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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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深处通达智慧之道——略论冯契的哲学史研究与“智慧说”创作

高瑞泉

2017 (6): 1-13.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17.06.001

摘要 ( 15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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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2181KB) ( 537 )

基于哲学史研究的元哲学深度自觉，冯契的"哲学史两种"实质上构成了《智慧》到"智慧说三篇"的中介。由此，形成了冯契思想鲜明的总体性品格：哲学与哲学史的辩证统一、哲学理论创造和哲学史传统总结的有机融合。它既与黑格尔有关，但是更直接的来源系发掘中国哲学固有的历史主义传统和唯物史观的结合，因而冯契在批评独断论、对规律的辩证理解和哲学史发展动力的知识社会学方案等方面超越了黑格尔。在广义认识论的视野中，哲学史就是认识史，辩证法则是认识史的"总计"。而贯穿冯契哲学史两种的根本原则是实践的唯物主义辩证法。作为辩证的综合型哲学的历史展开，《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以范畴史为内在结构，凸显了中国哲学的辩证思维传统；基于强烈的现实感，《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提示了传统观念创造性转化的现实性，更开启了哲学观念史研究的新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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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的实践之维与哲学史的写法——对冯契哲学思想的一点分析

鲍文欣

2017 (6): 14-19.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17.06.002

摘要 ( 1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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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1067KB) ( 396 )

智慧是冯契思想中用以联系其哲学史写作和哲学创作的津梁，同时又在这两种写作中有重要区别。在其以《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为代表的哲学史写作中，冯契主要在"具体真理"的意义上探讨了智慧；而在以"智慧说三篇"为代表的哲学创作中，他则是在"具体真理"与"具体人格"之内在结合的意义上探讨了智慧。前者是智慧的思辨形态，后者则显示了智慧的实践之维。对智慧之理解的上述差异造成了冯契哲学史写作和哲学创作之间的张力，同时也是当代讨论中对冯契的分裂评价的根源之一。在冯契之后，再写哲学史的一个可能方向，是综合智慧的思辨与实践两重品格，其关键的方法论问题是论证与解释、"纯化"与"泛化"、批判与同情之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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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契论“自我”

李妮娜

2017 (6): 20-27.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17.06.003

摘要 ( 13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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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1369KB) ( 453 )

自我是"智慧说"研究的主题之一，冯契从智慧的角度考察自我，强调在认识世界的同时认识自己，并将自我看作是由自在到自为的过程。在对自我的讨论过程中，冯契给予自我以明确的概念界定，心灵与德性作为自我认识的内容，构成自我概念的内涵。从观念史的角度考察自我，冯契将自我观念古今变迁看作是由单一的道德自我向独立而全面发展的个性自我认同的转变，并通过对中国传统价值学说的争论和近代价值变革的考察，提出了合理的价值体系的基本原则与"平民化"的自我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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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情感治理:何以可能,何以可为?

文军, 高艺多

2017 (6): 28-36.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17.06.004

摘要 ( 14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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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满悖论的现代性使得现代社区集撕裂式体验与虚实相织的快感于一身，同时也将现代社区置于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巨大张力之中。尽管如此，我们不能忽视社区治理的起源、机制、目标及评价中包含的"人"及其情感的重要维度，更应该看到当前社区治理实践对制度和技术的凸显以及对"人"及情感的忽视。"社区情感治理"的焦点在于通过对社区情感再生产过程的干预来协调社区成员之间的关系，借助对结构性情感、情境性情感和自我关联性情感优化的过程，柔化国家与社会的权力结构关系、重建社区成员间关系并增强成员的社区认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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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城市的流动性与社会治理

何雪松, 袁园

2017 (6): 37-42.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17.06.005

摘要 ( 14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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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1057KB) ( 723 )

流动性是全球化与互联网时代的重要表现形态，全球城市是全面展现流动性的载体。流动性的加剧，引发了社会科学的重要转向，这是因为流动成为社会运行的常态，挑战了传统意义上的"社会"这一概念的内涵。社会的流动化，尤其是全球城市的流动性特征，无疑对社会治理提出了全新的挑战。聚焦流动性，形成新的治理观和社会想象，才能形成一个更具回应性的社会治理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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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化媒体与大数据视野下的城市社区治理

吴青熹

2017 (6): 43-50.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17.06.006

摘要 ( 1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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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1007KB) ( 500 )

在我国，政府管理、合作治理和居民自治这社区治理三种模式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社区共同体与治理主体缺失，政府和社区居民间沟通不畅，政府监管难以到位等共性难题。社会化媒体与大数据的出现为上述治理难题的解决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向：一是社会化媒体所特有的聚合性，有助于在现代城市社区中建立社区共同体以及信息化的社区公共服务平台。二是社会化媒体在社区治理中的广泛应用会产生大量反映特定社会关系与社区需求的数据信息，政府可以应用计算社会科学方法来分析和挖掘社会化媒体大数据，这不仅可以及时把握和回应社区热点问题，便捷高效地进行监管，而且可以化解社会化媒体所建构起来的网络公共领域政治化的治理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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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性治理还是流动性治理?城市社会治理的论争及其超越

吴越菲

2017 (6): 51-60.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17.06.007

摘要 ( 1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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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1699KB) ( 472 )

在过去的几十年间，流动性正在不断冲击城市、社会、国家的传统定义，并引发人们重新思考不同形式的流动究竟如何改变了社会的内在结构。在"稳定取向"和"变动取向"两种城市观的张力中，城市治理陷入封闭与开放之间的内在两难。在"流动性社会"来临的背景下，长期居于主导地位的地域性治理表现出了很大的治理限度，并持续地受到来自流动性治理的挑战。在当下中国语境下，流动性是否正在重构城市社会治理的现实基础?流动性治理又是否能够成为超越地域性治理的替代性方案?城市选择何种治理模式来更好地回应经济社会的挑战，这本身需要在不断变化的社会现实和多元的治理实践方案中加以反思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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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宋诗精华录》所选东坡诗

胡晓明

2017 (6): 61-79.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17.06.008

摘要 ( 1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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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4052KB) ( 853 )

苏轼诗歌，既是宋诗之典型，需以一种最大化的方式，来呈现宋诗的精彩；也需以一种最恰当的解释，来说明宋诗的典范。因而，唐宋诗比较的角度，无疑是一个最为适合表现苏诗之精义的解释框架。东坡其人其诗，完全可以成为唐宋比较的标本。文章以陈衍《宋诗精华录》所选东坡诗为典型，从雅兴高致的心灵境界、瘦硬通神的山水写意、世俗人生的静观细省、化解悲哀的慧命双修、理趣成为人生戏剧以及由虚入实的现实世界六个方面，作唐宋比较。既力探石遗的评赏与圈点的幽旨，亦融合学界与个人唐宋诗观，力图发展出一套系统深入的苏诗比较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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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重张力下的母爱合奏——论嘉道时期大型征诗题诗集《断钗吟》

彭国忠

2017 (6): 80-88.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17.06.009

摘要 ( 1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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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庆、道光、咸丰朝近五百名诗人题咏、数量超过七百首的诗集《断钗吟》，是清代嘉道时期，汤贻汾为称颂其母苦节教子之美德而手绘《吟钗图》卷，广泛征诗，汇刻的题画诗总集。它以歌颂母爱、彰扬母德为核心内容，在诗才与节德的对立及弥合、故物存在时间的有限与情思的无限、共同主题的男女异咏诸方面，汇集着对立而又相互联系的力量和意义，体现着巨大的诗歌张力，是多重张力构成的母爱合奏，净化了诗坛风气，丰富了诗歌主旨及表现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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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北宋退居士大夫的日常化写作——以苏辙晚年诗歌为中心

林岩

2017 (6): 89-102.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17.06.010

摘要 ( 2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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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辙晚年诗歌向来少有学者予以关注，然而通过对其作品的细致研读，我们却发现其呈现出一些迥然不同的特质。通过在诗题中标注日期，苏辙赋予了自己的晚年生活以一种严肃的意味；而诗歌中对于天气的关注，却揭示出他晚年依赖于田产收入的现实处境；诗歌中对于家庭事件的记述，尤其是房屋的建造过程的详尽描述，以及诗歌唱酬的对象主要限于家庭成员，则表明在政治禁锢的处境中，家庭生活成为了苏辙晚年诗歌的核心要素。除此之外，苏辙晚年还表现出对于园艺的浓厚兴趣，而在精神生活方面，他最终放弃道教信仰，转而投入禅宗修行，更折射出他在宗教信仰方面的重大转变。通过这些分析，本文试图说明，正是苏辙晚年作为退居士大夫的生活方式，决定了他在文学写作方面呈现出日常化的特征，而这对于南宋陆游等诗人的晚年诗歌写作可能产生了某种重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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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时期中低阶层中的贤者和相关人员的向上流动

王进锋

2017 (6): 103-114.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17.06.011

摘要 ( 1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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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1775KB) ( 858 )

西周时期的社会阶层可以分为天子、诸侯、卿、大夫、士等，其中士阶层中身份较低的成员和士以下的社会阶层构成了中低阶层。虽然西周时期实行世卿世禄制度，但是统治者的尚贤意识和任贤行为仍然为中低阶层里贤者的向上流动提供了空间。他们可以通过他人推荐、学校教育、在射礼中的突出表现、建立军功、自我推荐来实现向上流动。西周时期中低阶层中贤者之外也有一些相关人员能实现向上流动，他们的流动途径有忠实地执行王命、与贵族联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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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造党国之民:抗战前南京国民政府对党旗、国旗的政治运用

周游

2017 (6): 115-123.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17.06.012

摘要 ( 79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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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1186KB) ( 959 )

党旗、国旗作为代表政党和国家的政治符号，具有凝聚人心和塑造认同的功用，也是政党和政府进行权力运作与正当化自身统治的工具。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国民党以党旗代国旗，党旗、国旗都是国民党的政治符号。在南京国民政府初期，国民党对党旗、国旗进行规范，阐释党旗、国旗的象征意义以正当化自身的统治，并利用国家机器将这些政治符号推广到全国，通过悬挂旗帜、"向党旗国旗行三鞠躬礼"的党国仪式和讲述旗帜意义及历史等方式，对人民进行身体上的规训和意识形态上的"洗脑"，希望人民通过认同这些政治符号来认同国民党的意识形态及其政权。不过，在当时的政治社会条件下，国民党试图以党旗、国旗这些政治符号来建构政治认同的效果是有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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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形象战略的有效性:国家形象如何影响“中国制造”的态度评价?——基于英美消费者的角度

何佳讯, 朱良杰, 黄海洋

2017 (6): 124-135.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17.06.013

摘要 ( 17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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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2067KB) ( 717 )

从西方发达国家消费者的角度分析中国国家形象对"中国制造"的影响机制是探究中国企业产品和品牌如何走向全球的重要课题。研究一以英国市场为测试样本，分析结果表明宏观技术形象和宏观经济形象均能通过微观国家形象正向促进外国消费者对"中国制造"的评价和购买意愿，而宏观政治形象不能产生显著影响。研究二以美国市场为测试样本，进一步证实了宏观国家形象通过微观国家形象进而影响外国消费者的行为意向，但限于宏观技术形象和宏观经济形象。同时，在研究二中进一步分析了国家认同和价值意识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外国消费者的国家认同会负向调节微观国家形象对"中国制造"的评价和购买意愿，而价值意识会正向调节"中国制造"评价对购买意愿的影响效应。上述结论从新的角度解释了国家形象对"中国制造"的影响机制，蕴涵了重要的管理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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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新闻、投资者关注与股价运行——来自股吧的证据

叶德磊, 姚占雷, 刘小舟

2017 (6): 136-143.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17.06.014

摘要 ( 1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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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体现媒体关注度的对上市公司的新闻报道量，以及投资者对特定上市公司或股票的关注度等是否会影响对应股票价格的运行，这乃是行为金融学的重要研究领域。基于持续跟踪了半年之久的东方财富股吧中37万多条信息转化而来的数据进行的实证研究表明，以股吧中的发帖数衡量的投资者关注度、公司新闻量以及公告数对相关股票当周的价格波动幅度均分别具有较为显著的影响，且公告数与对应股价的波幅呈负相关，但这种影响具有时效上的短促性。股吧发帖数、公告数与当周和下一周的股价涨幅均不存在显著相关性，而公司新闻量对当周的股价涨幅有明显的正向影响。媒体新闻与公司公告数几乎没有关联性，但公司的新闻报道会在一定程度上引起投资者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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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投入、产业集聚与开发区绩效——来自上海市开发区的经验证据

雷曙光

2017 (6): 144-152.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17.06.015

摘要 ( 7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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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1658KB) ( 540 )

开发区作为改革开放的试验田，为中国经济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但随着经济增速逐渐放缓，"新常态"下，开发区以往采取的要素驱动型增长模式将难以为继。如何转变发展方式，实现转型升级从而在未来继续保持增长是目前开发区亟待解决的问题。在此背景下，从创新投入和产业集聚角度出发，基于上海市开发区2009—2015年的普查数据，分析不同因素对开发区绩效的影响，结果发现，增强创新投入和产业集聚效应是提高开发区产值、利润等绩效的重要途径，并且发展阶段越高的园区，创新投入和产业集聚的作用越大，而基础设施建设和吸引外资对开发区转型升级的作用相对较小。因此，制定政策鼓励创新，大力提升优势产业的集聚效应，是当前上海市开发区实现转型升级的主要突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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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核算及其分担研究——基于2005-2014年的南京市数据分析

李永乐, 代安源

2017 (6): 153-162.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17.06.016

摘要 ( 1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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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包括空间转移和生活融入两个阶段，安居（有房住）和乐业（有工作）是人的城镇化的核心内涵，由此将涉及政府、企业和个人三类不同支付主体对相关成本的分担。以南京市为例的分析表明，2005—2014年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总成本持续走高；在各主体分担的成本中，私人成本要高于公共成本和企业成本；私人成本与居住成本的变化趋势相近，后者是前者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政府支付的公共成本中，保障性住房建设和社会保障的投入力度相对于基础设施建设较小。有鉴于此，政府应当发挥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中的主导作用，承担更多的支付责任，尤其是地方政府应加大保障性住房的投入力度，缓解农业转移人口面临的住房压力。同时，应建立良好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以合理匹配乃至提升各主体的分担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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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城市的跨越式创新——上海与以色列科创合作若干策略探析

阮项

2017 (6): 163-168.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17.06.017

摘要 ( 18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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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六个向度构成的以色列科技创新体系，对于上海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通过借鉴，可为上海城市精神注入新元素，并在人才集聚、项目评审权、成果转移、政府基金引导社会投资、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实现突破。上海与以色列的科技创新合作，远未达到应有的广度和深度。在中以创新合作的新节点上，应争取在新一轮《中以创新合作三年行动计划》中明确上海作为中以合作的重要基地；并在三个维度上开展与以色列的科创合作：推动实现上海市与"第二硅谷"特拉维夫市结为友好城市、促进"中以上海创新中心"成为联接上海与以色列科技创新合作的枢纽、打造以色列—上海—常州三方协同发展的"科技创新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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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摘要

2017 (6): 169-173.

摘要 ( 4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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