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城市是经济全球化的必然产物，经济全球化是建立在交通和通讯网络基础上的各层级经济一体化的总和，在经济一体化基础上构成了城市网络，经济一体化与城市网络在层级和晋级上一一对应：区域经济一体化对应着区域的城市网络、国家经济一体化对应着国家的城市网络、经济全球化对应着全球的城市网络。经济全球化、城市的网络层级与全球城市，彼此之间相互依赖，形成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为了探索这一客观规律，本文从梳理全球城市理论出发，首先概括提炼全球城市动态演进规律，其次探索全球的城市网络的层级和晋级如何成为全球城市赖以生存发展的环境，再次探索全球城市演进规律，最后基于全球城市演进规律提出全球城市创建的基本路径。

一 相关理论综述与全球城市动态演进规律 (一) 相关理论综述

关于城市的成长规律，英国学者范登和美国地理学家诺瑟姆指出：城市发展具有阶段性规律，整体趋势呈现为倒“S”平滑曲线。在初始阶段，农业经济占主导地位，城市化速度缓慢，当城市人口超过10%时，城市化水平逐步加快；当城市人口超过30%时，城市化进入加速阶段，工业规模迅速扩大，农业人口向城市快速聚集，这一趋势一直要延续到城市人口达到70%以后才逐步减缓；此时，城市化开始步入成熟阶段，农业人口经历大规模的迁移后，人口压力减小，而且农村经济和生活条件大为改善，城市就业市场日趋饱和，导致城市对农村的吸引力大大减弱，城乡间人口实现动态均衡。^①在城市成长过程中，并不是遵循等比例规律，而是遵循规模递增指数规律。杰弗里·韦斯特指出，城市也有类似生物体新陈代谢的规模缩放效应，比如城市规模越大，人均所需的加油站数量就越少，人口规模每增加一倍，城市只需要增加85%的加油站，而不是翻倍，其他的基础设施建设也或多或少遵循同样的原则。一般来说，城市人口规模扩大100倍，基础设施只需要扩大50倍左右，产出却能增加200倍左右。可以说，当一个城市的体量达到一定程度后，其资源配置能力、人才聚集能力、话语权就会呈指数级增长(West, G. B., 2017)。综合来看，全球城市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城市化率70%以上和规模递增指数规律下的必然产物。

关于世界城市和全球城市两个概念，学界有时明确区分，有时内涵相同。虽然1915年米切尔·戈迪斯等人首先提出世界城市概念，但是英国地理学家彼得·霍尔(Hall, P.)被公认为全球城市研究的开创者。Hall(1966)认为：“全球城市处于世界城市体系的顶端，影响全世界或大多数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伦敦、巴黎、莫斯科、纽约、东京、兰斯塔德和莱茵—鲁尔等7个城市居于全球城市体系的顶端；世界城市有7个特征：政治权力中心、贸易中心、银行所在地和国家金融中心、各类专业人才聚集的中心、信息汇聚和传播的地方、大的人口中心且集中了相当比例的富裕阶层人口、娱乐业成为重要的产业部门。”之后，海默尔(Hymer，1982)筛选出了当时重要的全球城市，指出：“从世界经济视野来看，跨国公司最高等级的办公地大多集中在世界主要城市里，包括纽约、伦敦、巴黎、波恩和东京等。”Castells(2010：105)认为，1980年代以后“全球城市毋宁说是通过人力资本与其他设施被连入全球网络，不如说是通过信息网络被吸纳进世界城市体系中”。弗里德曼(Friedmann，1986)提出了著名的“世界城市假说”，认为世界城市是全球经济社会的指挥和控制中心，有7个特征：“金融中心、跨国公司总部聚集、国际化组织及国家中心、第三产业的高度增长、主要制造业中心、主要交通枢纽、人口规模等。”Castells(2010：417)认为全球城市是全球信息网络的主要节点，“它不是一个地方，而是一个聚集于高级服务业的生产与消费的流，并通过信息流将地方社会接入全球网络，并控制着这一网络的进出”；他指出全球城市是“全球信息网络的主要节点，控制着全球信息的流入和进出”。

1990年代后，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是萨斯基娅·萨森(Sassen，1991：325)的全球城市(global city)假说，她认为“全球城市拥有对世界经济的全球控制能力；纽约、伦敦、东京这3个城市位于世界城市体系金字塔的顶端，构成‘全球城市三角’，彼此之间形成了一种全面的互补关系而不是竞争关系，覆盖了世界所有时区范围，控制着全球经济系统的运行。通过对全球生产系统与劳动力系统的组织与管理，构建与复制，从而形成全球控制”。

进入21世纪，英国的Taylor(2001)等开展了世界城市网络作用力研究。拉夫堡大学“经济全球化与‘世界城市’研究小组”(GaWc)^①揭示了“世界城市”网络结构和等级关系。我国学者周振华(2004)指出，全球城市是城市化及城市发展的基础上逐步演化出来的一种高级形态。周振华(2005)还认为：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的背景下，经济全球化与信息化相互交融，各种生产要素流动的速度、规模和质量迅速提升，突破了国界线的限制，形成了全球性的城市网络，越来越多的城市联系在了一起，城市成为全球的城市网络的重要节点，国家之间的竞争表现为城市之间的竞争, 越来越多的城市代表国家参与国际竞争。经济全球化通过越来越广泛的联系，拓展了城市空间流量的范围；信息化则通过加快各种要素流动的速度与效率，增大(扩大)了城市空间流量的容量，从而城市发展日益与提高国际化程度联系在一起。经济全球化使得城市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而信息化为城市之间的联系提供了技术支撑。

综观上述全球城市研究，学者们已经形成如下共识：(1)全球城市是全球的城市网络的顶端节点，是国际经济中心、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贸易中心、国际航运中心、国际科创中心，拥有对全球的城市网络的作用力，这种作用力就是资源的集聚、配置和辐射能力，正如卡瑞斯尔(Kersl, P. K., 1995)指出的，城市有能力运作基础资源以及吸引全球投资；(2)借助对全球的城市网络的作用力，全球城市能够影响全球或者大多数国家的经济、政治和文化，进而对整个世界拥有控制力；(3)全球城市的运营者是跨国公司，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资源配置，形成了跨国公司对全球资源的配置能力。这些共识是本文研究的基础。

(二) 全球城市动态演进规律

在上述全球城市理论研究基础上，我们发现，在经济全球化背景和格局下，全球城市的生成、成长和繁荣依赖全球的城市网络，城市网络存在着明显的层级性(区域级、国家级和世界级)和逐一晋级特征，区域级的城市网络是区域一体化的结晶，国家级的城市网络是国家一体化的结晶，全球的城市网络正是经济全球化的结晶，经济全球化、城市网络层级与全球城市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相互转化、相互促进，成为全球城市动态演进客观规律。这一客观规律可以用图 1表示。

图 1以抽象示意图的形式展示了经济全球化、城市网络及其层级性、不同层级城市之间的动态演进客观规律。这一客观规律早就被周振华(2006)揭示出来，他指出：“全球化—全球城市网络—全球城市”的逻辑关系重构，不仅在全球城市网络中建立了全球城市与一般城市之间的联系，而且也有助于更准确地揭示一般城市的双重属性。结合图 1和周振华(2006)的阐述，我们发现，这一客观规律的具体内涵包括以下5个方面：(1)经济全球化的根本前提是全球的信息网络化和交通网络化，这使得物流、人流、信息流、技术流和货币流能够在全球范围内流动和配置；(2)物流、人流、信息流、技术流和货币流的集合、总和形成了不同层级和逐一晋级的城市网络(区域的、国家的和全球的)；(3)上述网络中的运营者都是企业，依据这些企业的经营空间不同分为区域、国家和全球3个层级，不同层级企业之间同样构建了各种各样的纽带和联系，形成了全球的企业网络；(4)正是全球的信息网络化和交通网络化、全球的城市网络、全球的企业网络的总和、集成，才是经济全球化的基本格局；(5)在经济一体化和城市网络格局中，形成了不同等级(区域、国家和全球)的城市，其中，全球城市处于经济全球化和城市网络的顶端，引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和发展方向。既然如此，如何创建全球城市呢？很显然，根本的前提是遵循经济全球化、城市网络层级和全球城市演进规律。为了更好地遵循这一规律，我们必须依次深入研究：全球的城市网络及其构成是怎样的、全球城市如何变迁、全球城市如何创建。

二 全球的城市网络^①及其构成 (一) 全球的城市网络

罗马非一日建成。的确，所有的城市均非一日建成。城市的建成和成长离不开城市与城市、城市与乡村之间的联系，这些联系构成城市网络。全球城市是全球的城市网络中的一员，周振华(2006)指出：全球城市的形成与发展只有放在全球城市网络中予以解释才能更具说服力。既然如此，全球的城市网络及其构成是怎样的？从经济一体化和城市网络历史演进过程中，我们发现，全球的城市网络是各个层级的城市网络累积和叠加的结晶。城市网络的层级性与经济一体化高度相关。随着时代演进，经济一体化和城市网络的时空范围逐级扩大。我们把经济一体化、城市网络、城市分为区域、国家和全球依次递进和逐一晋级的3个层级，用图 2来表示。

在经济一体化和城市网络的高级阶段，并非排除或者废弃低层级的经济一体化及其城市网络，而是低层级的经济一体化及其城市网络与高层级的经济一体化及其城市网络进行累积和叠加。周振华(2006)指出：全球城市网络不是“全球城市”的网络，而是全球性的城市网络或全球城市间的网络。在这一网络中，除了世界/全球城市外，也包括其他许多介入全球化进程并通过各种要素流和商品、服务流与世界其他城市发生联系的一般城市。具体来说，区域一体化是区域内城市之间、城乡之间的一体化并且形成了区域的城市网络，如图 3所示，箭头组合表示区域城市与乡村之间的网络链接，网络的节点是区域城市和农村；国家一体化是区域一体化和国家一体化的累积和叠加并且形成了国家的城市网络，如图 4所示，箭头组合表示国家城市与区域城市累积和叠加成国家的城市网络，在国家的城市网络中形成了国家城市+区域城市+农村的城乡格局和布局；全球一体化即全球化是区域一体化、国家一体化和全球一体化的累积和叠加并且形成了全球的城市网络，如图 5所示，箭头组合表示全球城市与国家城市、区域城市累积和叠加成全球的城市网络，在全球的城市网络中形成了全球城市+国家城市+区域城市+农村的城乡格局和布局。由此可见，全球的城市网络既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城市网络演进的最高阶段，也是这个时代区域的城市网络、国家的城市网络和全球的城市网络的累积和叠加。

为什么会出现上述这些经济一体化、城市网络和城市？城市发展史表明，经济一体化、城市网络和城市是工业化带来的。工业化导致产业的空间分工与合作，引致不同空间中企业和产业之间的合作，这些合作的形式是贸易，而经济一体化、城市网络和城市使贸易得以实现和便利。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旧的、靠本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①马克思恩格斯的分析被经济发展史所证明，不同区域间的产业分工促成了彼此之间的产业合作，区域间的产业分工与产业合作、生产者与消费者的空间分离都促成了区域间的贸易。正是这些贸易才促成了区域间的经济一体化和城市网络的形成，反过来，经济一体化和城市网络使不同地区间贸易成为可能。如此循环往复，形成了各层级的经济一体化、城市网络和城市。贸易还引致了全球城市产业结构的服务化。姚为群(2003)通过对纽约、伦敦、东京等全球城市形成过程中的内外经济环境的分析证明：产业结构服务化是国际大都市形成的基础，服务贸易是国际大都市形成的推动力。贸易把城市之间的产业链接起来形成贸易链、产业链，进而演进为贸易网络、产业网络；贸易网络把商品价值在城市之间分布、分配并且形成价值链，进而演进为价值网络；贸易网络把生产资料在城市之间分配、配置形成供应链，进而演进为供应网络。唐子来、李粲(2015)认为：经济全球化导致了世界城市体系的转型，以“产业链”为特征的空间经济结构正在转变成为以“价值链”为特征的空间经济结构。贸易活动的总和就是市场，产业链(网络)、价值链(网络)和供应链(网络)就是市场的3个纽带；在产业链(网络)、价值链(网络)和供应链(网络)中，形成了川流不息的物流及其网络、信息流及其网络、技术流及其网络、人流及其网络、货币流及其网络，这些网络的累积和叠加进一步构建了经济网络、航运网络、贸易网络、金融网络和科创网络，它们既自成体系又彼此联系，它们的总和就构成为城市网络，如表 1所示。

综合来看，我们认为，全球的城市网络是区域的、国家的和全球的城市网络的累积和叠加，是全球城市、国家城市、区域城市生成、成长和繁荣的背景和环境。

(二) 全球的城市网络的构成

既然全球的城市网络是区域的、国家的和全球的城市网络的累积和叠加，那么全球的城市网络到底是由哪些元素构成的呢？一般说来，网络是由线纵横交织而成的，而线是由点与点连接而成的。不仅如此，网络是在一定空间范围内存在的并且随着时间推移而逐级演进；网络分为通道和内容两个部分，通道负责传递，通道传递的是内容；网络的运行、运营需要执行者；网络中存在中心—外围的相互依赖；随着时间推移，网络的中心并非恒久不变，而是在空间上不断位移。由上可见，对网络构成的考察，可以从空间、通道和内容、执行者、中心及位移等4个角度进行。

在全球的城市网络中，不同城市都是网络的一个节点。节点的大小不同分别代表区域城市、国家城市和全球城市。周振华(2006)指出：全球城市在全球的城市网络中是具有最广泛、最密集的全球网络连通性的，因而是全球的城市网络中的中心(基本)节点。其他城市，在此网络中则是一般节点。由此出发，我们认为：由全球性网络、全国性网络和区域性网络中的节点叠加和集合的城市就是全球城市；由全国性网络和区域性网络中的节点的叠加和集合的城市就是国家城市；由只有区域性网络中的节点叠加和集合的城市就是区域性城市。

城市网络的空间是其中每个城市辐射空间叠加而成，不同城市的辐射空间既是大小不同的，也是随着一体化的晋级而逐级提升的。在区域经济一体化背景下，编织成区域的城市网络的辐射空间；在国家经济一体化背景下，编织成国家的城市网络+区域的城市网络的辐射空间；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编织成全球的城市网络+国家的城市网络+区域的城市网络的辐射空间。因此，全球的城市网络空间正是区域城市、国家城市和全球城市辐射空间叠加起来的总和。

城市网络需要通道，通道中需要流动、流通着的内容。现代城市网络的通道包括交通网络、通讯网络、油气电水网络等，相当于人体的“血液循环系统”，这些网络发展到今天已经十分发达，编织成一个巨大而壮观的“蜘蛛网”，如图 6^①所示。譬如，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网络是由水路、铁路、公路、航空、管道综合而成的，现代化综合通讯网络是由光纤电缆、微波干线综合而成的。在这些通道中传送的内容是各种类型的商品、货币、信息、技术和人员，形成物流、货币流、信息流、技术流和人流，构成“五流”的内在循环系统，这一循环系统相当于人体血液循环系统中流动的“血液”。

在上述城市“五流循环系统”客观前提基础上，到底是谁在主导着这一“五流循环系统”的建设和运营呢？到底是谁主导着这些“五流”的流动呢？即城市的运营者是谁？通过考察与研究，我们发现，城市发展历史与现实表明，城市的运营者是企业。不同层级的城市拥有不同层级的企业。与城市层级对应，企业也分成了不同层级，共同构成了企业集群和“金字塔”式的企业网络，如图 7所示。

图 7显示，正是区域的、国家的和全球的“3个层级公司累积和叠加”形成了全球的企业网络，构成了“金字塔”企业网络结构。因此，从城市运营者角度考察，凡拥有跨国公司、国家企业、区域企业构成完整的“金字塔”企业网络的城市就是全球城市，凡拥有国家企业、区域企业构成完整的“金字塔”企业网络的城市就是国家城市，凡仅仅拥有区域企业网络的城市就是区域城市。

在全球的城市网络体系中，全球城市的位置是否是固定不变的？是否随着经济全球化重心的转移而转移？考察基于工业化、城市化进程而逐步演进的经济全球化轨迹，我们自然就发现，全球城市的空间位置是由经济全球化重心的转移决定的，而经济全球化重心在空间上是持续位移的，如图 8所示。

图 8是依据世界历史上经济全球化历史轨迹中经济重心转移和全球城市的空间移动绘制出来的示意图，并不精确，但能够表明，经济全球化的重心在空间上是持续转移的，依次经历了大西洋东岸、西岸、太平洋东岸、西岸4个时代，与之相应，全球城市并不是终身制，而是存在着依次从大西洋东岸，随着时代变迁，向大西洋西岸、再向太平洋东岸、太平洋西岸轮番进行空间位移的历史规律。这一规律早就被恩格斯揭示出来了。他指出：“世界贸易中心在古代是泰尔，迦太基和亚历山大。在中世纪是热那亚和威尼斯，在现代，到目前为止是伦敦和利物浦，而现在的世界贸易中心将是纽约和旧金山，尼加拉瓜的圣胡安和利奥，查理斯和巴拿马。世界交通枢纽在中世纪是意大利，在现代是英国。在目前将是北美半岛南半部。……再过几年，在我们面前将会出现一条固定航线，从英国通往查理斯，从查理斯和旧金山通往悉尼、广州和新加坡。由于加利福尼亚金矿的开采和美国佬的不断努力，太平洋两岸很快就会像现在从波士顿到新奥尔良的海岸地区那样人口密集，贸易方便，工业发达。这样，太平洋就会像大西洋在现代，地中海在古代和中世纪一样，起着伟大的世界交通航线的作用：大西洋的作用将会降低，而像现在的地中海一样成为内海。欧洲的文明国家要不陷入像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目前那样在工商业上和政治上的依附地位……”^①恩格斯的论述和图 8表明，经济全球化重心的历史变迁和全球城市的空间移动是客观规律。在这一客观规律指引下观察当代世界，我们自然会发现，经济全球化的重心已经来到太平洋西岸，太平洋西岸的城市(譬如东京、香港、新加坡)已经建成全球城市，上海、台北、深圳等中国城市必将建成全球城市。

三 全球城市的演进

综观经济全球化、全球的城市网络、全球城市的演进，不难发现，按照时间顺序，伦敦、纽约和东京在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不同时期相继成为全球城市。18世纪末，工业革命的起源地英国逐渐成为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中心，形成了全球城市——伦敦；19世纪末，世界经济社会的重心向美国转移，纽约成为全球城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经济社会的重心向太平洋西岸转移，东京开始与伦敦、纽约并驾齐驱，晋级为全球城市。考察这些全球城市的演进轨迹，从中可以概括提炼出全球城市演进规律。

首先是伦敦。18世纪末，第一次工业革命引致纺织业与采矿业的发展，在英国形成了以曼彻斯特、利物浦、伯明翰和格拉斯哥等为代表的工业城市，然而生产控制的中心一直都是伦敦。基于此，伦敦开始崛起并且成为全球城市。当时英国130万吨的商船队中有50万吨集中在伦敦并且使之成为连接全球的航运中心，并成为全球的商业与贸易中心。到19世纪30年代，英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资本输出国，伦敦成为当时世界上唯一的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到19世纪60年代，英国成为实实在在的世界工厂，50%以上的工业品销往海外，纺织品海外销售的比例高达80%，同时，大部分原料依靠进口。1913年，英国占世界商船吨位的45%，伦敦成为世界最大港口。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工业结构老化与总量萎缩，伦敦的国际竞争力呈下降趋势，但消费性服务业与生产性服务业仍使它维持了全球地位。

其次是纽约。纽约的地理区位优势是沿大西洋西岸和美国五大湖区周边分布，这一襟湖带海的优势使得纽约能够更多、更快承接经大西洋航运和来自欧洲的经济全球化的辐射。因为纽约拥有这一地理区位优势，所以具备了承接经济全球化的便利，进而具备了建设全球城市的条件。1825年，伊利运河的开通导致运费下降；再加上19世纪中叶，美国东西铁路干线的建成，使得纽约成为美国东西铁路干线和内陆航运、海洋航运的综合交通枢纽，毫无疑问，综合交通枢纽的建成进一步凸显纽约的地理区位优势，使之成为全美乃至全球的交通中心。依托这一交通中心，纽约成为美国的金融中心、货物贸易中心。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濒临大西洋和太平洋两岸这种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得美国经济社会不仅没有遭到战争破坏，反而借机加速发展。相应地，美国东北部城市群快速崛起，纽约成为其中的佼佼者。二战结束之后，随着石油资本在纽约的集聚，纽约商品期货交易所、黄金交易所、原油交易所等交易中心纷纷成立，并与其原有的航运中心、金融中心相互推进强化，使之成长为继伦敦后的又一重要全球城市。

再次是东京。1950年代的朝鲜战争给日本制造业带来了发展契机，货物贸易国际化及商品资本国际化不断强化东京的全球城市地位。1970年代，亚太地区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东京崛起为全球城市。1986年东京离岸金融市场的建立进一步推进了货币资本国际化，标志着东京成为继伦敦与纽约之后的又一国际金融中心与国际航运中心。沈金箴(2003)考察了东京的世界城市形成过程，认为东京随着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增加以及日本经济发展成为一个跨国体系，因而转变成为亚洲经济体系乃至世界经济体系的重要管理中心。

基于上述伦敦、纽约和东京等典型全球城市的形成和发展轨迹，我们发现，全球城市是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全球资源配置功能由宗主国政府转移给跨国公司的产物。一开始，全球城市是宗主国的首都，譬如伦敦；再后来，全球城市是本国和世界的经济、金融、贸易中心，譬如纽约；再之后，全球城市是“世界经济体系的重要管理中心”，譬如东京。总体来看，经济全球化按照不同标准分为不同阶段。按照资源配置功能来划分，经济全球化可分为殖民帝国和跨国公司两个阶段。殖民帝国经济全球化，是以宗主国为主、殖民地为辅的经济全球化，是基于“中心—外围”模型的国际分工及国际贸易。此时的经济全球化主要是围绕贸易和商业的殖民活动，宗主国政府和首都(譬如伦敦)控制着全球的资源配置，还没有形成跨国公司组织。经济全球化演进到1950年代开始进入到跨国公司阶段。这一阶段最核心的标志是跨国公司取代了宗主国政府承担着全球性的资源配置功能。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投资，形成了分布在全球范围内的并且是跨国公司内部的产业链、价值链和供应链，这就形成了跨国公司对全球范围内属于跨国公司自己的产业链、价值链和供应链的管理、协调和控制，从而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宗主国政府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作用。原来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即所谓传统宗主国—殖民地之间的国际贸易比重越来越小，跨国公司内部产业内贸易和企业内贸易(即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的企业内部完成的国际贸易)比重越来越大。由于国际贸易类型的变迁，国际贸易的组织框架也发生根本变化。在宗主国—殖民地背景和条件下，国际贸易组织是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国家制度框架，是宗主国国家制度向世界各殖民地的延伸，听从宗主国政府的指挥，执行宗主国的国家意志，谋取宗主国的国家利益。在这种组织框架下，宗主国政府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宗主国的首都(譬如伦敦)管理、协调和控制着宗主国与殖民地的贸易。而在跨国公司经济全球化时代，国际贸易组织是跨国公司与子公司之间的企业制度框架，构建了在全球范围内分散生产与集中管理、协调和控制的组织框架，听从跨国公司总部的指挥，执行跨国公司总部的企业意志，谋取跨国公司的企业利益。在这种组织框架下，跨国公司总部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与之相应，跨国公司所在的城市(譬如东京)管理、协调和控制着属于跨国公司的产业链、价值链和供应链上的产业内贸易和企业内贸易。具体来说，跨国公司组织框架由全球总部、区域总部、分支机构和子公司构成。各分支机构和子公司不是集聚在一个地方，而是分散、分布在全球各地大大小小的城市；跨国公司总部和区域总部借助这些城市的通讯和交通的基础设施对企业内部的全球产业链、价值链和供应链进行统一系统的管理、协调和控制，因此，全球城市是跨国公司总部向分布在全球的分支机构、子公司发出指令(如图 9所示)并且对其进行指挥、管理、协调及控制的地方。周振华(2007)指出：全球城市区域是以全球城市(或具有全球城市功能)为核心的城市区域，而不是以一般的中心城市为核心的城市区域，由全球城市及其腹地内经济实力较为雄厚的二级大中城市扩展联合而形成的全球城市区域, 是当代全球经济的基本空间单位, 并成为全球城市发展的地域空间基础。这些全球城市，因为跨国公司总部和区域总部的集聚，成为世界经济社会中心。Sassen(1991)指出：全球城市是发达的金融和商务服务中心，本质是为全球资本提供服务的地方而不是它的具体管理。因此，这些全球功能性机构高度集聚并开展对全球产业链、价值链和供应链指挥、管理、协调及控制的城市也就成为具有全球资源配置功能的全球城市。跨国公司把全球城市作为世界经济社会中心，而不是以哪个国家作为中心，是因为它的总部以及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管控的主要部门和机构几乎都集中在全球城市。实际上，正是这些城市中集聚的全球功能性机构和跨国公司指挥、引导、管理、协调及控制着全球资源要素的流动。罗思东、陈惠云(2013)强调了全球城市在全球治理框架中的行为主体作用，这正是对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客观规律的正确识别。由此可见，全球城市是因为众多跨国公司总部和区域总部的集聚并且把这个城市推上世界经济社会体系顶端而形成的。

四 全球城市演进基本规律及其创建方略

基于上述全球城市理论、城市网络层级、全球城市演进的探讨，可以总结出全球城市演进的基本规律。在基本规律基础上，我们进一步探索新时代中国创建全球城市的基本方略。

(一) 全球城市演进的基本规律

基于前文的探索，我们把全球城市演进的基本规律概括为以下6个要点：

1.经济一体化和城市网络是每一个城市的发育、成长和繁荣的背景和前提。经济一体化和城市网络，依次经历了区域、国家、全球3个层级，与之相应，区域城市、国家城市、全球城市相继生成。从区域的城市网络，经国家的城市网络到全球的城市网络，是依次晋级的城市网络发展客观规律，与之相应，从区域城市，经国家城市到全球城市，是依次晋级的城市发展客观规律。

2.城市网络演进也遵循一定的客观规律。交通网络化、通讯网络化、油气电水网络化是城市网络中的基础网络。依托这一基础网络，资源要素在城市集聚、加工生产成为产成品并以贸易方式扩散到城乡的各个角落。这种资源要素和产成品的集聚和扩散，客观上形成了资源要素和产成品在城市网络中的分配、分布，而这些分配、分布又客观上形成了前后相联、彼此连贯的链条和网络，即产业链(网络)、价值链(网络)和供应链(网络)，构成城市网络的“血液循环系统”，为不同类型城市提供“血液”。在这些网络中，不同层级城市逐步成为区域、全国、全球的经济中心、贸易中心、金融中心、航运中心和科创中心，与之相应，进而形成区域性、全国性和全球性的经济网络、航运网络、贸易网络、金融网络和科创网络。上述各类网络综合为区域的城市网络、国家的城市网络和全球的城市网络。

3.城市(无论是国家城市、区域城市还是全球城市)都是依托城市网络而生成、成长和繁荣，都是城市网络中的一个节点，但节点可大可小，其中的全球性核心节点是全球城市、全国性核心节点是国家城市、区域性核心节点是区域城市。

4.跨国公司是全球的城市网络的运营者。基于区域的、国家的和全球的城市网络，跨国公司指挥、协调、控制着全球的城市网络中的经济社会活动，使跨国公司成为经济全球化的主导者。跨国公司总部坐落的地方是全球城市。全球城市为跨国公司总部指挥、协调、控制全球的经济社会活动提供各种便利；跨国公司总部的集聚正是城市演进为全球城市的重要标志。

5.全球城市的核心功能是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资源配置，是控制和协调全球经济社会的枢纽和中心。从经济全球化进程来看，全球城市的功能已经从资源集聚扩散转变为资源配置。资源的集聚扩散是存量扩张，把资源吸引进来，推进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这样就造成资本存量越来越大、财富积累越来越多；资源配置是流量组合，对流进来的资源要素进行有效组合、配置，配置以后再流出去并且带来更大的产出，因此，当代全球城市发展依赖资源流量组合，而不是资源集聚扩散的数量积累。所以，全球城市的核心功能是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资源配置。而资源配置的实现，需要构建系统、全面、完整的支撑体系，这一体系中包括全球功能性机构、面向全球的运作平台、全球范围流量(人流、物流、信息流、技术流和货币流)的节点、激发创新创业创意、制定全球标准等。因此，全球城市一般具有3个特征：一是经济实力雄厚，产业门类齐全，产业体系先进高端，跨国公司总部、国家级企业、中小企业集聚；二是生产要素的全球配置能力十分强大，各类人才集聚，数字资源汇集，科技资源丰富，拥有完整的综合创新体系，且创新活力和能力兴盛，集聚全球金融资源和全球性金融服务能力强，位居全球综合交通体系的重要节点和服务全球交通运输能力强大；三是对全球经济社会的影响力强大，拥有影响世界的文化和舆论力量，强大的国际文化软实力，引领时代发展潮流。正如苏宁、屠启宇(2018)指出的，主要全球城市吸引力、竞争力和创造力重点发力方向之一有提升国际经济门户枢纽作用、全方位构建城市创新体系以及推进城市经济转型。

6.全球城市的轮番交替和空间位移。作为控制和协调全球经济社会的枢纽和中心的全球城市，并不是终身制，而是随着经济全球化重心的转移和轮番交替在空间上持续位移。在经济全球化转移到太平洋西岸时代和新时代中国倡议“一带一路”的背景下，上海具备了建设卓越的全球城市的客观条件。一方面，经济全球化从太平洋东岸来到了太平洋西岸；另一方面，中国从改革开放新时期进入了改革开放新时代，正在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和更高水平对外开放体系；再加上，上海已经拥有的国内航运和国际航运枢纽区位优势，为上海迈向全球城市准备了和创造了难得机遇。正是抓住这一难得机遇，上海及时提出了建设卓越全球城市的战略取向并且制定了2035年基本建成卓越全球城市和2050年全面建成卓越全球城市的战略目标和时间表。由此可见，上海建设卓越的全球城市是符合全球城市演进客观规律的，是中国经济发展、城市发展的客观需要。

(二) 新时代创建全球城市的基本方略——以上海创建卓越全球城市为坐标的设想

在当今新型经济全球化和我国政府提出了共商、共建、共享“一带一路”倡议的背景下，中国城市发展客观上需要创建若干个全球城市的必然性和必要性更为凸显。那么，我国如何创建全球城市呢？结合上述研究，结合上海创建卓越全球城市进程中呈现的规律、现象和经验，我们认为，需要从以下6个方面着力进行创建。

1.主动适应经济全球化重心转移的客观规律和趋势。伦敦、纽约、东京都是伴随着经济全球化重心的空间转移而逐一崛起的。当代经济全球化的重心来到了太平洋西岸，因此，在太平洋西岸的城市都有可能成为全球城市。而只有抓住了这一时代机遇并且具备全球资源配置能力的城市才能建成卓越的全球城市。为此，2017年12月，国务院批复同意发布《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其中的城市发展战略目标是引领上海建成卓越的全球城市，提升全球城市核心功能，增强城市综合竞争力。

2.拓展和深化区域腹地的广度和深度。吴唯佳等(2014)指出：伦敦的腹地是从英国南部一直延伸到意大利北部的欧洲“香蕉经济带”。纽约都市圈包括波士顿、纽约、费城和华盛顿4大城市圈。东京是日本经济的主要支撑，东京都与周边的神奈川、千叶、琦玉等府县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从这一视角来看，上海的区域腹地更大，包含整个长三角、长江流域，甚至向“一带一路”延伸。随着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和长江经济带发展先后上升为国家战略，上海建设卓越全球城市的区域腹地的质量将会更好。《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已经明确，上海在区域层面将主动服务国家“一带一路”建设愿景规划、服务长江经济带发展国家战略、全面融入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推动上海与周边城市协同发展并构建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示范区、构建上海大都市圈、从国家战略高度创建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着力打造具备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级城市群，服务于上海卓越的全球城市建设目标。

3.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竞争力的持续提升。上海在建设卓越的全球城市过程中，着力打造国际经济中心、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贸易中心、国际航运中心和全球科创中心，就是要推进上海的科技创新和产业竞争力的持续提升。当今世界上的主要全球城市都在着力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竞争力的持续提升。伦敦拟将东伦敦建成高科技产业中心，纽约则以“硅巷”为载体打造新科技首都，东京将掌握科学知识和尖端技术能力的未来作为“东京10年规划”的远景目标。上海发展战略研究所课题组、周振华(2018)指出，增强上海达到全球卓越城市所需具备的吸引力、创造力、竞争力，需要提高上海城市的经济效益和服务效率，增强创新能力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动力，深化改革并完善制度结构才能真正推动上海迈向全球卓越城市。在产业竞争力持续提升方面，全球城市的产业结构正在由工业经济向服务经济转变，许多全球城市纷纷将自己原来的制造业生产加工环节外迁，向全球扩散，鼓励现代化生产性服务业企业(诸如商业服务、金融、保险、房地产、旅游、文化等服务业)在中心城区集聚，实现对全球生产的管理和控制。蒋荷新、邓继光(2015)认为：全球城市的形成必然经过两个阶段即去工业化和生产者服务业聚集，目前世界经济中心转移为上海迈向卓越全球城市提供机遇，然而上海目前的生产者服务业就业情况仍与全球城市存在较大差距，因此提升外来人口的教育水平是上海未来发展急需突破的关键。

4.着力推进城市品牌建设。按照新时代上海市委、市政府的战略安排，上海将从“打响四大品牌”做起，四大品牌指的是“上海服务”、“上海制造”、“上海购物”、“上海文化”。2018年4月24日上海市委、市政府召开了全力打响“四大品牌”推进大会。“四大品牌”就是上海作为卓越全球城市的“名片”、“招牌”。

5.提升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纵观世界城市版图的变迁史，从威尼斯、阿姆斯特丹等到伦敦、曼彻斯特、柏林等，再到纽约、东京、新加坡、香港等，城市的兴衰都取决于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的得与失。上海亟需加快提升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建设卓越的全球城市。2018年6月27日，中国共产党上海市第十一届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以重大主题形式专题部署并通过了《中共上海市委关于面向全球面向未来提升上海能级和核心竞争力的意见》，突出了上海提升能级和核心竞争力的战略定位、基本路径和使命担当。这表明，建设全球城市，需要形成全球城市的核心竞争力。核心竞争力是一般城市(譬如国家城市、区域城市)难以模仿和替代的，这些城市只能选择与全球城市的合作和互补，这样才能共享经济全球化的红利并且进一步推进经济全球化。上海发展战略研究所课题组、周振华(2018)提出了增强上海全球城市吸引力、创造力和竞争力的基本思路：(1)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增强经济增长活力和动力；(2)增强创新能力，聚焦创新主体，培育科技型中小企业，形成良好的城市创新生态链；(3)深化改革开放，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宏观调控体系、开放型经济体系，推动经济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4)完善治理体系，提升制度结构的科学性与运行效能，实现制度的法治化、规范化、程序化，推进城市治理体系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

6.提升全球城市的核心功能支撑体系。首先，要鼓励全球功能性机构(公司)的高度集聚。在全球范围内从事资源配置，不是靠城市政府来完成的，而是通过全球功能性机构(尤其是跨国公司)的全球业务来实现的。其次，要搭建高效运转的全球平台。如果没有这些全球性平台，全球功能性机构(尤其是跨国公司)就无法开展他们的全球性业务；如果这些平台效率很低，这些全球功能性机构也难以开展全球性业务；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的功能打造就是以全球平台为战略目标和战略取向。再次，要实现大规模、快速度、高质量的流量，包括人流、物流、信息流、技术流、货币流等。全球资源要素只有在流动中进行配置，而全球城市正是全球范围内各种各样资源流进、流出(即流量)最大的地方。又次，要激发创新创业创意的活力，这是全球资源配置的基本要求之一。资源配置就是要素组合的创新，是通过一系列的创新创业创意活动实现的。最后，要制定一整套“全球城市”标准的规则，这些规则要具有全球通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