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法国自由主义思想家邦雅曼·贡斯当(Benjamin Constant)非常重视现代个体自由的正当性, 以赛亚·伯林据此在他的著名论文《两种自由概念》中把贡斯当视为消极自由的提倡者。^①由于《两种自由概念》一文的广泛影响, 贡斯当的自由主义思想被简化为对现代个体自由的辩护。然而, 伯林和他的很多读者和追随者均忽视了贡斯当对现代个体自由的消极面的深刻批判, 没有注意到贡斯当对现代个体自由的虚无主义阴影的敏锐洞察。因此, 要理解贡斯当的自由主义, 首先应当搁置伯林论文的论断, 深入到贡斯当思想的内部, 呈现其对现代个体自由的复杂理解, 考察贡斯当如何在批判这一自由的消极性时辩护其正当性。本文将论述贡斯当对现代个体自由的深入思考, 说明自由主义不能把个体自由作为不言而喻的前提, 而必须首先把它作为现代性的特点和问题对待, 对其弊病和正当性两方面予以充分理解, 并在维护其正当性的同时寻求解决其弊病的途径。

我们可以用对自由的捍卫来概括贡斯当一生的使命。1829年, 也就是贡斯当去世前一年, 他在他的文集前言中写道:“四十年来, 我捍卫同样的原则:在一切方面的自由, 宗教、哲学、文学、政治等方面的自由。至于自由, 我指的是个体性(individualité)对企图通过专制来统治的权威所取得的胜利, 以及个体性对声称有权利以多数来奴役少数的大众所取得的胜利。”^②可见, 自由对于贡斯当来说主要是个体自由, 也就是个体相对于他人、大众和社会的独立:“人的存在的一部分必然总是个体性的和独立的, 在权利上总是任何社会权能所不能触及的。主权仅仅以一种有限的和相对的方式存在。在个体存在的独立开始时, 这个主权的裁判权限就停止了。”^③个体存在中这一不可触犯的部分体现在很多方面:“个体权利在于做一切不会伤害他人的事情的能力或者在于行动的自由, 在于不被强迫宣告他并不信服的任何信仰——即使这一信仰是多数人的信仰, 在于宗教自由, 在于通过各种公开途径表达思想的权利, 只要这种公开性不会伤害任何个体且不会导致任何有罪的行为, 最终还在于确信不会受到专断对待……也就是说在于确保仅仅根据法律和程序才能遭到逮捕和审判”^④。不可剥夺的个体独立的权利和以这一权利来限制社会或政治权力, 这两个方面构成了贡斯当毕生要捍卫的政治原则。在他看来, 在现代社会, 无论一个国家采取君主制、共和制或是其他的政治形式, 这一政治原则应该构成现代政治的基础。在其最重要的政治理论著作, 也就是1806—1810年期间写作、但直到1980年才得以出版的《政治的原则》一书中, 贡斯当从政府、立法、经济、财产、税收、信仰、思想等各个方面全面阐述了限制社会权威、保障个体权利的必要性^①。

贡斯当认为, 以个体独立为特征的个体自由的概念是现代社会才有的现象。贡斯当思想最为人熟知的一个方面就是对古代人的自由和现代人的自由的区分^②。他所指的古代人主要是古希腊和罗马共和国所代表的古代城邦世界的公民, 在这个世界中“个体为了整体被完全牺牲了”; 他引用孔多塞的观点说明“古代人没有任何关于个体权利的观念”^③。古代城邦国家由于疆域狭小、热爱战争、缺乏商业、实行奴隶制等原因而形成共同体政治, 共同体的利益和主权几乎完全支配了公民的生活, 集体对个人的私人生活有高度的控制。同时, 公民拥有充分的政治自由而能够直接参与主权的决策, 以集体的方式直接行使完整主权的若干部分, 在政治参与中获得快乐和意义。古代人享有的自由是一种忽视个体独立的公民权利, 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政治自由。进入现代社会之后, 国家规模的扩大降低了每个公民的政治重要性, 每个公民分享主权在大多数情况下不过是抽象的假定, 现代人不再能拥有古代人能够在政治中运用自由而带来的乐趣; 现代社会导致社会分工的产生并且形成私人领域, 这种社会形式当中个人不可避免地要求充分的自由来选择属于自己的职业和生活方式, 而商业的发展尤其激发了人们对个人独立的热爱; 商业精神取代了战争精神, 同时由于奴隶制的废除和文明的进步, 现代社会民情日趋柔和, 人们更加依附家庭和个人交往中的个体情感而非共同体的伦理。这些因素共同作用形成了与古代人自由截然不同的现代人的自由——这一思想构成了贡斯当1819年发表的著名讲演“古代人的自由和现代人的自由的比较”的主要内容。现代人的自由意味着“和平地享受私人的独立”, 因此私人生活的独立而非政治参与才是现代人的自由的主要特点^④。这种确保个人能享受其私人快乐的自由首先要求个体不受到不正当的约束。这与霍布斯所界定的、后来被伯林所概括的消极自由几乎没有区别。

贡斯当通过历史所带来的政治和社会变化来说明与现代社会对应的自由形式^⑤, 指出个体独立而非古代城邦的政治参与是人们主要的生活方式。因此, 如果在现代社会强行推行牺牲个体独立的古代式政治自由, 其结果必然是暴政和恐怖。不过, 如果据此认为贡斯当基于历史主义的立场而论证现代自由的正当性并从而成为现代性的简单拥护者, 则不免操之过急, 以赛亚·伯林和很多贡斯当的评论者都没有看到贡斯当对现代个体自由的深刻批评。在贡斯当的书信、文学作品和政治论著中, 与现代自由的正当性并行不悖的一个主题是现代自由可能导致的虚无主义:现代人往往不知道如何运用他们拥有的自由; 即使现代人没有外在约束, 他们也可能无法摆脱内在的约束、发现人生的意义从而实现真正的自由。如果我们熟悉当代学界关于两种自由的相关辩论, 我们会发现这就是查尔斯·泰勒那篇旨在批驳消极自由的著名论文《消极自由有什么错?》的主题^①。

贡斯当本人自年轻时就常常被一种深刻的怀疑主义和虚无主义所攫取, 这种情绪贯穿了他的一生^②。而在他看来, 他自己的怀疑主义和虚无主义不过是现代人的通病罢了。现代人的虚无与古代人的信仰精神形成了鲜明的反差。贡斯当所勾勒的古今差异的图景是很均衡的, 在其中我们既能看到现代个体独立取代了古代式的政治自由, 也能看到古代人的坚定信念和为了共同体牺牲自我的德性在现代社会让位于个体的利己主义、怀疑主义和虚无主义^③。这一比较非但没有像很多研究者认为的那样完全倾向于现代, 而是体现出对现代性的深刻洞察和批判。贡斯当的思考在很大程度上延续了卢梭在《论科学与艺术》当中对文明发展的道德批判。在他看来, 现代人已经被文明腐蚀得世故并且软弱:“文明的进步通过削弱人的性格来使之变得精致”^④。经济特别是商业的发展及其带来的生活的舒适和安全、利己主义的膨胀和理性支配地位的确立, 这一切侵蚀了古代的道德热情:“各种各样的热忱都被消耗了……世界太古老了……物质生活日趋柔和, 更加独立、安全——所有这一切都会杀死热忱。古代人可以享受的幸福已经不再能为我们掌握了。我们生活在一个被冷漠和自私的理性支配的时代”^⑤。与“孩子般单纯”、“没有幻想”^⑥的古人相比, 现代人对一切都失去了热忱:“古代人对一切事物都有某种完全的信念。而我们对一切事物却仅仅有某种伪装的信念”。现代人被种种怀疑所支配:“现代人失去了持久的、不加检验地相信的能力。怀疑不断处于他们的背后。”^⑦这一怀疑的结果导致现代人被一种自我分裂所折磨, 自我与自我为敌“我不是一个完全真实的存在。在我身上有两个人。一个人观察另一个人”^⑧, 结果每个人内心深处都有一场内战。缺乏信念而带来的内在冲突导致自我陷入一种不断质疑自我的虚无主义处境中, 我们感到在心灵深处没有真实的存在”^⑨。结果, 虽然现代社会是“个体性(individualité)取得胜利”的时代, 但这种个体性常常成为人的重负, 因为个体性的意义付之阙如。贡斯当的著名小说《阿道尔夫》就是充满怀疑和自我分裂的现代自我的一幅生动肖像:“在《阿道尔夫》中, 我想描绘我们时代的主要病症:疲惫、不确定、缺乏力量、无休无止的分析, 这种分析在每一种感觉中都参入某种算计, 结果这感觉一形成就被败坏了……我们不再有任何力量。我们不知道如何爱, 如何相信, 如何愿望。每个人怀疑他所说的, 嘲笑他在做出肯定时表现出的激烈, 预见到他的感觉的结束”^⑩。在这部小说的结尾, 阿道尔夫“以那么大的痛苦、那么多的眼泪重新获得的自由, 对他竟毫无用处”^⑪。贡斯当在这里表达了现代人的心声:如果现代个体被内在的怀疑和虚无所束缚, 个体的独立和外在的自由的意义是空洞的、至少是不明确的。

因此, 我们不难理解何以贡斯当会对古代人的坚定信念以及为了信念而忘记乃至牺牲自我的勇气时时流露出钦佩之情。即便在辩护现代自由的关于古代人和现代人的自由的演讲中, 贡斯当也丝毫不吝啬对古人的称颂:“当一个人阅读古代那些优美的文字时, 当一个人追忆古代那些伟人的行动时, 他不可能不感到一种不可名状的特殊冲动, 任何现代的东西都不可能激发这种冲动。一种可以说是先于我们的本性的一种本性(la nature)的古老因素似乎在我们身上唤起对它的回忆。很难不怀念这些时代, 那时人的能力沿着实现已经勾画的方向发展, 但是在一个如此广阔的天地中发展, 他们自己的力量如此强大, 对自己的活力和尊严有如此强大的情感; 当人们沉浸于这些怀念时, 不可能不试图去模仿人们所怀念的。”^①

如果现代社会和个体自由并不能保证现代人获得明确的信仰和卓越的美德, 甚至会带来虚无主义, 那么现代社会和自由是否像当时很多反革命派和反启蒙者认为的那样缺乏正当性呢?贡斯当虽然感受到现代自由可能带来的沉重负担, 但并没有走向对它的否定。前文提到, 贡斯当认为历史发展所带来的社会、政治和风尚的变化产生了符合历史需要的现代自由, 不过因为历史的发展也腐蚀了人的信仰和道德, 所以一种简单的对现代性的历史主义辩护是非常脆弱的^②。所以, 贡斯当致力于寻找历史发展背后的人性根基, 把现代自由建立在人性或自然的基础之上以使自由获得永久的正当性^③。

美国学者霍尔姆斯认为贡斯当对现代自由的理解完全立足于一种历史相对主义立场, 没有在个体自由和权利与人性之间建立联系, 其自由和宪政学说仅仅是为了解决现代处境的问题, 和自然法学说没有任何联系。霍尔姆斯如此阐释贡斯当的思想, 其动机是担心目的论政治学会对个体自由造成威胁, 然而他没有考虑这种历史相对主义同样会削弱个体自由的根基, 并且他也没有注意到他事实上是用自己的自由主义立场来阐释贡斯当的思想, 结果造成了对贡斯当的误解。

前文指出, 贡斯当认为自由首先在于个体拥有行动不受到不正当约束的权利, 因此这一自由必然首先针对旧制度末期的等级制所造成的不平等, 因为这一不平等成为个体权利的主要障碍。在贡斯当看来, 平等的到来是现代个体自由的前提, 其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论证了以平等为特征的现代社会的正当性。这一论证散落于贡斯当作品的很多地方, 但集中体现于初稿写于1805年最终于1829年发表的短文《论人类的可完善性》。该文论证了人类历史的进步倾向。贡斯当理解的进步主要是人类社会平等的发展趋向, “人类的完善不是别的, 就是走向平等的趋向”, 而这是他的基本历史观, 这也是他的政治思想的基础。他认为人类历史经历了四次革命, 依次摧毁了神权统治、奴隶制、封建制、特权贵族制, 而最终实现了平等^④。平等之所以重要, 并非是因为它是历史发展的结果, 而是因为它是人性的一种自然需要^⑤, 是符合人性的“真理”; 或者说, 平等“与真理相符, 也就是说与事物之间的关系和人之间的关系相符”, 这种关系在于人内心当中“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的内在认识^⑥。任何人都不应当受到不公正的对待, 这是平等诉求的出发点。也正是因为平等是符合人性的真理, “对平等的欲望是我们的最自然的情感”^⑦, 所以平等会推动历史的发展, 成为历史发展当中的“自然法”或者“永恒的力量”, 并通过四次革命最终实现平等^⑧。所以, 并非历史的发展实现了平等, 而是平等的力量或者说人性的内在需要推动了历史的发展。

正是出于对平等人性的内在道德诉求的信念, 贡斯当对奴隶制和不平等进行了道德主义批判。平等的道德意义首先是否定性的, 也就是对奴隶制的奴役和特权制的束缚的否定; 或者说平等的价值在于它否定了不道德的不平等。这种不道德的不平等是基于暴力的奴隶制和特权制而造成的奴役^①。

在《政治的原则》一书中, 贡斯当对信仰、思想、商业等各方面的自由提供了道德主义论证, 其论证首先也是否定性的, 也就是通过说明个体意志被迫屈服于他人的意志的不道德性来指出个体独立的道德性^②。贡斯当反对政府通过多种立法来干涉民众的道德, 因为这样做意味着用立法者的权威取代良心和自然, 使道德取决于立法者的意志, 其结果是“正义和非正义的规则不再存在于人的良心中, 而是存在于立法者的意志中; 因为这种对外在的、次要的、虚假的、可变的、会犯错误和败坏的东西的依附, 道德或内在情感会经受某种无法计算的堕落”^③。在贡斯当看来, 个体如果屈从于他人的意志, 这已经是道德的破坏, 并且他人的意志可能是错误的甚至是邪恶的, 这必然造成对道德的扭曲和践踏。如果人们反抗强加给他们的立法者的意志, 在这种反抗中他们也可能做出不道德的行为, 因此, 尽管他们的目的是正当的, 但所采取的手段可能是不道德, 并且最终他们可能会因此丧失了辨别善恶是非的能力, 甚至丧失道德意识。所以, 贡斯当指出“强迫一个人放弃道德所不反对的事情, 或者强迫他履行道德没有规定的义务, 这不仅仅是让他遭受痛苦, 而且是使他败坏。”专制不仅伤害个体并败坏其道德, 而且会造成一个民族的民情的败坏^④。对于一个民族而言, “没有安全就没有道德”, 统治者的专断迫使人们或者放弃自由要求, 或者生活在对权威的仇恨当中。在贡斯当看来, 人之为人正在于有其自己的意志、思考和良心, 如果这些因素被不正当地抑制、扭曲甚至毁灭, 则人的本质已经被破坏甚至丧失, 而践踏和剥夺人的本质的行为是不道德的^⑤。构成人的本质这一部分仅仅属于个体, 是社会权威无权干涉的。

当然, 贡斯当很清楚地认识到, 人的本质不应当遭到强行干涉, 这是人类社会应当普遍接受的道德事实, 但这丝毫不意味着人必然会以道德的方式运用其本质。现代人充满怀疑, 其不受外在束缚的意志、理性、情感并不必然导向道德行为。然而, 这种状况并非诉诸于法律和强力的立法和政治行为所能改变。政府和立法者并不必然比民众更为明智和道德^⑥。充满怀疑的现代人也会怀疑任何企图担当他们的道德导师的人; 现代人的心灵使他们很难接受家长式的大立法者^⑦。在贡斯当看来现代的社会状况和精神状况和古代的立法者崇拜是不相容的。19世纪特别是20世纪的历史表明, 贡斯当低估了现代大众对公众舆论或精神权威的迷恋和盲从, 更没有预见到20世纪意识形态体制对心灵的强大控制。不过, 贡斯当看到, 国家或社会如果试图把某种信念和价值强加给公民, 这必然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这也是法国大革命最为深刻的教训。罗伯斯庇尔和雅各宾派试图把他们的信念强加给全部法国人以此来创造一个道德共同体, 同样顽固的正统派相信他们在惩罚法国人的灾难中发现了上帝的意志, 努力进行各种反革命来试图扫除革命带来的一切变化, 他们的狂热行径使整个民族陷于前所未有的党派纷争和分裂。这些狂热分子丧失了面对和理解复杂世界的能力, 又拒绝承认他们自己是会犯错误的。因此, 贡斯当竭力反对任何企图充当时代先知的人:“我竭尽全力拒绝这一假设:有这样一个阶层的人, 被奇迹般地被赋予了和他们的同代人相比超乎寻常的超自然睿智。这个假设为各种各样的压迫提供了借口。有时它为拒绝最合宜的改革来辩护, 有时它又可以为试图进行未成熟的改革或创新而采取的灾难性的努力而提供辩护。”^⑧

贡斯当并没有对雅各宾派或反革命派的价值观本身的是非进行过多的论述, 而是着重对这些派别实行其价值观的专断倾向所带来的道德危险予以批判^③。贡斯当在这里告诉我们, 现代社会各种价值的冲突, 犹如现代个体内在分裂所带来的冲突, 如果必须用暴力和专断的方式来强行加以解决, 必然会带来专制、扭曲和毁灭, 最高善沦为最可怕的暴政。

个体自由因为符合人性的道德需求而最终在历史的发展中于现代社会诞生, 然而个体自由并不必然帮助现代个体成为道德主体。贡斯当审慎地揭示了现代自由的复杂, 既拒绝极端保守派无视历史潮流和人性之道德诉求而拒斥现代社会的偏执, 也批判那种理性至上的启蒙主义无视人性和理性的软弱而表现出的盲目乐观。现代社会和现代个体一样因为内部的紧张和分裂, 都是非常脆弱的, 因此, 必须保证这种脆弱不至于带来败坏和毁灭。对个人自由的认可和对现代社会秩序的宪政维护, 乃是一种面对现实的政治和道德审慎。知道个体自由的软弱而又出于政治和道德审慎对其进行维护, 并进而引导现代个体正确地运用自由, 这或许是面对现代性的一个艰难但却不得不承担的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