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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 Vol. 48 Issue (5): 50-58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16.05.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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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本文  

邵笑. 尼克松结束越战的秘密承诺——兼论美越和谈中的“苏联渠道”及其作用[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 48(5): 50-58.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16.05.006.
SHAO Xiao. Nixon's Secret Commitment for Ending the Vietnam War: Also on the "Soviet Union Channel" in U.S.-Vietnam Peace Talks and Its Function[J]. Journal of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2016, 48(5): 50-58.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16.05.006.

基金项目

本文得到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暨南启明星计划”),亦是2015年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尼克松结束越南战争的秘密外交研究(1969—1975)”(15FSS009)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
尼克松结束越战的秘密承诺——兼论美越和谈中的“苏联渠道”及其作用
邵笑     
(暨南大学历史学系/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广州,510632)
摘要:尼克松上台后,通过基辛格与多勃雷宁之间的秘密接触,建立了与莫斯科沟通的“苏联渠道”。为了结束越南战争,尼克松在美越和谈期间不断通过这一渠道向北越发出试探性信息,并逐渐形成了其秘密承诺:只要北越同意在签署和平协定后保留一段“适当间隔”,不在美军撤离后立即发动对南越的进攻,那么,美国就可以默许其以军事手段统一越南。尼克松的秘密承诺最终促使北越同意签署《巴黎协定》,并对越南战争的结局产生了重大影响。
关键词越南战争    尼克松    秘密承诺    美越和谈    基辛格—多勃雷宁渠道    
Nixon's Secret Commitment for Ending the Vietnam War: Also on the "Soviet Union Channel" in U.S.-Vietnam Peace Talks and Its Function
SHAO Xiao
Abstract: In order to end the Vietnam War, American President Nixon finally made a secret commitment to North Vietnam via the "Soviet Union channel" after he took office: As long as Hanoi agreed to have "a decent interval" after signing the peace agreement, that is, Hanoi would not attack South Vietnam immediately after the U.S. forces withdrew, U.S. would allow it to unify Vietnam by war. Nixon's secret commitment made North Vietnam eventually agree to sign the Paris Agreement.
Keywords: Vietnam War    Nixon    secret commitment    U.S.-Vietnam Peace Talks    Kissinger-Dobrynin Channel    

学界一直有人认为,尽管尼克松以“光荣的和平”(Peace with Honor)作为结束越南战争的口号,但他为了促使越南民主共和国(以下简称“北越”)同意签署《巴黎协定》,曾做出过秘密承诺:只要北越同意在签署协定后保留一段“适当间隔”(decent interval),即不要在美军撤离后就立即发动对越南共和国(以下简称“南越”)的进攻,那么,美国就可以默许其以军事手段统一越南。对此,由于研究侧重点的不同,国内学界并不关注这一问题。国外学界虽然对于越南战争的研究更为全面,但受到资料与研究视角的限制,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也相对薄弱,并没有充足的材料证明这一论点。

随着档案资料的进一步解密,特别是2007年出版的档案集《苏美关系:缓和年代,1969—1972》,再结合《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中关于美苏关系、美越关系的档案,笔者发现,在美越双方进行巴黎谈判的同时,美国还开辟了与苏联沟通的基辛格—多勃雷宁秘密渠道。为了推动巴黎谈判,尼克松通过这一渠道向苏联传递了诸多信息,完整展现了他在越南问题上的试探乃至提出秘密承诺的整个过程。而对于尼克松的秘密承诺与美苏秘密渠道之间的联系,学界缺乏足够的关注。笔者希望此文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有所帮助。

一 尼克松的多次试探

尼克松上任后不久,1969年2月17日,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Anatoliy Dobrynin)前来白宫作首次正式拜访。正是在这次拜访中,尼克松确定了基辛格与多勃雷宁保持私下会谈的秘密渠道。尼克松在上任前就已经与基辛格商定,在越南问题上,要把苏联拖下水。基辛格—多勃雷宁秘密渠道的存在,恰好为尼克松在越南问题上试探苏联,或者通过苏联试探北越打开了方便之门。

在结束越南战争问题上,尼克松提出的口号是“光荣的和平”——并非是不惜一切代价地尽快结束战争,而是要保留美国的颜面,体面地离开越南。因此,尼克松通过各种途径,包括苏联渠道,向北越提出,希望在现有的巴黎四方谈判(美国、南越、北越与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之外开辟由双方高级领导人所直接参与的秘密谈判。最终,经过一系列沟通,1969年8月4日,在对南越严格保密的情况下,基辛格与北越代表春水在巴黎举行了首次秘密会谈。但此次秘密谈判并未取得任何进展,饱受国内反战压力的尼克松不得不发表“沉默的大多数”的讲话,呼吁“我美国同胞中伟大的沉默的大多数”支持自己的政策。这一讲话在为尼克松赢得了国内支持的同时,也惹恼了北越。因此,一直到1970年初,秘密谈判才得以继续。

1970年2月21日、3月16日与4月4日,基辛格与北越代表黎德寿、春水举行了三次秘密谈判。双方的矛盾非常尖锐:首先,美国希望实现双方同时撤军,即美军撤离南越,北越也从南越撤军。但由于河内拒不承认在南越部署了军队,此问题无从谈起。其次,在谈判中,河内一直坚持撤换南越总统阮文绍、副总统阮高其、总理陈善谦等南越政府高级领导人,而这是尼克松所无法接受的。此外,就在这一轮秘密谈判期间,为了切断胡志明小道,以遏制北越对南越的军事渗透,在美国的支持下,3月18日,朗诺在柬埔寨发动军事政变,推翻了西哈努克政权,可想而知,这自然会对谈判产生负面影响。再加之双方在撤军期限、印支地区停火、释放战俘等问题上仍然存在诸多分歧,此轮秘密谈判不欢而散。

对此,尼克松并不甘心。此轮谈判结束后不久,尼克松就通过基辛格—多勃雷宁渠道向苏联做出试探。4月9日,多勃雷宁与基辛格有过一次会谈。根据多勃雷宁的记录,基辛格宣称,“尼克松政府准备同意让南越中立,它准备从这个国家完全撤离其军队,而且它也准备同意,在美国军队离开越南之后,‘在内部演化’的进程中在那里建立‘任何政府’……但是尼克松政府‘只有一件事情’不能同意”,那就是撤换阮文绍等人,因为这意味着南越政府的崩溃。基辛格还强调,“如果北越人‘理解’尼克松的‘立场’,不坚持立刻让西贡政权现在的当权者免职……尼克松可能就不会太关注他们之后所发生的事情了。”这实际上就是尼克松最终做出的将会抛弃南越的秘密承诺的雏形。多勃雷宁敏锐地觉察到:“尼克松政府希望我们说服河内‘更加关注’美国的这些承诺”。

然而,尼克松在做出暗示的同时,并没有放弃军事手段。为了打击北越在柬埔寨的军事基地,4月28日,美越(南)联军发动“全胜42”战役(Complete victory 42),入侵柬埔寨。在美国的军事行动面前,尼克松的暗示显然没有太大的诚意,河内自然也不可能给予积极回应。尽管美越双方在9月7日再度举行秘密谈判,但仍然各执己见。几天后,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北越政府先后于9月11日、14日发表声明,临时革命政府代表团团长阮氏萍(Nguyen Thi Binh)女士也于9月17日在四方会谈上宣布了民族解放阵线的八点建议,他们的主要内容仍然是要求美国单方面撤军,撤换南越领导人等。双方在这些问题上的根本分歧导致此后的秘密谈判毫无进展,北越的态度也愈加强硬。12月10日,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北越政府向全国军民发出号召,“决心战胜美国侵略者”。越南人民军司令部也向全军下达命令,决定落实这一号召,打败美帝国主义。

和谈的停滞不前与北越的坚决态度促使尼克松在1971年初进行了另一次试探。1971年1月9日,在与多勃雷宁的会谈中,基辛格明确表示:只要美越双方达成和平协定,那么在美军从越南撤军的同时,“美国人不会要求北越军队相应地从南越撤离”。与此同时,北越“在美国军队撤离期间实行停火,并在撤离后至少要保持一段时间。”紧接着,基辛格非常含糊地做出了一个“相当古怪的评述”:“如果在美国军队撤离之后的某个时间,他们开始再次相互战斗,最终不是他们——美国人——担心,而是越南人他们自己。”因为此时美国人已经离开越南了,而且即便南北越南之间发生战争,也是尼克松离任之后的事情了。有趣的是,“基辛格特别强调,他所说的一切并非任何形式的正式建议,这仅是一种‘自言自语’。”基辛格对所谓“自言自语”的强调,表明了美方的试探态度,但尼克松同意单方面撤军,的确是美国做出的重大让步。加上1970年4月的会谈,基辛格已经比较清晰地勾画出了尼克松的秘密承诺的轮廓:美国同意单方面撤军,但希望北越能够在美军撤离后保留一段适当间隔,美国则在此之后不再过问南越的命运。

然而,美国的建议再度被北越漠视了。两周后,1月23日,多勃雷宁告诉基辛格,已经将美方的建议转达给河内,“然而,尚未得到任何答复。”北越的无视让尼克松非常恼火,也增强了他通过军事手段施压的决心。此时,胡志明小道已成为越南战争期间北越方面的重要运输线。据美方估计,1966—1971年间,北越利用胡志明小道向南方输送了至少63万人的部队,10万吨食物,40万件武器和5万吨弹药。为了遏制北越的渗透,1971年1月18日,尼克松在听取国防部长莱尔德(Melvin Laird)的报告后,决定发动切断胡志明小道的大规模行动,进攻驻守在老挝的北越军队。2月8日,在美军的支援下,1.7万南越军队侵入老挝境内,发动了兰山719战役(Lam Son 719)。受到库珀—丘奇修正案的限制,美军除了提供后勤支援、空中支援和远程炮火支援以外,其地面部队无法参加袭击行动。加之恶劣的天气以及北越军队的反击,南越军队在60天内就被迫撤离了。为了保护胡志明小道,北越出动了约4万正规军,损失了大约2万人,而南越则损失了大约一半的军队。

印度支那战火的升级让华盛顿停止了在这一问题上的试探。从1月9日一直到7月底,美苏双方都没有通过基辛格—多勃雷宁渠道探讨越南问题。直到基辛格实现了自己的第一次访华,才让美国再次看到了向河内传递此类暗示的良机。在基辛格从北京返回华盛顿之后,7月29日,基辛格向多勃雷宁通报了自己的访华情况与尼克松的访华事宜。基辛格直言不讳地表示,之所以要缓和中美关系,是因为“尼克松主要受到适当地改善与像中国这么大的国家的关系以及在此基础之上帮助解决越南僵局的希望的刺激”,从而有利于他1972年的连任竞选。同时,基辛格还暗示:“如果苏联政府认为利用其影响力促成越南协定是可取的,那么这会在其他问题上有助于改善苏联与美国之间的关系,因为越南冲突的继续一定对这些关系产生不利影响。”基辛格说,美国希望能够与北越达成一些原则性声明,美国可以确定美军从南越最终撤离的具体日期,承诺不支持西贡“任何仅有的、具体的政府”,限制对南越的经济和军事援助,甚至可以不公开地予以河内经济援助,但就是不能公然推翻阮文绍政府。与之前的试探相比,这一次华盛顿更有诚意。会后,多勃雷宁向莫斯科建议:“就所有的这些问题与北越人接触是明智的。这会更加强调我们在越南协定中所扮演的角色,还会对我们与美国的关系,以及中国人现在与尼克松所玩的游戏产生影响。”

然而,尼克松在这一节点上的再次试探,显然有利用中美缓和对河内施压的意图。对此,北越领导人十分反感,反而坚定了河内发动一场大规模军事进攻从而掌握政治上的主动权的信念。在这种情况下,尼克松的此次试探又被河内漠视了。北越的军事准备也未能瞒住美国,为了先发制人,证明河内在谈判问题上缺乏诚意,尼克松于1972年1月25日公布了美越巴黎秘密谈判之事,并指责北越故意拖延谈判。

尼克松的做法让河内异常愤怒,即将到来的尼克松访华也增加了河内的不安情绪。为了安抚河内,三天后,在1月28日与多勃雷宁的会谈中,基辛格再次做出让步,同意美国在1972年从南越撤走全部军队,“仅仅用来交换释放美国战俘,不再要求东南亚的停火,但必须同意在撤军期间,河内不再发动任何大规模进攻。”在多勃雷宁看来,这也是华盛顿暗示其条件是:在1972年美国大选期间,北越不会发动对南越的此类进攻。考虑到尼克松对连任的渴望,多勃雷宁的分析是正确的。然而,处于愤怒与不安状态的河内并不相信美国的承诺。通过勃列日涅夫2月5日致尼克松的信,河内断然拒绝了美国的建议。与此同时,北越开始准备发动一场酝酿已久的攻势。

二 复活节攻势对美越双方的影响

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正式访华,中美关系揭开了新的一页。在访华结束后,基辛格于3月1日会见多勃雷宁,向他通报了尼克松访华情况。针对越南问题,基辛格说已经告诉北京,如果在美国总统选举期间“北越表现出一些‘灵活性和谅解’,那么就不会遭到美国人的进一步大规模干涉,之后事情的演变就会导致一种局面,即在两年或最多三年的时间里,他们——北越人——就会得到他们现在所坚持的,并公开向美国所索取的,但是总统无法给予的与南越有关的东西。”在暗示只要签署和平协定,美国完成撤军后就抛弃南越的同时,基辛格又威胁道,如果不同意,河内就必须再对付尼克松四年——他很有可能连任——而且他也不会有任何让步。

基辛格的暗示与威胁未能阻止北越的进攻。3月30日,北越出动14个师和26个独立团,共计12.5万人,穿过非军事区,分三个方向对南越发动了复活节攻势。华盛顿并未立即意识到河内的进攻,就在30日当天,基辛格还告诉多勃雷宁,美国可以断绝对南越的一切援助,但作为交换,“河内必须准备停止接受来自苏联的军事援助。”“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准备接受河内与西贡之间一对一战斗的任何结果。’如果河内有信心取胜,并对其道德上的、军事上的优势有信心,那么就没有什么好害怕的。美国保证站在一边‘动也不动’。”否则,美国就会继续支持南越政府。

根据3月中旬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20届大会的决议,此次攻势的目标是在南越和印度支那半岛赢得重大胜利,“迫使美国在劣势下通过政治决议——美国必须而且能够接受,但是对我们有利,结束战争。”尽管此次攻势是河内预谋已久的,但从时间而言,很难完成其既定目标。越南每到5月份就要进入长达半年的雨季,选择3月30日发动,就意味着北越只有1个月的时间去取得攻势的胜利。单从越南南北双方的力量对比而言,北越想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彻底打败南越或予以重创都是不可能的,更何况此时美军依然驻守在南越。之所以选择这个日期,更多的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此次攻势的发动正好在尼克松访华与即将于5月召开的美苏莫斯科峰会之间,这在某种意义上是北越对中美、苏美之间互动的一种抗议,同时又避免对自己的盟友产生太大的刺激。不过,河内这种更多地考虑政治因素而非军事因素的做法也预示了此次攻势的失败。据美方估计,在持续到1972年夏的复活节攻势中,北越方面约有10万人阵亡,而南越则为2.5万人。

然而,军事上的失败并不等于真正的失败,再次证明了其顽强斗志的北越让急于摆脱越南战争泥潭的尼克松感到了压力。尼克松决定对北越让步。4月13日,基辛格向多勃雷宁保证,美国可以在1972年内撤走全部军队,不保留任何军事基地,而他在要求北越释放美军战俘的同时,并没有相应地提出北越从南越撤军的要求。尽管基辛格坚持“美国仍然不准备简单地废黜阮文绍政府”,但他又含糊地表示,这并不是一个不可解决的问题。对于南越的命运,基辛格说:只要在美军撤离之后,北越不向其盟友寻求军事援助,那么美国也会中断对南越的军事援助。如果那时北越仍然反对南越,“华盛顿准备接受冲突的任何结果,因为这变成纯粹的越南内部事务了。”

苏联驻北越大使谢尔巴科夫(Serbakov)在4月14日、15日与17日分别与北越总理范文同、外交部长阮维桢以及北越劳动党中央第一书记黎笋会谈,向他们通报了多勃雷宁与基辛格的会谈情况,并表示,尼克松愿意在他访问苏联的时候,让基辛格与北越代表在莫斯科举行秘密会谈。对于苏联的通报,河内并不领情。他们认为:“美国的意图仍然是利用与中国、苏联的缓和影响越南的形势,利用尼克松访问苏联加强苏联在解决越南问题中的中间人地位。”“另一方面,苏联也有意图成为越南问题的中间人,特别是在尼克松访问日益临近的时候,在我们正在朝气蓬勃地进攻南越与美国轰炸北越的时候;如果双方继续相互猛烈战斗,并不恢复谈判,在莫斯科接待尼克松就会变得困难。”“我们拒绝在莫斯科会见基辛格。”

河内的拒绝未能阻止美国继续通过苏联传递消息。4月20日至24日,基辛格秘密访问莫斯科,为美苏峰会做准备。在21日下午的会谈中,基辛格告诉勃列日涅夫,他知道北越人认为他们被1954年的《日内瓦协定》欺骗了。“然而,1972年的客观条件与1954年的大不相同。在1954年,美国的外交政策受约翰·福斯特·杜勒斯的指挥,他对抗他所认为的共产党的侵略。而且在那个时候,我们设法让我们出现在世界的每个角落。”“在1972年,尼克松总统指导我们的外交政策,我们所寻求的不是与苏联(或者是其他主要共产党国家)对抗,而是谈判。”基辛格强调,美国只有两个目标:“第一,我们希望实现我们所有的军队光荣地从越南撤军。第二,在我们撤军与之后开始的政治进程之间有一段时间间隔。与此同时,我们准备允许所有的越南内部问题依据那里现存的力量对比加以解决。”美国只是无法“按照他们(北越——笔者注)的要求在西贡安置他们的政府”而已。为了促使苏联对北越施压,基辛格威胁道:如果越南局势继续恶化,“我们将被迫采取势将危及峰会的行动”。对此,勃列日涅夫则强调,苏联没有策划北越的攻势,也没有增加对其军事援助,但会继续履行援助北越的国际义务,此外,“我也要说,你应该记住,世界上有些强大的势力想要阻挠这次峰会。如果峰会取消,这对中国人一定是个大礼物。这只会对中国有利。”

苏联领导人的坚决态度让基辛格不得不让步。22日,基辛格明确了他在4月13日与多勃雷宁的会谈中所未明言的暗示,他说:“我们要求北越撤走在3月29日之后进入南越的各个师……那么我们会撤走我们在3月29日之后介入的空军和海军。我们要求北越人尊重非军事区。之后我们会完全停止对北越的轰炸。”这也就是说,尽管北越发动了复活节攻势,但美国只要求其撤走攻势中新进入南越的军队,而对北越之前部署在南越的其他军队则采取默许态度。不过,基辛格仍然坚持河内要放弃在达成协议前让阮文绍下台的要求。然而,直到最后,勃列日涅夫仍拒绝对北越施压,只同意将美国的建议转告河内。

苏联的行动很快。4月23日下午,基辛格尚未离开莫斯科,苏共中央委员会对外关系部部长卡图谢夫(Konstantin Katushev)便动身前往河内,转达了美国的上述建议。此外,卡图谢夫还转述了美国的威胁:美国不会在总统选举年忍受一个旷日持久的谈判;如果河内不妥协,美国准备将战争扩大到北越;美国决心不惜一切代价,不管任何手段,也要从战争中脱身。

然而,由于这一阶段的美苏互动与即将召开的美苏峰会,河内显然对美国借助苏联传话的举动不满。加之北越刚刚占领了南方的广治省(Quang Tri),所以并不愿意让步。在5月2日的美越秘密谈判中,黎德寿、春水仍然坚持要求阮文绍立刻辞职。对此,基辛格说:“通过你们的盟友,我们提出了一些用于讨论的问题,你们的盟友已经将他们传达给你们。我很惊讶,你们对这些问题没有任何评论。”黎德寿则强硬地表示了越方的不满:“我们在许多时候都说过,如果你们有任何问题,你们应该直接与我们谈,我们会直接与你们谈。我们不会通过第三人谈的。”

这次会谈破裂了,也没有确定下次会谈的日期。虽然黎德寿等人在这次会谈中的态度十分强硬,但实际上北越对美国打苏联牌感到非常担心。5月6日,河内发了一封电报给黎德寿和春水:“外交上,美国力图利用苏联和中国限制我们在战场上的胜利,并施压以尽早取得解决。利用尼克松访问苏联,美国希望那个国家限制我们继续进攻,加速军事问题的解决,以便美国能够撤离,而政治问题可以在南越各方之间解决。”“在美国和苏联之间有关于越南问题的交易。”

会谈的破裂让尼克松很恼火。5月8日晚九时,尼克松发表电视讲话,宣布封锁北越港口。此外,尼克松以美苏关系的发展来警告苏联:“我们料想你们会帮助你们的朋友。而你们也不要期盼我们不会继续帮助我们的盟友。但是让我们,让所有的大国,只帮助我们的盟友提高防御力量——而不是帮助他们对邻国发动侵略……我们不要求你们牺牲你们的原则或朋友;但是你们也不应该让河内的毫不妥协的态度勾销我们双方曾经如此耐心地共同开辟的良好前景。”当天晚上,美国海军飞机在海防港以及其他六个北越港口布雷,以阻止北越和外国船只的进出。

尼克松的警告是有效的。5月15日,美国驻西贡大使邦克通知阮文绍,说尼克松接到勃列日涅夫的私人信息,督促尼克松在他们即将到来的峰会前宣布,美国会在6月初重返巴黎四方谈判。如果尼克松这样做,苏联会向北越施压,要他们“无条件”地参加。事实上,此时的河内也并不像黎德寿所表现的那样强硬。复活节攻势虽然对尼克松造成了巨大的政治压力,但对于北越领导人而言,军事上的失败同样给了他们巨大的压力。因此,就像1968年春季攻势的失败促使河内同意与美国和谈一样,复活节攻势的失败再一次促使河内降低其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借助莫斯科峰会之际,河内决定在谈判问题上让步。

三 莫斯科峰会与尼克松的秘密承诺

5月22日,美苏峰会在莫斯科召开。在5月27日下午四时三十分的会谈中,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一开始便告诉基辛格,北越愿意在南越政府问题上让步,“他们现在同意——至少我们确信——在某个时间段内,应该有一个联合政府。”此外,在美国撤军后,“他们也同意南越的中立”。虽然葛罗米柯强调这是苏方的结论,但实际上是河内借助苏联之口,向美国做出让步。投桃报李,为了争取连任,急于在11月的总统大选前取得“光荣的和平”的尼克松也表示了自己的诚意。28日,基辛格告诉葛罗米柯,只要美越签署一项和平协定,那么“美国不支持任何候选人,并在选举中完全中立。”“美国会尊重选举与南越人民自己设想的其他任何政治进程的任何结果。”“作为一项全面协定的一部分,美国准备限制其与南越存在的任何政府的军事和经济联系。”基辛格实际上在暗示,只要签署和平协定,那么美国就不再理会南越政府的命运。

然而,尼克松在美苏峰会中就越南问题所做出的让步与承诺远远不止这些。对此,美方记录较为含糊,难以一窥全貌。但幸运的是,苏方档案则做了较为精准的归纳与概括。根据苏方会议纪要,基辛格在27—28日的会谈中做出的建议与承诺主要有:

第一,美国愿意先解决军事问题,即越南停火,美国从南越撤离,释放战俘等,然后再解决政治问题。基辛格暗示,当出现(尤其是美国军队全部撤出以后)新的政治形势或新的政治现实的时候,才可能去解决最困难的最终调解越南的问题。

第二,美国不认为自己与南越某个具体的政府紧密相连。由于这个国家事态的发展和某种演化,在那里新的政治力量可能会得到政权,可能还会成立共产党政府,对此,美国不会进行阻挠,但美国不能亲手去干这件事。

第三,在就军事秩序采取某些措施达成协议的情况下,美国准备:1.同意南越中立;2.美国将不干预这个国家将来可能发展的政治进程;3.美国将限制自己对南越在经济上和军事上的援助。

第四,首要的军事问题如下:1.停火;2.释放美国战俘;3.美国军队从南越撤出。可以不签署停火协定,只要停火是事实上的,得到苏联的保证即可。

第五,根据上述问题签订相应协定之后,6个月内在南越举行选举。选举前一个月,现在的南越总统和副总统都将辞职,等等。

也就是说,基辛格在莫斯科完完整整地正式做出了尼克松的秘密承诺:只要北越同意签署和平协定,实现停火,并在此后保持适当的和平间隔,那么美国就同意单方面撤军,不过问南越政府的命运,以及确保阮文绍等南越最高领导人提前辞职。

基辛格与葛罗米柯就越南问题达成共识后,在29日的会谈中,尼克松与勃列日涅夫进一步落实了此事。苏联愿意派一位高级领导人去河内传话,美国则保证说服阮文绍在大选前辞职。为了表示诚意,尼克松也保证:“只要你们的代表在越南民主共和国,我们就不会让你们处于尴尬的境地,不会轰炸河内与海防地区。当然,除非他在那里呆三个月!”

通过苏联渠道,并借助美苏峰会之际,尼克松最终向河内做出了完整的秘密承诺。不仅如此,为了表示美国的诚意,尼克松在莫斯科峰会之后,又借助中国渠道,再次向河内做出内容相同的秘密承诺。通过北越的两大盟友向其做出一定会抛弃南越的秘密承诺,对河内既是一种难以抵御的诱惑,同时又是一种莫名的压力。尽管此时的河内对于美苏、中美之间的互动仍然心存疑虑,但尼克松的秘密承诺实际上给予了他们无法在战场上所取得的胜利。此外,在7月19日的秘密谈判中,基辛格向黎德寿、春水明确表示,美国“愿意让南越的事情在没有我们出现或我们支配的影响力的情况下自然演变”,这自然让北越不得不动心。因此,河内很快就调整了其外交方针,开始积极投身到美越秘密谈判中。美越双方也很快就结束越南战争问题在10月达成共识。然而,由于此时已临近美国总统大选,阮文绍对美越所达成的共识又表示强烈反对,为了避免影响自己的连任,尼克松指示基辛格故意拖延秘密谈判,直至自己顺利连任。但最终,美越双方仍然于1973年1月27日签署了《巴黎协定》,美国直接参与的越南战争到此结束。

结  语

综上所述,尼克松通过“苏联渠道”,向北越做出了秘密承诺。而这一承诺对越南战争乃至冷战期间的美苏越关系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就越战而言,尼克松的秘密承诺首先推动了美越和谈的进程。在美越秘密谈判中,虽然华盛顿较早就向北越做过承诺暗示,但并无太多诚意,而且往往伴随着美国的军事行动,所以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并没有推动秘密谈判的进行。然而,在复活节攻势失败之后,美国的秘密承诺的确是推动河内转变政策,愿意与华盛顿认真谈判,并愿意在谈判中做出让步的重要因素之一。如果没有尼克松的秘密承诺,河内可能要花更多的时间才愿意迈出这一步。尽管美越双方未能在1972年底达成和平协定,但他们在10月所达成的共识实际上奠定了1973年1月所签署的《巴黎协定》的基础。其次,决定了越南的最终命运。在向北越做出秘密承诺的同时,尼克松还向南越保证,只要对方同意签署《巴黎协定》,那么美国一定会加强对南越的援助,会在北越大规模进攻南越的时候再度干涉。对秘密承诺之事毫不知情的南越相信了尼克松的许诺。为了夺取在复活节攻势中丢失的战略要地,南越在停战初期发动了大规模的蚕食行动,对此,北越坚决反击。尽管北越也没有严格遵守停火协议,但相比之下,其军事行动更多地处于防御阶段,并不强调进攻。相反,河内更加强调“政治优先”,希望通过政治上的攻势,赢得对南越的优势。虽然北越这样做的部分原因是出于恢复力量的考虑,但联想到美国的秘密承诺,这显然也是在满足尼克松对“适当间隔”的要求。然而,南越的进攻势头很快就因为美国不断削减援助而被遏制了,北越却在一段“适当间隔”之后重新发起对南越的进攻。饱受物资匮乏之苦的南越军队一触即溃,北越也因此修改了军事战略,提前发动总攻,并于1975年4月30日攻克南越首都西贡。

从更广泛的层次来看,尼克松的秘密承诺对美苏越关系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通过充当美越之间的中间人,帮助美国传递信息,勃列日涅夫得到了其期待已久的美苏峰会。美苏签署了《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议》,美苏缓和时代来临。然而,苏联的这一做法却对苏越关系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与中国在美越和谈问题上态度的多次转变不同,苏联在越南战争问题上的态度较为一致与缓和,并不希望因此影响美苏之间在其他问题上的合作。尽管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加大了对越援助,但莫斯科仍然希望尽快结束越战,并在美越谈判中积极发挥中间人的作用。这引起了河内的反感,认为美苏之间有关于越南的交易,但并未对苏越关系产生实质性的影响。

尤西·汉尼马科(Jussi Hanhimaki)从美中苏三角外交的角度阐述了基辛格通过中苏两国传递“适当间隔”许诺的过程与影响,但其论点缺少足够的论据,特别是缺少苏联资料,无法还原尼克松做出秘密承诺的整个过程。Jussi Hanhimaki,“Selling the ‘Decent Interval’:Kissinger,Triangular Diplomacy,and the End of the Vietnam War,1971—1973,” in Diplomacy & Statecraft,Vol.14,No.1(March 2003),pp.159-194。
Edward C.Keefer,supervisory editor,David C.Geyer,Douglas E.Selvage,edited,Soviet-American Relations:The Détente Years,1969—1972,Washington,DC: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2007。这份档案集对应收录了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与苏联前驻美大使多勃雷宁之间会谈的380份档案,即对于同一次会谈,同时收录了美苏双方的档案。这就大大弥补了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只有美方档案、无苏方档案的不足。
Department of State,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FRUS),1969—1976Volume ⅥⅩⅡⅩⅢⅩⅣⅩⅤ.
笔者曾撰文阐述过尼克松的秘密承诺问题,但论述较为简单,也未能论及秘密承诺与“苏联渠道”之间的关系。详见邵笑:《论尼克松对北越的秘密承诺及其对越南战争的影响》,《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
尼克松在回忆录中写道:“既然世界上两个竞争的核超级大国美国和苏联的利益是如此广泛和重叠交叉,所以,把有关的领域分割对待的方针是不现实的。因此,我决定:把苏联所关心的诸如限制战略武器和增进贸易等领域里的进展,与对我们极为重要的越南、中东和柏林等领域的进展联系起来。”Richard Nixon,The Memoirs of Richard Nixon,New York:Grosset & Dunlap,1978,p.346。
Luu Van Loi,Nguyen Anh Vu,Le Duc Tho-Kissinger Negotiations in Paris,Hanoi:The Gioi Publishers,1996,p.90;Henry Kissinger,White House Years,Boston:Little,Brown & Company,1979,p.267.
“106. Memorandum From the President's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Kissinger) to President Nixon,” in FRUS1969—1976Volume ⅥVietnamJanuary 1969—July 1970,pp.331-343;Nguyen Phu Duc,Edited by Arthur J.Dommen,The Viet-Nam Peace NegotiationsSaigon's Side of the Story,Christiansburg:Dalley Book Service,2005,p.286.
“425—Address to the Nation on the War in Vietnam,November 3,1969,” The 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http://www.presidency.ucsb.edu/ws/?pid=2303,2016-4-29.
这几次秘密谈判的美方记录可见:“189.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190.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201.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222.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in FRUS,1969—1976,Volume Ⅵ,Vietnam,January 1969—July 1970,pp.596-626,663-682,768-792。
Le Duc Tho-Kissinger Negotiations in Paris,pp.114-115,131-132;Henry Kissinger,Ending the Vietnam War:A History of America's Involvement in and Extrication form the Vietnam War,New York:Simon & Schuster,2003,pp.113-117;White House Years,pp.441-446.
“58.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USSR),” in Soviet-American Relations:The Détente Years,1969—1972,p.147。对于此次会谈,美方记录较为简略,并无苏方记录中的相关内容。具体见:“152.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in FRUS,1969—1976,Volume XII,Soviet Union,January 1969—October 1970,pp.471-472。
“34.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in FRUS,1969—1976,Volume Ⅵ,Vietnam,January 1969—July 1970,pp.68-90;Le Duc Tho-Kissinger Negotiations in Paris,pp.146-147.
《人民日报》1970年9月12日第5版;《人民日报》1970年9月15日第5版;Ending the Vietnam War,pp.182-183;Le Duc Tho-Kissinger Negotiations in Paris,p.153。
越南国防部军事历史院编:《越南人民军50年(1944—1994)》,北京:军事谊文出版社,1996年,第204页。
“110.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USSR),” in Soviet-American Relations:The Détente Years,1969—1972,p.262。基辛格在美方备忘录中并没有提及自己的“自言自语”,见:“90.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in FRUS,1969—1976,Volume XIII,Soviet Union,October 1970—October 1971,pp.278-279。
“103.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in FRUS,Volume XIII,Soviet Union,October 1970—October 1971,p.307.
Ending the Vietnam War,p.191。美方的估计并没有夸大的倾向。据越南官方资料记载,仅1970—1971年,北方就向南方输送了19.5万人。越南国防部军事历史院编:《越南人民军50年(1944—1994)》,第200页。
“104. Memorandum for the President's File by the President's Deputy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Haig),” in FRUS,1969—1976,Volume Ⅶ,Vietnam,July 1970—January 1972,pp.275-286.
1970年12月29日,美国国会通过了库珀—丘奇修正案,禁止出动美国地面部队投入到柬埔寨或老挝。
Phillip B.Davidson,Vietnam at War—The History:1946—1975,London:Sidgwich & Jackson Publishers,1988,pp.649-650;Larry Berman,No Peace,No Honor:Nixon,Kissinger,and Betrayal in Vietnam,New York:The Free Press,2001,p.81.
“183.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USSR),” in Soviet-American Relations:The Détente Years,1969—1972,pp.417-420。美方记录的内容不尽相同,见:“303.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in FRUS,1969—1976,Volume XIII,Soviet Union,October 1970—October 1971,pp.894-895。
越裔学者阮莲苀(Lien-Hang T.Nguyen)在Hanoi's War:An International History of the War for Peace in Vietnam(Chapel Hill: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2012)中认为,受其革命理念的驱使,北越劳动党中央第一书记黎笋在1972年复活节攻势以失败而告终之前,从未放弃以军事上的胜利赢得越南统一的信念。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也早在1971年5月便确定:“在1972年夺取决定性的胜利,迫使美帝国主义在战败的情况下通过谈判结束这场战争;同时随时准备在战争继续延长的情况下,坚持和大力促进抗战。”越南国防部军事历史院编:《越南人民军50年(1944—1994)》,第207页。
“256.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USSR),” in Soviet-American Relations:The Détente Years,1969—1972,p.579。美方记录的内容不尽相同,见:“41.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Washington,January 28,1972,1 p.m.,” in FRUS,1969—1976,Volume XIV,Soviet Union,October 1971—May 1972,pp.141-142。
“258. Letter From General Secretary Brezhnev to President Nixon,” in Soviet-American Relations:The Détente Years,1969—1972,pp.581-582.
“266.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USSR),” in Soviet-American Relations:The Détente Years,1969—1972,p.598。美方记录的内容不尽相同,见:“54.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in FRUS,1969—1976,Volume XIV,Soviet Union,October 1971—May 1972,pp.187-188。基辛格的话不幸言中,北越的确是在签署《巴黎协定》两年多之后就战胜了南越。
The Viet-Nam Peace Negotiations:Saigon's Side of the Story,p.279.
“278.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USSR),” in Soviet-American Relations:The Détente Years,1969—1972,p.636.美方记录无此内容,见:“76.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in FRUS,1969—1976,Volume XIV,Soviet Union,October 1971—May 1972,pp.242-244。
Le Duc Tho-Kissinger Negotiations in Paris,pp.218-219.
具体论述可参见邵笑:《浅析北越发动复活节攻势的国际因素》(未刊)。
George C.Herring,America's Longest War:The United States and Vietnam,1950—1975(Second Edition),New York:Newbery Awards Records,Inc.,1979,p.249.
“291.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USSR)/Washington,April 13,1972,” in Soviet-American Relations:The Détente Years,1969—1972,pp.659-660. Soviet-American Relations:The Détente Years,1969—1972FRUS,1969—1976,Volume XIV,Soviet Union,October 1971—May 1972均未收录此次会谈的美方备忘录。
Le Duc Tho-Kissinger Negotiations in Paris,pp.222-224.
“134.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in FRUS,1969—1976,Volume XIV,Soviet Union,October 1971—May 1972,pp.485-486,488-489,499;“304.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USSR),” in Soviet-American Relations:The Détente Years,1969—1972,pp.701-702,707-708.
“139.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in FRUS,1969—1976,Volume XIV,Soviet Union,October 1971—May 1972,p.52;“307.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USSR),” in Soviet-American Relations:The Détente Years,1969—1972,pp.729-730.
The Memoirs of Richard Nixon,p.592.
“315. Memorandum From Presidential Assistant Kissinger to President Nixon,” in Soviet-American Relations:The Détente Years,1969—1972,p.778.
Le Duc Tho-Kissinger Negotiations in Paris,pp.224-226.
越南国防部军事历史院编:《越南人民军50年(1944—1994)》,第213页。
Le Duc Tho-Kissinger Negotiations in Paris,pp.230—232;“109.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in FRUS,1969—1976,Volume Ⅷ,Vietnam,January—October 1972,p.373,pp.377-380.
Le Duc Tho-Kissinger Negotiations in Paris,p.233.
“147—Address to the Nation on the Situation in Southeast Asia,May 8,1972,” The 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http://www.presidency.ucsb.edu/ws/?pid=3404,2016-4-29.
No Peace,No Honor,pp.134-135.
“290.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in FRUS,1969—1976,Volume ⅩⅣ,Soviet Union,October 1971—May 1972,p.1157.
“292.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in FRUS,1969—1976,Volume ⅩⅣ,Soviet Union,October 1971—May 1972,p.1180.
《No 06767葛罗米柯与基辛格就解决越南问题举行的会谈纪要(1972年5月27日—28日)》,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30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168—171页。此文件为俄文文件的中译本,与笔者看到的同一份文件的英译本稍有不同,但基本一致,见:“372.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USSR),” in Soviet-American Relations:The Détente Years,1969—1972,pp.965-967。
“378.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USSR),” in Soviet-American Relations:The Détente Years,1969—1972,p.992。美方有类似记录,但在内容上没有苏方的详细,见:“299.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Moscow,May 29,1972,10:20 a.m.—12:20 p.m.,” in FRUS,1969—1976,Volume XIV,Soviet Union,October 1971—May 1972,p.1219。
关于尼克松的秘密承诺与中越关系问题,笔者会另行撰文详述。
Le Duc Tho-Kissinger Negotiations in Paris,pp.245—247;“207.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in FRUS,1969—1976,Volume Ⅷ,Vietnam,January—October 1972,pp.717-719.
在复活节攻势遭到惨败的情况下,1972年6月底到7月初,越南劳动党政治局召开了一系列会议,认为当前形势一片大好,“决定改变战略,从战争战略转为和平战略。”Le Duc Tho-Kissinger Negotiations in Paris,pp.239-240。
例如,在1972年10月8日的秘密谈判中,北越实际上放弃了阮文绍辞职的要求。“1.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in FRUS,1969—1976,Volume IX,Vietnam,October 1972—January 1973, p.5。
关于尼克松对南越的许诺与美越(南)同盟关系问题,可参见邵笑:《从巴黎协定的签订看尼克松政府时期的美(南)越同盟关系》,《历史教学问题》2010年第1期。
对于北越在《巴黎协定》后所实施的“政治优先”政策,可参见邵笑:《论巴黎协定后北越实行“政治优先”政策的原因》,《东南亚研究》2007年第1期。
笔者认为,虽然尼克松因“水门事件”下台,但其继任者福特实际上继承了尼克松的秘密承诺,并坐视南越的灭亡。可参见邵笑:《论福特政府的越南政策及其影响》,《世界历史》2011年第6期。
关于中国对待美越谈判的态度问题,可参见邵笑:《论中国对越美和谈态度的转变及其对中越关系的影响(1968—1971)》,《当代中国史研究》2012年第2期。
例如,谢尔巴科夫在1971年致莫斯科的一份报告中,多次对北越的好战态度表示不满,认为“应该说服越南同志,一切斗争形式的中心应是美国撤军问题”。《No 01829谢尔巴科夫‘关于越南劳动党解决印度支那问题的政策与苏联根据苏共二十四大决议所面临的任务’的政治信函(1971年5月21日)》,《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31卷),第457,第467—46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