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国外学界对《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俗称，以下简称《大纲》)的“固定资本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国外学界称为“机器论片断”)一节中，马克思指出：“固定资本的发展表明，一般社会知识，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从而社会生活过程的条件本身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受到一般智力(general intellect)的控制并按照这种智力得到改造。”^①这正是“一般智力”范畴的出场语境。它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只出现过这一次，按常理来说，似乎并不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概念。然而，它在当代西方学界引发的思想风暴，却足以使其成为马克思概念体系中的一个独特范畴。那么，马克思为什么会提出这一概念？《大纲》的原文是德语，为什么马克思在这里会使用英文表达？它的内涵又是什么？厘清这些问题，对于我们进一步深化对“机器论片断”的理解和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意大利学者维尔诺(Paolo Virno)指出：“'General intellect'这一来历不明的英文表达，可能是对卢梭'一般意志'(volonté générale)的反驳，或者是对nous poietikos即亚里士多德在《灵魂论》中讨论的客观独立的'主动理智'(active intellect)的一种唯物主义模仿。”^①单就这一范畴而言，它确实有点“来历不明”，维尔诺将其理解为对卢梭的“一般意志”和亚里士多德的“主动理智”范畴的一种唯物主义改造，在某种程度上，为我们拨开这一范畴的迷雾提供了一种可能解释。但在笔者看来，这种解释似乎没有切中问题的要害，未能有效呈现“机器论片断”的出场语境。在这一问题上，韦塞隆(Carlo Vercellone)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解释。他指出：“在《剩余价值学说史》论述霍吉斯金的那部分中，我们发现了一般智力的最初雏形……虽然马克思强调，霍吉斯金关于资本的非生产性的论述'有点低估了过去劳动对于现在劳动的意义'，但是他关于主观条件(技能和知识)比客观条件重要的断言，无疑影响了马克思对一般智力的意义和作用的阐述。”^②我认为，韦塞隆的这一判断在一定程度上是合理的。

在《通俗政治经济学》中，霍吉斯金详细分析了人类知识的发展规律及其对整个社会生产力的影响，这种探讨在某种程度上可能为马克思的“一般智力”范畴提供了有益启发。霍吉斯金指出，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构成了人类劳动的两种形态。在以往的研究中，政治经济学家们通常只重视体力劳动，相对忽视了脑力劳动的重要性，“那些名为政治经济学基础、政治经济学原理或政治经济学体系的书，没有一本包含并详尽论述了知识对生产能力的全部影响，也未阐明支配社会知识发展的自然规律，因而从本质上说都是(而且必然是)不完整的”^③。流行的是斯密的劳动分工理论，即认为生产力的发展是由劳动分工推动的。对此，霍吉斯金认为，这一解释实际上是站不住脚的，因为任何劳动分工都必然是以知识和发明为前提条件的，“在一切情况下，知识和发明在一定程度上先于劳动的分工，应当把发明和知识——而不是劳动分工——看作是那些极大地促进了生产能力的新技能的主要依据”^④。因此，过分抬高体力劳动而贬低脑力劳动是不对的，任何一种体力劳动都包含着脑力劳动，或者说是以脑力劳动为前提的；每个人都同时从事着两种形态的劳动，它们共同构成了一国财富的源泉，因而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和价值。那么，支配社会知识的发展规律是什么呢？霍吉斯金指出：“任何个人不论他是如何与众不同并且他的智力(intellectual power)有多高，他的性格、他的情操、他的思想、他的情感——甚至他的智力(intellect)本身——都是被他生活的那个时代以及他作为其中一名成员的那个社会塑造而成的……不论一个人的天赋有多高……他能拥有任何知识、技能和发明创造的能力，主要是受惠于别人(包括死去的和活着的)的知识和技能。社会对每个人智力的影响比其他一切影响都更为重要。”^⑤就此而言，任何个人的智力(intellect)都完全受惠于先前社会的发展，“仅仅是总体系统(general system)的组成部分。这些理智和这些人完全是知识普遍发展(general progress in knowledge)的自然的必然产物”^⑥。在这里，霍吉斯金从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入手，将智力区分为个人智力和社会一般/总体智力两种类型，系统阐述了知识对社会生产力的影响以及社会智力发展的一般规律，在政治经济学说史上具有重要的原创价值。再回到“机器论片断”，我们可以发现，当马克思说社会生活受到“一般智力”的控制并按照这种智力得到改造时，他所强调的显然不是“个人智力”，而是社会总体智力。从这个角度而言，此时马克思使用的“general intellect”这一英文表达，可能受到了霍吉斯金的影响。

到这里，问题结束了吗？不论是维尔诺还是韦塞隆，他们都忽视了一个更为重要的维度，即工艺学。霍吉斯金这本书出版于1827年，在此之后，拜比吉的《论机器和工厂的节约》(1832)和尤尔的《工厂哲学》(1835)分别从工艺学维度，进一步阐述了科学知识在工厂中的运用，虽然他们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之上为资本利益辩护的，但这种探讨的确为马克思系统理解科学知识和一般智力在现代生产中的作用提供了有益借鉴。从《评李斯特》、《布鲁塞尔笔记》到《哲学的贫困》、《伦敦笔记》再到《大纲》、《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资本论》，这两人的著作都始终如影随形，可以说是马克思厘清工具与机器、工场手工业与现代工厂之本质区别的关键点。^①就“机器论片断”而言，这种影响也是非常明显的，在开篇部分，马克思就分别引用了拜比吉和尤尔的著作。在尤尔看来，工场手工业的主导原则是劳动分工，即使工作适应各个人的不同才能，而“现代工厂主的最大目标，就是通过资本和科学的联合，将工人的作用降低到仅仅使用他们的注意力和灵敏性，将他们的能力集中于一个单一过程”^②。也是基于此，尤尔将现代工厂称为“由无数机械的和有自我意识的器官组成的庞大的自动机”^③。其中，“由无数机械的和有自我意识的器官”在尤尔的英文原著中使用的表述是“mechanical and intellectual organs”^④，在马克思阅读的法文版中是“organes mécaniques et intellectuels”^⑤，在这里，马克思直接借用了这一表述：“这种自动机是由许多机械器官和智能器官组成的”^⑥。此外，尤尔认为，随着科学知识的不断发展，工厂体系将越来越趋于自动化，财富的创造将越来越少地取决于直接劳动，而会越来越多地取决于“一般知识”(general knowledge^⑦/connaissances générales^⑧)在生产上的应用。这一观点也直接影响了马克思对一般智力和科学知识在现代生产中作用的认识。

另一方面，是工艺学史和现实实践的影响。1851年伦敦举办了第一次世博会，在开幕之前，马克思就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它是“现代工业积累起来的全部生产力”^⑨的一次集中展示。后来马克思也参观了这次博览会，并受到了很大的触动，开始钻研工艺学。^⑩在这期间，他除了回顾《布鲁塞尔笔记》中关于拜比吉和尤尔的摘录外，又依次摘录了波佩的《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初的力学》、《一般工艺学教程》《物理学、手工艺、工场手工业及其他应用工业专用物理学》、《从科学复兴到十八世纪末的工艺学历史》(3卷，1807—1811)，尤尔著、卡尔马休和黑林编译的《技术词典》德文版(英文原标题是A Dictionary of Arts，Manufactures and Mines，3卷)，贝克曼的《发明史论文集》(5卷，1780—1805)，它们共同构成了《伦敦笔记》中的“工艺史摘录笔记”。在这里，马克思除了详细摘录了“磨”、“钟表”、“造纸”(波佩)和“蒸汽”、“蒸汽机”、“铁路”(尤尔)等方面的内容外，更为重要的一个进展，就是进一步深化了对“工艺学”的理解。在贝克曼和波佩看来，“工艺学(Technologie)是传授有关各种加工自然物或手工业的知识的科学”，即“明确讲解各种劳动工序和基础的科学”^⑪。以此来看，在原初语境中，工艺学(Technologie/Arts)与技术(Technik/Technique)还是存在差别的：前者是一门系统讲解全部操作、结果及其依据的理论科学，一切技术行业都可以通过它来获取知识；而技术则是知识对象化之后的具体物质器官。从这个角度而言，工艺学本身就是对一般智力和社会知识发展的系统总结，是一门研究“社会人的生产器官的形成史，即每一个特殊社会组织的物质基础的形成史”^⑫的学问。由此，我们可以窥探到这些著作对马克思思想的影响。另一方面，博览会结束之后，主办方编辑出版了两卷本的《各国的工业》(第1卷出版于1852年，第2卷出版于1855年)，这对马克思后来的工艺学研究也产生了重要影响。^⑬在他们看来，“所有自然物(Nature's productions)都是由人的智力(human intellect)构想出来并由人的技能塑造而成的”^⑭。这可能也对马克思的一般智力思想产生了一定影响。

虽然上述分析只是基于思想史所进行的一种可能探索，但不可否认，如果我们忽视了工艺学维度，就很难理解“一般智力”范畴的出场语境及其科学内涵。不过，“政治经济学不是工艺学”^①，马克思之所以关注工艺学或一般智力问题，并不是宣扬什么知识或技术决定论，而是探讨一般智力对社会生产力的影响，并力图依据不同的生产力形式来推进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批判。就此而言，工艺学只是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前提，而不是政治经济学批判本身。因此，当意大利自治主义和认知资本主义将“固定资本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一节命名为“机器论片断”时，恰恰忽视了其中包含的社会关系维度，因而是有问题的。

维尔诺指出：“在马克思看来，一般智力——即作为主要生产力的知识——完全等同于固定资本，即对象化在机器体系中的'科学力量'，由此忽视了一般智力显现为活劳动自身的这种情况，后者在今天完全是决定性的。”^②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一般智力已经超出了固定资本和客观知识的客体维度，“在后福特主义中，概念星丛和逻辑图式发挥着决定性作用，它们不能被还原为固定资本，因为它们是与多样化的活主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密不可分的。'一般智力'包括正式和非正式的知识、想象力、伦理倾向、心理和'语言游戏'”^③。基于此，维尔诺主张超越固定资本和客观知识的客体维度，从“大众智能”(mass intellectuality)的主体维度来重新理解一般智力。他指出，今天，一般智力已不再只表现为对象化在机器体系中的科学知识，也不再只表现为主体生产出来的一般社会知识本身，而是表现为以大众智能为主导的“认知能力存储系统”，其中，最关键的不再是个体劳动者的科学学识，而是更具有类属性的精神品质，“它们包括语言能力、学习品性、记忆、抽象和关联能力以及自我反思的倾向。因此，一般智力必须从字面上被理解为智力一般(intellect in general)，即思想能力本身，而不是思想生产出来的作品(如一本书、一个数学公式等等)”^④。由此可见，在维尔诺看来，第一，马克思仅仅将一般智力理解为对象化在固定资本中的科学知识，这是有问题的。第二，除了固定资本，一般智力也表现为主体生产出来的整个知识体系本身，后者是一般智力客观化的产物。第三，不论将一般智力理解为内化于固定资本中的科学知识，还是将其理解为主体生产出来的总体知识，都是不够的，这种思路完全将一般智力固化在客体维度上，忽视了主体本身；今天，一般智力已经超出了客观化的知识力量，转化为以大众智能为主导的“智力一般”，即主体自身的思想能力和潜能本身，这是一种超出个体之外的、具有普遍类属性的本体论力量。

在此，一个问题也就随之产生，即维尔诺的理解是否准确？或者说，马克思的“一般智力”真的像维尔诺所说的那样，仅仅是指内含于固定资本中的对象化的知识力量吗？如果说答案是否定的，那么，马克思语境中的“一般智力”究竟指什么？它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作用方式是否一样？

要回答这一问题，首先要搞清楚什么是固定资本。从一般生产过程来看，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包括三个要素：劳动资料、劳动材料和劳动者。在固定资本产生之前，资本在劳动资料和劳动材料上的区别，只是一种形式上的量的分割；而固定资本的形成，意味着这种区分发展为一种实质上的差异，即转化为资本在物质存在形态上的质的差别(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区别)。只有到了这时，“资本才造成了与自己相适合的生产方式”^⑤。这表明，作为“资本一般的最适当的形式”，固定资本决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资本主义发展到特定阶段的产物。这样就产生了四个疑问：(1)在劳动资料发展为固定资本之前，一般智力是否存在？或以何种方式存在？(2)固定资本与一般智力存在何种关系？固定资本的形成对一般智力与活劳动的关系产生了什么影响？(3)除了资本主义占有形式外，一般智力是否还存在别的作用方式？或者说，如何理解资本与一般智力的关系？(4)当资本被扬弃之后，一般智力又以何种方式发挥作用？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问题。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指出：“在以前的生产阶段上，范围有限的知识和经验是同劳动本身直接联系在一起的，并没有发展成为同劳动相分离的独立的力量，因而整个说来从未超出制作方法的积累的范围。”^①以此来看，一般智力不是自然演化的结果，也不是维尔诺所说的只是与固定资本相适应的存在，实际上，在固定资本形成之前，一般智力就已经存在了，它是人脑和自身经验长期积累的结果。更为重要的是，此时，一般智力本身就是与劳动直接结合在一起的，表现为劳动者自身的内在素养。那么，劳动与智力的分离过程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马克思说：“这个分离过程在简单协作中开始，在工场手工业中得到发展，在大工业中完成。”^②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不论是自主的农民还是手工业者，尽管他们拥有的知识和技能非常有限，但当他们发挥自己的知识和技能时，总是竭尽全力的。然而，到了资本主义协作和分工阶段，这种情况便发生了重要变化。在这里，工人才能的发挥，不是根据自己的需要，而是全面服从于资本的安排。马克思说，在工场手工业中，商品生产被分解为不同的操作和流程，资本会根据每个工人的特长对他们进行分组或分类，将工人固定在某个流程或片面的职能之中，这样就压抑了“工人的多种多样的生产志趣和生产才能，人为地培植工人片面的技巧”^③，将他变成了一个畸形物，使其沦为“总体工人的一个肢体”^④。然而，由于工人从事的劳动不同，这样也就在总体工人内部形成了一种等级制，在一定程度上瓦解了工人阶级联盟的可能。以此来看，在工场手工业中，资本家正是借助于分工或技能的操控，有效压制了工人才能的全面发展，将其转化为片面的局部工人，进而实现了对总体工人及单个工人的控制。在这里，由单个工人的智力整合而成的总体智力，并不属于工人本身，而是表现为与工人对立的、异己的资本权力。那么，在协作和分工阶段，劳动与一般智力的分离过程彻底完成了吗？显然还没有。虽然单个工人从事的只是一种片面操作，但他毕竟还拥有某种技能或智力，或者说，单个工人的劳动过程仍然表现为自身某种技能或智力的运用过程。就此而言，当维尔诺说马克思仅仅将一般智力理解为内含于固定资本中的知识力量时，显然窄化了马克思一般智力的科学内涵；按照他的逻辑，似乎是说，在固定资本产生之前，一般智力好像不存在，这不仅违反常识，而且是极其错误的；而当他指责马克思忽视了一般智力与活劳动之间的内在关联时，恰恰阉割了马克思对一般智力在不同生产条件下作用方式的具体分析，是错上加错。

其次，在固定资本产生之后，资本、一般智力与活劳动的关系会发生什么变化？在《工厂哲学》中，尤尔认为，资本、科学、劳动构成了现代工厂的三个核心要素。其中，资本负责整个系统的运转，居于绝对主导地位；科学负责具体指挥，而劳动负责执行，后两者共同从属于资本，由此形成了资本与科学联合、共同对抗劳动的现代工厂形式。可以说，尤尔从生产力维度出发，明确将机器大生产(资本与科学的联合推动的生产力形式)与工场手工业(分工推动的生产力形式)严格区分开来，超越了舒尔茨、拜比吉等人用分工来理解机器大生产的缺陷，这是尤尔的重大贡献。也是基于此，马克思评价说，尤尔是“第一个正确地理解了工厂制度的精神”^⑤的人。但尤尔的缺陷也是非常明显的，由于他忽视了社会关系维度，只是一味地基于生产力，将工场手工业与机器大生产对立了起来，因而没有看到二者在生产关系上的内在统一性，即都是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有效形式。可以说，在“机器论片断”中，马克思并没有克服尤尔的这一缺陷，而是像他一样，忽视了这种内在统一性。这也是此时马克思将机器大生产理解为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唯一形式，而将工场手工业理解为绝对剩余价值生产形式的重要原因之一。另一方面，由于忽视了生产关系，尤尔不理解一般智力与一般智力的资本主义占有、机器体系与机器体系的资本主义运用之间的区别，径直将科学、机器与劳动对立了起来，陷入技术决定论的窠臼之中。在这一问题上，马克思则克服了尤尔的缺陷，对资本、科学、劳动的关系做出了准确分析。

在马克思看来，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劳动资料必然会发展为自动化的机器体系，然而，由于资本关系的负载，这些机器体系便获得了一种独特的社会属性，成为固定资本。那么，机器体系是怎么产生的呢？马克思说：“它们是人的手创造出来的人脑的器官；是对象化的知识力量。” ^①这正是维尔诺将马克思的一般智力理解为内含于固定资本中的“对象化的知识力量”的文本依据。但仅就这种情况而言，维尔诺的判断也是有问题的。固定资本确实是一般智力在资本的主导下对象化的结果，但一般智力完全等同于固定资本中的知识力量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马克思指出，为了抵制工人罢工和最大限度地追逐利润，资本必然会想尽一切办法利用科学，这是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发展的必然趋势，而固定资本就是资本占有和吸纳一般智力的重要产物。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得出结论说：第一，随着资本主义机器大生产的深入发展，科学知识将会得到前所未有的应用，发明将会成为一种特殊的行业。^②在这里，科学获得了新的历史使命，即“成为生产财富的手段，成为致富的手段”^③。第二，彻底完成了智力与劳动的分离过程。如果说在分工阶段，劳动至少还是与某种技能结合在一起的，但到了机器大生产阶段，最后一点残余也被彻底清除了。资本对科学知识的运用和垄断，“是通过压制工人本身的智力和专业的发展来实现的”^④，“这样一来，科学作为应用于生产的科学同时就和直接劳动相分离”^⑤。结果，工人的劳动退化为与智力分离的简单劳动，沦为死机构的附属物。第三，科学知识的异化问题。科学知识原本应是人类的共有财富，现在则变成了一种与劳动对立的、专属于资本的独立力量，“表现为固定资本的属性”^⑥。于是，一般智力“表现为异己的、敌对的和统治的权力”^⑦，成为一种与工人相对立的异化力量。最后，智力的荒废和浪费。由于机器体系的采用，大量成年男工被排斥在生产过程之外，沦为相对过剩人口，而妇女和儿童开始被吸纳到资本的铁轨之下，沦为资本压榨的对象，这不仅剥夺了家庭生活所需要的自由时间，而且也剥夺了儿童学习和受教育的时间，将工人及其家属的全部生活时间都转化为资本的增殖时间。这种对家庭和儿童的精神摧残，严重阻碍了儿童的身体和心智的健康发展，“人为地造成了智力的荒废”^⑧。这表明，“科学在生产过程中的上述应用和在这一过程中压制任何智力的发展，这两者是一致的”^⑨。由此可见，在马克思看来，一般智力、科学知识和机器体系本身并不会排斥工人，正是由于它们的资本主义运用，才致使它们成为外在于劳动的异己权力，尤尔显然是不明白这一点的。同样，当维尔诺将马克思的一般智力简单理解为对象化在固定资本中的知识力量时，也就将一般智力与一般智力的资本主义占有形式混淆了起来，无疑是错误的。

再次，如何理解资本与一般智力的关系？马克思说：“对科学或物质财富的'资本主义的'占有和'个人的'占有，是截然不同的两件事。”^⑩这表明，一般智力与一般智力的资本主义占有完全是两回事，决不能像维尔诺那样将它们混淆在一起。这里涉及两个不同层面：(1)从元问题来看，究竟是谁创造了一般智力？马克思说，作为脑力劳动和人类智慧的结晶，科学不花费资本“分文”^⑪，“资本不创造科学，但是它为了生产过程的需要，利用科学，占有科学”^⑫。由此可见，在马克思看来，资本只是占有和利用一般智力，但它本身并不创造科学和一般智力。这表明，在马克思看来，科学知识和一般智力的生产是独立于资本权力之外的，是一片尚未被资本浸透和殖民的处女地，资本还没有将自己的魔爪，延伸到科学知识自身的生产过程之中。那么，是谁在生产和创造着一般智力呢？显然是社会主体，即人本身。因此，一般智力显然不是与主体相分离的，只不过是由于一般智力的资本主义占有，才使得一般智力逐渐与工人分离开来，使后者沦为愚钝的畸形物。也是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提出了一个重要命题：“节约劳动时间可以看作生产固定资本，这种固定资本就是人本身。”^⑬固定资本是对象化的知识力量，而科学知识本身是由人创造出来的，因此，固定资本的发展，归根结底根源于人本身的发展，资本必然会将对固定资本和科学知识的无限追求，转化为对高素质人才的追求，这恰恰预示了后来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2)资本与非物质劳动存在何种关系？马克思指出，在一般智力问题上，资本主义物质生产本身就是一个悖论：一方面，资本会想尽一切办法利用和占有科学来提高生产率；另一方面，又极端压制工人和儿童智力的发展，迫使工人与智力分离开来。那么，除了物质生产外，一般智力的历史作用还体现在哪些方面呢？当马克思把眼睛从工厂转移到社会生活领域时，他看到了一种新的占有形式，即非物质劳动。在这里，一般智力本身就是与非物质劳动融合在一起的。他将这种劳动区分为两种类型：一是产品可以同生产行为相分离的非物质劳动，比如写书、绘画以及其他类型的创作活动，等等；二是产品同生产行为不能分离的非物质劳动，如表演艺术家、演员、教师、医生、牧师等人的活动。^①不过，在马克思看来，若从资本与非物质劳动的关系而言，可以将它们划分为另外两种类型：一是不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非物质生产，如自主“从事各种科学和艺术的生产的人，工匠或行家，为书商的总的商业资本而劳动，这种关系同真正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无关，甚至在形式上也还没有从属于它”^②。虽然这种劳动产品可以作为商品进行交换，但劳动本身只是对一般智力的个人占有，并不具有资本主义属性。二是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非物质劳动，如老板雇佣教师来赚钱，企业主雇佣演员或艺术家来发财致富，此时，对于雇佣他们的老板或企业主而言，教师、演员或艺术家的劳动就是一种生产剩余价值的雇佣劳动。^③以此来看，马克思确实看到了资本对非物质劳动的吸纳过程；不过，令人遗憾的是，他最终却认为，“资本主义生产在这个领域中的所有这些表现，同整个生产比起来是微不足道的，因此完全可以置之不理”^④。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个结论：第一，在马克思看来，一般智力本身就是社会主体智力长期发展和经验积累的结果，是主体自身能力和综合素养的内在结晶，一般智力的发展，归根结底根源于社会主体的发展，或者说，人才是一般智力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因此，当维尔诺指责马克思只从客体维度理解一般智力、忽视了更为关键的主体向度时，恰恰是错误的。第二，就一般智力的作用形式来看，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知识和技能的积累本身是与劳动结合在一起的，过程相对缓慢，范围也极其有限；但在劳动过程中，主体会尽可能地发挥自己既有的知识或技能。到了资本主义协作和分工阶段，劳动过程与一般智力出现了分离，不过，这种分离过程尚未彻底完成，单个工人的劳动仍需要以某种技能或才智为基础。只是到了资本主义机器大生产阶段，这种分离才彻底完成。第三，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是：一方面广泛吸纳科学知识，催生了科学研究和发明的职业化转向，使其沦为发财致富的手段；另一方面，将其转移到固定资本中，使其成为与工人敌对的异己权力，压制了工人和儿童的智力发展。以此来看，一般智力、科学知识以及它们对象化的产物机器体系本身决不会抵制人，只是由于它们的资本主义占有形式，才使它们成为异己权力，尤尔和维尔诺显然不明白这一点。更为重要的是，作为人类主体的产物，一般智力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中都是客观存在的，但由于社会条件不同，一般智力的作用方式也存在重要差异，因此，当维尔诺仅仅从固定资本来解读马克思的一般智力时，显然把它理解成了资本主义大工业的特有产物，将一般智力与机器大生产时代一般智力的资本占有形式混淆了起来，是完全错误的。第四，马克思看到了资本对非物质劳动的吸纳问题，但由于历史条件所限，马克思认为这是微不足道的，因而没有展开深入研究，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从这个角度而言，当代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学派和认知资本主义思潮，从马克思的一般智力理论入手，建构了一套独特的当代资本主义批判理论，较为细致地揭示了资本权力对知识生产、非物质劳动、社会生活和生命生产的殖民过程，虽然这些探讨还存在严重缺陷，但它们的贡献却是不容否认的。

现在还剩下一个问题，即一般智力和价值的关系问题。这包括两个层面：(1)一般智力的发展会直接导致资本主义交换价值生产制度的崩溃吗？(2)当资本被扬弃之后，一般智力又以何种方式发挥作用？

在《大纲》中，马克思从一般智力和固定资本出发，引出了资本主义交换价值生产崩溃的两条逻辑：一是“机器论片断”中的崩溃逻辑。马克思认为，随着科学知识和一般智力在生产上的广泛运用，直接劳动在生产过程中的作用将不断趋于下降，资本主义财富生产将越来越多地取决于科学力量的应用，而不是劳动本身。这是资本主义机器大生产推动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趋势。然而，对资本主义生产而言，最具有决定性的因素仍然是劳动，因为后者才是资本主义财富的“唯一尺度和源泉”^①。于是，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将遇到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一方面，不断缩减劳动时间，使财富的创造尽可能地摆脱劳动的制约；另一方面，又不得不用劳动时间来衡量财富生产。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做出了一个重要推论，一旦劳动下降到一定程度，或缩减为零，那么，直接形式的劳动将不再是资本主义财富的源泉，而劳动创造价值的生产机制便会失效，“于是，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便会崩溃” ^②。乔治·卡芬特奇斯(George Caffentzis)将其称为“财富和劳动时间的不可通约性”规律。^③另一个是《大纲》“第三篇”中的“利润率下降规律”。马克思指出，随着固定资本的不断增长，资本利润率将会不断趋于下降，这是现代政治经济学最重要的规律之一。利润率的下降意味着，“以固定资本形式存在的生产力，以及科学的力量，以及人口等等，一句话……资本本身在其历史发展中所造成的生产力的发展，在达到一定点以后，就会不是造成而是消除资本的自行增殖”^④。届时，一般智力和科学知识的发展，就会成为资本增殖的一种限制，进而引发资本主义生产的自反性悖论，最终导致资本的覆灭。

可以说，这两条逻辑在西方学界引发了长期争论。在这里，笔者无意讨论，只是想结合马克思后来的文本，来探讨一下这两条逻辑的演变过程。通过比较可以发现，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和《资本论》中，第一条逻辑“消失”了，而第二条逻辑则被保留了下来，但叙述方式却发生了较大变化。下面我们逐一展开分析。

首先，就第一条逻辑而言，不得不说，马克思的论证过于简单了。按此逻辑，似乎是说，只要直接劳动降低为零，资本主义交换价值生产制度便会崩溃，这正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意大利自治主义提出“工人主义”和“拒绝劳动”的口号，并以此来反抗资本的重要依据，也是《零工作》杂志(Zerowork)创刊的灵感来源。但问题在于：一般智力的发展所引发的“财富和劳动时间的不可通约性”悖论能否成立呢？关键要看这里的“财富”究竟指什么，如果是指使用价值，那么，这一结论似乎可以成立，因为直接劳动生产的只是商品的使用价值，而一般智力和生产力的发展则会直接影响后者的生产。但如果说这里的财富是指价值财富，那么，马克思的这一判断就是错误的，因为生产力的发展并不直接影响交换价值本身，后者并不取决于直接劳动或具体劳动，而是根源于人类无差别的抽象劳动。在这一问题上，海因里希的判断是正确的：此时马克思尚未形成科学的劳动二重性理论。^⑤在这里，马克思的失误之处在于：他将一般智力对直接劳动(物质财富)的影响等同于对抽象劳动(交换价值)的影响，进而从直接劳动的下降趋势中，引出了价值机制的崩溃，这显然是有问题的。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和《资本论》中，马克思意识到了这一逻辑的不足之处，并在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框架内重新分析了这一问题：一般智力的发展不仅不会直接导致资本主义价值生产的崩溃，反而是资本主义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得以存在的内在机制，进而实现了对这一逻辑的超越和发展。^⑥其次，就第二条逻辑来看，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确实被保留了下来，不过，出场语境已经发生了重要变化。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和《资本论》第3卷中，马克思所说的利润率下降趋势指的是一般利润率，后者是在竞争中所形成的社会平均利润率，而此时马克思所说的利润率则被限定“在竞争之前”^①，更多地是指直接利润率。因此，罗斯多尔斯基将这里的“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与《资本论》中的“一般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等同起来，是值得商榷的。这表明，此时马克思还没有搞清楚一般利润率问题，这一缺陷决定了，此时他还无法解决价值向生产价格的转型问题，无法解决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第二个难题，即平均利润与价值规律的悖论问题。而这些都是在后来的著作中完成的。以此来看，“机器论片断”中所提供的崩溃逻辑本身就是有问题的。因此，当维尔诺、韦塞隆和博当依据这一逻辑，断言后福特主义或认知资本主义的主要矛盾已经超越了劳动价值逻辑，转化为以抽象知识为基础的“现实抽象”^②或知识价值论，或转化为机器体系中的死知识与活知识^③、知识的公共性与知识产权私有化之间的矛盾时，恰恰是站不住脚的。^④

不过，在这里，马克思提供了一个新的分析维度，即资本被扬弃之后，一般智力将以何种方式发挥作用？首先，一般智力将从资本主义的占有形式中解放出来，而工人也将从雇佣劳动的束缚中解脱出来，成为一种全新的社会主体；由资本关系所导致的一般智力与主体劳动分离的现象也将寿终正寝。“文明发展到完美的地步，劳动将重新与知识结合。” ^⑤在资本湮灭以后，劳动将重新实现与一般智力的融合，新的社会主体将重新占有一般智力，成为人自身智力的主人。其次，当资本被扬弃之后，固定资本也将失去既有的社会属性，回归到它的自然属性，即单纯的机器体系。届时，科学知识和机器体系将不再为资本服务，而是转化为主体力量的真实确证，成为节约劳动时间的有力武器，“为整个社会和社会的每个成员创造大量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⑥。到了那时，财富的尺度将不再是劳动时间，而是转化为“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⑦。最后，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对立的消除。马克思指出，在自由王国中，每个人都可以自主地选择自己的活动类型，或者是从事较高级的脑力活动，或者是体力劳动。然而，不论哪种劳动，它都不再是人们的谋生手段，而是转化为目的本身，即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内在需要。“对于正在成长的人来说，这个直接生产过程同时就是训练，而对于头脑里具有积累起来的社会知识的成年人来说，这个过程就是[知识的]运用，实验科学，有物质创造力的和对象化中的科学。”^⑧届时，一般智力和科学知识将真正回归自己的一般属性，成为所有“社会个人”全面共享的共有财富。也是基于此，马克思认为，在未来社会中，生产劳动与智育和体育的融合，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力的一种方法，而且也是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唯一途径。^⑨

综上所述，在“机器论片断”中，马克思对一般智力和价值关系的认识还存在严重缺陷，决不能将这一逻辑理解为马克思论证资本主义崩溃的最终逻辑，更不能像当代西方左派那样将其夸大为马克思思想发展的最高峰，否则就阉割了《资本论》对这一逻辑的超越和发展。这也表明，当代西方左派力图从一般智力的发展、直接劳动的下降或非物质-认知劳动的联合来论证资本主义劳动价值论崩溃的做法，是站不住脚的：不论是物质劳动还是非物质劳动或认知劳动，本身就是基于具体劳动的二元形式即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做出的划分，这与马克思的劳动二重性理论(具体劳动-抽象劳动)还存在本质区别。不过，必须承认一点，由于历史条件所限，马克思认为，一般智力与劳动的重新融合，只有在后资本主义社会才有可能，而这一点恰恰被后福特主义或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抹平了，由此开启了资本对一般智力占有的新形式，将脑力-认知劳动也吸纳到资本的铁笼之中，实现了对生命生产和社会生活的全面殖民。在这些问题上，当代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和认知资本主义的理论贡献又是不容抹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