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时期文学中，《今天》是一份极其重要的刊物，一般认为《今天》①的出现最初是与“朦胧诗”联系在一起的，因此，给人们带来的直接印象就是：被称为“朦胧诗人”的，如北岛、顾城、舒婷等，也被简单地等同于《今天》，而其他如食指、岳重、齐云、多多、方含等人，因为没有被命名为“朦胧诗人”，则一度被文学史研究遗忘了。从现已出版的各类朦胧诗选本可以发现食指和多多在80年代几乎很少被提及，②洪子诚甚至认为他们只是直至2002年才正式进入新诗史，才将他们与《今天》重新联系起来，所以说食指和多多与《今天》的关系在研究初期是被遗忘与埋葬，然后又被重新提及、定位。辗转沉浮的背后，牵涉到文学史诗歌史的深层因素，也意味着今天的新诗研究逐步突破了把《今天》依附于“朦胧诗”论争格局，更强调《今天》之于新时期诗歌的起源地位，这也才是重新定位食指、多多与《今天》关系的内在动力。
但是现在的研究也只是简单地得出了食指、多多与《今天》曾经产生过密切关系的结论，即食指、多多在许多人的印象中都成为了《今天》人物，但实际上食指、多多与《今天》关系颇为复杂，停留在简单的结论上，只能是另一种误读。因此，如何摆脱从最初的遗忘到现在的误读，重新梳理和探究这两位重要的诗人和《今天》的关系，对我们更好地理解《今天》以及“今天派”乃至作为新时期文学发端的“朦胧诗”都是大有裨益的。
一 被《今天》阐释出来的“食指”③“郭路生的出现使诗歌的形式发生了一场革命，他启发和激励了一批更为出色的诗人。从这个角度看郭路生，称之为当代的第一人是毫不为过的。”④在现代诗歌史上，食指处于一个很特殊的位置，一方面他是诗歌“元老”，与被当代文学研究者“挖掘”出的张朗朗等多有交往；另一方面又和后来推崇新诗潮的诗人有密切的关系。这个自身参与诗歌创作又成为推动新诗潮的重要人物的诗人，是《今天》之所以产生和延续的源泉之一。由于缺乏较详尽的资料，关于早期地下文学的文字记载很少，我们目前尚且无法具体描绘出50、60年代的地下文学的详细情况及其对后来《今天》的影响，我们唯一可以肯定的就是食指是曾经活跃在某些早期沙龙的人物之一，他表现出来的异质，带有着地下文学的痕迹。食指参与到早期的地下文学活动，阅读了大量的“内部读物”，成为了那个时代的“另类”。他曾经参加了张朗朗的沙龙。张朗朗的沙龙即1962年底或是1963年初同张久兴等人创办的“太阳纵队”文艺沙龙，牟敦白、王东白、甘恢理、郭大勋、董沙贝等人参与了沙龙活动，这些成员多数出自干部、著名民主人士和艺术名人的家庭，很自然可以接触到当时被禁的文学书籍。他们经常在张朗朗家里搞活动，也可以接触当时著名的文学家、艺术家，如艾青、海默、吴祖光、李幼然、萧军等。①在文学交流上他们互相促进，食指是后来加入的，从一定范围上看可以说是与“太阳纵队”边缘性接触。由于与张朗朗、牟敦白等人的接触，②食指受到了这些人很深的影响，③在沙龙里食指耳濡目染。比张朗朗沙龙建立还早的要算是郭世英的X诗社，它属于地下哲学学习小组，曾经参与到张朗朗沙龙的牟敦白也是其中之一，他们有机会接触了更“先进”的文学思想，参与了哲学问题的讨论，反思当时的文学创作。因而，食指成了连接早期的地下文学精神的原点之一，他所带的地下文学的痕迹，可以从张朗朗的“太阳纵队”带有的特质中寻找到根源。
1968年12月20日食指离开北京，赴山西杏花村插队，离别的时刻是令人心酸的，敏感的食指生动写出了离别时刻的悲伤：
我的心骤然一阵疼痛，一定是/妈妈缀扣子的针线穿透了心胸/这时，我的心变成了一只风筝/风筝的线绳就在母亲的手中/线绳绷得太紧了，就要扯断了/我不得不把头探出车厢的窗棂/直到这时候/我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想一把抓住她的衣领/……终于抓住了什么东西/管他是谁的手，不能松/因为这是我的北京/这是我的最后的北京。
——食指《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
这首诗表现出食指一个重要特征——“平民化”。早期地下沙龙绝大部分参加者都是高干子弟，但食指却不是，《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以自身的生活经验克服了过分精英化的趋向，由高干子弟的文学思想、艺术影响，而转化出了他的诗歌特有的“平民化”，也恰恰说明食指可以影响更多人。精英化趋向的影响仅仅是一些人，这种“平民化”风格的诗歌表达，使食指影响了更多的年轻人，他们从食指得到感同身受的东西。
食指忘却了所处的环境不可以真实的表现情感，他无法抑制对文学真实体现生活的渴望，写下的这首《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它无法不铭刻在每一个具有类似经历的知青心中，的确，它就像一个过分准确的界标，坚定地伫立在这代人人生的转折点上，它以自身的震荡感昭示着某些新的东西将要出现。60年代末，食指的诗歌风格正好了契合“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所处的境况，他们被抛到了社会底层，生活的动荡加上青春的苦闷，使年轻一代渴望找到精神出路。因此食指的诗歌在全国范围内被广为传抄，它影响了更多的青年人，其中包括北岛，他最早听到朗诵食指的诗时受到很大震动，由此，从1970年春天开始写作新诗，而之前他都写旧体诗。北岛的诗歌创作一般被认为是西方诗歌为其提供了更重要的资源，但不容忽略的是在他刚开始创作时食指显然对其产生过深刻的影响。在某种意义上，正是通过食指的影响，使得这些更年轻的“北岛们”受到影响，与地下文学沙龙建立了某种精神的联系。
虽然食指对北岛影响很大，但是食指当时写作诗歌的状况远比人们想象复杂，也就是说食指诗歌既具有“异质”成分的一面，但又具有符合“主流”的一面，所以我们很难做出一个简单地划分，毕竟这样简单的划分会引发错误的判断，我们将他60—70年代所创作的一些主要诗歌作品罗列出来，就不难发现他写作的复杂性。1965年2月到1968年2月他创作了《海洋三部曲》第一部、《波浪与海洋》、《书简(一)》，1966年到1967年写作《鱼儿三部曲》、《海洋三部曲》的另外两部、《命运》，1968年是他创作的重要时期，这时有：《相信未来》、《烟》、《还是干脆忘掉她吧》、《难道爱神是……》、《黄昏》、《酒》、《在你出发的时候》、《灵魂》、《你们相爱》、《送去北大荒的战友》、《冬夜月台送别》、《寒风》、《胜利者的诗章》、《多希望》等，其中在1968年12月20日写了最有影响力的《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在1969年创作《窗花》、《新情歌对唱》、《等待重逢》、《给朋友》、《杨家川》、《农村“十一”抒情》；1970-1976年创作《我们这一代》、《新兵》、《澜沧江，湄公河》、《架设兵之歌》、《吹向母亲身边的海风》、《南京长江大桥——写给工人阶级》、《红旗渠组歌》、《最后一班车》、《敬酒》，1978年又创作了《疯狗》。从上面罗列出的食指诗歌创作可以看出，食指同样写了符合“主流”的革命颂歌作品，但这并不是要否定食指，每一个作家处于这个历史条件语境，只能说明食指不可能超越这个历史条件，所以说他身上“异端”与“主流”两方面的力量都是存在的，作为一个个体，他面对的是现实的历史语境，决不可能将这个复杂的关系机械地分离。食指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个体，在他的创作中不断体现着上述两个方面的缠绕和对抗：“我们很难判断，个人化的话语与合乎时代共名的话语，这两种话语哪种话语在他那儿更为真诚，一种可能的解释是，这两种话语是同样的真诚的——对于食指这样接受红色革命话语教育成长起来的年轻人来说，时代共名在他那儿，同样也可以是真诚的。” ①比食指年轻的北岛等人都呈现出“一整套与那个时代的主流话语截然对立的时代想象”，②而食指却不具备这样的品格，不可否认北岛在写作中同样保持与时代主流的对话关系，但食指与他不同的是他的创作无法形成一整套自己的话语，所以一方面表现自我，一方面不可避免的“顺应”主流话语，往复于压抑和被压抑之间，这样的徘徊使他无法自拔，这也许正是最终导致他精神上的崩溃的原因吧。但这又恰恰也构成了食指独特的气质，既与主流对话，又要将潜在写作表现出来，这种过渡性的特征，使他成为了一个时代的标志。
“部分当代文学史在处理50—70年代‘非主流’文学时，也有自觉不自觉的‘设立规则和选目’的意识，有为这一时期文学的不同类别进行区分，从而确定不同价值的意图。”③《今天》对于食指的创作某一方面的选择同样处于“设立规则和选目”的目的，以便更好地实现它价值意图，因此，选择既有一定民间影响的同时又是“异质性”人物，而食指是最合适不过的。虽然食指的创作多样，包含像《南京长江大桥——写给工人阶级》这样的作品，但《今天》对他的选择并不包含食指的两面性，而是突出了他诗歌中“异质性”的一面。北岛不同于食指，他态度坚决，反对文革文学，在《今天》中要表现出与它决裂的态度，这就使得《今天》选择作品的标准必然就是放大了食指的一面。《今天》选择了食指的如下文章：《相信未来》(载《今天》第二期)、《命运》(载《今天》第二期)、《疯狗》(诗·外二首)(载《今天》第二期)、《鱼群三部曲》(载《今天》第三期)、《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载《今天》第四期)、《烟》(载《今天》第五期)、《还是干脆忘掉她吧》(载《今天》第八期)、《酒》(载《今天》第八期)。这些作品的入选恰恰是《今天》将其自身的艺术标准和文学趣味投射到食指创作的结果，而食指本身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对自己的诗歌创作并没有明确的系统的态度。
从以上的讨论可以看出，食指可以说是被《今天》发掘和塑造出来的开启先河的诗人之一，因为《今天》也需要通过对历史的梳理来确立某种传统，而食指在这个传统中被赋予了举足轻重的地位，为了使这个传统以一个圆满的面貌呈现在文学史上，只能以牺牲食指这样的诗人的全面性为代价。食指当然对《今天》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但对这种影响绝不能做过度的阐释，甚至构造出一个非真实的文学图景，文学史研究所能做的只是呈现一个由于“非主流”的介入，打破了原来被主流文学主导的话语格局，这样才可能避免另一个极端：一批文学青年似乎是非常自觉地要以他们自己的创作来改变当时“主流”，而忽略了他们与“主流”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
二 多多①与《今天》聚散离合多多与《今天》有很深的渊源，首先是因为多多与芒克和根子都曾经在白洋淀插队落户，是白洋淀诗歌群落的重要成员，在白洋淀中朝夕相处，芒克写诗，多多没多久也就开始写诗，而且两个人似乎是要交换决斗的手枪一样，每人年底要各自拿出一本诗集，看谁写得好。②既然芒克是《今天》的重要人物，还曾经担任过副主编，人们自然认为多多在《今天》上发表作品是顺利成章的事情。另一个似乎更能说明多多与《今天》关系密切的例子是，1988年“今天文学社”授予他首届“今天诗歌奖”，“授奖理由”是：“自70年代初期至今，多多在诗艺上孤独而不断的探索，一直激励着和影响着许多同时代的诗人。他通过对于痛苦的认知，对于个体生命的内省，展示了人类生存的困境；他以近乎疯狂的对文化和语言的挑战，丰富了中国当代诗歌的内涵和表现力。”③由此，更容易使人相信多多是《今天》的重要成员，否则《今天》怎么会将那么重要的奖项授予给他。甚至连邵燕祥也产生了“误解”，他是最早将《今天》上的诗歌发表在《诗刊》上的编辑，他称：“在《今天》发表作品的远不止舒婷、北岛，还有芒克、食指、多多，当时，《诗刊》不可能连续转载《今天》的作品”，④邵燕祥在谈论《今天》时，他一边解释当时《诗刊》为什么只选择了北岛和舒婷的诗歌；一边称赞在《今天》发表诗歌的芒克、食指、多多，只是因为篇幅问题不能选择所有好的诗歌，可见他认为多多也在《今天》发表了相当有分量的作品的。但实际上情况并不如此，在《今天》上几乎难以找到任何多多的作品。洪子诚说“在《今天》和80年代前期的刊物上，未发现有多多的诗发表”。⑤实际上《今天》发表过一篇署名为白夜诗作的《画廊》，其实是多多的作品，⑥但这篇作品却不是一篇很重要的作品，多多在接受采访时曾说：“一直到1985年老木出《新诗潮诗集》，选了二十多首诗，这是(我)第一次出来。”可见他对曾经发表在《今天》的诗作并不太在意。
这就带来了问题，一个看上去和《今天》关系似乎非常密切重要诗人，却在《今天》上只有一首诗歌发表，那么多多究竟是不是《今天》的成员呢？关于多多是不是《今天》的成员，其实也是有争议的，持反对意见的是郑先，他有一段回忆文字：
多多那时仍然蛰居在家里埋头写诗，不与《今天》发生关系，直到后来几期才在《今天》上发表了他的诗，他算是《今天》的一员吗？若是发表作品的角度看，他是，不过他后来没有介入《今天》的活动，始终独处一隅，在孤寂中进行诗歌探索，从这个意义上讲，多多和《今天》一直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充其量是处在这个大圈子的边缘上。⑦
就像郑先所说从大的文学圈子来看多多属于《今天》边缘成员，但绝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一员。芒克曾经回忆说，在创办《今天》时“我们试图找到多多、根子、马佳、宋海泉等，但没有找到。”⑧说明多多并没有更多的参与《今天》的活动。再者多多与北岛的关系也可以看出，他与《今天》来往并不密切。芒克、多多、根子是一个诗歌群体，但是回到北京之后，芒克和北岛关系日益密切，甚至在白洋淀的时期，北岛也专程去看过芒克。但多多与北岛仅仅是一般的交往，北岛说：“我们见面是通过我的一个同学叫史康成，他要介绍一个美声唱法的歌手，……多多非常傲慢的样子，他说我比他还傲慢……那是1972年，再见面时就是1980年了。” ⑨多多则回忆他和北岛是1970年冬天见面的，当时的确是作为男高音互相介绍的，以后一直到1978年为止，再没有见到北岛。⑩如果不考虑两个人表述的时间哪一个更准确，有一点可以肯定，在《今天》创办时，多多没有参与《今天》的活动。
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多多这样一个极有可能参与《今天》的诗人远离了《今天》。具体分析下来既有多多这个人的自身原因，也有时代的因素在起作用。首先，多多一直认为诗歌不能被当作宣传品，创作的诗歌不只是一个简单的善恶判断，不应该屈就于那些外在于诗歌的因素，它有更高更大的内涵。因为有这样的诗歌观念多多的诗歌几乎没有公开发表的可能，最常用的方式就是手抄，这只是一种私下与朋友交流的方式，最多在小圈子里流传。据郑先的回忆：多多并不热衷出诗集，他的诗仍旧抄在笔记本上，在大家手上传来传去，多多对于诗歌的去向比较在意，也许在那个时候，这样的顾虑并不是多余的。①同样的，甘铁生也提到多多有“非同一般的保护自己的能力”，在文革期间大家经常传看一些稿子，对于文字优美和深邃的诗篇互相抄写。有一次多多“气急败坏地跑到我家说：‘据可靠消息，你准抄了我的诗’，硬是要撕下有他诗句的那些页码。”“然后他问还看见谁抄过他的诗句，谁从我这儿抄过这些诗。他于是说他还要去谁谁的家去翻找”。②多多一方面把几乎能见到的诗歌都抄在精美的本子上，背诵，一方面他又几乎病态地担心自己诗歌的流传。由此，不难看出，他内心充满了矛盾，这种矛盾就表现出一方面不断地创造诗歌，一方面却不愿意自己的诗歌私下流传或公开发表，这样的状况一直延续到《今天》创办的时期。其次，多多的矛盾在更深层次上表现出他对诗歌纯粹艺术性的追求，从而希望远离政治。多多之所以拒绝参与《今天》，是他认识到《今天》的出版决不是单纯的文学艺术，作为经历了“文革”的过来人，他害怕参与任何和政治相关的文学活动，这也是可以理解的，虽然多多没有直接参与《今天》，但多多和芒克、北岛毕竟是同时代的人。就像多多提到他曾经受到《“娘子谷”及其他》(叶甫图申科等著)、《带星星的火车票》(瓦·阿克肖诺夫)、《椅子》(贝克特)、《厌恶及其他》(萨特)，以及郭路生的《相信未来》影响一样③，“非主流”的文学共同孕育了他们这一代人的创作，可以说没有多多参与的白洋淀诗歌群落，没有地下文化的氛围，《今天》或许不会出现。其实《今天》不单单属于北岛及参与《今天》的那些成员，它还属于那个时代，属于投身于那个时代中的每一个人，更何况多多还创作了一批有相当分量的诗作。在创作上对《今天》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就此而言，我们也能理解《今天》为什么将首届诗歌奖授予多多，多多可以说是《今天》的一个特殊的参与者，虽然不是直接的参与者，却又构成了《今天》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就像他的《祝福》(1973)中“从那个迷信的时辰起/祖国，就被另一个父亲领走/在伦敦的公园和密支安的街头流浪/用孤儿的眼神注视来往匆匆的脚步/还口吃地重复着先前的侮辱和期望。”多多以一种特殊的姿态通过象征、抽象的意象表达了他的参与，在北岛这批《今天》的创办者眼中多多的贡献是毋庸置疑的，所以他们将最重要的诗歌奖励发给他，作为那个特殊年代走出来的人，他们深切地体会到了谁是最值得尊重和重视的，这是一种豁达的表现。
结语无论是对食指的遗忘和误读，还是对多多与《今天》关系的误解，两者都涉及到对《今天》“前历史”的书写，被遗忘的不仅仅是他们两个人，作为一个时代的共同氛围其实有大量的有名或无名的诗人在默默地培育着《今天》的种子，虽然他们未必亲眼目睹了这颗种子的发芽、生根、开花和结果，但谁也不能否认他们曾经哺育过《今天》，譬如：依群、岳重等，这些诗人几乎被人遗忘，而且也不太可能像食指、多多那样重新被人们记起。他们既不是最重要的诗人，也已经停止了写作，但却不能忽略他们曾经发挥的作用，阿城在回忆岳重时，提到《三月的末日》在他的眼里这就是经典，并不亚于食指的《鱼群三部曲》。岳重表现的是锐利的迷茫，而食指展示的却是失望的迷茫。④这就要求文学研究者需要不断地回到“历史的现场”去揭示出推动文学发生、变化和发展的真正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