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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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离感性活动的交往主体——论哈贝马斯对马克思主体概念的解读

陈永杰

2024 (6): 1-10.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4.06.001

摘要 ( 3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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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贝马斯为实现历史唯物主义全面解释社会进化的目标，重新阐释了唯物史观及其基本范畴，尝试以交往行为理论克服思辨哲学的理论范式，为把握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提供了新的视角。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展现出了其在当代境遇中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建树，但他通过语言建构的理想交往模式并没有深入到社会存在领域。由于未能彻底从意识内在性的思维范式中抽身，哈贝马斯误判马克思的主体概念仍旧属于认知主体的范畴。他不曾洞见主体概念只能由感性活动来定向——主体在感性活动中的自我生成，也无法领会主体的解放正是通过感性活动才得以实现。因此，哈贝马斯在解读马克思的主体概念时，构建的交往主体概念仍然局限于意识领域，未能触及社会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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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境转换、话语重塑与中国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初步探索

王昆

2024 (6): 11-24.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4.06.002

摘要 ( 5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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厘清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历程，是加快推进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建设和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应有之义。民主革命时期特别是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是中国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初步探索的关键阶段。“社会科学”一词及其概念在近代中国的引入经历了由“科学”到“社会”的语境转换，为中国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初步探索创造了思想空间。在批判“三民主义社会科学”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的壮大，为中国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初步探索奠定了话语基础。将唯物辩证法运用至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新社会科学”和以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理论为指导的“新社会科学运动”，为中国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初步探索提供了学术载体。中国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初步探索，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社会科学研究的创造性结合和创新性发展，而且为中国共产党提供了革命斗争的话语工具和理论武器，并构成了新中国成立时中国社会科学全面转型变革的知识来源和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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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蜃炭”详解——兼及《左传》 “书法”与商周文化之异

彭华

2024 (6): 25-39.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4.06.003

摘要 ( 3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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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人士对《左传·成公二年》所说“蜃炭”有不同的理解。结合传世文献、考古资料和生活阅历考察，“蜃炭”当指蜃灰与木炭。蜃炭用于墓葬时具有杀菌、防潮和防盗的功能。考古资料显示，墓葬之用蜃炭，产生于西周中期，流行于东周以降，而商人与殷遗墓葬则不见使用蜃炭的葬俗，反映了商周文化之间的差异。《左传》关于宋文公丧礼的记载，实则具有“微言大义”，隐含着对宋文公的贬斥，除从历史角度揭示其事实外（“秉笔直书”），尚可从经学角度分析其“大义”（“蕴含褒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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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西方历史哲学的康德式疑难与维柯－马克思的历史科学解答

陈祥勤

2024 (6): 40-54.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4.06.004

摘要 ( 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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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西方历史哲学有着思辨的历史哲学和批判的历史哲学两大理论传统。这两大传统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被视为康德的批判哲学在历史领域的重演：前者涉及历史作为形而上学是否可能的问题；后者涉及历史作为经验科学如何可能的问题。它们各自所遭遇的问题甚至也是康德式的：思辨的历史哲学遭遇的是理性在超验领域面临的辩证幻象问题；批判的历史哲学遭遇的是知性在经验领域面临的自在之物问题。要化解现代西方历史哲学所遭遇的康德式疑难，就应当回到维柯－马克思的历史科学传统，重演历史哲学的批判议程，从而给出合理性的回应或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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梯度联结：对口支援政策的运作机理

谢炜, 郝宇青

2024 (6): 55-68.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4.06.005

摘要 ( 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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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我国政治生态中析出的独具特色的制度安排，对口支援政策在应对国家规模治理负荷、协调区域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功能。我国对口支援政策的运作以支援方和受援方之间存在发展序差、距离位差、任务级差和执行等差为前提，通过构建周期联结、主体联结、项目联结和层级联结四重要素，有效缩减了时间梯度、空间梯度、内容梯度和结构梯度所造成的援受落差。立足从贫困治理向乡村振兴迭代的现实之需，可从“政治认同”耦合“共同富裕”、“梯度援受”耦合“梯度合作”、“项目制”耦合“产品制”、“考核机制”耦合“共识机制”维度，不断优化对口支援政策的运作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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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词短语的某些歧义结构与通格的制约关系

金立鑫

2024 (6): 69-79.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4.06.006

摘要 ( 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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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文讨论汉语语法中五类具有歧义解读的名词短语。它们分别是“N+的+V”、“V+的+N”、名词性的“V+N”、“N+（V+N）”和“N₁+N₂”。其中前四类歧义结构与结构内名词具有通格的句法属性有关。该名词相对动词具有不及物动词行为者的语义角色，同时也有及物动词受事的语义角色（这一句法现象与世界施格语言中的通格成分属性一致）。在上下文自由的条件下，这两个语义角色处于“薛定谔的猫”的叠加态，有两种不同的语义解读。但只要进入具体语境，它们各自的语义角色便得到准确定位（类似量子坍塌）。最后一种“N₁+N₂”比较奇特，如果两个名词都具备词汇施事特征，则这两个名词可以互为施事或受事，从而引发两种不同的语义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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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开词类划分之谜：从古希腊语法到普遍语法的研究轨迹

李葆嘉

2024 (6): 80-94.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4.06.007

摘要 ( 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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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文尽可能依据西方原典，追溯古希腊语法到普遍语法关于“言辞成分”或词类研究的轨迹。经过三个学派250年的前赴后继，希腊语词类从三分、四分、五分、六分，最终形成八分体系。虽然引入希腊语词类模板，但拉丁语词类从四分到八分也经历了300多年。此后思辨语法总体上接受了八分。普遍语法则有九分、五分（提出名形动层包关系）、四分、八分（提出形容词独立）等。文献追溯和梳理结果表明：意义或意指才是词类的认知本质，而形式和功能等都是基于类比方法的识别手段。对词类划分要秉持开放态度，不同体系可以并存。词类划分与句子成分分析可以并行不悖，不排除相对映射。解决词类与句子成分之间的协调手段是多样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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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生成构式理论看“NP之VP”构式的句法语义

杨舟

2024 (6): 95-107.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4.06.008

摘要 ( 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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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文基于生成构式主义重新审视了先秦汉语“NP之VP”构式的句法和语义属性，并提出“名物化分层假说”理论来解释该构式所体现的范畴属性的强弱之别，认为轻名词n可以对不同层级的谓词性范畴进行操作。据此，文章建构出“NP之VP”构式的句法层级，并由句法层级推导出相应的语义层级，继而解释语义分层带来的句法后果。最后，文章还从构式压制的角度论述该构式是以限定范畴D为核心的DP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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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外籍人口的社会空间过程与形塑机制

赵晔琴, 范慧华

2024 (6): 108-116.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4.06.009

摘要 ( 3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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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籍人口的空间集聚及其演变过程是理解全球化时代下城市空间的重要窗口。上海自开埠以来，以其特殊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优势吸引了大量的外籍人口。1949年以前，上海的外籍人口主要分布于租界及邻近地区。改革开放后，因外向型经济的导向和产业集聚，外籍人口不断向周边延伸，形成了以古北地区为代表的第一代国际社区。此后，由于浦东的开发开放，外籍人口的空间分布自浦西向浦东扩展，在浦东新区形成了新的外籍人口集聚空间。社会空间的历史延续性、政府规划、族裔消费空间与居住选择偏好等要素相互交织，共同推动上海外籍人口空间聚集的发展与演变。深入剖析上海外籍人口空间集聚的形塑机制与演变路径，不仅有助于揭示外籍人口空间分布的动态规律与内在驱动力，还能为超大城市外籍人口的有效治理提供经验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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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儿童保护制度实践中的家庭与国家：基于14 县农村儿童保护工作的实地调查

程福财, 汪磊鑫

2024 (6): 117-127.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4.06.010

摘要 ( 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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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儿童保护制度与我国家庭主义文化传统存有内在张力，后者对儿童保护制度在基层社会的具体实践有重要影响。通过对安徽、湖北等7省14县农村儿童保护工作的实地调查发现，现代儿童保护体系在介入家庭、保护儿童的同时，其自身也受到家庭主义文化观念的调节。家庭会利用传统的育儿规范，为自身的“不当”育儿行为辩护，不自觉抵制现代儿童保护制度的落实。某种意义上，现代儿童保护规范在与家庭主义、民众育儿观念的互动中，重塑了家庭的自主性与儿童保护制度本身。因此，在将现代儿童保护制度移入我国时，需要考虑本土社会文化的传统与现实，强调对家庭监督和家庭支持的并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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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大城市人口密度对居民身心健康的影响研究

王春兰, 戚珍珍, 张安妮, 杨上广

2024 (6): 128-141.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4.06.011

摘要 ( 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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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致密化发展已经给人类身心健康带来了挑战。以上海为案例城市，采用问卷调查数据和人口普查等统计资料，可以分析城市致密化发展对超大城市居民身心健康指标影响效应与中介机制。研究发现，上海城市人口密度在国际主要城市中居前，人口密度水平已越过临界点，对居民健康的负向效应突出表现为亚健康指标、心理健康和社会适应等指标。其中，主观感知环境评价是城市致密化发展影响居民健康的重要作用路径。为此，建议严格控制超大城市高密度开发建设，充分优化调整休闲空间，提升居民生活空间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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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人民城市理念的上海住房保障供给研究：内涵、实践与优化路径

严荣, 张黎莉, 王逸邈

2024 (6): 142-149.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4.06.012

摘要 ( 3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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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人民城市理念，优化住房保障供给，意味着要以人民需求为导向提高住房保障供需适配性，要依靠多主体力量参与增强住房保障可持续发展能力，要以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为目标优化住房保障覆盖面。上海已经探索通过构建更具包容性的住房保障供应体系、建立更具参与度的基层治理制度、打造更具品质化的住房保障产品、强化更具人性化的住房保障服务、强调更具“家”的温暖的居住体验，在住房保障供给实践中践行人民城市理念。为进一步优化住房保障供给，上海还需深化完善住房保障体系；引入社会力量参与，实现住房保障可持续发展；持续优化保障房的空间布局，提高职住平衡水平；依托新一轮技术革命成果，提升居住品质和居住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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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上海保障性租赁住房有效供给：实践困境与对策建议

孟星, 胡梦柯, 吕律

2024 (6): 150-158.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4.06.013

摘要 ( 3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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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是解决民生问题的重要举措，也是我国“十四五”时期住房建设的重点。上海精准设计保障性租赁住房制度，综合运用多种筹措方式增加保障性租赁住房的供给数量，使之在政策规划预期内实现稳步增长，且充分考虑新市民和青年人群体多元化的住房需求，努力搭建“一张床、一间房、一套房”的多层次租赁住房供应体系，提升保障性租赁住房的有效供给。在此过程中，上海面临建设用地不足、市场主体参与积极性不高、保障属性不突出从而保障群体未得到有效覆盖、保障性租赁住房供给结构不均衡等现实困境。鉴于此，上海可通过挖掘存量资源储备、探索特色筹措渠道，加强金融政策支持、提高市场主体积极性，规范租金价格设置、优化准入条件要求，动态调整供给结构、提升住房资源利用率等途径，进一步扩大保障性租赁住房的有效供给，促进保障性租赁住房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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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保障制度是否促进了家庭共同富裕？——基于CHFS数据的实证研究

石薇, 王诗勇

2024 (6): 159-176.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4.06.014

摘要 ( 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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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保障制度通过再分配机制向中低收入家庭提供住房福利，是中国高效实现民生、发展、稳定协调互促的基础保障制度。那么，住房保障制度作为发挥社会再分配功能的福利性支出，是否促进了居民家庭实现共同富裕呢？针对这一问题，运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中国住房保障制度因其再分配功能缩小了社会各阶层家庭资产差距，对居民家庭实现共同富裕具有促进作用，但这一影响在人口规模大的家庭以及高物价和高房价地区等居住成本较大的家庭中有所减弱。进一步而言，从结构特征看，住房保障制度对物质富裕和精神丰实具有正向影响，而对社会共享没有明显影响，其原因在于地方财政住房保障水平的差异。这些结论对于今后如何调整中国住房保障制度，以进一步发挥其对家庭共同富裕的正向作用，具有较强的政策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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