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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品牌”故事:数字企业快速国际化进程中价值创造机制研究
    许晖, 孙懿, 周琪, 朱信宇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 55 (5): 134-153.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3.05.013
    摘要331)   HTML12)    PDF (1419KB)(292)   

    在快速开拓国际市场过程中,数字企业通过形成独特的价值创造方式在全球市场塑造了竞争优势,叙述着崭新的数字企业“品牌”故事。聚焦于社交型数字企业TikTok和交易型数字企业Shein的快速国际化过程,以LLL理论为研究视角探讨数字企业价值创造机制,结果发现:第一,连接是数字企业快速开拓国际市场的关键切入点,形成了价值创造的前提条件;业务属性的差异化决定着连接目标与类型,社交型数字企业(以TikTok为代表)以关系连接为核心,而交易型数字企业(以Shein为代表)以资源连接为核心。第二,不同的连接类型影响着数字企业价值创造的行动逻辑。其中,以关系连接为切入点的数字企业,是基于海量用户参与的“杠杆—学习”行动逻辑,重点在于吸引海外用户互动参与,形成可扩展的数字关系,进而塑造多元价值网络;以资源连接为切入点的数字企业,是基于平台模式创新的“学习—杠杆”行动逻辑,重点在于通过经验式学习完成平台模式升级,使之能够支撑复合杠杆策略的实施,进而实现价值空间延展。以上所构建的理论框架,能够贡献于弥补现有文献对数字企业国际化进程中价值创造相关问题关注不足所造成的理论缺口,同时也能有效指导数字企业实践者探寻适配业务属性的价值创造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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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我国轻罪案件出罪机制的逻辑与路径
    杜文俊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 55 (5): 81-94.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3.05.009
    摘要265)   HTML11)    PDF (784KB)(405)   

    轻罪化立法从根本上推动了我国刑事犯罪结构的重大变化,结合轻罪特殊属性展开出罪机制建构是适应犯罪治理现代化的核心问题。以应然价值为导向寻求轻罪出罪的立法建构固然重要,但尊重现实从既有规范制度展开探索则更为关键。因此,必须正视当前轻罪化立法格局已然形成,司法重刑主义倾向并未得到有效转变的轻罪刑事治理客观现实,理性认识到推进轻罪出罪机制建构的政策逻辑、实践逻辑以及内在理论逻辑。基于此,在轻罪治理理念上需以消极主义司法消解积极主义立法的客观隐患,实现以出罪思维优位于入罪思维的现实转变;在实体规范上应激活既有规范出罪功能,以罪量要素的目的性解释为关键,强化“但书”及免予刑事处罚等规则在轻罪治理中出罪出刑作用的发挥;在程序规范上,应以既有制度改革为契机,深度挖掘酌定不起诉等制度内在独立的出罪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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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绿色金融和数字技术协调发展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影响的研究
    李秀珍, 方霞, 杨振宇, 张云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 55 (6): 139-158.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3.06.012
    摘要260)   HTML11)    PDF (998KB)(120)   

    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是我国经济实现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手段,而绿色金融和数字技术协同发展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及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引入绿色金融与数字技术拓展内生经济增长模型,推导分析绿色金融与数字技术协同发展驱动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作用机理,并构建绿色金融与数字技术协调发展指数,以2011年至2020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进行测度分析以及实证检验,证实了两者协调发展能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机制检验表明,两者协调发展通过降低融资成本和提高风险承担水平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进一步分析发现,处于环境规制和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强、金融初始禀赋高地区的企业以及属于污染类行业的企业,两者协调发展对企业高质量绿色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在发展数字经济大背景下,为了充分发挥绿色金融和数字技术协调发展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需要构建新型数字化绿色金融体系,完善绿色金融顶层设计,制定有效的绿色创新激励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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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帝国的“蓝色公路”: 《水经注》的空间想象
    田晓菲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 56 (1): 38-56.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4.01.005
    摘要226)   HTML18)    PDF (1233KB)(234)   

    考察北魏郦道元(?—527)的《水经注》,可以从两个角度出发重构《水经注》的文本生态,以求阐明此巨著之意义与价值。其一将郦道元的作品置于经注传统的语境脉络中,一方面强调注经者所面临的局限,另一方面也指出注疏相对于原始文本的创造潜力;其二,让郦道元的著作与同时代的南方山水写作进行对话,强调该著作在空间感知和空间表现方面的独特模式。由此提出,郦道元基于帝国想象,构建了一套由江河组成的基础设施体系,这套江河系统可以被视作以人工运河来佐助自然江河的中古隋唐政体的有力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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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语言模型时代的开源知识生产:机遇、挑战与未来
    甘莅豪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 56 (2): 31-41.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4.02.004
    摘要224)   HTML13)    PDF (1381KB)(192)   

    随着大语言模型的崛起,开源知识生产领域迎来了新的变革。大语言模型对开源知识生产的积极影响及其潜在挑战并存。一方面,大语言模型通过适应开源社区的坎宁安定律、提供全天候的新人知识培训支持,以及通过领域化构建策略来修正知识生产的系统性偏差,显著提升了开源知识的生成与传播效率;另一方面,大语言模型带来的幻觉现象、版权风险、数字剥削问题以及“死亡互联网”趋势的加剧,对开源知识的核查、合法性、价值观以及生态环境构成了严重威胁。基于此,未来应强化人类认知体验在引导大语言模型技术发展中的核心作用,并通过实践不断探索解决方案,以期实现大语言模型知识生产与开源知识生产的和谐共生及共同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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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大城市老年流动人口的多维特征及其调控策略研究——以上海为例
    吴连霞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 55 (6): 105-119.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3.06.010
    摘要209)   HTML9)    PDF (1844KB)(232)   

    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剧、城市化进程加速、生活观念与生活方式改变,老年人流动行为愈发流行并成为超大城市的新现象,然而老年人不断集聚于超大城市,也对超大城市的社会经济发展以及养老服务与公共管理等带来巨大挑战。主要根据2018年上海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采用数理统计法和空间分析法,以上海为例,深入挖掘新时期中国超大城市老年流动人口的多维特征,可以揭示流动老人集聚引发的新问题,提出老年流动人口治理与调控的应对策略,可以为其他超大城市乃至全国老年流动人口管理及应对老龄化策略提供科学依据。研究发现,从2010年起,上海常住人口与流动人口总体规模开始同步放缓增长,而老年流动人口的数量却呈上升趋势;流动老人呈“四低一高一近”特征,即低龄、低学历、性别比偏低、社保就地报销率低,且以非农户口为主、女性丧偶率较高、长三角就近流动为主,受教育水平以初中为主且男性普遍高于女性,非农老人学历远高于农业老人。针对上海老年流动人口的新特征与新问题,应依据“流动的公共性”治理理念,建立长三角一体化战略背景下上海老年流动人口社会支持的多项公共管理与服务优化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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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概念、目标、问题、方法:“国家语言能力”研究的重新思考
    胡范铸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 55 (6): 1-14.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3.06.001
    摘要204)   HTML23)    PDF (888KB)(222)   

    在国外“关键语言”概念的启发和国内“讲好中国故事”热潮的推动下,“国家语言能力”已然成为近年国内语言学研究的一个热点。但对于究竟何为国家语言能力、为何研究国家语言能力、国家语言能力研究何为……一系列基本问题,依然需要重新思考。语言能力是“人类主体为沟通和认知需要而创造和使用语言符号的能力”,现代语言能力的“主体”至少有三种存在方式:个体、种群、机构,国家的本质就是“依据某种原则人为建立”的“机构”。国家语言能力是国家借助语言保障自身发展的能力,是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包括“对语言进行治理”的能力和“依据语言进行治理”的能力。目标设定决定问题发现,问题选择决定方法设计。“国家语言能力”研究的根本目标应该是以语言和语言学研究助力国家的内部治理,助力国家参与全球治理,从而推动全社会的和谐发展,助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缺乏自觉的“推动全社会的和谐发展,助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的目标意识,“国家语言能力研究”就很可能走上歧途。由此需要发现:在国家的语言语种动员能力上、语言制度治理能力上、语言行为使用能力上、语言知识生产能力上存在什么问题,如何解决?进而需要认识:当前国家语言能力建设第一要务就是建设一个真正的、前所未有的学习型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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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话语修辞、族群叙事与华裔新生代身份认同——基于马来西亚华文小学教科书的话语分析
    樊小玲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 55 (6): 15-25.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3.06.002
    摘要196)   HTML22)    PDF (946KB)(238)   

    马来西亚华文小学教科书是华裔新生代语言文化习得与族群认同建构的重要场域,亦是公民意识形成与国家认同建构的关键场域,体现着认同塑造的复杂机制及多层级认同的冲突与并蓄。从互文性视角对现行最新版马来西亚华文小学各类科目教科书进行话语分析,研究发现教科书中大量的国家话语策略、高频率分布的核心概念与互文性复现的话语模式,强有力地塑造着华裔新生代“公民-国家”逻辑上的国家认同;华人的族群叙事在国家叙事背景下展开,其叙事主体、叙事结构、文化标记及话语路径都表明马来西亚华文教科书族群认同塑造的功能被强大的国家话语修辞力量所稀释。在教育场域,华裔新生代面临如何在国家认同与族群认同间求取平衡,以及在国家认同的前提下提高华人族群内在凝聚力、传承华人族群认同的重要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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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式现代化城市社区治理:理论逻辑、模式转型与未来走向
    徐炜, 刘博维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 56 (3): 114-124.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4.03.011
    摘要194)   HTML11)    PDF (611KB)(52)   

    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语境下,政府施策“最后一公里”的社区迎来了发展变化新阶段,社区治理模式实现了社区参与主体主导的“由社区治理”到社会治理微观层面场域的“在社区治理”之转变。以“三社联动”为主要特征的“由社区治理”模式在社区发展新纪元中融合社区自主力量和社会力量,盘活社区社会资源的同时,也暴露出工作能力、承接能力等方面的现实短板。因此,在新时期需要发挥“在社区治理”为特征的社区治理多元素参与治理、精细化治理模式的场域作用,进而探索中国式现代化城市社区治理的未来走向。实现“由社区治理”向“在社区治理”的城市社区治理模式转型升级,需要以党建引领为根本保障、以人民为中心为基本遵循、以韧性社区治理共同体为最佳路径、以数智化治理技术为重要方式,不断完善人民性、现代性、社会性,走出符合中国特色国情的中国式现代化城市社区治理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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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专精特新制造企业国际化路径探究:基于安索夫矩阵的多案例研究
    彭泗清, 高原, 王锐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 55 (5): 154-169.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3.05.014
    摘要187)   HTML11)    PDF (996KB)(192)   

    国际化发展是专精特新制造企业持续成长的重要动力。基于对宇视科技、金洲精工、亿华通等3家企业的案例研究发现:产业成熟度、海内外需求差异、自身技术禀赋共同影响它们国际化初期的路径选择,这种选择可以结合权变理论与安索夫矩阵加以解释。当产业成熟、内外需求差异小、自身技术禀赋存在优势时,企业优先以老产品进入国际新市场,选择“市场开发”路径;当产业成熟、内外需求差异大、技术禀赋高但与国际需求失配时,企业需要研发新产品来“出海”,采取“产品开发”路径;当处于新兴产业、海内外需求有待激发、企业需要借助全球知识资源形成技术禀赋时,建立全球研发网络至关重要,应采取“技术合作”路径。随着国际化深入,权变因素可能发生变化,国际化路径也会动态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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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发展与人类生活
    杨国荣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 55 (5): 1-5.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3.05.001
    摘要183)   HTML25)    PDF (532KB)(140)   

    人工智能的发展对人类具有积极意义。总体上,科技(包括人工智能)的发展,既是人类走向人性化的存在以及人的自由逐渐实现的过程中出现的必要环节,也是趋向于这一前景的前提或条件。人工智能以大数据作为依据。从逻辑上说,大数据意味着穷尽相关信息,在大数据的背景之下,我们至少在理论上可以尽可能地把握方方面面的情况,它为全面地把握对象提供了前提和条件,从而使我们可能克服各种片面的看法。人工智能的另一重要特点是高效的数据处理能力。对数据的这种高效处理,为我们应对多变的现象、及时作出准确的判断和应对提供了可能。人工智能发展的积极意义,体现于科学研究、人文探索、生产劳动、经济活动,以及日常生活中,其演进对于推进人类生活的进步、趋向合乎人性的社会都具有正面意义。当然,科技的发展既可以走向积极的方面,也可能伴随着某些消极的作用。如何抑制人工智能可能导致的消极作用,使之以正面、积极的方式发展,是我们无法回避的问题。这里涉及对科技(包括人工智能)发展的价值引导和约束的问题,而人是目的这一价值原则,则为这种引导提供了基本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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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装冲突中的国际人道法与国际人权法关系辨析
    罗国强, 徐金兰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 55 (5): 65-80.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3.05.008
    摘要178)   HTML5)    PDF (854KB)(380)   

    普芬道夫的自然法理论体系认为国际法是一套对他人的绝对自然义务,且国家关系建立在自由行使自然权利和遵守道德义务的平衡之上。武装冲突中的冲突方和战斗人员对军事必要和人道考虑的权衡正是其表现形式。他们不仅受到国际人道法约束,也需要自然法为其提供行动指导。而国际人权法是否适用于武装冲突以及如何与国际人道法进行互动也是极为重要的问题。在武装冲突的不同局势下,通过综合考量各种事实要素,对敌对行为范式或执法范式进行优先适用,是运用“特别法优于一般法”原则辨析国际人道法和国际人权法关系的关键。在大多情况下,国际人道法和国际人权法之间不存在真正的规范冲突,两者可以并行不悖地得以适用。何者能够成为特别法而优先适用,则需要具体分析。另外,“特别法优于一般法”原则也可以为实践中需要进行价值权衡和政策选择的军事指挥者提供一个具有操作性和客观性的分析框架。中国可以根据以上理论从法律遵守、责任追究和规范完善三个方面提出合理主张,以回应武装冲突所带来的人道危机和人道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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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资产、品牌与国家联结和感知品牌全球性对品牌态度的影响研究
    何佳讯, 胡静怡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 55 (5): 118-133.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3.05.012
    摘要175)   HTML7)    PDF (881KB)(233)   

    在品牌全球化和逆全球化态势背景下,以中国消费者对日本品牌的态度为研究对象,实证分析文化资产、品牌与国家联结通过感知品牌全球性对消费者品牌态度的影响机制,其结果表明:文化资产通过从国家联想到品牌的维度显著正向影响消费者品牌态度。此外,文化资产还通过从品牌联想到国家的维度正向影响感知品牌全球性,进而影响消费者品牌态度。上述结果在理论上推进了品牌与国家联结构念的作用机制研究;在实践上对中国领先企业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如何开展品牌建设具有直接的战略启示,即发展成为拥有国家级地位的强势品牌,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实现品牌全球化,而国家级品牌地位的打造,可以通过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使之成为品牌的文化资产,积极促进品牌与国家的联结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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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朝的文化认同与江左王朝的政治存续
    李磊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 55 (5): 25-34.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3.05.004
    摘要157)   HTML13)    PDF (903KB)(222)   

    南方土著豪族的崛起及陈朝的建立,被视作东晋南朝三百年间政治社会上的大变动。然而在文化上,陈朝却认同士族文化。推究其因,与陈氏出身有关。陈霸先在萧梁时期的地位虽然一度接近专役户、军户,但其身份仍为士族。陈文帝更是自列于士林,并委任侨、吴高门与皇子游处,涵养其风仪。陈宣帝的太子按照士族的政治观念来处理东宫政务。陈朝的士族文化认同,由皇室对士族仪表与知识的认同,演进至对政治文化的认同,这促成了陈朝的政权性质趋同于晋宋齐梁,从而使江左王朝的政治传统得以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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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工智能在生产力中的角色
    郦全民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 55 (5): 6-12.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3.05.002
    摘要157)   HTML18)    PDF (557KB)(222)   

    人工智能的突破性进展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新动力。在生产力中,人工智能能够扮演多种重要而又特殊的角色。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组成部分,人工智能正在成为驱动其他科学技术研究发展的有力推进器,因而也是第一生产力的“元生产力”;在生产力的诸要素中,人工智能技术不仅可作为劳动工具发挥重要的作用,而且能以人工智能体的身份担当劳动者的角色甚至主角,从而促成生产力的跃升。可以预期,随着人工智能推动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人类将会进入一个更加注重体验的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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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人工智能技术的另一种哲学解读
    戴茂堂, 赵红梅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 55 (5): 13-24.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3.05.003
    摘要152)   HTML14)    PDF (763KB)(222)   

    对于克服人的不完满来说,技术乃是最直接、最实用的合目的性的工具,具有积极性。只要作为技术来被对待,人工智能就一定会被当成合目的性的工具,这种工具乃是具有超强智能的机器装置,是更高更强的技术作品,能展现出无与伦比的工具优势。不过,从逻辑上讲,人工智能的整体智能水平不可能高于人的整体智能水平。技术是一把不折不扣的双刃剑,其消极性与积极性相伴而行。人工智能技术在“克服”人的不完满的同时又暴露了人的新的不完满,既贬损了人之为人的尊严,也使人对未来充满忧患。人工智能技术越是想要帮助人拥有和赢得“未来”,人就越会在获得某种帮助的同时失去某种能力,甚至失去“未来”。在技术的工具本性里隐藏着异己化的种子。技术的消极性最突出的表现在于,人亲手发展起来的技术转过头来会不由自主地将人的成长带入自我否定的命运之中。人工智能“隐喻”了西西弗斯式的人生——人生的意义和胜利是通过自我否定的方式来呈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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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能机器人的主体地位、权利、责任和义务问题
    孙伟平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 56 (1): 1-8.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4.01.001
    摘要144)   HTML21)    PDF (634KB)(147)   

    智能机器人在智能方面的快速增长,特别是其自主性行为蕴藏着巨大的不确定性和风险。它直接动摇了人类的唯一主体地位,人机之间已经在一定领域展开了或明或暗的主体之争,以及治理权和主导地位之争。智能机器人可能要求拥有新的“身份”,提出以往专属于人的权利诉求;同时,也应该承担与其“身份”、权利相匹配的责任和义务。直面智能机器人的主体地位、权利、责任和义务等具有革命性、颠覆性意义的新问题,我们必须彻底地反思和清理既有的立场、理论和方法,基于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和丰富的应用场景,通过批判性、革命性的理论创新努力寻求问题的实质性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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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身消费与情感交互:声音景观视域下的中国广播剧
    韩晓晔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 55 (6): 26-35.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3.06.003
    摘要143)   HTML19)    PDF (771KB)(186)   

    广播剧又称为“用耳朵听的戏”,在媒体的变迁中,经历了由兴至衰的演变,但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却借媒体融合之势实现了新的发展。当下网络广播剧的兴起,提高了受众听觉体验的交互性和沉浸性,作为一种“伴随性音频”“具身性消费”和“情感性交互”的声音艺术,构造了一种独特的“声音景观”。受众在“听觉转向”过程中获得情感的认同,并在虚拟空间得以延伸,以“具身”代替“身体”,在这一过程中,广播剧不但需要关注“什么声音”,更要关注“如何听”,关注不同人群的“声音需求”;不但需要关注声音景观的建设,更要关注声音景观对于形塑生命、形塑生命共同体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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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搜神记》与“正史”之灾异、方术叙事
    王庆华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 55 (5): 48-56.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3.05.006
    摘要143)   HTML6)    PDF (723KB)(244)   

    通过分析《搜神记》与相关文类之相通、相联和文本之间的互文性,回归还原当时历史文化语境把握其文本性质。《搜神记》成书之际,汇集、整合了正史、杂传、子书、小说等多种志怪叙事传统和书写模式,形成了多元化文本性质。《搜神记》与“正史”相互取材,集中于《五行志》和《方术列传》,典型反映了灾异叙事体例、方术书写模式,关联着作为官方主流意识形态的灾异论和作为社会知识体系的数术之学。随着灾异论、数术文化与“正史”叙事理念的发展演化,宋人开始将《搜神记》看作脱离政治文化的志怪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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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工智能意识“涌现论”的概念误区与未来视野
    王峰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 56 (2): 1-7.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4.02.001
    摘要142)   HTML17)    PDF (542KB)(117)   

    人工智能是否具有意识?或未来是否可能具有意识?这是一个看起来有些不好回答的问题。涌现论似乎可以提供一个肯定性的回答。然而,考察涌现论的概念结构,却发现人工智能意识的涌现论更多的是由于概念的不断转用而导致的误解,而非真正的意识涌现。这一涌现论也非全无益处,它鼓舞社会观念对人工智能抱有更宽容的接纳态度,视之为有机性存在,而非单纯机器。涌现论不是一个本体性问题,而是一个包含未来揣测维度的实践问题。未来是否承认人工智能存在意识,只能由离未来最近的人们来决定。所以,人工智能的意识涌现论不仅是技术和实质对象的讨论,更是一个文化观念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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