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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子“有教无类”思想重构及其现代意义
    洪澄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 55 (2): 50-60.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3.02.004
    摘要442)   HTML5561)    PDF (787KB)(156)   

    通过在思想史和政治哲学视域内对孔子“有教无类”思想进行重构,可以论证“有教无类”并不会因为过于理想化而缺乏对现代多元社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有教无类”不是关于受教者的事实判断,而是关于施教者的价值判断,要求施教者平等对待具有不同个体背景的受教者。“有教无类”既不属于精英教育,也不能被解释为平民教育,而更接近一种公民道德教育,其目标不是站在统治者维度的“化民成俗”,而是培养“君子”。将“君子”和“君子之德”借以解释为“良好公民”和“公民道德”,在思想史和政治哲学视域内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这种合理性也揭示了孔子“有教无类”思想在公民道德教育层面对于现代社会可能的意义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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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质与欲望:反思朱利安的中西裸体观比较
    王嘉军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 55 (2): 80-92.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3.02.007
    摘要306)   HTML2356)    PDF (882KB)(99)   

    朱利安认为支撑西方裸体艺术的是西方哲学中的本质和理想等观念。中国哲学的本体观则强调的是变化和过程,因此不可能认为“裸体即本质”。朱利安将春宫画等裸体作品排除出了对裸体艺术的考察,因为它们表现的是赤裸,也即由脱到露的过程,而不是裸体—本然的裸露状态。然而,阿甘本借助于对基督教裸体观的探讨,指出:裸总是相对于露而显现的,存在的只有赤裸,而非裸体。这一区分背后所持的后结构主义本质观,与中国古代哲学如道家思想多有契合,也为对裸体艺术的探讨,引入了欲望的维度。它使得中西裸体艺术处于一个更加平等的比较平面。此时,中国的裸体艺术也应当被纳入比较,这不仅由于主题的相似性,还因为它们同样蕴含了中国的身体观和哲学观。朱利安在这一研究中的缺失,也促使我们进一步反思跨文化比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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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二十四节气的命名
    刘晓峰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 55 (2): 93-101.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3.02.008
    摘要242)   HTML1684)    PDF (745KB)(143)   

    古代二十四节气创造者究竟怎样理解太阳的周年运动?二十四节气究竟如何被命名?古代二十四节气通常被称为“二十四气”,二十四个节气名称中不仅反映出“两分”“两至”与“四立”构成的“八节”是结构性存在,而且以冬至、夏至为核心存在着一个对称的阴阳结构。更重要的是,二十四节气称谓中还包蕴着以水的变化联通四季,以寒暑为枢纽,以水气湿燥为表象的反应古人对水之三态变化认识和想象的水系列,这个命名体系中有关气的变化与“太一生水”之间存在同构关系,其背后有深厚的中国哲学气的思想、阴阳的思想、水的本源论思想作为支撑。这个结论提醒我们,时间问题是中国古代思想最根本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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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种综合的精神诠释学何以可能?——以中国人文学中的“感应论”为中心
    胡伟希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 55 (2): 1-18.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3.02.001
    摘要238)   HTML26698)    PDF (706KB)(609)   

    诠释学理论的研究离不开人文科学的视野。对于以探讨“精神”问题为依归的“精神诠释学”来说,它同样脱离不开作为“精神人文学”的研究视野,即以“天人感应”作为它诠释“性与天道”的诠释学基本原理。以“天人感应”为中心,精神诠释学以“道—言—智—境”的方式展开其诠释学思想观念的行程。这方面,中国哲学积累和总结了丰富的诠释学思想与实践经验。“道—言—智—境”不仅是中国哲学诠释学特有的诠释学运思逻辑,它还具有先验的普遍性,同样可以用来观察与透视以基督教神学诠释学为代表的西方精神诠释学类型。中国精神诠释学采取的是“由圣而神”的诠释学思想路线,而西方基督教神学诠释学走的是“由神而圣”的诠释学研究进路。虽然这两种诠释学的理论出发点与诠释思路不同,但这不妨碍它们都是将作为宇宙之最高终极存在的“神圣精神”作为自己诠释的最高目标。从而,中西两大精神诠释学传统终在诠释学的“终点”和“登顶处”相通与相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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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守正创新”的唯物史观意蕴探赜
    陈永杰, 杨泽光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 55 (3): 12-21.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3.03.002
    摘要236)   HTML187)    PDF (703KB)(126)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多次强调“必须坚持守正创新”。“守正创新”体现出鲜明的唯物史观意蕴,就其哲学前提而言,“守正创新”拒斥“外部反思”、要求深入社会现实,展现了对唯物史观具体化原则与创新性特征的赓续传承;就其展开路向而言,“守正创新”依循唯物史观以新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在社会—历史定向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就其价值指向而言,“守正创新”始终坚持鲜明的人民至上立场,发挥人民的首创精神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同时,积极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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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普惠金融、技术创新与城市碳排放强度
    李寿喜, 张珈豪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 55 (2): 161-172.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3.02.014
    摘要234)   HTML2008)    PDF (910KB)(153)   

    基于2011—2018年我国地级城市面板数据,运用工具变量法,实证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二氧化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其结果发现: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有效抑制城市碳排放强度;从作用机制来看,数字普惠金融主要通过促进区域技术创新来降低城市碳排放强度;数字普惠金融对资源型城市碳排放强度的抑制作用大于对非资源型城市,其对资源型城市碳排放强度的抑制效应基于不同的发展阶段,按成熟型、衰退型、再生型和成长型依次递减。鉴于此,我国各城市在提升数字普惠金融水平、发挥其在经济与科技领域的双重优势的同时,应因地制宜,基于城市的资源基础和发展阶段制定数字普惠金融和技术创新政策,实施差异化发展战略,从而有效促进经济发展与“双碳目标”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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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业型领导、挑战性压力与员工创新行为——团队认同的调节作用
    易凌峰, 李腾, 林芹, 宋婕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 55 (3): 143-154.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3.03.014
    摘要229)   HTML16)    PDF (721KB)(131)   

    基于工作要求—资源(JDR)理论模型,对长三角高科技新创企业员工开展问卷调查与分析,以解决在工作压力情境下创业型领导能否有效激发员工的创新行为及其相关问题。由此展开的研究结果表明:(1)创业型领导正向影响企业员工创新行为;(2)创业型领导正向影响企业员工挑战性压力,挑战性压力正向影响员工创新行为,挑战性压力在创业型领导与员工创新行为的关系中具有显著的中介作用;(3)团队认同正向调节创业型领导与员工创新行为之间的关系。上述结论丰富了中国情境下创业型领导对员工创新行为影响机制的实证研究,同时,对挑战性压力中介效应、团队认同调节效应的揭示也为企业压力管理实践提供了实践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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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联网平台企业社会责任的结构维度与模型构建——基于扎根理论的探索性研究
    程贵孙, 张忠程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 55 (3): 155-168.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3.03.015
    摘要222)   HTML23)    PDF (1147KB)(153)   

    我国互联网平台企业高速发展,随之而来的平台企业社会责任缺失和治理问题成为社会焦点问题,而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从根本上厘清互联网平台企业社会责任的结构维度和边界。为此,基于阿里巴巴、滴滴出行、美团等12家本土互联网平台企业发布的社会责任报告,运用扎根理论分析方法,采用Nvivo 12.0软件对原始资料进行开放式编码、主轴编码和选择性编码,以归纳提取出我国互联网平台企业社会责任。其结果表明,我国互联网平台企业社会责任包含9个结构维度,即经济责任、政治责任、法律责任、环境责任、员工责任、用户责任、伙伴责任、慈善公益责任、行业生态责任;基于上述维度,可从对利益相关方负责任的角度构建出互联网平台企业社会责任的金字塔模型,并将其分为三大层次:底线型社会责任、保障型社会责任和期望型社会责任。上述结果对进一步研究和界定互联网平台企业社会责任的结构维度和体系提供了新的理论基础,在实践中也为互联网平台企业践行和完善其社会责任体系提供了理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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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科技创新体制机制的基本经济制度属性、逻辑关系与时代价值
    李湛, 刘波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 55 (2): 133-145.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3.02.012
    摘要221)   HTML1590)    PDF (665KB)(125)   

    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大背景下,科技创新体制机制愈来愈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属性。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首次将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纳入坚持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范畴,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党的二十大进一步提出,形成支持全面创新的基础制度。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经历了不同的演进阶段,科技创新体制机制是新时代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选择。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具有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特性,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之间存在内在的逻辑关系。科技创新体制机制与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组成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体系,具有鲜明的时代价值,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基本经济制度的创新和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经验总结和制度创新,符合中国国情和发展实际,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对于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上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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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尊重代宽容:《庄子》的启发
    黄勇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 55 (2): 19-34.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3.02.002
    摘要190)   HTML15257)    PDF (754KB)(139)   

    在今天这个全球化、多元化的时代,宽容往往被看成是一个人在面对异民族、异种族、异宗教、异文化、异语言、异地区、异性取向的人及其生活方式时应有的最重要的美德。但这是有问题的,因为宽容的一个核心要素是对其所宽容的对象有异议,而且如果宽容是一种美德,这样的异议必须要有合理的根据而不是出于自己的偏见,而面对上述意义上与我们不同的人,很显然我们不可能也不应该有任何合理的异议。因此在这方面我们今天真正需要培养的美德不是宽容,而是庄子式的尊重。具有这种美德的人,不仅对其尊重的对象没有异议因而不会干涉其生活,而且在有需要时还会帮助他们过其独特的生活。这种庄子式的尊重不同于有时也被看作是宽容的基础的尊重,因为后者往往只尊重作为人的他者,而不尊重其生活方式,特别是当这种生活方式与自己的生活方式很不相同时。而庄子式的尊重不仅尊重作为人的他者,也尊重其生活方式,即使这种方式与自己的十分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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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统节日公共性的现代传承——以福建潋城村端午节为例
    季中扬, 王静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 55 (2): 102-111.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3.02.009
    摘要159)   HTML2488)    PDF (892KB)(88)   

    元宵节、端午节等传统节日不仅是家庭节日,也常以家族、社区为单位组织活动,具有一定的公共性。这种公共性可以有效地建构集体认同,增进社会网络稠密性,提升社会资本存量,对于乡村团结与发展有着重要意义。在现代社会,传统节日文化传承面临多重危机,尤其是传统节日的公共性严重萎缩。从福建省潋城村端午节当代状况来看,在现代社会,传统节日“公共性”不仅可以传承,而且可以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其关键机制在于,一方面要不断讲述传说,再造传统,模塑集体记忆;另一方面,传统节日的现代节庆形式要重视民间组织民俗的传承,尽可能激发民众的主体意识、参与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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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劝导式技术的伦理审视
    成素梅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 55 (2): 61-69.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3.02.005
    摘要156)   HTML4328)    PDF (766KB)(85)   

    劝导式技术属于新的文理交叉领域,意指能够影响乃至改变人的观念、态度或行为的人机交互技术,已经被广泛应用于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并取得了明显的社会效果。但是,技术劝导产品的新颖性、隐藏性、多态性等特征会掩盖劝导意图、限定用户的自由选择权,也会使用户处于不利地位,使“成瘾”变成新的“鸦片”。避免这些伦理问题的发生,需要对劝导式技术的研发与应用进行全过程的伦理审查。由数据驱动的算法系统的随机性、不确定性等技术性“漏洞”及其多重能动者会对责任归属等提出挑战,应对这些挑战需要超越理论伦理与应用伦理二分的观念,拓展责任概念的语义和语用范围,从被动负责的技术伦理转向积极担当的技术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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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至诚之声”——《摩罗诗力说》中“诚”的论述及其原理探析
    孙尧天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 55 (3): 74-84.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3.03.008
    摘要156)   HTML16)    PDF (1017KB)(50)   

    鲁迅早年认为中国的民族性最为缺乏“诚”的品质,在《摩罗诗力说》中,他不仅热烈呼唤“至诚之声”,还形成了关于“诚”的较为完整的表述。“诚”在鲁迅文学与思想发生阶段具有重要意义,并影响深远。同时,这一概念在晚清语境中含义颇为复杂,鲁迅不得不通过论辩方式表明自己的理解。由于采纳了卡莱尔等浪漫主义者的观点,他的思路不同于根据儒家传统或科学理性原则对“诚”的解释。鲁迅调转了论述方向,相比外在、客观的真理,他明确表明“诚理”反映的是主体内面世界的感应和变化,进而将其还原为直觉性的生命体验。鲁迅以“白心”“内曜”强调对主体精神的重塑,对他而言,“诚”关联着“人生”主题并开辟了认识、改革中国社会的另类路径,凸显出浪漫主义诗学在儒家文明与现代科学交汇时刻的独特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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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摄影与图像分离的可能——摄影与图像的哲学考察
    李洋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 55 (2): 70-79.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3.02.006
    摘要154)   HTML3371)    PDF (708KB)(149)   

    提出摄影与图像的分离需要重新理解摄影的非图像性。文章从图像的五个悖论入手,提出图像的基本性质,进而把摄影与图像区分开。摄影是一种行动、一个过程,而图像只是主体与对象通过摄影机相连的痕迹。摄影的本质在于自然的“给定”与人的“摄取”之间的张力,摄影理论史上的重要美学论断都来自对这种配比关系的强调,比如巴赞、罗兰·巴特对“给定”的强调,以及包豪斯、画意派对“摄取”的推崇。摄影的媒介操作也随着技术发生变化,传统光化学摄影与光电信号摄影在图像性上有所区别,而以电子游戏摄影为代表的生成图像则完全与外部世界的视觉物象无关,成为一种对虚拟世界进行“摄取”的摄影,但依然遵循着摄影的内在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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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边界之争”:重申思想史研究的“身份认同”
    李宏图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 55 (3): 1-11.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3.03.001
    摘要145)   HTML188)    PDF (704KB)(138)   

    在思想史研究中,如何实现“思想性”和“历史性”的有机结合一直是思想史研究界着力思考的问题,这一问题也关联着思想史的身份是否具有合法性。通过对思想史研究身份认同合法性危机的理论考察,并借助思想史研究的一些实例,对思想家文本展开精细解析,由此,今后的思想史研究或将能够实现“思想性”与“历史性”两者融贯结合,创造出鲜明的研究范式,化解目前思想史研究的“身份认同”危机,进而确立起思想史这一“身份”的合法性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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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事的伦理之道——当代伦理学的话语转向
    戴兆国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 55 (2): 35-49.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3.02.003
    摘要143)   HTML7555)    PDF (690KB)(86)   

    传统伦理学的几个主要理论方向都带有某种以道观之的倾向。规范论、德性论和元伦理学对伦理学都做出了各自富有特色的理论表述。如何使传统伦理学的不同理论倾向得到统一,真正从人性发展需要的角度激活传统伦理学,为人们的伦理实践提供切实的指导,必须探寻伦理学的话语转向。具体形上学理论蕴含着丰富的哲学理论创新。其以事观之的理论视角为当代伦理学的话语转向提供了很好的理论资鉴。从以道观之转向以事观之,可以在人之做事的层面为当代伦理学找到理论和实践落实的具体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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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人如何彼此同情?——以休谟与卢梭的同情观为焦点
    贾沛韬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 55 (3): 38-47.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3.03.005
    摘要143)   HTML18)    PDF (812KB)(123)   

    在关于自我与他人如何合群共存的探讨中,休谟和卢梭提供了两种内在一致且可协同生效的同情方案。作为典型的现代理论家,他们对同情的关注和这种关注对道德情感的共同倚重体现了现代伦理生活对人性与道德的内向探索和对日常生活的肯定。从这些共同的问题意识出发,两种世俗化且平等化的同情观着意强调了现代人能够基于自然的心灵内在构造而发挥道德情感的力量,葆有同情这种自然美德并坚持一种关照人类、超越立场和利益的普遍主义式同情姿态。进一步就具体的同情机制而言,休谟式同情体现为对一切苦乐感受和赞责评价的“同感共鸣”,卢梭式同情体现为对他人痛苦的“设身处地”,前者着眼于悲悯而冷静的旁观,后者着眼于自顾却热情的行动,它们共同导向了正义问题,有待当代阐释者甄别两种同情观的转型意味并由此探索如何借助同情改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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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品牌”故事:数字企业快速国际化进程中价值创造机制研究
    许晖, 孙懿, 周琪, 朱信宇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 55 (5): 134-153.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3.05.013
    摘要129)   HTML8)    PDF (1419KB)(79)   

    在快速开拓国际市场过程中,数字企业通过形成独特的价值创造方式在全球市场塑造了竞争优势,叙述着崭新的数字企业“品牌”故事。聚焦于社交型数字企业TikTok和交易型数字企业Shein的快速国际化过程,以LLL理论为研究视角探讨数字企业价值创造机制,结果发现:第一,连接是数字企业快速开拓国际市场的关键切入点,形成了价值创造的前提条件;业务属性的差异化决定着连接目标与类型,社交型数字企业(以TikTok为代表)以关系连接为核心,而交易型数字企业(以Shein为代表)以资源连接为核心。第二,不同的连接类型影响着数字企业价值创造的行动逻辑。其中,以关系连接为切入点的数字企业,是基于海量用户参与的“杠杆—学习”行动逻辑,重点在于吸引海外用户互动参与,形成可扩展的数字关系,进而塑造多元价值网络;以资源连接为切入点的数字企业,是基于平台模式创新的“学习—杠杆”行动逻辑,重点在于通过经验式学习完成平台模式升级,使之能够支撑复合杠杆策略的实施,进而实现价值空间延展。以上所构建的理论框架,能够贡献于弥补现有文献对数字企业国际化进程中价值创造相关问题关注不足所造成的理论缺口,同时也能有效指导数字企业实践者探寻适配业务属性的价值创造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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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探李约瑟之谜:科学发生还需什么前提
    朱晓农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 55 (4): 37-53.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3.04.004
    摘要126)   HTML10)    PDF (986KB)(134)   

    2015年笔者曾撰文探讨为什么中国在历史上未产生科学,结论是缺乏一个必要前提——逻辑,而缺乏主谓结构的逻辑跟汉语不以主谓句式为主相关。本文给出科学成立的三项必要前提:齐一性、逻辑、实证观,随之探讨两个问题:1.科学发生除了逻辑是否还有其他未满足的必要条件?答案是还需要齐一性和实证观。齐一性的产生与语言中的主语必要性高度相关。在中国历史上实证在实践方面存在,但在认识论上很缺乏。2.为什么其他文化如印度、阿拉伯或印第安文化也没发展出科学?答案是在那些文化中三项前提都至少缺少一项。李约瑟之谜是一个针对特殊现象使用否定句来提的问题:“为什么在某地不产生某物?”这样提问容易得出特设性答案;应该用肯定句来问一个一般性问题:“某物产生的一般条件是什么?”这样提问才能引向科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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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概念、目标、问题、方法:“国家语言能力”研究的重新思考
    胡范铸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 55 (6): 1-14.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3.06.001
    摘要125)   HTML23)    PDF (888KB)(111)   

    在国外“关键语言”概念的启发和国内“讲好中国故事”热潮的推动下,“国家语言能力”已然成为近年国内语言学研究的一个热点。但对于究竟何为国家语言能力、为何研究国家语言能力、国家语言能力研究何为……一系列基本问题,依然需要重新思考。语言能力是“人类主体为沟通和认知需要而创造和使用语言符号的能力”,现代语言能力的“主体”至少有三种存在方式:个体、种群、机构,国家的本质就是“依据某种原则人为建立”的“机构”。国家语言能力是国家借助语言保障自身发展的能力,是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包括“对语言进行治理”的能力和“依据语言进行治理”的能力。目标设定决定问题发现,问题选择决定方法设计。“国家语言能力”研究的根本目标应该是以语言和语言学研究助力国家的内部治理,助力国家参与全球治理,从而推动全社会的和谐发展,助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缺乏自觉的“推动全社会的和谐发展,助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的目标意识,“国家语言能力研究”就很可能走上歧途。由此需要发现:在国家的语言语种动员能力上、语言制度治理能力上、语言行为使用能力上、语言知识生产能力上存在什么问题,如何解决?进而需要认识:当前国家语言能力建设第一要务就是建设一个真正的、前所未有的学习型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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