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不亡于崇祯而亡于万历，不亡于万历而亡于嘉靖。自嘉靖以来，尤其是万历亲政后，雅乐衰而俗乐大兴，一个全面礼崩乐坏的末世时代就此来临。自万历帝亲政以来，欲有所为而不能，不过数年便朝局大变，万历帝开始前所未有的荒礼怠乐，史称“怠于临政，勇于敛财，不郊不庙不朝者三十年”^①。不郊不庙不朝，即一应祭祀、朝会、宴享雅乐都不举。所谓“至万历间，内外交讧，武事兴而不暇议乐矣”^②，论其实质，固然是国家乃多事之秋，然而，就礼乐本身而言，不过是由于帝王的不合作，以礼部统摄太常与教坊而礼乐天下，这一制度的运转遂完全停滞；相应，帝王开始日益沉溺于内廷演剧之中，万历帝在内廷重置演剧机构，以四斋、玉熙宫为核心，各种宫戏、外戏日益繁炽。而宫廷之外，随着南曲，尤其是吴中新声的大兴，遂有沈璟出，闭门治律，撰《南词新谱》一种，以指点场上，晚明曲学因此而日新月异。

神宗怠政为何会如此旷日持久，又如何评价其后纷繁复杂的历史，明亡不亡于崇祯而亡于万历又如何理解，数百年来聚讼不已。本文无意于就此裁决，但需说明的，万历朝局之变无不聚焦于礼乐诸事上。万历帝最终走向荒礼怠乐，这一切还得从一代典礼沈鲤说起，得从沈鲤与万历的君臣遇合说起。或许，宫廷俗乐的大兴，以及一代典乐沈璟最终远离朝堂，走向考音定律，个中原因，也都可以追溯至此。

万历十年六月，张居正没，朱翊钧亲政，时年二十岁。年轻的神宗在亲政之初，其实也颇有励精图治之意。万历十三年四月的南郊祈雨便是一个典型性事件。可以说，亲政伊始，年轻的朱翊钧几乎是以疾风暴雨般的形式，打压张居正的势力，大抵也是久愤约束而欲一朝自显，十三年的大旱与亲祀不过正给了年轻的帝王一次机会，于百官万民前展露一己勤政爱民——有意表明清肃贪腐、整顿吏治的决心，或者姿态。如《明史》载：“(帝)面谕大学士等曰：‘天旱虽由朕不德，亦天下有司贪婪，剥害小民，以致上干天和，今后宜慎选有司。’蠲天下被灾田租一年。五月丙戌，雨。”^①《明神宗实录》道：“是行也，往返几二十里，群下虑劳圣躬，而上亲举玉趾无难色，圣容俨然若思，穆然若深省，百官万姓无不举首加额，欢呼颂圣德焉。”^②当时，神宗一众浩浩荡荡，步行于烈日之下，百姓夹道而观，这一场景可以说是极为鼓舞人心的。而张居正初没之后，朝纲之中也未尝无人，当时礼部尚书沈鲤便汲汲于礼乐之事，试图重振朝政衰败之局。一代典礼沈鲤，但以讲礼学为急务，慨然以议复古制、抑奢禁浮、力振颓风为己任；晚岁入阁更极陈矿税害民，万历时期最大的弊政矿税因此最终得以遏止。沈鲤一生历嘉靖、隆庆、万历三朝，当神宗为太子时即为东宫侍讲，而神宗于沈鲤也宠遇异常。沈鲤没后，更是下疏，盛称其“乾坤正气，伊洛真儒”“系四海苍生之望”^③，而痛悼硕德逝矣，亲谥为文端，史称：“万历中称贤相者，推两文端”“皆不愧易名之典云”。^④饶有意味的是，万历如此推重沈鲤，君臣遇合原是不易；然而，沈鲤任春官，自万历十二年冬至万历十六年，不过四年；晚岁入内阁也不过四年，其志在典礼，却终不得行。时人对此尤为嗟叹：“夫归德沈公没矣，海内苍生之所属望于公者，今亦已矣。公于上，为旧学之甘盘，为梦赉之良弼。上之所以知公信公无所不至，而公卒不得尽展其用，此岂天为之耶，抑人耶。”^⑤一言以蔽之，不得其时而已矣。

沈鲤，字仲化，河南商丘人，嘉靖四十四年进士。万历在东宫时，曾为讲官，后连续丁忧，至万历九年方才返朝；次年秋，擢侍讲学士，再迁礼部右侍郎。寻改吏部，进左侍郎；万历十一年，以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充《大明会典》副总裁；万历十二年十月，累迁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史称：“鲤素鲠亮。其在部持典礼，多所建白。念时俗侈靡，稽先朝典制，自丧祭、冠婚、宫室、器服率定为中制，颁天下。……诸帝陵祀，请各遣官，毋兼摄。诸王及妃坟祝版称谓未协者，率请裁定。帝忧旱，步祷郊坛，议分遣大臣祷天下名山大川。鲤言使臣往来驿骚，恐重困民，请斋三日，以告文授太常属致之，罢寺观勿祷，帝多可其奏。”^⑥这一“多所建白”与“帝多可其奏”，似乎也可见万历有心图治，因此当时帝王与廷臣之间也颇能彼此相安。然而，这一帝王与廷臣相合、锐意制作却似乎从一开始便波折重重。沈鲤万历十二年十月方才拜礼部尚书，十一月《实录》便有了“礼部尚书沈鲤因御史龚一清言乞休，慰留不允”的记载。^⑦此后，十二月，十三年正月、二月，十五年五月、七月、九月，十六年闰六月、七月，《实录》都留下了沈鲤乞休的记载，至九月正式去职。即本传所说，最后，当九月沈鲤再次乞休时，万历帝不得不准允，却仍然强调“调理痊可具奏起用”云云，然而，沈氏却去意已决，以后数次起用，均辞不就。其间，据《实录》而言，不见乞休记载的是万历十三年二月至万历十五年五月之间，前者正是万历皇帝因大旱而祈雨的开始，而万历十五年二月间，沈鲤受命祭孔，《大明会典》成，加太子太保，万历并赐衣冠于其祖墓，以示恩赏，这大约也是沈鲤最大的荣耀吧。由此来看，沈鲤任礼部尚书，不过四年，而主持典礼事又集中于万历十三年行大雩礼之后，至万历十五年春夏之间，则“多所建白”与“多可其奏”也不过二年有余罢了。

沈鲤屡次乞休，其志不得行，其间委曲，《明史》本传也略有记载：第一是立储事件，万历后期风波不断的争国本案实肇源于此。“十四年春，贵妃郑氏生子，进封皇贵妃。鲤率僚属请册建皇长子，进封其母，不许。未几，复以为言，且请宥建储贬官姜应麟等。忤旨谯让。帝既却群臣请，因诏谕少俟二三年。至十六年，期已届，鲤执前旨固请，帝复不从。”身为礼部春官，在立储事上，沈鲤实已成为外廷，甚至天下士林的代言人，遂与帝王当庭抗礼，而立储，这一万历朝最大的君师冲突，应该是沈鲤求去最重要的原因。第二是藩贵对沈氏的构怨。沈鲤典礼，每每依制谢却藩贵奏请，“中贵皆大怨，数以事间于帝。帝渐不能无疑，累加诘责，且夺其俸。鲤自是有去志”。第三则为与廷臣，尤其是当时首辅申时行之间的矛盾。本传道：“时行衔鲤不附己，亦忌之……其私人给事中陈与郊为人求考官不得，怨鲤，属其同官陈尚象劾之。与郊复危言撼鲤，鲤求去益力。”沈鲤力图政事，自一开始便以“屏绝私交，好推毂贤士”而著称，实以“孤臣”“直臣”而受知于帝王，然而，也正是他的这份孤直，使其主持礼乐政事时，每每遵制度而拒人情，第一与帝王私欲相忤，第二与藩贵(皇族)私欲相忤，第三与廷臣私欲相忤，而沈鲤不顾帝王再三挽留，反复求去，也是其性刚直、矫然不肯相让所致，据载万历皇帝原是有意大用这位少年时期的老师的，当沈鲤反复求去时，挽留不止，曾十分懊丧，只道“沈尚书不晓人意”，当时宫人与司礼皆遣人将这话密告沈鲤，原是希望他体贴帝王的意思，结果，沈鲤峻然相拒，“禁中语，非所敢闻”，不近人情如此。万历皇帝却不过沈鲤的坚决请辞，但最后也只是暂允而已，嘱其“调理痊可”再具奏起用。这期间累推内阁及吏部尚书皆不用，二十二年起南京礼部尚书也辞不就，直到万历三十年，沈鲤方才应诏入阁参预机务，只是已经时异世迁。^①

沈鲤求去的同时，也是神宗对朝臣纷争日生倦心并有意疏远的开始，也即史家所称“万历怠政”开始渐露端倪。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大理寺左评事雒于仁上疏，指斥神宗之所以“圣体违和，一切传免。郊祀庙享遣官代行，政事不亲，讲筵久辍”，不过是溺于“酒”“色”“财”“气”四病罢了，并痛下箴言，道“怀忠守义者，即鼎锯何避焉！臣今敢以四箴献。若陛下肯用臣言，即立诛臣身，臣虽死犹生也”。万历帝因之震怒，留中十日，于十八年元旦召申时行等人，手授此疏，史载“帝自辨甚悉，将置之重典”，最后在申时行等人的委曲劝解下，于仁引疾，被斥为民。^②这便是著名的“酒色财气”疏，雒氏因此一疏而名震士林，也因此一疏而厕身正史。这一疏最终标志了万历朝帝王与廷臣矛盾的空前尖锐化。而立储之事旷日绵长，成为万历时期帝王与外廷之间冲突的根源，其实也并非神宗必得立谁为储子，不过，愤而与外廷相抗，并有意效世宗当年，假此以树立亲信而已。同样，整个万历怠政，都不过是帝王与外廷冲突的结果，反过来，又进一步激发了二者之间的矛盾与冲突。

自张居正没后，万历亲政，因何迅速从最初的积极礼乐、甚至积极昭示天下的姿态，最终变成免朝废讲、荒礼怠乐的拒绝姿态，个中委曲，一代典礼沈鲤与神宗的遇合或许正是聚焦所在。不过，无论是《明史》本传所述，还是《实录》所述，其实都十分简略，不过略述事迹而已，沈鲤一生志向及其一生委曲却尚不得见。

沈鲤曾上《典礼疏》，时在万历十四年，洋洋数万言，疏陈一十二事，“一曰郊社之礼，二曰宗庙之礼，三曰常祭杂祭之礼，四曰宫闱之礼，五曰朝廷之礼，六曰预教皇子之礼，七曰公主下嫁之礼，八曰遣官听狱之礼，九曰京师搢绅往来之礼，十曰各省郡县有司士夫往来之礼，十一曰议处宗藩之礼，十二阙”^③，欲有所斟酌变通，以维风教。

一封《典礼疏》，可以说是沈氏一生志向所在，也是其一生精神所贯注。因此，《典礼疏》开篇，便发明唯礼乐可以治天下；同时，当衰世之时，伤世风之浇漓，痛师道之不存，有志之士遂慨然以礼乐自任，以复古自期——字里行间，处处流露出不得其时的焦灼感：

臣闻古昔帝王法天出治，置天下于礼乐教化之中，而其效至于格天配地，后世治多苟简，徒以法术把持天下，而大化不可复睹，是岂不知礼之可以为国哉。非运际亨嘉则不暇，非道合明良则不暇，非灼见乎？流弊之已极，颓风之当反，若不可一日而苟安则不暇，然则礼其有待于时乎？恭惟我国家中天起运，比迹陶唐列圣，继承重熙累洽，盖二百余年于兹矣。试观汉唐宋之盛，有足以当此者乎。我高皇帝再辟混沌，经纶草昩，其时痛扫元俗之秽，意常患其不文，及其既也，递増递损，又不免文而太过，所有大经大典、微仪微节，有未尽合于古，及有反失其初者，有志之士每每咨嗟叹惜，谓当此圣代，际此明主，不及反正，一洗衰世之陋，以复隆古之风，则是有司之过，而后世尚论者必曰“今日有是君，无是臣也”，岂非臣辈之耻哉？夫难持而易懈者志也，难得而易失者时也。及此之时，修其礼乐，一其制度，寓刑政于教化之中，使天下不言而信，不令而行，不赏罚而劝威者，此时君世主见谓迂缓，而大有为之君所为皇皇汲汲，必责其成于三公九卿百执事而后即安者，则皇上今日是也。

这段文字，以后世之人追溯有明一代立国根本——礼乐教化的变更，也正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明建以来士大夫复古乐自任的精神历程。有明一代，文人士大夫慨然欲复三代之治，由此跻乎汉唐宋之上，重构三代盛世，所谓“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而且，这一渴慕愈到晚明衰世愈为强烈，几乎已成为一种乌托邦情结；而以宋濂等为首的儒臣与朱元璋的风云际会，更开一代制度，也逐渐沉淀作晚明士林追慕的英雄情结。^①因此，嘉靖以来种种变革，文人儒士皆以追慕洪武制度为旗帜，而将矛头直指靖难之乱与嘉靖即位后的更易祖制，论其实质，除却托祖宗之制以针砭时弊外，更在于对明初儒臣师道精神的追慕。譬如沈鲤，开篇即推崇洪武制度，如何革除元俗、文化天下，并将明朝开国气象喻作陶唐之世，以为即使汉唐宋盛世也无可比拟；有此等铺垫，方才叙述后世递增递减，法令渐繁(所谓文而太过者)，而有意返初归朴(所谓大化至简者)等等。不过，既然沈鲤已将隆万以来视为隆冬时节，更何况又是张居正没后，万历反复无常之性情已渐露端倪的时候，议复古礼，以返颓风，便颇有身当典礼，重任所在，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壮了。当其反复讲述“是礼待其时耶”“夫难持而易懈者志也，难得而易失者时也”，其实都不过显露了不得其时的焦灼感。也正是因此，沈氏的以礼乐自任，首先是以虚构一段“当此圣代”“际此明主”的君臣遇合的姿态呈现出来的；或者说，沈氏是有意将帝王推向了“圣代”“明主”的位置，促其改制，自居辅臣身份，却已隐然再现了帝王师的姿态。

沈鲤以帝王师自任，力促帝王以遵制度，首先是以锐复祖制为号召的，即强调明太祖朱元璋开国，立有明一代制度以典则天下，后代帝王均当以遵祖宗之制为成法。自嘉隆以来，追忆国初，推尊洪武，几乎成为时代思潮的焦点，而有志维新者纷纷以效法洪武制度为号召，可以说，沈鲤等人标榜锐复祖制，绝不仅仅出于对帝王以绍继祖先为职志的劝勉，而别有微意存焉。

第一，所谓锐复祖制，根本在于锐复古制，尤其是锐复周制；进而言之，这一对洪武制度的鼓吹，论其实质，则是对明建伊始宋濂等儒臣锐复古礼之精神的绍继。为什么如此说呢？明建伊始，宋濂等人积极以帝师为己任，锐意复古，因此，洪武初制实以法效周制为根本；只是古制久远，又不得已随时而变，洪武定制遂最终多效唐宋之制——从洪武初制到洪武定制^②，实际已昭示了朱元璋与以宋濂为首的浙东儒臣之间微妙的矛盾：宋濂力持三代以下不足为法，不过是以更为焦灼的心态，试图重构儒家的清明政治，更以此规范帝王；而朱元璋复古不能，迅速折向随时务实，却已体现了对儒臣的疏离。也正是因此，宋濂、刘基等人对洪武制度颇有不满，以为朱元璋其实无意礼乐，以至于朝廷之上雅俗杂陈，清人修《明史》更以此为史断。洪武没而建文即位，以宋濂弟子方孝孺为首的廷臣复古之志益坚，力求革新，以救洪武弊政，最终靖难变起，也是因此缘故。当年朱棣以清君侧起兵，便指斥建文更异太过，而鼓吹重新恢复洪武制度。不过，隆万以来文人士大夫往往抬出洪武制度来指斥当下，这一姿态却与朱棣有着根本的差异。后者往往声称洪武制度所遵者乃周制——沈鲤笔下盛称将洪武制度超迈于汉唐之上，便同样有着视洪武制度可以直接绍续周制的意思在——无他，所谓尊洪武制度，真正尊的恰恰是国初儒臣锐复三代(以为当下帝王之鉴)的礼乐精神。也正是因此，沈鲤的锐复祖制，所征资料也往往以洪武初制为准，而非洪武定制，这却是要辨明的。例如，万历十四年太常论诸王不宜从祖袝食、在享功臣不宜同座一堂时，沈鲤便援引洪武四年朱元璋语，主张仍依初制将诸王功臣分列东西两庑，遣官分献云云。^①更值得注意的是，《大明会典》的编纂始于弘治间，当时凡例明确标举“本朝设官大抵用周制”，又解释编纂体例，“洪武初草创未定及吴元年以前者，则总书曰国初”。^②由此来看，沈鲤疏中经常提到初制、洪武初制、国初制，这一“初”字恐怕指的并非与明后期相对的明初期，而是与洪武后期相对的洪武初期；也即是说，弘治以来恢复祖制，根本在于恢复一遵周制的洪武初制。此是当时士林精神之所在，至于囿于时势，在具体建策中有所折衷(或者，这一点沈鲤尤其明显)，则另当别论。

第二，以洪武制度为尊，是直接将矛头对准了靖难以来，尤其嘉靖以来的帝王更制，以重续史学之正统为职志。沈鲤积极考定诸礼，以恢复洪武旧制为职志，矛头更直指嘉靖更制，《典礼疏》中明确道，“迨世宗肃皇帝入继大统，锐于更化善治，偶信大学士张璁等八十四人之言，而不用尚书方献夫等二百余人之说，遂使皇祖之深意不明，而孔壁所传郊社事上帝之明文日晦”云云。沈鲤另有议建文位号与景帝分附疏，影响也极深远，究其实质，一方面体现了当时士人慨然以修史匡正帝王的志向，另一方面则也隐曲地将乱象之始一直追溯到靖难之变，继之以英宗宫变。万历十六年二月，国子监司业王祖嫡“为循史职而修阙典”，上疏请议建文与景泰事；^③沈鲤议覆道，“建文以革除而概称洪武，景泰以分附而并系英宗，则皆为我朝阙典矣”，“自古至今，未有以兴亡隆替而革夺其间者”^④。明初，朱棣以靖难起兵，即位后，为强化其正统意义，党禁极严^⑤，更两度重修《明太祖实录》，编纂《奉天靖难记》等，有意隐没建文史事，而建文年号也因此被革除，诸家修史，或以洪武纪年，或以革除纪年^⑥；而英宗复辟，废景帝为郕王，加谥曰戾；成化元年修《明英庙实录》，遂以景泰七年事皆附于正统天顺之间，仅注曰“郕戾王”。自成化以来，宪宗始敕恢复景帝王位号，改修寝陵等，只是《实录》仍称“郕戾王”；而弘治以来，朝臣也不断上疏，陆续请求褒扬建文朝死难诸臣，重修国史——这方是万历朝沈鲤等人上疏的背景。沈鲤上疏，万历帝许重录景皇帝事，而建文君事则暂为搁置。^⑦直到万历二十三年，礼科给事中杨天民再次上疏，神宗遂下诏恢复建文年号，长期以来文人士大夫恢复建文朝的努力至此最终得到了初步的胜利。^⑧可以说，复建文位号与反景帝分附实是士大夫正统之争的关键，而这一切皆从修史开始，也最终以修史结：万历二十一年，礼官上奏效宋制修本朝史，万历二十二年，遂开史馆，也正是这一争议最重要的成果，它标志着文人士大夫最终以修一代史完成了自己成一代史鉴、开一代新政的志向。此外，尚需说明的是，嘉靖更制，也以恢复周制为号召，所复多与洪武初制同，如洪武初制天地分祀，洪武定制天地合祀，嘉靖更制，复天地分祀，等等，然而，如前所说，嘉靖更制，意不在礼乐，而在政治手段——假此以隆君道抑师道，并培植帝党而已，遂致天下士林反弹，这也是万历朝以锐意复古为精神所在，却以务实简省为行事之风的根本原因，于礼乐诸事，崇尚务实，以经济天下为本，以虚礼为繁，正是对嘉靖大肆更张的反动。也可见，其时，文人士大夫锐意复古，又以洪武制度为尚，实在乎礼乐精神之承继，所慕者更在于古人之精神，古时之风气，而非具体仪文。

第三，锐复祖(古)制，更明确以绍继成化四谏以来一代又一代士林以复古节制帝王的礼乐精神(即以师道抑君道)为己任。早在朱翊钧初即位时，与张居正讨论元宵灯火，便论及成化四谏事，因此，万历三年与六年皆有革元宵灯火的记载；稍晚，张居正夺情事一出，时论沸腾，纷纷以成化时首辅李贤作比，而罗伦(成化四谏之首)当年谏李贤夺情疏，更迅速流播，京师传抄以至一时纸贵；^①同时，张朝瑞更特别标举罗伦榜(成化二年丙戌科)，道：“王氏鏊曰：自有科第以来，唐以韩愈榜为盛，宋以寇准榜得人为多。瑞谓明以罗伦榜为最。”^②其实，张朝瑞及其同时人对罗伦榜的推重，不仅在于名臣众多，更在于该科士气的高涨，不仅是成化四谏而已；早在成弘年间，同为罗伦榜的陆容便道：“然其间如罗伦上疏，论李文达夺情起复之非，卒著为令，章懋、黄仲昭、庄昶谏鳌山烟火之戏，陆渊之论陈文谥庄靖之不当，贺钦、胡智、郑己、张进禄辈之劾商文毅，姚文敏、强珍之劾汪直、陈钺，皆气节凛然，表表出色，后来各科，多无此风，此丙戌之科所以为尤盛也。”^③可以说，万历间誉罗伦榜为明代第一榜，论其实质，正是晚明士林对罗伦等人以礼乐自任、以师道自任，以复古求革新，力挽颓风之精神的推重。而议复建文年号及景帝附录事，也同样是成化以来，一代又一代史臣与礼臣的推动；论其实质，成弘以来的师道精神，或者说复古(乐)精神，也正是对明初宋濂、方孝孺师道精神与复古(乐)精神的重新接续。明末清初，黄宗羲撰《明儒学案》遂明确标举方孝孺为有明师道第一人。^④

第四，尽管沈鲤是如此焦灼地以恢复古制为己任，但是在具体斟酌典礼时，还是十分清醒而务实的，这也透露出晚明重实学的倾向来。疏中自陈，“上之必稽乎祖训，而下之必顺乎舆情，虽不敢尽流俗之徇，而亦不敢为过高之论”。所谓稽乎祖训，即以史家的态度考辨制度古今之变迁；顺乎舆情，即主张简省可行，不劳民伤财，要礼顺人情、诚敬为上。例如，论郊社之礼，于详考文献后道，“自古礼残缺，后儒穿凿，而五帝六天分祀合祀之说，迄无定论”，而主张一遵洪武合祀之礼，以顺人情，若过拘于古礼之繁琐，而事实不行，反不如简省而按时祭祀，则“去古未远也”，“与其再举而惮烦，孰若一行而存礼，况原出于高皇帝之更定，而远符于古帝王之制作”，“此虽古礼，而今亦毋用太拘也”。又如，论常祭杂祭之礼，道“夫山陵之祭非古也，以义起者也，而其道不可废，则仁人孝子之心也”“礼当祭则当敬，礼当杀则当略，义也”；正是因此，沈氏特辨山陵之祭，“以今日山陵言之，乃圣驾当亲行者也，而不得不遣官者，势也”。同时，考虑到兼祀各陵种种不易，以至于难免失礼不当处，而主张各陵各设主祭官，由此来体现皇上委官祭祀的精诚。另据沈鲤碑铭载，“岁大旱，上步祷郊坛，欲分遣大臣祷名山大川，公言民已困矣，而益以乘传之使，是重困也，不如上斋三日以吿文廷授太常之属致之便，上从之”^①；则具体实施中，沈鲤为保证民生，连遣官告祭也是主张减免的。此外，反对兴建佛道庵院，也是从重民生出发，道“奈何不以节财法祖为孝，而以劳民谀佛为孝乎”“岂非剥膏脂以媚神，不如修实政以格天哉”。可以说，沈鲤首先以史家的态度稽考古今制度，在发现古制难考时，方折衷取洪武制度，以为洪武制度去古不远；然而，主张因势变通，礼尚诚敬方是其始终根本所在，这一点与当年洪武君臣制作礼乐的态度倒是一致的。既然以因势变通，礼尚诚敬为根本，因此，沈鲤反复申论，用古而不必太拘，礼以义起，并提出“势”这一概念，实肯定了具体的礼仪可以因“时”因“势”而变——其变则以简省不繁、修实政、重民生为目的——所遵者唯“理”，可不变者也唯“理”，这方是“稽乎祖训”“顺乎舆情”的关键所在。

沈鲤这封《典礼疏》，上疏时间不见史载，按其内容，自是沈鲤任职礼部尚书之时所献策，且其四论“宫闱之礼”，提到“且如近日皇贵妃之封”，则可以确定是在万历十四年春郑氏晋封皇贵妃之后。而万历十五年二月，《大明会典》已进呈上表，因此，可以断定，此疏当作于万历十四年，而且是郑氏新封皇贵妃不久，当时万历帝尚能克己复礼，君臣之间也暂为相得，因此，沈氏方能踌躇满志，而有如此详尽之勾画。

然而，如前所说，争立储事件已经隐伏了万历与廷臣之间的矛盾，而不过一年余，沈鲤便萌生归志。理想之阔大与现实之逼仄，在沈鲤心中盘旋日久，最终形成了极为强烈的焦灼感。疏中曾历数明建以来士风之变，而痛陈生不逢古，所处之时“世教衰，古礼废”。

惟我国初时，俗最近古。士大夫崇德而尚齿，以道义名节表仪，后进朋友之间，相呼以字，相称以官，片纸可以通书，方帕可以执贽，庶几庞朴之风，盖至于成弘之间，犹有存者。迨正嘉以来则渐漓矣，然未甚也，隆万以来则漓甚矣，然犹未若今日也。其在今日何如哉？富贵有可求则叛礼以随俗，势利有可倚则违心而竞进，座主门生故事也隆以老师之号，而举主观风、有司提调皆得以效尤，则师道丧……今之为士者亦太劳矣，今之风俗亦至于甚漓而不得不反矣。夫士者民之倡，而京师者四方之极也。今纵不能复古礼，岂可坐视其日渝而不救也。说者谓国初之时如春，成弘之间如夏，正嘉之际如秋，今其隆冬之候矣。及今不返，日落乌沉，万古如长夜，不亦可深痛哉？幸有圣天子锐精惕厉于上。二三阁部大臣相与寅恭图回于下，冬则必春，夜则必昼，天运循环，无往不复，占之气化人事，皆不容以不正者，而廉耻之风可以渐长，是以冒昧为皇上言之。夫易俗移风，使天下回心而向道，道岂远乎哉。

这段文字摘自《典礼疏》“其九”，论“京师搢绅往来之礼”，遂将明建以来划分为四个时期：一、国初之时；二、成弘以来；三、正嘉以来；四、隆万以来。这四个时期，恰好对应着我们今天对明代历史的分期，而沈氏在叙述有明一代士风如何由最初的淳朴到今日的浇漓大甚时，直接以春夏秋冬作喻。所谓师道沦丧，语辞之间，已经带有强烈的末世感，“及今不返，日落乌沉，万古如长夜，不亦可深痛哉”。于是乎，作者最后的匍匐呐喊，力以变革为大任，更充满了悲壮的意味：惟愿“冬则必春，夜则必昼，天运循环，无往不复”，“是以冒昧为皇上言之。夫易俗移风，使天下回心而向道，道岂远乎哉”。这段文字也是《典礼疏》中最精彩的一段文字，数百年后读来，仍仿佛得见满纸的椎心泣血，号哭不已。

不过，这段长歌当哭的激情只是掩映在正文之中，大约也是书至后来的情不得已。身当衰世，而欲排除万难，有所作为，也只一生唯谨慎而已。因此，沈鲤改制，以恢复洪武祖制取代恢复三代古制说，以“稽乎祖训”“顺乎舆情”为原则，以务实为目的，试图由此来典一代大礼；也因此，沈鲤一生自甘清苦，斤斤重名，行守法度，不事交接，但以孤直自期，自觉不合于时，便即告归。里居多年，不过杜门养重罢了。

沈鲤积极以典礼自任，最终所成不过一部《大明会典》。《大明会典》始修于弘治年间，初成于弘治十五年；嘉靖间续纂，续至嘉靖二十八年；万历四年，重修《会典》，初稿成于万历十三年，十五年二月定稿进呈。《会典》初以首辅张居正为总裁，后以首辅申时行等三人为总裁，以礼部尚书沈鲤等7人为副总裁，沈鲤居首。当时史臣，继弘治正德初纂、嘉靖续纂以来，大开史局，重修有明一代典制，其志却不仅仅是补录嘉靖二十八年以后事例而已，而是有意直接绍继弘治本^①，以修史为据，考源正流，慨然欲匡正一代制度、以成新政之美：

会典一书，于昭代之典章法度纲目毕举。经列圣之因革损益，美善兼该。比之周官唐典信为超轶矣。顾其书创修于弘治之壬戌，后乃阙如。续编于嘉靖之己酉，未经颁布。又近年以来，好事者喜于纷更，建议者鲜谙国体，条例纷纭，自相抵牾，耳目淆惑，莫知适从，我祖宗之良法美意几于沦失矣。今幸圣明御极、百度维新，委宜及今编辑成书，以定一代之章程，垂万世之典则。

这里，鼓吹明会典胜于周官唐典，痛悼祖宗之法几于沦失，指斥好事纷更者鲜谙国体，后者更直接将矛头指向嘉靖更制；遂寄望于当今圣明，百度维新，更期待在此基础上成一代章程，以典则万世，其志不可不谓深远。可惜的是，时不遇也。由此来看，这一汲汲于师道，力倡古制以振衰世之风，却不得其时的焦灼感，几乎席卷了一代士林思潮，身为典礼的沈鲤不过风云所会罢了。

从锐意复古到不得其时，沈鲤与朱翊钧君臣之间的遇合，也正是万历朝局纷繁复杂的一个缩影，个中关键或即在立储事件，而我们的一代典礼沈鲤与一代典乐沈璟恰恰也因这一事件而交集。万历十四年春，郑贵妃生子，晋封皇贵妃，沈鲤率僚属疏请册封皇长子，并晋封其母恭妃，沈璟、姜应麟、孙如法等人措辞尤为峻切，俱因此而被贬；沈鲤复上疏，并请宥沈姜等人，虽被问责，却始终不让。万历十六年，沈璟返朝，同年，沈鲤辞归，次年，沈璟因卷入顺天府案，也辞官返乡。于沈鲤而言，朝堂典礼，复古自任，最终不过修得一部《大明会典》；于沈璟而言，辞官后却开始以典乐自任，遂于南曲锐意复古，以考宋元旧曲为式，最终撰就《南词新谱》一种。

如果说，沈璟的闭门考律，实是以治学的方式研治南曲，因此，所成《南词新谱》实际标志着晚明曲学的独立；那么，沈鲤素讲礼学，最终成全他的是以治学的方式治礼，典礼不成，遂以史家名世。经世治国，乱世著书，成弘以来礼崩乐坏，士大夫经世不能，最终却成就了晚明学术的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