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雄《法言·重黎》曰:"或问'《周官》’。曰:'立事。’'《左氏》’。曰:'品藻。’'太史迁’。曰:'实录。’" ^②所谓"实录", 肯定太史公史学求真品格, 这符合《史记》根本属性, 否则, 《史记》价值就无从谈起。然而, 《法言·君子》又曰:"淮南说之用, 不如太史公之用也。太史公, 圣人将有取焉; 淮南, 鲜取焉尔。必也, 儒乎！乍出乍入, 淮南也; 文丽用寡, 长卿也; 多爱不忍, 子长也。仲尼多爱, 爱义也; 子长多爱, 爱奇也。"^③所谓"爱奇", 指在叙事中, 有意识地猎奇, 刺激读者阅读趣味, 甚至耸人听闻, 以满足读者心理需求。因此, 关于"爱奇"特点, 就必须辩证地看待, 譬如历史本身就十分传奇, 历史的戏剧性有时超乎人们想象, 那么史家记录其事, 则尚不出"实录"之范畴; 而如果为了好奇而好奇, 刻意制造恢恑憰怪, 偏离历史真实, 甚而罔顾历史真相, 令写作达成传奇效果, 然则此种"爱奇"就与"实录"相矛盾, 实有害于史学之本体, 作为人文学科的史学, 长期受此种矛盾所困扰。

詹锳《文心雕龙义证》引郭预衡《文心雕龙评论作家的几个特点》所云:"《史传》篇沿袭了班彪对《史记》的批评……没有正确指出《史记》在文学方面的思想意义和艺术价值, 这显然是受了以儒家为正宗的思想影响的缘故。"^④郭先生此种批评, 正反映上述《史记》所出现的矛盾, 而作为分体文章学小史, 《史传》篇所论之重点在于崇尚"良史之直笔", 进而探讨史传叙事之功能, 以及史笔之得失。在史传写作中, 刘勰"务信弃奇之要"^⑤, 此契合史传文体之特质, 上述郭先生指责, 并不正确, 绝对不能令史家为追求所谓"文学方面的思想意义和艺术价值"而忽略史家求真的职责, 否则, 就淆乱文体, 本末倒置。后人虽则在《史记》里品出"无韵之《离骚》"的况味, 然而, 史家却不能以此为追逐之目标。

"实录"和"爱奇", 构成一对矛盾, 在司马迁时代, 构成此种矛盾存在着必然性, 几乎无解。《文心雕龙·史传》篇曰:"尔其实录无隐之旨, 博雅弘辩之才, 爱奇反经之尤, 条例踳落之失, 叔皮论之详矣。"从扬雄到班彪、班固, 以至刘勰, 均面对这一问题, 然而, 非知之难, 实行之难也, 一旦落实到史学写作, 此种矛盾依然存在, 且难以化解。因此, 这对矛盾可谓贯穿整个中国史学史, 此透露出中国史学的性质, 值得今人深思。

本文拟以《史记·越王句践世家》为中心, 从材料使用、写作主题、故事原型, 以及历史观、价值观诸方面, 来探究此篇文本的写作, 管中窥豹, 以探索《史记》的史学困境, 并解答上述扬雄、司马迁评论之矛盾。

《汉书·司马迁传》总结司马迁撰史之所本曰:"故司马迁据《左氏》《国语》, 采《世本》《战国策》, 述《楚汉春秋》, 接其后事, 迄于天汉。"^①此大致胪列了太史公撰史所依傍的文献资料, 其范围大致在《汉志》六艺略之《春秋》类。如果从新闻报道所涉及的五个W、一个H而言, 春秋后期, 吴、越国之间以及吴、越国和楚国、齐国诸国之间所发生的历史事件, 其时间、地点以及人物等要素, 司马迁撰《越王句践世家》似可以从《春秋左氏传》《国语》及《世本》等传世文献内, 获得参照、转引, 这是其写作之原点, 譬如周公辅佐武王, "遍封功臣同姓戚者", 司马迁结撰诸侯各国等《世家》, 重视影响历史进程的时间节点, 譬如晋分三家、周厉王奔彘、周幽王为犬戎所杀、周平王东徙以及秦襄公始立为诸侯, 此令西周、东周历史叙事均有时间对证点, 凸显司马迁具有明晰的时间、空间概念, 舍此, 则史学无从构建。当然, 司马迁参阅传世文献中所记录的时间、地点以及人物等, 亦不可轻信, 然而, 它们至少提供一个撰史之基础, 相对而论, 它们具备实的性质, 弥足珍贵！当然关于《史记》中之时间, 亦不无争议, 譬如吴浩坤评估《竹书纪年》价值:"最为突出的一点恰恰也就是在六国史事年代方面提供了较为准确的记载。"^②而《竹书纪年》正可以用来校正《史记》的失误。方诗铭、王修龄撰《今本竹书纪年疏证》卷下, 就根据《竹书纪年》以佐证考订越国灭吴和句践去世的时间^③。至于所叙事件所关乎之what(是什么)、why(为什么), 还有一个H, 即how(怎么样), 则更加复杂。《史记·张释之列传》记载:"文帝曰:'卑之, 毋甚高论。’"可以想见, 叙事语言要符合实情, 本身就难以做到; 《论语·雍也》云:"质胜文则野, 文胜质则史, 文质彬彬, 然后君子。"文与质永远处于博弈之过程中。关于某个事件, 岂止后人追叙言人人殊, 莫衷一是, 甚至当事人复述均有可能众口不一, 甚或大相径庭, 此是历史叙事中最令人徒唤奈何之处。

武王灭纣, 建立周朝, 分封诸侯, 譬如陈、杞、齐、鲁、燕、管、蔡等, 大致在黄河流域。《论语·子路》云:"子曰:'鲁卫之政, 兄弟也。’"当时周天子和诸侯面对北部共同敌人, 有猃狁、犬戎等异族, 《论语·宪问》云:"子曰:'微管仲, 吾其被发左衽矣。’"他们对异族保持着抵御、警惕心理。而关于广大南方区域, 周朝亦欲扩张势力, 直逼江汉流域, 因此, 北南互动, 问鼎中原, 楚国等南方政权亦逐渐载录史册。《史记·楚世家》记载:"齐桓公始霸, 楚亦始大。"由于南方物产丰饶, 其生产、生活方式与黄河流域相去不远, 因此, 即使北方精英蔑视楚国, 称"非我族类, 其心必异"^④, 不屑于楚人的野蛮和粗鄙, 然而《史记·吴太伯世家》云:"余读《春秋》古文, 乃知中国之虞与荆蛮句吴兄弟也。"可见北方精英尚能包容"蛮夷"之生存及文化差异, 相较于和北方游牧民族之势不两立, 亦形成对照。

《左传》记载楚国君臣活动, 按此种叙事特征, 是站在北方史家立场, 来记述楚人言行举止, 至于吴、越, 则亦然。司马迁采之入《史记》, 虽显得叙事有本, 然经过裁剪, 不免与《左传》等有所出入。譬如《史记·楚世家》述及楚灵王十一年, 楚国"伐徐以恐吴", 灵王与析父有一番对话。司马贞《索隐》指出:"据《左氏》此是右尹子革之词, 《史》盖误也。"张守节《正义》更补充此在《左传》为昭公十二年之事也。此反映司马迁撰此《楚世家》, 既系之以年, 乃当《春秋古经》及《春秋左氏传》之昭公十二年, 而且抄录《左传》中楚国君臣间问答, 只不过由于疏忽, 误将与楚灵王对谈者子革易为析父; 《楚世家》揭示灵王骄纵任性, 草菅生灵, 最终导致其太子被内外勾结者所杀, 自己众叛亲离, 走投无路, 最后于本年之"夏五月癸丑"去世。《左传》记录灵王自缢为昭公十三年之"夏五月癸丑", 在时间上, 二者相差一年。总之, 司马迁叙述楚灵王结局文字大致因袭《左传》, 即使百密一疏, 然毋庸置疑, 没有《左传》, 则没有《史记·楚世家》, 司马迁尊重前史, 于此可见一斑。

继楚国之后, 吴、越国亦登上历史舞台, 进入左丘明等史家之视野。《史记·鲁周公世家》云:"(鲁哀公)七年, 吴王夫差彊, 伐齐, 至缯, 征百牢于鲁。季康子使子贡说吴王及太宰嚭, 以礼诎之。吴王曰:'我文身, 不足责礼。’乃止。"

《史记·陈杞世家》记述:"太史公曰:……楚惠王灭杞, 其后越王句践兴。"

据《左传》, 楚惠王灭陈在鲁哀公十七年, 而"杞后陈亡三十四年", 对于其间无法弥缝之年数, 泷川资言考证曰:"则杞君之年必有误。"^①然而, 此时"春秋"大幕即将合上, 关于吴、越, 在《左传》中, 其身影较楚国更为模糊, 所记者多属零星片段, 显得语焉不详, 这导致文献不足征, 对史家而言, 撰史便遇到严峻挑战。周振鹤《中国历史政治地理十六讲》谈及:"九州制还有一个重要特点未受到重视, 那就是九州的分布是南三北六。南方地域虽然辽阔, 但只有扬、荆、梁三州……南方只有吴、越、楚三个诸侯国, 以及巴、蜀等小国。"^②按《史记》, 其"世家"部分, 前后有《吴太伯世家》《楚世家》和《越王句践世家》, 若按逐鹿中原先后次序排列, 显然应楚在先, 吴居中, 而越处后, 在《左传》里, 三国墨迹之浓淡, 也按照这个顺序排列。故而, 当司马迁撰写吴、越两国《世家》的时候, 会苦于巧妇无米, 无所凭借, 然则退而求其次, 《国语》《战国策》等就成为史料之来源。

首先, 关于《国语》一书性质, 《汉志》六艺略之《春秋》类, 有左丘明著《国语》二十一篇, 顾实《讲疏》引韦昭《国语解叙》云:"丘明复采录前世穆王以来, 下迄鲁悼、智伯之诛, 以为《国语》。其文不主于经, 故号曰《外传》。"^③《国语》似不可比肩《春秋经》或《传》, 按照韦昭理解, 左丘明作《左传》之余, 《国语》作为其《外传》而存世, 虽则二者之间, 某些叙事相互重叠, 交光互影, 可资互证。然而, 在体例上, 《国语》按国别, 似乎由一个个相对独立的叙事段落串联而成, 此与《左传》显然不同, 而其溢出于《左传》部分, 考辨其性质可谓远乎史, 却近乎子部小说家言, 其史学可信度就稍低。因此, 《国语》等文献被当作史料, 由于时空概念相对朦胧, 人物事件原委不明, 自然对司马迁写作吴、越《世家》带来困扰, 而文献阙如, 则想象填充, 史实告退, 则文学方滋, 这必然有损于历史真实性, 所谓实不足, 则虚有余矣。

其次, 关于《战国策》, 按《汉志》注明:"记春秋后。"在汉成帝时, 此书经刘向重新编辑, 其内容与司马迁所经眼者, 当无大异。此书与《史记》之吴、越两国《世家》之写成, 尚保持着一种曲折微妙的关系。关于《战国策》一书性质, 大致为战国时游士、纵横家言论之汇编。《汉志》云:"战国从横, 真伪分争, 诸子之言, 纷然殽乱。"对纵横家言论真实性, 向、歆父子均持怀疑态度。其人大言炎炎, 辩才无碍, 大致属于纸上工夫, 与历史现实则相隔遥远。《汉书·武帝纪》曰:"建元元年冬十月, 诏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侯相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丞相绾奏:'所举贤良, 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 乱国政, 请皆罢。’奏可。"所谓申、商、韩是法家, 而苏、张则属纵横家, 其权诈机变, 巧言令色, 言过其实, 饰邪营众, 都可能动摇社会基础, 所以要罢黜之。从中亦折射纵横家在叙事中所呈现虚而不实的一面, 此于《史记》亦不无影响者也。

比较《吴太伯世家》和《越王句践世家》, 司马迁基于"互见"书法之原则, 关于吴、越之争战, 在前者中已经充分展开, 所以出乎详略得宜考虑, 在后者内就写得比较节制, 而重点则转移到政治之外, 就是对范蠡功成身退传奇叙述上。此范蠡在《左传》里并没有出现, 而在《国语·越语》中, 范蠡却俨然成为越王谋臣之主角, 发挥着左右局势的作用。显然, 司马迁写作《越王句践世家》, 尤其当着墨于范蠡身世部分, 所受《国语》等影响, 乃不争之事实。所以, 越王句践和其臣下之间事迹, 既非捕风捉影, 凭空生造, 譬如秦嘉谟辑补本《世本》之"越世家", 就有关于句践世系的记载^①; 然则撰成《越王句践世家》, 尚不具备足够的真凭实据, 若信以为真, 犹如历史上确实发生过一般, 无疑混淆文、史之界限, 故而, 此《世家》恰处在虚实之间, 或可断言, 此作虚多实少, 则属公允之见也。

关于《史记》"爱奇", 究其根本, 还要落实到传主叙述、描写之上, 奇事的主体是奇人, 而奇人的传奇故事构成了《史记》无与伦比之魅力, 它是在文、史交融中, 成为民族的永久记忆。

《文心雕龙·诸子》篇谓:"《诸子》者, 入道见志之书。"子部书籍以阐发见解为主旨, 与历史书写之求真之目的, 相去甚远。除了上述列于《汉志》之《春秋》类文献之影响, 撰写《越王句践世家》时, 围绕楚、吴、越相关人物, 保存于《汉志》的子部文献, 司马迁应也曾寓目。《汉志》杂家类, 有《伍子胥》八篇, 胡应麟曰:"《伍子胥》两见《汉志》, 一杂家八篇, 一兵家十篇, 今皆不传。而《越绝书》称子胥撰, 盖东汉人据二书润饰为此。其遗言逸事, 大率本之。其文辞气法出东汉人手裁, 故与战国异。"^②谓伍子胥撰《越绝书》, 显然是无稽之谈, 但是, 作为由楚入吴之贤能之臣, 他在吴、越"春秋"中所扮演的刚正角色, 在屈原之前就呈现了一个"忠而被谤"的历史形象, 却对吴、越两《世家》之撰写, 均具不可或缺的意义。《慎子》云:"无遇比干子胥之忠, 而毁瘁主君于闇墨之中, 遂染溺灭名而死。"^③当时言忠臣, 已将子胥与比干并列, 足证子胥人格特质已经闻名于世间。顾实认为:"盖《越绝》本分《内》《外传》……《内传》八篇, 今存《荆平》《王吴》《计倪》《请糶》《陈成恒》《九术》六篇(《计倪》犹称《内》), 审其文字, 当即杂家之《伍子胥》书, 而余为后汉袁康作也。"^④杂家出现, 是战国时期诸子各家互动互融的结果, 按《汉志》评价此家曰:"杂家者流, 盖出于议官。兼儒、墨, 合名、法, 知国体之有此, 见王治之无不贯, 此其所以长也。"^⑤通观九流十家, 学者忽略向、歆父子对杂家评价尤高, "知国体之有此, 见王治之无不贯", 师古曰:"王者之治, 于百家之道无不贯综。"认为杂家博综百家, 堪谓政治较高形态, 关于《汉志》推崇杂家, 颜氏心领神会。据此反映, 伍子胥作为一个南方著名政治人物, 犹如一个箭垛, 集合了诸子在当时顺应历史潮流的各种思想, 于是《伍子胥》八篇就具有了杂家的特征。此对于越国范蠡等人物的塑造, 也产生传递作用。

在地理位置上, 吴楚, 或者吴越, 乃相比邻之国, 战国以至秦汉, 北人关于吴楚、吴越的地理概念十分含混, 《史记·吴王濞列传》云:"上患吴、会稽轻悍, 无壮王以填之, 诸子少, 乃立濞于沛为吴王, 王三郡五十三城。"按照泷川资言《考证》, 所谓"吴、会稽"应该跨春秋时期吴、越两国, 高祖封刘濞者乃刘贾故地, 包括东阳、鄣、吴、会稽四郡^⑥。故此, 当时吴越的地理概念, 在一般人心目中几乎混一难辨。《史记·酷吏列传》尚称朱买臣为"会稽人", 后又指"买臣楚士", 具体何指, 依然不够精确。《正义》有所考辩曰:"朱买臣, 吴人也, 此时苏州为会稽郡也。"又曰:"周末越王勾践灭吴, 楚威王灭越, 吴之地总属楚, 故谓朱买臣为楚士。"此说明即使到汉武帝时代, 朝廷君臣对吴、楚分际依然不甚了了。

宋代王观国《学林》卷第三《古今人表》云:"《汉书·古今人表》别九等之叙, 而最下第九等谓之愚人。班固以不道之君, 逆恶之臣, 皆置之九等, 此贬恶劝善之意也。"^⑦何人居然被贬至最下第九等也就是下下之人, 这发人深省。当《史记》以前, 各种文献作者尚以北人为主体的时候, 对此楚吴越人物眺望式想象, 就会流于类型化、概念化, 《汉书·严助传》记述武帝时代, 淮南王刘安上书谏曰:"越, 方外之地, 劗发文身之民也……自汉初定已来七十二年, 吴越人相攻击者不可胜数, 然天子未尝举兵而入其地也。"此所谓"越", 其范围比句践之越国要大得多, 包括如今南中国大片土地, 刘安揭示一个事实, 汉初以来, 对于吴越区域, 朝廷持一种无暇顾及、任其生灭的态度; 《史记·项羽本纪》说:"说者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 果然。’"《汉书·武五子传》记载武帝策封广陵王胥曰:"……古人有言曰:'大江之南, 五湖之间, 其人轻心……’"显而易见, 对于楚及吴、越之人, 长期以来, 北人就心怀偏见。数代楚王, 特别是楚怀王、楚顷襄王在《汉书·古今人表》中均位乎下上; 以至吴越春秋两相对峙的夫差、句践, 当去圣久远, 数代之下, 他们远隔北方圣明的先祖, 其人格道德以及智慧识见, 都存在着致命的缺陷, 在《汉书·古今人表》中, 夫差竟列下下之人; 以致其臣下也忠、奸分明, 判若云泥, 譬如忠臣子胥、大夫种和屈原是一个类型, 而范蠡则是一个异数; 至于奸佞之臣, 谗害伍子胥的太宰嚭, 被《汉书·古今人表》打落为下下之人; 同样按《汉书·古今人表》, 屈原之对立面, 譬如上官大夫位处中中, 子椒、子兰位于中下, 靳尚处乎下上, 而夫人郑袖则置之于下下。此充分说明《史记》等文献中所呈现的吴越君臣事迹, 正邪之间, 过于二分对立, 此太半出自北人主观臆造, 属于主题先行的杜撰, 与历史真实性原则相悖。

与上述《汉志》所涉"伍子胥"分别厕身杂家和兵家相类, 《汉志》中关乎"范蠡"者, 也具有此种特点。《风俗通义》卷二《正失》之《东方朔》云:"俗言:东方朔太白星精, 黄帝时为风后, 尧时为务成子, 周时为老聃, 在越为范蠡, 在齐为鸱夷子皮。言其神圣能兴王霸之业, 变化无常。"^①从地域看, 在越、齐二地, 太白星精分别化身为范蠡和鸱夷子皮, 而且其尧时前身即务成子, 这是一个重要暗示, 越国范蠡的言行, 盖与齐学存在不解之缘。按《汉志》兵书略, 有《吴孙子兵法》八十二篇, 顾实《讲疏》引《史记》曰:"孙子武者, 齐人也。以《兵法》见于吴王阖闾, 阖闾曰:'子之十三篇, 吾尽观之矣。’"^②可见齐国的思想对江南早有渗透; 战国中期, 《文心雕龙·时序》篇云:"唯齐、楚两国, 颇有文学:齐开庄衢之第, 楚广兰台之宫。"齐稷下学宫作为天下学术思想集散地, 稷下先生拥有强大话语权, 由此带动北方学者借助楚吴越国以说事议论的风气, 楚吴越沦为谈论的由头。《孟子·梁惠王下》云:"孟子对曰:'惟智者能以小事大, 故太王事獯鬻, 勾践事吴。’"^③《郭店楚简》之《穷达以时》曰:"子胥前多功, 后戮死, 非其智衰也。"^④以至战国后期《韩非子·解老》篇曰:"夫弃道理而妄举动者, 虽上有天子诸侯之势尊, 而下有倚顿、陶朱卜祝之富, 犹失其民人而亡其财资也。"^⑤总之, 伍子胥之厄、陶朱公之富、句践和夫差之恩怨, 都成为士人之谈助, 这也证明关乎吴越国"春秋", 从史实到演义, 正肇始于战国中期。

《史记·货殖列传》曰:"昔者越王句践困于会稽之上, 乃用范蠡、计然。计然曰:'……财币欲其行如流水。’修之十年, 国富, 厚赂战士, 士赴矢石, 如渴得饮, 遂报彊吴, 观兵中国, 称号'五霸’。范蠡既雪会稽之耻, 乃喟然而叹曰:'计然之策七, 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于国, 吾欲用之家。’乃乘扁舟, 浮于江湖, 变名易姓, 适齐为鸱夷子皮, 之陶, 为朱公。朱公以为陶天下之中, 诸侯四通, 货物所交易也。乃治产积居, 与时逐而不责于人。故善治生者, 能择人而任时。十九年之中, 三致千金, 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此所谓富好行其德者也。后年衰老而听子孙, 子孙修业而息之, 遂至巨万。故言富者皆称陶朱公……"此处直接述及句践两个谋臣范蠡、计然, 而且范蠡明言助越灭吴, 乃用计然七策之五, 更表明北人叙述吴越之争, 竭力凸显计然之策, 范蠡不过是贯彻计然之策者而已。《汉志》农家类, 有《宰氏》十七篇, 张舜徽引叶德辉曰:"《史记·货殖传》裴骃《集解》云:'计然者, 葵邱濮上人。姓宰氏, 字文子, 其先晋国亡公子。尝南游于越, 范蠡师事之。’《元和姓纂》十五海、宰氏姓下引《范蠡传》云:'陶朱公师计然, 姓宰氏, 字文子, 葵邱濮上人。’据此, 则唐人所见《集解》本, 是作《宰氏》。宰氏即计然, 故农家无计然书。《志》云:'不知何世。’盖班所见, 乃后人述宰氏之学者, 非计然本书也。"所谓"盖班所见", 当是向、歆之所见, 张舜徽加按语曰:"后人述其学而托之宰氏, 盖非出于一手, 成于一时, 故班氏不能定其为何世之作也。书已早佚, 马国翰有《范子计然》辑本三卷。"^①岑仲勉校《元和姓纂》指出:"案徐广注, 计然姓辛氏, 名钘, 其先晋国之公子也。此作'姓宰’, 误; 为复姓, 又误。"^②无论是宰或是辛, 总之, 《汉志》农家类之《宰氏》十七篇, 与计然相关, 按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之《范子计然》卷上《内经》, 开篇就说句践返回越国, "欲阴图吴", 越王大谈吴国地势险要:"山林幽冥, 不知利害所在, 西则迫江, 东则薄海, 水属苍天, 下不知所止……念楼船者之苦, 涕泣不可止。"^③此纯然出自一位想象吴国地形地貌的北人之口, 作为紧邻吴国的越国之君, 句践深知吴越之间, 性相近, 习不远, 自然环境并无差异, 故而, 此类文字大致是北人托名范蠡、计然之作。观孙启治、陈建华编《古佚书辑本目录(附考证)》之子部(先秦诸子类), 其中《范子计然》一卷本者, 清人洪颐煊及黄奭各有辑本, 而马国翰则辑有《范子计然》三卷本, 尚有清顾观光亦辑不分卷数《范子计然》一种, 关于此书, 编者注曰:"计然, 一作计研(《汉书·古今人表》), 一作计倪(《越绝书》), 皆一人。诸子不载《万物录》, 唯《新唐志》农家载《范子计然》十五卷, 注云:'范蠡问, 计然答。’《齐民要术》《意林》《文选》李善注及唐、宋类书皆引之, 或称《范子》, 或称《范蠡》, 或称《计然》, 据《新唐志》皆一书之文也。马国翰辑得三卷, 其上卷从《越绝书》《吴越春秋》采得三篇, 中、下卷则杂采诸书所引。按《越绝书》《吴越春秋》所引乃计倪对越王问, 与《新唐志》注所言对范蠡问者不合, 恐非《范子计然》之文, 洪颐煊不采此三篇, 是。"^④其说审慎, 即使作为农家的《范子计然》, 其原貌今人已不复可睹, 然则, 在《汉志》内, 署名计然、务成子、范蠡、大夫种以及伍子胥的著作汇集在一起, 从中依然可以窥见某些端倪。

《史记·越王句践世家》云:"(范)蠡对曰:'兵甲之事, 种不如蠡。’"《汉志》兵书略之兵权谋家类, 有《范蠡》(越王句践臣也)二篇, 顾实认为此书"唐世犹未亡也"^⑤。

《汉志》兵书略之兵权谋家类, 有《大夫种》(与范蠡俱事句践)二篇, 顾实《讲疏》曰:"亡。范蠡、大夫种二人兵家言, 今当犹散见《越语》《史记》《越绝书》《吴越春秋》。"^⑥

《汉志》兵书略之兵技巧家类, 有《五子胥》十篇, 顾实《讲疏》指此与杂家《伍子胥》八篇, 盖非同书。并引钱大昕曰:"五, 古伍字。"^⑦

《汉志》小说家类, 有《务成子》十一篇(称尧问, 非古语)。陈国庆《汉志艺文志注释汇编》引钱大昭《汉书辨疑》:"五行家有《务成子灾异应》十四卷, 房中家有《务成子阴道》三十六卷, 疑皆后世依托。"^⑧

顾实《讲疏》则曰:"尧学于务成子附(《韩诗外传》五)。尸子曰:'务成昭之教舜曰:避天下之逆, 从天下之顺, 天下不足取也; 避天下之顺, 从天下之逆, 天下不足失也。’(《荀子·大略》篇杨倞注引)务成子附与务成昭, 盖即一人。自经刘《略》、班《志》衡定, 而荀卿、韩婴所称之务成子, 儒者莫复挂齿矣。"^⑨

这些人物学说, 大致可以归之为一个学派, 不出兵家、农家和小说家之范畴, 将它们组合在一起, 才看得出其写作之用心, 它们的出现, 乃应运而生, 与战国时风众势相关联。马王堆汉墓出土的《黄帝四经》第二篇《十大经》之《观》第二曰:"是故为人主者, 时适三乐, 毋乱民功, 毋逆天时。然则五谷溜孰(熟), 民(乃)蕃兹(滋)。君臣上下, 交得其志。天因而成之。夫并时以养民功, 先德后刑, 顺于天。"陈鼓应注释注意到此节文字与《国语·越语下》一段文字很接近。^⑩此亦说明, 以农备战, 农战结合, 此种思想是范蠡进言越王之主旨。参照《商君书》"开塞耕战"主题思想^⑪, 这是战国君臣共同思想潮流, 因而托名计然和范蠡等人的著述目的, 就昭然若揭矣。

郑良树《商鞅及其学派》之《自序》谈道:"在法家的系统里, 商鞅是相当特别的一位大政治家。他吸取了李悝的思想, 《汉志》农家类著录《神农二十篇》, 师古引刘向《别录》说:'疑李悝及商君所托。’可见李悝、商鞅都和农家颇有关系, 皆以重农为开发全国经济的策略, 此其一。商鞅不但是法家, 而且, 也还是兵家, 《汉志》兵家类著录有《公孙鞅二十七篇》, 《商君书》内就有几篇论战的文章, 此其二。因此, 商鞅与其说是法家人物, 不如说是兼有法家、兵家及一部分农家的三重性格及特色的人物。"^①两相对照, 按托名计然、范蠡等文献, 实与《商君书》属同一类型的著作, 它们亦"兼有法家、兵家及一部分农家的三重性格及特色", 意在迎合战国君主开疆拓土的野心, 为之出谋划策。

子部书籍性质与史书不同, 二者畛域, 截然分明。《汉志》小说家类, 有《百家》百三十九卷, 顾实《讲疏》云:"甘茂事下蔡史举先生, 学百家之说(《史记》本传)。范雎曰:'五帝三代之事, 百家之说, 吾亦知之。’(《史记》本传)服虔曰:'长短纵横术, 苏秦法百家书说也。’(《汉书·主父偃传》注)仲长统曰:'百家杂说, 请用从火。’(《后汉书》本传)盖言百家各有所指。故《庄子》曰:'饰小说以干县令。’(《外物》篇)《荀子》曰:'小家珍说。’(《正名》篇)郑玄曰:'小道如今诸子书也。’(《后汉书·蔡邕传》注)是九流百家皆可名曰小说矣。然班《志》此小说之《百家》自别有所指。应劭曰:'案《百家书》, 宋城门失火, 取汲池中以沃之, 鱼悉露见, 但就取之。’(《御览》八百六十八引《风俗通》)斯亦至浅露已, 故宜别为小说书欤。"^②上述"范雎曰"有误, 《史记·蔡泽列传》云:"(应侯)曰:'五帝三代之事, 百家之说, 吾亦知之。’"此顾实所谓"是九流百家皆可名曰小说矣", 精辟地捕捉到诸子百家乃非写实性作品的特质, 洵为的论, 在写作《史记·越王句践世家》等时, 司马迁渔猎乎上述子部文献之内, 故此, "爱奇"心理置换了史家"实录"信念, 时兴观念被嫁接到传主身上, 一切都小说化, 遂令这一部分写作被打上了虚而不实的烙印, 此亦是史家因地制宜的必然结果。

司马迁尽可能地遍稽群籍, 以完成其不朽之伟业, 当他撰写楚、吴、越三国之《世家》, 作为六艺略性质的《春秋左氏传》, 犹如陈年甘醇, 居于经典之地位, 堪称我国史学之奠基者, 司马迁因此能够有所凭藉, 令《史记》增添"实录"之含金量; 然而, 在《左传》里, 由于相关文献阙如, 司马迁只能采集陈酿之余沥, 譬如《国语》《战国策》以及诸子之书等, 有时向壁虚构, 勉强掺水以成篇, 则沾染"街谈巷语, 道听途说"之小说家习气。譬如《左传·哀公十三年》记载:"夏, 公会单平公、晋定公、吴夫差于黄池。"此夫差出现在黄池会盟, 就引发了《国语》《史记》关于吴王养痈遗患的丰富想象。此令《史记·越王句践世家》等几乎汩没史学之本体, 成为文学性的写作, 作者主观意志决定着传主性格及命运, 所谓史学客观真实性, 则大致无暇顾及。此时, 借用既有叙事模式, 甚至渗透进时代思潮, 令传主成为宣扬某种思想、理念之载体, 此亦庶几成为不可避免之事实也。

第一, 以"未可"来塑造审时度势智者形象。

《国语·越语下》记述越王召范蠡图谋伐吴:"'吾欲与子谋之, 其可乎？’对曰:'未可也……得时不成, 反受其殃。’"

《黄帝四经》第二篇《十大经》之《五正》第三曰:"黄帝于是辤其国大夫, 上于博望之山, 谈卧三年以自求也。单(战)才(哉), 阉冉乃上起黄帝曰:'可矣。’夫作争者凶, 不争(者)亦无成功。何不可矣？"^③

《史记·周本纪》记叙武王九年, "诸侯不期而会盟津者八百诸侯。诸侯皆曰:'纣可伐矣！’武王曰:'女未知天命, 未可也。’"

《史记·齐太公世家》又复述了诸侯皆曰:"纣可伐也。"而武王则曰:"未可。"

《史记·越王句践世家》记录:"居三年, 句践召范蠡曰:'吴已杀子胥, 导谀者众, 可乎？’对曰:'未可。’至明年春, 吴王北会诸侯于黄池, 吴国精兵从王, 惟独老弱与太子留守。句践复问范蠡, 蠡曰:'可矣。’"

在重大事变中, 把握时机, 当机立断, 非大智大勇者莫办, 因此, 操控进退者就成为历史转变中的关键人物, 德侔于天。《史记·越王句践世家》里范蠡说:"且夫天与弗取, 反受其咎。"反观《黄帝四经》第二篇《十大经》之《兵容》第八曰:"天固有夺有予, 有祥(福至者也而)弗受, 反隋(随)以殃。"^①参透天机, 夫代大匠斫者, 却不伤其手, 既仁且智, 几乎优入圣域。

《黄帝四经》第一篇《经法》之《国次》第二云:"先屈后信(伸), 必尽天极, 而毋擅天功"^②人不是被动地听天由命, 人可以尽得天赐良机, 实现人生之价值, 当然人不可居功自傲; 《黄帝四经》第一篇《经法》之《四度》第五曰:"因天时, 伐天毁, 谓之武。"^③此几乎就是武王伐纣之诠释, 为天所唾弃者, 人当顺天而行道, 此所谓"武", 就是正义之师; 《黄帝四经》第二篇《十大经》之《观》第二曰:"当天时, 与之皆断; 当断不断, 反受其乱。"^④当机会之窗打开之际, 任何犹豫不决, 都会导致新乱丛生, 所以, 《史记》将范蠡刻画成顶天立地的历史人物, 与武王、太公望等差可比肩！

对此文献承传之渊源, 绝不可遽认为司马迁因袭《黄帝四经》, 由于司马谈"习道论于黄子", 司马迁熟稔流行于战国中期以至汉初的黄老道德思想, 盖不足为奇者也！然而, 即使由此令《史记·越王句践世家》闪烁着时代精神的辉光, 却无涉乎史学"实录"之准衡, 令人扼腕叹息！

第二, 对独立人格和自由精神之赞赏。

《史记·太史公自序》云:"太史公学天官於唐都, 受易於杨何, 习道论於黄子。太史公仕於建元元封之间, 愍学者之不达其意而师悖, 乃论六家之要指曰:……"司马谈之"愍", 表达对汉武帝建立大一统之戒慎恐惧, 此意味着臣民自由空间被挤压, 以至让人陷入窒息之地, 他显然更向往战国时代人的自由。所以, 关于君臣如何相处, 《史记》为之提供了几种模式, 譬如伍子胥为父兄报仇, 竟"辱平王之墓"; 如此君臣对立, 在孔子儒家看来, 属于君不君则臣不臣之例; 孟子主张"君之视臣如土芥, 则臣视君如寇雠"^⑤, 显得十分激进, 他必然赞美伍子胥行为。然而, 若君臣关系解体, 那是国家动乱之根源, 破坏正常的君臣伦理, 所以, 当君臣无法和谐相处, 若能制造一个退出机制, 无疑是国家之福泽, 此所谓"良禽择木而栖, 贤臣择主而侍"者也。《史记·乐毅列传》载录乐毅《遗燕惠王书》有云:"昔伍子胥说听于阖闾, 而吴王远迹至郢; 夫夫差弗是也, 赐之鸱夷而浮之江。吴王不寤先论之可以立功, 故沈子胥而不悔, 子胥不蚤见主之不同量, 是以至于入江而不化。"认为君臣相与, 如果一意孤行, 铸成吴王和子胥这样的结局, 那纯粹是一场悲剧, 所以乐毅"交绝不出恶声", 翩然去国, 这是明智的选择。对照伍子胥、屈原之下场, 乐毅主动辞别燕王, 为君臣之间好聚好散, 无疑树立了最堪效法的模式。但是, 要进退裕如, 必须身处前大一统时代, 否则, 作为臣民, 有进无退, 你已别无选择。

太史公仰慕功成身退者, 鲁仲连、乐毅平视君权, 他们是时代英雄, 然则武帝专制愈甚, 司马迁压抑感也日甚一日, 于是, 《史记·货殖列传》曰:"由是观之, 富无经业, 则货无常主, 能者辐凑, 不肖者瓦解。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 巨万者乃与王者同乐。岂所谓'素封’者邪？非也？"像范蠡那样经商致富, 借助财富实力, 其乐不逊于王者。《盐铁论·地广》说:"大夫曰:'挟管仲之智者, 非为厮役之使也。怀陶朱之虑者, 不居贫困之处……’"^⑥人生在世, 应拥有独立之人格和自由之生活, 故而, 辅弼句践二十多年, 平吴之后, 范蠡意识到"蜚鸟尽, 良弓藏; 狡兔死, 走狗烹", 他辞别句践, 远离朝廷政治, 选择另一种生存之道, 其中寄托着太史公挣脱集权政治束缚的精神幻想, 意味着若发财致富, 士人可以远离政治, 挥别王权, 而且也能过一种更好的生活。《史记·蔡泽列传》历数古来君臣相与之例, 认为商君、白起、吴起和大夫种四者:"功成不去, 祸至于此。"叙述越国大夫种和范蠡之事迹:"大夫种为越王深谋远计, 免会稽之危, 以亡为存, 因辱为荣, 垦草入邑, 辟地殖谷, 率四方之士, 专上下之力, 辅句践之贤, 报夫差之雠, 卒擒劲吴, 令越成霸。功已彰而信矣, 句践终负而杀之。"而与大夫种相对照, "此所谓信而不能诎, 往而不能返者也。范蠡知之, 超然辟世, 长为陶朱公"。相形之下, 范蠡是智者的选择, 陶朱公就成为不朽的形象。《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曰:"太史公曰……读《服鸟赋》, 同死生, 轻去就, 又爽然自失矣。"所谓"轻去就", 也如范蠡一样, 不合则去, 实质上, 司马迁此种描写是借范蠡之酒杯, 以浇自己之块垒, 似不愿看到大一统之禁锢笼罩天下, 士人无处遁逃, 对此, 似不能视为真实的史学书写。

第三, 作为小说家言, 观察其真实性之破绽。

从文学角度看, 《史记·越王句践世家》极为精彩之处, 乃在于闲笔之运用, 在叙述吴越勾心斗角之余, 司马迁笔锋一转, 写起了泛舟江湖的范蠡"治产"的故事, 范蠡很快就"致产数十万", 他慷慨散财, 止于陶, 自称"陶朱公"。随即司马迁叙写了一段其人人生轶事, 陶朱公有三个儿子, 二子因杀人, 被楚国囚禁。于是陶朱公命小儿子携带黄金千溢前去营救, 可是其长子以死威胁, 非要让他去完成救弟重任, 陶朱公无奈, 只好让他去。行前, 陶朱公修书一封, 交给长子, 嘱咐他抵达之后, 去找熟人庄生, 连信带黄金, 一起交给庄生, 余事则不要多问。长子找到庄生, 庄生叫他赶快离开, 并叮嘱他, 即使你弟弟被释放, 你也不要问缘故。可是长子滞留楚国, 察看情势。在高士庄生眼里, 虽黄金千溢, 却不令他动心, 待事成之后, 他会将黄金交还陶朱公。此庄生找时机入宫, 借言天象, 建议朝廷大赦。陶朱公长子听到大赦消息, 思忖二弟可保无恙。他居然跑到庄生家, 索回黄金。此令庄生蒙羞, 他再赴宫内, 直言听说陶朱公有子杀人, 关在牢里, 国人议论, 说陶朱公用钱行贿, 所以楚王此次大赦, 意在此子。楚王盛怒, 因此, 先杀陶朱公之子, 明日再下赦令。陶朱公长子持其弟丧回家, 惟独陶朱公笑着解释说:我知道这兄长一定会害死他二弟, 原因在于他从小跟随于我, 深知谋生艰难, 所以看重钱财; 至于小弟, 从小到大, 没有吃过苦, 因此, 我若派他去, 他轻弃千金, 二哥就能活命。

如果预知长子败事有余, 此关系自家儿子生死之大事, 陶朱公岂忍心看到此种结局, 他满可以亲自赴楚救子。若按照此《世家》所写, 陶朱公用儿子之死来炫耀自己先知之明, 天下岂有如此父亲！因此, 这是典型的小说家之言, 没有丝毫历史叙述之成分。

第四, 故事原型之追溯。

关于吴、越国之命运, 以及导致两国亡国之过程内情, 后人已不可知矣。《史记·越王句践世家》等并不可信, 尤其句践和谋臣一起谋灭吴国, 太史公叙述是按照故事原型来写, 隐含移花接木之特征。

《吕氏春秋》卷第十八《重言》云:"成公贾之讔也, 贤于太宰嚭之说也。太宰嚭之说, 听乎夫差而吴国为墟; 成公贾之讔, 喻乎荆王而荆国以霸。"^①总之太宰嚭是吴亡之罪臣, 此已经成为天下之陈说, 可谓家喻户晓。《吕氏春秋》卷第二十三《知化》记载:"吴王夫差将伐齐, 子胥曰:'不可。夫齐之与吴也, 习俗不同, 言语不通, 我得其地不能处, 得其民不得使。夫吴之与越也, 接土邻境, 壤交通属, 习俗同, 言语通, 我得其地能处之, 得其民能使之。越于我亦然。夫吴、越之势不两立。越之于吴也, 譬若心腹之疾也, 虽无作, 其伤深而在内也。夫齐之于吴也, 疥癣之病也, 不苦其已也, 且其无伤也。今释越而伐齐, 譬之犹惧虎而刺猏, 虽胜之, 其后患无央。’太宰嚭曰:'不可。君王之令所以不行于上国者, 齐、晋也。君王若伐齐而胜之, 徙其兵以临晋, 晋必听命矣。是君王一举而服两国也。君王之令必行于上国。’夫差以为然, 不听子胥之言, 而用太宰嚭之谋。子胥曰:'天将亡吴矣, 则使君王战而胜。天将不亡吴矣, 则使君王战而不胜。’夫差不听。子胥两袪高蹶而出于廷, 曰:'嗟乎！吴朝必生荆棘矣。’夫差兴师伐齐, 战于艾陵, 大败齐师, 反而诛子胥。子胥将死, 曰:'与, 吾安得一目以视越人之入吴也！’乃自杀。夫差乃取其身而流之江, 抉其目著之东门, 曰:'女胡视越人之入我也！’居数年, 越报吴, 残其国, 绝其世, 灭其社稷, 夷其宗庙, 夫差身为擒。夫差将死, 曰:'死者如有知也, 吾何面以见子胥于底下！’乃为幎以冒面而死。夫患未至则不可告也。患既至, 虽知之, 无及矣, 故夫差之知惭于子胥也, 不若勿知。"^①是北上伐齐, 还是南下灭越, 太宰嚭和伍子胥所持的两种不同主张, 此注定了吴国之国祚, 吴王夫差一念之差, 他采纳了前者意见, 因此, 就踏上了不归之路。而司马迁所撰吴、越两国之《世家》, 大致上就是按照这个"剧本"来叙述的。

但是, 此故事情节却原有所本, 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十一《考史》云:"晋、楚之争霸在郑, 秦之争天下在韩、魏。林少颖谓:'六国卒并于秦, 出于范雎远交近攻之策。’"^②林少颖赞扬范雎在秦灭六国事业中的作用, 此种谋略当对天下产生巨大震撼, 成为谋划之经典。按范雎与蔡泽的事迹言论均载录于《战国策》, 司马迁撰史, 亦为范、蔡列传, 他参阅《战国策》, 且在文献资料上, 多有所采用。

《史记·范雎列传》云:"伍子胥橐载而出昭关, 夜行昼伏, 至于陵水, 无以糊其口, 膝行蒲伏, 稽首肉袒, 鼓腹吹篪, 乞食于吴市, 卒兴吴国, 阖闾为伯。"在叙述范雎的时候, 插入了伍子胥故事, 可见在写作春秋战国时期这些著名谋士时候, 司马迁文思经常会把他们串连在一起。

《史记·范雎列传》云:"(范雎)因进曰:'夫穰侯越韩、魏而攻齐纲、寿, 非计也。少出师则不足以伤齐, 多出师则害于秦。臣意王之计, 欲少出师而悉韩、魏之兵也, 则不义矣。今见与国之不亲也, 越人之国而攻, 可乎？其于计疏矣。且昔齐湣王南攻楚, 破军杀将, 再辟地千里, 而齐尺寸之地无得焉者, 岂不欲得地哉, 形势不能有也。诸侯见齐之罢弊, 君臣之不和也, 兴兵而伐齐, 大破之。士辱兵顿, 皆咎其王, 曰:"谁为此计者乎？"王曰:"文子为之。"大臣作乱, 文子出走。故齐所以大破者, 以其伐楚而肥韩、魏也。此所谓借贼兵而赍盗粮者也。王不如远交而近攻, 得寸则王之寸也, 得尺亦王之尺也。今释此而远攻, 不亦缪乎？’"范雎立论的根据:近攻, 则能就近蚕食, 并逐步开拓领土, 最后则天下无敌。此种观点, 居然在上述《吕氏春秋》内, 被改编成吴王宫中所发生的争议, 若辨析二者之关系, 只要阅读《战国策》之《秦策》中范雎和应侯(蔡泽)的言论参见《战国策》卷五《秦》三之范雎、蔡泽言论, ^③, 就可以得到答案, 确实《吕氏春秋》首先将秦国范雎的观点, 移置于吴、越争战, 最后被司马迁当作史料, 以编撰入吴、越两《世家》中。《史记·苏秦列传》明言:"世言苏秦多异, 异时事有类之者, 皆附之苏秦。"司马迁完全清楚战国纵横家言论不可轻信, 它们基本上不具备史料之价值, 充其量只可算作思想史之资料, 然而, 司马迁竟然把这些文字抄入其《史记》, 足证《史记》中这些部分离"实录"之距离有多么遥远, 而离文学却很近。

《史记·魏公子列传》记载:"北救赵而西却秦, 此五霸之伐也。"《史记》中明显形成了"春秋五霸"的意向, 其中齐桓公无可争议, 晋文公则显得力有所不逮, 而宋襄公则纯属笑柄^④, 至于吴、越之夫差和句践, 则完全名不副实, 从此亦可见司马迁撰史有所失实, 似为五霸而凑数, 关于吴、越两国《世家》, 是向着"五霸"预设而叙写。仅以《史记·越王句践世家》为例证, 就让读者认识到, 中国历来所谓文史不分, 确实史离不开文, 这造成了中国史学永久之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