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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蕴含“织造”体验的中国传统文化“模因”辨析

王前

2026 (3): 1-8.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6.03.001

摘要 ( 4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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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有一些蕴含“织造”体验的重要思想范畴，作为一种文化“模因”，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影响着社会生活各个方面，至今仍有其重要价值，这是中国科技文化研究的一个值得重视的领域。受“织造”体验影响最典型的范畴是“经”与“纬”，类似范畴还有组织、结构、传统、持续等，均包含以“糸”为偏旁的文字。这些范畴的持续影响增强了中国传统社会发展的整体性、强韧性和存续性，有助于提高文化凝聚力，适应变革创新。这些范畴的历史形态也包含某些局限性，需要反思和扬弃。中国传统文化蕴含的“织造”体验在智能时代显现出特有的思想价值，对于合理应对高新技术进步给社会结构、人际关系和人们的思维方式带来的巨大挑战，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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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与德：论儒家道德中的生成运气

吴先伍

2026 (3): 9-19.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6.03.002

摘要 ( 3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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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运气主要是强调天生的性向、潜能和气质上的差异，也就是天生的才具、才干上的差异。儒家的命、性、情、才等概念实际上就包含了生成运气，它们对人们的贫富寿夭、功名利禄等方面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甚至决定作用。不过儒家对于生成运气的领域进行了严格的限制，将生成运气排除在道德领域之外。儒家认为，不仅每个人都具有仁心善性，都具备天生的道德性向、潜能和气质，而且在仁心善性上并不存在显著的差异，因而人们道德上的差异与后天的所作所为有关，而与天生的生成运气无关，与天生才具无关。既然在儒家那里，道德构成了人之为人的本质规定性，那么，人们就对道德负有责任，这不仅意味着人们要扩充自己的仁心善性，把自己培养成道德高尚之人，而且也意味着要对他者承担责任，在成己的同时成物；如果人们没有承担起自己的责任，没能成己成物，那么，这只能怪罪于自身，而不能怪罪于生成运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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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观念”？——一个历史语义学的考察

鲍文欣

2026 (3): 20-33.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6.03.003

摘要 ( 6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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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念史研究的一个基础问题是：“观念”是什么？回答这个问题的进路之一，是对作为西方哲学核心术语的“观念”（ἰδέα、idea、idée、Idee等）展开历史语义学的考察。在总体上，“观念”的语义演变呈现为一个从普遍到特殊、从超越性实在到人类心理的下降过程，其间掺杂着扩张、收缩、变形、分裂、复归等插曲。从中可以区分四条主要线索：心理表象化、世界观化、知识－行动化和社会物质化。历史语义学能廓清“‘观念’曾是什么”的历史问题，而要进一步回答“‘观念’应是什么”这个规范问题，则有待于“观念史哲学”之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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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先破后立”到“先立后破”——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方法论的历史演进、逻辑机理与实践进路

杨军

2026 (3): 34-41.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6.03.004

摘要 ( 4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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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立后破”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重要的方法论原则。回溯历史可见，中国共产党人基于对不同历史阶段社会历史现实的深刻理解先后提出了“先破后立”与“先立后破”的方法论原则。无论是“先破后立”还是“先立后破”，本质上都是推动新事物取代旧事物方法论路径的具体表现形态，根本上由新旧事物的本质特征、二者的相互作用关系以及替换过程的系统影响所决定。面对既要持续改革回应时代发展需求，又要巩固改革发展成果、维护社会稳定的现实要求，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唯有以“先立后破”来推动新事物取代旧事物从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这要求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在实践中提升及时性以回应现实需求，提升适配性以筑牢质量根基，提升动态性推进制度立改废释，提升系统性统筹破立节奏，从而确保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蹄疾步稳，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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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端升政治学研究中的“中国”论述

王向民, 杨洋

2026 (3): 42-53.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6.03.005

摘要 ( 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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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意味着“中国”成为分析性概念，并在古今中西的意识结构、建制性概念、方法论提炼与理论化等方面形成丰富的论述。民国政治学家的“中国论述”多大程度上反映“中国”概念的分析能力，是检讨民国政治学知识内容的重要方面。钱端升在党治国家、政府与政治、行政效率、国家政制四个研究领域均有建树，具有明确的古今中西的意识结构，开创了“党治”国家和“强大国家+尊重民权”政体两个建制性概念。然而，受制于国家实践经验与域外理论发展，其研究的概念化与理论化方面仍有一定局限，未能充分将“中国”转化为分析性概念，影响了研究的理论深度与专业化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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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上海高校政治学系的创设、发展与困境

韩戍

2026 (3): 54-63.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6.03.006

摘要 ( 2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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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上海高校的政治学教育开始于清末，从课程、学程逐渐发展为学系，至20世纪30年代初已有11所高校设置政治学系。由于上海高校性质多元，各校政治学系师资不同，课程设置各有偏重，学术风格亦呈现多元发展态势，或注重国际关系的教学与研究服务于政府，或运用自由主义政治学理论批判国民党，或利用政治学系秘密传播马克思主义。其后，国民党政府在教育层面限制政治学系的发展，在政治层面吸收学人从政并排斥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教授。从此，上海高校政治学系整体转向“历史化”，回避研究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学问题，疏离于现实政治，内部已然孕育失败的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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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子》作者考辨及思想研究

刘跃进

2026 (3): 64-76.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6.03.007

摘要 ( 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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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刘子》作者问题，学界有刘歆、刘孝标、刘勰、刘昼四说。文章考订刘昼生于北魏宣武帝延昌四年（515），卒于北齐后主高纬天统二年（566），生平仕途困顿、怀才不遇。《刘子》 “九流”分类取法于《汉书·艺文志》，而非四库馆臣所说来自《隋书·经籍志》，其核心思想为儒道互补并综合诸子百家，蕴含丰富的人生体验。《刘子》应当为刘昼所著《帝道》《金箱璧言》等书的汇编，初无定名，故笼统地冠以《刘子》书名。通过考证《刘子》成书背景与思想来源，结合刘昼生平与传世文献的版本与流传脉络，认为刘昼撰《刘子》更为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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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小说评点的“物质文化”

周瑾锋

2026 (3): 77-90.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6.03.008

摘要 ( 3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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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物质文化”角度对小说评点展开研究涉及刊印技术、刊印机构和传播与接受三个层面。其中刊印技术从技术层面造就了小说评点的物质呈现，包括版面、插图和彩色套印等，是小说评点得以存在的物质基础；书坊、书局和报社作为小说评点的刊印机构，是刊印技术的承载和使用者，正是有了它们的应用和推广，小说评点才得以被大规模刊印和复制，并被赋予了强烈的商业属性；传播与接受关注小说评点本作为“文化商品”进入到流通领域后的具体过程，其中价格、流通渠道和传播媒介是最为重要的三个方面。将“物质文化”纳入小说评点研究的范围，是对以往偏重文学批评的研究格局的有益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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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散神凝：《四库总目》诗文评类例“体兼说部”的历史生成与话语价值

朱银宁

2026 (3): 91-100.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6.03.009

摘要 ( 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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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兼说部”是古典目录学集大成者《四库总目》确立的“诗文评”五种子类之一，以《六一诗话》《中山诗话》为代表，其历史生成有三个关键时刻。其肇端于宋，欧阳修有意在“资闲谈”外衣下借小说之体、运良史之才、作文章家言，创体了被追溯为类例代表的《六一诗话》；发扬于明，王世贞基于吴中文化与门户立场，联合群体在文权角逐中彰显文化资本与治学个性，将《艺苑卮言》纳入了自己文集中创设的“说部”；确立于清，《总目》底本中的部分“说家”作品被《总目》改隶“诗文评”，乾隆帝与纪昀又肯定说部学术价值，“体兼说部”类例得以成立。三朝历经个人创体、群体运作、官方建制，可见“体兼说部”是出于理性设计与历史选择的诗学范式，具有合法性、有效性、日常性，值得与西方诗学系统性理论专著的主流范式交流互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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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国之子”与汉语人类学——以本土概念“修/修行”为例的可能路径

黄剑波, 赵亚川

2026 (3): 101-111.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6.03.010

摘要 ( 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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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万国之子”——不拒斥汉语思想之外其他人类的经验和社会思想的跨文化立场出发，以本土概念修/修行为抓手，汉语人类学尝试展开一种由实践入手的研究进路。在这一进路中，汉语概念既不是理论的终点，也不是文化的标识物，而是一座连接经验与理论、地方与普遍的临时桥梁。修/修行所揭示的，并非某种独特的东方精神，而是人类在时间中通过实践塑造自身的共通命题；其价值在于通过“拂拭—整饬—调治—习练”等过程性工夫，将主体生成、身体技术、伦理训练与生活形态之间的关联重新打通，并由此将“人之成为人”的问题推入可被检验、可被比较的分析场域。由此出发，汉语人类学所追求的，并非以汉语概念取代西方概念，而是在对本土概念的深入体察与方法论反思中，探索一种能够在不同文化经验之间往返、对话并不断生成的理论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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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史之维与本土概念：汉语人类学的一个侧面

石峰

2026 (3): 112-120.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6.03.011

摘要 ( 3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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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耀华的早期研究注重经史典籍或其他文献（国学）与田野调查（人类学）相互贯通、互相发明，在其接续性研究中，庄孔韶从儒家思想里提炼出本土概念“过化”。从两位先生的研究案例出发，通过分析“过化”与“经权”等本土概念，可以看出林耀华与庄孔韶的人类学中国化探索。他们都试图从本土思想中寻找资源，不仅用于解释中国社会和文化的现实，也着力构建人类学关于人的普遍理解。这些研究实践也都可以被解读为切合汉语人类学基本底蕴的重要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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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公地”的本土视角——关于谷苞调查案例的比较研究

王超文

2026 (3): 121-133.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6.03.012

摘要 ( 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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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纪40年代的“魁阁”时期起，谷苞（1916—2012）在其学术生涯中主要成就了三个经典调查案例，即云南呈贡化城村、甘南卓尼藏区及南疆农村社会。这些涉及不同地域和人群的调查研究，共同的重要意义首先在于对地方传统组织的“发现”。谷苞或显或隐地揭示出，这些基层共同体的构成与土地制度、产权等民族学人类学传统议题相关，特别是与人—地关系相关联的共同体成员身份获得问题，使得这些案例具有明显的可比较性，而关于“公地”的描述和分析，则呈现了本土视角下“公”之意涵的多样性与一致性。以文本对读、学术脉络梳理及再研究的方式展开本土经典民族志案例比较，不仅有助于更完整地呈现中国内部的社会文化面貌，同时或可成就一种基于本土视角且超越特定地域和人群的人类学理论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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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发展格局的政治经济学阐释

徐昂, 李正图

2026 (3): 134-147.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6.03.013

摘要 ( 4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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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我国新发展阶段的重大战略决策。基于新中国经济发展格局演化的历史逻辑，立足于新发展阶段的现实逻辑与战略选择，遵循“两个大局”的理论逻辑，成为深刻阐述新发展格局政治经济学内涵的逻辑基础。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理论要点在于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关键环节及其相互作用的内在机理。确立国内大循环的主体地位，关键在于纵深推进国内统一大市场建设和产业链供应链韧性提升。高水平对外开放是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重要途径，以实现开放型世界的互利共赢与安全有序。国内与国际市场的相互联通、相互促进，带来供需联动、创新联动、地区联动等。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高水平制度型开放，成为当前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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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住房负债对就业选择的性别差异影响研究

胡丁培, 虞晓芬, 胡明志

2026 (3): 148-166.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6.03.014

摘要 ( 5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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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2014—2022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结合其他微观数据，从性别分工视角探究家庭住房负债对两性就业选择的差异化影响，结果发现：（1）住房负债显著促进女性劳动参与，而对男性劳动参与没有显著影响。根据性别分工理论，男性作为家庭经济主要支柱，其劳动参与相对稳定；而承担家庭照料职责的女性，更可能因住房负债带来的经济压力从专注于家庭事务转向劳动力市场。（2）住房负债的就业促进效应主要体现在已婚女性群体，特别是具有隔代照料支持家庭的女性。（3）住房负债促使女性选择灵活性较高的自雇创业和兼职工作以兼顾家庭与工作，而男性在此方面则不受影响。（4）住房负债显著增加男性工作强度，而由于家庭责任的制约，女性工作强度未显著提高。上述结论为推动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房地产市场调控以及引导家庭合理负债提供了政策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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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一体化背景下重点城市住房需求关联分析

严荣, 肖白雪, 张黎莉

2026 (3): 167-181.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6.03.015

摘要 ( 3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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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持续深入推进、住房市场波动备受关注的背景下，以住房销售面积作为住房需求的代理变量，采用时变格兰杰因果检验与TVP-VAR-DY模型，对2015—2025年上海、南京、杭州、苏州4个重点城市住房需求的关联性展开实证分析，发现4个城市住房需求波动存在“涟漪效应”，整体关联程度较高，但在2023年下半年有所降低；从波动时序来看，2023年下半年及之前，上海住房需求波动更频繁地领先于其他城市，2023年下半年及之后则更频繁地滞后；从溢出效应看，上海主要表现为住房需求波动的输入方，南京则主要为溢出方。上述研究结果揭示了长三角住房需求关联的时变特征，为这一区域的房地产市场协同治理提供了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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