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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期目录

    2022年, 第54卷, 第6期 刊出日期:2022-11-15 上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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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阐释党的二十大精神] 主持人语
    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
    梅兵
    2022 (6):  1-2. 
    摘要 ( 9 )   HTML ( 5 )   PDF(372KB)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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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阐释党的二十大精神
    当代中国叙事:现代化、民族复兴与人类文明新形态建构
    方松华
    2022 (6):  3-10.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2.06.001
    摘要 ( 9 )   HTML ( 2 )   PDF(648KB) ( 3 )  

    现代化、民族复兴与人类文明新形态建构是当代中国的三大叙事。现代化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核心叙事,从“中体西用”到“全盘西化”,最终走向了“社会主义现代化”;民族复兴是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关键叙事,指向的是中国现代文明的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是新时代的创新叙事,超越了民族国家范畴,指向的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中国所创造的新文明。三大叙事之间既有差异又存在一定的张力。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实现了三大叙事的融汇与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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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年伟大变革塑造伟大丰碑
    齐卫平
    2022 (6):  11-16.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2.06.002
    摘要 ( 8 )   HTML ( 2 )   PDF(576KB) ( 1 )  

    党的二十大对新时代十年伟大变革作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评价,党和人民在极不寻常、极不平凡的环境下创造出极不寻常、极不平凡的成就,非凡奇迹令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倍感自豪。党中央概括新时代十年来党和人民经历的“三件大事”,作出了我国发展进入新时代新征程的历史方位的叙事,号召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历史篇章掀开新的一页,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勇毅前行,全力战胜前进道路上各种困难和挑战,依靠顽强斗争打开伟大事业发展新天地。党中央科学谋划未来,为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再创辉煌、奋力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绚丽的华章指明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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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寻求中国现代化道路和思考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近代以来的探索历程
    陈卫平
    2022 (6):  17-23.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2.06.003
    摘要 ( 18 )   HTML ( 1 )   PDF(686KB) ( 2 )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把“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的重要内涵,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与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内在联系。这是以中国近代以来探索中国现代化道路和人类文明新形态为历史积淀的。中国近代对此进行探索的历史逻辑是:从洋务运动经过维新派,再到革命派,表现了探寻现代化道路和文明新形态的起步与转折,即在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及其文明的同时,把目光开始转向社会主义,试图以此使得中国后来居上;五四运动以后,从陈独秀、李大钊到毛泽东,都指出中国实现现代化和建构文明新形态必在社会主义的实行,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中,探索中国现代化道路、人类文明新形态已经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及其历史使命、以社会主义为前途、坚定的人民立场紧密地、实质性地联系在一起;新中国诞生后,在改革开放前后的两个时期,马克思主义在和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中,探索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和文明新形态经过曲折而产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飞跃,它把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开创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类文明新形态联成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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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
    高国希
    2022 (6):  24-29.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2.06.004
    摘要 ( 10 )   HTML ( 2 )   PDF(608KB) ( 1 )  

    党的二十大明确提出“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民族复兴不只是经济的崛起和制度的建设,它还存在着一个民族的自我肯认,表现在整个精神状态上。当今的国力竞争深层次的是价值观之争。拥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是我们坚定信仰信念的根本所在,以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引领时代,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以理论的解释力体现科学性真理性的逻辑优势,以价值的先进性超越其他思潮,以价值的实践转化力体现出真实性。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价值追求,为促进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提供道德观念支持,与既有的文明发展模式有着重要的不同,需要有自身的理论阐释系统,超越西方既有表达系统的知识体系,回答中国之问、时代之问,构筑中国价值、中国精神,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精神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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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文明交流互鉴中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
    黄力之
    2022 (6):  30-36.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2.06.005
    摘要 ( 10 )   HTML ( 1 )   PDF(682KB) ( 1 )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深化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这说明,必须遵循文明交流互鉴的规律,文明的交流互鉴是全球化时代的大趋势。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使自己在世界上有着先进性文明的定评,努力在于自己,评价在于别人。中国式现代化与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吻合在于:一方面它包含了“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即别的现代化国家所拥有的技术向度和伦理向度,中国同样拥有;另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所包含的“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和平发展”,则是中国依据自己的国情对满足技术向度和伦理向度的独特解决。处理好与外域文化包括西方文化的关系,这是“海纳百川的宽阔胸襟”之本义。做好这一工作,中华文化才能真正形成与自己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真正显示出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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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哲学研究
    青年马克思政治概念的“社会化”问题考察
    孙亮
    2022 (6):  37-45.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2.06.006
    摘要 ( 11 )   HTML ( 2 )   PDF(684KB) ( 2 )  

    从青年马克思的文本出发,还不足以为认定马克思是一位“去政治”的思想者提供依据。那种认为马克思持有政治、国家终将消亡的观念至今影响很深,其原因主要源自思想史上对马克思所做的“赫斯式的解读”。对青年马克思产生重要影响的赫斯以斯宾诺莎的伦理学为基础,认定国家和宗教根源于单一的理念,从而像批判宗教那样,也同时批判了国家的绝对主义,并提出废除政治的观念。但是,当我们重新进入斯宾诺莎的时候,却能够在马克思的文本中看到不同于赫斯的解读,呈现出的是斯宾诺莎的理念:“政治与人的自由精神最契合”。不过,马克思最终还是将政治重新带回社会,引出了一条社会化理解政治的方案,以达成人能够驾驭社会存在的目的,这显然又超越了斯宾诺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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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马基雅维利“政治难题”的当代变奏
    王时中
    2022 (6):  46-56.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2.06.007
    摘要 ( 8 )   HTML ( 3 )   PDF(752KB) ( 3 )  

    马基雅维利《君主论》与《论李维》之间的主题差异,显示了“君主”与“人民”之间存在着“错位”,如何弥合这种“错位”构成了近代以来政治思想中常读常新的“政治难题”。葛兰西以“现代的无产阶级政党”与“民族—人民”之间的统一关系,实现了“君主”与“人民”的可能和解;施米特的“主权决断论”从政治神学出发,重新定位了“创建”与“维护”、“革命”与“秩序”之间的关系;阿尔都塞则将马基雅维利的“政治难题”解读为一种“革命的乌托邦”。在现代中国,马基雅维利的“政治难题”表现为“自由”与“国家”之间难以两全的“悖论”,这个“悖论”构成了百年来中国政治思想交响曲的主基调,至今还是一个亟待突破的思想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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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学研究
    让“我”回归:从学术视角看陈寅恪的“独立精神”
    罗志田
    2022 (6):  57-66.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2.06.008
    摘要 ( 6 )   HTML ( 1 )   PDF(789KB) ( 1 )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陈寅恪的名言。过去这一言说常被误解,需要多从学术视角去认识。它不是陈寅恪一人所见,而是当年相当一些人的共同取向,牵涉到时人关于学术与“我”之关联的认知,以及近代从历史研究中“人”的隐去到学术表述中“我”的消失这一发展进程。陈寅恪对学生再三强调“读书一定要独立”,强调“我”的主体性,意味着主观和客观可以是互补的,不必以客观取代主观,在当时的学术环境中有其特殊意义。至少在学术表述层面,我们需要让“我”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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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线建设时期文化备战研究
    张杨, 徐有威
    2022 (6):  67-75.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2.06.009
    摘要 ( 4 )   HTML ( 2 )   PDF(744KB) ( 1 )  

    文化备战是三线建设时期国家备战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大批分布在一线地区的文化机构通过建立后方备战基地、搬迁重要文化资源等方式应对随时可能爆发的战争。文化备战内涵丰富、所涉领域众多,举凡有助于凝聚国家认同、传承民族文脉的资源,如文物档案、图书印刷、电影广播、高校科研机构等,都开展了大规模的备战活动。文化备战贯穿整个三线建设时期,并在1965年(越战升级)和1969年(珍宝岛事件)前后形成高潮,作为战争状态下不生产战略资源的领域,充分反映了三线建设的备战属性。虽然以“后见之明”,战争并未爆发,但文化备战所体现出的中国应对地缘政治危机的态度,或许也成为遏制战争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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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言学研究
    揭开句法学之谜:主-谓二分及成分分析法的由来
    李葆嘉
    2022 (6):  76-95.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2.06.010
    摘要 ( 5 )   HTML ( 1 )   PDF(998KB) ( 2 )  

    柏拉图采用二分法将句子划为名称成分(ōnoma)和陈述成分(rhēma),亚里士多德将命题分析为主词(hypokeimenon)和谓词(katigoria),阿波罗尼乌斯提出句子的主要部分是名词和动词,这些成为句法学主谓二分的蓝本。5世纪初,罗马学者马提阿努斯首先明确区分句法学上的主语(subjectiva)和谓语(declarativa),影响了9 世纪的加洛林学者。8世纪下半叶,阿拉伯学者西巴维希将名词句析为话题和说明,将动词句析为施事和动作。此后的思辨语法(包括摩迪斯泰学派)、普遍语法接受了主谓二分,但未进一步细化。通过对十多部英语语法论著(18-19世纪)的考察,莱恩(1700)首先把逻辑的主谓术语引进英语句子分析,而格林尼(1848)首先建立了细化的英语句子成分分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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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委委佗佗”解——兼谈“联绵字、词”组成之法则
    黄人二, 迟仁清
    2022 (6):  96-104.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2.06.011
    摘要 ( 3 )   HTML ( 2 )   PDF(1083KB) ( 1 )  

    《诗·鄘风·君子偕老》“委委佗佗”的意思,自毛《传》以下,各有解释。关于“委委佗佗”四字该如何读,戴君仁是采取了传统的“重言”读法作“委委佗佗”。如果就金文、战国简牍中常见的“合文”或“重文”符号使用情况来看,先秦时候的《诗经》文本“委委佗佗”可写作“委=佗=”。于省吾即从“新证”的方法入手,采取“合文”的读法,读为“委佗委佗”,安大简的整理者从之。从“联绵字、词”的角度来看,当以戴君仁之读为正诂,“委委佗佗”指的是“褘衣”上“宛曲而长”的山河图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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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与社会治理
    新时代国家安全治理战略:体系、理念与路径
    蒋华福, 刘军
    2022 (6):  105-111.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2.06.012
    摘要 ( 6 )   HTML ( 2 )   PDF(543KB) ( 1 )  

    国家安全治理,事关党的长期执政,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安居乐业。新时代国家安全治理的战略体系是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的一套体系化的制度安排,是国家治理体系在国家安全领域的具体运用。新时代国家安全治理的战略理念是集中反映在以习近平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核心基础上的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国家利益至上为准则的三位一体。从践行路径来看,就是要坚持安全发展,推动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动态平衡;坚持总体战,统筹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促进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相协调。准确把握国家安全治理体系的战略理念,遵循国家安全治理体系的战略路径,全面推进国家安全治理工作,对于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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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循环视角下的东亚区域价值链发展与我国经济安全
    刘洪钟
    2022 (6):  112-123.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2.06.013
    摘要 ( 8 )   HTML ( 1 )   PDF(1064KB) ( 0 )  

    全球价值链稳定发展是保证我国经济安全的前提和基础。在当前全球价值链短链化和区域化转变的大背景下,维持东亚地区全球价值链的稳定发展与转型是保证我国全球价值链稳定发展进而保证国家经济安全的关键。中美贸易战和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背景下,东亚区域价值链同时存在着“稳定发展”和“去中国化”两种发展趋势。本文分析表明,双循环发展战略与东亚价值链的稳定发展之间存在有机联系,为此我国应该加快这一战略实施,尽快形成国内大循环畅通运转、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努力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延长价值链长度;加快推进与东亚各国的合作互动,稳固我国在东亚区域价值链中心地位的同时,实现与东亚各国互惠共生、互利共赢的包容性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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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学人类学研究
    新中国初期血吸虫病防治运动及其社会政治动员机制
    余成普, 罗惠
    2022 (6):  124-135.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2.06.014
    摘要 ( 9 )   HTML ( 3 )   PDF(825KB) ( 2 )  

    在复杂的国内外背景下,为了人民的生命健康以及摆脱“东亚病夫”的蔑称,解放初期(1949—1956年)国家开展了轰轰烈烈的血吸虫病防治运动。在一系列隐喻概念的想象和社会动员机制的建立过程中,血吸虫病防治实践成为构建社会主义新人与国家的重要环节。运动中,“群众科学”技术政治的运用确立了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的主体性;“人民主体”的思想贯穿于运动的全过程,构成了四大卫生工作方针的基本运作逻辑;人民健康至上的理念和以人民为主体的防控方式是血防运动成功的重要政治内核。这场卫生运动提醒我们公共卫生建设除了要重视“预防为主”的理念,还需坚持人民健康至上、充分发挥人民主体在卫生防疫中的能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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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神疾病的药物化过程——从化学失衡的大脑到作为生物性的人
    黄剑波, 李达
    2022 (6):  136-144.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2.06.015
    摘要 ( 6 )   HTML ( 2 )   PDF(721KB) ( 0 )  

    随着生物医学的发展,精神疾病开启了药物治疗的时代。药物治疗在试图缓解人类精神痛苦的同时却导致了精神疾病的药物化。一方面精神药物的使用固化了将精神疾病视为大脑化学失衡的观念,进而直接或间接影响了精神医学研究和干预人类精神异常的路径;同时药物的使用成为精神疾病临床诊断的工具之一。另一方面,对于患者和大众,药物塑造了其对精神疾病的理解和观念,从而将精神痛苦身体化和日常生活化。在这一精神疾病药物化的进程之中,人类的精神痛苦被置于生物医学的框架之中,人被化约为完全生物性的人。药物的使用虽然可以缓解精神疾病的症状,但也规训了人类对精神痛苦的感受和理解,同时也限制了精神医学的发展,以及人们认识和干预人类精神痛苦的其他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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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变幻的世界变身:作为身体技术的美容整形
    方静文
    2022 (6):  145-152.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2.06.016
    摘要 ( 6 )   HTML ( 1 )   PDF(748KB) ( 0 )  

    身体审美化将审美延伸至技术的领域,强化了身体审美改造的必要性;审美医学化则将医学的触角延伸至审美的范畴,为身体的审美化改造提供了技术可能。两种趋势的叠加,使得美容整形成为身体改造的重要技术。身体审美藉由完美的身体形象所呈现出来的难以企及的审美标准以及时时在变的身体审美潮流,使得整容的技术介入情有可原;同时整容作为侵入性手术,其隐含的健康风险和审美风险则可能催生新的身体改造需求,使得身体改造工程持续下去。值得指出的是,在急剧变迁的社会背景中,整容改变身体并非改变的终点,还有可能是藉由改变身体以改变生活的努力和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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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下经济问题探讨
    结构性货币政策、经济环境不确定性与利率传导效率
    方显仓, 何康, 张卫峰
    2022 (6):  153-165.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2.06.017
    摘要 ( 7 )   HTML ( 1 )   PDF(1154KB) ( 2 )  

    利用债券市场微观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考察结构性货币政策实施对货币市场短期利率向债券利率传导效率的影响,并将经济环境不确定性纳入统一框架展开分析,其结果表明,结构性货币政策的实施显著提升了货币市场短期利率向债券利率的传导效率,而经济环境不确定性则降低了货币市场短期利率向债券利率的传导效率,联合系数检验表明经济环境不确定性削弱了结构性货币政策实施对这一利率传导效率的部分正向提升作用,使得债券利率对货币市场短期利率的敏感性有所降低。多种稳健性检验及平行趋势检验均证实了以上结论的可靠性。异质性分析发现,上述影响在不同交易所上市和不同久期的债券之间存在显著差异,表现为只对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以及修正久期在2年及以下的债券是成立的,而对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和修正久期在2年以上的债券并不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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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服务贸易壁垒对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影响研究
    徐世腾, 金翎, 蔡铃钰, 仇春涓
    2022 (6):  166-174.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2.06.018
    摘要 ( 9 )   HTML ( 1 )   PDF(749KB) ( 4 )  

    数字服务贸易壁垒对中国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将产生怎样的影响,以及其中的作用机制如何,现有文献尚未给出系统性结论。基于上游数字服务中间投入和下游制造业产出之间的技术关系,构建国家—制造业行业层面的数字服务贸易限制性指数,进而对上述问题开展实证分析,其结果发现,数字服务贸易壁垒的增加对中国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起到显著的抑制作用,设施与连接、支付体系等领域限制性措施增加的负面效应尤为显著。数字服务贸易壁垒的影响具有国家和行业异质性,即主要对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以及资本、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存在抑制效应。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和研发投入的增加能够削弱数字服务贸易壁垒对中国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负面冲击;而中国制造业出口产品的质量越高,数字服务贸易壁垒的抑制作用也越强。可见,我国应致力于削减全球数字服务贸易壁垒,加大制造业数字技术研发投入,完善数字产业相关外商直接投资准入政策,从而促进我国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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