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兰彬不仅是近代中国留学事业的开拓者，中国早期的教育家，而且也是近代中国早期杰出的外交家之一，他为中国人走向世界曾做过重要贡献，是一位大写的中国人。本文就其与近代中国留学教育活动作一论述。

近代中国留学教育事业是伴随洋务新政活动的兴起而开始的。同治初年，以奕訢为首、包括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人在内的一批具有经世之志的官僚，有鉴于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他们从外国的坚船利炮看到“机器制造一事为今日御侮之资，自强之本”。^①开展了旨在“富国强兵”为目标的洋务新政活动。洋务新政需要大量懂得外国语言文字的人才，于是, 洋务官僚在京师设立了同文馆，在上海、广州设立了广方言馆之类的外语学校；在江南机器制造局设立了译书处，聘人译述外国科技书籍。这些外语学校培养的人才，缓不济急还是其次，主要问题是不能真正掌握和了解外国科技知识。所译西文西书，专业名词类多“意译”，而所聘专业技师，“高下不等，所用机器，原委难明”。^②深知“(西方科技)苟非遍览久习，则本源无由洞澈而曲折无以自明，……远适肄业，集思广益，可以收远大之效也”。于是，决定派遣幼童赴西方各国学习。“我往彼就教，总求尽彼之长技而后巳”。^③“选聪颖幼童送赴泰西各书院学习军政、船政、步算、制造诸书，约计十余年，业成而归，使西人擅长之技，中国皆能谙悉，然后可以渐图自强”。^④曾国藩在致李鸿章函中说：“幼童出洋留学，以二十年为期，以百名计之，若学成十之五、六，分给总署及南北译馆、机器局应用，转相传习，亦可生生不息。”^⑤希望通过派遣留学生，直接到西方各国学习科技知识，来解决洋务新政所需的人才，进而摆脱对外国技术的依赖。

在当时西方列强中，洋务官僚比较倾向于美国。曾国藩就直言不韪地说：“以大西洋诸夷论之，英吉利狡黠最甚，佛朗西次之，俄罗斯势力大于英、佛，尝与英夷争斗，为英所惮。米利坚人性质醇厚，其于中国素称恭顺。是米夷于中国时有效顺之诚，而于英、佛诸夷并非固结之党。”^⑥1867年签订的《中美续增条约》(又称蒲安臣条约)第七条规定，嗣后中国人欲入美国大小官学学习各种文艺，须照相待最惠国人民一体优待；又，美国可以在中国指准外国人居住地方设立学堂，中国人亦可一体照办。^①而美国新任驻华公使楼裴迪也极力劝说清政府尽快履行留学条款，答应如中国派学生赴美，美国政府允准“妥为照料”。另外，有一位从美国留学回来、对美国情况较为熟悉的容闳。容闳因帮曾国藩赴美购买机器而得到曾国藩的赏识：“该员熟悉外洋风土人情，美国尤熟游之地，足以联外交而窥密钥。”^②“容闳熟悉美国的环境和教育情形，政府委派他为选带幼童出洋肄业局的副委员”。^③容闳自己也说：他在美国“相识之人尤多，(耶鲁大学)同校前后三年中之学生稔予者几过半。故余熟悉美国情形，而于学界中交游尤广”。^④基于上述的原因，曾国藩、李鸿章于同治九年联函奏请派遣幼童赴美留学，并很快得到了批准。

洋务官僚选派幼童留美学习，是为了取西方之“用”，维护中国之“体”。这是一种很现实的实用主义。“中体西用”包含了取西方之长、补己之短和守护旧物、保存传统的双层含义，在顽固守旧势力反对洋务的形势下，这是当时唯一的选择。在洋务官僚心目中，他们所要培养的留学生是既有西学，又有中学，既掌握外国船政、军政、矿政等诸多技术，又拥有中国传统文化、效忠清王朝的人。为了确保这个目标，他们选择了“夙抱伟志，以用世自命”，拥有当时最高儒学水平、进士出身的陈兰彬。任命“陈兰彬为留美学生肄业局的正委员，位在容闳之上”。^⑤

曾国藩是在调任直隶总督后，认识陈兰彬的。陈兰彬给曾国藩的印象：“挹其容貌则粥粥若无能，绝不矜才使气，与之讨论时势，皆能洞澈几微，盖有远略而具内心者。”^⑥像这样有才不露，有志不宣，具有政治远略和目光的人正是曾国藩所需要、所赏识的人，让这样的人担任留学幼童肄业局的监督是再合适不过的人选。在奏请选派幼童出洋的奏折中，曾国藩明确指出陈兰彬“夙抱伟志，以用世自命”，是一位有理想、有抱负、经世致用的人。“所有驻美及在沪两局中外大小事件均由陈兰彬等互相商办，各专责成”，“每年所需经费，亦由陈兰彬等核开清单，交江海关道署存照”。^⑦对陈兰彬予以高度的信任。事实也确实如此。陈兰彬是咸丰三年(1853)的进士，翰林出身。“其为人持躬谦抑，平易近人，品行亦端正无邪”。^⑧办事稳慎，为人耿介平和，浮沉刑曹几达二十余年。由司稿而主事。翁同龢在中状元前，在刑部江西司行走，与陈兰彬曾共事多年，翁同龢做了光绪帝师后，尤尊称陳氏为“前辈”。^⑨刑部独特的性质铸就和养成了陈兰彬办事稳练细密、刚毅果断的作风和性格。

曾国藩、李鸿章奏派陈兰彬、容闳为留学肄业局正、副监督，也是出于对留美幼童教育的考虑：“盖以纯甫熟悉西事，才干较优：荔秋老成端谨，中学较深，欲使相济为功也”。^⑩但容闳则认为曾、李“荐陈，盖有深意”。他说，丁日昌曾亲自对他说：“君所主张，与中国旧学说显然反对，时政府又甚守旧，以个人身当其冲，恐不足以抵抗反动力，或竟事败垂成。故欲利用陈之翰林资格，得旧学派人之共事，可以稍杀阻力也”。容闳当时听了这段话，极佩服曾、李、丁等人“思虑周密”。^⑪丁日昌讲的确是实情，如果由容闳单独负责留美幼童一事，勿庸说守旧官僚通不过，即其他洋务官僚也不会赞成，清廷更不会批准。

留美幼童出发前，曾国藩、李鸿章等还为幼童们制订了相关的教育方案和培养章程。即幼童不仅要学好“西学”，还要兼习“中学”。“将来出洋后，肄习西学，仍兼中学，课以孝经、小学、五经以及国朝律例等书，每逢房、虚、昂、星等日，正副两委员传集各童宣讲圣谕广训，示以尊君亲上之义，庶不止囿于异学”。^⑫留学肄业局大楼建成后，又设立了至圣先师孔子牌位，规定“恭逢三大节及每月朔望由正副委员率同在事各员和诸幼童望阙行礼”。^①而且还规定无论是“中学”、还是“西学”，例由正副监督负责，每四个月“考验一次”，分别等第，记录在案，决定幼童的去留。规定幼童毋忘祖国，不中途而废，不入籍外洋等。这些规定明确而严格，充分表明了他们要培养的幼童是“中学”、“西学”皆有，而不是“囿于西学”的人。

以曾国藩、李鸿章等人为代表的洋务派官僚之所以这样做，也是为当时环境所逼迫。同光之际，“士大夫囿章句之学，而昧数千年来一大变局，狃于目前苟安，而遂忘前二、三十年之何以创巨痛深，后千百年何以安生而制外”。^②李鸿章奏请“试开煤矿，总署已不敢署议，梦然可知”。^③当时士大夫耻言洋务，如果洋务官僚对留美幼童教育不作如此规定，幼童根本不可能成行。

1872年5月(同治十一年四月)，恭亲王奕訢代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呈折，以陈兰彬、容闳均堪胜任，奏请飭派陈兰彬为留学肄业局正委员(正监督)、容闳为副委员(副监督)，常川驻札美国，经理一切事宜，得皆谕允。同年七月，陈兰彬偕容闳率带首批幼童30名赴美。一个月后到达哈特福德。根据当初在国内的分工，陈兰彬“专司监督学生留美时汉文有无进步”，容闳则负责“监视”学生西学课程和“为学生预备寄宿舍之事”。根据这一规定，陈兰彬每月给学生宣讲孝经、小学、五经及圣谕广训之类内容的“中学”课程。每4月组织一次学生“中学”学习的考核。在他的努力奔走下，1874年(同治十三年)留学肄业局大楼在哈特福德克林街正式落成。幼童教育在他的精心安排下，一切均按原计划顺利进行。其时曾国藩巳去世多年，具体负责接洽留美幼童一事的是李鸿章，李鸿章认为陈兰彬的工作“悉臻周妥”，表示满意。大批幼童到美后，随着年岁增长，学习层次升高，费用也逐年增加，经他奏请，谕准在原先拨款的基础上，从江海关四成洋税内提拨银28万9千两，从而使得留美幼童教育的经费得到了充分的保证。^④

陈兰彬任留美幼童肄业局正监督的次年，奉旨前往古巴调查华工受虐情形。调查事竣，旋奉调回国，协助总理衙门和李鸿章参加有关中国同西班牙、秘鲁签订通商条约以及华工问题的谈判。1874年，奉旨任驻美国公使，兼驻日(日斯巴尼亚，即西班牙)、秘鲁公使。容闳则被命为驻美副使和兼驻日(西)、秘副使。由于肩负繁重的外交任务，经奏请，从同治十二年起，他不再担任留学肄业局正监督，而改由他人担任。容闳虽任驻美副使，但仍兼顾幼童事务。

对于留美幼童教育相关章程规则，需要正副监督及教习们去认真执行。作为始终负责幼童教育的副监督容闳，实际上并未按章程规定去做。容闳是近中国第一个留美幼童，但他不是中国政府派出的，而是由西方教会一手培养起来的。1855年毕业于耶鲁大学。他接受的全是西方文化，毕业回国前，甚至连中国话也不会讲，他的“中学”程度很浅。容闳自己也说：“给他照耀启蒙的光来自美国，来自新英格兰”，“饮水思源，他决定让留学事务所设在美国和新英格兰”。^⑤在容闳那里，他把与幼童的关系确定为“不啻家人父子”，他要把120名幼童用美式教育，培养成120个像他那样的人，即120个新的容闳。他完全忘记了这是一批负有特殊使命的官派留学生，而非自费留学生。他把自己当成了幼童的导师和精神领袖。他全然不顾曾国藩、李鸿章当初制订的要求幼童“中学”“西学”必需兼顾的规定，认为让幼童学习“中学”毫无意义，一味偏重“西学”。“纯甫意见偏执，不愿生徒多习中学，即各学馆放假后，正可温习，纯甫独不谓然”。^⑥强调幼童留学是为了学习“西学”，如要学习“中学”，何必到美国来呢？美国是一个崇尚个人自由主义的社会，容闳深受其影响，所以，他放任幼童参加美国人的宗教活动，“学生寄居美人寓中，随美人而同为祈祷之事，或星期日至教堂瞻礼，以及平日之游戏运动、改装等问题”，容闳均认为这是很正常的事。认为学生“好为种种健身运动，跳踯驰骋，不复安行矩步，此皆必然之势，何足深惧耳”！学生“一切言行举止，受美人之同化而渐改其故态，固有不期然而然者，此不足为学生责也”。^①容闳这些做法完全背离了幼童留学教育的有关规定，当然要遭到其他从教人员的抵制。“在局人员及教习候选同知容思齐、候选县丞沈金午，各员皆不崇尚洋教，察出各学生弊窦，亦节次撤遣回华，不肯姑息”，^②作为全面负责留美幼童教育、身任留学肄业局正监督的陈兰彬不能不出面加以劝阻和予以纠正。但容氏固执已见，因此常常与陈兰彬“龃龉不已”。教习容增祥丁忧回国后，容闳提议由帮办、候选同知黃大权接替，陈兰彬见黃氏“洋习太重，暗诱学生入教，在局究不相宜”，没有采纳容闳建议，而是将其调任去“万里之遥”的旧金山做总领事，遮断他对留学肄业局的“沾染干扰”。忠君的责任，还迫使陈兰彬不得不向李鸿章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呈报，李鸿章曾多次电函容闳，进行“归劝诫勉”，“迩年以来，颇有议论纯甫偏重西学，致幼童中学荒疏者，鸿章尝寓书诫勉，不啻至再至三”。但容闳不予理会，以致收效甚微。

容闳的上述行为，不仅违背了洋务派派遣幼童留美学习的初衷，而且也越出当时中西关系人们认知的红线。其中尤以信教和剪发辫、拒学“中学”三者为舆论所不容，被视为大逆不道的行径。不久前发生的天津教案，大规模反洋教斗争，不仅表达了中国人对外国传教士跟随枪炮船舰来华侵略活动的不满，而且还包含了对西方文化部分内容的保留，认为西方的风俗习惯有悖于中国伦理道德，不为中国人所接受。一些幼童踰矩越步，目无尊长，动作无礼，在一些守旧官僚看来，是悖逆非伦。发辫是忠于大清朝的象征，现在居然有幼童剪去发辫，改行西服，^③显然，这是中国士大夫官僚所不愿看到的。因此，幼童中存在的这些现象一下子成了严肃的“大是大非”问题。

陈兰彬被任命为驻美公使兼驻日(西)、秘公使后，常川驻扎华盛顿。留学肄业局事务初仍由容闳兼管。其后正监督一职改由区谔良(海峰)接替，容闳仍兼副监督。区氏回国后，改为容增祥，但容氏旋因生母去世，回国丁忧，新的正监督再改为吳嘉善(子登)，短短几年中換了三位正监督。三人中，以区谔良、吳嘉善与幼童教育关系最大。区氏为工部候补主事，籍隶广东。御史李士彬参劾他抽鸦片，对留学生事务甚少过问，常常十来天才到局一次，即便到局，时间也很短，“不逾一刻”，^④对于容闳所作的安排从不提什么意见，对学生教育听之任之，放任自流。所以，容闳对他十分满意。吳嘉善，字子登，籍隶江西南丰，道光二十九年进士，侍讲衔，翰林院编修，在科举功名中比陈兰彬还要高一些。无疑是当时饱受中国传统文化薰陶的学者。在那时的中国，科名的大小决定一个人的身份地位的高下和讲话的份量。在留学肄业局所有人员中，吳氏功名最高。他来美接任监督后，对容闳放任学生的作法深为不满而倍感忧虑。指出这种教育方法“实毫无裨益”。“学生在美国专学美国人为运动游戏之事，读书时少而游戏时多，或效尤美人，入各种秘密会社，此种会社有为宗教者，有为政治者，要皆有不正当之行为。坐是之故，学生绝无敬仰之礼”。“又因习耶教科学，或入星期学校，故生半入耶稣教”，认定“此等学生，若更令其久居美国，必致全失其爱国心，他日纵能学成回国，非特无益于国家，亦且有害于社会。欲为中国国家谋幸福计，当从速解散留学事务所”。^⑤学生抛弃中国的礼仪道统，“适异忘本，目无师长，其学难期成才，即学成亦不能为中国用”。^⑥所有幼童必须撤回国内。

吴嘉善多次前往华盛顿驻美使馆，向陈兰彬报告。面称：“外洋风俗，流弊多端，各学生腹少儒书，德性未坚，尚未究彼技能，实易沾其恶习，即使竭力整饬，亦觉防范难周，及应将局裁撤”。^⑦陈兰彬认为此事重大，“总宜咨呈南北洋大臣酌夺”，^⑧表示自己不能决定。几乎同时，吴嘉善也向李鸿章作了呈报。“叠函称局务流弊孔多，亟宜裁撤”。^⑨陈兰彬将吴氏的意见向李鸿章、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作了汇报。在给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咨文中，他说学生以童穉之年，远适异国，路歧丝染，未免见异思迁，惟持管带者督率有方，始能去其所短，取其所长，为陶冶人才之地。现在学生“外洋之长技尚未知，彼族之浇风早经习染，已大失该局之初心”。^①在给朝廷的奏报中说：“臣窃维吴嘉善身膺局务，既有此议，诚恐将来利少弊多，则照其言，将各学生撤回内地，严加甄别，择稍有器识者分派需用各衙门，充当翻译通事，俾之学习政事威仪。”其余则分别派往天津、上海各洋务机器机构专习一艺。奏折最后说：根据“该局向章，一切事宜均具报南北洋大臣核办。此次应否撤局及如何带回交代之处，自应由该局总办筹有章程，呈请南北洋大臣核定，稟明办理，以归划一”。^②

陈兰彬给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咨报和呈折，引起了奕訢等人的重视。正好此前江南道监察御史李士彬也上过一道弹章，奏参“出洋学生近来多有入耶稣教者”，参劾帮办黄姓(指黃大权)暗诱学生入教，总办区姓常常十余日不到局，致学生等毫无管束，抛弃本业。谕令李鸿章、刘坤一、陈兰彬查明劣员，分别参撤，将该学生等严加管束，如有私自入教者即行撤回。^③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首先征求李鸿章的意见。李鸿章在得到陈兰彬的来函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咨文后，复函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平心察之，幼童“早岁出洋，其沾染洋习或所难免。子登绳之过严，致滋凿柄，遂以为悉数可撤，未免近于固执”。^④对学生适异变迁的行为表示宽容，对于吴嘉善主张裁局将学生撤回国内的作法不表赞同。其实李鸿章“意有保留”，不主张全撤。在见到吴氏执意要这样做后，除去电“劝止”外，并发电给陈兰彬，要陈兰彬劝阻吴氏，并要吴氏挑选20名优秀幼童先到美国各电报局学习，而后由吴氏携带回国。并要陈兰彬联络美国，予以协助。李鸿章这种半撤半留的做法，实际上是不愿裁局撤回学生。但他毕竟久经官场，办事手段圆滑。他以陈兰彬与吴嘉善均为携带幼童出洋之人，均不能置身事外，以刻下驻美人员资望权位惟陈兰彬为最优，以自己与美国相隔数万里之遥，局之利弊究难悉其底蕴，孰撤孰留，非由荔秋等就近察办不可。将留学肄业局裁撤和幼童撤回与否的球又踢给了陈兰彬。甚至他还向陈兰彬表示：“如无妥人往管，(劝吴)真无功效，弗如及早撤局省费，请速筹定勿辞。”吴氏在得知李鸿章对裁局撤童一事意有保留后，也采取投机取巧的做法，向李鸿章建议，他回国后留学事务交驻美公使兼管。李鸿章认为吴氏做法，“既不尽弃前功，虚糜帑项，亦可出之以渐，免贻口实，且其意谓得使署照料，呼应较灵，亦系实情”。^⑤竟表示赞同，认为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是这样做的。他明知容闳与陈兰彬“龃龉已久”，此事不可能做到，仍急电劝陈兰彬接受他的意见。陈兰彬以“恐管幼童与纯甫交涉更多，或被掣肘”，^⑥以影响使馆工作为由，向李鸿章回电表示不能，并请其“鉴谅”。^⑦电函中说“此局应由中堂奏明，应否撒局，自由尊裁”。^⑧再一次表示自己在这件事上不自作主张。事实上，裁局撤童一事并不是陈兰彬的主张，也非他先提出来的，且其时他身为公使，早已不再兼理留学肄业局务。他只是奉旨发表自己的看法。

容闳一向将留美幼童教育计划“视为最伟大事业，亦报国唯一政策”，他对裁局撤童一事的态度，用李鸿章的话说，“因久管此局，以谓体面攸关，甚不愿裁撤，自在意中”，^⑨开始他是反对的。但他在这件事上没有向李鸿章、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直抒己见，表明自己的不同意见。非但如此，他甚至致函吴嘉善，“有分数年裁撤之说”。也同意留美幼童半留半撤的方案。^⑩

1881年6月奕訢等在听取了李鸿章、陈兰彬等人的意见后，呈奏：“臣等以为与其逐渐撤还，莫若概行停止，……将出洋学生一律调回。” ^⑪谕旨依议。留学肄业局就此裁撤，留美幼童悉数撤回国内。

留学肄业局的裁撤和留美幼童撤回国，在社会上引起了不小的“震动”。反对幼童留学的人对之“欣喜”。甚至连曾纪泽那样先进开明的官僚也坚持认为“幼童未读中国圣贤书，遽令远赴异域专事西学，上之不过为美邦增添士民，下之为各埠洋行增添通事买办之耳，于国家无大益”。^⑫

为了自己的“体面”，也是为了证明此事自己没有责任，容闳把留学肄业局的裁撤和幼童的撤回责任全部推到吴嘉善、陈兰彬、李鸿章等人头上。辱骂吴嘉善是“留学界之大敌”，“丧心病狂”，“只宜置之疯人院或废病院中”。^①不配任留学生监督。责骂陈兰彬是“极顽固之旧学派，其心中殆早不以遣派留学生为然矣”。“陈此举(指同意裁撤留学肄业局、撤回留学幼童一事)不啻表示其自居反对党代表之地位，揎拳掳袖，准备破坏新政，以阻中国前途之进步”。^②他甚至迁怒李鸿章，“性情品格与曾文正迴不相眸。其为人感情用事，喜怒无常，行事好变迁，无一定宗旨。而生平大病，尤在好闻人之誉己”。^③

我们无意否定容闳是近代中国一位有影响的爱国者，但不赞同他上述违背历史事实的言论。就拿吴嘉善来说，他既非疯子，也非行为怪癖，而是近代中国第一位学习外语的翰林，著名的数学家。他的著作《白芙堂算学丛书》是研究我国近代数学史的一部重要著作。与其他进士不同，他对功名利禄不感兴趣，“不赴征辟，屡辞荣禄，高尚厥志，超然物外而反以西法影响游戏人间”。被王韬称之为“古之所罕，今乃仅见，求之儒林岂可多得”的奇才。^④广州同文馆开设后，他以翰林的高贵身份，欣然受聘为汉教习。他因施教有方，受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嘉奖。并受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委派，远涉重洋，前来美国，担任留学肄业局的监督，吴氏以花甲之年出膺此任，本系“纯甫(容闳号)所荐，而荔秋所调也”。^⑤明明是他容闳所荐，李鸿章也说是他所荐，而他却在书中拒不承认，反说是陈兰彬所荐。对其所举荐之人因为不同意自己的做法而大加谩骂不是一个学者应有的态度。陈兰彬是与他一起倡导幼童留美的发起人，当初容闳称赞陈兰彬为人“持躬谦抑”，品行“端正无邪”。只因在培养教育幼童一事上与容闳持不同意见，就被容闳扣以“守旧派的代表”，“破坏新政”“阻碍中国进步”的大帽子，未免显得不近情理。至于李鸿章，无疑是近代中国的重要关键人物之一，近代中国史上许多重大事件都同他有关。至于他的人品如何，至少有一点，容闳的幼童赴美的教育计划他是赞同的，是他与曾国藩联衔奏请谕准的，是李鸿章与曾国藩联衔一手举荐他为留学肄业局的副监督，是李鸿章以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举荐他担任驻美、日(西)、秘副使的。容闳书中口口声声要别人“饮水思源”，自己反背道行之，鞭笞辱骂有于恩于他的人。无怪有人批泙他“汉文不深，又不甚识大体”。

其实留学肄业局的裁撤和幼童的撤回，并非像容闳讲的那么简单，有着复杂的国内外因素。当时中国的国际环境日益恶化，边疆危机严重。中法战争在即。清政府根本无暇认真地讨论留学肄业局与幼童裁撤与否这些具体而微的事。同其他洋务新政一样，派遣幼童赴美留学一事，一直遭到官僚士大夫的反对，当时恭亲王奕訢正遭御史蔡寿祺弹劾，说他任用私人亲信，收受贿赂，狂悖骄横，滥用权力。慈禧太后与其争权已久，遂趁机削弱他的权力。奕訢行事已不如初，这些均影响他同意幼童全撤。李鸿章虽主张幼童半留半撤，当时也遭前驻英副使刘锡鸿的参劾，说他“不堪倚任，跋扈不逞，俨然帝制”。于是也就不再坚持原先半留半撤的想法，而同意裁撤留学肄业局和撤回幼童。而幼童出洋后暴露出来的“异化”现象，尤其是信教、易服、不习“中学”、不尊师长等等，也不为士大夫官僚们所容，而这些也是奕訢、李鸿章、刘坤一等洋务官僚所不愿看到的，也是清政府所担忧的。因此，留学肄业局的裁撤和幼童的撤回决不仅仅是吴嘉善、陈兰彬等几个人所决定得了的。从陈兰彬到容增祥、沈金午到吴嘉善，他们都是较早走出国门的传统士大夫，是一批开明人士。他们管理幼童留学事务，是肩负朝廷的使命，忠君的立场使他们严格把握政府对幼童留学的种种要求，不容许幼童越出政府设定的范围。所以，当幼童在容闳的纵容下，过分地沾染异质文化时，起而反对也是必然的。吴嘉善作为一名监督，留美幼童在他任內被撤回国，他是负有一定的责任。而陈兰彬最终附和吴氏看法，正是反映和代表了当时士大夫对容闳这种“越出传统圣训”培养幼童的做法，无法赞同。

留学肄业局的裁撤和留美幼童撤回国内，还与美国排华、对中国留美幼童学习存在歧视有关。当时美国议会通过了反对华工的提案，“上议院议员白伦为了竞选总统，……首先创议反对华工”。^③在旧金山等地，美国的种族歧视者还掀起了大规模的排华风潮，御史李士彬上奏请即解散留学肄业局，撤回全部幼童“以报复美人恶感”。^④美国对于中国幼童来美学习也并非敞开所有专业的大门，容闳曾致函美国国务院，请求能批准几名成绩优秀的幼童“送入美国陆海军学校肄业”，竟遭到拒绝。^⑤美国不想把它的“军政长技”传授给中国学生，并不希望中国强大。容闳承认“中国渐轻于美人，其由来也渐矣”。^⑥“即知留学事务所前途无望矣”。^⑦深知留学肄业局的裁撤只是时间迟早的的事。

曾国藩说，“挑选幼童出洋肄业，固属中华创始之举，抑亦古来未有之事”。^⑧19世纪六七十年代，是中国人刚刚开始走出国门、迈向世界。选派聪颖幼童出洋读书是中国空前旷古之举，一切都处于探索阶段。陈兰彬作为一名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士大夫知识分子为了“富国强兵”，不顾年迈，毅然接受朝廷委任的留学肄业局正监督一职，远涉重洋，率带幼童赴美留学，并为幼童的成长付出巨大的辛劳。从这个意义上说，誉他为他为近代中国留学教育事业的开拓者、奠基人是当之无愧的。

1882年(光绪八年)，陈兰彬调回国内。先后任总理衙门大臣、都察院副左都御史，目覩朝局动荡，政潮暗涌，深知在政坛难有作为，遂于八月以衰病为由，呈奏乞休，得旨允准。此后，他回到阔别数十年的故乡吴川，受聘主讲高文书院，为作育人才，造福桑粹，贡献余生。

古人云，“莫为之先，虽美不彰：莫为之后，虽盛不传”。一个人在他所处的时代能做一、二件推动社会进步、有益于国家民族的事，就足以永垂青史了。作为近代中国走向世界最初的一批先进人物，陈兰彬无疑是其中杰出的一位，他无愧为一名大写的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