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的目的是研究1960年代中国国家安全战略(以下简称中国安全战略)转变中两个重要领域以及它们之间的互动。

第一个领域是在国际冷战体系中，中国分别与美国和苏联等的安全关系的演变。一方面，中美在地缘安全领域的对抗如何在几次危机中逐步缓解，直到1965年出现转折，这为1969年中美和解提供了必要条件；另一方面，中苏在1960年代初开始的边界领土纠纷如何发展为包括军事冲突在内的全面对抗，从而推动中国安全战略发生根本转变。鉴于学界对中美、中苏关系的复杂性的研究已经达到的深度，有必要界定出并将研究聚焦于中国同美苏在战略安全领域的关系，从而更准确地叙述中国安全战略与冷战体系之间的互动，以及为解读之后相继出现的中美建交(1969—1978)和中苏关系“正常化”(1979—1989)都用了将近十年这种特殊的历史进程，提供更确切的开端。

第二个领域是中国安全战略转变的决策过程。1960年代中国安全战略转变包括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联苏抗美”转变为“同时对抗美苏”(1964—1965)；第二个阶段从“美苏并重”到“联美抗苏”(1969)。中国与美苏安全关系的演变是中国安全战略转变的主要外部动力，不过，如同所有的战略决策一样，中国决策者也是根据他们认识中的外部环境和在既定的决策体制中做出选择的，所以，有必要揭示这个时期中国决策过程的主要特点及其同中国与美苏等的安全关系演变之间特殊的互动。

本文使用“中国安全战略”这个概念是为了更准确地界定研究对象和范围，以区别于以往研究成果分别从中美和解、中苏分裂、“备战”、国内政治等视角和框架的叙述和避免由此产生的叙事范围模糊等问题，因篇幅限制不专门阐述，只在论述过程中做具体说明。^①

中国决策者在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朝鲜战争后，就将美国视为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与美国全面对抗成为国家安全战略的主要内容。在他们的认知中，塑造安全环境的各项政策尽管包含了复杂的历史诉求和源自国家内部的动力，但与美国的对抗有更直接的关联，因为中国四周任何方向的安全形势恶化，即使不是美国直接介入的结果，也意味着中国与美国对抗的战略地位有可能被削弱。

1950年代中期，中国领导人曾经尝试通过中美大使级会谈，改善同美国的关系。主要是由于美国政府奉行相当僵化的敌对政策，谈判未取得实质性进展。1958年夏季，中国领导人曾设想利用炮击金门这种战争边缘政策，迫使美国在谈判中让步，但未达目的。这之后他们确定了“台湾问题不解决，其他问题都谈不上”的“一揽子”原则^②。1959年10月5日，毛泽东在一次内部谈话中说：“我们要求美军撤出台湾，他们不干，我们只能等，他们要多少时间撤出，我们就等多少时间。”^③不过，他们并没有因此放弃保持外交沟通，特别是在危机时刻通过沟通来控制爆发战争的风险。从1960年到1965年，中美有过三次深度不同的沟通和危机管理，从中可以勾画出中美地缘对抗逐步缓解和双方累积安全互信的曲线，中国决策者也是在此过程中积累了经验，并找到了在关键时刻能跨越历史鸿沟的具体途径。

1960年夏季，老挝危机爆发。中国领导人最初并不希望危机升级，所以，积极支持和参与第二次日内瓦会议，这使他们有了一次在多边机制下与美国处理地区危机的机会。1961年5月16日，第二次日内瓦会议召开，中国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陈毅率团出席，得以直接同美国高级外交代表交往。美国代表哈里曼曾请苏联外长葛罗米柯牵线与陈毅结识，被后者回绝。后来他利用一次会间陈毅正喝咖啡的机会，由“刚好”站在旁边的加拿大代表介绍哈里曼夫人先与陈毅握手，然后他利用轻松的气氛趁势伸出手来，陈毅当时没有(大概也难以)回避，中美高级别外交代表在多边外交场合不公开握手的禁忌就这样戏剧性地打破了。后来中方曾邀请美方参加中方举办的招待会，美方既未出席，也没退回请帖。8月10日，陈毅在北京的一次外交形势报告中，介绍了美方“总想和中国代表团拉关系”的具体情况，以及他在日内瓦会议上“看不出美国现在就要打世界大战”^④。

1961年夏天的“握手”很快有了新进展。1962年春夏，台湾当局展开“反攻大陆”的政治和军事动员，这引发了新的台海危机。5月30日，中央军委战略小组专门开会研究了台海局势，与会者认为蒋介石很可能在美国支持和配合下派军队进犯大陆。之后不久，毛泽东在杭州听取总参谋长罗瑞卿汇报后，立即指示“要大家准备打仗”，对“大战、中战、小战”都要有所准备^①。6月10日，中共中央下发东南沿海备战指示，军委遂命令33个步兵师、10个炮兵师、2个铁道兵师、3个坦克团和5个工兵团等进入战备，另调集10万老兵作预备兵员。^②

与此同时，中国驻波兰大使王炳南奉命中断在国内的休假，紧急返回华沙向美方转达中方对台海局势的严重关切，以及确切了解肯尼迪政府的政策^③。6月23日，王炳南主动约见美国驻波兰大使卡伯特，强调美国必须为蒋介石大规模集结军队导致的严重后果负责，卡伯特则明确表示，美国决无进攻中国之意图^④。此前华盛顿曾考虑过让卡伯特提前约见中方代表，以便转达华盛顿无意加剧台海紧张的立场^⑤。所以双方在23日的会谈中，很容易地达成了降低台海紧张的共识。

除中美在华沙的直接接触，美国也在通过苏联传递信息。6月28日，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会见陈毅，告之肯尼迪总统通过其弟转告苏方，美军将在10到14天内从泰国撤出，同时也不希望台海发生“复杂事件”^⑥。美方这样做是在回应中方通过华沙非正式会谈表达的对东南亚局势和台海紧张的关切，而中方则因此判断：“现在美国似乎要缓和”^⑦。第二次日内瓦会议在7月21日达成《关于老挝中立的宣言》和《关于老挝中立宣言的议定书》，台海局势也很快明显降温。7月26日，毛泽东批准一天前中央军委关于疏散进入福建备战部队的报告，该报告判断蒋军“大、中规模窜犯东南沿海的可能至少已经推迟”^⑧。

老挝危机和第三次台海危机的同时解决当然不足以、实际上也没有给中美关系立即带来转机。这一方面固然是因为美国政府继续其对华的敌视政策；另一方面，处理对美关系在此时中国的对外政策中排序很低，这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以往研究低估甚至无视中国政策中轻重缓急排序的重要影响是不合理的。根据前引陈毅报告的解释，对美政策的重要性不仅低于对苏联阵营政策，而且也低于支援亚非拉革命的政策，即中国领导人认为：处理中美关系不能损害中国在亚非拉革命运动中的地位^⑨。9月24日，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的发言中阐述说，同美国对抗的长期性是由“阶级”和“矛盾”等根本问题决定的，“全世界人民跟帝国主义的矛盾首先是美国的矛盾”^⑩。两天后，周恩来呼应了毛泽东的这个战略指导思想，即“从全盘的国际关系来说，我们同美帝国主义之间的斗争是主要矛盾”，“毛主席抓住了这个中心环节，就调动了全局”^⑪。不过，从这些发言的逻辑也可以看出，中国领导人是从理论的高度阐述中美全面对抗仍是首要问题，而不是认为中美在地缘安全领域的对抗正变得越来越严峻。

从1963年春季开始，中国领导人形成了一种对世界政治的新看法，即世界政治开始大动荡，特别是亚非拉革命正成为决定世界前途的越来越重要的潮流，当年夏天开始的中苏论战不断强化这一判断。不论是为了支援亚非拉革命，还是为了国际共运中加强反修斗争，坚决与美国斗争都成了中国外交中最有象征性的行动，国际反美统一战线政策几乎贯彻到对外关系的各个领域，典型地体现在援越抗美和推动召开第二次亚非会议。前者被视为是反帝斗争的典范，“越南革命也是十月革命的继续”，北越“坚定地守卫着社会主义阵营的东南前线”，在南越开展的武装斗争是“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争取解放的一个光辉的榜样”，等等^①。后者则是“一场很伟大的斗争”，要将第二次亚非会议办成“审判美帝的讲坛”^②。这时与其说美国对中国安全的威胁加大了，不如说它主要是对中国支持亚非拉革命这个对外政策目标的威胁增加了。这并不是说中国领导人不够关注国家安全，而是说他们的思考逻辑是如何在积极支援亚非拉反美革命时，应对由此导致的安全环境恶化^③。从这个角度分析中国应对美国在越南军事干涉升级，有重要参考价值，因为印支是当时中美地缘对抗最突出的地区。

1964年8月上旬，毛泽东一度对与美国发生战争做出了相当严峻的估计，这是事出有因的。7月27日，毛泽东刚刚向越南领导人承诺，如果美国“轰炸或登陆”北越，“我们就要打”^④。8月3日就爆发了“北部湾事件”，美军轰炸了北越的海防港和一些设施，美国参众两院很快通过了《东京湾决议案》。毛泽东第二天就在中国政府声明稿上批示“要打仗了”，并取消了经过长时间准备的上溯黄河源头的行程^⑤。8月中旬，毛泽东在一次书记处会议上再次提出要抓紧备战，并强调三线建设“是长远的战略性的大问题，现在不为，后悔无及”^⑥。

毛泽东的反应与越南局势升温肯定有关联，但不等于他断定美国会入侵中国。从事情发生的顺序看，他并不是担心美国立即要进攻中国，而是考虑中国一旦不得不出兵越南，会不会导致与美国的战争。实际上，中国领导人最初也不确定，“北部湾事件”的起因就是美国蓄意扩大战争，甚至都不能确定越南高层是否了解这一突发事件，他们当天还建议后者“查清情况”^⑦。之后不久，他们就断定美国不会进攻北越，战争不仅不会扩大到北越，甚至还可能“会有一个时期的缓和”^⑧。8月13日，毛泽东会见到访的越劳中央总书记黎笋，详细阐述了他了解的“北部湾事件”，并说美军不会进攻北越，“几家都不想打，所以打不起来”；他还建议最好10到15年“不打大仗，只打小仗，像南越那样”^⑨。10月5日，毛泽东在会见越南总理范文同时说得更清楚，即美国是否进攻北越“现在还没有定”，而且越美“谈一谈也有好处”。范文同则解释越方会“力争不使战争扩大到越南北方”^⑩。显然，“北部湾事件”也不是越南高层有计划引发的，他们也不打算主动选择那种会将中国拖入战争的政策。

1965年3月2日，美军发动对北越的大规模持续轰炸，之后轰炸一度突破北纬20度线，美地面部队大规模进入南越直接参战，美海、空军侵扰中国领海领空的活动也增加了，这导致中国决策层一度出现准备应付美国入侵的炽热气氛。4月9日，中共中央起草了加强战备的指示，指出美国在越南扩大战争“严重威胁了我国的安全”，现“应当准备应付最严重的情况”，包括美国发动空中战争“以致在我国国土上作战”^①。以往论著绝大多数以此为根据，强调美国军事干涉升级威胁了中国安全，而加强援越首先是为了应对美国威胁^②。这一观点是有一定道理，不过，越来越多的历史文献证明其太过简单化，这首先表现在忽视了越南政策变化的影响，实际情况是越南提出援助的请求才是中国派遣支援部队进入北越的主要原因。

3月中旬，越劳中央召开十一中全会，决定动员全国力量，即使美国扩大军事干涉，也要争取在“短时间控制和战胜敌人和伪军”，并准备应付“南方和北方的局部战争”^③。越方随后提出派团访华寻求援助。3月21日晚，政治局常委开会讨论越南战争和东南亚形势。与会者认为越南会提出派兵入越、为越空军提供庇护所、中国空军依托本土的基地参与空战等三项要求。毛泽东听完汇报后表示“恐怕都要答应”，“不能见死不救”^④。他非常重视对越南的承诺，毕竟之前当着越南人面说过，美军在北越“轰炸或者登陆我们就要打”^⑤。另一方面，援越是中国支援亚非革命的最有象征意义的旗帜，中国领导人公开宣传“今年国际阶级斗争的中心在亚非，而越南问题是中心的中心”，而亚非运动“一切要落实到反对美帝”，“要以气壮山河的精神，为越南助威”^⑥。这在逻辑上决定了中国只有更坚决和有效地采取实际行动援越。

重要的是中国领导人随后积极与美国沟通，这并不是基于美国威胁中国安全这类一般性的判断，而是为了避免加强援越导致误判而同美国发生战争，而且他们已从美方获悉，美国无意进攻北越，更不要说是进攻中国。4月2日，周恩来在卡拉奇会见按计划不久要访美的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请他向约翰逊政府转达：第一，中国不会挑起与美战争；第二，中国说话“算数”，只要越方“提出要求”就会向他们提供援助；第三，中国已做好与美国打仗的准备，红线是“如果美国对中国进行全面轰炸，那就是战争”^⑦。以往的研究都忽视了周恩来第二天在仰光与缅甸国家主席奈温的会谈，他除告诉奈温已请阿尤布向美转达上述三点内容外，还谈了两个内容：第一是美军会轰炸20度线以北包括河内的北越目标，但这并不说明美军会攻占北越，换句话说就是战争升级还是有限的；第二是美国已通过华沙渠道转达“无意与中国作战”，但美国轰炸的目的包括使“南越人民感到孤立”，中国必须用援越行动“说明他们不是孤立的”^⑧。这清楚揭示了中国加强援越也是为了坚定越南抗战的信心，而保持信心这对越南人当然是至关重要的。

5月31日，陈毅召见英国驻华临时代办霍普森，向后者清楚转达并具体解释了周恩来告诉阿尤布的“四句话”。他说曾请阿尤布转达但因后者访美未能成行，故请霍布森代劳并表示感谢^⑨。选择英方向美国“传递信息”是中国危机管理方式的重大进步。1950年10月初，中国领导人在决定出兵朝鲜前，曾通过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向美国发出美军不得越过三八线的警告^⑩。印度这个渠道客观上存在“信号衰减”以致降低威慑可信性这种危机管理的忌讳，事实也是如此。当时周恩来的谈话是潘尼迦经英国使馆上报伦敦再转到华盛顿的，而且杜鲁门总统本人确实认为，潘尼迦的“亲共”倾向使他传递的信息不可靠^①。周恩来在4月2日同阿尤布会谈时还特意谈到，“这次我们的朋友换了，不是印度而是巴基斯坦了”^②。由于巴基斯坦也是美国的盟友，这很有利于提高信息的可信度。陈毅后来选择英国这个美国铁杆儿盟友，也是为了强化中方信息的准确性和可信性。

这次管理中美危机的外交行动极大降低了援越可能带来的安全形势的不确定性。中国决策层不久就大致得出结论：美国在印支军事介入的目的和能力都有限。8月11日，在讨论新国防战略方针的政治局常委会上，毛泽东说美国决策者“看来日子很不好混”，几个主要领导人“每天都要用全副精力处理越南问题”，而中国则“不要用全副精力，也不要很多精力，稍微注意一下就好了”，总之“美国人软下来了”^③。这表明中国决策者已经掌握了足以避免因误会引发中美直接军事冲突的有效机制和外交技巧，而行之有效的危机管理使他们能确认，美国的确没有对华战争的意图。这个判断当时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转变中的中国安全战略，还有做更精细研究的空间，当然这有待档案的进一步解密。

1965年可以说是中美地缘安全对抗消退的转折年代，两国尽管仍强烈敌对并不断警告对方不要越轨，但毕竟还是在一次次成功化解危机的外交沟通中构建了初步互信。至于中国领导人到底如何理解这些危机管理累积的经验，尚不得而知。一个重要的事实是在1969年中美和解进程中，正是参加了每一次危机管理的陈毅向周恩来口头提出要“打破常规”，直接建立外长级甚至更高级别的机制来实现突破，特别是他断定“美国会接受这个想法”^④。可以推断陈毅提出这样的建议与他本人与美国交往的经验有关，这是合逻辑的。

与中美地缘安全对抗逐步降温几乎同步的是中苏在同一领域对抗的发生、升级和嬗变。以往的研究成果对中苏地缘对抗的起因和中国领导人的对苏联威胁认知的复杂性的解读等，都还需要根据新档案补充和细化。

1959年夏秋，中国与印度两度发生边界军事冲突，苏联对此事件的反应暴露了中苏在领土争端中的深刻分歧，这不仅是指在中方看来，苏联偏袒印度有悖其理应承担的义务。在10月2日于北京举行的峰会中，双方就中印冲突发生争论，他们最终未能达成一致^⑤。关键是这证明了“同盟”、“兄弟党”等关系能否有助于解决中苏关系中也存在的类似历史遗留的领土争议，是很有疑问的。

1960年6月，苏方开始加强边界管理，引发两国边境地区发生纠纷，而双方通过外交渠道的沟通立即暴露了实质性分歧。8月17日，苏驻华使馆向中国外交部提交了针对中国边民越界的照会。中方当场答复“我们认为，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⑥。当中方提出举行边界谈判时，苏联则反对用“边界谈判”这个概念，提出代之以“核定个别地段边界走向”的“磋商”^⑦。

与边界纠纷密不可分的还有苏联侨民问题。1962年5月发生的“伊塔事件”是一次集中爆发，该地区约六万中国边民跑到了苏联。这反映了中苏同盟的根基动摇后，两国关系很可能因历史遗留问题而引发尖锐的地缘安全对抗。实际上，“伊塔事件”同边界纠纷所造成的紧张与敌对情绪很快在中国高层内部蔓延，毛泽东则迅速决定要做预防性的军事部署。

1963年2月间，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其间讨论中苏关系时气氛严峻。邓小平在有关报告中提出“要有长期斗争的思想准备”，其他一些与会者甚至分析了苏联是否会发动对华战争，提出要做最坏的准备，诸如“无非是退出北京，退到山沟里面去，退到延安去就是了”，而这也是“毛主席早就设想到了，无非再上山打游击就是了”。据回忆有“中央同志”还提出要像抗战刚结束时，不仅做好思想准备，“在作战部署上也有所准备”。当然，他们的基本判断是苏联还不会与中国破裂，更不会发动战争^①。与苏联展开地缘对抗的思想动员就这样拉开了帷幕。

3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评美国共产党声明》，首次公开提出历史上中苏存在不平等条约，并质问苏联在此类问题上攻击中国，目的是不是要“进行一次总清算呢？”^②中国军队亦开始着手军事准备。7月，罗瑞卿先后到吉林、黑龙江考察，10月他又奉毛泽东之命，到新疆伊塔等边境地区勘察地形^③。军委战略小组组长刘伯承也率参谋前往东北边境地区，规划军事设施的建设，他认为苏联是有可能入侵东北地区的。^④

1964年2月至8月，中苏就解决边界问题展开谈判。苏方的立场如苏斯洛夫谈判开始3天前在苏共中央全会上的阐述，“中苏之间不存在领土问题”，“只是需要确定其中某些段落”^⑤。中国决策层最初希望谈判能取得一些具体成果，他们认为双方对历史问题的认识有严重分歧，但谈判中可将那些分歧与具体划界分开^⑥。毛泽东本人也持类似看法，他在10月9日会见阿尔巴尼亚国防部长巴卢库时还说，谈判目的“是达到一个合理的边界状态，订一个边界条约”^⑦，实际上有关历史是非的争论也没有妨碍双方谈判代表取得一些重要进展^⑧，问题是这时已经缺乏达成协议的必要气氛和动能了。

3月15日，总参呈报了新疆备战方案，其中分析苏联意图是“防御性的”可能性高于“进攻性的”可能性；如苏联发动进攻则有“大打、中打和小打”三种形式，“中打、小打”的可能性高于“大打”，而“小打”则随时都可能发生；结论是要“做好应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进攻的一切必要准备”^⑨。由于毛泽东从这时开始特别关注战争(不仅是甚至主要不是与苏联的战争)问题，这类报告难免对他的判断产生独特的影响，应是合理的推论。例如毛泽东本人在5月27日的政治局常委会上就提出，“要考虑到万一”赫鲁晓夫“冒天下之大不韪，竟然把战争强加到我们头上”，中国要“加强抵抗武装入侵的准备”^⑩。

更严重的是4月3日，苏共中央公布了2月中央全会针对中国的决议和苏斯洛夫的有关报告，其中公开点名批评了中国领导人。两天后，刘少奇召集周恩来、邓小平、陈毅、彭真等讨论应对之策。陈毅在会上专门提到，苏共中央文件中直接点了毛泽东和其他一些中共领导人的名字，“这个事情不简单”；邓小平等也认为这是个标志性事件^①。毛泽东在之后不久会见日本共产党代表时，也专门说到“我们只批评他一个人，他批评我们七八个人”^②。4月27日，《人民日报》登载了苏共中央的决议和赫鲁晓夫的某些言论。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人民日报》编辑部加了一个按语，其中专门指出：“苏共领导特别集中地攻击中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攻击毛泽东思想，这也只能进一步暴露了他们自己的修正主义面目”，“苏共领导妄想诋毁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不过是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③上述激烈反应的严重性还在于：苏共中央点名的做法被认为有颠覆中共领导层尤其是针对毛泽东本人的企图。6月8日，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专门指出：“赫鲁晓夫是善于搞政变的人。”^④

显然，毛泽东此时很关注与苏共的理论交锋和苏共中央发出的威胁，从已公开的历史文献看，他对中苏边界谈判的关注度并不很高，以致没有慎重权衡一些公开谈话的复杂影响，而他的地位决定了他的任何公开谈话都必定会冲击谈判进程。7月10日，毛泽东会见日本社会党代表佐佐木更三等人时说，苏联与中国也有领土争端，沙皇俄国靠武力占领了中国大片的领土，“这笔账算不清”^⑤。这次谈话两天后被日方公布，苏方立即做出强烈反应，也有可能他们本来就是有备而来的。

8月19日，苏共中央主席团召开专门会议，讨论“解决社会主义国家间领土争端的原则”。赫鲁晓夫在会上发表长篇讲话，其中指责中方违背了列宁的民族自决原则，甚至“是利用战争做了暗示”，他还说领土争端可用当地民族自决的方式解决^⑥。赫鲁晓夫这番讲话的性质从中方角度看，是相当严重的，暗含了可以裂解中国边疆地区的逻辑和施加军事压力的借口。9月2日，《真理报》刊文批判中国对外政策，并指责中共中央谋求国际共运中特殊地位的背后“隐藏着扩张主义的企图”，这不仅“触犯了苏联的利益”，还导致了“国际紧张局势的加剧”^⑦。9月15日，赫鲁晓夫在会见日本议员时说，谁胆敢破坏“神圣的”苏联边界就会遭到“坚决反对”^⑧。

双方高层隔空争论严重损害了边界谈判的气氛，也是谈判在8月结束后未能如约在莫斯科召开第二轮会谈的重要原因。如果将谈判变化过程同毛泽东改变中国安全战略结合起来观察，很难否定它们之间存在恶性的互动。毛泽东的本意或许不是要激化边界问题，他甚至希望能控制住事态不要太过恶化。他在9月上旬同一个法国代表团会谈时说，提中俄历史只是为了让苏联人“紧张一下”^⑨。不过，这些似乎都没有起作用，在苏联方面，除了赫鲁晓夫本人的好斗言论外，一些职能部门也认为中苏边界局势将趋紧张。^⑩

1964年10月14日，赫鲁晓夫突然被罢免。中国领导人立即决定组团访苏，了解苏联政局和苏共新领导层的对华政策。11月7日晚，周恩来率访苏代表团参加苏方招待会，其间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对贺龙说：“不要在政治上耍魔术，不要让任何的毛、任何的赫鲁晓夫再妨碍我们。”^⑪这番针对毛泽东本人的谈话被周恩来定义为是“很严重的挑衅”，他立即提出抗议并率团退席^⑫。联系前述背景，周恩来做出不同的判断是根本不可能的。11月14日，政治局常委专门开会，听取周恩来汇报访苏情况，毛泽东将马里诺夫斯基的话定性为“他们竟然要在我们党内搞颠覆活动”^①。

可以确定，这一事件严重强化了中国领导人对苏联威胁的担心。1965年1月23日，在听取国家计划汇报的政治局常委会上，毛泽东强调三线建设要抓紧，他说这“就是同帝国主义争时间，同修正主义争时间”^②。后一句意即也要准备同苏联打仗，这是目前能看到的他首次明确将苏联视为与美国并列的威胁的记载。10天后，他批准了国务院副总理谷牧根据之前会议精神起草的报告，其中明确写入了毛泽东这次谈话的有关内容，即规划经济建设“应从准备应付战争，同帝国主义、修正主义争时间的考虑出发”^③。这个决定就这样被确定为国家有关政策的目标之一。

1965年春，援越抗美政策只在不长时间里占据中国安全战略的中心议程，这期间中国领导人利用苏联总理柯西金访越路过北京，尝试缓和双边关系。周恩来提出了改善双方关系的6点建议，毛泽东本人在与柯西金会谈中也暗示，双方的矛盾就是“笔墨官司，一个人也没有死”，而且“只要帝国主义动刀子”，中苏“就会团结起来”^④。不过，中美外交沟通之后，中国领导人的思考很快又回到“两线作战”。5月21日，中央军委召开讨论国防与备战的作战会议，再次提出要准备应付“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联合打，甚至于打核战争”，“两面都打”，等等^⑤。8月11日，毛泽东主持政治局常委会，在听取贯彻军事战略的汇报后提出，苏联“可能对我们实行大包抄，要准备它来，总参谋部也要经常考虑，研究这个问题”^⑥。

中国领导人这时对周边安全事态的反应，也反映了对苏联威胁的判断在深刻地塑造他们的地缘战略思维，使他们倾向将周边任何安全事变都同苏联反华联系起来。例如9月6日，印度和巴基斯坦爆发战争，中国领导人在谴责印度和“援巴”时，也指责苏联在“为印度侵略者撑腰”，同赫鲁晓夫在1959年和1962年的中印冲突中“玩弄同样的手法”，企图“在全世界范围内掀起一个新的反华浪潮”^⑦。1966年1月，苏联与蒙古人民共和国签订军事同盟条约，随后开始向中蒙边界大量增兵。3月28日，毛泽东在会见日本共产党代表团时说，这足以证明苏联企图入侵东北和新疆，与美国一起分裂中国^⑧。联系这些看法，的确可以勾画出一个苏联企图蚕食中国周边的险恶地缘图景，中苏安全关系到1965年已嬗变成为包括领土争端、地缘冲突和政权威胁的系统性对抗。

上述中美对抗与中苏对抗同步演变是导致中国安全战略开始根本性转变的主要外部因素，所谓中国安全战略的根本转变是指在国际冷战体系下从联苏抗美转向联美抗苏。这个转变从1964年夏季开始并持续到1969年末，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以下分别探讨。

此阶段转变从1964年夏季开始持续到1965年夏季，主要内容和特点是从主要对抗美国转向两线备战，准备应付美苏同时入侵以及发生世界大战。这里扼要说明，毛泽东此时有关世界政治和全球战略形势的思考中，除对美苏威胁和军事安全的认识，还包括了主要表现为国际反修斗争逻辑延伸出来的政权安全问题、国民经济计划与安全战略转变的关系、亚非拉革命与世界革命高潮问题、爆发世界大战的可能性，等等。这些巨大的问题及它们之间的关联都需要专门研究，这里受篇幅限制只集中探讨与论题关系最直接的一个部分——中国决策者决定改变安全战略的过程与他们认识的安全形势变化这两者之间的关联。

安全战略第一次转变的标志性事件是6月16日下午，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和各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上发表了对中国安全战略和对外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的谈话。这次讲话记录原文尚未公开，根据部分和间接公布的内容看主要包括两个问题：一是“地方党委要抓军事”；二是要重视“培养接班人”^①。此后不久，他在7月2日一次专谈军事战略问题的会议中说，“战略问题，你们不能只注意东边，不注意北边，只注意帝国主义，不注意修正主义”^②。基于目前可获得的历史文献，这是他首次将与苏联可能发生战争提高到安全战略层次，其前因如上述，其后果则是立即在中国决策层引发震动。

7月14日，罗瑞卿向毛泽东报呈一份有关国防会议的纪要，内容包括国防部长林彪和副总参谋长杨成武在7月10、12日两日军委会议的谈话，他们强调了“6.16”谈话意义重大，提出应“认真传达、贯彻执行，用这个谈话把我军的战略思想完全统一起来”^③。这种情况反映了决策体制中有种回音壁效应。毛泽东第二天即批示，找有关领导人在16或17日“专门谈一次军事问题”。结果是当天下午就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会议，参加者有周恩来、彭真、贺龙、陈毅、罗瑞卿、杨成武等等。林彪没有出席，他通过罗瑞卿转达了包含“六个最”的赞成意见^④，显然，毛泽东的同事都认为有必要准确了解“6.16”讲话内容及其在毛泽东心中的重要地位，毛泽东本人这时也形成了相对稳定的看法。

经毛泽东提议，会上由罗瑞卿首先发言，后者说他对“6.16”谈话的理解就是“战略方针多准备几手”。毛泽东立即予以肯定，说“主要有两个问题。第一个战略问题，敌人从哪里来”。这有两层含义：其一是敌人将从哪个方向(以及以何种方式)发动军事进攻。毛泽东一度关注入侵者“走八国联军的老路”，即“进渤海，从天津登陆”，直取北京，而且与二战中德军打莫斯科相比，“打到北京还容易一些”^⑤。其二则是哪个国家会发动大规模战争，特别是大规模入侵中国，这是更核心的问题。

第二个战略问题是“地方要抓军事”，简单地说就是应如何应付预想中的战争。毛泽东说不能都依靠中央，“要搞地方武装”，有些省“要搞一个兵工厂”^⑥。不论其根据是什么，他这时的确有爆发战争的紧迫感，在6月8日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曾强调加强加快三线建设的必要性，甚至要“准备游击战争的根据地”，他说“有了这些东西，我就放心了”^⑦。

毛泽东将“地方抓军事”视为战略问题，从逻辑分析可以说反映了他对战略形势的判断中有很高的不确定性，即还不能确定到底是哪个国家、将从哪里以及用哪种方式，率先或同时向中国发动进攻。所谓“地方抓军事”毋宁说是一种比较保守的、“生存第一”的原则，一种在应付难以预料的最坏情况时还能立于不败之地的战略。非常重要的是，随着中苏矛盾的深刻化，毛泽东后来极大地扩展了“地方抓军事”的战略含义。

1965年10月10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召开有各“中共中央局”第一书记参加的会议，主要谈备战和三线建设。他说“一定要准备美帝国主义、修正主义整我们”，同时“要准备我们内部出修正主义、法西斯地富反坏复辟，整贫下中农，那时老百姓不赞成，搞造反”。他基于这个逻辑提出“小三线很重要”，除了“打起仗来”不能只靠中央，还要准备应付国内政局大变化，“如果出了赫鲁晓夫，那有小三线就好造反”^①。“地方搞军事”最终被定义为应对内忧外患的战略。这可以被视为第一次战略转变完成的标志，这时虽然美国在理论上还是中国的首要威胁，但苏联威胁的性质和程度都已经大大突出了。

除了将苏联确定为与美国同等的战略威胁外，指出这次转变具有“战略性”还因为它影响到更宏观的领域。其一是确立了“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国防指导思想，简言之，备战既是准备反侵略战争，也是要应付爆发世界大战；其二是改变了原定第三个五年计划以“吃、穿、用”为重点的国民经济建设指导思想，确立了以备战为前提的“三线建设优先”^②。换句话说，国家经济战略也转向备战优先，其影响既深刻亦长久，诸多论著已对其合理性做出了中肯的评价，不赘述。

1964年夏季开始的转变持续到1965年夏季，后因周边局势缓解、特别是毛泽东的注意力更多转向国内政治运动而未进一步发展。1968年8月下旬，苏联等“华约五国”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这一事件强化了中国领导人的战争危机感，推动他们开始将注意力从国内转向世界战略形势。中国领导人的“苏联威胁”认知有两个来源，除中苏结构性矛盾中的历史遗留问题，就是苏联军事干涉社会主义国家内部事务的历史记忆。最近一例是1956年“波匈事件”中苏军干涉匈牙利内部事务，可合理推论苏军侵捷会激活这类记忆^③。另一方面，尽管中苏论战经年，中国决策者尚难根据马列经典论证出苏联会成为中国安全和世界和平的威胁，更不要说是超过美国的首要威胁，而苏军侵捷为解决理论困境提供了历史机会。

8月23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他的住处召开紧急会议，除林彪外的主要军政领导人均出席^④。与会者发言的内容尚不得而知，关键是当天的《人民日报》发表了评论员文章《苏联现代修正主义的总破产》，称苏联“已堕落成为社会帝国主义。它同美帝国主义之间，正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一样，既是相互勾结，又要相互争夺”，目的是要建立一个“殖民帝国”^⑤。这一定性的重要性是确定了苏军侵捷不仅是一个错误决定，它还证明苏联已经蜕变为社会帝国主义国家。10月31日，中共中央通过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确认了苏联正在与美国一起“妄图重新瓜分世界”的战略判断^⑥。当时的苏联是与中国有七千多公里边界线的邻国，它一旦被认定为是新的战争策源地，这种地缘形势及苏军相应的军事部署会被认为是梦魇般的安全威胁。

苏军侵捷导致毛泽东又开始花时间和精力思考会不会爆发战争？谁有能力、有意愿发动世界大战？以及对中国的威胁到底主要来自哪里？这首先反映在他多次同到访的外国共产党领导人的讨论中。10月5日，在同阿尔巴尼亚国防部长巴卢库会谈时，毛泽东断言：“看来整个世界还是要乱”，问题只是“怎么个乱法，现在很难说。打世界大战？这是一种乱法。不打世界大战，打局部战争，也是一种乱法。”^⑦11月28日，他在会见澳大利亚共产党主席希尔时又提起“似乎要打仗了”，不仅是美国，苏联也有发动世界大战的能力和野心，而且后者危险更大。他建议希尔“也考虑一下世界问题，战争问题，战争与和平问题，是战争呢，还是革命？是发生战争后引起革命呢，还是革命能制止战争？总而言之，现在既不打仗，又不革命，这种状况不会持续很久了。”^①这些问题听起来有些大而无当，倒也反映了他从天下大势看国家命运的一贯逻辑。

毛泽东开始在决策高层推动战略研究，而决策体制和当时的气氛决定了他的思考必定会带动一波战略讨论。12月间，陈毅主动呈上一份世界战略形势报告，提出美国的战略重点仍然在欧洲，以为美国打越战就是“战略东移”是不对的，以为美苏没有矛盾也是错误的，等等^②。报告很可能是回应毛泽东在11月14日会议上提出的疑问，他说美国的战略排序第一是国内、第二是控制地中海、第三是欧洲问题，“越南比较次要起来”^③。

1969年2月19日，毛泽东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正式要求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和叶剑英(以下简称“四人小组”)“研究一下国际问题”，因为感觉“国际问题有些怪”^④。周恩来在24日指示陈毅，立即召集“四人小组”讨论国际战略形势，并转发他们30份文件和毛泽东、林彪的有关谈话^⑤。“四人小组”这个特殊的战略研究机制从此启动，后来的发展证明，“四人小组”对战略决策机制的关键性修缮，对安全战略的转变尚能保持足够的合理性起了重要作用。

中国决策层开始思考和展开研讨国际战略形势时，中美尤其是中苏关系都有明显变化。首先是美方从1968年5月开始，一再提出早日召开第135次大使级会谈，中方直到11月25日才答复延期到1969年2月举行^⑥。其次更重要的是，中国决策层正着手准备在中苏边界采取军事行动，以往研究都忽略了此军事决定与战略研究同步展开这个重要的事实，这是非常不应该的，因为这两者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对于判断战略研究的目的和倾向至关重要。当然，要完全揭示它们之间的关联还有待档案公开。

根据官修史书和一些独立研究证明，1968年1月24日，中国决策层就批准了黑龙江省军区在中苏边界东段反击苏军的方案，有关规定和措施并没表现出特殊的战略意图，其目的就是要打击苏军在边界地区的侵扰行动。例如，中央军委在24日的指示中有相当繁复的要求，并规定“当两次警告无效和打死打伤我方人员时，我边防人员可开枪实行自卫还击”^⑦。1969年1月25日，由于边防部队继续遭到苏军侵扰甚至人身伤害，黑龙江省军区具体提出在珍宝岛军事反击。可以确定，中国最高决策层是在开会讨论后，才批准了这项建议。总参在给沈阳军区、黑龙江省军区的指示中，对军事行动做了严格的具体规定，如“既不示弱，又不主动惹事”，被迫反击时地点必须控制在主航道中国一侧，行动“力求突然、迅速，不要纠缠，不要恋战”，等等^⑧。周恩来明确指示将军事行动限定在“边防斗争”范围，“既要掌握好进行政治斗争的边防政策，又要准备好重点进行自卫反击斗争以为后盾”^⑨。

另一个细节更重要，中央军委批准黑龙江省军区的“反干涉计划”是在2月19日，即毛泽东提出“四人小组”研究战略形势的当天。他不可能不知道那个军事方案，那个时期按规定连排级部队调动都必须经他批准；他也不可能当天才看过这个方案。由此产生的问题起码包括：毛泽东提出研究国际问题同决定在珍宝岛反击之间是否以及存在何种因果关系？如果有具体的因果关系，例如毛泽东提出研究战略形势就是为了下决心采取军事反击并排除或控制其可能引发的危机？如果没有因果关系，那么毛泽东同步指示“四人小组”研究战略形势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总之可引发无数联想，找到合理的答案会影响对很多问题的判断。从逻辑推论可排除的是中国决策者会认为苏军的边界侵扰背后有更大的战略企图，否则他们不会在筹备“九大”的关键阶段批准可能引发大规模战争风险的军事行动。

珍宝岛冲突爆发当天，周恩来曾召集有关部门讨论国际问题。这次讨论看来同珍宝岛冲突没什么关系，他第二天还致信毛泽东、林彪，提议召开“中央文革碰头会”，以便当面汇报^①。3日，中共中央下达举行游行示威的通知，“中央文革碰头会”当晚开会讨论“九大”准备工作时未提珍宝岛事件。直到3月7日，“中央文革碰头会”在安排“九大”准备工作后讨论了“珍宝岛事件”。毛泽东当时提出“苏联为什么这么挑衅，总有他的需要，不能说苏联、美国不想占领欧洲和亚洲，包括中国在内”^②。中苏军事冲突显然再度激起他一直以来的疑问，所以，在22日的“中央文革碰头会”上，他又一次要“四人小组”“要管宽一些：军事、政治、国内、国外”，说“你们几位年纪大的人，多吃几年饭，经验多一些”，“小萝卜头有用，但他们没有经验”^③。毛泽东看来需要也更相信基于战略决策经验的见解和判断。

在上述背景下，“四人小组”于3月29日提交了题为《从世界的森林看一棵珍宝树》的报告。从标题和间接公开的内容看，这篇拟就于珍宝岛冲突之后不久的报告只是对冲突后世界形势的宏观判断，没有很强的针对性因而略显空洞。它只是指出苏联挑起边界冲突并非限于领土争端的偶然事件，反映了美苏都有争霸全球的企图，以及各国之间存在复杂的矛盾，等等^④。他们讨论中发表的看法具体一些，基本判断是苏联“搞点紧张是可能的”，大打“则不可能”，美国也无力进攻中国；另一方面，美苏的战略重点仍在欧洲，控制中东石油资源是它们争夺的焦点^⑤。毛泽东于3月30日批示印发“中央文革碰头会”各成员，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时中国决策层并不认为苏联在边界地区的行动背后有更宏大的战略企图。

中苏边界冲突最初没有立即导致中国领导人对安全形势的认识的急剧变化，它的影响更多的是有利于“九大”期间强化政治动员。4月7日，周恩来在一份给毛泽东等的建议中，还判断苏军在珍宝岛加强军事行动“是虚张声势，做给人看”，而中方的反击应“采取突然回击一次，给以重大杀伤”，时机则选择在“九大”政治报告“发表的前夕”^⑥。此建议获毛泽东批准。显然，中国领导人(特别是毛泽东本人)这时关注的重点还不是苏联进攻中国与否，而是它会不会威胁全球战略均势。这同“珍宝岛事件”的发生有可能在他们的意料之中有很大关系，实际上是“九大”结束不久相继出现的三个重大事态更直接推动了中国安全战略大转变。

其一是中国决策系统中出现新动向。首先是毛泽东在“九大”结束后立即开始战备动员。4月28日，“九届一中全会”召开。在确定政治局和军委人事安排后，毛泽东发表讲话说“九大”后“还要继续革命”，搞好“斗、批、改”运动；此外“就是要准备打仗。无论哪一年，我们要准备打仗”^⑦。战备立即成了中国政治中非常突出的内容，“准备打仗”成为军队的首要工作。“九届一中全会”刚结束，5月2至6日，“军委办事组”即召开座谈会，讨论贯彻毛泽东“要准备打仗”的指示，出席“九大”的包括军区和军兵种的高级军队负责人均参会。会议结束三天后，“中央文革”向全军干部下发毛泽东在“九大”和“九届一中全会”有关战备的讲话。5月26日，政治局常委开会，听取“军委办事组”关于战备和国防工作的汇报。三天后即29日下午，毛泽东离京南下，直到9月下旬才返回。这期间战备开始持续大幅升温，解放军大量增编新部队，各地方也加强民兵武装，国民经济实际上转向临战状态，许多企业转向生产军品，大批工厂迁往内地。

其次是5月27日，周恩来指示“四人小组”展开新一轮战略研究，由于“四人小组”成员都位列新一届军委副主席，这相当于启动了一个与“军委办事组”平行的决策机制。有关回忆、间接文献等，均将此轮研讨叙述为是根据毛泽东指示进行的。一般来说周恩来决无可能背着毛泽东启动高层战略研究，不过，的确还没有档案能证明，毛泽东这期间有对此事的直接指示，他更重视并直接指导着“军委办事组”的战备工作。倒是有很多理由和证据可以证明，是周恩来在推动和实际领导了“四人小组”第二轮研讨。毛泽东不在北京也不该被忽略，这在客观上给其他参与决策的人提供了更多腾挪空间。

由于官修年谱、传记等的叙述主要根据熊向晖的回忆，他本人比较完整地参加了这阶段“四人小组”的研讨，故在档案没有公布之前，只能仍以他的回忆录为主。5月27日，陈毅告诉熊向晖，毛泽东指示“四人小组”“共同研究国际形势”并“提出书面意见”，不过这是经周恩来传达的。陈毅直接询问周恩来重新研究的必要性是什么，后者说毛泽东“一贯思想是主观认识应力求符合客观实际”。周恩来的答复如属实，就表明毛泽东仍然有不确定感，不过周恩来本人肯定有更多疑问。以往研究都忽视了周恩来这时对决策系统已陷混乱的三点说明，他告诉陈毅，现在各部门集中搞运动，无暇处理外交工作；研究国际问题的干部大部分不能正常工作，无法提供咨询；最后是他本人没时间“过细地考虑天下大事”^①。

从这时起，中国安全决策体系中有两个系统同步运行。一个是毛泽东、林彪直接领导也更关注的“军委办事组”，其主要工作是战备。另一个是“四人小组”，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展开战略研究。它们并行但缺少交集，“军委办事组”负责的战备在安全战略转变中占主导地位。

其三是苏联有针对性地加强对华军事压力与中国战略调整之间存在明显的互动，这期间，苏军举行了大规模的实兵演习，并将边界东段冲突向西段有利于苏军行动的地区扩散，不断引发新的流血事件。苏联领导人和宣传机构不断发出战争乃至核战争威胁。最严重的是8月13日，苏军在新疆铁列克提地区有计划地伏击中国边防部队，这极大提升了中国领导人的警惕和紧张。“军委办事组”当时判断，进入冬季后，中苏、中蒙边境将全线紧张，边界冲突甚至有可能扩大为大战，今冬明春斗争“必将更尖锐、更紧张，更复杂”。毛泽东、林彪等不仅同意“军委办事组”的判断，并提出要“准备应付突然袭击”，战备要针对突然袭击“可能早到来这一点上”^②。8月28日，中共中央发布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命令》^③。东北、华北和西北的各部队进入紧急状态，中国战备至此进入第一个高潮。

中国决策层这时还在力图控制战备的范围，他们在9月初采取了一些措施，如不允许地方报刊再宣传“要准备打仗”和“一切为了打仗”等口号，这同苏联总理柯西金将访华有关。11日，周恩来在北京机场会见赴越南参加胡志明葬礼回国的柯西金。周恩来在会谈两天后给毛泽东的报告中提出，应“争取和缓边境局势四条协议实现”，以及“促进边界谈判”^④。他的预期明显略高于毛泽东，在获后者批示“同意”后，他于14日开始准备谈判方案。两天后，政治局讨论通过了致柯西金的信，其中包括缓和边界紧张局势和举行边界谈判的措施^①。所有这些肯定是经毛泽东同意的，问题在于他并没有改变对苏联很可能搞突然袭击的担忧，实际上还更焦虑了，这同“军委办事组”对安全形势的看法有直接关系。

中共中央战备命令发布后，“军委办事组”召集总参人员专门研究苏联战略的动态，并于9月10日向政治局常委提交了报告，认为苏联确实在加快对华战争准备，而且苏联领导人是“一伙不计后果的冒险家”，是“什么蠢事、坏事都可能干得出来的，战争提早到来的危险性是存在的”^②。目前无法得知毛泽东和政治局常委对此报告的文字批示，但毛泽东本人有极强烈的担心是大概率的，因为在这个报告提交后和批准与苏联谈判之间，他在预定于17日《人民日报》刊登的国庆20周年口号中，亲笔加了一大段“从现在起就要有所准备”的战备动员口号^③。《人民日报》第二天发文，称此口号是战前“伟大的动员令，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④。20日，“军委办事组”召开全军战备会议，研究应付苏联突然袭击，会议强调的重点就是“特别要防止敌人突袭，要加强戒备”。^⑤

仔细分析中国领导人的有关历史经验和他们获得的现实信息，可推断他们能设想出的苏联入侵方式大致有三种：1956年入侵匈牙利、1968年侵捷、“外科手术式”核打击。从他们的反应来看，他们最担心的是苏军侵捷模式，即利用机降部队突然袭击攻占政权中枢。他们第一次判断苏军突袭的高危期是国庆期间。9月19日和21日，毛泽东在回京途中分别会见一些地方和军队领导人，要求他们不要到北京参加国庆，以免“敌人消灭我们的中心”^⑥。27日，回北京不久的毛泽东要求立即中断会议，各军区领导人返回指挥岗位。“军委办事组”随后向全军发布国庆战备令，“三北”陆海空军部队于30日夜间转入临战戒备，战备继8月指示后进入第二个高潮。

国庆节后，毛泽东、林彪等又判断10月20日中苏谈判开始前后是又一个高危期，苏军很有可能利用其谈判代表团19日到京或20日开始谈判时发动侵捷式突袭。14日晚，政治局开会决定疏散在北京的高层领导人，毛泽东本人会后即离京前往武汉。18日，疏散到苏州的林彪发出加强战备防止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军委办事组”当晚传令全军进入紧急状态，装备紧急疏散，组织精干指挥班子进入战时指挥位置，等等^⑦。战备由此达到第三次高潮，全军九十多个师、4100架飞机、四百三十余艘舰艇紧急疏散，各大中城市也有数以千万计居民疏散。

与战备高潮迭起同时，“四人小组”的战略问题研究也在深入。几个特殊的条件导致他们对战略形势做出不同判断，并提出根本改变国家安全战略的设想和实施办法，包括必须和如何打开中美关系。首先可以确定的是，周恩来本人这时直接领导了“四人小组”讨论。他采取措施保障“四人小组”能不受政治运动的干扰，还明确提出他们可以对“九大报告”的有关结论做“部分的甚至全部的修改”^⑧。至关重要的是他还通过及时提供很有价值的信息，引导讨论沿更合理的思路展开。可以设想如果没有这些条件，“四人小组”的研讨会是寸步难行的。

6月7日，“四人小组”在中南海武成殿开会，此后经十余次讨论，于7月11日提交《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这个报告的独特价值是它内涵的逻辑与当时公开宣传的内容非常不同，它借用国际阶级斗争话语阐述了一套国际权力政治和均势的逻辑，而且初步揭示了中美苏已存在“三角”互动。“四人小组”由此提出，世界格局已经“集中地表现为中、美、苏三大力量的斗争”，而中国主要是置身于世界权力政治结构(而非或主要不是亚非拉革命高潮)之中，这才是观察和解决战略问题的出发点；另一方面“在可预见的时期内”不会发生侵华战争^①。该报告经周恩来转呈毛泽东，中央办公厅20日印发有关领导人。目前无从确定毛泽东如何评估这份报告，他这时更重视直接指导“军委办事组”备战，不过该报告被印发这一点足以证明，他认为其中的见解是有价值的。

“四人小组”于7月29日开始新一轮讨论，这期间最重要的新发展就是尼克松政府有意识利用中苏冲突，向中国传达有可信度的和解信息，也采取了一些实际行动。6月17日，美国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曼斯菲尔德在访问柬埔寨期间，通过西哈努克亲王转信给中方，希望能访华会见周恩来，尼克松对此知情并予以鼓励。7月26日，西哈努克派人将曼斯菲尔德的信面交中国驻柬埔寨大使康矛召，周恩来当天即收到此信^②。5天前，美国政府宣布取消部分对华贸易管制措施和放宽美国公民到中国旅行的限制。最重要的是8月2日，尼克松在布加勒斯特会见了罗马尼亚总统齐奥赛斯库，明确表示要与中国和解并请罗马尼亚担当中美间的“媒介”^③。9月7日，罗马尼亚部长会议主席毛雷尔在北京会见了周恩来，前者参加了尼克松与齐奥塞斯库的会谈。根据官修年谱和间接信息可基本确定，他们讨论了中美关系，周恩来从中了解了尼克松的传话。^④

“四人小组”这一轮共召开了10次研讨会，并于9月17日提交《对目前形势的看法》。这一次他们是站在塑造全球战略均势的层次，提出了利用美苏矛盾的极富进取性的构想，包括“尽快打开中美之间的僵持局面，恢复中美会谈”。陈毅会后向周恩来提出三点“不合常规”的口头建议：第一，主动提出举行中美部长级会谈；第二，举行高级别会谈不设先决条件；第三，华沙会谈可在中国使馆举行以利保密。^⑤

除“四人小组”外，周恩来还掌控另一个外交专业人员组成的子系统从事研究和协调工作。“文革运动”中，外交部有一小部分人被选出集中在正义路15号院，协助周恩来处理包括中美关系在内的外交问题^⑥。此外，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中联部在“文革”中不搞群众运动，而副秘书长申健一直掌握业务工作，可直接向周恩来提供资讯^⑦。特别是“九大”后，中国外交系统的诸多功能开始恢复，6月初陆续向国外派出大使，包括向波兰派出临时代办雷阳。周恩来在后者行前指示他：来自美方的新情况要立即报告。^⑧

外交系统的机制与“四人小组”第三阶段的研究是有交集的，特别是涉及改变对美政策，两边有重要沟通和协调。经外交部推荐的时任美欧司司长姚广，直接为“四人小组”提供情报信息，他实际上也在通报双方研究情况。在“四人小组”草拟最后报告时，姚广转达了外交部方面的建议，提出利用美苏矛盾时“不宜具体”。这是“9.17”报告只提改变对美政策的原则，而由陈毅直接向周恩来口头建议打开中美关系三点办法的主要原因。^⑨

由于中国战备在10月中旬达到了最高潮，“四人小组”成员被分别疏散而导致战略研究的终结，不过，他们的建议已经同中国战备升级结合在一起，推动中国安全战略完成了根本性的转变。以往成果借用“四人小组”的“连吴抗曹”一类的话语，将这次战略转变的核心内容概括为“联美抗苏”。其实更确切地表述应为“抗苏联美”，即集中抵抗苏联的威胁和全球性扩张，为此争取与美国和解和合作，以重塑新的全球和地区战略均势。进一步说，这时主要执行者周恩来实际上已经确定了实现战略转变的途径和措施，这同样至关重要。因为如果没有基本掌握可行的途径和措施，任何战略转变的建议都无异于空想。从这个角度看，对前述中美数次危机管理的价值应作新的评估。

12月3日，在华沙的一次时装展览会上，美国新任驻波兰大使斯托塞尔和助理西蒙斯利相当主动地向也在场的中国使馆官员转达了尼克松本人希望与中国“进行重大的、具体的会谈”。第二天傍晚，美方专门打电话询问中国使馆是否禀报北京，并获中方确认^①。这时周恩来也在寻找途径。12月4日，他向毛泽东送呈一份报告，建议释放于2月拘留的2名美国公民^②。在此背景下，他接到华沙使馆报告时立即说“有门道了，可以敲门了，拿到敲门砖了”。时任中联部部长耿飙的这个回忆是可信的^③。毛泽东接到周恩来报告后即批示“同意”恢复大使级会谈，而且要公开接触“不必保密”^④。12月11日，雷阳与斯托塞尔举行了中断两年多后的第一次大使级会谈，中美和解之门就这样开启了。

本文的论述证明，这个时期中国决策者对苏联安全威胁的认知是推动中国安全战略转变的主要动力。一方面，他们认为中苏安全领域的对抗是严峻和深刻的，苏联不仅严重威胁中国领土主权的安全，而且在威胁政权和执政集团的安全；另一方面，他们决定与美国和解的动力是很表层的，只想在抗衡被认为是迫在眉睫的苏联威胁时利用美国而已。国内一些论著对和解过程中的戏剧性给予很多关注，这掩盖了和解动力很有限这个事实。正是中苏对抗的深刻和中美和解的肤浅，导致了后来中国与美国和苏联实现关系正常化先后都各用了十年之久；也导致了中国推行反苏国际统一战线政策长达15年之久。最后需要说明，本文主要阐述了1960年代中国分别同美苏的安全关系的演变与中国战略决策系统之间互动的特点，而更深入精细的阐述导致一些问题显得更突出了。例如在揭示冷战体系与中国安全战略的互动在特定阶段的具体关联时，还需要进一步厘清这种关联在多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决策者的思考；到底是何种观念(包括世界革命理论、均势战略思想、国内战略决策的经验等等)，真正支配着他们在战略安全领域的思考和决定。再例如，1960年代安全战略转变两个阶段的主要外部环境都是冷战体系，而国内政治背景则非常不同，第二阶段决策是在第一阶段决策体制遭严重破坏的背景下展开的。在目前档案解密很有限的条件下，无法完整呈现决策体制巨变所涉各方面的具体状况，当然也就无从比较分析、从而难以回答诸多本不该回避的疑问，包括如果不出现国内政局大动荡，安全战略的转变会不会是另一种方式或有程度的不同、会更合理或更不合理，等等等等。从这个角度看，这篇论文的贡献之一是从一个角度廓清了一类问题后，有助于理解还有诸多重要问题确实有待进一步探讨。

尽管如此，如果从更长时段的历史观察，应该充分肯定中国安全战略转变的巨大的积极影响。它对同时发生的冷战转型产生了肯定是积极的推动作用，中国同现当代国际体系建立起建设性的关系也正是从此开始的。当后来的中国领导人决定改革开放时，他们面对的已经是打开大门的世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