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市民化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 它不仅仅是农民社会身份和职业的一种转变(非农化), 也不仅仅是农民居住空间的地域转移(城市化), 而是一系列角色意识、思想观念、社会权利、行为模式和生产生活方式的变迁, 是农民角色群体向市民角色群体的整体转型过程(市民化)。农民市民化与农业现代化、农村城市化一样, 将对我国城乡一体化建设产生积极的重大影响。
基于顾客的品牌资产测量已成为品牌资产研究的核心和关键课题。目前在国际学术界已形成认知心理和社会心理两大研究视角。后者还处于新兴阶段, 在国内亦是如此。因此, 从中国本土社会心理出发建立消费者—品牌关系质量概念模型, 并通过实证研究发展测量量表, 具有很大的理论和应用价值。测量量表由6个构面组成, 即社会价值表达、信任、相互依赖、承诺、真有与应有之情、自我概念联结, 并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 由此可以揭示在中国社会文化背景中消费者与品牌关系的特别之处。
主要从总体上分析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的状况与潜力趋势的宏观评价, 在城市土地利用结构优劣的评价中具有中、微观评价不可替代的独特性, 是中、微观评价的基础。从城市土地空间布局、利用程度、使用效率、土地投入强度与可持续性等方面建立评价指标体系, 通过城市间的比较, 揭示城市土地使用效率的差异, 并提出进一步提高城市土地使用效率的途径和措施, 是城市土地利用潜力宏观评价的一般范式。
村落既是一个空间单元, 又是一个社会单元。因此, 从20世纪三四十年代开始, 中国村落研究逐渐受到多学科的关注。80年代以来, 各学科从不同侧面探讨了村落的规模、景观形态、空间分布、社会结构以及村落发展与自然环境、人口、耕作制度的关系。在这些学科的研究中, 尤以地理学、历史学以及人类学的成果最为显著。但是, 由于受到村落研究资料的限制, 村落研究尚有待深化, 特别是在村落发展的理论与方法研究方面需要进一步加强。
西方医学作为基督教会传播教义的手段被带到了中国。其先进的制度体系、技术水平以及教会医师所体现的人文关怀, 逐渐赢得了国人的认同; 其良好的示范效应促发了中国传统医疗格局和医患关系的转型。于是, 西方近代医院制度被移植到中国, 近代公共卫生事业也随之启动。
汉语国际推广是一项极具战略意义的工作, 但在宣传策略上采取低调的效果可能大于高调。推广汉语的效率依赖于学科研究, 其中包括教学法理论的研究和解释汉语规律的本体研究。在突破汉语教学和推广的两大难点(汉字和声调) 上, 可推荐采取键盘输入汉字的教学和初级阶段语音平调的教学策略, 实验研究证明, 声调在现代汉语双音节词占多数的状态下, 区别意义的重要性已经下降, 而节奏的重要性在上升。因此, 建议改革汉字书写方式, 尽快采用分词连写形式, 同时在教学初期适当降低语音标准要求, 允许以语调代替声调的语音形式, 允许有各国特色的汉语变体的存在。
根据增长极理论, 在考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东部地区三大都市圈(省际)人口迁移特征的基础上, 分析人口迁移对三大都市圈经济增长极化的作用关系, 可以发现: 人口向三大都市圈的迁移集中促进了其经济的增长极化; 受日趋活跃的人口迁移影响,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三大都市圈经济的增长极化曲线呈单调上升二次函数增长趋势, 显示其已进入一个新的加速成长和发展阶段。但目前人口迁入重心已明显由北南移, 三大都市圈人口净迁移流场分布模式也已逐步由“三极”集中向相对“一极”化模式转变。我们应改变这种趋势, 以形成东部地区三大都市圈“三极”并存、相互促进的都市圈空间发展模式。
以外商直接投资和三废排放治理支出作为研究变量, 运用时间序列分析的格兰杰因果检验和DF/ADF平稳性检验方法, 实证分析我国外商直接投资与环境规制之间的因果关系和长期变动关系的结果显示: 外商直接投资与环境规制之间具有一定的因果关系, 外商直接投资是环境规制的原因, 在滞后一期和二期时环境规制对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没有影响, 但在滞后三期时对外商直接投资具有一定的影响; 我国的外商直接投资活动与环境规制行为在长期内不存在相近的走势。国家有关部门在制定相关投资与环境政策时不应忽视这些特点。
我国农地征用中有关土地补偿费的现实矛盾十分突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完善过程中, 农地征用应按“等价交换”的市场原则进行, 征地补偿费应以被征地的正常市场价格为计算依据。各地应根据地域差异性等特征, 分别采用不完全货币化模式即以货币补偿、劳动力安置相结合的补偿模式, 和完全货币化模式。在前一种模式下, 征地补偿费最恰当的核算方法应当是房地产估价的收益法; 在后一种模式下, 则可采用市场比较法和假设开发法。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 社会救助在国际社会政策的研究中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在综合评述国外(包括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有关社会救助理论和实务之文献的基础上, 通过不同视角来回顾社会救助的概念演进, 比较不同概念和分类方法之间的异同, 辨析不同的社会救助体制模式及其与社会福利体制模式之间的关系, 对我国社会救助体制模式的构建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先后进行过五轮行政体制改革, 历次改革虽取得了许多重大进展, 但并没有完全达到预期目的, 行政体制运行中的顽症依然不同程度地存在。其中, 一个重要而被忽视的原因是行政体制改革缺乏内动力, 即作为行政体制改革执行者的政府部门及公务员本身对改革缺乏足够的内在动力。而行政体制改革何以缺乏内动力, 这一问题症结又在于一个改革执行者自知却不可明示的原因——利益相关性。换句话说, 行政体制改革中隐含利益悖论, 即行政体制改革的显化公共目标取向与改革执行者隐化自我利益取向之间存在矛盾。因此, 为使行政体制改革真正取得后续性成效, 需要通过外动力转化为内动力的制度保障, 对合理经济利益损失给予合法化补偿, 开发非经济报酬的心理补偿效用, 形成“激励—约束”对称和“报赏—绩效”对应的行政机制等途径, 从而解决政府部门及公务员在行政体制改革与发展中的内动力问题。
目前, 我国的涉诉信访形势严峻, 面临着一系列的制度困境。例如, 涉诉信访冲击了司法独立、消解了司法权威、法院处理涉诉信访措施面临两难等。造成涉诉信访制度困境的原因主要有法院的原因、当事人的原因、司法体制的原因和诉讼制度的原因。为摆脱涉诉信访的制度困境, 应当从完善司法独立和诉讼程序制度以及构建涉诉信访终结机制等方面着手。
以我国上市公司的社会责任和核心竞争力为对象, 建立社会责任和核心竞争力的指标体系, 分析样本公司社会责任与核心竞争力的关系, 其实证研究结果表明, 我国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成本与核心竞争力之间在总体上呈现较强的正相关关系。因此, 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 要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 应强化企业社会责任意识, 处理好利益相关者关系, 完善信息披露制度。
农民市民化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战略之一。无论是主动市民化还是被动市民化, 城市郊区的农民市民化一般都是在城市土地扩张和城市建设重心外移的背景下, 借助于工业化、非农化和城市化的强力推动而进行的。如果我们把农民市民化过程看作一个有机系统的话, 它实际上同时存在着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不同层面的社会支持结构。可以说, 农民市民化是在城乡比较差异和相关政策的社会与制度背景下, 依赖于农民自身的人力资本, 通过一系列连续的社会网络的综合运作而得以实现的。
城市轨道交通社会效益包括有形效益和无形效益, 其无形效益的估算难以用市场评价法来定量化。但运用条件价值评估法(CVM) 对上海城市轨道交通的社会效益进行评估, 并利用计量经济学检验法检验评估结果的有效性, 是对城市轨道交通社会效益的合理量化的一种新尝试。由于CVM能评估资源的总经济价值, 可弥补市场评估方法对难以量化的无形效益计算的不足, 因此, 这一方法具有较大的应用价值。
语感这一概念的重要意义随语文教学改革的深入日益显露出来, 但是至今缺少理论上令人满意的界定和论证。从语言的出现造成意识心理和无意识心理的对立, 以及无意识心理在人的意识活动整体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入手, 可以看到语感就是我们对语言的无意识, 由此, 就可能深入探讨语感在学生的语言能力、语言学习两方面的表现。
农村社会救助制度是整个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我国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中应该具有重要的地位。过去20多年时间里, 在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稳定的战略目标下, 农村社会救助体系的建立受到了一定忽略, 但在目前“以人为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新发展目标指导下, 农村社会救助制度的发展有了新的机遇。根据我国农村当前的特点, 应该注重建立比较完整的、制度协调的农村社会救助体系, 尤其是应该尽快建立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加五保户制度的农村基本生活救助体系。在现阶段建立我国农村低保制度应该遵从政府承担基本责任的原则、普遍性与特殊困难救助相结合的原则以及制度协调性原则和城乡社会救助一体化等原则。
资本项目开放的测度问题是研究所有资本项目开放的基础性问题, 至关重要。目前, 国际上主要有约束式和开放式两大类测度方法, 它们各有利弊, 互为补充。在借鉴海外学术界各种测度方法的基础上, 构建符合中国特点的开放式和准约束式的测度指标, 对中国的资本项目开放程度进行测度后可以发现, 中国目前的资本项目开放处于中等开放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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