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戈尔巴乔夫外交“新思维”的出台，俄罗斯外交之船驶离近半个世纪的既定航道，后经叶利钦时期、普京时期的风风雨雨，三十年来俄罗斯外交试图拥抱西方，但又无一例外地被推回到其欧亚世界。乌克兰危机之后，尤其是克里米亚并入俄罗斯，俄罗斯与西方关系陷入冷战结束后的最低点。随着美国新任总统特朗普上台，俄美关系的改善再一次出现转机，因而从冷战结束以来的一个较长时段来分析俄罗斯与西方关系具有较为重要的意义。
一 在东西方之间的俄罗斯俄国历史就是一部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的发展史。从公元9世纪罗斯建国到今天的俄罗斯，俄罗斯与西方关系问题是俄罗斯历史发展长河中的一大核心问题，“它一直是俄国思想界最感兴趣的问题，也是最为头疼的问题。它是俄罗斯知识分子关于俄国国家发展方向、俄罗斯命运思考中最核心的问题”。①但是，在俄罗斯历史上，“东方与西方”的争论由来已久。俄罗斯历史上的思想家霍米雅科夫作为斯拉夫主义学说的创始人之一，他认为从彼得大帝开始的新时代，俄罗斯变得跟西方一模一样，而此前西方对它来说却是完全格格不入的。②相比之下，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东方更加关注，他说：“俄罗斯不只在欧洲，而且在亚洲；因为俄罗斯人不只是欧洲人，而且是亚洲人。在亚洲，可能我们可以比在欧洲寄予更多的希望；亚洲某个地方也许可能是我们俄罗斯命运的主要出路所在。” ③总之，面对这一问题，俄罗斯思想家苦苦思索，或者强调其东方属性，或者强调其西方属性，或者主张欧亚主义模式，而“恰达耶夫的《哲学通信》如‘划破黑夜的枪声’，震动了整个俄罗斯，最终使俄国思想界关于‘俄国与西方’问题的思考演变成一场关于俄国历史发展道路的历史性大争论”。①
帝国时期俄国与西方的关系主要是俄国与欧洲的关系。从历史上看，俄国从拿破仑战争起崭露头角，作为欧洲列强之一，于1815年已经确立了它的欧洲大国地位。至1914年，它已成为一个世界强国。帝国时期俄罗斯与西方关系可以分为早期俄罗斯帝国与晚期俄罗斯帝国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彼得大帝开始到1855年尼古拉一世统治时期结束，这是俄国历史上急速西方化的阶段。先有彼得一世急行军式的西方化改革，后有女皇伊丽莎白，特别是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开明君主专制，在他们的统治下，俄国的西方化进程加速了。②第二个阶段是从1855年到1917年，主要以亚历山大二世及尼古拉二世时期为主。第一阶段主要以俄罗斯向西方的学习与启蒙为主，第二阶段则是俄国本土主义传统对西方的挑战，从而带来两者的大辩论。
在彼得一世时期，俄国开始了向西方学习的阶段。学习西方、了解西方才是彼得西行的真正目的。正如彼得钦定御批的俄国对外政策文书中所指出的：彼得出访的目的有三：一是要亲眼看看“他本人及其祖辈未曾见过的欧洲政治生活”，二是要“按照欧洲国家的模式建立俄国政治军事制度”，三是要以自己的行为鼓励臣民出境学习外国先进的东西。正像彼得在出访途中所写的：我是一名学生，正是为自己寻求老师的。③从19世纪开始，俄国历史发展的钟摆似乎失去以往的规律性，迟疑并固执地摆动于东方与西方之间，开始了西方化与本土化之间的激烈抗争。到帝国晚期，西方与俄国本土之间的冲突越来越大，这主要表现在19世纪40年代开始的俄国斯拉夫派和西欧派之间掀起的激烈辩论。西方派视西欧、尤其是英国和法国的政治体制和文化为俄罗斯社会发展的样板，坚决抨击俄罗斯的专制制度和农奴制度，认为俄罗斯应当经历西方社会的发展阶段，学习欧洲的发展道路。④斯拉夫派主张俄罗斯应当走一条与其他民族、尤其是西方民族不同的发展道路，但是斯拉夫派也不是一味地否定西方文明，而是注意学习西方文明中有益的东西。俄罗斯的泛斯拉夫主义前期表现为一种亲斯拉夫派的意识形态，这实际上只不过是俄国本身民族意识的另一种表现方式罢了。持亲斯拉夫派观点的人和西方派严重对立，他们寻找和承认俄罗斯文化固有的道德和精神价值，强调集体和社会高于个人是和睦和兄弟友爱的一个原则。这种意识形态的中心点就是俄国东正教会及其宣扬的真理、慈爱和精神自由的世界使命。
20世纪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可以分为苏联时期以及冷战结束后的新俄罗斯时期。苏联时期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除了二战时期的大同盟外，基本上是在冷战的大环境下发展的，东西方两大阵营处于对立状态，反西方是其意识形态的一个非常鲜明的特征。1917年十月革命是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的转折点。十月革命宣告罗曼诺夫王朝的崩溃，也带来了长达70余年俄国与西方的对立。十月革命后，美国对苏俄公开敌视，拒不承认，这样一种敌视态度成为从1917年到1933年美国对苏的基本政策。二战时期的大同盟，苏联与西方有过短暂的合作，但双方都清楚这一合作迟早会随着共同敌人的消失而破裂，大同盟在罗斯福总统看来不过是与“魔鬼的握手”。二战结束之后，意识形态对抗的惯性一直延续下来，构成了从1946到1991年美苏关系的主要基调。冷战结束以来，俄罗斯试图发展与西方的关系来融入国际社会，但是在这一过程中屡屡受挫。从叶利钦、普京到梅德韦杰夫，从梅德韦杰夫再到普京第三任外交启动，俄美关系有短暂的蜜月时期，有“9·11”后的密切合作与关系的“重启”时期，但更多的是因科索沃战争、俄格战争、乌克兰危机及叙利亚危机带来的急剧对抗时期。
纵观俄罗斯的全部历史，从公元988年的基辅洗礼开始，俄国历史上第一次向西方打开大门，17世纪开始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18世纪俄国不仅有了一扇面向欧洲的窗口，而且在专制王权中逐渐引入欧洲的开明专制主义思想，结果是一个强大的沙皇俄国在欧洲国际政治体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成为欧洲国际政治传统的参与者与圈内者，一直延续到19世纪末。经过克里米亚战争、俄土战争、俄日战争后，沙皇俄国逐步衰落。二月革命及十月革命后，一方面是社会主义在苏维埃俄国的高歌猛进，另一方面是逐渐远离欧洲国际政治，社会主义的苏联成为欧洲国际政治的旁观者与圈外者。同时，又一边是被孤立，一边是自我孤立于西方世界，并在两极对抗的格局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从俄罗斯历史发展的逻辑来看，从彼得大帝以来一直到冷战结束后的俄罗斯，其全部外交政策在东方与西方之间摇摆的特征非常明显。如同别尔加耶夫所认为的，全部彼得大帝时期俄罗斯的历史就是西方与东方在俄罗斯灵魂中斗争的历史。①
二 三十年来的俄罗斯外交：从走向西方到逃离西方20世纪80年代末期，苏联政治生活开始发生变化，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带来了美苏关系的新变化。1986年5月底，关于苏联外交新作用的问题在苏联外交部进行讨论，戈尔巴乔夫把这次会议看作是全面贯彻“新思维”的开端。②随后，美苏对话的开始以及日内瓦会议、核裁军条约、马耳他会晤的一系列过程使两极对抗的格局渐趋瓦解，冷战终结的进程开始启动。戈尔巴乔夫一上台就开始启动国际关系的变革，按照他的观点，这是为国内改革创造条件。他说：“除非创造出有利的国际环境，否则就不能进行重大改革。我们需要消除压力，而这些压力来自我国参与军备竞赛、卷入世界各地的冲突，同时还需要清除阻碍新世界之路的冷战残余。”对于外交新思维所带来的东欧集团的巨变，戈氏一直都坚持其“正确性”，他说：“我确信苏联领导层做得很对，决定不再干预中东欧国家正在发生的变革。时至今日，我仍然被指责为放弃这些国家。但如果说我们将这些国家给了什么人的话，那就是给了这些国家的人民。”1988年戈尔巴乔夫在联合国大会阐述其对国际问题新认知，对此戈氏深为自豪，他在其回忆录中说：“联合国大会的会议大厅坐满了听众，他们十分用心地听取了我的发言，然后为我起立鼓掌欢呼。《纽约时报》社论指出，也许自伍德罗·威尔逊于1918年提出他的十四点计划或富兰克林·罗斯福与温斯顿·丘吉尔于1941年发布《大西洋宪章》以来，没有任何一位世界级人物像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昨天在联合国发表高见。” ③但戈氏向西方的靠拢没有获得他所期望的对改革的推进，相反却是庞大苏联联盟国家的解体，80年代以来的接近西方的“新思维”被证明是失败的。
同样，叶利钦执政时期与西方的蜜月关系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俄罗斯以“华盛顿共识”的美国模式来进行政治经济体制的根本改造，以全面倒向美国作为外交政策的方向，追求一种融入西方的关系并幻想形成伙伴关系。④ 1989年叶利钦第一次美国之行在哥伦比亚大学发表演讲，就正式宣告对美国一边倒，要与过去进行诀别。他说，“先生们，我们过去受到的教育就是这样告诉我们的，美国是个少数垄断资本家的天堂，而广大的美国人民却受到残酷的压迫和剥削……然而，我来到你们的国家，发现一切都不是这样的。美国人民是勤劳的、友好的和善良的。两天来我见到的一切使我的认识发生了180度的变化……”；“现在应该挽救改革，美国能够帮助我们，我们应当运用美国的经验——民主，两党制，多元化”。⑤但是，冷战后的美国不仅没有给俄罗斯以实质性的援助，反而不断挤压俄罗斯的生存空间，引发俄罗斯对国家安全的深切忧虑，成为冷战后俄罗斯反美主义产生的重要原因，突出的事件主要表现为北约东扩。从俄罗斯国内民众舆论看，大多数俄国人对北约的态度是否定的。在俄罗斯，52%的俄国人认为北约东扩威胁俄罗斯的国家利益，58%的人认为北约是一个侵略性的军事集团。⑥
1999年由于科索沃战争的爆发，导致俄罗斯与西方及北约关系降到历史上的最低点。此外，随着俄罗斯政治与经济转轨的艰难以及俄罗斯接近西方的努力受挫，俄罗斯民主政治发展不完善，经济严重倒退，社会不稳定，国内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上升。到叶利钦执政末期，俄美之间的对立日益严重，叶利钦的西方政策再次被证明是失败的。
2000年6月, 普京上台后，俄罗斯联邦通过了《对外政策构想》, 新的安全构想明确表示反对单极世界, 重申建立多极世界, 强调俄罗斯要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作用, 并强调要对俄罗斯联邦外部的总体情况、俄罗斯外交政策的优先方向及其保障手段进行重新认识, 提出俄罗斯外交方针至高无上的优先方向是保护个人、社会和国家的利益。这一构想是俄罗斯在叶利钦时期西方化政策受挫以及俄国力日益衰落的背景下提出的, 普京试图采取灵活务实的全方位外交为俄国内经济复兴创造有利的外部条件, 重振俄大国地位, 维护国家利益。这一构想既是对叶利钦后期外交政策的延续, 又反映了俄在国力衰落的背景下优先注重国内经济发展, 强调外交为国内经济服务的目的。但是，普京时期如何发展与西方的建设性关系是普京新政的重点之一。“9·11”事件后，普京迅速抓住机会大力支持美国的反恐战争，俄美削减战略核武器谈判也取得质的突破。普京还大力加强与北约的合作，实现了俄罗斯与北约之间新的制度性联系，俄罗斯与北约的关系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9·11”后，普京不仅默许了美军对其传统势力范围的中亚和外高加索的进驻，还提前关闭了俄在古巴和越南的军事基地。由此，舆论一度惊呼亲西方主义的回潮。同时，普京治下的俄罗斯重新确立了面向欧洲的国家发展战略，普京明确宣称：“一个首要的问题是，无论在过去、现在还是将来，俄罗斯都是一个主要的欧洲大国。” ①
然而，普京政权与西方的关系并不是固定不变的。随着俄罗斯国内“不自由的民主”的发展，西方各国对俄罗斯回归传统的权威政治充满了大量的批评。2007年以来，俄罗斯对西方关系不断强硬，到2008年8月，俄格冲突的爆发带来了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的全面倒退，这是冷战后俄罗斯第一次尝试用武力解决地区冲突并引发整个世界为之关注的军事行动。俄格冲突不仅使俄罗斯与格鲁吉亚断绝外交关系，而且使得俄美关系、俄罗斯与北约的关系都受到深刻的影响，俄美关系在原已恶化的基础上雪上加霜，俄罗斯与北约继1999年北约轰炸南联盟后再一次中断军事合作，双方关系陷入低谷。俄格军事冲突发生后，俄罗斯国内反美主义的论调显著上升。在俄罗斯的民意调查中，64%的受调查者都把美国视作“敌人”或者是“对手”，44%的受调查者把格鲁吉亚视作“敌人”或者是“对手”。其中，20%的人视美国为“敌人”，30%的人视格鲁吉亚为“敌人”。② 《俄罗斯2020年前国家安全战略》对俄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进行了排序，在一系列的威胁当中，美国和北约被视为俄最大的安全威胁，美国在欧洲部署反导系统和北约将其军事设施向俄边境推进等行为被视为对俄军事安全的主要挑战。
进入2009年，俄美关系戏剧性地开始了重启。2009年3月6日，时任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日内瓦进行双方外长的首次会晤，并正式按下重启美俄关系的按钮。2009年7月6日到8日，美国总统奥巴马访问俄罗斯，期间美俄首脑就核裁军达成最新共识，签署了《进一步削减和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问题谅解备忘录》的共同声明，以此文件指导此后两国关于新的《削减和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的谈判，美俄关系又一次迎来了缓和的良机。俄罗斯学者阿列克谢·阿尔巴托夫 (Alexei Arb tov) 将这个条约的签署称为“在正确的方向上迈的一大步”，认为无论是从政治还是从军事战略角度来看，该条约都极为重要，因为它终结了两个核大国在战略对话中的僵局，同时证明了两国之间关系的改善，以及它们之间在复杂问题上达成妥协的能力和意愿。③德米特里·特列宁 (Dmitri Trenin) 认为，条约的签署和在两国立法机关获得批准，证明了美俄关系重启的稳定性，这是美俄关系史上的里程碑事件。①但是，在美俄关系逐渐缓和的背景下，美俄之间潜在的利益冲突又一次暴露出来，例如美俄就美国继续使用吉尔吉斯斯坦的马纳斯国际机场、俄罗斯与北约互相驱逐外交官、北约在格鲁吉亚进行军事演习等事件都预示着重启美俄关系并非易事。
2008年俄格战争后，俄罗斯的反美主义达到高潮。尽管经历了短暂的俄美关系重启，2010年2月列瓦达中心的一项调查仍然显示，差不多有四分之三的俄罗斯人仍然视美国为潜在的侵略者，只有9%的俄罗斯人认为美国在全球促进和平、民主与秩序。普京再度回归克里姆林宫以来，在一系列问题上，俄罗斯都显示出对美强硬的外交姿态，从而使得反美主义在俄罗斯再一次上升。普京第三任外交启动，国际舆论普遍认为这将是俄罗斯与西方新的对抗的开始。2012年以来，在一系列问题上，俄美之间尖锐对抗，除了各自出台两个针锋相对的法案外，俄罗斯还立法禁止非政府组织接受外国资金，美国国际开发总署 (USAID) 作为俄罗斯NGO最大的资助方被迫关闭在莫斯科的办公室。如果说这些问题还不足以搅动俄美关系，那么，斯诺登事件及叙利亚化学武器事件则使得俄美关系的对立更进一步。俄罗斯不顾美国的强烈反对给予斯诺登临时庇护，三次在联合国投下反对票，挫败西方推翻叙利亚现政权的图谋，进一步恶化了两国关系，刺激了俄罗斯国内反美主义浪潮的上升。
因而，俄罗斯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的回归西方之路屡遭挫折。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其结果是苏联解体、苏共败亡。叶利钦的“休克疗法”其结果是“后华盛顿共识”的美国模式的失败，对外战略上向美国一边倒，也不能换来美国的信任，相反使俄罗斯国民经济崩溃，安全空间受北约扩大的挤压与渗透。普京借“9·11”向西方的靠拢及短暂的重启之路换来的是俄格战争，俄罗斯与西方关系陷入一波又一波低谷。
三 乌克兰危机之后：俄罗斯走向西方外交政策的终结历史在2014年的俄罗斯与西方关系上翻开了新的一页。2014年因乌克兰危机爆发导致克里米亚并入俄罗斯，美欧联手制裁俄罗斯，俄罗斯内外交困，对外政策实行了根本性的转变。
乌克兰问题的产生是一系列复杂的国内外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从国内因素看，经济危机、宪政不稳、寡头干政、严重腐败等激起了人们对社会发展现状及当权者的不满。但从本质上看，乌克兰问题是一种发展道路与价值观的选择问题，是乌克兰社会关于发展道路与价值观选择二元对立的直接反映。乌克兰西部与欧洲有文化、宗教上的历史渊源，主张回归欧洲。乌克兰东、南部则是传统的亲俄派，俄罗斯族人大部分也集中在这一区域，尤其是克里米亚地区近67%的居民为俄罗斯族人，显然更多地倾向于俄罗斯。自2013年11月份乌克兰宣布暂停签署与欧盟的联系国协定以来，乌克兰局势经过三个多月的发展演变更加复杂，更加戏剧化。在一系列示威、暴力与流血冲突中，合法总统被罢免，反对派成立新政府上台执政。国内东西对立，分裂态势严重，俄罗斯与西方纷纷介入，带来了俄罗斯与西方又一轮新的对抗。
从国际因素看，乌克兰问题则是俄罗斯与西方争夺的焦点，俄罗斯视乌克兰为独联体一体化与欧亚联盟建设中的重要一环，而西方则主张将其纳入北约及欧盟的框架之中，艰难转型中的乌克兰不可避免地陷入夹缝中求生存的状态。在俄罗斯看来，后苏联空间仍然是其传统的势力范围，尤其是北约、欧盟扩大到中东欧、波罗的海，失去乌克兰是难以想象的。如同布热津斯基所说，失去乌克兰，俄罗斯就不成其为一个帝国。在普京极力推动的独联体一体化及欧亚联盟进程中，希望作为斯拉夫三兄弟的乌克兰发挥关键的作用。然而，冷战结束以来，挑战俄罗斯在后苏联空间的领导地位，试图在独联体地区有所斩获成为西方与俄罗斯相互博弈的一大特点。北约东扩、欧盟东扩、颜色革命、导弹防御等一拨又一波攻势相继涌来，其中，乌克兰是西方争取的一大重点。颜色革命在乌克兰发生，北约也向乌克兰发出邀请，本次乌克兰所爆发的冲突就是西方试图将乌克兰纳入其框架的过程中所引发的又一轮危机。
冷战之后俄罗斯历任总统均向美国伸出了橄榄枝，但是俄罗斯向美国的靠近无一不以失败告终。叶利钦时期，因为北约扩大，俄美短暂的蜜月期宣告结束；“9·11”之后，普京抓住机会实现与美国关系的提升，但是，十多年下来，普京意识到，要得到美国对俄国大国地位的尊重是不可能的，其结果就是2007年慕尼黑会议之后俄美关系的下滑，一直到2008年俄格战争的爆发。2009年之后俄美关系的重启是奥巴马政府对俄外交的亮点，但是，随着梅普易位，俄美关系重启名存实亡。普京治下的俄罗斯经历了十多年来与美国关系的风风雨雨，俄罗斯最终意识到，俄美之间的矛盾与分歧是难以调和的，俄美关系重启注定如流星般短暂。乌克兰危机之前和之后一系列事件都表明，俄美高层之间政治互信严重缺失，双方的政治厌倦达到顶点。
从美国的角度看，俄罗斯不再是昔日的超级大国，而是美苏冷战的输家。冷战后美国也期望将俄罗斯纳入西方的统一轨道，也期望在反恐、战略核武器等方面与俄罗斯进行合作，然而俄国国内民族主义、反美主义情绪的不断上升、威权政治的复归、带有“俄国之脸”的不自由的民主等这些因素仍然让美国视俄罗斯为另类，俄美之间始终难以实现双边关系的常态化。
究其根本，俄美关系的发展受实力、需求与战略目标三重因素的制约。从实力来看，俄美关系是一个全球大国与一个地区大国的关系。尽管遭受金融危机的打击，美国的整体实力在显著下降，但是作为冷战后的唯一超级大国，其政治影响力、军事与战略布局影响力、全球伙伴关系网络及调控能力都远非俄罗斯所能相比，俄罗斯唯一能与美国所比肩从而增强其大国信心的就是核实力。从需求来看，俄美之间几乎没有相互利益的重合点，俄美关系从根本上看是一种安全关系，缺乏经贸关系的支撑，俄罗斯出口的石油天然气、武器等美国不需要，俄罗斯国内市场投资环境又难以吸引美国投资，从而导致双方经贸关系非常之低。从战略目标来看，双方相距甚远，美对俄政策之基本目标是改造俄国，将其纳入西方的统一轨道，而这在实践中被证明是行不通的；俄对美政策之目标是通过发展双边关系重振俄罗斯大国地位，同样在实践中被证明收效甚微。因而，奥巴马任期的对俄政策如同过山车，第一任期开始重启俄美关系，第二任期暂停俄美关系，其跨度之大令人目眩。
乌克兰危机后，俄罗斯遭受了自冷战终结以来最大的地缘政治压力，尤其是俄罗斯与西方关系全面进入停滞期，来自西方的经济制裁，外交孤立，军事威慑构成了对俄罗斯的全面对抗。面对西方的经济制裁，俄罗斯经济仍然在经历困难的调整期，衰退尚未完全结束，GDP缩减，人民生活水平下降，尤其是油价持续低迷，俄罗斯经济实现恢复性增长尚需时日。从外交上看，西方将俄罗斯驱逐出G8，动员全球试图全面孤立俄罗斯，迫使俄罗斯进一步转向东方。从军事上看，北约中断了与俄罗斯的合作关系，北约一系列军事演习在中东欧、波罗的海举行，意在对俄罗斯进行军事上的威慑，同时北约在波罗的海及中东欧地区增加军事力量部署，为俄罗斯与西方尤其是俄美新冷战再度重演提供了口实。俄罗斯与西方这一轮对抗必将导致冷战结束以来俄罗斯走向西方关系的正式终结。俄罗斯走向西方的终结是冷战结束以来在国际政治一系列重大事件的基础上俄罗斯与西方相互博弈的结果，最终在乌克兰及克里米亚问题上画上句号。或许未来的俄罗斯与西方关系会实现缓和，无论与欧洲还是与美国会实现关系的正常化，但是，冷战结束以来，俄罗斯曾经希望向西方靠近、通过融入西方来实现自身的发展这一认知将消失殆尽。
四 特朗普上台后俄美关系的发展走向2017年1月20日，特朗普正式就任美国第45届总统。特朗普上台后美国的对俄政策有可能再一次发生变化，双边关系的改善将提上议事日程，这一态势已引发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从俄罗斯的角度看，希望改善对美关系的愿望非常强烈。2016年举行的瓦尔代会议上，普京批评美国的调子明显降低。2016年新版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构想强调俄美对全球战略稳定和国际安全大局有特殊责任，俄有意与美国构建互利的关系。2016年底普京在年度大型记者招待会上暗示，俄罗斯不认为美国是侵略国，俄美应当为两国民众福祉而交好。从美国的角度来看，尽管奥巴马政府试图阻止俄美接近，但是特朗普竞选前后对俄示好，以及任命与俄关系密切的蒂勒森为新任国务卿等，也表明改善对俄关系的意向。
当前俄美改善关系各自有着不同的目标。对普京来说，取消来自美国的制裁，实现俄罗斯经济恢复性增长以及双边关系正常化是根本性的目标。而对于特朗普来说，改善与俄罗斯的关系有几方面的缘由：第一，是源于竞选期间反奥巴马及希拉里的对俄政策的一种延续；第二，是作为商人的务实主义及机会主义心理支配下对未来俄美关系改善提升美国国家利益的一种期许；第三，不排除在某些战略家指导下联俄制华的可能性的存在。然而，新一轮俄美关系的改善也是有限度的，有障碍的，有过程的，同时也会有反复的。从国内政治看，本轮俄美关系改善均面临着各自国内强烈的相互反感、相互仇视的社会基础，两国精英层中大多也持同样立场。此外，如何消除美国对俄罗斯吞并克林米亚这样的尖锐又敏感问题的认知也实属不易，不解决这一问题就难以实现解除制裁。即使是特朗普这样不特别重视意识形态及价值观的人来说，如何向国内民众及西方盟国解释也是非常重要却又很难迈出的一步。
从冷战后俄美关系的实践看，双方迫切需要找到第三条道路。冷战结束后，俄美之间处理相互关系均陷入一个简单的二元思维模式。对于美国的俄罗斯政策来说，要么把俄罗斯纳入西方阵营，要么把俄罗斯视为另类，彻底削弱；对于俄罗斯的美国政策来看，要么融入西方，要么陷入对抗。俄美均需要反思相互之间的政策，从而发展正常的国家间关系。未来美国对俄政策将呈现出在务实合作的基础上走向理性的关系正常化，这样一种关系不同于过去俄美两国的简单的二元思维模式，而是走向一种竞争与合作并存的模式。未来有可能实现关系缓和的方面包括：俄美联手打击“伊斯兰国”，放松或者取消对俄制裁，默认克里米亚问题现状，减少对乌克兰的支持和援助，扩大对俄投资并发展经贸关系。
从总体来看，本轮俄美关系的改善仍然是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对中俄关系的运行发展没有根本性的影响。首先，俄美之间缺乏提升相互关系的深层次动力，无论是政治上、经济上还是战略上均是如此。政治上不信任，经济上无合作，战略上相互漠视，相互之间缺乏能链接双方予以合作的实际问题，导致任何形式的改善只能是表面上的，短期的，不稳定的。其次，中俄关系的高位运行确保中俄美三边关系中既有的框架与状态能持续稳定发展。即使俄美关系获得了短期的突破，也不至于对中俄关系的运行发展带来根本性影响。中俄之间法律层面上所保障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加之中俄之间全方位的战略合作，使人们有理由相信中俄关系将沿着既定的轨道深入发展而不是倒退。本轮俄美关系缓和不会带来新一轮的俄美蜜月，也不会带来俄美的伙伴关系。第三，冷战结束以来俄美关系的反反复复使俄国深刻认识到，美国的对俄政策不可能突然性发生变化，削俄弱俄是美国历届政府的共同特点。美国不可能真正地平等对待俄罗斯、尊重俄罗斯，短期内俄美双边关系的改善不会带来中俄美三边关系的颠覆性改变。从根本上看，俄美战略接近并不必然对中国的国家利益带来损害，俄美战略对抗也不必然给中国的国家利益带来利好。中俄关系与中美关系都有自身不同的内在逻辑与运行规律，两者并不相互排斥。中国外交需跳出传统三角关系的思维定式，在中俄关系与中美关系中维持一定的平衡。无论是中俄关系还是中美关系对于中国未来的发展及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都是至关重要的。维护和延长中国的战略机遇期关键靠自身，通过自身发展来营造和谐的外部环境，是中国国际战略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