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10月6日, 埃及与叙利亚分别从南北两面向以色列发动袭击, 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目前学界对此次战争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 依据的研究材料主要是新闻报道、政府文件、联合国决议、领导人讲话、民意测验、宣传材料等。近年来, 美国政府外交档案中关于第四次中东战争的文献相继解密, 中情局、国安会、国务院和国防部等各部门内部和往来信件与电报等为重新审视此次战争及美国对这场危机的反应提供了重要素材。^①本文将以美国新近解密的外交档案文献为基础, 重点考察美国与第四次中东战争的内在关联。

1973年初, 埃及与叙利亚曾要求以色列从被占领土上撤出, 这一要求在美国政府看来是很荒唐的, 因为埃及与叙利亚在第三次中东战争中是战败国, 战败国要求战胜国作出让步是令人难以想象的。以色列的傲慢与美国政府的拖延政策最终迫使埃及总统萨达特和叙利亚总统阿萨德通过制造一场危机来收回领土。10月4日, 苏联开始从埃及和叙利亚撤侨, 埃及、叙利亚针对以色列的战争一触即发。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处理危机的主要机构——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Washington Special Action Group)在战争爆发前召开会议。尽管该小组准备了预案, 但由于美国情报部门严重误判形势, 特别小组认为, “苏联从中东撤侨可能有两种原因, 一是战争迫在眉睫, 二是苏联同阿拉伯国家关系恶化, 并认为第二种可能性最大。”^②在战争即将来临之际, 美国情报部门与国安会核心决策机构对形势评估出现如此严重的错误, 在历史上实属罕见。这既是美国官员傲慢心态所致, 也是其对阿拉伯国家领导人政治心理缺乏了解的反映。

战争爆发后, 美国安全部门异常震惊。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再次召开紧急会议, 商讨应对政策。特别小组对中东形势、苏联意图与阿拉伯国家军事失败的后果进行了宏观分析, 认为需要采取具体步骤减少美国利益受到的威胁:1、启动石油工作小组, 应对阿拉伯石油禁运, 同时与伊朗政府取得联系, 执行紧急石油供应计划; 2、提醒美国侨民从中东国家撤离, 特别是在利比亚的侨民; 3、利用联合国与双边协商机制在阿以维持现状的基础上实现停火; 4、公开声明要求交战方停火, 但不表明立场。^①该文件许多内容至今尚未解密, 但从特别行动小组的分析来看, 他们高估了以色列的军事实力, 深信以色列很快就可以击溃埃及和叙利亚; 而从其提出的紧急预案的排序来看, 维护美国在中东的石油安全与保护侨民是美国政府的首要考虑。

越南战争结束后, 美国总体上处于一种颓势, 便开始在全球范围内收缩力量。为防止苏联趁机插手中东, 美国首先寻求中国的政治支持。10月6日晚, 基辛格与中国驻美联络处主任黄镇举行了会谈。基辛格表示, 美国的战略目标就是阻止苏联在中东获得主导性力量, 支持以色列只是第二位的情感问题。^②中东战争爆发后, 中美既有共同利益——反对苏联在中东扩张, 也有分歧——中国支持广大阿拉伯国家收复失地, 反对以色列霸占阿拉伯人的土地。因此, 中国政府表示“无能为力”, 在10月22日安理会通过第338号决议时, 中国是唯一未投票的国家, 显示了超脱立场, 美国获得了中国政府的有限支持。

在战争爆发后一周内, 苏联对埃及和叙利亚的空运也大规模展开, 美国国务院开始安排对以空运事宜, 包括空运时间、武器类型、数量、路径等。美国对以空运在技术上没有任何难题, 最主要的是美国政府必须考虑空运产生的政治后果。10月15日, 国务院政治—军事事务局主任维斯(Seymour Weiss)在给基辛格的备忘录中指出, 国防部计划每天派4架C—5和12架C—141运输机对以空运, 并已批准空运2.5万吨物资, 空运大约需要28天才能完成。该备忘录分析了运输机返回美国时在英国和西班牙加油的可能性。同时, 尼克松政府还批准向以提供16架F—4鬼怪式战斗机和30架A—4天鹰式战斗机。^③这些战斗机随后使以军迅速获得制空权, 扭转了战场上的不利局面。

由于美国副总统金融丑闻与总统水门事件先后浮出水面, 基辛格十分担心苏联会趁虚而入, 在中东地区谋求军事存在, 因此在积极寻求中国政治支持的同时, 也力图谋求北约盟国的军事和道义支持。除荷兰之外, 欧洲盟国为了维护在阿拉伯世界的石油利益, 大多对美国采取疏远态度, 强调在阿以冲突问题上严守中立, 英法等欧洲大国均宣布不向中东国家出售武器。由于尼克松政府奉行亲以政策, 美国同西欧在对待阿以冲突问题上出现了分歧。10月16日, 美国常驻北约大使拉姆斯菲尔德强调:美欧合作阻止苏联向阿拉伯国家空运军事物资, 从而对打破军事平衡具有重要意义, 并指出以下几点:1、如果美欧政策相左, 西方的全球参与度会降低; 2、美欧应共同制定经济措施, 如出口管制等; 3、美欧应向亲阿拉伯国家的匈牙利和南斯拉夫共同施加压力; 4、美欧应共同评估美苏之间达成的双边协议和备忘录; 5、美欧应共同讨论北约秘书长和其他盟友提出的其他问题。^④

美国的北约多数盟国并不反对增强北约内部凝聚力, 但法国和比利时等认为, 美苏倡导缓和实际上将欧洲盟国矮化为“二等公民”, 严重损害了欧洲的利益和尊严, 美国同北约盟国关系因此出现了危机。法国外长米歇尔·若贝尔(Michel Jobert)还指责基辛格“一方面同勃列日涅夫握手言和, 以欧洲利益为代价谋求美苏缓和, 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另一方面却向中东运送成千上万吨军备物资。”^⑤美法关系龃龉还影响了其他北约盟国同美国的关系, 继法国宣布奉行中立政策后, 西班牙、葡萄牙和意大利政府也宣布“其领土无论如何都不能被美国用来干预中东事务”。英国具有影响阿以关系的潜在能力, 但它随后也宣布:美国不得使用其在英国的军事基地援助以色列, 因为“英国在阿拉伯世界拥有重要的经济和商业利益, 特别是石油利益” ^①这足以表明美欧矛盾已不是双边矛盾和个别现象, 而是美国与荷兰之外几乎所有国家的普遍矛盾。由于西欧大国拒绝承担义务, 尼克松政府为显示对以色列准盟友安全保证的可信度, 不得不单独向以运输武器。

在接下来的数天里, 阿以双方的战斗处于一种焦灼状态。17日下午, 国务院中东形势分析报告认为, 在阿以战争出现新变化的情况下, 美国政府必须坚持以下几点:1、总统必须继续推进紧急石油计划; 2、对以色列空运必须以最高水准从德国经荷兰鹿特丹完成; 3、美国政府将于18日决定是否向以色列再提供一批A—4型天鹰战斗机和F—4型鬼怪式战斗机; 4、必须立即启动对以色列的海运, 动用尽可能多的船只运送军事物资。^②基辛格对以色列的空运乃至海运的决定并未受欧洲盟国冷淡态度的影响。基辛格显然希望以色列能够迅速取得军事胜利, 为战后政治谈判提供更多的筹码。

正当阿以在战场上出现有利于以色列的变化时, 犹太人院外集团积极影响虚弱的尼克松政府, 迫使尼克松最终“请求”国会批准向以色列提供22亿美元的援助, 并得以通过, 这一政策立即引起阿拉伯产油国的不满。10月18日, 阿拉伯产油国全体代表出席了在科威特召开的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会议。沙特、科威特、利比亚等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宣布减产5%, 沙特还宣布向美国禁运石油。^③然而, 阿拉伯产油国的政治努力和石油武器的运用并未能从根本上扭转埃及和叙利亚在战场上的颓势。随着美国先进武器相继运抵战场, 以军进攻性力量明显增强, 士气也逐步高涨。10月19日, 国务院中东工作小组公布了第43号形势分析报告。该报告认为, 以色列攻入苏伊士运河西岸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它既可以包围苏伊士城、进攻开罗, 也可以切断位于西奈半岛的埃及第三军供给线, 但“战场上有利的前景使以色列难以接受停火”。由于战场上的失利, 始终奉行有限战争理论的埃及开始考虑停火, 这也是苏联总理柯西金近期访问开罗并同埃及总统萨达特探讨停火细则的主要原因。^④此分析报告总的来看是客观的, 表明埃及在停火问题上政策趋于缓和, 在关键时刻为基辛格制定美国中东政策、特别是在安理会通过阿以停火决议提供了参考。

由于战局日益对埃及不利, 埃及总统萨达特主动提出停火, 苏联总理柯西金随后访问开罗, 之后提出阿以双方应立即停火。10月19日, 勃列日涅夫在给尼克松总统的信中指出:“中东地区的形势恶化对美苏两国关系都会产生负面影响, 这是双方都不愿意看到的, 因此双方需作出及时、有效的政治决定。”^⑤苏联领导人邀请基辛格于10月20日访问苏联。由于以色列在获得美国空运后力量大增, 在战场上节节胜利, 对停火不感兴趣。考虑到谈判可以为以色列的进攻赢得更多时间, 基辛格决定接受苏联领导人的邀请。10月19日晚, 基辛格与国防部长施莱辛格等美国国务院和军方官员举行会谈。基辛格认为在美苏会谈时可提出“笼统的停火计划”, 并重提遵守“安理会第242号决议”, 使阿以都回到第四次中东战争前的状态。此外, 谈判期间, 美国对以军事空运不能停止, 维持“每天向以空运10架A—4天鹰战斗机、4架F—4幻影战斗机”。^⑥基辛格坚信, 只有以军在战场上进一步扩大战果, 美国在同苏联谈判时回旋余地才会更大。在美苏谈判问题上, 尼克松与基辛格存在不同看法。基辛格希望通过主导阿以谈判, 避免苏联军事力量进入中东, 而尼克松则视苏联为伙伴, 试图在美苏两极关系中解决中东危机; 基辛格希望在谈判中采取拖延政策, 为以军争取时间, 而尼克松希望美苏尽快达成协议, 减轻其在国内受到的指责。因此, 10月20日, 尼克松在给勃列日涅夫的回信中对美苏达成妥协充满信心, 并承诺将“让基辛格作为其全权代表”同苏联领导人进行谈判, ^①这封信使基辛格相当不满, 因为基辛格很难以“同总统进行商量”为借口, 为以色列争取更多时间。

10月20日, 勃列日涅夫在莫斯科会见到访的基辛格, 双方准备为未来中东和平规划蓝图。勃列日涅夫指出: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像美苏这样有如此多的合作, 但是中东仍在爆发流血冲突, 所以首先必须实现停火, 其次必须消除导致冲突的根源, 举行中东和谈。^②基辛格强调执行安理会第242号决议的重要性, 希望以此为契机, 让以色列邻国承认其存在是现实, 并保证其生存与安全。由于以色列在战场上处于优势, 且时间对以方有利, 基辛格希望以拖延的方式迫使苏联和埃及让步。但是, 当天尼克松在给基辛格的备忘录中却指出了美苏立即达成停火协议的重要性:“我坚信, 美苏双方遇到了15年以来建立中东和平的最佳机遇。如果我们丧失此次机遇, 就应承担历史责任。尽管以色列在战场上赢得了胜利, 但我们仍需向以色列施加压力, 不管采取何种手段, 同时苏联也应向它的朋友施压, 这也是符合以色列利益的。”^③由此可见, 身陷国内困境的尼克松在美苏共治的思想下看待中东冲突, 这与基辛格主张拖延、最终将苏联排除在阿以谈判之外的谋略有很大差别, 此信自然再次引起基辛格的不满。作为国务卿, 他甚至感到十分“震惊”, 认为“尼克松对勃列日涅夫信件的内容缺乏判断力”, 并埋怨“尼克松在公开声明自己立场之前未能通知国务院”。^④尼克松与基辛格矛盾的症结依然如故:基辛格希望以色列所处的强势地位在谈判中获得更多的“筹码”; 尼克松相对保守, 希望尽快同苏联合作实现中东停火, 凸现卓越的危机管理能力, 转移国内视线。

10月21日中午, 勃列日涅夫同基辛格在莫斯科举行第二次会谈。基辛格对程序性问题并未提出异议, 但是他未能执行尼克松的意志, 而是希望在下列三个问题上同苏联讨价还价。第一, 关于“有关各方” (Parties under Appropriate Auspices)的内涵, 苏联强调其指的是美苏, 两大国参加所有会谈, 但基辛格强调, 美苏“只参与重大会谈而非全部阿以会谈”, 其言外之意是反对苏联参与所有中东和谈; 第二, 尽管尼克松视基辛格为“全权代表”, 但基辛格为了能够使以色列有更多的反击时间, 提出要向国内“传送一份备忘录”, 同“总统商量”; 第三, 勃列日涅夫提出, 安理会通过停火决议后, 阿以双方应当立即执行, 但基辛格认为, 这样的措辞必将导致决议一通过, 阿以便已违反协议, 提出安理会通过停火决议24小时后执行。经双方讨价还价, 美苏领导人同意在停火决议表决通过6小时后生效。^⑤

美苏谈判结束后, 基辛格作出一项重要决定:要求美国驻苏大使馆给国务院发一份电报, 要求其官员“立即会见以色列驻美大使迪尼茨, ”声明“如果以色列在停火协议生效前有必要继续行动, 美方充分理解。在通过决议到生效之间大约12个小时的时间里, 以色列仍可继续向目标发起进攻, 即便以色列因上述原因而略微拖延一点时间也是可以接受的。”^⑥此份电报英文虽只有100多字, 但却向以色列传递了重要信息——以色列在停火协议达成乃至生效后仍可“乘胜追击”而不会受到谴责。10月21日, 国务院中东工作组提交了第52号工作报告。该报告分析认为, 以色列在北部战场上基本停止军事行动, 在南部则加大了打击范围, 取得了重要军事胜利。^⑦当天下午1点35分, 基辛格在以色列同以总理梅厄举行会谈:

“基辛格:你们是否获得我们发出的信息, 那就是如果你们在那一边(即战场上)还需要几个小时……

梅厄:就地停火什么意思?

基辛格:坦率地说, 我们还没考虑过…… (但是)如果在晚上(10月22日夜里至23日凌晨)我在飞回华盛顿的飞机上时(中东)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们是不会向你们发出强烈抗议的。

梅厄:如果他们不停止进攻, 我们也不会停止(进攻)。

基辛格:即便他们停止进攻……”^①

基辛格的言外之意是, 即便阿拉伯军队停止战斗, 以军仍可以无视安理会决议, 向埃叙两国发动攻击。由此可见, 尽管基辛格多次重申他的外交政策不会因为自身犹太人身份而表现出某种偏见, 但此份文件充分显示了其对以色列的倾斜政策, 也显示了美以之间的战略默契。

受基辛格访以谈话的影响, 以色列在停火问题上采取了耐人寻味的政策。梅厄总理一方面敦促叙利亚接受停火, 并要求约旦将坦克军撤回国内; 另一方面表示“以军在南方需要两三天时间才能解决战斗。^②后来的形势是, 尽管埃及停止了军事行动, 但以军迟迟不愿意解除对埃及第三军和苏伊士城的包围和封锁, 这使不结盟国家如埃塞俄比亚等国纷纷宣布同以色列断交。但政治上限于孤立境地的以色列在军事上依然取得了胜利。10月23日, 美国国务院中东工作小组公布的第57号分析报告显示, 截至10月22日, 阿拉伯国家共阵亡1.57万人, 损失坦克1950辆, 战斗机412架, 轮船30艘; 以色列阵亡4150人, 损失坦克875辆, 战斗机119架, 轮船1艘。^③

以色列违反停火协议、继续向埃及进攻, 引起苏联的强烈不满。10月23日上午, 勃列日涅夫致信基辛格, 称”有可靠情报显示, 以军仍继续在苏伊士南部向埃及挺进, 违反了安理会决议, 这是无法接受的, 也是以色列欺骗战术的一部分。“因此, 勃列日涅夫强调了美苏合作迫使阿以双方遵守安理会决议的重要性。^④此时, 基辛格或许意识到了以色列违反停火协议问题的严重性, 开始改变其“暧昧态度”, 防止阿拉伯国家向苏联敞开大门。24日下午3点, 基辛格打电话给以驻美大使迪尼茨, 向他说明了美国在联合国的立场:“ (1)美国坚决要求(阿以双方)遵守停火协议; (2)美国坚决反对美苏联军队进入中东(除非以色列认为有必要); (3)美国坚决赞成联合国派出观察员前往交战地区; (4)美国在原则上坚决要求交战双方回到原先边界, 但不会提出实施方案。”^⑤在上述四点中, 基辛格实际最担心的是第二点, 亦即苏联势力趁机进入中东, 其他三点都与第二点息息相关。

10月24日晚上, 勃列日涅夫致信尼克松, 此信从头至尾充满了“火药味”。首先在称呼上, 勃列日涅夫一改以往惯用的“亲爱的总统先生”, 而仅仅使用了“总统先生”一词; 其次, 从内容来看, 这封信无异于“最后通牒”。勃列日涅夫强调指出:“事实证明, 以色列继续无视安理会停火决议, 挑战了美苏的权威, 因为美苏共识是停火决议的基础。因此, 让我们一起立即向埃及派驻军队, 以实施8月22日和23日决议。坦率地讲, 如果你们认为不可能与我们在此问题上联合行动, 我们认为非常有必要单独采取必要措施。我们不能让以色列继续为所欲为。”^⑥这封信对基辛格来说无疑是难以接受的, 因为美国政府无法接受苏联的恐吓与“最后通牒”。

25日清晨5点, 尼克松给勃列日涅夫回了信。信的称呼也是“总书记先生”而不是“亲爱的总书记先生”, 表明了美国政府的立场:“我必须告诉你, 你们所谓联合行动、将美苏军队派往埃及的构想在目前情况下不是恰当之举。另外, 美国尚未发现以色列有严重违反停火协议之处。不管是哪一方违反了停火协议, 只要联合国观察员人数增加, 这一问题就会有效得以处理。”最后, 尼克松再次声明:“我们绝不会接受苏联所谓的单边行动, 因为它违反了我们达成的共识, 违反了1972年美苏在莫斯科协议的原则, 也违反了《预防核战争协议》第二条。苏联单边行动将会产生无可估量的后果, 对美苏任何一方都不利, 也对我们所努力追求的一切目标都不利。”^①尼克松在此信中传达的重要信息就是:苏联派兵埃及是美国所严重关切的, 美国政府会采取相应行动。与此同时, 为防止苏联强行采取单边行动, 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处理危机事件的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决定将“防务状态”提升至3级战备, 美国的核运载工具处于警戒状态, 古巴导弹危机的一幕又将重演。

为阻止苏联在中东谋求军事存在, 基辛格再次启动美中苏和美欧苏三角关系, 积极利用中国和北约盟国制衡苏联的扩张。10月25日下午4点, 基辛格会见黄镇, 强调“以色列并未继续进攻埃及, 但苏联单独行动、苏军进入中东, 将产生最严重的后果。”^②在反对苏联在全球扩张问题上, 中美两国领导人存在相似看法, 也拥有共同的战略利益。同一天, 基辛格要求美国驻北约大使拉姆斯菲尔德向北约秘书长约瑟夫·伦斯(Josesph Luns)解释美国为何将“防务状态”提升至3级战备, 并希望美国在同苏联对抗时“能够获得北约的全面支持”。^③

美国政府将“防务状态”提升至3级战备使苏联政府大为震惊。25日下午, 勃列日涅夫通过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向尼克松转交了一封信。首先, 苏联领导人仍坚持认为, 以色列一直未能停止军事行动, “埃及苏伊士城的战斗依然在继续”; 其次, “苏联宣布向开罗派出由70人组成的代表团, 其任务是监督安理会决议的执行”; 再次, “苏联观察员代表团愿意同美国观察员代表团合作。^④很显然, 在美国将“防务状态”提升至3级战备后, 苏联放弃了原先派兵前往埃及的计划。如果说勃列日涅夫写给尼克松总统的“最后通牒”式的信件有何积极意义的话, 那就是迫使美国决定向以施压, 阻止其进一步对埃及发动袭击, 避免埃及第三军和苏伊士城遭到以军的包围和进攻。

安理会通过第340号决议后, 美国寻求更加平衡的中东政策, 主要是因为基辛格担心, 埃及一旦被击败, 其荣誉和尊严将再次受到损害, 萨达特执行的相对温和政策恐将难以维继, 苏联在中东的影响力势必上升。由于以色列消灭埃及第三军、扩大战火不符合美国利益, 基辛格说服以色列接受了埃及的请求^⑤, 美苏外交危机也宣告结束。

从解密的档案文献可以看出, 第四次中东战争期间美国的中东政策是个不断调整、不断完善的过程。但时至今日, 负责处理此次危机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下属机构——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的会议记录部分尚未解密, 所以学界只能了解到该行动小组的决策结果, 却难以推断其决策过程。从史学角度来看, 今后对第四次中东战争的研究还可依靠俄罗斯、阿拉伯和以色列等国解密的政府外交文件等, 使文献来源尽可能做到多元化, 真正还历史以原貌。

这场战争既是阿拉伯与以色列民族之间爆发的最后一场大规模军事冲突, 也是具有历史意义的阿以和平进程的发端。早在萨达特于1970年执政后, 埃及就多次要求埃以双方就归还阿拉伯人被占领土问题举行会谈, 但这一要求当时不仅遭到以色列的断然拒绝, 而且遭到美苏的漠视与拖延。从战争爆发的原因、过程与结果来看, 美国政府对此次战争的影响是巨大的, 而基辛格个人的影响最大, 甚至超过了尼克松。受水门事件和金融丑闻事件的影响, 美国总统与副总统均未能在此次危机处理中扮演核心角色, 而美国前国务卿罗杰斯也因受尼克松与基辛格的排挤而最终在危机爆发前辞职。作为上任不久且十分自负的新任国务卿, 基辛格与第四次中东战争存在重要关联。

首先, 基辛格在某种程度上是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的外部动因。1973年9月基辛格担任国务卿后, 萨达特曾多次提出美苏召开中东和谈, 但基辛格拒绝了萨达特的请求, 而是默认阿以维持“不战不和”的现状, 使国内压力巨大的萨达特被迫选择了战争, 寄希望于通过制造一场危机来收回被以色列占领的西奈半岛。

其次, 尼克松和基辛格成为影响第四次中东战争进程的重要人物。尽管阿拉伯产油国在战争爆发后多次警告美国不要向以色列提供军事援助, 但二人仍然推动政府向以色列空运军事物资, 此举无疑影响了战争进程。10月22日, 基辛格在访问以色列时怂恿以政府不要理会联合国通过的停火决议, 结果以军在停火日期到达后仍有恃无恐, 继续袭击埃及军队、包围苏伊士城, 使苏联不得不向尼克松发出“最后通牒”, 并威胁要“单独行动”, 拯救被困的埃及第三军。而基辛格突然将防御状态提升至3级, 显然较为鲁莽, 暴露出这位外交家以及身处困境的尼克松总统在面对危机时缺乏稳健的一面。

再次, 基辛格推动的美埃和埃以谈判影响了此次冲突的结果。基辛格非凡的沟通能力与谈判技巧帮助美国在内忧外患的双重艰难条件下维护了战略盟友以色列的生存和战略利益, 将苏联排除在中东和谈之外, 并促使埃及说服阿拉伯产油国最终解除了对美国的石油禁运。处于战略收缩期的尼克松政府在中东不仅没有丧失原有的战略利益, 而且启动了埃以和谈, 外交成就斐然。

最后, 从解密档案来看, “缓和战略”并未在基辛格的危机管理中占据重要位置。基辛格外交之所以能够取得积极成效, 一方面与其高超的外交艺术密切相关, 另一方面与美以和苏埃两大集团的实力分布存在重要联系。凭借美国对苏联的优势和以色列对埃及与叙利亚的优势, 基辛格可以在谈判桌上游刃有余。作为现实主义外交大师, 基辛格在处理此次中东危机时无疑是从缓和战略的大背景下去思考问题。有趣的是, 危机爆发前, 美苏领导人多次强调双方今后将奉行“缓和战略”; 而当美苏真正爆发危机时, 两国领导人的来往信函中几乎看不到“缓和”的字眼; 危机结束后, 美苏领导人又重提“缓和”。可见, “缓和”只不过是美苏两国领导人的外交辞令与文字游戏而已, 它既没有实质性内涵, 也难以指导两国的外交实践, 只不过是两个超级大国权力争斗的“道具”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