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符三年(1100)正月，哲宗驾崩，徽宗继位。以此为契机，朝廷缓和了对于旧党人物的打击，那些远贬岭海的旧党官僚，得以陆续北还。这年四月，已经历七年放逐生涯的苏辙，离开了广南东路的循州，开始北返。终于在年末的时候，抵达了颍昌府，并从此在那里定居下来，度过了自己的晚年生涯，直至政和二年(1112)去世。

在苏辙生命的最后十二年里，除崇宁二年(1103)，他因某种原因避居汝南之外，基本上一直居住在颍昌府，再未能回到朝廷。但是，在蔡京为相时期，他依然是在政治上备受打压的对象。崇宁元年(1102)五月，朝廷下诏，对于苏辙等五十余人，“并令三省籍记，不得与在京差遣。”^①六月，他的官阶也从太中大夫(从四品)被降级为朝请大夫(从六品)。崇宁二年(1103)四月，朝廷又下诏焚毁三苏及其门人著作的印板。^②崇宁三年(1104)六月，朝廷更下诏颁布三百零九人的元祐党人名单，并令刻石于天下州军，苏辙名列其中。崇宁五年(1106)朝廷再下诏，命令曾任宰臣执政等官不得到阙下，苏辙也在其中。一直到大观二年(1108)正月，因徽宗受八玺，大赦天下，旧党得以享受复官的优待。在这一年，苏辙迁转为中奉大夫(从五品)。此后，直到他去世那年，才得以恢复到太中大夫的品级并致仕。^③

就这样，一位昔日的宰执大臣，一位在文坛上享有盛誉的士大夫，在北宋末年的党禁之下，实际上失去了活动的自由，而处于一种政治禁锢的境地。于是，苏辙就只能选择一种闭门索居的生活方式，来度过自己的最后时光，而且长达十二年之久。那么，这样的生活境遇，对于他的晚年写作会有怎样的影响，他的写作会呈现出什么样的特质，就成为一个值得深入探究的问题。

一般来说，学界对于苏辙的古文写作评价较高，而对于其诗歌写作，则甚少关注，而专门留意其晚年诗歌者，更是寥寥无几。^①但是我们仔细研读苏辙晚年的诗歌作品，却会惊讶地发现，这些诗歌具有十分丰富的内涵。它们不仅呈现出与此前迥然不同的写作姿态，而且还深刻展现了苏辙晚年深居独处的生活面貌。作为徽宗时代硕果仅存的文坛宗师，他的晚年诗歌，至少提供了一个在政治禁锢中的旧党文学人物顽强存在的缩影。不仅如此，在我看来，他的晚年诗歌写作的意义还在于，他为南宋“退居型士大夫”^②的文学写作提供了一个样本，从而成为一个新的文学传统产生的不经意的创造者。

一 节序与日期：诗题的形式与意味

苏辙的《栾城集》《后集》和《三集》都是由他自己亲手编定而成，其诗歌部分基本采用的是编年的方式，而他晚年的诗歌，主要集中在《后集》和《三集》。根据朱刚的统计，他晚年的诗歌，现存大约374首。在时间上，一直从元符三年(1100)遇赦北归，到政和二年(1112)去世为止。^③

同时，朱刚还指出，苏辙晚年的诗歌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喜欢用特定的时令节序，或者用明确的日期来作为诗题。我认为他指出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因为和苏辙此前的诗歌稍做比较就可以发现，他在定居颍昌府之前的诗歌，虽然交游更为广阔、经历更为丰富，但却很少根据时令节序来写诗，而明确标示日期的诗题更是少见。在朱刚看来，这样的诗题形式，对于撰著了十二卷《春秋集解》的苏辙来说，也许是创造了一种“《春秋》诗法”。^④但我对此，却想提出一点新的看法。

首先，我觉得有必要将作于特定时令节序的诗歌，与那些标示有明确日期的诗歌区别开来，进行更为细致的分析。

一般来说，苏辙在遇到上元(6首)、生日(5首)、重阳(九日，13首)、冬至(5首)、除日(夜，8首)这些特殊的日子，常会作诗。另外，遇到上巳(1首)、寒食(2首)、中秋(4首)、七夕(1首)、立夏(1首)、夏至(1首)、立秋(1首)、立冬(1首)这些节令，他也偶有诗作，但是数量较之前者，明显少了许多。也就是说，苏辙并不是每逢节令必作诗，而是有所偏好和选择的。

再从诗歌的内容来看，一般在节令时序所作的诗歌，多是感慨时序的交替，带有应景而作的意味，其中只有生日、除日和重阳显得较为特别。而生日和除日所作的诗歌，又具有大体相同的意趣，大多是感喟年岁的增长、身体状况的衰颓，以及人生壮志的消磨。举例而言，如他政和元年(1111)，七十三岁生日以及当年除夕所写的两首诗，都写到了年岁的老大、身体的衰颓，以及人生壮志的消磨，虽然一在岁首，一在岁末，但意趣基本一致。^⑤

在苏辙晚年作于节令的诗歌中，最值得引起注意的，是他作于重阳节(九日)的诗歌。他分别在崇宁二年、五年，大观元年、四年，政和元年都写过题为《九日》的诗歌，而且前四次，每次都是连作三首。由此可见，重阳节对于苏辙而言具有特别的意义。往往是在九月九日的重阳节，最容易引起苏辙深沉的感慨。如他在崇宁五年写作《九日独酌》三首，其一云：

府县嫌吾旧党人，乡邻畏我昔黄门。终年闭户已三岁，九日无人共一樽。

白酒近令沽野店，黄花旋遣折篱根。老妻也说无生话，独酌油然对子孙。

——《栾城后集》卷4《九日独酌三首》

诗中写到了自己作为遭遇禁锢的党人，闭门深居、孤独寂寞的生活情形，以及自己如何排遣这种寂寞。

其次，苏辙那些明确标示日期的诗歌作品，更加值得注意。这些诗歌，要么在诗题中直接嵌入具体的日期；要么在诗题之下，通过自注的方式，标示具体的日期。据统计，这些标示明确日期的诗歌总共有27首。

而且，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在苏辙定居颍昌府之前，他创作的大量诗歌中，明确标示具体日期的诗歌，大概只有两首：一首是元祐三年(1088)的《五月一日同子瞻转对》，另一首是元祐四年(1089)，苏辙出使契丹时，在旅途中所作的《神水馆寄子瞻兄四绝》，在诗题下自注云：“十一月二十六日，是日大风。”如此鲜明的反差，说明苏辙在晚年写作诗歌时，是有意识地在诗题中、或诗题之下标注具体日期。

再从这些诗歌的内容来看，又分两种情形：一种是记录雨、雪等天气状况，兼及农业丰歉情形，如《十一月十三日雪》、《立冬闻雷》、《次迟韵对雪》、《喜雨》(崇宁四年)、《甲子日雨》、《苦雨》、《春旱弥月，郡人取水邢山，二月五日水入城而雨》、《喜雨》(政和二年)这些诗歌，基本属于此种类型。我认为，这些诗歌表面是记录雨、雪天气，但实际上却透露出晚年苏辙对于农事的关怀。(详见后文)

另一种，则多是记录自己日常生活中的琐事，或者发抒自己的人生感慨，如《春尽》《梦中咏醉人》《立秋偶作》《将归二首》《还颍川》《葺东斋》《记梦》《雪后小酌赠内》《风雪》《戊子正旦》《移花》《十一月一日作》《伐双穀》《二月望日雪二绝》《腊月九日雪三绝句》《闰八月二十五日菊有黄花，园中粲然夺目，九日不忧无菊而忧无酒戏作》《正月十六日》《十月二十九日雪四首》这些诗歌，基本属于此种类型。

具体言之，《将归二首》《还颍川》是记述自己从汝南返回颍昌的心情，《葺东斋》则是写旧屋修缮后的感触，而《移花》《伐双穀》，则是记录庭院中花草的移栽和树木的砍伐。虽然都不是什么重大的事件，但通过诗题中日期的标注，表明这些晚年生活中的变动，对于苏辙来说，都具有特殊的意义，所以给予了郑重的记述。而有些诗歌，则属于内心感受的记录，如作于崇宁二年的《春尽》诗云：

春风过尽百花空，燕坐笙箫起灭中。树影连天开翠幕，鸟声入耳当歌童。

《楞严》十卷几回读，法酒三升是客同。试问邻僧行乞在，何人闲暇似衰翁。

——《栾城后集》卷3《春尽》

这首诗写春天悄然过去，夏天已然来临的时候，自己如何沉浸于《楞严经》的阅读之中，而且对于自己的闲暇时光流露出了一种自我满足感。可以作为印证的是，在两天之后，即三月二十五日，他还专门写了一篇《书楞严经后》，记述自己阅读佛经的心得体会。^①大观二年十一月一日，他也写了一首类似的诗歌：

昼短图书看不了，夜长鼓角睡难堪。老怀骚屑谁为伴？心地空虚成妄谈。

酒少不妨邻叟共，病多赖有衲僧按。积阴深厚阳初复，一点灵光勤自参。

——《栾城三集》卷2《十一月一日作》

诗中记述了自己暮年的生活状态，也谈到了自己的孤独之感。但他显然安于这种简单、寂寞的生活，因为他在自己的宗教实践中获得了欣喜的体验。我想，苏辙记录下自己暮年生活中的这些点滴内心感触，而且标示具体的日期，也许带有记录心路历程的意味在里面。

总体而言，我觉得苏辙晚年诗歌中，那些标示了具体日期的作品，较之那些作于时序节令的诗歌，显然有着更为深远的意味。这些诗歌，一部分记录了雨、雪等天气状况，表现了苏辙晚年对于农业丰歉的关注；而有一部分则是对于自己晚年生活中若干事件的记述，包括记录下自己的心路历程。这些记述，若从宏大历史的角度来看，可以说是无关紧要、琐屑细微，但是对于苏辙一己的个体生命来说，却具有特殊的意义。我想，苏辙在晚年的诗歌写作中，如此多地在诗题中标示日期，也许就是要将这些细微的事物、生活的变动，赋予其庄重的意义，对于他而言，这就是他自己个人的生命史。换言之，在苏辙晚年平淡无奇的生活中，他通过对若干琐事的郑重记述，标示日期，以这样一种方式，他实际上是在为自己的晚年生命撰述历史。

二 天气与农事：源于生计的现实关注

苏辙晚年的诗歌，有相当多的诗歌，直接以雨、雪等天气情况作为诗题。这引起了一些研究者的注意，并尝试给出了一些解释。例如，朱刚通过对于一些具体诗作的分析，指出这些诗歌实际上暗含极强的政治隐喻，具有批判朝堂政治的意味，并将其称之为“《春秋》诗法”。^①我觉得，这样的看法的确有相当的道理，体现出思考的敏锐。如《丙戌十月二十三日大雪》(《三集》卷一)、《仲夏始雷》(《三集》卷一)等作品，显然寓有政治批判的意味。但是，如果将所有这类作品集中起来进行综合分析，似乎也还可以提出其他的解释。(见表一)

根据统计，苏辙晚年诗歌中，直接涉及天气状况的诗歌大约有22首。通过细读作品，我们发现，这些诗歌虽然表面是以雨、雪等天气状况作为诗题，但诗中所述，却往往关涉到农事活动与农业丰歉。所以我认为，这些以雨、雪天气为标题的诗歌作品，实际上表达的却是苏辙对于农事活动、农业丰歉的高度关注，这与其他标题为《蚕麦》《秋稼》的诗歌大体属于同一类型。

为什么晚年的苏辙会如此关注天气状况对于农事活动、农业丰歉的影响呢？我觉得根本原因在于，它牵涉到苏辙家庭的生计问题。论及苏辙家庭的生计问题，有两点很重要：一是晚年的苏辙拥有一个大家庭，人数将近有百口之多。他在诗中不止一次提及这一点：

嵩阳百口住，岭外七年还。——《后集》卷3《次韵示杨明二首》

百口共一灶，终年事烹煎。——《后集》卷4《新火》

一生滞念余妻子，百口侨居怯雨风。——《后集》卷4《筑室示三子》

百口且留终岁储，贫交强半仓无谷。——《后集》卷4《逊往泉城获麦》

虽然我们对于苏辙家庭的人口构成缺乏了解，但他必须维持一个百口之家，大概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一个百口之家，各种开销合计起来，应该是一笔很大的开支。想要维持这个家庭的生计，显然需要有一个稳定的经济来源。

另外一点也很重要的是，苏辙自崇宁二年(1103)十月起，他作为退居官员的祠禄也遭到了剥夺。^①虽说，祠禄的收入大约只是在职官俸的一半，但以苏辙这样一个高级官员来说，他的祠禄俸给应该也不少，这对于维持他的大家庭来说，无疑是一份不小的收入。但被剥夺祠禄之后，他的家庭就失去了一个稳定的经济来源。

既要维持一个百口之家的生计，却又失去了官俸收入，这显然就需要寻找另外一个经济来源。所以，我们不难理解，苏辙家庭所购置的田产，以及田地上的收成，就成为了他们主要的生活依靠。对此，苏辙并不讳言，在诗歌中如实道出。他在崇宁四年三月二十三日所作的《喜雨》诗中说：

夺官分所甘，年来禄又绝。天公尚怜人，岁赉禾与麦。经冬雪屡下，根须连地脉。庖厨望饼饵，瓮盎思曲糵。一春百日旱，田作龟板拆。老农泪欲堕，无麦真无食。朱明候才兆，风雷起通夕。田中有人至，膏润已逾尺。继来不违愿，饱食真可必。民生亦何幸，天意每相恤。我幸又已多，锄耒坐不执。同尔乐丰穰，异尔苦税役。时闻吏号呼，手把县符赤。岁赋行自办，横敛何时毕。

——《栾城后集》卷4《喜雨》

诗中明白提及，自己断绝了俸禄，完全依靠田地的收入。但是春季的长久干旱，曾使人担心麦子失收。幸运的是，后来终于下了雨，丰收又有了希望。在诗的末尾，他也感慨民众赋役的沉重。

在大观二年(1108)，他同样在一首诗歌中道出自己在失去俸禄之后，如何依靠田产的收入来维持生计，因而对于天气状况十分在意：

天惟不穷人，旱甚雨辄至。麦干春泽匝，禾槁夏雷坠。一年失二雨，廪实真不继。我穷本人穷，得饱天所畀。夺禄十五年，有田颍川涘。躬耕力不足，分获中自愧。余功治室庐，弃积沾狗彘。久养无用身，未识彼天意。

——《栾城三集》卷1《夏至后得雨》

诗的一开始，也是说在经历了春旱之后，终于迎来了大雨，使得麦收有了希望。同时也提及雨水，对于农业收成的重要性。继而，叙述自己在绍圣元年(1094)被夺禄之后，主要就依靠在颍川的田产收入。

通过这两首诗歌，我们就可以明确知道，在苏辙贬谪和定居颍昌府的岁月里，他的官俸收入几乎已经断绝，整个家庭主要经济来源，就是自己在颍昌购置的田产。田产收入，主要取决于农业的丰歉，而农业的丰歉，又与天气状况有着直接的关联。所以，与农事活动有关的天气状况，就受到了晚年苏辙的高度关注。其实，苏辙晚年的诗歌中，对此也多少有些表露，如下面所示：

我生仰田食，候雨占云汉。——《栾城三集》卷1《夏夜对月》

阴晴卒岁关忧喜，丰约终身看逸勤。——《栾城后集》卷4《泉城田舍》

云低气尚浊，雨细泥益深。经旬势不止，晚稼日已侵。闲居赖田食，忧如老农心。

——《栾城后集》卷4《泉城田舍》

通过这些摘选的诗句，我们不难看出，晚年的苏辙之所以特别关注天气状况，一个根本的原因，即在于天气会影响农业丰歉，会影响到田产收入。

而且，我们稍加留心，还会进一步发现，同样是对天气状况的关注，苏辙显然更加关心小麦生长时节的春季是否干旱，是否能有及时的降雨，而对于水稻的生长和收获，却不甚明显。这背后的原因就在于，苏辙定居的颍昌府地处华北，那里的主要农作物是小麦，而非水稻，所以小麦的收成显得更为关键。对此，他在诗中也有表述：“少年食稻不食粟，老居颍川稻不足。人言小麦胜西川，雪花落磨煮成玉。”(《栾城后集》卷4《逊往泉城获麦》)，而且他还说过：“老翁衰病不忧花，百口唯须麦养家。”(《栾城三集》卷2《二月望日雪二绝》)这或许就能够说明，在他晚年的诗歌中，为什么有那么多关注春旱的作品，因为这恰是小麦生长和收获的关键期。

晚年苏辙的家庭依赖于田产收入，我们还可以从另一方面加以补充论证，那就是在苏辙的诗歌中，多处提及他的儿子料理田产，以及征收田租的情形。如他在《和迟田舍杂诗九首》的序引中说道：

吾家本眉山，田庐之多寡，与扬子云等。仕宦流落，不复能归。中窜岭南，诸子不能尽从，留之颍川，买田筑室，赊饥寒之患。既蒙恩北还，因而居焉。然拙于生理，有无之计，一付诸子。夏五月，麦方登场，(苏)迟往从诸农夫，箪瓢铚艾，知以为乐。^①

根据所述，可知苏辙在绍圣元年(1094)被贬筠州之时，已做好安排，留有两个儿子在颍川，并购置田产，为未来的生活做预备。^②所以，北归之后，才有定居颍昌府之举。而且在晚年，所有的田产事务，都交给了自己的儿子来处理。苏辙有三个儿子，分别是迟、适、逊(原名远)，文中所提及的苏迟，就是苏辙的长子。而且，在这一组诗的第九首中，还特别提及说：“幸有三男子，力田奉租税”。^③这些诗作无疑都可证明，晚年苏辙的百口之家，其主要经济来源就是来自于颍川的田产收入。

三 营造与亲情：政治禁锢下的家庭慰藉

晚年的苏辙，因为遭遇政治上的禁锢，被迫选择了一种闭门索居的生活方式来安顿自己，同时也躲开了世事的纷扰。这样一种离群独处的生活方式，固然没有断绝苏辙对于朝堂政治的关注，对于世事的关怀，但是从其晚年诗歌的创作内容来看，毕竟家庭生活成为了他诗歌吟咏的主要题材和对象，而且他显然也从家庭生活中得到了极大的精神慰藉。

关于苏辙晚年的生活状态，曾为苏辙撰写过年表的宋人孙汝听，有这么一段总结性的评价。他说：

辙居颍昌十三年。颍昌当往来之冲，辙杜门深居，著书以为乐。谢却宾客，绝口不谈时事。意有所感，一寓于诗，人莫能窥其际。^④

显然，定居于颍昌的苏辙，在长达十余年的晚年时光中，基本上采取了一种杜门深居，不与世人接触的生活方式。我想，这更多的不是一种自我选择，而是情势所迫。其实，这样的生活状态，在他的诗歌中也可以得到印证：

府县嫌吾旧党人，乡邻畏我昔黄门。终年闭户已三岁，九日无人共一樽。

——《栾城后集》卷4《九日独酌三首》

杜门本畏人，门开自无客。

——《栾城三集》卷2《遗老斋绝句十二首》

闭门颍昌市，不识颍昌人。身闲未易过，闲久生暗尘。

——《栾城三集》卷2《闭门》

闭门不出十年久，江湖重游一梦回。

——《栾城三集》卷3《游西湖》

通过这些诗句，我们不难理解，晚年的苏辙是如何处于孤独、寂寞之中。

因为是闭门索居、离群独处，所以家庭自然成为了他生活的中心，家庭里发生的重大变动，与儿孙、亲戚的相处，也就成为了他诗歌重点着墨的对象。这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家庭里的重要变动，尤其是从赁屋而居，到营造房屋这件事，贯串了他晚年的整个写作过程；二是他主要的唱酬对象，或者说诗歌往还的对象，不再是社会交游，而主要局限于家庭之内。

首先，引人注意的是，他的诗歌里颇为详尽地记述了他的家庭如何从赁屋而居到自购住宅，再到重新营造房屋。这些过程，几乎被巨细无遗地写入了诗歌之中，几乎可以编年排比。为此，我制作了一份表格，以见出这整个的过程(表二)：

根据这份表格，我们就可以大体知道，在苏辙的晚年生活中，他的家庭如何为拥有自己的一套住宅，所进行的长达十年之久的努力。

当元符三年(1100)，苏辙回到颍昌定居的时候，他的百口之家，似乎还没有稳定的住所，或者说还缺少足够的房屋来安顿。所以一开始，他的家庭是选择赁屋而居，而且还不止一次租住房屋，因为在崇宁二年(1103)的时候，他在诗中提到，他的家庭又租住了卞氏一族的房子，而卞氏是一个已经没落的大家庭。

在接下来的两年里，苏辙的家庭对于租住的房屋进行了一定程度的修缮，而且还在庭院里栽种了竹子，修建了花坛，准备就此安顿下来。但到了崇宁五年(1106)初春的时候，因为卞氏一族打算出手房屋，他的家庭也正好有余钱，于是就把卞氏旧宅给买了下来。而到了夏、秋之交，他的儿子们已经开始着手规划重新翻建房屋，并且还画出了房屋改建的图样。于是，到了大观元年(1107)，房屋的翻建工程正式开始。虽然房屋建造过程中，一直伴随着嘈杂和尘埃，但面对陆续完工的房屋，苏辙多少还是感到高兴，并为此写下诗歌。

大约到了大观三年(1109)的时候，新居大体落成，苏辙一家已经搬进去入住。就在这一年的中秋，苏辙专门写了一首诗，描述入住新居后的感受：

年年看月茅檐下，今岁堂成月正圆。自笑吾人强分别，不应此月倍婵娟。

虚窗每怯高风度，碧瓦频惊急雨悬。七十老翁浑未惯，安居始觉贵公贤。

(自注：闻都下诸家新建甲第壮丽，顷所未有。)

——《栾城三集》卷2《中秋新堂看月戏作》

这一年，苏辙正好满了七十岁，所以迁入新居之后，他感到格外的高兴，以至于觉得今年中秋的月亮都分外皎洁。在诗末，他还意味深长地加了一条自注，提到京城里面很多达官贵人家里也建造了更为壮观的宅第，耐人寻味。

颍川新居的建成，在晚年苏辙的内心深处，显然具有一个非常重大的意义。因为他一直希望能够回到故乡眉州，而只把颍昌作为暂时的寓居之所。但是，随着新宅第的落成，他终于觉得不必返回故乡，终老于颍昌也是不错的归宿。在政和元年(1111)，也就是他去世的前一年，他专门写下一篇《卜居赋》，并在序引中剖白了自己几经踌躇，最终选择定居颍昌的缘由：

昔予先君，以布衣学四方，尝过洛阳，爱其山川，慨然有卜居意，而贫不能遂。予年将五十，与兄子瞻皆仕于朝，裒槖中之余，将以成就先志，而获罪于时，相继出走。予初守临汝，不数月而南迁，道出颍川，顾犹有后忧，乃留二子居焉，曰：“姑糊口于是。”既而自筠迁雷，自雷迁循，凡七年而归。颍川之西三十里有田二顷，而僦庐以居。西望故乡，犹数千里，势不能返。则又曰：“姑寓于此。”居五年，筑室于城之西，稍益买田，几倍其故，曰：“可以止矣。”盖卜居于此，初非吾意也。^①

最初是父亲苏洵有卜居洛阳附近的意图，继而是自己和兄长打算成就父亲的夙愿，但两次都没能付诸实施。结果在自己被贬谪南迁的时候，留下了两个儿子在颍川，也只是为不确定的未来做一点谋划；到自己北归的时候，因为已经在颍川购置了田产，所以才在这里寓居下来，但当时还只是赁屋居住。在寓居五年之后，建成了新居，又增置了田产，终于下定了决心，选择终老于此。所以，大观三年颍川新居的落成，在苏辙的内心深处，也是人生归宿的尘埃落定。

其次，在苏辙晚年的诗歌写作中，还有一个特别醒目之处，那就是他的诗中，与同僚、朋友之间的往还之作大为减少，只有寥寥几首，而更多是与家人、亲属之间的往还，尤其是长子苏迟似乎成为了他主要的诗歌唱酬对象。

通过检阅，我们可以看出，在苏辙晚年的诗歌写作中，他主要的唱酬对象都限定于家庭之内，或者是有亲属关系的人物。这其中有自己的妻子(史氏)、三个儿子(迟、适、逊)、外孙(文骥，文与可的孙子)、侄儿(苏迈)、女婿(曹焕、曾纵)，也就是说在家人和亲戚之间，他获得了一份亲情的慰藉。在苏辙写给侄儿苏迈的一首诗歌中，他展示了自己晚年的生活状态和真实心境：

心空烦恼不须除，白尽年来罢镊须。随俗治生终落落，苦心忧世漫区区。

居连里巷知安否，食仰田园问有无。我已闭门还往绝，待乘明月过君庐。

——《栾城三集》卷4《喜侄迈还家次前韵》

在兄长苏轼去世之后，苏辙就将几个侄儿安置了在自己的身边，甚至不惜出售了自己的一处别业来为侄儿提供经济援助。^①从诗中我们可以看出，苏辙的住宅和他的侄儿们的住宅应该是紧挨一起的。苏辙在诗中感叹道，自己年岁已经老大，为世事忧心已毫无用处，所以只能安顿好自己的家庭，经济来源也主要是依靠田产收入。但在闭门独处的生活中，他倒是愿意和侄儿们在一起相聚。在孤独、寂寞之中，亲人给了他更多的精神慰藉。

晚年的苏辙，之所以诗歌唱酬的对象主要是家人、亲属，这其中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他是朝廷监管的对象，还处于政治禁锢的境地之中。^②无论是出于别人的避嫌，还是出于自己的避祸，他都必须要小心谨慎地减少与过去同僚、朋友的交往。他的诗歌中，对于这种情形，多少是有些透露的：

交游忌点染，还往但亲戚。闭门便衰病，杜口谢弹诘。

——《栾城后集》卷3《罢提举太平宫欲还居颍川》

谩存讲说传家学，深谢交游绝世讥。

——《栾城三集》卷1《十日二首》

交游散尽余亲戚，酒熟时来一叩扉。

——《栾城三集》卷1《十日二首》

自笑索居朋友绝，偶然得句与谁同？

——《栾城三集》卷3《读乐天集戏作五绝》

从这些诗句中，可以见出，晚年的苏辙处在一种与朋友、交游相互疏远的状态，所以他的诗歌唱酬只能局限于家人和亲戚的小圈子里。这是北宋末年的党禁对于文学写作影响的一个不应忽视的方面。

四 园艺与参禅：日常生活的趣味

晚年的苏辙过着杜门深居、谢绝宾客的简单生活，虽然他有来自田产的收入，不忧衣食，也有家人、亲属的相伴，获得亲情的慰藉，但是对于这样一个具有很高文化素养的官僚士大夫来说，他在大量的闲暇时光里，除了从事《春秋集解》这样的学术著述之外，他在日常生活中又有着怎样的爱好和消遣，来消除自己的孤独、寂寞之感呢？从苏辙的诗歌里，我们发现，从事园艺活动和坚持不懈的宗教实践，似乎是苏辙晚年日常生活中，最引人注目的两项爱好。

首先，我们来看看苏辙的园艺活动。这在他的诗歌里，简单来说，就体现在养竹和栽花这两件事上。

自从崇宁三年(1104)租赁了卞氏一族的房屋居住之后，苏辙从此开始了自己的养竹活动。他先是看到住宅的南边有一座竹园，心生喜爱，于是就把它买了下来。为此，他还写了一首诗记述此事：

倒囊仅得千竿竹，扫地初开一亩宫。千里故园魂梦里，百年生事寂寥中。

晏家不愿诸侯赐，颜氏终成陋巷风。洗竹移花吾事了，子孙他日记衰翁。

——《栾城后集》卷3《初得南园》

这座名为“南园”的竹园，就是苏辙养竹爱好的开始，而且他在诗中还自我解嘲说：“洗竹移花吾事了”，表明他从这里得到了相当的生活乐趣。所以，此后的两年内，他陆续写下了《移竹》(《后集》卷三)、《养竹》(《后集》卷四)这样的诗歌，并在诗中说：“闲居玩草木，农圃即师友。”也就是说为了学会养竹、种花，他愿意向那些老农、园夫请教。

崇宁五年(1106)的时候，因为家里要翻建宅第，为了扩充住宅面积，曾经将南园的竹子全部砍去。苏辙虽然有些不太情愿，但还是勉强同意，同时他也盘算着重新在东园补种竹子。这种复杂的心情，被记录在他的《闲居五咏·移竹》(《栾城后集》卷四)一诗当中。在大观三年(1109)新居落成之后，在庭院里又重新种上了竹子，他曾写下《南斋竹三绝》(《栾城三集》卷二)这样一组诗歌。

但是，在大观四年(1110)的时候，因为初春时节非常寒冷，结果导致不少竹子黄落枯死。他在一首诗中，特别自注说：“是春，所在竹林皆黄落，顷所未见。”^①此后，他一直期待黄落枯死的竹子能够恢复生机。他在此后所写的《林筍复生》《洗竹》(皆见于《栾城三集》卷二)两首诗中，都表达了同样的希望。

终于，在政和二年(1112)的时候，曾经受冻的竹子终于恢复了生机，这使得苏辙十分高兴。他为此写诗记述道：

竹林遭冻曾枯死，春笋连年再发生。天与岁寒终倔强，泽分淇澳转敷荣。

狂鞭已逐草侵径，疏影长随月到楹。嵇阮欲来从我饮，开门一笑亦逢迎。

——《栾城三集》卷3《林笋》

看到春笋不断长出，苏辙已经开始想象月下竹影婆娑的景象了。此后，他又写下《大雨后咏南轩竹二绝句》(《栾城三集》卷四)，以一种欣喜的心情，期待竹子能迅速生长。但这一年他就去世了，再也看不到竹子长成茂林了。

至于栽花，尤其是在自家庭院中栽培牡丹，这多少应该是受到了地方风气的熏染。因为苏辙晚年所定居的颍昌府，恰好紧邻河南府的洛阳，而洛阳历来盛行观赏、栽培牡丹的风气。更为重要的是，他晚年诗歌中一再出现的“千叶牡丹”这一名贵品种，似乎也主要是出自于洛阳地区。

在定居颍昌的最初四、五年里，苏辙已经通过各种途径接触到了“千叶牡丹”这一备受当地人喜爱的名贵花卉，有的是来自于朋友的馈赠，有的则是当地名园的种植，这让他觉得洛阳的牡丹观赏风气已经盛行于颍昌地区。这在他的诗中都有体现：

花从单叶成千叶，家住汝南疑洛南。

——《栾城后集》卷3《谢任亮教授送千叶牡丹》

潩上名园似洛滨，花头种种斗尖新。

——《栾城后集》卷3《次迟韵千叶牡丹二首》

汉庙名园甲颍昌，洛川珍品重姚黄。

——《栾城后集》卷4《城中牡丹推高皇庙园，迟、适联骑往观，归报未开，戏作》

从诗中来看，在他避居汝南(蔡州)的时候，当地的州学教授曾向他赠送了千叶牡丹，而在他定居的颍昌地区，一些有名的园林中也都栽培有千叶牡丹。他还特别提及，颍昌府地区最有名的牡丹观赏地，就是高皇庙园，那里也栽种有千叶牡丹。在他看来，这样追捧“千叶牡丹”的风气，与洛阳地区是差不多的。

虽说颍昌地区一直有观赏、栽种“千叶牡丹”的风气，但苏辙自己开始栽种这一品种，却大约始于大观元年(1107)。因为在这一年，他写下了一首诗，题为：《移陈州牡丹，偶得千叶二本，喜作》(《栾城三集》卷一)。诗中说自己很偶然地，从移栽的陈州牡丹中，竟然发现有两株“千叶牡丹”混杂其中，这让他很兴奋，决心好好地栽培，决不让它们埋没在杂草丛中。

结果到了次年，他兴趣大增，接连写下了好几首关于“千叶牡丹”栽培的诗歌。如他初春的时候写道：“今秋接千叶，试取洛人余。”(《栾城三集》卷一《种花二首》)又在八月十六日的《移花》(《栾城三集》卷二)诗中写道：“花来本陈洛，盈尺不为异，力求千叶枝，更与一溉水。”同时，他还在诗中幽默地宣称：“我老百不为，爱此养花智。”更为有趣的是，他还在一首诗中介绍了栽培“千叶牡丹”的经验之谈：

未换庭中三尺土，漫种数丛千叶花。(自注：园工言，近家粪土多虫，故不宜花，须换黄土二三尺，花乃茂云)。

——《栾城三集》卷1《同迟赋千叶牡丹》

如果不是对于“千叶牡丹”的种植有着浓厚的兴趣，大概他也不会特意在诗中加入这么一段文字，来说明土壤替换的问题吧。直到政和元年(1111)的时候，他还再次在诗中谈到“千叶牡丹”的栽培问题，这时他已经发现，“千叶牡丹”不同于一般的花卉，很难料理。他在诗中这样说：

野草凡花著地生，洛阳千叶种难成。姚黄性似天人洁，粪壤埋根气不平。

——《栾城三集》卷3《补种牡丹二绝》

原来，对于“千叶牡丹”这种花卉，栽种时施以过多的粪肥，并不利于它的生长。

我们对于苏辙晚年的园艺活动，为什么要给予了如此多的关注呢？那是因为在苏辙身上，我们再次看到了北宋官僚士大夫对于园艺活动的浓厚兴趣，而这背后一定与宋代园艺学的发达以及植物栽培技术的提升有显著的关系。日本学者小川环树曾特别指出，在宋代，“诗人关心植物与宋代园艺学的发达也有很大关系，人工培育的新品种在当时可以说是层出不穷”^①。苏辙关于“千叶牡丹”的诗歌毫无疑问就印证这一点。^②

其次，在苏辙晚年的生活中，尤其在精神层面上，最为重要的一项爱好，或者说投注了很大心力的事情，也许就在于对他宗教实践的热诚了。而且在宗教实践的过程中，他还经历了一次意义重大的转变，即放弃了自己对于道教的信仰，转而全身心投入禅宗的怀抱，这可谓是苏辙晚年精神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可以说自苏辙很小的时候开始，他就开始信奉道教长生的观念，一直到大观元年(1107)的春天，他都还保持了对于道教的信仰，起码他相信道教和佛教是可以相互兼容的两种宗教实践。如他在崇宁二年(1103)的诗中说：“道成款玉晨，跪乞五色丸，肝心化黄金，齿发何足言。”(《栾城后集》卷二《白须》)又在次年的诗中说：“道士为我言，婴儿出歌舞。”(《栾城后集》卷三《与儿侄唱酬次韵五首》)这些都表现出他对于道教可以长生观念的信仰。而在大观元年自己生日(二月二十日)那天所作的诗歌中，他则表示出了佛、道兼容的思想。他在诗中说：

老聃本吾师，妙语初自明。至哉希夷微，不受外物婴。非三亦非一，了了无形形。迎随俱不见，瞿昙谓无生。湛然琉璃内，宝月长盈盈。

——《栾城三集》卷1《丁亥生日》

也就是说，在这年的春天，他的精神世界里，道教与佛教还是可以兼容并包的宗教信仰。但是奇妙的是，也就在这年的冬天，他在读了《传灯录》之后，思想上发生了变化，开始向禅宗倾斜。根据他写于大观二年(1104)二月十三日的《书传灯录后》一篇的自述，他说：

去年冬，读《传灯录》，究观祖师悟入之理，心有所契，手必录之，置之坐隅。盖自达磨以来，付法必有偈。偈中每有下种生花之语。^③

很明显地，在读了《传灯录》之后，他的思想起了某种变化。不仅专门写了一首《读传灯录示诸子》(《栾城三集》卷一)，其中有诗句云：“从今父子俱清净，共说无生或似庞。”而且，他开始在诗歌中频繁使用《传灯录》中的传法典故，^④这些都表明苏辙在思想上开始向禅宗倾斜。

到了大观四年(1110年)，苏辙72岁的时候，我们看到他明确宣告了对于道教信仰的放弃。这年冬天，他写下一首诗歌，表白了自己的宗教立场：

少年读书目力耗，老怯灯光睡常早。一阳来复夜正长，城上鼓声寒考考。老僧劝我习禅定，跏趺正坐推不倒。一心无著徐自静，六尘消尽何曾扫？湛然已似须陁洹，久尔不负瞿昙老。回看尘劳但微笑，欲度群迷先自了。平生误与道士游，妄意交梨求火枣。知有毗卢一径通，信脚直前无别巧。

——《栾城三集》卷3《夜坐》

在诗中，他叙述了自己修习禅定的体验，认为找到了摆脱迷误的法门。而在诗的末尾，他宣称自己以往信仰道教、追求长生，完全是走入歧途，而现在他要全心投身于禅宗，放弃对于道教的信仰。这样明确宣示自己宗教立场的转变，对苏辙而言，不啻是找到了最终的精神归宿。

特别是在苏辙生命的最后两年，他在诗歌中，透露出一种对于修习禅宗的执着与热诚，这表现在他写诗时频繁地使用《传灯录》中的传法典故：

老卢下种法，从古无此妙。根生花辄开，得者自不少。要须海底行，更问药山老。

——《栾城三集》卷3《早睡》

珍重老卢留种子，养生不复问王江。

——《栾城三集》卷3《十月二十九日雪四首》

下种已迟空怅望，无心犹幸省工夫。虚明对面谁知我，宠辱当前莫问渠。

——《栾城三集》卷3《白须》

老知下种功力新，开花结子当有辰。

——《栾城三集》卷4《溽暑》

我想，如此频繁使用禅宗典故，且基本是同一话头，更多地是苏辙在记录自己的习禅心得，而不仅仅是为了写诗而已。在我看来，苏辙晚年放弃道教、倾心禅宗这一宗教立场的转变，很能反映北宋官僚士大夫在精神世界里的严肃追求和探索；而且它也直接表明，直至北宋末年，道学运动的影响力远没有那么大，宗教实践(或者说禅宗)对于官僚士大夫仍有巨大的吸引力。

五 结语：苏辙晚年诗歌的文学史意义

通过对于苏辙晚年诗歌的细致阅读，本文尝试就其晚年诗歌写作的基本特质，做出自己的解释，综括起来，有如下的一些看法：

元符三年，苏辙从流放地北归，定居于颍昌地区，从此过着一种杜门深居、谢绝宾客的简单生活。这种生活方式，使他的诗歌创作，较之以往，有了显著的不同。

首先，那些以时令、节序或直接以具体日期作为诗题的作品明显多了起来。虽然这些以时令、节序作为诗题的作品，多少有点应时、应景而作的意味；但那些明确标示日期的诗歌作品，则显然有着较为深远的意味。我们发现，那些标示具体日期的诗作，往往反映了苏辙晚年生活中的一些重要变动、或者在他本人看来颇为重要的生活事件，同时也有一些是记录了他自己的心路轨迹。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以在诗题中标注具体日期的方式，苏辙意图将自己晚年生活中的某些重要片段郑重地记述下来，他似乎以一种类似历史撰述的态度来记录个人生活史，因此他赋予了自己的日常生活一定程度的庄重感。

其次，苏辙的诗歌中颇多直接以天气状况作为诗题，这是一个非常突出的现象。这里面固然有借助于《春秋》笔法，通过天气灾变来批判朝堂政治的隐喻意味。但是综合所有相关作品来看，我更倾向于认为，这是出自于家庭生计问题的现实关怀。因为他需维持一个百口之家，而又被断绝了固定的俸禄来源，所以田产收入，就成为这个家庭的主要经济来源。也正因此，他对于天气状况的关注，其实是与农事活动、农业丰歉的现实关怀紧密关联在一起，天气状况的变动会直接影响到他的家庭所依靠的田产收入。另外，在他诗中，也可以清晰地看到，他的三个儿子直接参与了田产的料理，这从一个侧面也说明他的家庭依靠田产收入的程度。

再次，因为遭受政治上的禁锢，成为朝廷监管的对象，苏辙被迫选择了一种离群索居的生活，几乎断绝了与官场同僚、朋友的交往，这就使得家庭生活成为他诗歌写作的核心内容。这突出体现在，他在诗歌中非常详尽地记述了自己的家庭如何从赁屋居住，到买下卞氏一族的旧宅，又如何重新进行翻建。而通过与他所写作的《卜居赋》的对照阅读，我们会发现，颍川新居的落成，在苏辙的内心深处，其实也暗含着对于人生归宿的选择，他放弃了回到故乡的心愿。与此同时，处于政治禁锢中的苏辙，也从家人和亲属那里获得了巨大的情感慰藉。因为缺少与朋友之间的往还，苏辙的大部分诗歌，其唱酬的对象都局限于家人、亲属之间，包括他的妻子、儿子、侄儿、外孙、女婿。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北宋末年的党禁会如何影响到一个官僚士大夫的文学写作。因为社会交往的大门被关闭了，所以他转而在家庭之内重新找到了出口。

最后，透视苏辙晚年的个人日常生活，我们发现，苏辙表现出了对于园艺活动的浓厚兴趣。种竹、栽花成为他晚年的一项重要消遣，而且在诗歌中得到了较为详尽的记述。这背后或许反映了宋代园艺学的发达，以及官僚士大夫对于植物栽培的广泛兴趣。起码，通过苏辙对于“千叶牡丹”的栽培实践，可以看出他对于这一新奇花卉品种的浓厚兴趣。除此之外，从精神层面来说，苏辙晚年一直在进行着严肃的宗教实践和探索。他在大观四年放弃道教信仰、全心投入禅宗修习的宣言，表明他作为具有很高文化素养的官僚士大夫，有着严肃的精神追求，而且这也表明，直到北宋末年，道学运动的影响力远没有那么大，宗教(或者说主要是禅宗)对于官僚士大夫有着更大的吸引力。

在做了如上的归纳之后，我还想对苏辙晚年诗歌中为何呈现出这样一种特质，做出进一步的解释。首先，怎样来把握苏辙晚年的生活状态，或者说，怎样来界定他晚年的身份？如果单从政治的角度来看，也许他就是一个遭受政治打压和禁锢的官僚士大夫。但是，如果从他的整个生活方式来看，我觉得应该称他为“退居士大夫”更为合适。这个概念的提出，主要是基于他曾经有过较高的政治地位，而现在依然保留了一定的官阶；同时他又有极高的文化素养，能够从事学术著述，进行诗文创作；更重要的是，他现在脱离了官场，成为被官场摈弃的人物，他回到了乡间，并且依赖田产收入来生活。但即使这样，他仍然保持有一定的声望和影响力，而这也正是他的政治对手必须要严加提防的主要原因，害怕他会东山再起。简言之，一个仍然有着巨大声望和影响力、同时又有着很高文化素养、但却离开了官场，回到乡间或寄居的官僚士大夫，就可以被视为“退居型士大夫”。^①

我之所以提出这个概念，是想探究，当宋代的官僚士大夫在离开了官场，置身于乡间或者家庭之间，有了大量的闲暇时光之后，他们的文学创作，是否会表现出一些迥然不同的特质。“宋诗的日常性”，这几乎已成为一个被普遍接受的学术共识。但什么叫“日常性”，这似乎仍然令人难以捉摸。我在想，宋代的“退居型士大夫”，在离开官场之后，几乎主要置身于日常生活之中，那么他的文学写作，是否会拓展、深化或重新界定什么叫“日常性”？在我看来，晚年苏辙的诗歌作品中，较之以往身处官场之内，似乎具有了更多的日常性：一些不那么重要的日常琐事，却得到了同样郑重的记述，如天气、房屋建造、家人、园艺、宗教实践。当这些琐屑的日常生活进入诗歌，无疑就进一步拓宽了“日常性”的边界，使得诗歌写作日益成为世俗生活的一部分。而且给诗歌标注日期的方式，使得诗歌写作也具有了一种片段式日记的意味。

进而我还想探讨的是，苏辙的晚年诗歌，是否也对诗坛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至少，我似乎在苏辙和陆游之间找到了某种联系。因为根据周必大的叙述，陆游本人十分喜爱苏辙的诗歌，而且也曾劝别人去读苏辙的诗歌。^②从我本人对于陆游诗歌的研读来看，我觉得陆游晚年的诗歌，在很多地方都与苏辙的晚年诗歌有着异曲同工之处。在诗题中标注具体日期、对于天气状况忠实的记录、对于农业丰歉的关注、对于家庭生活琐事的大量记述，以及与儿子之间的诗歌唱酬，尤其是苏辙和陆游都有不少的“示子诗”，这些难道仅仅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巧合吗？还是说，正因为有了苏辙晚年诗歌的示范，才有了陆游后来的效仿呢？这是我今后打算继续研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