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城市社会学家芒福德认为城市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和聚合力。不同文化的汇聚，使得城市呈现开放和融合的特点。他把城市比作容器：“这种容器通过自身那种封闭形式将各种新兴力量聚拢到一起，强化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从而使总的成就提高到新水平。①”这也就是说，外来各种文化的进入和相互碰撞，不仅使城市具有了天然的多样性，还能形成新的产物。在当代流动性加速的全球化背景下，城市更是成为了异质多样叠加和互相杂交融合的斑杂空间。以往学者强调城市空间和文化的多元性和复合性，大多认为城市挪移和吸收了其他地方的文化，倾向于把城市里各种文化看成平面的静态的简单汇合和拼凑，这与更为新近提出的混杂性概念是有区别的。
“混杂性”(hybridity)是一个来自生物学的概念，最初是指种类不同的植物或动物交配产生的杂交品种，后来逐渐用于社会学和文化研究领域，比喻当代世界多元混合的文化现实。这个概念的提出是对纯粹性、一致性和整体性的主流文化观念的挑战，提醒人们注意非主流的，异己文化的积极意义②。已有研究关注到文化的混杂性，但是大多是对他者的解读或者是文学影视作品的分析，从中国现状进行具体细微研究的不多，较少结合城市空间的角度进行论述。我国现实社会中大量存在的文化混杂化现象，这也需要学界重视。
上海这个城市由于其特殊的历史，多种文化汇聚，而形成了既冲突又相容的文化品格。一如墨菲所说：“这个城市，胜于任何其他地方，理性的、重视法规的、科学的、工业发达的、效率高的、扩张主义的西方和因袭传统的、全凭直觉的、人文主义的、以农业为主的、效率低的、闭关自守的中国——两种文明走到一起来了”③。郑土有在《冲突·并存·交融·创新：上海民俗的形成与特点》一文中也指出，现时上海民俗由土居民俗、外地民俗、西方民俗三部分组成，“在上海民俗的形成过程中，三要素之间的关系是极为复杂的，既不是简单的相加，也不是机械的拼凑，而是一种共时的融汇、历时的沉淀。①
田子坊是上海城市空间混杂性的一个缩影。它是沪上最热闹的历史文化街区之一，是上海的重要文化地标或城市新名片，在这里，人们似乎可以领略上海这个城市的新旧、中外、传统与时尚、地方与全球等等各种文化元素。为何会产生这样的混杂性？这些混杂性由哪些内容构成？是什么力量在背后推动？具有怎样的启发意义？这是本文想要探讨的问题。
一 田子坊空间的多样与混杂田子坊位于上海市中心泰康路上，原名“志成坊”，始建于1930年，由著名画家黄永玉根据《史记》记载的我国古代最年长的画家田子方之谐音而取名。这里曾是法租界的边缘区，泰康路的形成原是法租界筑路扩展的结果。其北部处于法租界内，文化有着较高的层次；其南部则主要居住着市井平民，南北文化可谓迥异，但又融合在一条路中。与田子坊临近的新天地作为旧城改造区广受关注，研究者认为其代表了上海在追求国际化过程中地域性空间的命运②，是上海全球化过程当中文化遗产资本化的明证，也是全球化的在地化表现③，田子坊也是这样的空间。深入田子坊，会发现这里是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各种文化交流的汇合点。这里有现代都市的时尚与繁华，这里也有传统的遗留或过往岁月的延续。在这个特殊的空间里，既有全球化的气息，又有各种地方文化和传统文化元素。人们可以在极端现代与古老传统两种氛围中穿梭。现代化的店面里面却是古色古香的物品，比如一家定制T恤的店，门口的模特穿的是京剧脸谱的印花服装；一些香料小店出售过去很流行的雪花膏；一家饰品店门口摆着一尊穿着过去的绿色的邮差衣服的女人雕塑。这里既有保存了“海鸥”、“双妹”这类怀旧老牌的店铺，也有“气味图书馆”、“天空之城”这类古灵精怪的创新小店。这些小细节无一不体现出田子坊的包容性。琳琅满目的商铺、酒吧、画廊、艺术家工作室以及创意门店纷纷集合在一起，从服饰、美食到陶艺、剪纸等等，都应有尽有。它显示出丰富多样的趣味性和海纳百川的国际化风潮，让来自各国和各地的人们感受到其他城市较少有的多元文化碰撞的趣味以及中西风情的曼妙结合：既有神秘的大上海风情，也可以发现美妙的异国风情，因此满足着多样的文化需要：外国人觉得这里很上海，中国人觉得很洋气，老年人觉得很怀旧，年轻人觉得很时尚，当然也有人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怪异的空间。新旧交融使这里丰富异常，既不失新鲜朝气，又饱含着深沉韵味。
(一) 作为艺术创意空间的田子坊泰康路曾是上海打浦桥地区的一条小街，是一个不起眼的马路集市。田子坊所在原来都是陈旧破败的石库门里弄和废弃的弄堂工厂。1998年末，由著名画家陈逸飞、尔冬强、王家俊等率领“一路发文化发展公司”入驻之后，开启了我国自筹资金利用旧厂房建设创意产业园区的先河，并在园内率先成立由创意产业企业自发组织的知识产权保护联盟，成为上海市第一个城市更新与历史建筑保护相得益彰的示范区④。1999年初，卢湾区政府与街道办事处将泰康路明确地定位为工艺美术品特色街。伴随着画室、艺术工作室、设计公司等逐渐增多，田子坊内已无剩余旧厂房可用，文化创意产业聚集区逐渐扩张至北面的石库门历史风貌民居区内。已入驻的商家、艺术家，参与管理和筹划泰康路艺术街，他们集各自的智慧和能量，使这里在短短两三年时间里形成了一条艺术街的雏形，并被称为“上海的苏荷(SOHO)”。
田子坊是一个时尚地标性创意产业聚集区，是不少艺术家的创意工作基地。从这里进出的画家有300人之多，入驻的艺术品、工艺品商店已有40余家，入驻的工作室、设计室有20余家，被网评为上海最具文化艺术气息的五条街道之一，俗称为“新天地第二”。厂房改成的工作室经过艺术的再现体现出不同的风格和氛围；陈逸飞的工作室体现了古朴、凝重的建筑特点，尔冬强的工作室体现出后工业革命时代留下的痕迹；由此改变了这里原来作为生产和生活空间的性质。
除了旧厂房，石库门里弄居民区也逐渐染上创意艺术氛围。迄今为止，泰康路上的210弄、248弄和274弄的671户居民中已有400多户把房屋出租，用作经营工艺品、首饰、服装以及酒吧和特色餐饮。而其旧工厂区域内已吸引了包括来自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法国、英国、新加坡、日本、中国香港等在内的26个国家和地区以及国内20个省市的共179家中外创意企业入驻。这里不仅经营者的国别是多元的，且其业务也呈现多元的性质，既有陶艺工作室、油画工作室、摄影工作室，也有美术、服装、建筑、广告、室内等设计室，此外，艺术馆、书店、古玩店、服装服饰店、咖啡馆、酒吧等充斥其中。两类区域共吸纳就业人员达800余人，其中外籍人士80余人，包括美国的陶艺家杰米，他开设的陶艺工作室引来众多的“老外”在这里学习陶艺技术，还有香港的著名陶艺家郑祎，他在这里开设“乐天陶艺馆”进行跨国界的交流。
田子坊目前已经形成了以室内设计、视觉设计、工艺美术为主的产业特色，成为上海乃至国内最具规模和影响力的创意产业发展基地。在石库门组成的弄堂窄巷中，不仅有许多艺术家的创意工作室，还有很多异国特色餐饮、时尚展示、创意小铺等，汇聚了世界各地不同的娱乐、艺术和时尚文化。虽然这些创意空间，最终都成为了商业空间或旅游空间，但外来者对这里的海派艺术创意符号仍感知强烈①，说明这里的文化艺术气息较为浓厚。
(二) 作为文化遗产空间的田子坊上海的石库门建筑虽然起源晚至19世纪中叶，但发展到1930年代前后，已占据上海住宅面积总量的六成以上。然在当代城市大拆大建中，遗留下来的石库门建筑成为上海城市文化的主要遗产。近年，“石库门里弄建筑营造技艺”和“石库门里弄居住习俗”分别入选了国家级和上海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著名学者阮仪三指出，里弄是上海从过去向现代转变过程中城市居住模式变化的重要见证，现在遗存的上海里弄保留了中西合璧的历史建筑，而且具有一定的规模性，浓缩了上海市井生活。里弄这一近代民居类型代表了不同于任何时代的文化特征，并创生出了特殊的建筑艺术特色，孕育了富有时代性的文学艺术作品，培育了城市文化特点，对于今后的城市标志、街道景观、市民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里弄建筑具有世界文化遗产价值②。而田子坊不仅较完好地保留有石库门，且在这里开始发起石库门申遗宣言。这里的“志成井”等老井不仅属于石库门文化保护范围，在2011年凿井技艺也被单列为上海市级非遗项目。
同济大学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中心制定的《上海泰康路历史风貌区保护与利用规划方案》，将田子坊规划为“集里坊居住、文化创意产业和艺术消费休闲为一体的现代新型里坊社区”，希望能再现风貌区里坊社区的历史内涵，展示近代社区发展的传承脉络，营造未来城市生活新型社区③。这样的规划目的，自然会有意突出或保留其历史文化遗产，也就是延续地方文脉。
田子坊是在旧街坊老弄堂的基础上营造出来的。田子坊所在的泰康路形成于上世纪30年代，周边留存着上海从乡村到租界到现代城市发展的各个时期、各种类型的历史建筑，有典型的江南乡村民居、西式的洋房、中式的石库门建筑与新式的里弄建筑，并且遗留下1970年代后陆续建造起来的不同年代的厂房，它们同时记录下上海开埠以来社会经济发展的历程④。石库门在上海，是地方文化的延续和保留，从其外形建构和功能看，本身也是中西文化混合的产物，呈现了现代化大都市的另外一面。
田子坊建筑的特殊性在于，在这么小的里弄中集中了不同时代、中西合璧多种不同的建筑样式。不仅有旧厂房，也有老式的洋房和独栋的洋房，上海的旧式里弄、新式里弄等各类建筑风格全都有。建筑学者指出，物质形态空间起到了历史记忆激活器的作用。历史记忆如果能在具体的物质形态和空间环境中有所附丽，则历史记忆不太容易中断。如果物质空间要素是历史上留存下来的，并且凝聚了集体记忆的特征，则很容易成为社会心理上的地标①。而且田子坊不同时期的建筑体现了历史的衍展性，并保留了大量空间历史信息，也具有重要价值。②这里有着丰富多样的城市空间：古典主义、现代主义建筑和传统民居、新旧里弄在此交汇和融合，其中尤以石库门建筑最为丰富，共有20余种形态，其类型之多，保存之完整，也属上海独有，如其他地方的石库门里弄建筑大多是直角的，而这里却存有两个半圆的拐角建筑。人们可以在这里捕捉到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或五六十年代的上海人生活的影子和地方特色，一些老房子的历史信息，如斑驳的墙砖、老门和陡峭的楼梯等③。田子坊很好地保留了原先的里弄肌理，为这里留下了不同风格的建筑元素：条石门头、黑木门、铜环、壁柱、格扇窗、落地长窗、匾额等，这些石库门特有的元素给人历史厚重感，独具风情。在古色古香传统砖木构建筑的不远处就是雕刻华丽精湛的巴洛克风格房屋。各个时期、各种类型的建筑贯穿田子坊的发展脉络；也带来多元化的里弄生活。因此，这里成为了观察旧上海生活景观的窗口。
这里除了石库门建筑文化遗产，还有无形文化遗产的传承活动。其中，“海派手工技艺传习所”公益项目，由上海民间文艺家协会、上海工艺美术学院、黄浦区文化馆、上海守白文化艺术有限公司四方共同创立，利用周末时间进行传统工艺的传承。传习所从2014年5月成立至今已经成功举办了各类工艺美术大师公益传习活动50余场，近4000人参与了公益传习活动，其中包括手工编织、香囊制作、粽编、手工面塑、扎染、皮艺、剪纸、纸艺等。传承人现场教学，并与学习者互动。许多年轻的妈妈带孩子来学习，带动了传统手工技艺文化的传承和延续。
(三) 作为旧上海记忆的生活场域上海城市的特殊性体现在既有国际化的摩天大楼，又有地域性的空间遗存。在现代化的建设中，昔日的里弄大多被拆除、改建，城市的肌理不断被现代空间所取代，少数遗存下来的地域性建筑在高楼大厦的夹缝间生存，城市居民已难得再觅以往的生活方式和空间感受了。于是，弄堂、亭子间、铜制的门环等曾经是普通上海人最常见的生活空间和上海地方文化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今日都成为老上海人在急剧的都市变迁过程中所追忆、缅怀的对象。田子坊是上海遗留下来为数不多的老弄堂，它与其他历史景区最大的不同就是，依然有很多居民在这里生活。虽然很多住家已经把房子出租给了商户，使得原来的纯私人空间变成了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混杂在一起的市井社会，但还有不少原居民生活在这里，使得这里依然充满生活气息。于海在谈到田子坊旁边另一处拆旧建新的石库门遗址——新天地说：“新天地所以没有老上海之感性，根本在于它没有市民，没有真实的居民生活，从而没有石库门街区最常有的市井情调。它的老上海场地是消费主义且是绅士化的，所以仍然是与真正的本土脉络不相干的，这是一种伪上海nostalgia”④。因为田子坊有老居民生活在其间，人们似乎还可以从中寻觅过往生活的痕迹和影子，寻找老上海的感觉。
田子坊内不仅保留有老旧的石库门建筑，而且石库门作为老上海人的生活文化的空间载体，其本身承载了人们的民俗文化记忆。因为旅游开发，原来的私人住宅变成了人们寻找老上海的文化消费体验场所。游走在田子坊，时不时会见到楼上住户的窗下挂着五颜六色的衣裤、弄口的方桌围坐着打牌的人们。缠绕的电线、门前的水井、店里卖着的老上海雪花膏、1980年代标志装饰的绿色信箱，这些极富纪念意义的往昔之物一下子唤起人们许多的记忆。有人描述这里：“亲切、温馨和嘈杂，浪漫、悠闲和奢华，流连忘返、难以割舍，那是一种老上海的味道，一种都市风情在城市角落的遗存，一种陈年记忆的回味”①。也有人说：“在田子坊的弄堂里找个露天茶座，泡一壶茶，看着来来往往的游客，似乎就望见了王安忆笔下《长恨歌》中的感性、拥挤的上海弄堂远处的酒吧、摇曳的灯光、飘缈的歌声，仿佛遇见了那个夜夜笙歌的上海滩；田子坊里的旗袍店很多，还张贴着老上海的画报，有时走过几个清新雅致的身影，好像那就是王琦瑶。田子坊里的餐厅有的到晚上就变成了酒吧，起的名字也都诗情画意，墙纸、窗帘都充满了怀旧色调，复古的黑色吊扇更是点睛之笔，着重刻画的石库门门头，暖红色的光影，小资情调的挂画，听着周璇的《天涯歌女》或是《四季歌》，这些浓烈的老上海味道使人们无比眷恋”②。这其实道出了他们透过田子坊所引起的怀旧心情。旧上海的记忆就是依赖这些有形的物与景象，以及似曾相识的声音、气味、氛围，稍纵即逝的人影以激发和唤醒的。
在这里游走，犹如在不同时空中穿越：“走过了盛唐牡丹的优雅；望见了金粉世家的纸醉金迷；穿过了圣石传说的石器时代：坐入了泰迪之家的熊的怀抱；在‘初’体会了人生若只如初见的美好：在‘雅’品一壶淡雅的清茶；在‘殿’怀旧着花样年华”③。这段体验性文字虽然带有广告性质，却形象地道出了田子坊所带给人的梦幻情调。这里许多店铺是走新潮的设计和陈旧的底版相结合的路线。有一家餐厅是用“公社”做店招，连点餐本、餐巾都用大红色，就连装饰花都是红色的。当然，这种怀旧或文化符号的制造，在现代的时尚都市里，不仅是呈现某种记忆，更是一种标新立异，是为了制造异文化和突兀感、冲击力。这儿有老上海那种你侬我侬的风情，有些旧，有些创意，还有些故作风雅。
田子坊散播着独有的烟火气息，让人体验到现代大都市里的小市井生活，各种新旧文化元素琐碎而纷杂地交叠在一起。这种被艺术化了老弄堂及其生活，成为了吸引远近游客来此的原因。我们在访谈中得知，外国人不喜欢外滩那样的地方，更喜欢田子坊，因为这里更多烟火气。这里喧闹的商业街区，没有繁华都市的奢华，更多平民的朴实，带一点合潮流的趣味、异域和复古情调。更主要的是这里仍有原来的居民生活着，由于商住混同，充满了生活气息，让人感受到老上海人的生活方式。这里的老住户的生活，也常常成为游客偷窥的对象。当然，这里不仅仅有石库门这种物理空间和实体依托给人们的刺激，还有许多通过艺术手法表达出来的过去的物和品位，如李守白剪纸中的“上海童谣”“石库门”等系列，如在弄堂口售卖的上海雪花膏等。这些都给游人制造了一种怀旧、浪漫的梦幻感，使得文化可以被感知，记忆可以触摸，从而增加其吸引力。
(四) 作为旅游休闲消费体验的商业空间地域性符号是文化的卖点，田子坊保有上海城市传统的石库门建筑，还有着各个时代的工厂建筑，这些都成为其地域性符号和文化资本。不可多得的文化遗产、艺术氛围，使田子坊在不经意间变成了文化休闲消费地带。2010年，田子坊正式被批准为国家级3A景区，成为了主要面向外地人、外国人的旅游点和本市居民的休闲区。
作为旅游休闲空间，田子坊需要为国内外游客提供审美体验和消费实践活动，文化的多样性在此得以体现。旅游空间的文化展示不是原样呈现，而是需要加工变形，或丰富和包装，同时借用和移植其他地方或民族的文化，以增加多样性④。在这里，不同时代不同风格形形色色的文化景观共存并置。迂回穿行在迷宫般的弄堂里，从茶馆、露天餐厅、露天咖啡座、画廊、家居摆设到手工艺品，可谓应有尽有。在田子坊248弄15号一处短短的弄堂里，日式居酒屋、“吉事果(CGURROS)西班牙经典美食”、“imj庙街炸肉条”、“中街1946”、“弄堂豆花之弄堂大个子薯条”几个毫无关联、甚至风格迥异的饮食店，就如天生就是邻居一样混搭在一起，而不会被嘲笑为归置不合理的空间。而专门售卖豆花和薯条的小店，却聚齐了各种口味：上海风味辣肉豆花、弄堂豆花、麻辣酸辣豆花、变态肥肠豆花、芒果西米豆花、抹茶红豆花、太极豆花、五彩蜜豆花和姜汁豆花等，薯条则有海苔芝士、芥末色拉薯条、经典番茄味、奶香芝士、苏菲儿酱、蜂蜜色拉、泰式酸甜、榴梿薯条等，从名称看，已经充分展现了其多样性和文化混杂性。
在国际化都市上海腹地的田子坊，自然不会缺乏异国文化和外国消费者，在这里不仅有国内各地特色的小吃、物产，也有异国风物风情的展示、以及生活方式的销售。全球各地的饮食很多都可以在这里找到身影。客人可以品尝到各种口味的西式餐饮，如：卡布奇诺、意式特浓、美式清咖、焦糖玛奇朵等各种不同风格的咖啡，提拉米苏、芝士蛋糕、披萨、意大利面等不同西式餐点，雪碧、可乐、柠檬可乐、各式奶茶等。酒吧、咖啡屋、各种洋文招牌等异文化元素，也是一种人文景观，加上来来往往和沿街随处可见的咖啡酒吧饮料店里休息的不同肤色和着装的外国人，令人感觉置身于异域他国。与此同时，田子坊也是国内各种文化竞相展示的舞台。作为一个对外开放的旅游空间而多样，多种力量，包括相互矛盾的力量在此较量和制衡，因此，导致无序而混杂。
田子坊作为旅游休闲消费空间同时也是购物空间，田子坊中的商家店铺众多，其中以体现本地文化的手工艺品最多，像雪花膏、旗袍、银匠、剪纸等都浸润着老上海的风韵。以上海标志性景观为图案的各种冰箱贴等饰物、手绘上海原创明信片、上海手表、老克勒、阿拉丝语、上海女人、上海女人雪花膏、老上海冰棍、老上海芝麻酥等等为店名，就是标志上海本土本地的文化特色，并有浓浓的复古气息。即使本质上并不属于上海，也要故意在名称上拉近与本土的关系，如把其他地方都有的芝麻糖、花生糖包装成有老味道的“老上海特产”。还有海派餐厅、本帮菜、私房菜，等等，都是强调地方和传统，甚至有的店本身就是以上海记忆为卖点，如弄堂里有家“摩登红人”售卖上海特色的化妆品，店里商品的包装设计全部是上世纪上海月份牌女郎头像。
上海作为国际大都市，这里也不乏外国特色的产品和餐饮：BearaBeara牌的英国复古风品牌皮具、菲丽嘟瑞典传统糖果、兔子威廉的英式茶屋、泰迪之家主题餐厅、泰式东南亚风味的星岛食堂等等。这里有地道的意大利风味、西式的芝士蛋挞、巨大的土耳其肉串、纯正的日本料理、各式欧洲咖啡。而且在这里，时常可见张扬的异国情调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混搭。一家西班牙风格的画廊中，有一副以波普风格表现中国兵马俑的油画；蓝白地中海风格的饰品店门口陈设了一对石狮子。木雕的大象摆放在一家泰国餐厅门口，而日式的茶室，以木板刻字、纸制灯笼、竹板挂牌、榻榻米座位，昭示着自己的风格。
同时吊诡的是，这里还有许多内地各个省市的当红小吃，如：大众点评人气小吃“降龙爪爪”、老长沙钱记臭豆腐、主打星岛海南鸡饭、入选“舌尖上的中国”的靖江蟹黄汤包，等等。甚至在这里，在一向忌辣嗜甜的上海竟然有一家乡村风格浓郁的特色辣椒店，里面的唯一商品就是辣椒，红辣椒被绑成一串一串地挂在墙上，令人感叹这里文化的混杂和包容。
一如其他旅游休闲区，田子坊除了出售饮食和地方特产之外，还有许多售卖手工制品和日用小商品的小店，以及各种传统民俗服务小店。与一些民族旅游景区的“传统发明”稍有区别，田子坊更少塑造某种大型文化景观或文化标志物，而是通过各种各样的艺术品和手工艺品来传递其多样信息，众多知名的创意工作室，从贵州山寨里的刺绣手工到南美创客的首饰店，应有尽有，是一种没有统一标准的组合，多样、杂乱、零碎，不为一个整体。有的以手工原创为卖点，如“银饰之家”、“兿和原”原创手工饰品、兴穆手工、本色专业手工皮艺坊、周小姐的手工店，私人定制，现场剪纸、“老土布”、皮草编，强调纯手工工艺和原创；也有从义乌批发的“百家姓钥匙扣”、各种新奇玩偶、女生小饰物和小包等。此外，还有原创香氛体验馆、私人小众调香、中医养生采耳、采耳文化体验馆、瑜伽休闲会所、编小辫子、塔罗咨询(算命)、玩具店、山海工坊，等。这些店铺都有着自己的独特性，但各家之间未必有内在的联系或一致性，体现着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地方与都市、边缘与中心各种文化的交集。因此，田子坊如今已经成为外地游客来上海必去的游玩之地，年轻人喜欢享受其中的小资情调，学者会来这里研究建筑与社会文化的变迁，也有人是想借此了解上海人弄堂生活的实景。
田子坊蕴含了多元文化，这里有老上海人的记忆和怀念，有年轻人对于未来的向往，有外地人对于魔都的想象。田子坊空间的斑杂样态，也许可以用后殖民理论家霍米·巴巴的“第三空间”①理论来解释。这种居间协商空间，既强调文化多样性，更凸显文化差异性，能够最大化接纳和包容各种含混、矛盾与模棱两可。第三空间既是田子坊的现况，也是整个上海城市空间的写照。抑或说，上海城市空间的混杂样貌正是以田子坊为映像。
二 混杂性空间形成的原因上述我们介绍了田子坊的混杂性表现。其实，上海城市的混杂性是早已有之，并受到关注。上海早在上世纪早期就被称为“魔都”，意在形容其错综迷离的世相。熊月之曾撰《异质文化交织下的上海都市生活》，分析了近代上海城市文化的多元特点及其形成原因：
世界性与地方性并存，摩登性与传统性并存，贫富悬殊，高度分层，这使得近代上海市民文化呈现驳杂奇异的色彩，有中有西，有土有洋，中西混杂，现代与传统交叉，都市里有乡村的内容和基因。……多元、混杂是大城市民众文化的共性。上述现象在纽约、伦敦、巴黎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但都不像近代上海那么突出。考其原因，不能不归结到上海城市特殊的发展道路，人口来源多元，社会组织多元，行政管理多元，城市文化整合能力薄弱，特别是人口积聚不是因城市内在需求在较长时间里缓慢增长的，而是在外力作用下在短时间里急速涌入的，由乡民转变为市民的周期太短，速度太快，身在城市而神在乡村。纽约、伦敦、巴黎的民众文化有如西餐，虽然混杂，但有一道主菜，一主多辅，上海民众文化则如什锦拼盘②。
上海历史上就是一个藉由移民形成的城市，而后有过近一百年的租界历史，使之处于中外两种权力控制的边缘地带，受到多种文化的影响③，华洋杂处、东西并置造成其文化的多元混融特点。与全国许多城市有所不同，上海是一百多年中逐渐汇聚了江浙粤等地的移民而形成的新式现代都市，并且曾作为各国租界而容纳大量外国人在此定居。在“西摩路”(现陕西北路)，形成了当时有名的“洋人街”，住在那里的有英国和法国的富商、犹太难民和美国水兵，还有许多西班牙人、葡萄牙人和白俄人。旧上海的租界遗留下来的殖民文化，“跨国的”和“国别间的”文化比比皆是。在改革开放后，这座国际大都市又不断有外籍移民进入，甚至形成了各类聚居区：日韩人聚居区、陆家嘴各国人混居区等。他们不仅在此居住，还带来异文化，各种西餐、洋节、洋装或洋派头，等等。除此之外，上海在现代城市化过程中，还吸纳了大概1000万左右的内地人口，他们的生活方式还多少保留了自己家乡的传统，成为“城市乡民”④，这也增加了城市空间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当然，今天上海城市的混杂性与这些移民有关，更与全球化的大背景相关。全球化意味着某些技术、资本、信息和文化、商品等要素，超越了民族国家和地域的隔离，而在全球范围内广泛流通。日益增长的跨文化传播、流动、迁徙、商贸、投资、旅游，所有这些都增强了文化多样性⑤。聚焦于田子坊，也可以发现上述这些特点。田子坊的混杂性主要源于开创时期吸引了大批外籍人士参与。田子坊的营建正值上海历史上第三次移民高潮之际，其弹丸之地云集了26个国家和地区的经商人士。据有人调查，2008年，田子坊注册在档的企业中，24%的店主或合伙人是外籍，14%为台湾人，还有3%为香港居民，只有21%为上海本地人，还有25%是来自中国其他地区的。剩下13%的店主所属国籍不明①。田子坊在产业聚集的初期，便将名家工作室与艺术设计作为园区核心的发展内容，并且明确规定外籍人士与海外归国人士拥有优先入租权，其主要目的在于引导多元文化、风格融会于园区中，打造创新创业的自由氛围。泰康路的东端屹立有陈逸飞设计的“艺术之门”跨街雕塑，雕塑上方的飘带意味着把五大洲四大洋的艺术家们联结在一起。田子坊内的一座五层厂房被改建成现代办公楼宇，在5000平方米的大楼里引进了10个国家与地区的艺术人群，他们在这里设立了设计室、工作室。厂房门前有10根旗杆上飘着10面不同国家的旗子，犹如一个小型国际艺术博览会，显示着这里是中西方文化交融之所。而田子坊的蓬勃发展，聚集了来自世界各国的多元文化，创新与时尚的形象备受游客的欢迎，成为上海市各区在建构文化创意产业经营模式时所效法的重要对象②。
田子坊凭藉有历史底蕴的石库门和里弄，以及老厂房改造之后的艺术空间，吸引艺术家、文化创意者、商家和游人，由此变成一个多元文化空间。这里充满了各国文化融合之景观特色，就像一副城市景观的“厚描”油画，呈现了一种斑驳色彩。这里又像一个世界大客厅，来自各国的观光客和国外采风者、创意人员在这里休闲、浏览、思考、创造，寻找灵感，感受新奇。各类异国餐厅、咖啡馆与小酒吧错杂于创意工作室之间，使这里成为创意工作者相互交流，激荡创意的地方，也是游人的逗留处，商业、服务业等产业也在此发掘商机，自然成为了多功能空间③。
法国巴黎玛黑区在非规划控制的前提下由工人阶级社区成功转型为创意社区，成为充满了浪漫、时尚、多元，以及宽容的地方④。田子坊与之类似，不是政府规划一步到位，而是商家、艺术家与原居民不断协商并逐渐改造而成的创意社区。田子坊商街兴起于居民集体非法的“居改非”，从一开始就不是政府规划好的，它没有总体规划，店铺的进入和退出全在几百个业主和居民房东的讨价还价之中发生⑤。它是在一种无序或是民间自发状态下进行的，虽然后来政府的力量有跟进，但是对于整个社区空间的管理，却没有太多的作为。因此，导致后续的发展也是无序的，不仅空间的使用是商居混合，旧城更新也是较为随意而无规划的，保留了许多历史的建筑和格局遗留，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多元和混杂。
田子坊空间的混杂性与其前身今世的变革有关，也跟上海这个城市的特点和历史有关，还与当今的城市发展与文化保护等时代背景相关。田子坊属于旧城改造成的创意园区，这样做符合现代城市规划思想：“可以避免城市文脉的中断，不仅能保留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建筑，而且通过历史与未来、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洋、经典与流行的交叉融合，为城市增添了历史与现代交融的文化景观，不仅对城市经济发展产生巨大推动作用，而且使城市更具魅力，给人以城市的繁华感、文化底蕴的厚重感和时代的生机感”⑥。这样做，当然也会带来历史厚重感和新旧杂陈。
田子坊虽然只是上海泰康路上的一个窄小街坊，但是其混杂性的特点却可以放大到上海整个城市。上海的半殖民历史从外部造成中外文化的硬性嫁接和融合。也就是在各种场合，或明或暗的中外各种思想的相遇、碰撞、冲击、接纳和异化，导致这个城市要比其他地方更为宽容和更受多元文化思想影响，外来的文化对本来就不牢固的地方文化形成了强大的磁场效应。与此同时，上海文化的地方性也在短时间内被建构起来，所谓“海派”“本帮”，即是指上海特色。
也许是因为曾经有过租界的历史，上海这个城市对于异文化是不排斥的。除田子坊外，上海西郊还有一条很火爆的休闲饮食文化街——“老外街101”，整条街充满了欧亚等各国风情：有日本、泰国、印度、印尼、伊朗、墨西哥、美国、德国、西班牙、比利时、希腊等14个国家的主题餐厅酒吧23家，大多是外籍人士自营。街两旁写着各国文字的招牌让人恍若置身小联合国。每一餐厅都在店面装潢、店堂设计和菜肴上体现自己国家的特色。在上海不仅有外国人街，还有外国人弄堂，上海城市里这种掺杂着异文化的公共文化空间，营造着一种交融的文化，使得东西方文化(元素)汇集、交流、渗透、融合。不同种族、不同国家、不同地域、操不同语言的人可以在一起和平共处，诠释着上海国际大都市的包容和多样。
在全球化和现代化背景下的今天，传统是作为文化遗产和吸引外来者，特别是西方人的地方文化资源而被保留的。国内外有许多案例都可以证明，在全球化背景下，当代文化环境处于空间并置交错状态，传统文化空间被加入新时代的文化元素而重构，于是使得当代文化呈现多样混合的样态。著名建筑学家柯林·罗(Colin Rowe)就战后现代主义城市所出现的片段化现象，提出“拼贴”城市的概念，即不完全去掉历史陈迹，而是在此基础上把新的元素拼贴进去，造成城市新旧元素并存①，这也说明了当代城市普遍具有混杂性的特点。当然，上海城市的空间形态不能仅用拼盘来形容，她是中西文化杂交在一起。
当代城市文化的混杂性形成与全球化带来的文化流动、人口流动、信息流动等密切相关。全球化带来的是文化同质化还是文化杂交化？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是后者而不是前者。全球化确实有可能消弭文化多样性，但并不是完全的均质化。在形成田子坊，乃至上海整个城市文化的多元性和混杂性的多种力量中，全球化起了主要作用。全球化趋势下的人口流动带来各种文化杂糅，使不同的文化相遇、碰撞和新生，从而产生混杂性态势。另一方面，因为全球化趋势激发了人们对地方文化的保护热情，从而造成新与旧、传统与时尚、地方与全球共生共存共荣，既相矛盾又相依存。另外，上海是大都市，城市空间的多样性和混杂性是因为城市本身的包容性造成的。城市具有包容性，人员流动频繁，不同来源、不同背景、不同目的的人相处，既相冲突又相融合，必然造成文化混杂多样。
混杂性也与全球化背景下的世界主义思想相关。德国著名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指出，世界主义的概念关键就在扬弃全球与地方、民族与国际的二元对立②。他用“内化的他者”来标定发生在一个人身上的多种文化与理性的冲突。多种生活方式的并存，个体身上容纳多种相互矛盾的方面。在今天这个时代，世界多样性的文化之间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相互渗透③，城市文化不断融合，边界变得日益模糊。文化世界主义坚持世界主义视角下的多元文化，反对排他性的文化边界与文化身份固定论的主张，倡导开放性选择生活方式、消费方式。由于世界主义导致了社会地位和文化资本的多样性，消费者往往希望变成世界主义者。④由此也可以说，在商品消费空间，世界主义更为畅行或者说更为显而易见。有学者认为，上海是中国乃至东亚地区最具有世界主义特征的一座国际化大都市：其一是其开放性和国际性，世界各地的人们在这里生活；其二，这里是中国通向世界的一个窗口，“用世界主义来描绘上海的城市文化特征应该是十分恰当的”⑤，在上海田子坊就集中折射了世界主义的影子。世界主义的观念，使得人们在言行举止及其文化品位上超越了单纯的地方和民族认同，而呈现混杂性特征。
三 当代城市的混杂性带给我们的启示如果说近代上海是伴随国内移民涌入和各国租界建立而带来了不同群体的异质性，那么如今大量的国内外移民及其所携带的不同文化更加剧了其文化的混杂化状态，但这两个时代的文化形态是不同的。前者更类似于是拼盘似的多样共处，尚能大致分出你我；后者则已经不太容易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混融一体中进行辨析，是一种长期杂处和主动认同、自觉融入的文化大杂烩。今天，我们在遭遇全球化和地球村的文化生态环境下，以城市为主导的文化战场上，充斥着各种不同的文化成分，有传统也有现代，有中心也有边缘，有外来也有本土，它们不再像工业社会时期是分隔的，而是混融在一起，城乡、上下层、中心与边缘、时尚与乡土等，都可以并存共处。这种复杂的秩序，用新近的文化研究热词——“混杂性”来表述似为恰当。
爱德华·萨义德曾多次指出文化混杂性的普遍存在。他认为：“所有的文化都交织在一起，没有一种是单一的、单纯的。所有的都是混合的、多样的、极端不相同的。”“文化远远不是单一的、统一的或自成一体的。它们实际上含有的‘外来’成分，‘异物’和差别等，比它们有意识地排斥的要多。”“各个文化彼此之间太过混合，其内容和历史互相依赖、参杂，无法像外科手术般分割为东方和西方这样巨大的、大都为意识形态的对立情况。”①对于多数非西方国家而言，混杂性理论不失为其应对西方文化帝国主义的一个积极策略，它可以既不放弃传统文化，又能够接受西方文化中的合理成分，从而在保持自我认同的同时，使自己的文化焕发出更强的生命力②。其实西方国家自身，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也无法完全阻止各种异质性文化进入并混合进自我文化体系中。
混杂性强调了文化交流的互动性以及文化之间的适应性。我们应该看到，全球化时代文化的发展不是一个单向的同质化过程，而是依据地方话语的差异、多样性、丰富性和规则，挑战既有权威体系和秩序的实践活动。我们也应该注意到，混杂性包含多样、混合、融合、互相渗透、杂乱，多样等意义，体现了城市化进程中，现代社会的多元混杂、无规律性、不确定性、多种可能性并存的流动性特征。
目前与混杂性相类似的提法有“杂交化”，这个概念强调跨文化而不是多元化，杂交化意为混合的，而不是一个一个叠加的；是一盆大杂烩，而不是同质性的聚合。既非同化，也非文化的多元共处，而总是互相渗透和混杂。当文化彼此相遇时，它们并不是简单地依次有序地排列。不同的文化会发生融合，并且最终建立一个多元的新的文化模式③。这种认识促发我们重新思考一些既定的理论。
新近文化学研究借鉴生物学中的“杂交优势”概念，形成了“多元文化杂交优势”理论。这就意味着允许世界各国文化在同样的人文环境中共同生长，移民都能找到各自发展空间。不同文化又为一国生活的多样性丰富了内容。大卫·李嘉图认为，城市以密集生存的方式，促进了异质性的交流，轻而易举地造就着文化的“杂交”。④这将为一个城市持续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人力基础和精神动力。研究发现，多元文化杂交优势在一些城市，已充分体现出来，多元文化是未来竞争力的核心。建立在多元文化竞争力基础上的国家发展，有着单一文化无法比拟的优势⑤。与以往人们对异文化涌入的警惕和恐惧相反，赞同文化杂交优势者认为，文化的创造在于对传统的抽离，不是文化的移植，而是文化杂交以后的提高，达到一种“超越城市的文化特征”。⑥文化的混成或融合交织，并不会导致文化的衰微而是相反。⑦异质性文化间的碰撞、交流和融合，为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养分。反过来，在人类早期的文明嬗变过程中，那些未受到异质性文化冲击的文明则更容易过早地终结，如古代埃及文明的消亡就是例证。历史学家汤因比指出，埃及在公元前1600年已经丧失了自我更新的能力，就已经死掉了。埃及文明的悲剧就在于它的纯洁性，它没有通过与游牧民族的文化杂交而完成自身的形态嬗变，最终成为一个“文明的化石”①。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的冲突过程，也是异质性文化相互碰撞、融合的过程，两者的文化杂交促进了人类文明形态的更迭嬗变②。但也有人质疑从母体文化中分离出来的片段或与外来文化混合形成的变异，是否能构成新文化及认同的基础。在欧洲和美国那些有大量移民的社会中，文化多元化似乎没有成为现实，相反，移民社会日益失去对原有语言和文化习惯的执着③。尽管存在对混杂性现实的不同认识态度，但其发展趋势却是不能无视的。
我们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待“混杂性”：即该理论的提出是对旧文化概念的修正。以往人们把文化视为整合社会实践的规范准则，使社会维持延续的认同，并把自己的生活方式与其他社会做出区分。新的观念提出，文化在大多数情况下表现为多种相异文化的杂陈，文化的内部构成是各种不同或相同的元素，既包含着相互沟通与交融，也包含着矛盾、对立、斗争和变化，而否认了民族文化整体性的概念。并且，混杂性的理念认为大多数文化是由本土、外来文化因素混杂而产生的文化变体，所谓的国粹或纯粹的传统文化的看法受到解构。过去，民族文化通常是以精英文化传统为表征；在今天的民主化社会中，内部文化的差异性和多样性可能得到承认和表现④。
墨西哥学者凯西亚认为拉美国家既想保持文化的纯粹性和自我特征，又想要实现现代化，这种矛盾的结果，造成了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杂陈的特殊社会形态⑤，这种状态大概也是我国正在遭遇和形成中的。在文化保护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道路上，不仅上海，全中国都有着这样一种文化混杂化发展的趋势。这要求我们拥有宽容的胸怀，也要求我们有新的视野。不能再像以往那样进行精细的专业和区域划分，而需走向融合。传统文化越来越多被融合进当代和未来文化之中，对于文化遗产的保护，也需建立在更新创造而不是固守沿袭的思路上。我们应该更多选择，重组和创意改造我们以往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智慧，在我们未来的生活中重新发现我们祖先的智慧，重新利用一切传统，又不断更新着这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