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长三角^①凭借其在专业化生产上的优势，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城市化水平最高的地区之一。其中，上海是中国经济版图上最重要的城市，在规模和质量上均走在全国前列。近二十年来，上海在生产性服务业和对外开放上的优势吸引了许多嗅觉灵敏又具有地缘优势的江苏、浙江和安徽企业，自发地寻找产业以外的区域分工和合作(陈建军，2006；李廉水、周彩虹，2007；陈建军、黄洁、陈国亮，2009；栾海庆，2018)。仅宁波一地就计有建筑、电子、服装这些传统的优势产业，以及龙元建设、杉杉集团、大众股份这样的著名本土企业将一些职能部门迁往金融、服务和研发环境更为优越的上海，形成了上海滩上新一代的“宁波帮”，为资本最大可能地寻找利润。上海的本地企业则利用长三角便捷的交通和一体化的政策优势，将企业的制造环节迁往制造业发达的浙江和江苏。沿长江入海口，逐渐形成了以上海为界，以产业高度集聚为特征，以制造为优势的长三角产业发展南北两翼次级城市群。

随着我国制造能力的大幅提升，近几年江浙皖传统制造业的利润空间被严重压缩；加上《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的颁布，明确提出要在长三角培育更高水平的经济增长极，并在2030年全面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级城市群，因而长三角各次区域产业转型升级压力不断增大，出现了产业转型升级就是各个地方都应以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为绝对产业支柱，抛弃原有制造业优势的“错觉”。在城市群建设与制造业升级之间甚至形成了一定意义上的悖论：城市群要求形成若干个都市圈，都市圈的产业要以服务业为主，但短期内又很难在现有城市中快速实现这种产业的转型，城市群的建设进程与产业转型升级的进程发生背离。

本文认为，这种“错觉”和“悖论”源于两个问题：一是对城市群的内涵应与都市圈含义相区分。要认识到，都市圈更多是为了延伸中心城市的功能，而城市群从本质上说则是一个超级产业集群；二是产业转型升级要与城市群建设相一致，其关键在于实现城市群内次级区域的产业整合，实现新旧动能的转换。传统制造业的转型升级除了通过数字化、智能化改造，更重要的是通过区域合作，整合产业链，规避产业和区域的双重衰退，加强在全球价值链中的掌控能力，并最终实现对全球价值链的攀升。

本文以江苏省作为长三角北翼次级城市群空间范围，浙江省作为长三角南翼次级城市群的空间范围，利用两地及其与上海的产业相似度作为分析城市群整体专业化程度，与次级城市群之间产业整合基础的工具。在次级城市群的全球价值链高度测量上，本文采用两翼与上海出口产业结构的相似度来进行衡量，并借助这两个统计变量的相互关系分析城市群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内在机制，揭示产业与区域协调发展的规律，并最终提出在长三角城市群内部通过整合南北两翼，实现全球产业链控制能力提升的实现路径与相关举措。本文的第二部分将在回顾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对城市群的内涵与特征予以明确；第三部分是对以城市群驱动全球价值链整合的机制分析；第四部分是实证部分，对长三角城市群内次级城市群之间产业整合的成本和动力进行剖析；第五部分在总结全文的基础上，推断未来长三角城市群南北两翼产业链整合可能的路径。

二 城市群的内涵与功能

现有文献中经常出现城市群或都市圈的概念，但在很多文章中，都会出现各种概念的混用。如城市带、大都市圈(区)、城市群连绵带(megalopolis)等。概念名词的混用给研究的规范性造成了一定的干扰，因此，有必要对这些相近或相似的概念进行梳理，厘清它们之间的差异与联系。目前主要用来表达相近含义的概念有以下几个：

一是城市集群(urban cluster)，也叫城市集聚(urban agglomeration)，最初由美国人口调查局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根据美国人口聚居的特征，美国统计局把10000—50000人口居住的城市称为urban cluster；50000及以上人口居住的城市则被称为urban area或urban agglomeration。对这一概念的使用主要集中在城市生态学、城市人类学与城市社会学领域，强调城市建成区(built-up)，以与乡村以及自然环境相区别。这一类城市群是由小城镇扩张所引起的，但城镇与城镇之间的经济联系却不是关注的重点。

二是都市圈(metropolis/metropolitan area)，也有学者使用“大都市区”来说明这一概念(张欣炜、宁越敏，2016)。“都市圈”的定义同样起源于美国统计局，是指由人口高度集中的中心城市和人口相对较为分散的邻近区域组成的地区，区域内的各城市共享产业、基础设施或居住设施。区域中居于政治、经济或文化中心的大城市(large city)或城市集合(conurbation)被称为大都市(metropolis)。东京都市圈是世界上最著名的通过规划而形成的都市圈。相比城市群连绵带和城市群，都市圈最显著的特征是中心城市的单极化。

三是城市群连绵带(megalipolis)。20世纪50年代，法国地理学家Gottmann(1957)针对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逐渐连接成片状的城市，提出了城市群连绵带的概念。经过半个多世纪的不断深化，对城市群连绵带已经有了一个较为清晰的界定。它的主要特征表现为：在连续空间中存在的，由多个功能完备的都市区(metropolitan areas)通过聚合(coalescence)作用形成，且每一个都市区都具有一个强大的城市核(urban nucleus)。其中“聚合”作用是连接这些独立的都市圈之间最重要的“黏合剂”。换言之，中心城市之间具有较强的经济联系与要素流动，这些中心城市连带其辐射范围的周边城市，共同构成了一个多中心、多层次、网络状的城市体系。

从以上对3个与城市群相关的主要概念的阐释来看，从范围上说，城市群连绵带的范围最大，可以看成是若干都市圈或小城镇集合体的加总；从发展阶段上说，也是城市群连绵带的发展阶段最高。但这并不是说，所有的城市都会聚集在单个大城市的周围形成都市圈；或相互聚合成为都市圈，再发展成为城市群连绵带；也不是说，所有的城市群发展都会经历无核到单核到多核的过程。只有在人口密度、空间范围、经济发展程度，特别是由大中小城市组成的城市体系中的经济联系达到一定强度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出现都市圈或城市群连绵带。三者之间的关系如图 1所示。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在此对我国的城市群提出一个较为综合的定义：城市群是人口密度较高的城市化区域内的多个大中小城市或都市圈，依托绵密的交通轴线聚合而成的多元、多中心、网络化的城市体系。这一界定包含以下几个主要特征：一是结合我国当前经济发展状态与未来发展趋势，城市群内部大中小城市之间在要素流动上应该是较为频繁，且具有较高的自由度的；在产业发展上，则应该是相互依赖的。二是不同于都市圈的单极化，城市群应该是多核的。换言之，城市群内部的各个次区域间应该存在竞争与合作的关系，而非简单的中心城市与卫星城市之间的关系。三是城市群应该出现在工业化中后期阶段，是在单个城市或都市圈发展较为充分的基础上，才会出现的高级形式。四是城市群应是全球价值链上的巨型控制枢纽和节点，在全球分工和全球产业链中占据重要位置，体现出其重要的空间价值(江曼琦，2013)。这也是衡量城市群成熟程度最重要的特征。

目前，国际上发展程度较为充分的城市群有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城市群(以下简称“Boswash地区”)、日本太平洋沿岸城市群等。在我国，完全具备以上特征要素的城市群尚未形成，但很多地区已经具备其中的一个或几个特征。其中，长三角城市群^①是最具代表性的，也是预示我国未来城市化发展方向的地区之一。

长三角地区发展起步早，一体化进程推进有序，目前已进入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阶段。2018年，长三角城市群中26个主要城市的GDP总量达到17.8万亿元，占全国GDP总量的近20%。^②除了上海这一龙头城市之外，苏州、杭州、南京、宁波、合肥等城市无论是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还是在产业创新体系的完善，或是在独角兽企业、“隐形冠军”企业的数量与质量等方面，均具有各自的比较优势。但对照国际上已经成形的城市群，如Boswash地区，长三角城市群在全球影响力和经济质量上还存在很大一段差距。2017年，Boswash地区的人均GDP高达62030美元，地均GDP为2920万美元/平方公里。而同期长三角城市群的人均GDP为13737美元，约为Boswash地区的22%；地均GDP则只有974万美元/平方公里，约为Boswash地区的1/3。^①

这种全球影响力和经济质量上的差距归根究底是由城市群发展程度偏低，尚未形成全球价值链上有影响力的空间节点所造成的。换言之，目前，长三角城市群内部产业尚未得到有效整合，进而影响了城市群整体网络效应和规模效应的发挥。

三 城市群驱动全球价值链整合的机制分析

当前，世界经济格局正面临重大调整，城市群作为全球价值链空间载体的核心价值尤为突出。仍以Boswash地区为例。纽约作为巨型综合性城市，在全球的金融、贸易、科技、文娱等领域具有最高级的支配、服务与管控能力。另外4个大型城市，华盛顿作为首都，在政治上和文化上都具有全球性的话语权；波士顿汇聚了全球顶级高校，在科技研发与转化方面占据了全球金字塔的顶尖；费城在航运、重化工业与旅游产业方面在全美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巴尔的摩作为传统的制造业中心，如今也已转型成为以科技型产业为主的重要的美国城市。这4个大型城市虽然没有像纽约一样具有综合性的全球优势，但在各自领域均拥有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比较优势。以这4个城市为承上启下的主要节点，Boswash地区掌控了全球航运、金融、新兴科技等产业的命脉。

由此可见，形成具有全球影响力城市群的过程，本质上就是建设超级产业集群。高质量的全球城市群本身就应是一个生产要素自由流动、产业间分工纵横交错、新兴增长点不断涌现的协调发展的产业组织空间。基于此，建设全球城市群与实现产业转型升级，就成为一个硬币的两面，必然是相互融合，相互促进的。

城市群为产业集聚环境下产业链空间优化布局提供了现实可能，进而成为有效提升国家和区域的产业竞争力的主要空间平台。过去，全球价值链的组织往往由跨国公司为主导，因此产生了大量的以跨国公司总部集聚为特征的全球性城市(或都市圈)。但在信息革命的推动下，全球价值链的空间分布呈现出集聚化和碎片化的双向趋势。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的进入门槛变得越来越低，对全球价值链主导权的争夺也变得越来越激烈。图 2描述了全球价值链空间组织上的新变化。

全球价值链的主要节点将由全球性城市(都市圈)变为城市群。在集聚化与碎片化的双重趋势中，价值链环之间的空间分布和空间连接，特别是它们和城市之间的空间匹配和产业生态的匹配变得越来重要，由此表现出来的就是全球价值链在地方和城市经济中的嵌入程度不断深化，全球价值链的块状化(区域化)特征日益明显。单个节点城市(或都市圈)已不能完全胜任其作为全球价值链空间载体的角色，而需要更大地理范围、更强聚合能力、更完整组织体系的平台来深度整合各方面的资源，发挥地区比较优势。全球性城市(都市圈)将不再是跨国公司唯一的选址考虑，邻近区域会以其要素价格、生态环境与交通便利的优势而获得进入全球价值链高端环节的通行证，因此拥有整体性优势的城市群显得日益重要。

这样一来，城市群将会成为未来全球价值链控制权争夺与国际经济竞争中的重要空间组织之一。这将在两方面提高城市群内产业高效融合。其一，产业与国际市场的临近性将得到提高，有利于缓解外部出口需求步入下行轨道的压力。其二，城市群作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级产业集群的集聚平台与开放发展的门户区域，在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一体化过程中对企业实行倒逼，要求产业自我革新。

总之，全球价值链发展的新趋势表明，城市群内部产业间的分工与协作，是消除城市间行政分治造成的负面效应，弥合邻近地区间的产业断层，进而发挥城市群的网络效应和规模效应的有效途径。

对长三角城市群而言，长期以来城市之间的竞争与合作，已成为长三角持续发展的主要驱动力之一(陈建军，2019)。城市群转变成承载全球价值链主要环节的空间载体后，大量长三角企业将通过高等级的枢纽性全球城市(如上海)，或邻近前者的次级层次的全球性城市(如杭州、南京)^①，贴近全球市场，传递产业能量，释放产业能效，不再受制于OEM这样的低端价值链环节，从而极大地提高产业发展的内在动力和外在绩效。为适应市场需求的动态变化，长三角产业之间和产业内部势必都将加快融合，适时革新原有的商业模式，打破传统的产业边界，实现资源要素的高效配置，以快速高质量地响应国际国内市场需求，深化对外开放的格局。

因此，长三角城市群要在未来发展成为成熟的城市群，在功能上，要满足具有内在逻辑联系的3个方面：一是要成为复杂的多元产业集群的协同集聚平台；二是要成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级产业集聚区；三是要成为世界大国实现国家战略目标的主要支撑空间和全球化的引领区域。

四 长三角城市群产业协同发展与全球价值链攀升

利用GaWc公布的研究数据，我国城市群在全球价值链上有3个主要节点：分别是京津冀城市群、粤港澳城市群(大湾区)和长三角城市群。GaWc对全球城市的分类，主要依据生产性服务供应商及其在全球的经济活动分布与联系。在其公布的《城市分类2018》(City Classification for 2018)中，在全球城市的数量上，京津冀有2个，粤港澳有3个，而长三角有5个。从梯度上看，粤港澳地区的香港、广州和深圳全部在alpha行列中；北京和天津分列在alpha+和beta；长三角则拥有1个alpha+(上海)，3个beta(杭州、南京和苏州)，以及1个gamma(合肥)。从2014年以来公布的城市位次变化看，以上所有城市的位次都发生了前移，但长三角城市群中的杭州、南京、苏州、合肥等城市从一开始的gamma甚至sufficiency级别，实现了能级的大幅度跃升。反观粤港澳和京津冀城市群，缺乏如长三角城市群这样整体性嵌入全球价值链且实现迅速攀升的优势。以上海为龙头，长三角城市群的产业优势分布在南北两翼两个次级城市群内，北翼主要以江苏的城市为主，南翼主要以浙江的城市为主。2018年，安徽省的城市化率为54.69%，与江浙两省接近70%的现状相差甚远，因此，在讨论城市群驱动长三角南北两翼产业整合时，本文主要以江苏与浙江之间的关系来进行分析。

(一) 长三角城市群的专业化及其分化程度测算

对于一个城市群来说，内部城市之间产业结构的趋同程度较高，可说明城市之间的产业差异性较为欠缺，但也可能是产业链空间集聚的现象使然，从城市群角度来看，恰好反映了该城市群生产网络的专业化程度与集中度较高。对于一个要跃居全球价值链上重要节点的城市群而言，必须具备较高的专业化程度与集中度。

为了更好地评价长三角城市群及其内部次级城市群之间的关系，使之具有可比性，本文使用S_ij来测算表示长三角城市群南北两翼产业带的相似程度，也即整个长三角城市群的生产专业化程度，计算公式如下：

$ {s_{ij}} = \frac{{\sum_{i = 1}^n {{X_i}} {X_k}}}{{\sqrt {\sum_{i = 1}^n {X_i^2} \sum_{i = 1}^n {X_k^2} } }}\quad \left({0 \le {s_{ij}} \le 1} \right) $

(1)

其中，X_ik、X_jk分别为长三角城市群南翼和北翼产业带产业k的总产值占该省全部工业总产值的比例。为保证各省市数据的可比性，本文选取表 1所列产业为主要测算对象。计算结果如表 2所示。

表 2显示，总体来看，上海作为长三角的龙头，与北翼的江苏制造业之间的相似程度非常高，但从2005年到2013年的变化情况来看，已有所下降。上海与南翼的浙江制造业之间的相似程度相较北翼要低很多，从变化程度来看，也相对平稳。长三角南北两翼的产业带之间产业相似度介于前两者之间，且在逐年提高。从中可以得到结论：一是长三角城市群总体的专业化程度在不断提高，且龙头与南北两翼之间的差异性在逐渐缩小，三地产业相似度在不断趋近，反映出了长三角地区间产业溢出性不断提高，规模效应逐渐增强的趋势。二是长三角城市群南北两翼之间的产业相似度较高，显示了两翼产业整合的现实基础，为产业内的分工，即产业的水平分工提供了可能性。

(二) 长三角城市群的全球价值链高度测算

就长三角城市群南北两翼产业带在全球价值链的高度测算方面，本文采用的是Wang和Wei(2008)的方法，以出口相似指数(Export Similarity Index)来进行估算。计算方法如下：

$ ES{I_{it}} = \sum\limits_{j = 1}^m {\min } \left({{S_{ijt}}, {S_{rit}}} \right) $

(2)

其中，i表示城市，j表示产业，t表示时间；S_ijt是一城市在某年某产业的出口总额在该地全部产业出口总额之中的比重；S_rjt是对照城市的出口结构，在本文中指上海的出口结构。i城市的出口产品结构与上海越接近，ESI_it的值越接近于1，反之则越接近于0；如果ESI_it值较大，则可以近似认为，该城市在全球价值链中的高度较高。

为刻画长三角次级城市群在二位数产业上的价值链高度，以与前文中表示南北两翼次级城市群的专业化程度与集中度的S_ij进行比较，本文采用了2005—2013年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数据，计算了江浙两省所有地级市二位数产业上的ESI_it，并以各城市每年的出口总额占省内出口总额的比例为权重进行加权平均，得到的结果如表 3所示。

表 3的结果显示，相对于全国其他地区，长三角城市群南北两翼全球价值链高度水平比较一致，但相比较而言，北翼城市所在的产业带嵌入全球价值链的程度较高，南翼城市则相对独立于全球价值链。从随时间的变化情况来看，在2005—2013年，南北两翼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均较为平稳，2008年前后两翼均经历了较为明显的波动，但南翼因为嵌入全球价值链的程度较低，因此恢复较北翼为快。

(三) 结果分析

如果将长三角南北两翼的S_ij和ESI_it的值放在一起，可以进行一些比较分析。首先，ESI_it是以出口结构的相似度来进行构造的。之所以不采用与S_ij一样的构造方法，是为了体现出长三角城市群南北两翼在全球价值链上的高度，而不仅仅只是出口的相似度。因此，在比较S_ij和ESI_it的时候，也采用南翼与北翼的比较，而避免S_ij和ESI_it本身值的比较。这样，就可以从两个维度上对长三角城市群南北两翼的S_ij和ESI_it值进行比较。

一是产业相似度与全球价值链本身的高度。如果S_ij和ESI_it的值较接近于1，说明该城市群的专业化程度与全球价值链高度都比较高，已经具备在未来产生全球超级产业集群的基础。如果S_ij和ESI_it的值较低，接近于0，那就说明该城市群的产业专业化程度较差，在全球价值链上也相对没有控制权，所以成为全球超级产业集群的可能性就大大降低了。第二个维度是南北两翼这两个值之间的差距。如果两地在S_ij和ESI_it的差距上有较大分化，那就意味着两个地区要通过产业整合完成全球价值链上的提升会有较大的成本。如图 3所示，对长三角城市群南北两翼在以上两个维度上进行分析，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1.长三角城市群南北两翼的S_ij和ESI_it均处于较高的位置。北翼无论在产业的相似度还是在全球价值链上的高度都较南翼更接近于上海，显示出了该次级城市群的比较优势；南翼城市群则在提升动力上显示出了优势。南北两翼的产业整合基础较好，且整合后实现对全球价值链攀升的可能性也较大。

2.长三角城市群南北两翼的产业相似度介于两者与上海之间的产业相似度之间，与两者的各自的全球价值链高度更加接近，说明通过整合南北两翼次级城市群的产业，提升整个长三角城市群在全球价值链上的高度所需要的成本，低于两者各自与上海进行产业整合来实现目标的成本。

五 结论与建议

本文通过明确城市群含义与厘清城市群在未来全球产业链上的节点作用，从长三角城市群南北两翼次级城市群的产业相似度入手，分析了两翼的次级城市群与龙头城市之间的产业联系，并测算了长三角城市群整体上的专业化程度。然后，以上海为比照对象，测算了长三角城市群南北两翼次级城市群在全球价值链上的高度。数据结果显示，长三角城市群内部次级城市群之间在全球价值链上的高度有级差，且产业相似度较高，提升全球价值链的动力充足，且成本较小。

从现实层面来看，长三角城市群南北两翼的次级城市群无论是产业发展的规模还是质量，在原有的发展模式下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也显示出了产业发展模式亟待调整、产业转型升级困难等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的途径，可以最终归结到整合区域内部产业带这一中心议题上。具体来说，可以通过以下主要路径，立足长三角城市群现有的产业发展优势，强化城市的创新功能，加速推动城市群生产网络的构建，实现长三角城市群南北两翼产业优势的整合，确立长三角城市群在全球城市群与价值链中的比较优势。

一是充分利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并构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的契机，转变思路，以一体化和整体的思路去整合现有的长三角城市群南北两翼的产业优势，跳出过去产业发展中各自为政的窠臼，以全局视野去谋篇布局，突破体制机制的约束，通过产业的水平间分工、产业的空间分工，在相同产业中的细分产业，在不同产业中的相近价值链环节，形成次区域间的差异化竞争优势，有效解决长三角城市群现有的产业同构问题，以产业间分工、产品内分工替代产业同构，提升全区域的产业竞争能力。比如，以电子商务企业的销售环节为核心节点，鼓励企业“借智借力”，向下组织各种在区域内具有生产优势的消费品与工业品生产，向上积极探索计算机硬件设备、人工智能、云计算等领域的研发与应用，借助长三角各城市不同的价值链优势，在全球形成数字经济与相关产业发展的高地。

二是充分利用长三角城市群建设的时间窗口，结合各地的都市圈建设，以上海都市圈、南京都市圈、杭州都市圈等跨省域的都市圈为龙头，以宁波、合肥、苏州等城市为次级节点，激发城市经济中多样化特征的正外部性，释放出更多更好有利于南北两翼产业发展与整合的信息、技术、知识的交流与融合机会。例如，利用城市圈、城市群建设过程中交通基础设施水平的迅速提升，加速生产要素在长三角城市群中流动的速度，扩大流动的范围。又例如，在G60科创走廊、张江、合肥等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的建设以及城市有机更新的过程中，提供更多的公共空间，激发潜在的创新创业行为。

三是充分利用长三角地区一直以来“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由多元主体参与的区域治理模式的优势，通过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结合，以上海为龙头、苏浙皖各扬其长的方式进行地区间协作，创新长三角地区治理模式。如在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中，将各项政策与制度进行先行先试，推动并引领国家的高质量发展，在推进高质量发展方面探索独特路径，提供有益经验。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市场化导向的改革开放，走出了一条带有鲜明地域文化特征的张弛有度、收放有序的渐进式体制机制演化路径。

四是充分利用改革开放以来长三角城市群业已形成的在一些重点产业领域的不可复制的优质产业生态，实现产业内部的分工，助推存量产业的转型升级，从长三角城市群产业专业化的角度来理解与解决所谓的产业同构问题。例如，长三角城市群一直以来拥有良好的纺织服装产业基础，但同时也带来了同类产品之间的激烈竞争。因此，可由各类细分产品的龙头企业牵头，成立长三角城市群纺织服装产业联盟，制定长三角城市群在丝织、轻纺、毛纺、皮革等领域的行业标准，建立产业的区域性声誉，并带动相关上下游配套产业提高相关标准，细化产品领域，构建国际一流的纺织服装生产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