展型国家”究竟具备哪些特质，仍缺一致标准。有鉴于此，作者梳理并提炼相关文献，从“结构”与“手段”两个维度，提出发展型国家的两大核心特征：“产业政策”(industrial policy) 与“国家能力”(state capacity)。
首先，“产业政策”乃发展型国家的政策工具，也是其最重要特征，这一点是所有学者的共识。由于发展型国家的起点低，都是处于弱势、力图追赶的后进国家，产业政策是其必不可少的追赶手段，如李斯特(Friedrich List) 所言，“若无产业政策扶持，后进国家的‘幼稚工业’极易遭到发达国家的碾压”。因此，产业政策的目的，在让技术、资本双重匮乏的后进国家，将资源集中于少数“战略产业”，引领经济快速增长。其做法一般是通过“扭曲市场价格”(get the price wrong)，培育本国产业竞争力。至于其具体手段，则因事因地制宜，宏观层面如贸易保护、信贷支持、财政补贴，甚至行政干预，微观层面如生产技术的辅导、生产过程的管制，均包括在内。
为了确保产业政策有效制定与实施，发展型国家还需另一项特征--“国家能力”。国家能力一方面体现为官僚机构独立自主地制定政策，另一方面表现为官僚体系的内部凝聚与外部联结。前者保证官僚精英不受利益集团胁迫，制定有利整体发展的产业政策；后者则涉及切合需要的产业政策，能由上至下确实贯彻。日本、韩国等典型的发展型国家，无一不是通过有力的国家机关，一方面打破各种既得利益集团的抵制、防止各种利益团体的渗透，另一方面提供给企业各种指导，协调各方的投入与努力，从而落实“产业政策”，创造高速增长。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模式，与上述发展型国家基本一致，均以“产业政策”为手段，也借“国家能力”为后盾，完成体制转型、资金引进、基建提供、产业壮大等各种艰巨的发展任务，创造出所谓的“中国奇迹”。当然，这是从作者所侧重的“发展型国家”两大特征所展开的分析。虽然有不少学者看法近似，远如北京大学的林毅夫教授、台湾大学的吴玉山教授等，均有相关著作；近如复旦大学唐世平教授，也提出类似意见。
也有不少学者并不同意此观点，其中立场最为鲜明的是任教于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及香港科技大学的蔡欣怡(Kellee S. Tsai) 教授。我们通过整理蔡教授与其他立场相近学者的论述可知，根据他们的看法，中国发展经验与东亚“发展型国家”不同者，主要有下列三项：(1) 支离破碎的规制体制(fragmented regulatory system)；(2) 前后不一的产业政策(inconsistent industrial policy)；(3) 仰赖外资的产业发展(FDI-led industrialization)。有鉴于此，本文试就上述看法进行辨析如下。
首先，有关“支离破碎的规制体制”问题，此乃肇因于中国体量过巨，与前述案例显然有别。因此，中国的发展规划，很难由中央政府统一决策，再一视同仁地施行。由于国家规模太大、地区差异过巨，中央必须放权于地方政府，鼓励后者因地制宜。因此，在中国的发展经验中，其特色在于通过如周黎安教授所言的“上级管官、下级管事”，进行央地之间的分工合作，由中央政府宏观引导，地方政府实际落实，携手落实产业政策，创造出经济起飞。当然，基于中国的“属地管理/行政发包”体制，地方政府对发展何种产业、如何推动发展等具体政策，拥有很大的自主权，换言之，“地方发展型政府” (Local Developmental State) 的特征相对凸出。但若分拆来看，如戴慕珍(Jean C. Oi) 等学者的研究，地方政府不但拥有强大的“国家能力”，而且又各有“产业政策”，如此一来就非常类似东亚“发展型国家”案例。由此可见，所谓“地方发展型政府”乃中国式“发展型国家”的特征，不必因此拒绝中国为“发展型国家”的一员。此外，除了“央地关系”层面，针对“支离破碎的规制体制”问题，也有学者论及部门间的扞格与矛盾，这与中国所历经的“市场转型”巨变有关，我们放在下段讨论。
其次，有关“前后不一的产业政策”问题。这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国际背景”与“体制背景”有关。一方面，中国不同于前述东亚“发展型国家”的一点，在他们都处于战后美国主导的地缘政经体系下，外部环境相对稳定，与中国历经东亚转型、苏东剧变、全球潮流交相冲击的国际环境，还是有些不同。另一方面，前述东亚“发展型国家”，本身多近资本主义体制，基本政经体制相对稳定。反观中国，除了从农业为主的“传统经济”向工业为核心的“现代经济”转型外，还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中。在变化巨大的国际背景下，以短短不足30年，历经经济协调、治理体制的转型，必须进行各种松绑、尝试、调适，最后才能逐渐制度化下来。因此，中国政策变化的步伐与跨度，都远较前述案例来得更大，看起来似乎是时而急起时而急刹，产生“前后不一的产业政策”的印象。但最关键的是，中国改革开放迄今的经济发展，都在各种整体与具体的“产业政策”指导下进行，同时也仰仗强大的“国家能力”为依托。谁能说“调整迅速的产业政策就不算产业政策”呢？所谓“摸着石头过河”正是中国发展经验的特征，肇因于中国转型的环境与体制特征，不必因此否认中国为“发展型国家”的一员。
同时，环境压力与体制转型，当然会反映在规制产业的治理体系上，不同部门的权力消长、权限变化，都会造成冲突与磨合，也会造成部分“规制体系的支离破碎”的问题。此外，基于国际环境的不同，中国的发展模式也更反映其“全球时代”的特征。此即最后一点批评，认为中国属于“仰赖外资的产业发展”，并非典型的东亚“发展型国家”。这点如前所述，其关键在两类案例经济起飞的时空环境有异，例如日本起飞于五六十年代，台湾地区是六七十年代、韩国则迟至七八十年代。由于时空环境不同，发展模式也都各有特色：例如日本之经济起飞，以廉价商品出口，占领美国市场，几乎了无敌手。韩国则同样处于日本压力笼罩下，必须通过更为大型的产业集团、更为密切的政企合作，才能与日本企业相抗衡。而中国的开放发展，始于八十年代末，初期得益于承接东亚的产业转移，后期则乘“模块化”制造再崛起，两者都必须以“国外直接投资”为载体，引进技术、市场与管理，创造就业、出口与增长。换言之，是中国发展的时空环境，造成了中国更仰赖“国外直接投资”，而东亚“发展型国家”更重视扶助内资产业。同样的，产业发展的特质，也不必作为是否为“发展型国家”的判断标准。
除此之外，我们可以再基于中国的发展经验，比较中国与前述案例的类似程度。首先，不论是中央还是地方政府，均以经济发展为最高目标--前者强调“绩效合法性”，后者追求“财政收入最大化”--从而构成学者所言的，发展型国家“意识形态的基础”。其次，中国式“发展型国家”的重心既然在地方政府，我们不妨考察中国地方政府的作为，便于掌握中国模式涉及的“产业政策”。对此，相关研究者依据产业政策的类型，大致区分了两类政府角色，前期是“地方企业家型政府”(local entrepreneurial state)，后期为“地方发展型政府”(local developmental state)。产业政策虽有异同，产业扶持却始终是施政重心。处于“地方企业家型政府”阶段，地方政府针对市场优势产业，通过拨付土地、投入资金，直接参与集体企业的生产经营，故与怀特所谓“社会主义发展型国家”模式十分接近，也与东亚发展型国家的“共生性政企联盟”高度相似。此类产业政策创造出上世纪80与90年代两波乡镇企业的快速增长。
至于稍后的“地方发展型政府”阶段，地方政府基于国际竞争优势，通过创造条件、提供优惠、筑巢引凤、招商引资，从旁扶持各种外资、民营企业的生产经营。这在经营形态上，与怀特所谓“资本主义发展型国家”形态相对类似，也与东亚发展型国家的宏观产业政策高度相似。此类产业政策帮助中国在加入WTO后，一跃成为外资龙头、世界工厂，推动了2000年代迄今的高速经济增长。由此可见，虽然时空有别，环境迥异，但在中国发展的过程中，地方政府所推动的产业政策，与其他发展型国家其实并无二致。
再进一步说，中国式“发展型国家”的“国家能力”层面，中国也与其他东亚案例类似。中国的“国家机关”拥有高度的自主性与极强的凝聚力。就前者而言，中国与日本、韩国起飞阶段类似，都属于国家资源丰富，社会相对弱势的体制，代表“国家”的官僚机构，拥有高度的决策自主性，能够根据国家整体利益，制定经济发展策略。中国一方面借干部人事的“下管一级”体制，通过纵向问责，监督考核官员，充分贯彻上峰意志，维持中央-地方政策统一；另一方面通过以“经济绩效”为标准的“政治锦标赛”，最大限度地调动官员积极性，将原有的党政干部，转化为服务发展的管理精英。由此形成的“国家能力”，为落实“产业政策”提供制度保障。
综合上述，中国高速增长的经验(或称“中国模式”)，无论就实行的“产业政策”还是仰仗的“国家能力”考察，其实均与其他东亚发展型国家并无不同。换言之，中国就是东亚发展型国家中的一员，只是体量巨大，历经转型，而且起步更晚。因此，对于“中国是否属于发展型国家”或者“发展型国家模式与中国是否相干”问题，应该可以有一个相对清楚的共识了。
(三) “发展型国家”的转型与中国“发展模式”的转变但是接下来又出现新的问题了，回顾过往的中国发展历程，“发展型国家”模式还是值得运用的，但若是展望未来呢？我们眼看前述东亚“发展型国家”在经历多年高速增长后，逐渐迈入先进工业化国家行列，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大多落入增长趋缓，不得不改弦更张的道路。既然人家都调整、放弃了“发展型国家”的做法，中国未来的发展，是否还可以借鉴前述东亚“发展型国家”的经验呢？此问题，攸关中国未来，似乎未见学界讨论。有鉴于此，本文对此进行扼要的分析。
先看一下东亚“发展型国家”的近况。首先，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泡沫破灭，经济停滞、衰退，即便政府屡次振兴，迄今仍未见起色，被称为“失去的二十年”。其次，韩国则先在亚洲金融危机中遭受重创，此后虽然恢复重振，却终于在2010年前后显露疲态。上述趋势引发学界对发展型国家的质疑，针对其衰落与局限展开探讨。对于上述“发展型国家”的衰落，现有文献主要围绕“国家能力”与“产业政策”两个特征。首先，部分学者认为衰落肇因于“国家能力”弱化。此类研究部分强调国际政经局势，认为上世纪80年代的全球化潮流，以及相伴的“自由主义思潮”，逐步削弱了上述案例中的“国家能力”，导致国家撤消对特定产业的扶持，失去对经济的引导。与之呼应的部分研究，侧重国家-社会关系的变化，认为随着经济长期发展，配合威权体制转型，利益团体日益壮大，官僚机构被其俘获，难再推出有利于整体的发展方略，甚至走向“裙带资本主义”。
针对东亚发展型国家的衰落，另外部分学者更看重“产业政策”层面，特别是其是否受所处“发展阶段”的影响。其中，日本案例研究发现，其产业政策在战后赶超阶段，曾经发挥巨大作用，但完成赶超之后，同样政策便几无成效。对此，克鲁格曼(Paul Krugman) 解释：产业政策的本质为大量投入，只在短期生效，若未提升效率，长期仍将走向衰退。另一些学者则认为，“产业政策”之所以能够成功，关键在有模仿的目标，可是一旦成为领先国家时，便失去参考借鉴的对象，产业政策便难有发挥余地。换言之，“产业政策”解释，将发展型国家的兴衰归因于该国所处的“发展阶段”。
基于上述观点，根据作者所见，东亚“发展型国家”所处的发展阶段，基本上是从资源动员为主的“模仿经济”，转变为创造效率的“创新经济”。发展型国家的中衰，其关键是在创新领域中，“产业政策”往往失灵。这点可自上述发展型国家经验中窥探一二。日本始终厉行产业政策，却饱尝政策错误的苦果。不论是在其引以为傲的半导体领域，还是颇具竞争力的计算机领域，都因为政策错误而走向衰落。韩国情况也类似。在其信息光电、电子通信等领域逐步取得领先后，仍然维持“扩大产能”为主的政策方向。因此，缺乏重大创新的问题，始终困扰韩国科技产业，终于走向后继乏力的窘境。
基于上述不同阶段的发展经验，作者进一步归纳出传统“产业政策”不利于“创新培育”的两类问题。第一类问题是信息不足导致的“监督失灵”。创新行为通常被界定为一种“创造性破坏”，既难有所预期，又缺可循经验。面对严重信息不足，决策官僚便不易进行战略产业选择与产业政策拟定。在执行上述政策时，也就缺乏清晰的标准。由于政府难以甄别与监督企业，创新往往沦为“大忽悠”。而监督失灵的结果，或者滋生“政策寻租行为”，或者腐蚀政策支持力度。
第二类问题源于信息有限导致的“风险积累”。创新行为的特征之一就是风险巨大，面对成败难料、方向不明的形势，唯一的因应策略就是分散风险、多多试错。但是产业政策的本质却是选择企业、集中资源。而厉行产业政策的结果，不但放弃试错的可能，减少成功的机会，同时还因政府扶持导致的“软预算约束”，降低企业风险意识，难当起伏动荡。总而言之，上述两类问题均源自“产业政策”与“创新行为”的本质冲突，因此种下产业政策失败的种子。
综合上述，对于东亚“发展型国家”的困难与转型，我们应该如何理解？中国又可以得到哪些启发？首先，根据作者所见，不论在理论层面还是经验层面，“国家能力”解释都不值得中国借鉴参考。从理论层面看，虽处全球化浪潮之下，国家据以强化其能力者，并非绝无可能。何况，国家与社会互强的案例，其实比比皆是。其次，中国的高速成长，本来得益于全球化潮流，其与眼前的增长放缓，似无绝对关联。更为重要的是，即便经济持续发展，形成利益团体，但中国的“国家能力”绝未衰弱，国家不但从未放松对干部的掌控，多次的体制转型与财税改革，反而透露“国家能力”仍然强大。换言之，不论“国家能力”解释是否正确，都缺少参考价值。
因此，涉及产业政策的分析，更有助于理解增长逐渐放缓的困境，也能借鉴东亚发展型国家经验，超越它们的所有局限。从这个角度观察，中国增长的放缓，关键在创新能力不足。虽然早在2000年中期，政府就开始推动“自主创新”与“产业升级”(见“十二五”规划》)，但其具体的政策手段，却与之前“追赶阶段”如出一辙，仍然是政府直接介入，援用许可准入、财税优惠、信贷支持等政策，引导企业投入创新。但由于传统“产业政策”的局限，政府监管创新实践的能力有限，因此政策寻租者有之，盲目扩张者有之。虽然从中央到地方，相继出台各种鼓励政策，但效果并不显著。
作者近年调研显示，政府鼓励产业升级与创新的政策，同样存在前述两类问题。首先，“监督失灵”问题一般发生在政商关系良好的企业。它们多善于自我包装又长于关系经营，不难争取到各种政策优惠。但在取得相关政策支持后，它们是否积极投入创新，政府官员却很难甄别判定。结果用意良好的奖励政策，却滋生许多无心研发，却骗取补贴的假科技企业。其次，受到政府扶持的企业，也存在“风险集聚”的问题。原来地方政府为彰显政绩，往往选择新兴产业提供各种政策扶持，结果却放松了企业的资金约束，使其不必承担风险，投资缺乏深思熟虑。但一般新兴产业，技术市场均未成熟，因此风险极高，此类企业也往往以失败收场，地方财政因而横遭拖累。但企业之所以冒进投资，原因却在政府扶持。综合上述，此处所述“产业政策”的局限，也正是东亚发展型国家的通病，中国很难有所例外，殷鉴不远，必须审慎对待。
本文始于一个比较研究的理论问题，即对于中国的发展经验而言，“发展型国家”模式是否相干？对此，作者作出了两个回答。第一，过去中国改革开放并取得高速增长的经验，与毗邻的东亚“发展型国家”十分类似，大可利用“发展型国家”的模式，帮助分析并理解“中国奇迹”的成就。第二，展望中国发展未来，应该也会与毗邻的东亚“发展型国家”类似，也因此，它们面临的困境、挑战与转型经验，也都值得中国继续予以参考借鉴。换言之，针对“发展型国家”的探讨不但没有过时，今日反而更显其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