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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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传》知识论发凡

张志宏

2026 (1): 1-14.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6.01.001

摘要 ( 6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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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人类社会早期的生存现实，我们认为人的“知—行”能力和水平才是一切社会价值的元点。立足于这一观点重新审视《易传》对《易经》的解释，可以发现“知—行”一体贯通的“大认知”正是《易传》的核心主题。从这种大认知观出发，《易传》构建了一个较为完备的知识体系，基本解决了知识类型、知识校验、知识生产逻辑等问题。以知行一贯的大认知能力与水平作为衡量标准，《易传》为我们呈现了中华民族特殊的认知传统与生存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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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寻求和平到寻求永久和平——康德“永久和平论”的深层逻辑与当代价值

龚群

2026 (1): 15-25.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6.01.002

摘要 ( 8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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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霍布斯到康德，他们对人类本性恶持有一种深刻的信念。基于这一信念，霍布斯认为，在没有“利维坦”的状态下，人与人之间处于一种战争状态，而人类之所以需要政治权威、建立国家，是为了摆脱自然状态，寻求和平。康德接过霍布斯和卢梭的论点，认为人的本性的自私恰恰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大自然以相反的手段把人性中美好的东西引出来，使人追求科学、文明与和平。康德进而深化了霍布斯关于战争状态的观点，认为霍布斯仅仅探讨了在一个社会内部实现和平的问题，却未涉及国与国之间实现和平的问题。一国之内结束战争状态，并不意味着国与国之间结束了战争状态。康德认为，要实现人类的永久和平，不能像霍布斯所主张的那样，建立一个对全人类实施政治统治的政府，而应建立一种所有国家间的和平联盟，通过该联盟来保障人类的和平。当代罗尔斯于《万民法》中承接了康德的这一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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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18世纪英国道德情感主义哲学中的“投射”

李家莲

2026 (1): 26-34.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6.01.003

摘要 ( 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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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英国道德情感主义哲学在投射的视镜中理解道德感官和同情机制。基于不同道德情感主义者的不同偏好，该派哲学围绕审美、仁爱、效用和同情这四种不同的偏好创立了四种不同投射范式，据此理解道德赞同/不赞同，并在不预设任何既定道德判断原则的前提下，确立了情感主义道德判断原则和规范原则。然而，在投射视镜的钳制下，由于18世纪英国道德情感主义哲学未能把行动确立为道德赞同/不赞同与道德判断原则之间的有效连接点，也未能据此确立道德善的评价性特征，因此该派道德哲学构建的道德判断与规范原则从根本上来说是失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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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观史与商周史的结合与反思——以商末周初宅的人生史为中心

王进锋

2026 (1): 35-46.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6.01.004

摘要 ( 5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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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50年来，全球范围兴起的“微观史”研究路径给史学研究带来了生趣、亲切的局面。然而，商周史学者由于关注重点的不同，较少运用这种方法。通过梳理甲骨、金文及传世文献记载，能够以商末周初的官员“宅”为个案，复原其跨越商周两朝的人生轨迹：宅在商末帝辛时期由“瞽史”升任“作册”；商周鼎革之际，他未为商朝死难，而是选择投奔到周朝；西周成王初年，其职务降为“小臣”，后因积极效忠而重获信任，在成王晚年再度被任命为“作册”。“微观史”研究路径可以弥补商周史研究中“有物无人”、生动性、趣味性不足的弊端，可有效增强商周史研究的叙事性、亲切感与人文关怀，是值得重视和运用的研究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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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京邑到王畿：晋宋皇权的空间建构及其延伸

刘雅君

2026 (1): 47-57.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6.01.005

摘要 ( 5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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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晋初期，建康通过设立帝社和以孙吴太初宫为宫城而具备京邑性质；苏峻之乱后，王导抵制迁都，王彬修建苑城作为宫城，后经谢安重修，赋予其“象天法地”的内涵。东晋的京邑以五十六所篱门为界，宫掖集中于宫城，外部未按礼制规划，体现了门阀政治下皇权空间受限的特点。刘宋时期，皇权空间逐步扩展：宋文帝将宫城北的华林园改造为迎接祥瑞和听讼的礼制空间；孝武帝则设置王畿，重构京邑礼仪空间，包括以牛头山为南郊祀所、修建驰道和明堂等，使皇权展示从宫城延伸至整个京邑及更广的王畿地区。六朝都城空间不仅是地理建构，更是政治权力运作的关键场域。从东晋到刘宋，皇权展示空间的延伸，直观地映射了江左政权从门阀共治走向皇权复振的政治变迁，奠定了南朝皇权空间政治的基本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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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性、身体和经验——情感史与17世纪欧洲的着魔案例

陆启宏

2026 (1): 58-67.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6.01.006

摘要 ( 5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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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主义常常仅着眼于以历史写作作为语言建构的维度，却忽略了主体性、身体和经验等关键议题。基于精神分析的情感史和情感实践理论，可视为后现代之后新的研究路径。在探究法国卢丹修女集体着魔案等17世纪欧洲案例时，情感史通过关注个体的主体性、具身化的情感实践及生活经验的叙事转化，揭示了着魔现象背后的心理冲突、社会压抑与文化脚本。主体性在与身体和经验的互动中逐步建构，而情感史通过整合心理学、身体史与经验研究，能够更深刻地理解历史行动者的内在世界与外在行为之间的复杂关联，从而为历史学提供一种更具包容性与解释力的分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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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继承文学遗产：20世纪30年代苏联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塑造

[德]苏珊娜·弗兰克, 田洪敏/译

2026 (1): 68-79.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6.01.007

摘要 ( 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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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的背景下，20世纪30年代的《文学批评家》杂志成为讨论美学理论问题的核心平台。在相关的文章和发言中，继承世界文学遗产来进一步发展文学，显然成为一种程式。在对该杂志就“批判继承文学遗产”问题进行考察的过程中，“遗产”观念从法国大革命至斯大林时期的演进，苏联对待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及现代主义的不同态度，围绕卢卡奇与布洛赫等人的论战以及对苏联各民族文学的塑造都是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批判继承文学遗产”也促进了“民族的形式，社会主义的内容”这一文化政策的实施，从而在多元民族文学与统一的苏联文学之间建立了有机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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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尔斯泰与《不如归》的相遇：区域形态驱动和世界命题发生

田洪敏

2026 (1): 80-91.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6.01.008

摘要 ( 6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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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尔斯泰与日本小说《不如归》的相遇，适逢19世纪90年代其思想转向的最后时期。在趋近西伯利亚以东的俄国、日本和中国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地区，这一相遇同时与欧洲革命、工业资本主义、科学发现产生互动。小说《不如归》在中国和俄国的流转，呈现了中、日、俄三国不同代际的知识分子在东北亚区域历史冲击下，如何通过文学文本实现思想对话。而托尔斯泰对中国典籍的不停回顾，直至生命最后五年对现代中国读本的紧张追踪，以及与小西增太郎、德富苏峰、德富芦花等日本明治青年一代的交往，共同形塑了其“向东方”的思想脉络。在这一过程中，文学文本、历史事件和人物之间的彼此相遇，激发了托尔斯泰的世界命题，“世界”所涵盖的形而上学和所有行动迅速对应一种宏阔的历史语境与精神气魄。回溯这一由文学牵引、区域驱动的世界命题发生，深耕繁复的托尔斯泰研究文献与史料，可以为今时今日阐发文明互鉴思想，重启区域文学与区域历史研究，回应人类共同关切的世界文明形态提供丰厚的现代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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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苏轼认识世界的维度及其文学呈现

黄小珠

2026 (1): 92-101.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6.01.009

摘要 ( 4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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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在“随物赋形”之上，以“信”对水的属性加以抽象提炼，由此推演出“有信”“可知”的宇宙观念。这一思想是对老庄“道之有信”的积极扬弃，富有创造性。苏轼诗歌擅于在特定的情境中，呈现对“有信”世界的体悟，既彰显独特的理趣之美，又成为其对抗人生虚幻的思想利器。“信”的思想在形塑苏轼以“验信”观物、写物之际，也促使他将信疑之辨转化为创作的内在理路，并重视呈示认知过程的心理景观。对苏轼“信”思想的考察，揭示了一条通过探赜渗透于多重维度的精微概念来深化宋学研究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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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配社会学中的“正当性”

刘拥华

2026 (1): 102-113.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6.01.010

摘要 ( 7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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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伯对支配或者政治正当性的分析，是韦伯政治社会学中的构成性部分，但支配或者正当性来源于何处，则众说纷纭。区别于从组织体强制分析正当性的思路，可以重新聚焦于利益的概念，来阐释正当性与利益之间的内在关联。在这个分析中，我们将正当性支配拉回到社会行动的框架中予以说明，而这个社会行动又主要关涉到行动者之间利益的关系。在此分析的基础上，可以发现，在政治行动中，行动者的动机世界包含着多元的因素，而非单一的考量，尤其是利益动机的因素是我们不可忽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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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拿巴主义与王朝问题——从韦伯学说理解俾斯麦的政治心灵

张巍卓

2026 (1): 114-123.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6.01.011

摘要 ( 6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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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韦伯关于德国政治的论述里，俾斯麦的人格形象、事迹及其遗留给德国的政治遗产无疑构成了核心的问题。作为德意志帝国的实际缔造者，俾斯麦不仅亲手改变了德意志各邦国四分五裂的局面，造就了统一的国家，而且由他主导和推动的一系列政治变革深刻地塑造了德国的国家形态。以韦伯的支配学说为起点，从“波拿巴主义”和“王朝”两个方面推进关于俾斯麦政治心灵的成长与现实效果的解释，可以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地理解德国社会学传统中的国家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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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伯的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方法论下的政治观

王赟

2026 (1): 124-135.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6.01.012

摘要 ( 6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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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伯敏感于他所处的巨变时代，并认为现代性的主要文化中都表现出理智化的特征，且理智化并非救世良药。具体到韦伯的现实关怀，他一直关注德国这一文化意义上的“自我”在理知化的世界中应具有何种地位。从韦伯学说的思维图示出发，即从19世纪末德国自身的社会科学传统对韦伯的影响出发，可以分析方法论视角下韦伯思想中民族主义倾向和自由主义倾向的纠缠。研究认为，韦伯学说并非建立在古典的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概念对应上，韦伯的思想既是独创的整体，又必然受到当时文化思潮和科学传统的影响，与其从当今流行的概念出发断定韦伯的立场，不如以这种观念纠缠为线索，在更为综合的意义上理解韦伯学说及其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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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人应用、产业结构转型与劳动收入份额变动

盛垒, 张玺

2026 (1): 136-149.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6.01.013

摘要 ( 4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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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时代，“机器换人”趋势愈演愈烈，机器人的大规模应用对我国劳动力市场产生了深刻影响。本文运用IFR等数据构建城市工业机器人渗透度作为机器人应用的度量指标，利用2006—2019年285个城市的平衡面板数据，实证探讨机器人应用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发现：机器人应用显著促进了城市劳动收入份额提升，且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分析结果均支持这一结论；机制分析表明，机器人应用推动城市产业结构转型，提升了劳动收入份额；异质性分析表明，机器人应用对服务业、东部地区、服务业发展程度中等和较高城市的劳动收入份额提高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而对制造业及其细分行业、西部地区和服务业发展程度较低城市的劳动收入份额变化产生了显著负向影响。上述结论对地方政府推动智能技术应用、优化产业结构、调整收入分配等带来了重要政策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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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赋能绿色贸易：来自制造业上市公司的证据

贾彩彦, 褚博文, 印炳旭

2026 (1): 150-165.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6.01.014

摘要 ( 7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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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追求绿色发展成为全球共识的背景下，探讨人工智能技术应用能否以及如何改善环境、促进绿色贸易具有重要意义。为此，本文构建了包含劳动力、人工智能、能源等要素，并聚焦于出口产品质量与绿色贸易的垄断竞争模型；同时，基于绿色产品视角，利用2010—2022年中国制造业上市企业数据开展了实证检验。本文发现：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能显著提升绿色贸易水平；其主要机制在于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能有效降低企业污染排放，提升出口产品质量以及增强创新能力；此外，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对小企业、非国有企业以及东中部地区绿色贸易水平的促进作用尤为显著。本文进一步分析表明，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还有助于企业进入出口市场和提升出口韧性。上述结论为人工智能应用促进企业绿色贸易、加速企业绿色转型、拓展国际市场提供了经验证据，为完善人工智能支持绿色发展的政策提供了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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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欧绿色低碳第三方市场合作驱动路径研究——基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视角

徐世腾, 孙昕怡, 陈有志

2026 (1): 166-178.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26.01.015

摘要 ( 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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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欧在绿色低碳领域的第三方市场合作，已成为共建“一带一路”的国际合作新模式。基于45个合作项目案例，在“第三方市场投资环境—项目情况—中欧绿色合作潜能”的理论框架下，采用必要条件分析（NCA）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相结合方法，探析促进中欧绿色低碳第三方市场高效能合作的核心条件与多元组态路径，结果发现：中欧绿色低碳第三方市场合作项目成效是项目融资支持、东道国制度环境及其与欧洲历史文化联系、政府引导、中欧绿色合作潜能等多重要素相互作用的结果，项目融资支持是核心必要条件；中欧绿色低碳第三方市场合作存在“技术协同—制度保障型”“政府统筹—历史纽带型”“政府统筹—技术赋能型”“市场驱动—绿色贸易联动型”等多条高效能组态路径。上述结论为中欧绿色低碳第三方市场合作的提质升级，提供了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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