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世”说是康有为思想的核心。目前学界对康氏的“三世”说已有一定的研究成果①，但还有不少值得进一步讨论的地方：康氏戊戌后将原来的“三世”改造成“三世三重”，其意义与目的何在？康氏注重“三世”说，这应无疑义。但“三统”说在其思想中地位如何？它与“三世”又有着怎样的关系？本文将探讨以上问题。
一 戊戌前的“三世”、“三统”说戊戌前，康氏对“三统”、“三世”的侧重前后有所变化，大致展现出从重“三统”到“三统”“三世”并重的过程。
1885年，康氏在其《教学通义·春秋第十一》中认定“欲窥孔子之学者，必于《春秋》”。在其中，对“三统”“三世”都有所论述。对于“三统”，表明“存三统之正”为“孔子制作之微文”；对于“三世”，则依据君臣关系将汉后自清之前的历史进行“三世”划分。②此时的“三世”，还没有明显的进化色彩，与后来的思想有很大差别。
与廖平相晤后的1891年，康氏与朱一新论学时，已提及“三统”，并将“三统”看成是《春秋》之旨，但未言及“三世”：
通三统者，《春秋》之旨，非所论于《诗》、《书》、《易》、《礼》、《论语》、《孝经》也。③
同年的《长兴学记》中说：
然古今递嬗，事变日新，故《春秋》立三统之法以贻后王。汉儒笃守《春秋》，知所尊矣，然三统之义，亦罕有心知其意。惟《易》明穷变通久之理，求孔子经世之学，亦以《易》为归焉。④
《春秋》是孔学所在，而“三统”是《春秋》之旨，显见“三统”在康氏心中的地位。而且，康氏将“三统”与《易》合在一起看成是孔子经世之学的核心，显然在强调变易，因革易新。
参以《我史》⑤“光绪十八年”(1892年)条，康氏所阐述的光大孔教计划，紧接第一条“孔子定说”后就提到“三统”：
次、三统说。孔子每立一制，皆有三统，若建子、建寅、建丑，尚白、尚黑、尚赤，鸡鸣，平旦，日午为朔，托之夏、殷、周者，制虽异而同为孔子之正说，皆可从也。①
有意思的是，此计划也未提及“三世”。康氏标榜其学术空无依傍，常会将其思想出现时间往前提。此计划似未在后来修改，否则难以想象为何不添进“三世”说。《自编年谱》在1893年条中提及“撰《三世演孔图》未成”②，由于书未成，无法一观。在1895年的《变则通通则久论》仍只提“三统”，着力之处仍在“三统”和《易》所蕴含的变易思想：“孔子改制，损益三代之法，立三正之义，明三统之道，以待后王，犹虑三不足以穷万变，恐后王之泥之也。乃作为《易》，而专明变易之义，故参伍错综，进退消息，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③
从这几年的文献来看，康氏着力发挥“三统”所含蕴的“变易”思想，少言“三世”。
到1896年的《万木草堂口说》，出现了“三世”、“三统”齐出的状况：
《春秋》分三世：有乱世，有升平世，有太平世。乱世无可得言，治升平世分三统：夏、商、周，治太平世亦分三统：亲亲、仁民、爱物。④
“三统”与儒家传统思想中的“亲亲、仁民、爱物”相结合，被赋予了新意义。《南海师承记》中也记载了此时期的讲学，已专门讲述“张三世”和“通三统”。此时的“三世”说仍局限于对过去的总结，进化的向度还不明晰，并与小康、大同无关：“《春秋》托始于据乱世，中而升平世，进而太平世。”“三统”则是“孔子立三统范围万世”⑤。从表述来看，“三统”仍是康氏着力发挥的要点。
1897年，“三世”“三统”仍一起使用，但出现了较大的变化，都赋予了新的内容。首先是《春秋董氏学》从文教的角度阐述“三世”的不同，带有进化的意味：
“三世”为孔子非常大义，托之《春秋》以明之。所传闻世为据乱，所闻世托升平，所见世托太平。乱世者，文教未明也；升平者，渐有文教，小康也；太平者，大同之世，远近大小如一，文教全备也。大义多属小康，微言多属太平。……此为《春秋》第一大义。⑥
其中，“三世”说与“小康”、“大同”糅合起来，“小康”对应于“升平”，“大同”对应于“太平”，而且“三世”成为《春秋》第一大义。
而对于“三统”，书中说：
……三统、三世皆孔子绝大之义，每一世中皆有三统。此三统者，小康之时，升平之世也。……⑦
“三世”是“《春秋》第一大义”，而“三统”、“三世”是孔子的“绝大之义”。从表述来看，已转向强调“三世”。“三统”只是“三世”每一世的治理法则。
其次在1898年的《孔子改制考》，书中同时提及“三统”“三世”：
孔子作《春秋》改制之说，虽杂见他书，而最精详可信据者莫如此篇〔指《春秋繁露·三代改制》－笔者注〕。称《春秋》当新王者凡五，称变周之制，以周为王者之后，与王降为风、周道亡于幽、厉同义。故以《春秋》继周为一代。至于亲周、故宋、王鲁，三统之说亦著焉，皆为公羊大义。⑧
……孔子拨乱升平，托文王以行君主之仁政，尤注意太平，托尧、舜以行民主之太平。……⑨
《春秋》始于文王，终于尧、舜。盖拨乱之治为文王，太平之治为尧、舜，孔子之圣意，改制之大义，《公羊》所传微言之第一义也。①
康氏在此把“拨乱升平”笼统地说成是“行君主之仁政”，把升平、太平分别对应于文王、尧舜，独缺了据乱世的治法。如果结合“小康”、“大同”的观念来看，“小康”对应于“行君主之仁政”，“大同”对应于民主之治。“行君主之仁政”此时还未作细致清理，还没细分出“君主专制”与“君主立宪”。而“民主制度”等专门用语还没有出现，但进化的色彩开始明晰。
在此书的序言中，特别提及“三世”，但未及“三统”说：
〔孔子〕生于乱世，乃据乱而立三世之法，而垂精太平，乃因其所生之国，而立三界之义，而注意于大地远近大小若一之大一统。……夫两汉君臣、儒生……于是削移孔子之经而为周公，降孔子之圣王而为先师，公羊之学废，改制之义湮，三世之说微，太平之治，大同之乐，暗而不明，郁而不发。②
这与上述《我史》的引文相对照，差别明显。
再次在同年的《日本书目志》中，康氏从“三统”、“三世”的角度对宗教及刑罚的变迁进行了说明：
太古之圣，则以勇为教主；中古之圣，则以仁为教主；后古之圣，则以知为教主。同是圆颅方趾则不畏敬，不畏敬而无以耸其身，则不尊信，故教必明之鬼神。故有群鬼之教，有多神之教，有合鬼神之教，有一神之教。有托之木石禽畜以为鬼神，有托之尸像以为鬼神，有托之空虚以为鬼神，此亦鬼神之三统、三世也。有专讲体魄之教，有专讲魂之教，有兼言形魂之教，此又教旨之三统也。③
刑罚世轻世重，孔子《春秋》立三世之法，治乱世与治升平、太平之世固异矣。夷族、车裂、炮烙，此太古虐刑也。肉刑，据乱世之刑也，汉文去之，隋文变之。今之杖、笞、流、徒，升平之刑也。太平则人人有士君子之行，刑措矣。其有不得已之罚，则象刑而已。泰西近去缳绞之刑，轻矣，犹未几于太平也。然其治狱洁，其听审众，不鞭挞以示威以代，理达愚民，犹犹乎多爱民之意矣。④
从康氏的说明中，“三统”、“三世”已经含有比较明显的进化色彩，已不再限于单纯谈变易，而是明确无误地指出了社会向着无刑、爱民的方向发展。
在变法期间上光绪帝的奏折也专门提及“三世”：“孔子为圣之时……其《易》以通阴阳，《春秋》以张三世，继周改制，号为素王，苍帝降精，实为教主。”⑤
从上述梳理可以看出，康氏对“三世”说的强调，并不从转向今文经学就开始，而是有一个过程：开始时先强调“三统”，后来“三统”“三世”并重，并有侧重“三世”之意。康氏何以前期着重强调“三统”？梁启超曾说：“有为所谓改制者，则一种政治革命、社会改造的意味也，故喜言‘通三统’。‘三统’者，谓夏、商、周三代不同，当随时因革也。喜言‘张三世’。‘三世’者，谓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愈改而愈进也。”⑥按梁氏之说，“三统”强调要因时而变，没有明确的进化色彩，“三世”才显示出进化特色。康氏开始时注重“三统”，是因为当时要着重鼓吹变革旧制，强调“改制”，要求统治者根据历史情况自觉选择治理方式，而且“三统”与《易》的变易思想很容易能够联系起来。只有打破了“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局面，才能进一步考虑如何变的问题。故而康氏说“《春秋》三统，取其变也”⑦，这也是传统“三统”说要强调的内容。在其多次的上皇帝书中，都结合《易》来强调“变”的重要性。而且在前期，康氏很可能未具体明确要如何变，还未能在经典中寻找出合适的理论支撑。而恰好后者正是“三世”说的要义所在。从1897年起，康氏开始确立“三世”的进化内容，于是便转而注意“三世”，重心开始向“三世”转移。但在当时，“三世”还未与具体的政治制度相结。戊戌后，这一情况很快就有了新变化，“三世”的地位得到了更大的彰显。
二 戊戌后的“三世三重”说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氏逃亡国外，在庚子勤王失败后的1901－1902年集中进行了大量经学著述。虽然康氏自言其中有些草稿在戊戌前已完成，因“戊戌蒙难”而遗佚，后来只是补成或重撰成①，但这批著述所展示的思想与戊戌前有很大差别，基本上可看作是他的新著述。在这批著述中，“三统”、“三世”出现了明显的变化：
第一，“三世”说成为《春秋》的主旨，明确取代了“三统”的地位。在戊戌前，康氏开始强调“三世”，但在戊戌后的这批著述中，这一强调更加明晰化。下面随举数例：
《春秋》要旨分三科：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以为进化，《公羊》最明。②(《孟子微》)
予小子六岁而受经……既乃去古学之伪，而求之今文学……而得《易》之阴阳之变、《春秋》三世之义，曰：孔子道大，虽不可尽见，而庶几窥其藩矣。③(《礼运注》)
康有为乃言曰：孔子之道……故其科指所明，在张三世。其三世所立，身行乎据乱，故条理较多；而心写乎太平，乃意思所注。④(《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自序》)
《春秋》的要旨变成了“三世”，三统不在其中。这与何休及刘逢禄的公羊学完全不同。⑤另外，“三世”成为其著述中绝对占优势的概念，被反复使用。以《中庸注》、《孟子微》、《论语注》为例，粗略统计，“三统”在其中使用不过二十余次，但“三世”在其中触目皆是，这还未算“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等具体用法。这表明，在康氏的思想中“三世”已经成为核心的概念。
第二，“三世”说有了新的变化，改造成“三世三重”，在同时期的《中庸注》、《孟子微》、《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论语注》都有阐发或运用。其中《中庸注》借释“王天下有三重焉”阐发此义最为清楚：
孔子世，为天下所归往者，有三重之道焉。重，复也，如《易》卦之重也。……三重者，三世之统也。有拨乱世，有升平世，有太平世。拨乱世，内其国而外诸夏。升平世，内诸夏而外夷狄。太平时，内外远近大小若一。每世之中，又有三世焉。则据乱亦有乱世之升平、太平焉，太平世之始，亦有其据乱、升平之别。每小三世中，又有三世焉，于大三世中，又有三世焉。故三世而三重之，为九世。九世而三重之，为八十一世。展转三重，可至无量数，以待世运之变，而为进化之法。此孔子制作所以大也。盖世运既变，则旧法皆弊而生过矣，故必进化而后寡过也。⑥
《中庸》此句中的“三重”，此前主要有两种不同的解释：一是郑玄与孔颖达将“三重”解释成“三王之礼”⑦；二是朱熹引吕氏的说法，指“议礼、制度、考文”⑧。康氏赞同郑玄的说法，戊戌前的讲学就曾说：“三重，三统也。”“‘三重’者，三王之礼，康成说是。”“《中庸》云：王天下有三重焉。郑康成解作三统，甚精。”⑨此处的“三重者，三世之统也”就是对郑玄的继承。这和戊戌前《春秋董氏学》说“每一世中皆有三统”⑩的差别不大。
但康氏还独辟蹊径地将“重”释为“复”。这样，“三世”就具有了两种不同的展开方式：横向和纵向延伸。在纵向延伸上，各世态可以互相重叠，历史发展过程被切割得细，从而形成无量数世态；在横向延伸上，每一世内可以同时内含不同的世态，三世可以同时存在于一国内。这在《中庸注》释“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章中得到了清晰的表述：“即以今世推之，中国之苗瑶侗僮，南洋之巫来由吉宁人，非洲之黑人，美洲之烟剪人，今据乱世之据乱矣。印度、土耳其、波斯颇有礼教政治，可谓据乱之升平矣。若美国之人人自主，可谓据乱之太平矣。”①
将“重”释为“统”和“复”，再将两者结合，“三统”被“三世”吸纳了。在以往的公羊学中，“三统”主要通过黑、白、赤的推移展现对文化精神的承继与创新，更多的是强调制度上的变革，但这种变革局限在一个闭合的循环系统内，如刘逢禄就说“正朔三而改文质，再而复，循环也”，“三王之道相循环，非废文也”②。当康氏将“三统”收归于“三世”后，“三统”的闭合循环性质弱化了。在“三世三重”中，起作用的是“世”，而且由于“世”的不断细化，“三统”的地位不再重要，变得有点接近于螺旋式的上升，带有较为明显的渐进色彩。康氏自己也毫不掩饰“三世三重”中的进化色彩，在文中直接用“进化”来说明这种历史观。
《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也有与《中庸注》相近的“三世三重”的解释，其中也是通过《中庸》“王天下有三重”章句来阐发③。但与《中庸注》不同的是，里面已经不提“三统”了。就思想而言，“三统”既然被“三世三重”吸纳进“三世”，提不提“三统”已没有多大关系。这从两书的序言就可以看出一些端倪。《中庸注·序》尚提及“著三世三统之变”，内文虽有部分涉及“三统”，但已经完全侧重“三世”了④。而在《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序》中，直接指明“故其科指所明，在张三世”，谈的是“三世之说”。⑤
由于理论重心的转移，原来在万木草堂时“治太平世亦分三统：亲亲、仁民、爱物”⑥的说法得到了相应的调整：
孔子立三世之法：拨乱世仁不能远，故但亲亲。升平世仁及同类，故能仁民。太平世众生如一，故兼爱物。仁既有等差，亦因世为进退大小。⑦
亲亲、仁民、爱物从原来的太平世的“三统”一变而成为“三世”大世的治理法则，而不是每一世中含有的三种不同治理方式。
与“三世三重”相应，康氏还特别强调了务在因时，进化有渐，不能躐等：
进化之理，有一定之轨道，不能超度。既至其时，自当变通。⑧(《中庸注》)
孔子岂不欲即至平世哉？而时有未可，治难躐级也。如父母之待婴儿，方当保抱携持，不能遽待以成人之礼；如师长之训童蒙，方用夏楚收威，不能遽待以成学之规。故独立自由之风，平等自主之义，立宪民主之法，孔子怀之，待之平世，而未能遽为乱世发也。以乱世民智未开，必当代君主治之，家长育之。否则团体不固，民生难成。未至平世之时，而遽欲去君主，是争乱相寻，至国种夷灭而已。犹婴儿无慈母，则弃掷难以成人；蒙学无严师，则游戏不能成学。⑨(《孟子微》)
人道进化皆有定位，自族制而为部落，而成国家，由国家而成大统。由独人而渐立酋长，由酋长而渐正君臣，由君主而渐为立宪，由立宪而渐为共和。……盖自据乱进为升平，升平进为太平，进化有渐，因革有由；验之万国，莫不同风。⑩(《论语注》)
类似的说法在这批著述中比比皆是。康氏要强调的是，社会的变化需要根据世态来定，每一世态有其对应的治法，不能脱离世态采取越级的治理方式。大体而言，据乱世实行君主专制，升平世实行立宪，而太平世实行共和。
在戊戌后这批著述中，康氏的“三世”说基本上定型，成为其理论基础。虽然康氏少用“三世三重”来区分其戊戌前后的“三世”说，但戊戌后的“三世”说基本上指“三世三重”。通读其后的著述，这一点不难看出。如1913年在致廖平的信中言及自己的经学历程，也将其重心放在“三世”：“仆……既信史公而知古文之伪，即信今文之为真，于是推得《春秋》由董、何而大明三世之旨，于是孔子之道四通六辟焉。”①1920年与日本人的笔谈中说“今所最要明者，是三世之义”②在1924年给韩国人的书信中也提：“故于《礼》陈夏、商、周之三统，于《春秋》有据乱、升平、太平之三世。一世之中，各有太平、据乱、升平之三世焉。故推而为九世、八十一世，以至于无穷。……”③所说的“三世”，指的也是“三世三重”。
然而，康氏何以要将“三世”说改造成“三世三重”？
三 “三世三重”说的意义和目的从理论上说，康氏将“三世”发展成“三世三重”有其意义。戊戌前的“三世”说只是大致描画了社会进化发展的大轮廓，而“三统”也只是三种治理方式，两者结合在一起还不足以解释许多细部问题。比如，每一国内部发展都不均衡，如何确立其世态及治理原则？世界各国的发展也不均衡，单凭简单机械的“三世”如何描划各国的发展？
“三世三重”在纵横两个维度的展开，恰好可以解释这些问题：横向的展开使得不同文明可以共存在同一世中，可以兼顾到各国内部发展的不平衡性。这样，苗、猺、黎、狪和中国就能以不同小世的形态处在同一大世上，而美洲的烟剪人也可以与美国分处在同一大世下的不同分世里。纵向的展开使得各国的世态有了较细的区分，有助于说明各国治理原则的差别。“三世三重”使得“三世”的世态出现了各种程度的不同，各国都可以近似地找到自身的位置，治理方式的多样化也就得到了解释。吴泽说：“他(指康氏——笔者注)应用三世三重说，把各种不同政制的国家的历史，也放到一定阶段上来加以解说。”④
对于增强“三世”说的解释力，康氏有着理论的自觉。他在《中庸注》中曾说：“惟其道能错行代明，并育不害，并行不悖，此孔子所以与天地同大也。”⑤康氏表面上在赞孔子，实际上更多的是赞自己。通过对“三世”的改造，“三世三重”“就理论层次看，原先之诸关闭机械系统，至此乃化合而为一开放之有机系统，向外可作无穷之扩张，向内可作必要之后退。而在实用上，则可以进退取舍自如，因特定之需要而随时变通”。⑥
康氏完善其理论，不是心血心潮的一时之举。
首先，显然与其逃亡期间的游历有关。康氏自言要“遍尝百草”，游历考察诸国的得失，要为中国炼“神方大药”，因此他对各国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非常留意⑦。观其所举例子，明显带有游历的印记，从中可感觉到游历对他的冲击。在其游历中，不同地方的文明给他留下了较深的印象。
其次，似乎与梁启超有关。梁启超在1898年《读＜春秋＞界说》中曾对“三世”说的纵向延伸有过说明：
要之，天地万物之情状虽繁虽赜，而惟三世可以驭之，有大三世，有小三世，有前三世，有今三世，有后三世。佛经所谓一多无碍相，入无碍相是无碍。孔子所谓万物并肩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者，其义皆在于三世，今但勿广论。⑧
梁的要旨也是要实现“道并行而不相悖”，与康相近。但梁本的是佛理，康本的是儒经《中庸》；梁只注重历史维度的延伸，康注重纵横两个方向的延伸。显然，梁的说法没有康精致、圆融。但梁的说法是否来自康，而康有没有受梁的影响，这些问题现在都难以考证。
除此以外，康氏还有没有其他用意？提出这一问题，并非空穴来风。伴随“三世三重”的改造，康氏“三世”说在实际政治实用中出现了一个大转变，就是对于中国世态的断定发生了变化①。
在自署“光绪十年”(1884年)的《礼运注·序》中，康氏写道：
今者，中国已小康矣，而不求进化，泥守旧方，是失孔子之意，而大悖其道也，甚非所以安天下乐群生也，甚非所以崇孔子同大地也。②
康氏此序显系倒填日月，可能写于1901年前③。康氏在此序中断定中国处于“小康”，即相当于“三世”中的升平世。
到了《中庸注》，虽然其中没有直接对中国世态的认定，但却旁涉到中国的世态问题：
即以今世推之，中国之苗瑶侗僮，南洋之巫来由吉宁人，非洲之黑人，美州之烟剪人，今据乱世之据乱矣。印度、土耳其、波斯颇有礼教政治，可谓据乱之升平矣。若美国之人人自主，可谓据乱之太平矣。④
在康氏眼中，中国世态显然要比美国落后，而美国“可谓据乱之太平”，那中国肯定在其之下或与其相当，所处的大世无疑为据乱，至于小世看来应与土耳其、波斯相近。
在《孟子微》中，也断定中国处于“近升平世”的说法：
古者地荒，以农立国，故专言农事，今则当增工商矣。此皆拨乱之论，今近升平世，亦少异是。补不足，助不给，尊贤养老，则平世不能外者矣。⑤
今近平世，大工大商大农，各公司规模之大，条理之详，体制之备，与封建之一国无异。⑥
上述第一则引文明确断定中国“今近升平世”，第二则引文所说的“平世”是与“乱世”相称的一种说法，有时指的太平世，有时是合指升平世和太平世。在述及公囿的时候，康氏说“盖今各国，升平制也，孟子之说，太平大同制也”⑦。在康氏眼中，中国比西方各国差，因此此处的“近平世”应指“近升平世”。
在《论语注》中，他明确断定中国所处的世态是“近升平”：
近者世近升平，自由之义渐明，实子赣为之祖，而皆孔学之一支一体也。⑧
今略近升平，然亦未可用太平之礼乐也。⑨
由此可见，《中庸注》成书前，康氏以中国处于小康世、升平世；《中庸注》成书后，则将中国往落后方向拉，处于据乱世，但“近升平”⑩。
“三世三重”说和将中国世态往落后方向拉在同一时期出现，难道仅仅是巧合？亦或其中另有政治目的？
其后不久，在1902年5月，康氏在《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能行革命书》一文中，就以新“三世”说为理论基础来反对革命：
孔子岂不欲直至太平大同哉？时未可则乱反甚也。今日为据乱之世，内其国则不能一超直至世界之大同也；为君主专制之旧风，亦不能一超至民主之世也。……欧洲十余国，万战潘义务力争而得民权者，何不皆如法之革命，而必皆仍立君主乎？必听君主之世守乎？甚且无君主则迎之异国乎？此非其力之不能也，有不得已之势存焉。……
……盖今日由小康而大同，由君主而至民主，正当过渡之世，孔子所谓升平之世也，万无一跃超飞之理。凡君主专制、立宪、民主三法，必当一一循序行之；若紊其序，则必大乱，法国其已然者矣。既当过渡之时，只得行过渡之事，虽有仁人志士欲速之而徒生祸乱，必无成功，则亦可不必矣。……⑪
在文中，康氏既说“今日为据乱之世”，又说“正当过渡之世”，即“升平世”，衡以其“三世三重”说，类于其“近升平”的说法。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就用上新的“三世”说作为理论基础，似乎暗示着“三世三重”与其反对革命相关。
实际上，康氏对革命的认知，恰在此集中撰述期之前。在1900年6月康氏致书徐勤时，就说：
卓近经痛责后，来书引过。然如去年事，及言保皇会而谓嗤之以鼻，汝等近来不敬如此。市井人尚不至是，而谓学道者如是乎！①
“去年事及言保皇会而谓嗤之以鼻”指1899年梁启超与孙中山因接触渐多而倾向造成革命的事。在那段时间，还有“康门十三太保”与孙中山磋商合作事宜而致书康氏劝退的传闻。在1902年6月，康氏在致欧榘甲等的信中，为弟子“决言革命”而“头痛大作”，甚至“头痛不可言”。②
康氏在1903年写给梁启超的信中对其言革命大加训斥：
自汝言革命后，人心大变大散，几不可合。盖宗旨不同，则父子亦决裂矣。自唐才质往雪梨后，吾累与该埠书，皆不复，今一年音间绝矣。吾始欲攻唐，又碍于汝所遣往，今则已为唐化，无可复言。故汝虽不攻我，而攻我多矣。即广智诸人亦不覆我信尚成何事体？吾为兹惧，不知汝如何？抑尚以为公私当分，言革可救中国乎？同党因兹分裂，尚何救国之可言也。③
梁启超言革命，此处当指的是1899年。在1899年12月，梁启超著《夏威夷游记》(即《汗漫记》)已提出“诗界革命”、“文界革命”的口号。这些都表明，1902年是康氏公开反对革命的年份，但其关注革命思潮绝不始于那一年，至少在1899年前。
康氏是一个思想家，非常注重“时”与“权”，其大部分著述都有其政治目的。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康氏著述的时间是在庚子勤王失败后，当时他一直“忧愤”不已，“经戊戌、庚子之难，积忧多病”④。1901年5月还患病，病情似乎不轻，其女儿康同璧为此从香港赶到槟榔屿侍膳，后又因槟榔屿“地暑多虐，不适养疴”转去印度。在此情况下，康氏难道仅仅是为了纯理论的需要？看来不象。
如果从反对革命的角度结合“三世三重”来理解康氏的“近升平”断定，则“近”字颇可玩味。“三世三重”通过横向和纵向的展开(“重”)而在时空上得到延伸。“三世”可以不断重叠，如有需要，还可以拉开无量数世态来化解各类问题。毕竟，世态的判定并没有严格的标准，标准就是康氏自己的想法。说中国“近升平”，一方面表明中国还没有达到升平的状态，只是接近，但在“三世三重”说下，接近意味着其间可能横有无量数的世态。如果按照治法要严格对应世态，那么中国显然应采用立宪的制度，不可能通过革命来达到共和的目的。这在理论上堵住了革命派的革命诉求，显然有其意义。同时，原来过于简单的“三世”理论，亦可能会带来政治上的飞跃，从一个世态到另一世态，缺乏过渡阶段，无疑会给革命者用来推动革命。但是，当“三世三重”出现后，所有的变化都控制在渐变之中。另一方面，这也表明中国应该向升平状态靠拢，而不应再固守原来的治法(君主专制)，需要进行变革(君主立宪)。这是康氏的一贯立场。
对于康氏的这番苦心，吴泽有一段评论：
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在嚣张的顽固派反动统治的追击下，在日益觉醒和成长中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高潮下，为了缓和前者的追击，并对后者进行狡黠的攻击，便将其政治上君主立宪运动和走向资本主义社会的速度和步序放得更慢些、更渐进些，从而在学术思想上相应地把三世的历史进化速度和步序放得更慢些、更渐进些。⑤
无疑，康氏将“三世”说改造成“三世三重”说，确实是要将改革的速度和步伐放慢。而这种放慢，针对的当然是革命派的激进。
如此看来，“通变因时”的康氏将“三世”改造成“三世三重”，有其深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