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史领域真正展开学术研究，是改革开放以后才开始的。1977年进大学后，我开始阅读有关中美关系史的研究成果。印象里当时影响很大的有3本书：胡绳先生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丁铭南等先生的《帝国主义侵华史》和刘大年先生的《美国侵华史》。当然，几乎所有近代史图书都涉及中美关系，例如范文澜先生的《中国近代史》，影响也很大。经过多年的研究，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些中美关系史著述，最深的体会是他们实际上建立了一种认识框架，提供了几乎一致的视角，即从美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美国对华侵略政策影响甚至决定着中美关系和中国政治的本质特征等这样的视角，叙述两国关系的历史。这种叙事有其产生的特殊的历史背景，随着学术研究的长足进步，可以发现其中存在着非常严重的问题，或者说得直率一点，是有严重缺陷的。以1980年代历史学界的研究为基础，这个领域出现了大量的新的研究成果，包括系统的通史类著作和大量高质量的专题研究著作，在此不做全面介绍，只是结合今天的讲座指出其存在的一个突出的问题，即非常缺少对中国方面的政策、行为和其他相关因素及其影响的历史叙述。如果仔细阅读已经出版的一些中美关系史论著(特别是通史类)的叙述框架，说它们是美国对华政策史或者说是美国对华关系史，可能更确切一些。

前不久中华书局出版了一本历史相册《中美关系200年》，很值得看，美国前总统卡特还专门题辞。著名的美国研究学者王缉思先生撰写了前言，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在中美关系史中“中国是决定性因素”。他的意思是，“在历史的长镜头下考察双边关系，在更多情况下美国是恒量，而中国是个变量”。事实的确如此，翻开中国学界的叙述，中美关系史的演变是根据中国历史的变动来定义的，例如，近代中美关系史是以1840年到辛亥革命为一个阶段，这并不是因为美国出现了大变动，而是中国出现了从王朝变成共和国的天翻地覆的大变化。之后所谓“民国时期中美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中美关系”、“改革开放30年中美关系”等等，也都一样。而矛盾之处恰恰在于：我们根据中国史界定中美关系的发展阶段，但叙事的内容几乎都是以美国的政策和行为为主的。

从学术角度看，出现这种悖论的主要原因首先是中国的档案开放——尤其是建国后档案开放不够；其次则是改革开放之前，研究受到限制，主要目的是为特定时期的政治(包括革命外交路线)服务。我认为现在有必要做系统和深刻的学术史反思，这对未来的研究发展至关重要，涉及根本性地调整分析框架(我自己也在不断修订之前的分析和判断)。挖掘整理中国方面的历史文献，这是基础性的工作。这个问题不解决好，就只能是以美国为主的叙事。研究当代历史本来就是在冒险，因为有很多档案没有开放，或因其他原因还无法阅读。我在前年看到的美国国务院编辑的《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已经出版了卡特政府时期的很多文件。我国外交部档案解密到1965年，后来又暂停了一段时间(何况外交部还不是负责外交的唯一机构)。华东师范大学冷战史研究中心做了很多工作，我们都从中受益。我们都力图在研究中尽力而为，根据新发现的历史档案，调整叙事方式，建立新的叙事架构。

以上的背景介绍是帮助各位了解中美关系史研究面临的问题是什么，接下来谈谈我们现在应该和可以向哪些方面努力。

第一个问题是试图通过研究，把中美关系和冷战这两个同时发生、相互影响的重大事件结合起来，寻找更具有解释力的视角和叙事方式。

冷战时期东亚地区的各种事态和国际关系等，与中美关系的互动，包括对双边关系、两国国内政治的影响等等，非常紧密也更为直接。如果把中美关系历史横剖开，起码可以分成三个层次，每个层次都可以专门叙述，现在也有必要做层次划分得更细致的研究。

第一个层次是全球层次。这与我们研究的时间段有关，即从冷战背景分析中美关系对全球冷战进程的影响，以及反之，全球冷战对中美关系的影响。其影响之大，稍微回顾便可确定，例如中国在冷战时期形成的基本世界观。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时正值冷战进入高峰期，长期进行国内斗争、主要精力在指挥作战的那批中国领导人，必须立即开始应付国家对外关系中的各种事务，而他们面对的外部世界的核心特点就是冷战，这必然极大地影响了他们对世界政治的认识和理解。历史地看，这种影响在开始阶段就有一部分来自苏联的经验，一部分是他们自己的直接经验(这在当时也很有限)。在这个过程中形成的指导中国外交的基本观念，包括向苏联“一边倒”、世界革命思想、“中间地带”理论、反苏国际统一战线、“战略大三角”等等，都是他们对全球战略态势和政治格局变动的回应，转化到行为中，也确实对世界政治产生了一些影响。现在谈论比较多或者比较熟悉的诸如各种“战略三角”，实际上是1980年代留下的思维烙印，以为把很多复杂的关系都解构成“三角关系”比较好理解，其根源至少部分是冷战时期与美国一起应对苏联扩张的影响。

第二个层次是双边关系。双边关系是一般老百姓都能感觉到的。例如最突出的台湾问题，它既不具有全球性，也不具有地区性，但中国政府经常讲是中美关系中最敏感、最重要的问题。双边关系简单地划分有三类：第一类是涉及中国国家领土完整与国家统一，如西藏问题、台湾问题、香港事务等。第二类是经贸关系，例如2015年，美国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总贸易量达到约5600亿美元。邓小平在1979年1月访美时曾经告诉美国商界，中美贸易“不是几百万美元，而是几十亿美元，甚至几百亿美元” ^①。这是那个时代的领导人的想象极限。现在，中国国内对美国批判比较多，比如“亡我之心不死”、遏制中国等等，反过来想，这个国家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顺差最多，达3000多亿，所以，对中美关系需要有更全面的认识。第三类比较敏感，即意识形态斗争，不具体讲了。

回顾中美关系历史，两国关系一直是扛着各种麻烦、困难向前迅速发展。面对世界上这个很独特的外交现象，与其钻到一个矛盾里面，不如放开眼界去思考：为什么有这么多矛盾，中美关系仍然能够基本稳定且比较快地向前发展。落实到现实中，就是为什么同中国公众的日常生活联系越来越密切。例如：美国是中国人留学的首选地，美国大片是外国进口大片里上座率最高的，还有音乐、时尚品牌，等等，两国人民在日常生活上变得越来越密切。这种矛盾的现实值得注意且不容易回答。

第三个层次就是中美在东亚或扩展些说在亚太地区层次的关系。从地区层次界定和研究中美关系变得越来越突出，有如下几个原因：第一，东亚地区在冷战爆发后，持续爆发了世界上其他地区都没有过的大规模热战，冷战时期的一半时间有大规模的局部战争。第二，中国在东亚是名副其实、当之无愧的中央国家，同其他地区相比，东亚吸引着中国的主要战略关切，这里的国际政治、国际体系在塑造中国人的战略思维方面更为直接，其影响也不会因为冷战这一历史时代的结束就淡化了，反之，随着中国向世界中心快速移动，这一点变得越来越突出。第三，冷战时期中国对这个地区的影响是极为巨大的，包括前期的热战和后期开始在推动东亚从世界体系的边缘逐渐走向中心的诸多重要因素中，中国战略决策的影响都是极为巨大和深刻的。

回溯历史，欧洲成为世界中心的过程充满了血腥，包括持续不断的地区战争，以及“一战”、“二战”，后来在美国帮助下复兴并出现了欧盟。北美成为一个世界中心同美国世界地位的形成是分不开的，美国在“二战”以后独步天下，一直到北美贸易圈的形成，伴随着美国在全球各地的介入和扩张。美国扩张的目的不是攫取领土，而是塑造新型的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一种试图覆盖全球的秩序，造成了战争与冲突不断，其中包括了美国在东亚持续大规模的军事介入等等。

东亚地区向世界中心移动过程能否避免欧洲和美国的老路，是一个巨大的问题，答案部分存在于冷战历史之中，因为这里的崛起是从冷战后期开始的。中国发展速度快，加之幅员辽阔等先天禀赋，所以总说“中国崛起”，但事实是亚太群雄并起。中国1980年代开始改革开放，当时已有“四小龙”、“五小虎”等，这是一个整体性上升的势头。记得邓小平当时说过：再不努力，以后可能追上的机会都没有了。例如，日本在“二战”中遭到毁灭性的破坏，战后在美国的扶持下，1960年代同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差不多(中国借助苏联援助也获得迅速发展，但“文革”十年的停滞是致命的)，1970年代全面复兴，1980年代在亚洲的投资超过美国，以致1990年代美国盛行“日本威胁论”。再例如韩国，根据一些国际评价指标，它已经可以被列入发达国家行列。像越南、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等，人口都是过亿的，也在发展，这是群雄并起的态势，各国虽有快慢之分，大趋势却是无法阻挡的。

我有次去葡萄牙开会，在接待晚宴上与一位葡萄牙历史学家聊天。他跟我谈全球化时，认为世界历史上有两个最伟大的国家——葡萄牙和中国。理由是全球化是从哥伦布大航海开始，然后到中国改革开放完成。回看东亚，我认为中美关系正常化是东亚全面复兴繁荣的极为关键性的事件，是这个地区能整体进入世界体系并开始向世界中心快速移动的关键一步。当然，永远繁荣发展是我们所有人的愿望，但这个地区毕竟还存在一些不可预测的前景，比如现在的朝鲜核危机，一旦失控后果不堪设想。若将来发生地区性冲突，同“朝战”“越战”会不一样，它的全球性变得更突出。所以，把中国和美国在东亚的关系作为一个专门的领域展开研究，其必要性变得越来越凸显。

第二个问题是东亚冷战的大背景，这有利于理解中美关系的特殊之处。

东亚冷战可以作为专门的研究对象，有几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东亚地区在冷战四十多年里从来不是美苏竞争的中心，这里只是一个“次”战略中心，或称“类”战略中心。因此，如何确定东亚在美苏全球竞争中的位置，是需要进一步界定的。如何确定东亚在全球冷战中的地位，这需要对东亚很多事态做进一步的更扎实的研究，才能回答。相比之前，档案已经多了很多，这对该研究领域年轻一代的学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比如掌握更多种语言，否则难以站到研究前沿。

第二个特点如前述，东亚不是冷战的中心，但发生了密集的大规模、高烈度的局部战争。从地区战争的视角，第一场大规模的战争是中国的内战，美苏都有程度不同的介入，目前苏联介入的程度还有探讨的余地。第二场战争是朝鲜战争，中国高峰期在朝鲜的地面部队达到一百多万，联合国军最高时也达到130万。第三场战争是越南战争，越南方面在1964年正式确认这是一场局部战争，参与作战各方的军队加在一起以百万为单位，其中美军最高峰时约50万，中国间接参战的支援部队总数是32万，1967年最高峰时17万，另在老挝的支援部队前后十几年达到12万。

第三个特点是冷战四十多年间，除欧洲外，只有东亚出现了持续繁荣的局面，而且一直延续到现在。欧洲是在没有战争和在美国援助下实现的复兴。东亚则是在持续大规模的局部战争结束后，出现快速发展。去年，我在给一本译著《20世纪国际关系史》写导论时，引用了书中的一个统计：20世纪同之前一个世纪相比，经济总量超过了5000倍，最重要的是科学技术的革命性进步，使爆炸性的经济增长在21世纪还有可能持续。比较东亚，倘若以“二战”后50年经济增长总量同这之前的150年相比，增长数字也会令人印象深刻。所以，东亚可以被认为是奇迹多发地。

第三个问题，回到正题谈中美关系的历史叙述。

从全球层面、双边层面、地区层面来看，可能有很多事件是重叠的。叙事的角度、线索和脉络的不同，可以揭示不同的意义和价值。以东亚地区历史作为主要背景，以两国关系在东亚地区的互动作为视角和线索，主要的问题是什么？例如，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在全世界介入各种事务的动力，来自一种理想主义的对世界革命的关切，对民族解放运动的同情和关注。1949年6月下旬，刘少奇秘密访问莫斯科。斯大林在一次非正式会谈中讲，东亚革命需要中共多承担一些责任，结果中国领导人一建国就承担了这个历史责任。斯大林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袖，又领导苏联打赢了“二战”，他的认识和经验有很大的影响力，当然，现在看来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误判。对历史大过程的宏观判断是基于一种史观，斯大林认为：世界革命是必然的趋势，而且有一个从西方向东方转移的过程；最初爆发在欧洲中心，“一战”后转移到俄罗斯，结果出现了“十月革命”；“二战”后向东转移到中国。但后来的历史证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才真正走向了世界舞台的中心，而世界性的革命运动在全球现代化过程中基本上结束。

我们需要研究，中美关系从对抗到正常化，其中的主要动力是什么？两国领导人的判断是什么？他们根据什么历史现象做出了战略判断？以及他们的选择产生的历史性影响是什么？首先如上述，东亚是冷战中少有发生那么大变化的地区——从持续大战走向持续繁荣。这个地区的人口、国家规模都相当惊人，持有核武器的国家也不少。中美两国的关系当然首先是影响两国的命运，不过也影响了并会继续影响这个地区大多数国家的命运。其次，我从学术角度试图回答，中美曾经发生的持续对抗与战争是否是必然的？有人说，如果没有朝鲜战争，就不可能有后来美国对中国的平等相待，这里的问题是中美之间真的要经过一场战争才能走上和解之路吗？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提出，我们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误解导致了一种宿命的史观，认为一切发生过的事情都是不可避免的，叙述历史只是为了说明事情为什么必然如此，而不关注、不挖掘、不分析其中的偶然性及其意义。

当然，中美之间曾经发生的战争(也包括其他一些对抗)是否就是不可避免的、是历史的宿命？真正回答清楚这个问题，需要做很多努力，要研究中美关系史中大量的偶然性。从学术角度看它有价值，从未来看则有利于更积极地预见和避免那些引发对抗和战争的偶然因素。

第四个问题，冷战四十余年间的中美关系可以大致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71年对抗与冲突的年代，值得重视的是，双方在尖锐对抗中，也逐步建立了一套被事实证明足以管理两国危机、使之不升级为战争的机制。对这套机制的形成和特点的忽视或低估，是以往研究的一大缺憾。我认为，在打完朝鲜战争以后，在毛泽东心目中有条没直接表述但非常重要的底线，这也是中国领导人重要的和几乎是不可动摇的共识：避免同美国再打局部战争。毛泽东很懂“少久多败”的道理，所以在1950年代的台海危机、1960年代援越抗美等，都有一条底线，就是不同美国打仗。时任福建军区空军司令的聂凤智后来回忆，在1958年炮击金门期间，战机起飞落地的朝向都是毛泽东亲自决定的，就是为了避免战机进入国际空域导致同美军的冲突。

中美危机管理机制是逐步形成的，它证明双方经过朝鲜战争后，都在尽力避免悲剧再次发生。由于我们的研究方向集中在冲突、对抗、支援世界革命等方面，对这套逐步形成的危机管理机制，特别是它形成过程中的生动的历史事件等，研究得很不够；对中国领导人特殊的战略思维方式和战略管理水平和特点等，研究也不够，而这种研究是可以提供被称为理论层次的知识的。

我的初步判断是，中美对抗发展到战争是有偶然性的，是可以避免的。新中国成立前后这段时间，中美领导人，包括中国领导人在处理对美关系时，并不是选择蓄意的敌对和不惜诉诸武力。他们的选择是暂时搁置双方关系，但出现了一些并非两国自己选择的情势，例如朝鲜战争爆发。华东师范大学沈志华教授做了非常细致的研究，国际学术界也达成了基本共识：即这场战争是金日成发动的，这个结论几乎不可能被推翻。现在有很多研究认为，斯大林在战争发生前的一些做法，是有意要让中国卷入。不过我更倾向认为斯大林是按盟约办事，即做出战争决定之前应该通知盟友中国。俄罗斯人在欧洲长期打仗，有丰富的结盟经验，他们知道战争一旦爆发，中苏双方都可能被卷入，而毛泽东未必透彻了解结盟的含义。

另一例证是1949年中共代表同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秘密交涉。周恩来在6月下旬曾发电报，说司徒雷登可以来燕京大学参加校庆，并由中方提供方便。6月28号情况完全翻转，因为毛泽东这时接到了刘少奇同斯大林会谈的报告，斯大林态度积极地支持中共的政策，毛泽东于是选择了立即中断同美方的秘密接触。7月3号，邓小平从北平回到南京，传达了毛泽东的谈话，要向苏联“一边倒”，现在“主动的倒，免得将来被动的倒”^①。此后开始贯彻“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方针，搁置了与美国的关系。在1954年7月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说过，当时定的就是搁置四五年，以便集中解决国内问题，结果其间发生了朝鲜战争。美国当时也提出了“等待尘埃落定”的方针，即搁置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结果也是等来了朝鲜战争爆发。

东亚存在很多“尾巴摇狗”(tail wagging the dog)的情况，中小国家有自己的诉求，我们不能只站在大国角度看问题，很多事情其实是由那些中小国家的本土诉求导致的。一些中小国领导人的英明之处，就是非常巧妙地利用了大国矛盾，把大国拖入其中，不得不支持他们，为他们付出代价。这方面的历史教训就是中美关系搁置不得，要积极和及时地应对出现的问题，并尽可能提早解决。经过朝鲜战争，中美开始逐渐摸索。我们还需要认真研究的是，两国领导人在处理具体问题时有很务实的一面。朝鲜战争之后，中美之间逐渐磨合出来的机制为两国关系稳定提供了相当有力的保证，这是以往研究的不足之处，我们有时需要转换观察和思考的视角。

有一位美国学者就1955年开始的中美大使级会谈写过一篇论文《聋子的对话？》，主要观点是中美大使级会谈并非像当时人们评论的那样，是聋子之间的对话，对两国处理危机还是起了重要作用的。中国学者贾庆国、章百家合写过一篇论文《对抗中的方向盘、缓冲器和测试仪：从中国的角度看中美大使级会谈》，这里“方向盘”是指把握两国关系的走向；“测试仪”是指互相测试对方的政策和态度；“缓冲器”是指出危险时可以起刹车作用。我认为还有别的机制，美国后来越来越积极地要求就实质问题进行有效、及时的交流，他们特别看重双边和多边的机制。

回溯那段历史，首先需要承认两国都把双方关系放在冷战意识形态的框架里，这是非常深刻的教训。冷战意识形态很复杂，第一个特点就是把每一场斗争、每一个冲突等，都论证为关系到自己的生死存亡。冷战是两个世界上前所未有的强大的超级大国之间的斗争，他们把世界每一个地区、每一个国家的每一场斗争等，都赋予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人类前途的两种命运的斗争的意义，苏联和美国为此援助、鼓励对立各方去殊死搏斗。实际上，历史的基本进程没有因为哪个具体事件就发生了根本性转变，推动世界发展到今天的那些因素，包括现代化、科学技术进步、大国权力斗争、反殖民主义运动等等，谁也没能改变，很多大大小小的事件早已经被忘却，有的国家都已经烟消云散了。第二个特点是受第一个特点的影响，倾向于无限夸大每一场冲突的地缘政治涵义，这在中美关系中明显地存在着。

第二个阶段是1972年尼克松访华前后开始的中美和解，一直持续到冷战结束，对这个阶段的研究是比较薄弱的。学界对美国方面的研究做得比较细致，如陶文钊先生主编的《中美关系史》，还有一些专门史，论述相对充分的是关于尼克松访华前后的历史。

冷战前期的中美冲突和对抗严重影响了两国的命运。美国从太平洋战争结束以后的世界顶峰的地位开始下滑，转折点是越南战争。例如有美国学者论述过，太平洋战争到朝鲜战争是美国世界地位的最高点，朝鲜战争使美国地位的上升停止了；越南战争后美国开始走下坡路，这个趋势再也没有改变过。美国打“越战”的部分原因是担心多米诺骨牌效应，即无法阻挡共产主义在东南亚的扩张，包括中国支持北越和在东南亚扩张。我没有系统研究过中国的世界地位变迁，不过毛泽东决定打开同美国的关系时说过，“缓和一点好，我们现在孤立了，没有人理我们了” ^①。这就是当时毛泽东在内部谈到的外交局面。

从1949年中美走上对抗之路，到1972年中美和解，决定两国关系历史的领袖人物的思路有很多巧合。例如1949年，毛泽东提出中国要“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则说，美国应“等待尘埃落定”，结果双方关系被搁置了。1969年中美领导人思考和解时，尼克松在关岛讲话中说，美国不能在每个地方的每个事情上承担每个责任，亚洲的盟友也要分担管理亚洲事务的责任，美国需要战略收缩；毛泽东则说“缓和一点好”，中国需要改善外交环境。1978年10月下旬，卡特政府做出最后决定，优先考虑中美建交，这时越南提出无条件与美国建交的建议，被卡特政府搁置；邓小平在11月初决定，中美建交谈判要加快，为了发展经济必须这样做。

以上都可以说是历史的巧合，但不应被忽略，它反映的是两国关系中经常存在真实和巨大的机遇，领袖人物的意愿和把握机遇的能力起着关键作用。12月4日，中方向美方谈判代表递交谈判计划：包括邓小平本人将直接参加谈判，提交中美建交公报的草稿，提出谈判结束邓小平将访美，以及16日发表建交公报。后来的建交谈判和邓小平访美等，都是按照中方的时间表进行的。因为这时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中美关系正常化与中国现代化战略挂钩了。中美建交对邓小平来说，主要是中国现代化的需要，他要抓住这个历史机遇。邓小平这时积极推动中美建交，是因为他认为中国的“对外开放”首先就是“对美国开放，不对美国开放，对任何其他国家开放都没有用”，这是他对世界政治力量对比的一个基本判断。所以，他在建交谈判中要亲历亲为，而且一定要亲自访美。他当时就说访美后已完成了历史使命，“这辈子就哪儿都不去了”^②。

事实证明，中美和解对中国现代化至关重要，对东亚的繁荣也同样至关重要。历史留下的经验是首先要确定合理的目标；其次是相信中国有塑造中美关系的能力。

冷战最后十年也是中美关系正常化第一个十年，这个时期的确发生了很多问题，特别是在里根上台执政前后一段时间，但两国关系很快进入发展的快车道，这为中国改革开放提供了无可替代的外部环境。进一步说，中美关系正常化也为东亚的繁荣提供了非常好的环境，包括阻止了苏联在东亚的扩张，把苏联势力基本排挤在地区之外。从后来的发展看，东亚地区从此整体性地进入当代世界体系。当世界上另外一个以苏联为中心的体系消失的时候，东亚已经稳定地站立于世界体系之中并一直持续到现在，这是地区性的改变，如果没有中国的改变和中美关系正常化，这个进程是不可能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