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散文”是接受西方近代“纯文学”观念的一种文体概念，通常有几种表述：新文学散文、白话散文、文艺性散文、纯文学散文、美文等，本质特性是抒情、感性、审美、艺术，这是现代散文的内在规定性和“现代性”新质，区别于“古典性”的古代散文。现代散文理论吸纳古典资源的途径及方式是多方面的，其中独特的是“挖掘”与“追认”。“挖掘”，即是将古代不少无人重视或极少有人视为散文作品及其理论的，以现代“纯文学”散文观念衡量，重新发现，“挖掘”整理出来，视为散文和散文理论。通过“挖掘”，即有许多古典资源可以吸纳和利用。“追认”概念，《辞海》的定义是“事后认可某人的某种身份”。推而广之，“追认”的对象既可为历史上的名人、具体事件，也可为抽象的概念、范畴。“追认”就是追加认可，是指本来没有的，后人可赋予。文学史上的“追认”，是指对过去的文学家、文学作品、文学理论以及一切与文学有关的名义、声誉、价值、地位的提升和重新评定。
一现代散文理论家在建构理论时，往往采取“挖掘”与“追认”的方式，借古人创作及其理论来说明自己理论的合理性，增强历史感。 ①
① 欧明俊：《现代小品理论研究》，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第223—226页。
古代不少作品，本无人或极少有人视为文学散文，被周作人、林语堂等人凭个人好恶和需要“挖掘”出来，视为散文佳作，如冒襄的《影梅庵忆语》、史震林的《西青散记》、沈复的《浮生六记》等。他们还“挖掘”出一些不入“文学”视野的笔记、尺牍。一些长期“埋没”的作品被“挖掘”出来，他们给予高度评价，并模仿学习。
古代一些非“文学”的著作，只要有“趣味”“风致”，有艺术价值，也被周作人“挖掘”出来，视为美的散文，“复活”其文学价值。他藏有乾隆间花韵轩所刊《巾箱小品》本的《金冬心题记》，称赏“金冬心题记小文，别具风致，久为世间所重”。 《实报》，1939年9月30日。 1932年1月6日，《与沈启无君书》中，周作人说《齐民要术》“其文亦有趣”，“如此文字，岂非朴实而别有风致，亦是一种好小品文耶，似未可辄以其好说粪而少之也”。②
② 周作人著，止庵校订：《周作人自编文集·周作人书信》，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14页。
“美文”概念，译自英文FamiliarEssay，即小品文。1921年，周作人发表《美文》一文，最早把西方的美文介绍到中国来。他认为美文是“论文”的一种，是记述的、艺术性的，区别于批评的、学术性的“论文”。美文又分叙事与抒情，或两者夹杂的，“好的论文”即美文如散文诗。他号召新文学作家应学写美文，“只是真实简明便好”，“需用自己的文句与思想”。周作人同时“挖掘”和“追认”了古代一些“美文”，说：“中国古文里的序、记与说等，也可以说是美文的一类。”③实际上，中国古代根本不存在周作人所说的“美文”概念，他是拿现代从西方引进的“美文”概念去套古代散文，“追认”古代“美文”，目的无非是说明现代有的“古已有之”。④
③ 《晨报》，1921年6月8日。
④⑪ 欧明俊：《现代小品理论研究》，第52—56页，第224页；第56—60页。
“散文诗”，英文为Prose Poem，含有诗与散文合二为一之意。中国古代没有“散文诗”概念。散文诗是一种现代西方文体概念，第一个正式用“小散文诗”概念，有意采用这种体裁的是法国诗人波特莱尔。1906年，王国维《屈子文学之精神》曰：“《庄》《列》书中之某分，即谓之散文诗，无不可也。” ⑤现代新文学中，散文诗是引进的文学品种。1918年，《新青年》第4卷第5期发表了刘半农翻译的印度作品《我行雪中》的译文，文末所附的说明指出它是一篇结构精密的“散文诗”。1922年，《文学旬刊》上展开了有关散文诗的讨论。滕固《论散文诗》说：“散文诗的起源，一面是诗体的解放，一面起源于很精干的小品文。”⑥认为：“我国古代散文中，有许多小品文可称为散文诗，除子书中的短喻外，郦道元《水经注》中写山水处，都有着散文诗般的章节。从前有人评他的文说：其法则记，其材其趣则诗也。这便是散文诗的界说……陆龟蒙的《笠泽丛书》乙编中，有一篇《紫溪翁》，也是很好的散文诗……《东坡志林》中，也有许多散文诗，如《记承天寺夜游》。”⑦康白情《新诗底我见》认为古代已有“散文的诗”，⑧。郭沫若《论诗三札》指出：“我国虽无‘散文诗’之成文，然如屈原的《卜居》《渔父》诸文以及庄子《南华经》中多少文字，是可以称之为‘散文诗’的。”⑨梁实秋《论散文》说：“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是散文，但是整篇的也就是一首诗。”⑩可见，古代“散文诗”是现代文学家“追认”的。⑪
⑤ 王国维著，姚淦明、王燕编：《王国维文集》(第一卷)，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第33页。
⑥ 认为散文诗受小品文的影响，说明两者间有同源关系。又说：“我国从前虽没有散文诗的名词，但散文诗却很好。”
⑦ 《文学旬刊》第27期，1922年。
⑧ “陶潜底《桃花源诗记》和屈原、宋玉、苏轼他们的几篇赋，都可以说是散文的诗” 《少年中国》，1920年9月。
⑨ 郭沫若：《郭沫若全集》(第15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第205页。
⑩ 《新月》第1卷第8号，1928年10月10日。
还有人把小说中的精美片断“追认”为小品，将其独立出来当作美文欣赏。夏丏尊、刘薰宇论“小品文”说：“小品文虽然也有独立制作的，其实多散见于长文中，有名的文学作品中含有小品文极多，几百页的长篇小说，也可看成小品文的连续。在近代作品中，果能节取，随处可得到很好的小品文范例。”他们说：“《儒林外史》中的王冕放牛和《水浒传》中的景阳冈一段，都可作小品文读的。”⑫片断的感想、随想是小品文，但将长篇小说中的片断摘取一部分，视为小品，实质上是认为凡是符合小品笔调要求的文字都是小品，不管什么文体，也不管是否独立成篇，这样理解是无视小品的文体规定性。现代小品已独立成散文的一体，与小说不同。小说中的片断再精美，仍是小说，可以当作小品欣赏，但不等于是小品，这种“追认”，是对小品的“泛化”理解。
⑫ 夏丏尊、刘薰宇：《文章作法》，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87、 89页。
晚唐讽刺散文是一种客观的文学史存在，晚唐本没有“小品”概念，也没有“讽刺小品”概念。晚唐讽刺小品是鲁迅“追认”的。在《小品文的危机》一文中，鲁迅说：“唐末诗风衰落，而小品放了光辉，但罗隐的《谗书》，几乎全部是抗争和愤激之谈；皮日休和陆龟蒙自以为隐士，别人也称之为隐士，而看他们在《皮子文薮》和《笠泽丛书》中的小品文，并没有忘记天下。正是一塌糊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铓。”①其实，晚唐罗隐、皮日休和陆龟蒙的讽刺散文，晚明人也不认为是小品，晚明小品重的是性灵、趣味、清雅、新奇，并不重讽刺，晚明人亦没有“晚唐小品”概念。晚明人“追认”宋代的小品，如苏轼、黄庭坚小品，时人编选有《苏黄风流小品》，但晚明人并未“追认”过“晚唐小品”。直到清代，才有人偶尔提及“晚唐小品”，但没有什么影响。“晚唐小品”可以说是鲁迅自己“追认”的，鲁迅这里所说的“小品”实指“新的小品文”，亦即讽刺战斗的杂文。这样，晚唐的讽刺性散文就成为现代杂文吸纳的古典资源。“晚唐小品”与现代通行的闲适、性灵、趣味、幽默小品内质不同，学界多混为一谈，不足为训。鲁迅推崇的所谓“晚唐小品”，是“一厢情愿”，他倡导“新小品”即杂文，也需“追宗认祖”，寻找“古已有之”的理论依据，却很难找到有关“新小品”的理论资源，即很少有此方面理论表述的文章，只好拿晚唐讽刺散文做依据。鲁迅“追认”晚唐讽刺小品，是“六经注我”式的为我所用，旨在倡导新的杂文，以救通行的闲适、性灵、趣味、幽默小品之弊。这种创造性的“误读”古人，是有积极意义的，它推动了杂文小品创作的繁荣，但与文学史的实际相差甚远。②
① 《现代》第3卷第6期，1933年10月。
② 欧明俊：《现代小品理论研究》，第41—52页，第224页。
二现代散文理论家借鉴了古代的文学和思想资源。周作人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的《小引》中，将中国文学史划分为“言志”和“载道”两派，但承认“这讲演里的主意大抵是我杜撰的”，“因为我所说的是文学上的主义或态度，他们所说的多是文体的问题”。③实际上就是“追认”。历史上的“异端”文人如李贽、金圣叹、李渔、袁枚等被理论家“挖掘”出来，受到推崇，以传统文章中的“异端”反对“正统”。正宗古文，从“六经”“四书”到董仲舒、扬雄、王通，再到“唐宋八大家”、归有光、“桐城派”，这些是“文统”，而“文统”以外的就是“异端”。现代新文学散文家“反传统”，他们批评、否定“文统”，而赞扬、肯定“异端”，故“挖掘”出不少“异端”散文。
③ 周作人著，杨扬校订：《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2页。
晚明“公安派”“竟陵派”原是因诗歌得名，他们的理论主要论诗或诗文合论，论性灵、闲适、趣味、新奇，也是对传统意义上的诗、文而言，并不是专论“小品”。他们仍是在传统诗、文理念中做“改良”，对当时和后世的影响主要在诗而不在散文。即使论散文，其影响仍主要在“古文”系统内，并没有完全超越“载道”，到袁枚更是不时流出古文家的道学气。袁宏道等从未说过自己在写“小品”，从无有关“小品”的理论阐述，自己并不认为是“小品家”。晚明小品的流行，多在出版界、读书界，多是山人与书商联合炒作的结果。所谓晚明“小品名家”，多是明末清初书商或选家“追认”和重塑的。明、清以“正统”自居的文选极少选小品，晚明“小品热”在天启、崇祯朝已经冷却下来，清初只是“余响”而已，乾隆时多遭禁，成为“反面形象”，处于受批判地位。
现代散文理论家多是站在“小品”立场“追认”古代散文，对其做倾向性的选择和接受，看重的往往只是“小品”一面。他们将“公安派”“竟陵派”诸家“追认”为“专业”的“小品家”，是对古人形象的重塑。也就是说，晚明小品的有些价值，是现代人带着自己的“前理解”，带着现代“纯文学”观念“追认”的。晚明小品只是“别派”“支流”，其地位并不如现代人想象的那么高。他们抬出古代小品特别是晚明小品为自己的理论服务，同时也是散文史的“重写”，但多“肢解”古人，并不完全符合文学史实际。
古代散文虽不乏抒发情志之佳构，但仍有传统正宗“古文”观念，重议论，轻抒情。现代散文“抒情”观念主要从西方而来。俞平伯从《陶庵梦忆》《浮生六记》等古代哀情散文里“挖掘”出“抒情”散文，是借古人作品来说明散文“抒情”的合理性，这是一种“追认”。俞平伯在《重印〈浮生六记〉序》里评《浮生六记》说：“在作者当时或竟是游戏笔墨，在我们时代里，却平添了一重严重的意味。但我相信，我们现今所投射在上面的这种意味的根芽，却为是书所固有，不是我们所臆造出来的。”①古代，纯抒情的散文并不是主流，而主流散文观念是“载道”，现代作家首先吸收了西方的个人主义思想，注重个性、自由，进而反观古代，进行“挖掘”利用，注重纯抒情，“挖掘”出古人“不足道”的作品与思想，对符合自己观念的进行“追认”，视为源头。②
① 俞平伯：《俞平伯散文杂论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68—69页。
②⑧ 欧明俊：《现代小品理论研究》，第203页;第143—145页，第224页。
废名《中国文章》一文自述对六朝“美丽”文章的推崇嗜好，他是读过外国文章之后，再回头来“追认”的。他说：“我读中国文章是读外国文章之后，我读庾信文章是因为读了杜甫，那时我正是读了英国哈代小说之后，读庾信文章，觉得中国文字真可以写好美丽的东西。”③现代不少散文家如林语堂、梁遇春等皆如此。
③ 《世界日报·明珠》第37期，1936年11月6日。
甚至经、史、子的一些文章也被“追认”为小品，实际上，晚明才开始有真正的“小品”。先秦诸子、《说苑》《新序》《新论》《春秋繁露》《论衡》及唐宋古文中一些精彩的短篇，与晚明“小品”有本质差异。
“幽默”是现代散文的重要审美范畴之一，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小品热”是伴随着“幽默热”而兴盛的，谈及幽默，往往就是指小品，幽默与小品有不解之缘。“幽默”一词来自西方，英文Humor，王国维最早翻译成中文“欧穆亚”，林语堂译作幽默，鲁迅译作滑稽，等等。后来，林语堂的译名“幽默”流行起来。林语堂借幽默来论散文，提倡幽默小品。幽默也有比较丰富的传统资源，不过，许多是“追认”的。林语堂《论幽默上》将幽默追溯到《诗经》，他认为：“中国的哲学到了庄子时代，才第一次蕴含着深刻的理论和幽默的成分。”认为幽默真正的始祖是他所推崇的道家老、庄，“幽默”是道家文化的产物。他指出：“到第一等头脑如庄生出现，遂有纵横议论捭阖人世之幽默思想及幽默文章，所以庄生可称为中国之幽默始祖。太史公称庄生滑稽，便是此意，或索性追源于老子，也无不可。”④孔子也被林语堂“追认”为幽默家。林语堂《答青崖论幽默译名》认为，苏轼、袁枚、郑板桥等是中国文人中最具幽默者，他们有独特见解，“既洞察人间宇宙人情学理，又能从容不迫出以诙谐，是虽无幽默之名，已有幽默之实”。⑤《新旧文学》说张岱、金圣叹等作品“大半都含有幽默意味”。⑥《论幽默下》说：“真正的幽默，学士大夫已经是写不来了。只有在性灵派文人的著作中，不时可发见很幽默的议论文，如定庵之论私、中郎之论痴、子才之论色等。”⑦中国古代并没有“幽默”概念，与“幽默”相接近的概念有“诙谐”“俳谐”“谐谑”“滑稽”等。林语堂倡导现代小品的幽默，“追认”不少古代的幽默家，如袁宏道、王思任、张岱、李渔、金圣叹等，甚至孔子、庄子也“幽默”。其实，古人并不知“幽默”为何物，“公安派”幽默本不多，不少明、清“幽默”小品皆是林语堂“挖掘”出来“追认”的，实际上是以自己的幽默观视之，裁定古代不少作品皆幽默。他“追认”古代幽默家和幽默小品，寻找幽默的“中国祖宗”，只是一种心理需求，也是一种话语策略，为自己理论寻找依据。⑧他发现传统文化中有幽默，且理出一条清晰的线索，在传统文化中寻找幽默资源。
④ 《论语》第33期，1934年1月16日。
⑤ 《论语》第1期，1932年9月16日。
⑥ 《论语》第7期，1932年12月16日。
⑦ 《论语》第35期，1934年2月16日。
三现代散文理论的历史“追认”实质上是对传统的尊重，参天大树，离不开根本；万里江河，必有其源头。“追认”是一种文化心理上的“追宗认祖”，由“古已有之”证明自己理论的合理性。他们以晚明小品为重点，不仅向前“追认”，有六朝小品、晚唐小品、宋人小品；还不断向后“追认”，有清人小品。鲁迅、钱穆、朱光潜等皆把“小品”追溯到先秦诸子，比晚明小品家追溯得更远，周作人、林语堂等把古代小品的价值看得高于正宗古文。原来价值低的被“追认”抬高，原来的“隐价值”“追认”后变成“显价值”。“追认”越多，符合现代散文观念的古代散文越多，历史越悠久，价值越高。
现代作家“追认”一些古代散文，又遗弃一些古代散文，以新的散文标准选择古代散文。这时，古代散文与现代散文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源与流或影响与接受的关系，而是以现代散文为标准来套古代散文，符合的则视为源，不符合的则什么都不是。古代散文只是被动地被选择，而不是自然地影响现代。
现代散文及其理论从古代而来，是不是真的学习和继承古代散文及其理论，并不是最重要，最重要的是古代散文及其理论的存在，不在乎历史走进现代，而在乎自己走进历史，正如家谱中攀附古代名人，古代名人是不是真的祖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拉上古代名人为自己家族争光，取得历史的合理性、合法性，自己真正走入历史，是现代散文理论家最关心的问题。现代散文及其理论一定要走进历史，否则，很难得到世人承认。
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现代散文理论的历史“追认”，表面上“向后”，实质上“向前”，不是着眼于过去，而是着眼于当下，历史只是为当下服务，“追认”只是手段，当下散文创作和理论创新才是目的。现代散文理论家带着强烈的历史感，从传统散文中感知它的“现在”性，并不太计较客观、真实的散文历史。他们带着自己的“前理解”，重新选择“追认”和评价传统散文。通过“层累”、系统地“追认”，古代散文史在不断充实、改写、加长，现代散文便自然地走进历史，进入传统散文谱系，成为历史中的一环，古代散文也自然地走进现代，“复活”在现代散文中，重新焕发文化生命力。①
①④ 欧明俊：《现代小品理论研究》，第225页;第223—226页。
“追认”是一种“文化命名”，每一次“追认”都是追认者对被追认者的重新评价，是新的“盖棺定论”，是文学史的“重写”。
钱锺书在《中国诗与中国画》中谈到“新风气的代兴”时说：要“表示自己大有来头，非同小可，向古代也找一个传统作为渊源所自”。他特别举例，说周作人讲《中国新文学的源流》，“远追明代‘公安’‘竟陵’两派”，这是“事后追认先驱”；“仿佛野孩子认父母，暴发户造家谱，或封建皇朝的大官僚诰赠三代祖宗，在文学史上数见不鲜。它会影响创作，使新作品从自发的天真转而为自觉的有教养、有师法；它也改造传统，使旧作品产生新意义，沾上新气息，增添新价值”。②钱锺书客观指出“追认”的弊端，同时也肯定其积极意义，是科学的态度。
② 钱锺书：《七缀集》(修订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2—3页。
“追认”的弊端是明显的。如过于看重“公安派”和“竟陵派”的“非正统”的“小品”一面，往往“遮蔽”了它们在正统文学上的成就和影响，“遮蔽”了文学史部分真相。钱锺书(中书君)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书评中即指出：“我们也不能忽视公安派和竟陵派在正统文学上的影响，例如它们与明、清间‘宋诗’运动的关系，尤其是钟、谭对于王渔洋诗学的影响。”③所论极是。④
③ 周作人著，杨扬校订：《中国新文学的源流》附录三，第8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