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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儒家“藏礼于器”思想的伦理审视及当代启示
    张卫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 56 (1): 17-23.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4.01.003
    摘要792)   HTML59)    PDF (694KB)(129)   

    “藏礼于器”思想是儒家科技伦理思想的核心内容,同时也是我国古代造物制器的基本法则。在“藏礼于器”思想影响下,“器物”成为“礼制”的指示器和强化剂,二者呈现出一种双向互构的关系:一方面,器物是礼制的物化形态,器物的设计与使用要遵循礼制规定,礼制在器物中以物化的形态得以显现,另一方面,器物反作用于礼制,对礼制具有强化作用,发挥着重要的“无言之教”的道德教化功能。“藏礼于器”思想是极具中国文化特色的科技伦理思想资源,对于当代构建科技伦理治理的中国话语体系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经过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仍然能够对当今科技伦理治理发挥一定的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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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绿色金融和数字技术协调发展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影响的研究
    李秀珍, 方霞, 杨振宇, 张云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 55 (6): 139-158.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3.06.012
    摘要297)   HTML295)    PDF (998KB)(140)   

    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是我国经济实现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手段,而绿色金融和数字技术协同发展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及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引入绿色金融与数字技术拓展内生经济增长模型,推导分析绿色金融与数字技术协同发展驱动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作用机理,并构建绿色金融与数字技术协调发展指数,以2011年至2020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进行测度分析以及实证检验,证实了两者协调发展能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机制检验表明,两者协调发展通过降低融资成本和提高风险承担水平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进一步分析发现,处于环境规制和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强、金融初始禀赋高地区的企业以及属于污染类行业的企业,两者协调发展对企业高质量绿色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在发展数字经济大背景下,为了充分发挥绿色金融和数字技术协调发展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需要构建新型数字化绿色金融体系,完善绿色金融顶层设计,制定有效的绿色创新激励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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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语言模型时代的开源知识生产:机遇、挑战与未来
    甘莅豪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 56 (2): 31-41.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4.02.004
    摘要274)   HTML114)    PDF (1381KB)(266)   

    随着大语言模型的崛起,开源知识生产领域迎来了新的变革。大语言模型对开源知识生产的积极影响及其潜在挑战并存。一方面,大语言模型通过适应开源社区的坎宁安定律、提供全天候的新人知识培训支持,以及通过领域化构建策略来修正知识生产的系统性偏差,显著提升了开源知识的生成与传播效率;另一方面,大语言模型带来的幻觉现象、版权风险、数字剥削问题以及“死亡互联网”趋势的加剧,对开源知识的核查、合法性、价值观以及生态环境构成了严重威胁。基于此,未来应强化人类认知体验在引导大语言模型技术发展中的核心作用,并通过实践不断探索解决方案,以期实现大语言模型知识生产与开源知识生产的和谐共生及共同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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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大城市老年流动人口的多维特征及其调控策略研究——以上海为例
    吴连霞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 55 (6): 105-119.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3.06.010
    摘要261)   HTML51)    PDF (1844KB)(262)   

    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剧、城市化进程加速、生活观念与生活方式改变,老年人流动行为愈发流行并成为超大城市的新现象,然而老年人不断集聚于超大城市,也对超大城市的社会经济发展以及养老服务与公共管理等带来巨大挑战。主要根据2018年上海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采用数理统计法和空间分析法,以上海为例,深入挖掘新时期中国超大城市老年流动人口的多维特征,可以揭示流动老人集聚引发的新问题,提出老年流动人口治理与调控的应对策略,可以为其他超大城市乃至全国老年流动人口管理及应对老龄化策略提供科学依据。研究发现,从2010年起,上海常住人口与流动人口总体规模开始同步放缓增长,而老年流动人口的数量却呈上升趋势;流动老人呈“四低一高一近”特征,即低龄、低学历、性别比偏低、社保就地报销率低,且以非农户口为主、女性丧偶率较高、长三角就近流动为主,受教育水平以初中为主且男性普遍高于女性,非农老人学历远高于农业老人。针对上海老年流动人口的新特征与新问题,应依据“流动的公共性”治理理念,建立长三角一体化战略背景下上海老年流动人口社会支持的多项公共管理与服务优化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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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帝国的“蓝色公路”: 《水经注》的空间想象
    田晓菲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 56 (1): 38-56.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4.01.005
    摘要258)   HTML102)    PDF (1233KB)(296)   

    考察北魏郦道元(?—527)的《水经注》,可以从两个角度出发重构《水经注》的文本生态,以求阐明此巨著之意义与价值。其一将郦道元的作品置于经注传统的语境脉络中,一方面强调注经者所面临的局限,另一方面也指出注疏相对于原始文本的创造潜力;其二,让郦道元的著作与同时代的南方山水写作进行对话,强调该著作在空间感知和空间表现方面的独特模式。由此提出,郦道元基于帝国想象,构建了一套由江河组成的基础设施体系,这套江河系统可以被视作以人工运河来佐助自然江河的中古隋唐政体的有力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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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话语修辞、族群叙事与华裔新生代身份认同——基于马来西亚华文小学教科书的话语分析
    樊小玲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 55 (6): 15-25.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3.06.002
    摘要244)   HTML69)    PDF (946KB)(284)   

    马来西亚华文小学教科书是华裔新生代语言文化习得与族群认同建构的重要场域,亦是公民意识形成与国家认同建构的关键场域,体现着认同塑造的复杂机制及多层级认同的冲突与并蓄。从互文性视角对现行最新版马来西亚华文小学各类科目教科书进行话语分析,研究发现教科书中大量的国家话语策略、高频率分布的核心概念与互文性复现的话语模式,强有力地塑造着华裔新生代“公民-国家”逻辑上的国家认同;华人的族群叙事在国家叙事背景下展开,其叙事主体、叙事结构、文化标记及话语路径都表明马来西亚华文教科书族群认同塑造的功能被强大的国家话语修辞力量所稀释。在教育场域,华裔新生代面临如何在国家认同与族群认同间求取平衡,以及在国家认同的前提下提高华人族群内在凝聚力、传承华人族群认同的重要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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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式现代化城市社区治理:理论逻辑、模式转型与未来走向
    徐炜, 刘博维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 56 (3): 114-124.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4.03.011
    摘要232)   HTML96)    PDF (611KB)(104)   

    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语境下,政府施策“最后一公里”的社区迎来了发展变化新阶段,社区治理模式实现了社区参与主体主导的“由社区治理”到社会治理微观层面场域的“在社区治理”之转变。以“三社联动”为主要特征的“由社区治理”模式在社区发展新纪元中融合社区自主力量和社会力量,盘活社区社会资源的同时,也暴露出工作能力、承接能力等方面的现实短板。因此,在新时期需要发挥“在社区治理”为特征的社区治理多元素参与治理、精细化治理模式的场域作用,进而探索中国式现代化城市社区治理的未来走向。实现“由社区治理”向“在社区治理”的城市社区治理模式转型升级,需要以党建引领为根本保障、以人民为中心为基本遵循、以韧性社区治理共同体为最佳路径、以数智化治理技术为重要方式,不断完善人民性、现代性、社会性,走出符合中国特色国情的中国式现代化城市社区治理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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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概念、目标、问题、方法:“国家语言能力”研究的重新思考
    胡范铸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 55 (6): 1-14.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3.06.001
    摘要223)   HTML300)    PDF (888KB)(283)   

    在国外“关键语言”概念的启发和国内“讲好中国故事”热潮的推动下,“国家语言能力”已然成为近年国内语言学研究的一个热点。但对于究竟何为国家语言能力、为何研究国家语言能力、国家语言能力研究何为……一系列基本问题,依然需要重新思考。语言能力是“人类主体为沟通和认知需要而创造和使用语言符号的能力”,现代语言能力的“主体”至少有三种存在方式:个体、种群、机构,国家的本质就是“依据某种原则人为建立”的“机构”。国家语言能力是国家借助语言保障自身发展的能力,是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包括“对语言进行治理”的能力和“依据语言进行治理”的能力。目标设定决定问题发现,问题选择决定方法设计。“国家语言能力”研究的根本目标应该是以语言和语言学研究助力国家的内部治理,助力国家参与全球治理,从而推动全社会的和谐发展,助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缺乏自觉的“推动全社会的和谐发展,助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的目标意识,“国家语言能力研究”就很可能走上歧途。由此需要发现:在国家的语言语种动员能力上、语言制度治理能力上、语言行为使用能力上、语言知识生产能力上存在什么问题,如何解决?进而需要认识:当前国家语言能力建设第一要务就是建设一个真正的、前所未有的学习型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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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预防发展视角的上海学校社会工作:现实困境与对策建议
    黄晨熹, 王天童, 张瑾瑜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 55 (6): 80-92.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3.06.008
    摘要171)   HTML4)    PDF (1151KB)(160)   

    预防发展是学校社会工作发展的初衷和导向。基于深入访谈和机构服务记录的分析表明:上海已经建构司法导向以及基于犯罪三级预防的学校社会工作服务模式,并在抑制青少年违法犯罪和助力学校发展方面取得明显成效,但同时在具体实践中也面临三级预防之间缺乏有效衔接、双重壁垒(行政和技术)难以打破、一线社工评估能力较弱等诸多现实困境,进而影响学校社会工作预防和发展功能的发挥。未来上海应抓住未成年人和学校保护法律颁布实施的契机,以预防发展为导向,从个人和学校、基本需求和发展性需求等维度出发,重构学校社会工作服务框架,并以一般预防为重点,促进三级服务之间的内联和衔接,同时注重提升一线学校社工预防发展专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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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工智能意识“涌现论”的概念误区与未来视野
    王峰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 56 (2): 1-7.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4.02.001
    摘要171)   HTML358)    PDF (542KB)(168)   

    人工智能是否具有意识?或未来是否可能具有意识?这是一个看起来有些不好回答的问题。涌现论似乎可以提供一个肯定性的回答。然而,考察涌现论的概念结构,却发现人工智能意识的涌现论更多的是由于概念的不断转用而导致的误解,而非真正的意识涌现。这一涌现论也非全无益处,它鼓舞社会观念对人工智能抱有更宽容的接纳态度,视之为有机性存在,而非单纯机器。涌现论不是一个本体性问题,而是一个包含未来揣测维度的实践问题。未来是否承认人工智能存在意识,只能由离未来最近的人们来决定。所以,人工智能的意识涌现论不仅是技术和实质对象的讨论,更是一个文化观念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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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身消费与情感交互:声音景观视域下的中国广播剧
    韩晓晔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 55 (6): 26-35.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3.06.003
    摘要170)   HTML77)    PDF (771KB)(278)   

    广播剧又称为“用耳朵听的戏”,在媒体的变迁中,经历了由兴至衰的演变,但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却借媒体融合之势实现了新的发展。当下网络广播剧的兴起,提高了受众听觉体验的交互性和沉浸性,作为一种“伴随性音频”“具身性消费”和“情感性交互”的声音艺术,构造了一种独特的“声音景观”。受众在“听觉转向”过程中获得情感的认同,并在虚拟空间得以延伸,以“具身”代替“身体”,在这一过程中,广播剧不但需要关注“什么声音”,更要关注“如何听”,关注不同人群的“声音需求”;不但需要关注声音景观的建设,更要关注声音景观对于形塑生命、形塑生命共同体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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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能机器人的主体地位、权利、责任和义务问题
    孙伟平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 56 (1): 1-8.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4.01.001
    摘要168)   HTML416)    PDF (634KB)(182)   

    智能机器人在智能方面的快速增长,特别是其自主性行为蕴藏着巨大的不确定性和风险。它直接动摇了人类的唯一主体地位,人机之间已经在一定领域展开了或明或暗的主体之争,以及治理权和主导地位之争。智能机器人可能要求拥有新的“身份”,提出以往专属于人的权利诉求;同时,也应该承担与其“身份”、权利相匹配的责任和义务。直面智能机器人的主体地位、权利、责任和义务等具有革命性、颠覆性意义的新问题,我们必须彻底地反思和清理既有的立场、理论和方法,基于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和丰富的应用场景,通过批判性、革命性的理论创新努力寻求问题的实质性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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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康德伦理学中的直觉主义
    董滨宇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 55 (6): 60-70.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3.06.006
    摘要162)   HTML8)    PDF (636KB)(162)   

    康德伦理学通常被认为是以理性推理为根本特征,道德规范需要建立在以意志自由为基础的实践理性的程序化过程中。为此,以非推理与非反思为特点的直觉主义则往往被认为是与其格格不入的,这种看法有待进一步澄清。如果将直觉主义划分为理性主义和情感主义两种基本形式,那么二者同时蕴含于康德的道德理论中。康德或明或暗地承认直觉在道德判断中具有重要甚至是根本性的作用,而这并不会与他的理性主义基本立场发生真正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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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者数字素养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
    王霞, 吴佳琪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 55 (6): 120-138.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3.06.011
    摘要148)   HTML8)    PDF (982KB)(158)   

    将个体数字素养嵌入企业管理实践,探讨管理者数字素养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管理者数字素养有助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高管团队的数字素养程度越高,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表现越好;即使管理者不具备核心数字技术的教育背景,但其在计算机、信息技术等核心数字技术领域的工作经历都有助于后期推动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管理者数字素养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存在异质性,在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低地区、媒体关注度高以及非重污染企业的样本中这一作用更为显著;企业数字化转型在管理者数字素养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之间发挥了中介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管理者数字素养提高有助于未来企业价值提升。上述研究及结论丰富了高层梯队理论的研究视域,探究了新时代数字化人力资本的价值与差异化影响,为数字技术推动经济绿色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微观层面的经验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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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时代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与迈向共同富裕
    李正图, 刘柯杰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 56 (2): 143-156.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4.02.013
    摘要136)   HTML41)    PDF (1063KB)(57)   

    城乡收入差距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是治国理政的必然选择,根本路径是在遵循客观规律的基础上,通过治国理政过程来抬高差距的底部和削平差距的顶部。抬高差距底部是减少或者消除绝对贫困,主要是提高农民收入水平,消除农村绝对贫困;既抬高差距底部又削平差距顶部,就是减缓两极分化,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我国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与脱贫攻坚、迈向共同富裕是正相关的。实证研究表明,与国家实施精准扶贫战略(2012—2020年)一致,城乡绝对收入差距的底部呈逐步抬升趋势,意味着我国逐步摆脱绝对贫困;预测研究表明,在新时代新征程,城乡相对收入差距将呈现底部与顶部逐步收窄的态势,缩小城乡相对收入差距是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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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德图式论的社会认识论审思——以阿多诺文化工业批判理论为视角
    陆凯华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 55 (6): 71-79.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3.06.007
    摘要135)   HTML5)    PDF (799KB)(116)   

    阿多诺基于马克思主义立场所开展的社会认识论批判,并非呈现为一套完备的学理体系,而是脱胎于他对现代工业社会理性形式的分析,尤其体现在他对文化工业的批判上。以大众文化为商品内容的文化工业生产系统,实现了以社会控制、消解认识自律性为目标的意识形态功能,实现了康德试图批判并加以限定的唯心主义认识论。在上述图景中,阿多诺的文化工业批判与康德的先验认识论的疑难(即图式论疑难),就此形成一种互文关系:一方面,文化工业的社会效应,引向了对康德知识论其社会实践意涵的再阐发;另一方面,阿多诺对康德图式论反讽式的借鉴,精准定位了文化工业实现社会控制的运作机理。就此,一种基于康德先验知识体系改造的社会认识论,可在文化工业批判开启的社会历史总体性中获得理论定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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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蔽”无可避:荀子“解蔽”的诠释学考察
    余亚斐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 56 (2): 63-71.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4.02.006
    摘要134)   HTML63)    PDF (565KB)(137)   

    “解蔽”是荀子提出的思想主张,集中体现在《荀子·解蔽》 篇中。“解蔽”指解除理解中的不合理前见。荀子把人性中的情与知的偏见都视为“蔽”,以礼让忠信和君王统治的实践效果作为评判“蔽”的依据,主张以“化性起伪”涤除人性之蔽,用“虚一而静”解除知识之蔽。荀子的“解蔽”仍有其蔽,他的“解蔽”是以孔子仁义之道这一前见取代其他诸子前见,目的是把儒家思想建成具有唯一合理性的前见。荀子因其“蔽”而成就自身的同时,却局限于自我的理解之蔽,否定了诸子思想之“蔽”的积极意义,阻碍了思想的平等对话与会通,所以,荀子的“解蔽”是一种独断型的诠释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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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学的晚清形态
    陈大康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 56 (1): 24-37.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4.01.004
    摘要130)   HTML40)    PDF (1114KB)(224)   

    晚清列强入侵使国家面临沦亡深渊,社会诸矛盾趋于白炽化,西方文化传入也引起激烈碰撞与交融,红学形态在晚清时出现了新变化。传统的红学著述不多,而考察近代新出现的报刊可以发现,其中蕴含了内容丰富、形式多样、传播甚广的红学形态,包括:围绕《红楼梦》的价值评估出现了激烈的争论,新形势下各小说流派则多以《红楼梦》为创作楷模,各种续红之作则显示了与现实紧密结合的新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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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秦之际天命观的多重内涵及其演变
    谢乃和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 56 (2): 72-84.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4.02.007
    摘要129)   HTML40)    PDF (992KB)(251)   

    周秦之际天命观具有鬼神之天命、规律之天命和心性之天命等多重内涵。西周时期天命观是一种以鬼神之天命为核心内涵同时侧重于国家治理层面的天命观,但也含有后世规律之天命和心性之天命等天命观念之因子。在西周天命观的基础上,春秋战国时期鬼神之天命在国家宗教领域仍广有影响,但随着东周权力结构由王政走向霸政进而再度走向统一,社会思想领域里规律之天命、心性之天命则日益发展成主流。不惟如此,东周诸子还对上古天命观多重内涵进行了哲理化的理论建构,对中国古代政治哲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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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念”之道:慧能禅思想的原创性与禅悟的奥秘
    顾明栋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 56 (3): 102-113.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4.03.010
    摘要126)   HTML54)    PDF (774KB)(68)   

    禅宗在世界思想史上占有独特的地位,其独创性来自惠能的《坛经》 ,但在后来,禅宗的发展似乎出现一种趋势,该趋势大大削弱了惠能原初思想的原创性,并显示了一种将惠能的禅思想重新皈依于汉传佛教思想的体制性努力。因此,很有必要追寻惠能禅宗思想的源头,还原其思想的革命性。采用史料研究与心理学、神经科学、哲学相结合的方法,对照老庄道家思想细读惠能对《金刚经》 的解读及其敦煌版《坛经》 中的创新思想和修行方法,旨在揭示禅的独创性和普世吸引力,以及迄今为止禅悟不为人知的秘密。结论是惠能禅思想的渊源不是佛教的“空”,而是道家的“无”,其核心思想是“无念”之道,而禅悟也并非佛教的觉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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