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科举而后有功名。由于功名与身份、利禄、仕途攸关，因此，循科举求功名，就成了千百年来士人齐集、梦寐以求的“正途”。士人汲汲于功名，由此形成的功名意识不仅主宰士人命运的悲欢，而且渗透、弥散到整个社会，积久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这种由科举衍生而来的功名意识，甚至到了1905年科举废除之后，在士人与社会中依然广有市场，并没有因科举的废除而发生根本性的动摇。尽管在科举时代即不乏“不事科举”、疏离科名的读书人，近代以降受时局影响，更多的士人由“程文闱墨”转向“时务新书”；庚子国变之后，他们中的一些人更径直走向革命，但科举、功名在士人的心目中仍居于无可替代的中心位置，具有别样的魔力，以致于1905年清政府在宣布废除科举的同时，为了减轻可能造成的剧烈社会震荡，不得不做出另外的制度安排，推出一系列学堂奖励政策，给予新学生(含留学生)以科举时代相应的进士举贡等“名分”^①。即使到了民国时代，这种意识也并没有完全褪尽。本文即以科举废除前后功名意识的流变为中心，一方面着力还原由废科事件引发的清末民初知识人社会的多元面相，以及功名意识在士人与社会中的长久影响；另一方面透过功名意识的流转呈现近代中国制度变革所面临的纷繁复杂的难局和困境。

1910年廖平为吴虞《骈文读本》作序，称其“澹于希世，不事科举”^②；吴虞在后来的一篇文字中亦曾忆及戊戌后的从学经历，自谓身当蜩螗鼎沸之时、国学凋残之际，所“苦心矜炼”者，亦在新学与政法^③。末代探花商衍鎏之子商承祚晚年自述平生，说他的父亲虽由科举而入仕途，“但决不愿我走他的老路，勉励我钻研学术，著书立说做个学者。”^①科举荣名并不是所有读书人的终极追求。丘逢甲在1905年前后曾有过多篇轻篾科名的诗作，“科名末造贱文章”、“神州苍莽英雄出，不为科名合着鞭”^②，表达的也是寻求新知、以道德文章传世的心迹。孙宝瑄则以殷实的家计为保障，选择了“名士”一途。当众多读书人仍在为举子程文苦心焦灼之际，他早已阅读了大量的时务新书，经史典章，法政经济，西学与新学，孙宝瑄正以一种悠然放达的姿态实践着晚清中国士大夫的经世抱负。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中追忆甲午年的中国时势，那时他还是苏州城里一名19岁的秀才，战败修约的屈辱使他痛感八股八韵之外，必须研究点别的学问，对功名仕途亦即不那么热心了^③。由此可见，“无风尘之慕”非晋人独有的风度，在科举时代它同样构成了读书人追求“志”“道”的一种方式。

当然，“澹于希世，不事科举”并不是晚清才出现的一种人生选择，自有科举制度以来，便有一群独立于功名社会之外的读书人。《朱子语类》中“可惜举业坏了多少人”、“科举累人不浅”的指摘抉剔在明清两代曾被广为引用；明道先生“厌科举之业，慨然有求道之志”的行状也成为众多读书人的楷模。但由“程文闱墨”转向“时务新书”，却是清季才出现的一种转向。

这种转向在绵延不绝的内忧外患逼拶之下，又迅速催生出不同于传统的另类样态。庚子国变之后，受时局和新学的影响，有些士子开始萌蘖民主革命思想，不再把功名放在心上；有些则抛弃举业，径直走向革命。胡愈之记少时的求学经历，说到读小学堂时，便常看些《新民丛报》、《浙江潮》、谭嗣同《仁学》一类的书报，幼稚的头脑里已装满了民主革命思想，对于功名出身，全不放在眼里^④。国事之“痛心惨目”造就了彼时放弃功名、转而以实事拯救危亡的读书人。1902年，18岁的熊十力“稍读船山、亭林诸老先生书，已有革命之志，遂不事科举，而投武昌凯字营当一小兵，谋运动军队。”1911年，他亲身参加了推翻清王朝的辛亥革命^⑤。同样是受到明末诸老遗志的鼓舞，1906年，游学日本的宋教仁在日记中记其阅读阳明先生“登第恐未为第一等事，或读书学圣贤耳”时的一番深重感慨，读书用以明志，追慕先哲，习其“慨然有经略四方之志”^⑥。时年24岁的宋教仁已是当日掀起革命巨浪的领袖人物，抛弃举业自然不消说，而他对阳明先生的诚心思慕却刻画出了一番精神饱满的儒者气象。作为革命者的宋教仁与日后走上以学术为经天伟业的熊十力一样，都以抛弃举业为表达志向的方式。持志与痛心一起，成为真实面对时代灾难的见证。与科举时代的隐者不同，清朝末年，不事举业的读书人所放弃的，不但是功名利禄，更是科举制度所象征的一种正统秩序。陈独秀在《实庵自传》中记述了1897年应江南乡试的一段经历，正是那些迂腐不堪的应试者和考试制度使少年陈独秀看清了所谓“抡才大典”的荒谬可笑，“决定了我个人往后十几年的行动。”^⑦ “行动”，便是这位当日的朝廷考选之士变成了日后的革命家。科举制度经历了明清两代所累积的制度性弊病，诸如八股程文之迂腐、仕途拥塞等等，早由朝廷内的改革者论说分明，亦在改革计划之内。然而时势风云突变，“积弊”创生出最终的反叛者。

“好隐，不事科举”^⑧的太炎先生，亦是晚清鄙视科名、走入革命一途的著名个例。他作于1910年的《驳皮锡瑞三书》中，批评皮锡瑞“将崇重科举，惑其神志，抑数典而忘稽古乎”^⑨。1936年，章太炎逝世，张元济在挽联中称其“自幼劬学，不屑仕进，方科举盛行时，从未涉足试院”^⑩。在20世纪以前，“不事科举”大多指陈一种隐者风范，专注学术或是意在保持高洁之志。由崇重学术而轻视科举，这是传统时代的通常逻辑。自清末科举改革的风潮涌起，功名与志业之间的联结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向，那些对固有体制保持疏离的读书人渐渐变成真正意义上的反叛者。随之，举业功名与消磨士人心志的对应关系便转化为与专制主义的绝意对抗。章太炎在一篇讲述清代学术史的论文中即直接将科举批判与其反满主义联系在一起：

满州初载，皖南之学未兴，顾氏而下，陈启源、朱鹤龄、臧琳之徒，皆起于吴学，虽浅末，然未尝北面事胡人。惠士奇始显贵，其子栋，一举经学。栋之徒江声，亦举孝廉方正，皆未试也。虽余萧客、陈奂辈，犹以布衣韦带，尽其年寿，则嘉遯之风广矣。……贼渠数南下以镇抚之，犹不能扰，则以殿试甲第诱致其能文章者，先后赐及第无算。既醉利禄，彭绍升之徒，为之播扬，则嘉遯之风始息。科举废，而士人思以学校出身，惧客籍之占其员数，其持省界始，陈启源、朱鹤龄之鬼不来食矣！^①

在科举制度以“千年积弊”之名行于天下的年代里，科举的声名因与“旧制度”的关联而遭遇到众声指责。因痛陈“清政不纲”而“昌言革命”，在诸如章太炎这样的革命家心中，科名意味着专制者别有用心的利诱，更意味着异族与专制王朝对士人的“诛心”之术，利诱与诛心造成了学术衰颓。在这里，学术主题已然被置换为种族革命和政治革命的主题。胡汉民在自传中说，义和团之变后，“余已绝意于满州禄位”，1903年他甚至为人捉刀入场屋应试，将得到的六千余元报酬用于游学资费^②。这几乎是一个具讽刺意味的寓言故事——身临朝廷的抡才大典，却是为了获取反对这一制度的资斧。清末年间读书人弃绝功名利禄的意态跃然呈于眼前。章士钊亦称，自1901年以后，便“怀挟革命热念”，从此绝意场屋，径直投考江南陆师学堂，以期掌握武器、对敌外患^③。与传统时代的隐者风范相比，身处20世纪的读书人绝意科场的理由要复杂得多。在《天演论》、《革命军》与梁任公大行其道的年代里，科名的诱惑似乎渐渐淡出士人们的眼界。救亡图存的道理与弘道意识结合在一起，使一些人开始摆脱“养士”之名位，走上与朝廷对立的道路。在这些被后人称作革命先驱的读书人身上，仍然能够看到传统中天下意识、苍生意识的接续，所不同的，他们对国家的期望和热忱置换成了另外的方式。

由拒绝科举到走入革命，这中间发生的转折是由晚清中国的特殊情境赋予的。小说家李涵秋在《广陵潮》中描绘晚清的士人世相，曾借笔下人物刻画科场“囚首唱名，匍匐归号，国家待士，实过刻薄。科名一途，我今生是决不俯就的了。”^④如此这般的感叹若置于传统时代，大致不过为受困场屋者欲说还休的懊恼；而在晚清，“决不俯就”则很可能意味着反叛。这是一种世代转移的痕迹。士人对科举的离意在晚清中国的时势中，催生出了各式各样的志士意态。因轻视科名转入著述，抑或走进革命一途，在离意丛生的面相底下，自有一种时代的力量在涌动和催促。

“不事科举”尽管是传统至近代长存的一种现象，但不得不承认，与“科名之重”相比，这在整个中国历史与社会中只占据微小的位置。1901—1905年的废科事件虽非骤然发生，但于亲历之人造成的震荡仍然是空前而巨大的。张资平在1920年代末回忆辛亥前后的经历，他说，那时候的一班青年，有以性命为赌注，冒险革命的；也有醉心于科名，一心只为前路奔忙的，——“我想，这真是在转变期中的一个滑稽的对照。”^⑤ “对照”，意味着矛盾；“滑稽”，则意味着往复、交困和充裕的戏剧性。

在晚清中国的权势转移中，习读孔孟的读书人经历过层出不穷的挑战和抉择。夏丐尊回忆废八股、以策论取士的情景：“这改革使全国的读书人大起恐慌，当时的读书人大都是一味靠八股吃饭的，他们平日朝夕所读的是八股，案头所列的是闱墨或试帖诗，经史向不研究，‘时务’更所茫然。”^⑥当日某些报章中更慨叹学堂与科举的混杂，往往使得一般学子仿徨失措，无所适从^①。这说明，制度的变革往往看似微末，却有着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力道。

首先袭来的是科举停废造成的生存危机。光绪《越乔厅全志》记载：

科举既停，青衿失业，遣赀远出，怅怅何从，至是方悔前事之不成，不已晚耶？虽然今日之世界，学生之世界也，苟不能舆于学界者，均为废人。^②

“寒士求出路在科举”^③，既有虔诚，也意味着一种无可奈何。而科举立停，寒畯人家的子弟若非无书可读，便面临着读书半途却又遽失进身之阶的尴尬。科举与学堂、中学与西学、改良与革命，这些被今人目为时代关键词的语汇，在当日却意味着成千上万读书人最真实的命运降临——“年轻一代迷恋过去的大门从此关闭”^④。时人记载，废科举一言出，舆论蔚起，有士人浩叹：“科举废矣，吾辈何从谋生？”^⑤山西举人刘大鹏在获悉废科上谕后，更有“心若死灰，看得眼前一切，均属虚空”、“生路已绝”^⑥的末世心态。近百万读书人据张仲礼先生的估计，19世纪后半期中国约有举人1.9万人、贡生4万人，生员则达到91万人^⑦被迫卷入由庙堂与政情所卷起的漩涡中，他们的慌张和惶恐写照的是一个时代的剧变，以及世路中的不适和困窘：“若乃旧业不能守、他业不能为，遂至无业(俗谓闲居或谓之探闲事)，因无业遂至倒行而逆施者，始则习为讼笔，秘密代人作状词，继则出入官署勾通书役以播弄包揽为生活计……”^⑧

以上所录是废罢科举以后有关湖南士风的调查。如调查者言，士人的种种窘态，皆“时势所然”。功名道断，断绝了进身之阶的读书人因“无业”而滋生种种“倒行”与“逆施”。他们在时代的漩涡中无以安身，无从立命。这种被裹挟而去的身影让我们看到历史在前行之余留下的深浅不一的痕迹。

与困守相对应的，是另外一部分跻身于新世代、却明显还是脚步踉跄的一群。张资平说：

像我这一类家计清贫的青年，想准备五年多的学费以图一个举人的功名，是万无能力的，也决不梦想那些空衔的。自己只想考得一份官费，求得一番专门知识，日后可以以之为敲门砖，在社会上谋一个举人口敢饭地。我的父亲是这样地希望我，也是这样地期待着自己。“没有饭吃，还谈得上功名么？”^⑨

舒新城也在自传中记述，那时的教育已经挂上了“学堂重要，无钱免入”的牌子，要征收一切费用。1910年暑假他和同学赴长沙“看世界”，原本想投考一所学堂，可是每学期需要缴膳宿杂费五十余元，“在富厚之家自然不成问题，可是每年百余元的用费，我家是绝不能负担的”。所以虽然已被录取，到了将要开学的时候，舒新城还是独自一人返回了家乡^⑩。朝廷以“图强”为名目推进改革，后续措施却不及配套。与这一系列的“躐等”直接关联的，便是那些“家计清贫”的青年在剧烈翻覆的时代中体验的迷惘、无力。

和张资平们一样，在江南的绍兴城中，有人正经历着同样的趔趄。从小康之家而坠入困顿，求学之路对于以年幼之身罹遭变故的周氏兄弟来说更是曲折漫长。1898年，改革科举才刚刚萌芽于舆论，鲁迅在《〈呐喊〉自序》中回忆往事，提及那个时候读书应试是“正路”，“所谓学洋务，社会上便以为是一种走投无路的人，只得将灵魂卖给鬼子，要加倍的奚落而且排斥的。”^⑪ 17岁的鲁迅仍然在母亲的不舍中赴南京投考免收学费的江南水师学堂，数月后转入新设的矿务铁路学堂。在等待正式开学期间，他和弟弟周作人、叔祖周仲翔一同参加了会稽县的县试。鲁迅早年求学经历中的这几个细节，微妙地向我们展示了“新”与“旧”之间的此消彼长。读书人看似在个人命途中经历了一重又一重的选择，实际上，他们更像是由潮流所推，被驱赶着前行的。家计、学费、“母亲的期望”、“家族的同情”，在在构成了无形的屏障。抉择往往并非“情愿”，而只是“情理”。

小鲁迅4岁的周作人的际遇亦大体相似。中年回忆少时科场经历，周作人说，清代士人所走的道路，除了科举是“正路”之外，进学堂也算一条可以走的“叉路”，然而：

实在此乃是歪路，只有必不得已，才往这条路走，可是“跛者不忘履”，内心还是不免有连恋的。在庚子年的除夕，我们作《祭书神长恩文》，结末还是说，“他年芹茂而樨香兮”，可以想见这魔力之着实不小了。^①

庚子年还在痴迷“芹茂”与“樨香”的周作人，越一年，即以《焚书》为题作诗批判科举的“浮词虚语”，并在日记中附记议论，称四书五经“销磨涅伏者，不可胜数。又且为专制之法，为独夫作俑，真堪痛恨。”言辞之激烈与前日应试科场的轻松判若两人。水师学堂铺陈的“科学”、“民族”等理想主义氛围，动摇了少年周作人对功名的信念。西学与富强显现出更强的迫切性。中国的传统学问在甲午、庚子历劫之后开始被置于舆论风暴的顶端，而年轻一代读书人在浅尝求知渴望与救亡热忱的同时，却又不断遭遇到现实的摧折；科名、出身与前程，正是题中一义。鲁迅看得更加透彻，所谓“上午‘声光化电’，下午‘子曰诗云’”的“折衷”，不过是要“学了外国本领，保存中国旧习”^②。“折衷”，其实在很多时候是代表了一种不得己。钱理群称为“失落的痛苦”与“寻求的焦躁”^③，说的便是此时读书人所经历的困境。

20世纪初年，中国在新旧之间徘徊行走，学术、思想与心态均在其笼罩底下。时代的彷徨投射到个体生命之上，便是数百万如飘蓬断梗般游走于剧变世事中的读书人。科举制度虽然在时论的追剿下渐呈疲态，但科名一事，在当时大多数中国人心目中依然是高悬于上的。在许多走进学堂、走向西学的士人身上，我们还是可以解读出不同的心境。因此，落寂、彷徨与决意转身，看似样态各异，实则都是从不同角度展现了废科举、兴学堂的制度转型给士人带来的种种不适应。

在20世纪初年以新政为西学张目的年代，抱着《直省闱墨》岿然不动的守旧儒生稀松平常。1901年废八股、1905年停科举，即使在这样的当口，科名的牵绊仍然是士人生活世界里最真实、最紧迫的主题。

《金陵卖书记》(1902年)中记录“江南考先生”不知时变、惟科名是从的状貌，绘其“脑力之锢塞”与“虚骄之气习”^④，令人释卷难忘。而在数十年后，周作人回忆壬寅年(1902)的县考，文辞中的暮气与苍凉更是让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冬天日短，快近冬至了，下午的太阳待别跑的快，一会儿看看就要下山去了。这时候就特别显得特别紧张，咿唔之声也格外凄楚，在暮色苍然之中，点点灯火逐渐增加，望过去真如许多鬼火，连成一片；在这半明不灭的火光里，透出呻吟似的声音来，的确要疑非人境。^⑤

近代以降，回忆科场的文字举目皆是，展现的大多为仕途壅塞、士子窘迫的印象。而周作人的这篇文字，余味却大不相同。作为科举制度最后岁月中的亲历者，周作人自己的科场记忆并不是那么深重的，而他笔下的那一班为赴考“不顾性命”^⑥的江南考先生，则为“科名之重”的感叹加上了一笔耐人寻味的注脚，以其懵懂与异议可怪的行状刺目地写照了巨变时代中科举与功名的强大影响力。

1903年，时人记扬州士子争赴科举的情状，如果仅是一般习读高头讲章的迂腐之士也不足为奇；关键是那些日日讲新学、言新政的所谓“志士”，以及身在学堂的新学生，同样相率成群结队入场与试。论者深喟：“读书种子科举思想深，脑筋欲求改革难矣。”^①在1903年的山东，高等学堂应顺天乡试者居总数之大半，论者浩叹“科名之系人心如是如是！”^②在江苏，几乎是同样的情形。1904年会试，江苏一省的应试人数便较曩昔多至数倍；最可笑者：“素主停科举、自命改革党之张云搏、陈颂平、蔡云生等亦联袂同往，意气甚豪，亦可异矣。”论者云，这些平日总劝人不必考试，撰刊著文动辄洋洋万言，颇为动听；然而返诸自身，则根本不能践履。从这样的“志士仁人”身上，望不到改革的推行、中国的前途希望。因此而感叹，中国科举思想之发达！^③在南京城，庚子以后兴建了不少私立官立学堂，如陆师学堂、水师学堂、格致书院、高等学堂、东文学社等，然而环顾当日之科场，“师生相率而下场，官立学堂一律停课。”^④即便如首善之地——京师大学堂，情形亦如是。据当日的大学堂学生回忆，到科举大考之日，学堂经常人去楼空。1903年癸卯乡、会试将近，学堂学生纷纷请假应考，“先期乞假者十之一二，至四月间乡试近，乞假者盖十之八九。暑假后人数寥落如星辰”^⑤。更有甚者，1902年，安徽滁州曾发生假借传教士之名向民众代借“外国功名”的骗局。时为八股废而改试策论，滁州等处有棍徒眼见民众功名心切，竟声言为教士所派来代捐外国功名的。后经官府查处并出示晓谕，称捐纳外国功名实系匪徒造谣，但仍有民众争相至教士处求捐功名^⑥。在这出令人啼笑皆非的闹剧中，可以看到功名一事对于普通中国人沦肌浃髓的影响。

科举正式废掉以后，社会中人对功名的争相趋附依然构成一种常态，人们关心的并不是学堂教会其子弟多少西学、如何富国强兵，更在意的还是学堂为其提供的“出身”。在郁达夫的家乡杭州府富阳县，庚子以后废八股改学堂已成必然之势，而在当时的富阳，反对洋学堂、看不惯新学的顽固派、老学究很不少。他们认为八股应试毕竟是正路，学堂，充其量不过是“讲艺”，“舍本求末，说穿了是出卖灵魂给鬼子”。可是1905年以后，情势却有了很大改观，县里兴办了高等小学堂，不仅一班儿童、年轻士子争相入学，从前的反对派也不得不让自己的子弟上洋学堂去读书了。旧书院原有一些好不容易中过秀才，准备再考举人，又博得官费伙食待遇，而来继续学习的所谓“廪膳生”，都已是中、壮年人了，他们也不得不与十一二岁的小同学同班^⑦。时势的转移仿佛就发生在一夕之间，但如果我们深究下去，在这“转移”中起到至关重要推动作用的，仍然不外乎功名一途。在那个时候的很多人看来，“学堂”与“科举”本是同一个意思，代表了朝廷奖掖读书、隆以出身的用意。所以，排斥学堂是出于对功名的敬畏^⑧，入学堂则同样出于对功名的热衷。这是殊途同归的事。

废科举后，在年轻的、年老的士子争入学堂之际，还有许多人仍指望通过传统的仕路获取前程。1909年举行优拔贡考试，便出现了各地士子踊跃报考的情形。在京师，有人以竹枝词咏当日“一时新贵，溢满京华”的盛况：“何期科举久停裁，优拔名场却又开。要为高才谋出路，一时新贵凤城来。”作者惊叹，“科举情形仿佛又见！”^⑨1910年考试举贡，京师一地即有一千三百数十人参加^⑩。其时，《申报》中有连篇累牍的舆论记述江浙地区考录优拔的情形：在苏州，考试者担囊负箧，摩拳擦掌，“笔风墨阵，酸雨羶风，文坛中好一场恶斗”^①。翌年，苏垣“贡院前一带，考寓林立，几无容足之地，各客栈饮食店生意莫不利市三倍，而一班热心科举者，日在寓内临摹端楷，咿唔之声，邻右动听，均有跃跃欲试之势。”^②在浙江，各属报试人数多至四千七百余名，学界自堂长、职员、教员、学生以次，军界自队官、排长、弁目以次，警界自巡官、教练官及什长以迄巡士，甚至东洋留学生、法政毕业生、初选复选监察管理员、各处新议员等，无不争先恐后应试^③。许多学堂教习亦热衷于考试，当优拔举贡考期之时，竟有纷纷停课以预备应考者^④。对于尚不明西学有何等重要、救亡与富强等命题的一般社会而言，叫子弟入学堂也终归是为了一个功名，倘或“皇上家不重用”了，学堂又岂有意义？^⑤还有个事例，说有日本归国的医科留学生数人，仍沉溺科举，恳请朝廷赏赐举人、进士身份，遂至引来“科举废而科举之毒蔓延于学生”之叹^⑥。1911年，由于朝廷停止奖励出身的传言四起，竟有一些“热心功名”的学生怏怏不已，相与运动提前毕业^⑦。弋取功名如此热烈，报章称废科举后的优拔考试“实科举尾声之活剧”^⑧，甚而有人惊呼：“此时若有人开会议复科举，赞成者必占多数也。”^⑨蒋维乔称当时中国的各类考试，举贡也，孝廉方正也，“殆无月不考试，或一月两试，上以利禄诱，下以利禄历，举国若狂”^⑩。

这样的故事，抄不胜抄。“举国若狂”，正反映了科名之重。理解了这一点，就不难理解，清廷为什么要在科举废除以后创立学堂奖励制度，予新学生以举贡等出身；为什么在当年为学堂奖励政策辩护的言论中常常强调科名与奖掖的重要。其间的无奈和权宜，从一个侧面说明：制度层面的变革延展到社会，再由结构与功能的变迁渗透到普通人的行为、心态，不是靠一阵呐喊或疾风骤雨似的批判就可以奏效的，它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

科举于1905年废除之后，中国便进入了后科举时代。在这个年代里，尽管新学已成漫天之势，但在时人品评中，“士”与学堂学生及留学生中间仍存在着显著的差别。1905年保和殿考试归国留学生，时论中说：

近年科举稍轻，非进士出身者亦稍稍至大官，然京朝终藐视之，而其人亦自引以为缺憾，自以为非读书人。至留学生出，则俨然有其所读之书、所挟之学不得以非读书人相目，然而众论尤龂龂之，则科目诸公所持以骄留学生者。^⑪

京朝的藐视与其人的自轻正好构成了双重论据，习西学者固然已渐据时势之重，但由国家赋予读书人的功名及其价值在时人心目中却并未随之发生根本性的改变，“科目诸公所持以骄留学生者”，无他，乃科名耳。1910年，《大公报》“闲评”更是直指举贡与留学生气象的不同：

留学生考而得官也，举贡亦考而得官者也。留学生一入官场则俯首低眉，其志愈下，举贡一入官场则高视阔步，其气方张。故同一入官也，而举贡与留学生之气象不同。^⑫

这当然是一种极而言之的看法，留学生一入官场未必就“俯首低眉，其志愈下”，举贡一入官场也未必就“高视阔步，其气方张”，但这种看法还是部分地反映了当年的官场现实：传统出身的举贡比留学生更受垂青。首任学部尚书荣庆1910年9月在接见拔贡考入选的考生时，便毫不掩饰地表示对旧学人才的青睐，对留学生则口多微辞：“现在时事艰难，需材佐理，如吾辈者已老朽不堪世用，而留学生等又大率汉学甚浅，年轻气躁，难当重任。求其年力富而根柢深者，惟公等一辈人耳。”^①与留学生相比，荣庆更信任的是那些“年力富而根柢深”的旧学之士。尚秉和在民国年间回忆辛亥往事，犹称誉当日的翰林革命家谭延闿。尚秉和认为，清末以科举不足得人才为由而主张立停；然而，谭翰林的“出语即与众不同”正得自于旧学，因此“真革命家乃在科举中出乎，是知人贵读书也！”^②读书明理，读的且必须是圣贤之书。就像论者指出的，在这个出身科举的革命家身上，他看到了旧学熏陶所赋予的凛然意气。俞樾亦有科举中“人材辈出，其磊落轩天地者，皆出其中”^③之语。这是不随时趋与潮流而改变的、深藏于中国读书人血脉中的传统。

另据蒋梦麟记载：

我和陈独秀常讲笑话。我是一个秀才，陈独秀也是一个秀才。秀才有两种：一种是考八股时进的秀才，称为八股秀才。后来八股废掉了，改考策论，称为策论秀才。这种策论秀才已经有几分洋气了，没有八股秀才值钱。有一次陈独秀问我：“唉！你这个秀才是什么秀才？”“我这个秀才是策论秀才。”他说：“那你这个秀才不值钱，我是考八股时进的八股秀才。”我就向他作了一个揖，说：“失敬，失敬。你是先辈老先生，的确你这个八股秀才比我这个策论秀才值钱。”^④

虽然，这只是发生在蒋梦麟和陈独秀之间的一个“笑话”，但在这个笑话里最堪玩味的倒不是“八股秀才”与“策论秀才”之别，即所谓前者比后者“值钱”，而在于他们都言之津津，同样是秀才，但八股秀才与策论秀才的含金量却是不同的，因为后者沾上了“几分洋气”，不如前者那么正宗。同样的功名尚且有这样微妙的差别，科举废除之后因学堂奖励而获得的科名，那显然更加等而下之。清朝末年八股改试策论，以当时人的西学程度来讲，变革确实很仓促。这对出题者与应试者双方都意味着某种程度的躐等。因此，有关新进之士浮躁的批评看来不完全是一种守旧论调。儒学负载的悠远传统不是新的知识、学制能够瞬息替代的；而科名的象征意义也将在激烈的时变中被一再地回味与纪念。

功名意识的强大渗透力，以至于新学与学堂的推广也需要借助它的声名。1907年，在奉化县所颁令的劝学告示中，直以“功名”的许诺作为兴学堂的诱掖：“但为你们今日计，舍了入学堂，你们这些好子弟，将来从哪里得功名？又从哪里替国家出力哪？……你们若再不从此改良，将来人家有生活，有功名，你们不入学堂的，恐悔之无及”。^⑤

同年《盛京时报》刊发了一篇地方学务公所的劝学宣讲，亦径直以“功名富贵”作为鼓舞：

从前凡有儿子的，谁不想教他儿子长大了好念书成名呢？像如今有儿子的，要不送入学堂去念书，科场又早已没有了，从哪里能得着功名富贵呢？说不了，就得一生作下等人啦罢。我劝大家早早晓得学堂，是富强的根本，断断不是别的说道，快快送儿子入学堂念书，比那得着多少金银钱财的，还好的多咧！千万可莫错了，千万可莫错了！^⑥

科场没了，径入学堂去求取“功名”“富贵”，这大约是当日的一般心态。在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兴学时论中，常常都是满篇的“朝廷”与“国家”；而这位宣讲者直陈“念书成名”的道理，或许更让读书人有会心之感。像这样在“新”与“旧”之间构成反讽的事例，寓目之后尤其让人感觉惊心。用“已被打倒”的去论说和支撑“当前正确”的，反讽的图像折射出意味深长的历史实景。这说明，科举虽已停废，旧制度下的惯习却如影随形。在批判者看来，正是这等“深印于脑蒂而不可猝拔”^⑦的功名思想沉重地拖曳着中国迈入新世纪的步伐。可是作为一个隔着更远的时空距离的观察者，却往往会感到这种评判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时代、脱离了当日的社会以及身处其间普通民众的心态。废除科举所要完成的，实际上是教育制度的变革，并不是士人对于仕途乃至朝廷的抛弃。而在1905年后的反对派看来，读书人必须要完成一次集体性的出走。也正是在这样的逻辑底下，追求功名被等同于丧失了作为“国民”的独立意志与自由精神。通过观察和解读当日的一般心态，我们会发现，“革命”意志其实并不“普通”。民众关心和热衷的，依然还在于社会自然要向前行、而个人的出身与前程总还是至关重要的。

普通社会的功名意识还表现在对科举仪式的坚执。清末年间学生考中新学堂，是要像科举时代一样，由报子敲着响锣到各家报送报单：“往来街市中见黄纸条遍贴家门首，有所谓增附优廪者，有所谓部试已录恩赐举人或进士者，有所谓由某国某大学毕业得给某科学士或秀士者，有所谓以内阁中书、七品京官及陆军副军校、协军校等补用者，几疑文武乡会试同时复举矣。”^①一副反讽的景象——因其“利禄之诱”、“奔竞之风”、“为国民教育之毒害”而屡遭批判的科举制度，在其废止以后，还是难逃“以文凭为升官发财执照”的命运。在1908年的广东化州，高等小学堂的学生毕业时也都好像考中秀才一样，穿袍褂，戴红缨帽，簪花挂红，游泮池，拜客，送扇，领花红。李佩卿从京师大学堂毕业回化州，便在祠堂门前竖起两支旗杆，演戏宴客，收礼金，像考得举人一样威风^②。在浙江富阳县同样有“报子”报送“报单”的仪式。中式者，焚香告祖，殊荣仪式，一如旧时。因而乡间有些人家就直接称毕业生为“学堂秀才”^③。舒新城的回忆也很有意思。1909年，学部举行小学教员检定，舒新城前往辰州县应试，并取中。教员检定合格与学堂时代的科名奖励远不是一回事，但接二连三得着“捷报高升”的报条，仍使全家人“欢喜非常”、邻人“献酒相庆”：

母亲在此时的愉快，真不可以形容。等到我只身回家的时候，她正在厨房烧饭。听得我的声音立即把预备好的炮竹取出燃放，一面慰劳我，一面怨我不先通知等轿子接风；家人、邻人之闻我取得功名归，都来道喜。我母于欢愉的自谦中，忙着倒茶、送烟和讲述算命先生对我测算的种种故事。而厨房里的一锅饭，已在她的忙碌中变成半生不熟的焦粥——因为下米时不曾搅动，火力过大，便致下面干焦，上面成粥，中间不熟——等到客人去了，大家预备吃饭的时候，才知道又是一个吉兆，而唱着封侯(成粥的谐音)升高(烧焦的谐音)口号，再向我道喜。那时候的我，也似真的得着一个光祖耀宗的功名回来，而喜得手舞足蹈！^④

新教育家讥讽“仅仅高等小学毕业而亦鸣锣报喜者”至为“可笑”；然而从这些郑重举行的仪式中，我们可以看到，乡民对“文凭”、“出身”的关切，尚不是利禄和登进之途可以完整涵盖的。这种隆重的仪式感所传递的还有普通中国人，对知识、天子、仕宦、名教等等的深苦用心。朝廷的“养士制度”造就了多方面的影响，这里面既有读书人学优则仕的追求、经国的抱负，也有他们因此产生的对学问、道德以及政治与社会的责任，还包括一般社会对庙堂之事的敬畏。

如果说功名意识在清末是由于朝堂高悬而挥之不去，那么到了民国，在新的教育、文官考试制度已成型的年代，人们对科举荣名的热衷则更加明证了功名之于中国社会的深透影响。据丰子恺回忆，父亲乡试中举的书籍、考篮、知卷、报单以及衣冠等，母亲都郑重地保藏着，她认为将来科举或许再兴，也好参考应用。丰子恺说，这并不是母亲一个人的希望，其时乡里的人都嫌学校不好，希望皇帝再坐龙庭而科举再兴。当时正是清朝末年与民国光复的时候，科举的废止、学校的兴行、服装的改革、辫发的剪除等事，在坐守家庭而不看书报的母亲看来犹如不测之风云。她能够理解的、聊以慰情的方式，依然系于功名为一个家庭所带来的荣耀^⑤。顾颉刚在《记三十年前与圣陶交谊》中回忆，“科举遽废，予乃无从取得提篮进考场之经验。圣陶告我，渠曾往应试，家中为之系红辫线，示年幼，闻之而羡”^①。从这些情味深长的科举记忆中，我们可以看到功名对于中国人绵长而又深重的笼罩力。季羡林回忆说，直到30年代，科举的思想始终流行，人们还是把小学毕业看作秀才，中学毕业看作举人，大学毕业看作进士，而留洋镀金则是翰林一流^②。这种称谓与记忆的“无时间性”则更加分明地评释了功名之于中国社会的矜重，它甚至不仅仅是教育、学识、身份与威望的简单叠加，功名的背后寄托着一长串的中国历史——那是文化与制度底下，万千为其所化的生民。

胡朴安在《北京輶轩录》中记录民国共和后的北京习俗，讲到缙绅士庶人家，每至丧葬出殡，炫耀街衢，至今惯用“前清举人进士”、“某科翰林”及“钦加道衔、府衔”衔牌等字样，照旧可以作为“欺视庸愚的耳目”和“假作炫耀的资本”^③。普通中国人对荣誉与身份的记忆，在经历了清朝末年混杂多变的政治与学术环境，经历了革命的扫荡、共和的洗礼之后，还是如此强固地保留了下来。清末直隶总督陈夔龙在国变后蛰居海上，曾在著述中苍然忆及过往的科举时代，他说：

功令本极严肃，人心先存敬畏。奋多士功名之路，实隐寓天人感召之机。未世不察，至薄帖括为小技，而未审先朝驾驭英雄之彀，即在乎此。科举一废，士气浮嚣，自由革命, 遂成今日无父无君之变局。匪特增余感想，亦犀川先生所不及料者已。^④

这是对功名彬彬洋洋、肃穆深蕴的追忆。张资平也曾在辛亥革命后感叹新学中人大都比旧的人物“骨头轻”，“纵令他们有高深的学问，但总赶不上旧时的科名出身的监督教授们态度沉着，言行稳重。”^⑤俞樾在废科之年为苏州府长元吴三县诸生谱作序，痛感“三学之门，无继至者矣”^⑥；亦有“功令已经废科举，留贻那得到云昆”、“海内已停科举学，街头犹卖状元灯”^⑦的孤怀隐痛。在这些已将讲艺重道深深化入情性之中的儒者身上，缅怀所彰显的不止是情绪，还包括丧乱之际对秩序感的召唤，以及对传统沦亡的反思。如许支离琐细的背影汇集在一起，便是清末民初中国士人悲欣交集的生命历程。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制度底下真正经历其变故的人，是他们在用个人的生活与思想演绎国家、历史的变迁。

皮锡瑞在戊戌年间评述康门政见，论“欲尽改今日之政，予谓先尽易天下之人，改政乃可行；否则新政与旧法相背，老成必与新进相争，终将扼之，使不得行，行之反多弊，以滋守旧党之口实，今日所行是也，无可言者。”^⑧易政与易人、新政与旧法、老成与新进之间的牴牾与相背相争，在在明证了历史和社会的复杂纷繁。及于科举制度，它的历史虽仅一千余年，但象征和规约却简直与“中国”二字相始终。朝纲所倚，士林相期，不读书、未识字之人的仰视，所有那些笼罩在科名之下的大小人物的情感，那些倨傲、讽刺、静穆与卑微的神气，都如同涡流一般在近代中国的天幕底下回旋奔腾。历史这支陡峭的笔，它的奇特即在于，峻厉却又适时、节制地传递着温度，常使读者在过眼过心之际为之泫然。功名意识在科举废除之际的辗转迁折，所传递的就是这样一种似可感可触、又遁于无形的复杂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