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中国正经历着快速的城市化，城市人口规模迅速扩大，城市老年人口群体呈快速增长的趋势。据预测，城市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将由2011年的8209万增长到2050年的3.8亿，占城市总人口的比例将由2011年的7.9%增长到2050年的35.8%，80岁及以上的高龄老年人将由2011年的962万增长到2050年的8256万，占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将由2011年的11.7%增长到2050年的21.46%(李强，2015)。

目前，我国城市老年人的居住安排出现新的变化趋势，独居老人的比重大幅增长(胡湛、彭希哲，2014)。根据“六普”数据，2010年城市70岁及以上独居老人已经达到483万人，占到70岁及以上老人的14.05%。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家庭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家庭小型化和核心家庭主流化使更多老年人与子女分开居住。劳动力人口空前活跃的空间流动、计划生育带来的少子化等因素也使独居成为很多老年人不得不面对的现实。近几十年来，城市住房条件的大幅改善则满足了老年人得以独居的物质条件(胡湛、彭希哲，2014)。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城市老年人尤其是高龄老人的独居比重呈现明显的增长趋势。

独居老人在居住方式上与外界隔离，与他人的交往和交流受限，可能有较高的孤独感(Loneliness)(Weiss, 1973；Sun, et al., 2011)。孤独感是一种消极的情绪体验(Jaremka, et al., 2013)。独居老人的孤独感显著高于非独居老人(Tunstall, 1966)。15%的独居老人感受到强烈的孤独感，与他人同居的老人感到强烈的孤独感的比例只有4.2%(Jennifer & Lo, 2004)。孤独感会对老年人的生理和心理健康产生极大的影响，可能造成心血管疾病发病率升高，睡眠质量变差，内分泌异常，抑郁等心理疾病发病率升高，死亡风险增大，长期遭受高水平孤独感的老年人更加脆弱和依赖，被虐待的可能性随之增加(潘露等，2015)。

但是，对于独居与孤独感的关系，学者们也有不一致的研究结论。有些学者认为，独居并不意味着孤独(Andersson, 1998)。不与子女同住不一定就会在晚年出现社交孤立，部分老人正因为孩子不在身边，反而能够充分享受自由，有更多的时间去享受生活、结识朋友、休闲娱乐等，孤独感的发生风险比较低(Wenger, et al., 2007)。由此可见，老年人在自身特点、生活环境等方面存在相当大的异质性，独居对孤独感的影响并不能一概而论。

城市对独居老人孤独感的影响可能是双向的。一方面，随着城市人口的不断增长和城市土地的不断扩张，城市的居住空间呈现立体化和封闭化。与农村熟人社会的邻里关系不同，城市的邻里人际关系呈现陌生化和孤立化(黎熙元、陈福平，2008)。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现有的养老服务体系尚不完善，独居对孤独感的影响在中国比在西方社会可能更显著(Chi & Chow, 1997；Chou & Chi, 2000；Jennifer & Lo, 2004；Lim & Kua, 2011)。另一方面，“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城市在生活便利、老年服务和保障资源等方面都具有显著的优势。中国城市老年人的子女迁移不像农村那样普遍，目前大部分70岁及以上的城市老人一般会有子女在同一城市居住，可能是“一碗汤的距离”，彼此关照且互不打扰，这样的居住安排有助于家庭和谐，减轻独居老人的孤独感(钟晓慧、何式凝，2014；Lou & Ng, 2012)。

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和城市化进程叠加，加之社会经济转型的影响，重塑了城市居民(包括独居老人)的生活。城市生活对高龄独居老人的孤独感具有多重影响，而且这些影响的发挥机制还取决于高龄独居老人及其家庭的情况。因此，城市高龄独居老人的孤独感水平到底如何，其具体的影响因素及作用机制是怎么样的，这些问题都亟待深入考察和分析。本文将基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未来十年我国城市老年人口居家养老保障体系研究”对70岁及以上的城市独居老人的专门调查数据，深入研究城市独居老人的孤独感及其影响因素，以期揭示他们的情感和情绪体验以及需求，为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数据依据，从而改善城市独居老人的生活质量，帮助他们在家庭或自己熟悉的社区安度晚年。

二 文献回顾与评述 (一) 孤独感的定义和测量

孤独感是一种主观体验，所以不同的人对孤独的理解是不一样的，这也导致对孤独感的定义尚没有形成共识。比较经典的定义涉及社会和情感两个方面，认为孤独感是由于个体感知到的社会关系和情感的缺失而造成的一种不愉快的情绪体验，是一种消极的主观体验(骆思钊、蔡笑岳，2014；De & Gierveld, 1987；Peplau, 1982；Weiss, 1973；Young, 1982)。定义上的争议也导致孤独感在测量上的差异。有的研究只使用一个问题如“您经常感到孤独吗？”来测量被访者的孤独感，完全依据被访者自己的判断。还有研究使用量表来测量，比如UCLA孤独量表(Loneliness Scal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Los Angeles)(Russell, Peplau & Cutrona, 1980)。该量表用20个问题来测量被访者的孤独感。这两种测量方法有较高的相关关系(Andersson, 1998)。UCLA量表测量的内容多，相对复杂，其针对人群是年轻人和低龄老年人；而只使用一个问题的测量方法操作容易，更适用于高龄老人(Andersson, 1998；Russell, Peplau & Cutrona, 1980)，本文就采用这一测量方式。

(二) 独居老人的孤独感

对比独居老人和非独居老人的孤独感的研究发现，独居老人的孤独感显著高于非独居老人(艾娟、张敏，2012；Go & Tunstall, 1968)；非独居老人的心理健康水平和情绪要好于独居老人(You & Lee, 2006)；独居老人的代际关系不融洽、社会关系相对较少、生活满意度低，比非独居老人更容易感到孤独和抑郁(Liu & Guo, 1998；2008)；独居老人更可能经历痛苦、不适、孤独、焦虑和抑郁(Dean, et al., 1992；Sun, et al., 2011)。

独居的负面效应在中国可能比在西方社会更显著。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老年人希望与子女住在一起享受天伦之乐(Chi, 1998)。中国目前的养老服务体系尚不完善，子女提供的支持依然是老年人获得的社会支持的主要来源(Chou & Chi, 2003)。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独居老人可能会经历更大的孤独感风险(Chi & Chow, 1997；Chou & Chi, 2000；Jennifer & Lo, 2004)。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相关研究都认为独居一定会带来情绪和社交上的负面影响。一些文献通过对西欧、北欧、南欧地区以及日本和以色列等国的研究发现，有相当一部分独居老人享受独居带来的自由，能够随心安排自己的生活，而不受与子女或他人同住的限制(Wenger, et al., 2007)。来自我国香港地区的研究表明，在社区居住的独居老人和非独居老人在主观幸福感方面没有显著差异，独居老人通过积极参与活动，妥善安排自己的晚年生活，并不感到孤独(Lou & Ng, 2012；Ng, et al., 2004)。

对于老年人孤独感的城乡差异的研究所得结论也不尽一致。来自英国的研究发现，城市老年人的孤独感的发生风险高于农村老年人，可能的原因是城市老年人获得的家庭支持和社会支持不及农村老年人(Jones, Victor & Vetter, 1985)。来自美国的研究发现，老年人的孤独感没有城乡差异。来自中国的研究则发现，城市老年人的孤独感低于农村老年人，可能的原因是农村青壮年大量迁移到城市，导致农村老年人较高的孤独感(胡宏伟等，2011；黎芝、周亮，2012)。

从上述研究看，独居虽然可能会增加老年人感到孤独的风险，但是独居并不等于孤独。某些发达地区或者中国城市的老人(包括独居老人)的孤独感水平可能并不像想象中的严重。

(三) 影响独居老人孤独感的因素

影响老年人孤独感的因素大致可以归纳为四类：人口特征、社会经济状况、社会关系和健康状况。

高龄老人比低龄老人更容易感到孤独，女性的孤独感高于男性(Pinquart & Sörensen, 2001；Savikko, et al., 2005)。丧偶、离婚、未婚的老年人比在婚老年人更容易感到孤独(Dykstra, De & Gierveld, 2004)。较高的受教育程度、居住地为城市和有宗教信仰的老年人的孤独感较弱(郭娓娓、王有智，2013；梁秋霞等，2006；王平等，2014；闫志民等，2014)。

社会关系是目前公认的影响老年人孤独感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因为社会关系的缺乏或者不和谐是老年人产生孤独感的主要原因，其他因素多是通过影响社会关系来影响老年人的独孤感。社会关系的数量和质量对孤独感的影响可能不同。社会关系的数量主要指社会关系的规模和联系的频率，社会关系的质量主要指和其他人保持很好的亲密关系(Pinquart & Sörensen, 2001)。社会关系的质量对老年人孤独感的影响比社会关系的数量的影响更重要，因为有些社会关系可能是无效的，甚至会带来紧张和伤害(Rook, 1987)。

在中国，家庭关系和支持是社会支持中的最重要的部分。家庭支持对孤独感的影响比其他社会支持和个人特征对孤独感的影响更重要(黎芝、周亮，2012；卢慕雪、郭成，2013)。对独居老人来说，子女是最重要的社会关系，与子女的交流对独居老人的孤独感有巨大的影响，与子女的交流减少会加剧老年人的孤独感(De & Gierveld, 1987)。与子女和亲人相比，朋友和邻居的支持对老年人孤独感的影响较弱(Riley & Foner, 1968:89)。

健康状况较差、生活不能自理和认知缺损的老年人更容易感到孤独。可能的原因是疾病、身体机能和认知能力的下降会影响老年人的日常活动，社会交往相应减少，因而产生孤独感(Boss, Kang & Branson, 2015；Drageset, 2004)。健康的生活方式有助于降低孤独感，经常锻炼和锻炼时间较长的老年人的孤独感也较低(高亮、王莉华，2016)。

从文献回顾和分析可以得出，由于在居住方式上孤立，城市的高龄独居老人可能会遭遇较高水平的孤独感；但是，城市生活更便利，可能提供更多的保障和服务，城市高龄独居老人的子女迁移并不像农村青壮年那样频繁，他们更可能与老人留在相同的城市甚至社区，这些有助于减少独居老人孤独感的发生。而且，不同特征的老年人的孤独感水平也不同。因此，中国城市高龄独居老人的孤独感状况可能与一般印象中的独居老人的孤独感状况不同。但以往的研究多是以全体老年人为研究对象，专门针对城市70岁及以上独居老人的尚不多见。其主要原因是缺乏城市高龄独居老人的大样本数据，研究者虽然能够从老年人的数据中提取出这部分研究对象，但是样本量小、缺乏代表性，难以得出有效的结论。

本文将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深入探讨城市70岁及以上独居老人的孤独感及其影响因素。我们首先考察城市高龄独居老人的孤独感水平，其次，我们将文献中出现的可能影响因素——社会人口特征、健康状况以及社会关系均纳入回归模型分析，来揭示影响城市独居老人孤独感的独特而重要的因素。

三 研究方法 (一) 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未来十年我国城市老年人口居家养老保障体系研究”课题组开展的“中国大城市城区70岁及以上独居老人状况和需求调查”。该调查依据我国区域分布与社会经济状况，选定上海、广州、成都、呼和浩特和大连5个城市作为调查地区，采取四阶段随机抽样设计，依次选取5个城市中有代表性的行政区域、街道、居委；从被选中的居委中，按习惯的门牌号从前到后抽取50位(上海为100位)70岁及以上独居老人作为调查对象。调查对象是2012年12月31日年满70岁及以上、在调查时常住本地区半年以上的独居老人(以晚间睡觉仅1位老年人为准)。调查时间为2013年11—12月和2014年1—4月。调查问卷包括“短表”和“长表”，在初选问卷中，认知能力得分6分及以上(总分是10分)的老人回答“长表”，得分6分以下的老人回答“短表”。本文主要使用该调查的“长表”数据，删除缺失值后，分析样本为2153个。

该调查收集了个人信息、经济收入和社会参与、健康和照顾、居住和家庭设施、文化和精神生活等方面的丰富信息，为本文提供了重要的数据支持。

(二) 变量测量和研究方法

1.孤独感的测量。本文对孤独感的测量使用一个问题“您经常感到孤独吗？”初始选项为：1“从未感到”，2“有时感到”，3“经常感到”。在回归分析中，我们结合这些选项的含义及其取值分布特征，进行二分化处理，“从未感到”编码为0，“有时感到”和“经常感到”合并为“有时或经常感到”并编码为1。

2.社会人口特征的测量。人口特征主要包含年龄、性别和婚姻状况。我们将年龄分成4组：70—74岁、75—79岁、80—84岁和85岁及以上。婚姻状况分为有配偶和无配偶(包括丧偶、离婚和未婚)。社会经济状况包括受教育程度和自评经济状况。受教育程度包括四类，不识字或识字很少、小学、初中和高中及以上。由于人们一般倾向于隐瞒实际的收入，因而收入的信息很难收集，而且数据质量不高，所以我们选择老人的自评经济状况来衡量他们的经济状况，并根据老人对自己的经济状况的评价将其分为3类：宽裕、一般和困难。

调查所在的5个城市呼和浩特、大连、上海、广州和成都，反映了不同地域和社会经济文化方面的差异。比如，呼和浩特和大连是北方城市，上海、广州和成都属于南方城市；上海、广州和大连是东部城市，呼和浩特和成都是西部城市。我们将城市作为一个分类变量，考察不同城市的独居老人的孤独感。

3.社会关系的测量。根据被访老人的社会关系构建，使用4个方面的变量测量独居老人的社会支持的数量和质量：一是独居老人与子女和家人的联系情况以及他们关系的亲密程度，包括3个变量：(1)老人与子女的居住距离，答案分为4类，即同一居委会、同一街道或镇、同一城市不同街道或镇、同一省份但不同城市或其他省份。我们取居住距离最近的子女的数据；(2)最近3个月内家人是否经常上门看望或打电话问候，包括几乎每天、每周4—5次、每周1—3次、每月1—3次、每两个月及以上1次或从来没有；(3)自评与家人的关系状况，包括很好、比较好、一般、不太好、很不好。前两个变量反映独居老人与子女和家人关系的数量方面，后一个变量反映独居老人与子女和家人关系的质量方面。二是独居老人与邻居的联系情况(数量)和关系亲密程度(质量)，包括两个变量：最近3个月内邻居们是否经常上门看望或打电话问候；独居老人自评与邻居的关系。三是近两年中是否由于搬迁、亲人或朋友去世以及其他原因而失去能给自己提供帮助的人，原始答案包括10类，重新分为3类：未失去；失去子女；失去其他人(包括孙辈、其他亲戚、邻居、朋友、社区干部等)。四是是否参加社区中各类社会活动，活动包括社区或居民活动、老年活动室或中心、社区文化中心、老年学校和户外或室内健身点的各类活动。

4.健康状况的测量。健康状况的测量包括3个变量：自评健康，分为好、一般和不好；生活自理能力，包括能自理、部分或完全不能自理两类；认知功能，按得分分为3类，即10分、8—9分和6—7分。

5.研究方法。回归模型以是否感到孤独这个二分类变量为因变量，通过拟合Logistic模型考察人口特征、社会经济状况、社会关系和健康状况对城市高龄独居老人孤独感的影响。

四 主要发现 (一) 城市70岁及以上独居老人的孤独感现状和样本分布特征

在被调查的城市70岁及以上独居老人中，从来不感到孤独的比例是39.76%，有时感到孤独的比例是44.68%，经常感到孤独的比例是15.56%。

表 1是独居老人的样本分布特征以及自变量和孤独感的相关关系的卡方检验。女性、无配偶、社会经济地位低的独居老人更可能感到孤独。样本中独居老人的健康状况较好，这可能是因为样本筛选的是认知能力得分为6分及以上的老人。

独居老人的居住环境和社会关系与孤独感有着紧密的联系。子女与独居老人住在同一居委会的约为21.6%，超过一半的住在同一城市但不同的街道或镇。还有大约7.7%的独居老人子女住在其他城市或其他省份，这个比例虽然比较低，但是当这些独居老人需要帮助的时候，子女会由于距离太远无法提供。虽然独居，但是大多数老人与家人都有比较频繁的联系，每天有联系的占26.8%，超过2个月看望或联系的只有约10.5%。独居老人对与家人关系的评价都比较积极和正面，老人自评关系“很好”和“好”的比例约为86.2%，自评“差”的只有1.25%。虽然常说“远亲不如近邻”，但是独居老人与邻居的联系频率低于与家人的联系频率，这可能与独居老人参加社区活动的比例比较低(不到50%)有关。不过，独居老人与邻居基本能够保持不错的关系，只有约1.8%的老人认为与邻居的关系差。大约6%的老人在过去两年由于搬迁、亲人去世或其他原因失去子女的帮助，约19.2%的老人失去其他人的帮助。

自变量与孤独感的两两卡方检验表明，除了年龄和是否参加社会活动，其他自变量与孤独感均有显著的相关关系。不过，这些影响因素的作用还需要在多元Logistics回归模型中进一步检验，即明确在控制其他变量的基础上哪些变量依然具有显著的影响。

(二) 影响城市独居老人孤独感的因素

城市独居老人孤独感的影响因素的分析结果见表 2。其中，如果变量的发生比大于1且显著，表明相对于参照组，该组孤独感的发生风险显著增高；反之亦然。

1.人口特征、社会经济状况对孤独感的影响。年龄、性别、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自评经济状况和所居城市均显著影响独居老人的孤独感。年龄的影响不是线性的，仅80—84岁组高龄老人产生孤独感的风险显著高于70—74岁组老人(参照组)，其他年龄组与参照组没有显著差异。女性独居老人比男性更容易产生孤独感，其发生风险比男性高约45%。没有配偶的独居老人产生孤独感的风险比有配偶的独居老人高约52%。受教育程度越高，独居老人发生孤独感的风险也越高。小学教育程度的独居老人与不识字或识字很少的独居老人的孤独感没有显著差异，但是初中教育程度的独居老人发生孤独感的风险大约是不识字或识字很少的独居老人的1.31倍，高中及以上受教育程度的独居老人大约是不识字或识字很少的独居老人的1.9倍。

老人的自评经济状况越差，发生孤独感的风险也越高。自评经济状况困难和一般的独居老人的孤独感发生风险比宽裕组的孤独感发生风险大约分别高78%和40%。这与我们的认知相契合，经济状况较差的独居老人会比较担忧自己的生活和养老，同时，与富裕老人对比也会产生心理落差，这些可能成为孤独感产生的诱因。

居住在不同城市的独居老人的孤独感发生风险有显著差异。一个非常有趣的发现是：从北到南，独居老人的孤独感发生风险是递减的。呼和浩特的独居老人孤独感的发生风险是上海独居老人的近2倍；大连独居老人的孤独感与上海的独居老人虽然没有显著差异，但是前者发生的风险要比后者高；广州和成都独居老人的孤独感的发生风险显著低于上海独居老人。

2.社会关系对独居老人孤独感的影响。我们的研究发现，中国城市独居老人在与邻居的交流中大多能保持不错的关系，但是来自邻居的支持并不显著影响独居老人的孤独感。这极大地凸显了家人(主要是子女)在独居老人精神世界中的重要性。子女与老人的居住距离往往决定着能否与老人进行频繁的联系与互动，所以子女的居住距离越远，独居老人的孤独感越强。由于独居老人对家人的情感依赖，所以对于最近3个月内与家人联系频率较低，或与家人关系较差的老人更可能产生孤独感。可见，与家人的紧密联系以及维持良好的关系有助于排解城市高龄独居老人的孤独感。

由于各种原因失去可提供帮助的人对独居老人的孤独感有非常显著的影响。与没有失去提供帮助的人的独居老人相比，失去子女的独居老人产生孤独感的风险高约65%，失去其他提供帮助的人可以使独居老人孤独感的发生风险提高约76%。可见，损失社会关系，不论是失去子女，还是失去配偶以及其他能够为老人提供帮助的人，对独居老人的打击都很大，会导致其强烈的孤独感。表 2中“无法回答”作为一类，也显著影响独居老人的孤独感。无法回答很可能是由于老年人的不可观测的健康状况或其他原因造成的，这些原因也是独居老人产生孤独感的诱因。独居老人是否参加各类社会活动并不显著影响其孤独感。

3.健康状况也是影响城市高龄独居老人的孤独感的显著因素。自评健康状况一般和不好的独居老人孤独感的发生风险分别是健康状况好的独居老人的约1.94倍和2.25倍。部分或完全不能自理的独居老人比能自理的独居老人的孤独感的发生风险高约1.9倍。认知能力在本文的研究中并不显著影响独居老人的孤独感，这可能和我们筛选样本时将认知能力较低的老人排除在外有关。回答“长表”的被访老人的认知能力基本可以满足日常生活和交流的需要，不会因为认知能力而影响老人参与社会活动的自信心以及与其他人沟通的意愿，也就不会由此产生孤独感。

五 结论及讨论

伴随着少子老龄化和城市化的进程，独居逐渐成为城市高龄老人普遍的居住方式。孤独感作为影响城市高龄独居老人生活质量的一个重要因素，备受个人、家庭和社会的关注。本文使用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未来十年我国城市老年人口居家养老保障体系研究”课题组开展的“中国大城市城区70岁及以上独居老人状况和需求调查”的数据，深入分析了我国城市高龄独居老人的孤独感及其影响因素，得到了一些值得讨论的重要结论。

(一) 城市70岁及以上独居老人的孤独感水平较低

相比于其他一些类似研究，本文的城市高龄独居老人的孤独感较低。样本中有39.76%的独居老人从来不感到孤独，有时感到孤独的有44.68%，经常感到孤独的只有15.56%左右。在上海崇明区开展的一项针对60岁及以上独居老人的调查中，具有较低水平孤独感的占比15.4%，中等孤独感的占比58.9%，较高水平孤独感的占比25.7%(Chen, Hicks & While, 2014a)。与该项研究的结果相比较，本文的独居老人的孤独感水平较低。上海崇明区以农业为主，年轻人大多都在区外就业或读书，独居老人可能会有更大的孤独感。还有研究发现，老年人(不分独居与非独居，不分城乡，包括70岁以下的老年人)有较低水平的孤独感大概在19%—51%区间内，中等水平的孤独感为41%—56%，较高水平的孤独感为9%—25%(Chen, Hicks & While, 2014b)。本文的城市高龄独居老人的孤独感较低可能在于孤独感的测量方式与其他研究不同，我们只使用一个问题来度量孤独感，而其他研究有的使用UCLA量表。UCLA综合了20项指标测量情绪和情感体验，其复杂度高，有可能导致被调查者孤独感的得分较高。此外，城市可以通过提供更丰富的生活和更加健全的保障及服务降低独居老人产生孤独感的风险。目前70岁及以上的老人还是以多子女为主，由于城市可以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独居老人的子女不需要迁移到异地而获得工作，同城不同住的居住方式使得子女能够为独居老人提供必要的支持，从而降低独居老人产生孤独感的风险。

(二) 人口特征、社会经济状况和健康状况显著影响城市独居老人的孤独感

女性、无配偶以及经济状况较差的独居老人更可能产生孤独感，本文发现的这些结果与以往的研究结果一致(Chen, Hicks & While, 2014b)。同时，这3个特征也是独居老人的普遍特征，比如，在本文的样本中，女性的比例约为71.2%、无配偶的比例约为84.4%，经济状况一般和贫穷的比例约为68.2%。这些类型的独居老人需要特别的关注。

通常来说，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老人有更多的资源来消减独居的负面影响。但是，本文发现，受教育程度高的独居老人的孤独感发生风险高于受教育程度低的独居老人。一般而言，受教育程度高的老年人拥有更丰富的社会资源，参与的各种社会活动也会比较多，独孤感发生风险比较低。但是，丰富的社会资源对情感和情绪的影响是多方面的，甚至有可能是负面的，从而会增加孤独感发生的风险。正如本文所发现的，参与更多的社会活动并不能降低独居老人孤独感的发生率。而且，受教育程度高的老年人的情感需求层次相对较高，内容也相对丰富和细腻，当较高的需求预期与较低的现实之间产生差距时，则会增加孤独感。

健康状况较好的独居老人独孤感的发生风险也比较低，这一发现印证了以往健康对孤独感影响的研究结论(Boss, Kang & Branson, 2015；Drageset, 2004)。究其原因，老年人患病以及身体机能下降会影响日常活动，社会交往相应减少，社会活动的参与也减少，更容易产生孤独感。另一方面，健康状况较差的独居老人，在日常生活中需要的帮助和照护比较多，其自我效能感差，也会导致他们产生孤独感。

(三) 城市高龄独居老人的孤独感存在南北地域差异

呼和浩特、大连、上海、广州和成都的独居老人的孤独感从北到南越来越低，表现出明显的南北地域差异。这可能和地理气候有关，也可能和城市化进程和城市建设对原有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生活的影响有关(黎熙元、陈福平，2008；刘于琪等，2017)。呼和浩特地处北方，调查进行时天气寒冷，老年人只能在室内活动，而且有很多老的小区是没有公共活动空间的。呼和浩特的城市建设速度很快，改造旧城、建造新城，打断了以往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生活的联系，新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生活的联结机制尚未建立，即使新的小区有公共活动空间，但是并没有形成能够进行有效的社会交往的环境，独居老人在这样的环境中非常容易产生孤独感。大连地处海滨，气候比呼和浩特暖和及宜人，独居老人的孤独感低于呼和浩特。上海地处长江入海口，社会经济发展程度比较高，城市生活非常便利。但是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大量的外来人口涌入上海，城市文化呈现多元性和异质性，且又没有足够的时间彼此相互融合(尹思博，2010)，在这样的环境中，上海独居老人孤独感的水平处于中间。广州地处华南，和上海相似，也是人口净迁入的国际大都市。但是，广州宗族观念浓厚，在城市化进程中原来的生活肌理没有被打断，而且广州的休闲娱乐和饮食文化丰富，这些能够为社会资本的产生提供极大的便利(周雪光，2006)，有助于降低独居老人的孤独感。成都地处天府之国，休闲娱乐与饮食文化丰富，在城市化进程和社会经济转型中能够保持传统的社会生活和情感连接，这些特点能够为社区居民(包括独居老人)的社会交往提供良好的社会生态环境(周雪光，2006)，可能使独居老人有较低的孤独感。

(四) 家庭支持能有效降低城市独居老人孤独感的发生风险

有效和亲密的社会支持对降低独居老人孤独感的发生风险至关重要，因为它可以通过促进人际关系和增加独居老人参加有益的社会活动来消减老年人的孤独感。我们的研究发现，来自子女和家人的支持比来自邻居的支持更重要，这和其他关于中国独居老人孤独感研究的结论一致(Chen, Hicks & While, 2014a)。但是在西方国家，朋友和邻居的支持对预防和缓解老年人的孤独感非常重要(Cantor, 1979；Pinquart & Sörensen, 2001)，这种差异可能与中国传统的家庭和亲情文化有关。中国人通常与家人保持非常亲密的联系，彼此间提供很多帮助。独居老人也更加看重和依赖子女和家人的支持和慰藉(Chi & Chou, 2001；Li, Ji & Chen, 2014)。虽然与邻居也保持来往，但多是礼尚往来，是浅层次上的交流，而孤独感是较深层次的情感体验，因此与邻居的交往对降低独居老人孤独感的发生风险的作用很微小(Antonucci, 1986)。我们在分析中也曾考虑加入社区干部的交往和关系状况，但是这两个变量对独居老人的孤独感没有显著影响，这可能和社区的治理和建设资源匮乏、来自社区干部的支持不能真正满足独居老人的需求有关。

在过去两年内由于搬迁、亲人或朋友去世以及其他原因失去能够提供帮助的人对独居老人的独孤感有非常强烈的影响作用。独居老人面对子女、亲人和朋友的离开非常脆弱，特别是失去那些对自己很重要、为自己提供很多帮助的人后，独居老人很可能会将自身封闭起来，也可能再难发展或接受新的社会关系，从而感受到非常强烈的孤独感(Age U. K., 2011)。因此，当独居老人的居住地发生变化，周围是不熟悉的社区，或者亲密的亲人和朋友离世时，要特别关注他们的行为和情感变化。如果出现减少社会交往，并将自己隔离起来的情形，一定要及时采取措施来关心和照顾老人，以应对和减轻老人的孤独感。

概而言之，尽管本文所使用的调查数据不是专门针对独居老人的孤独感，而且由于受经费的限制和抽样的困难，仅选取5个相对有代表性的城市来抽样，从中只能对城市独居老人的孤独感有一个总体的认知，而不能从多个维度深入考察独居老人的消极的情感体验，但是，本文实证分析所得到的结果，仍应引起社会和政府管理部门的高度重视。尤其值得指出的是，目前70岁以上的老人一般拥有多子女，家庭支持的可能性和可行性比较高。但随着独生子女父母逐渐步入老年，且人口的快速迁移流动和关系的变迁使得更多的老人和子女分开居住，甚至相互间异地居住，今后独生子女即使愿意也无法为老人提供更多的经济支持、生活照料以及精神慰藉。在这种情况下，来自邻居、朋友和社区干部以及志愿者的支持会由于其较高的可获得性和便利性而越来越重要。但是，由于我国城市化进程重塑了城市居民(包括独居老人)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生活，加之社区建设尚不成熟，因此，如何构建有益的社会生活和社会关系，使邻居和社区干部以及志愿者对老人的支持能够真正有益于老人，满足老年人特别是独居老人的需求，减轻其孤独感，已成为一项任重而道远的工作。目前在许多社区中推行的结对互助活动、低龄老人为高龄老人提供服务的老伙伴项目等，帮助了很多有需求的老人，包括独居老人，也推动了老人特别是独居老人走出家门，参与社区活动。使这些活动进一步规范化和持续进行，不仅需要社区的努力和建设，也需要国家与政府的支持和引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