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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0, Vol. 42 Issue (3): 57-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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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本文  

杨焄. 韩国历代拟朱熹词探微[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0, 42(3): 57-64.
YANG Xun. Zhu Xi's Influence upon the Korean Writing of Ci Poetry[J]. Journal of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2010, 42(3): 57-64.

基金项目

本文为上海市重点学科建设项目(编号B404)成果
韩国历代拟朱熹词探微
杨焄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上海,200241)
摘要:朱熹的词作在中国本土受到的评价并不高,但对韩国词文学的发展却起到了比较重要的示范和引导作用。韩国历代都有文人仿照朱熹的词作进行创作。韩国文人在模拟过程中,并不只是被动地接受或跟从,有时还能与原作相互呼应、和答。这些拟作虽然在命题立意、遣词造句等方面受到原作很大的影响和制约,但有时也能存同求异,说明拟作者一方面努力效仿、遵从原作,另一方面也有自己的发展和变化。
关键词韩国词    朱熹    拟朱熹词    和韵    拟仿    
Zhu Xi's Influence upon the Korean Writing of Ci Poetry
YANG Xun

朱熹是宋代思想界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在中国古代哲学史上的地位无可替代,对韩国、日本等周边国家也产生过极其深远的影响。但由于在哲学方面的成就太过显著,经常导致他在文学领域的业绩被人们所忽视。虽然他在创作、评论、典籍整理等方面都卓有建树,可这些成绩往往被他那理学家的显赫声名所掩盖。

作为从宋代开始兴盛的一种新的文学样式,词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都被视为诗国之附庸。理学家对此更是不屑一顾,即使偶然为之,后世的评价也并不高。朱熹现存词作共十九首,在理学家中已实属不易,但清人李宝嘉《南亭词话》却评论说:“词盛于宋,而周、程皆不闻有作,晦庵偶一为之,而非所长。”即便是当代学者有关朱熹文学方面的研究论著,对其词作情况也大都语焉不详。

不过,相对于在中国本土的遭人冷落,朱熹的词作对于韩国词文学的发展却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从十六世纪中叶开始,直至二十世纪中期,历代都有文人模拟朱熹词进行创作。本文拟对这些模拟的作品分类予以介绍,并进而探究其创作特征和创作心态。

一 韩国历代拟朱熹词的类型

在文学创作过程中模拟前人作品的现象较为普遍。以诗歌为例,南朝梁代昭明太子萧统所编《文选》中的诗歌部分就列有“杂拟”一类,收录了陆机《拟古诗》、谢灵运《拟邺中咏》、江淹《杂体诗三十首》等,这些作品主要是从形式、内容等方面去模拟古人,在押韵方面,并不要求与原作所押韵部相同,姑且可以称之为拟仿类作品。到了宋代,又出现了追和古人诗作的现象,苏轼在《与子由》中说:“古之诗人,有拟古之作矣,未有追和古人者也。追和古人,则始于东坡。吾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之诗。……吾前后和其诗,凡一百有九篇,至其得意,自谓不甚愧渊明。”苏轼的和陶诗也是对陶渊明作品的模拟,但与上述拟仿类作品不尽相同之处在于,他是根据原作所押韵脚来进行创作的,因此可以称之为和韵类作品。根据这两种不同的模拟方式,可以将韩国历代的拟朱熹词分为和韵类作品与拟仿类作品两类,而在这两类拟作的内部又存在着各种不同的情况,以下分别举例说明。

(一) 和韵类作品

所谓“和韵类作品”,是指根据原作所押韵脚来进行创作的作品。而依照所设条件的不同,又可以划分为依韵、次韵和用韵三类。明人徐师曾在《文体明辨》中对此曾有过简要的界定:“按和韵诗有三体:一曰依韵,谓同在一韵中而不必用其字也。二曰次韵,谓和其原韵而先后次第皆因之也。三曰用韵,谓用其韵而先后不必次也。”可知依韵是使用与原作所用韵字属于同一韵部中的韵字来进行创作, 除此以外,对韵字的使用没有特别的约束;次韵则必须完全使用原作所用韵字, 且先后顺序也必须与原作保持一致;用韵则必须使用原作所用的韵字来创作, 但先后的次序可以随意变换。根据这些标准来衡量,韩国历代拟朱熹词中的和韵类作品只有次韵和用韵两种情况。

1、次韵类

此类作品完全依照朱熹作品原韵的先后次序创作,其中一些会直接在词题中加以说明,如李衡祥(1653—1733)的[水调歌头]《凤谷操,忧乐较,次朱晦庵》:

颜有忧中乐,尹兼乐处忧。皆缘心地安静,何待物来酬。尝观北山行榜,且闻东江归兴,真假片言收。最爱陶靖节,闲闲泛玉舟。

陶靖节,惟心安,岂身谋。兴到亦或喷情,落纸烂银钩。在穷不失其泰,处嘿愈见其旷,形役尽缪悠。若非然命客,定是戏瀛洲。

所模拟的朱熹[水调歌头]原作如下:

富贵有馀乐,贫贱不堪忧。谁知天路幽险,倚伏互相酬。请看东门黄犬,更听华亭清唳,千古恨难收。何似鸱夷子,散发弄扁舟。

鸱夷子,成霸业,有馀谋。致身千乘卿相,归把钓渔钩。春昼五湖烟浪,秋夜一天云月,此外尽悠悠。永弃人间事,吾道付沧洲。

这两首词都押平声尤韵,而且所用韵字的前后顺序完全一致。此外,两者在结构上也非常相似。朱词上阕先陈说福祸相倚之理;随后的“东门黄犬”用李斯临刑的典故,“华亭鹤唳”用陆机临刑的典故,二者均寓有感慨生平、抽身悔迟之意;由此作为反衬,引出范蠡(鸱夷子);至下阕便着重描写范蠡的功成身退、归隐江湖。李词上阕先以颜回、伊尹两人为例述说忧乐相兼之道;随后的“北山行榜”典出孔稚圭《北山移文》,“东江归兴”则用张翰弃官归乡的典故,二者一正一反,相互对照,由此引出陶渊明(陶靖节);至下阕则着重描写陶渊明的旷达自然、忘怀得失。两者的篇章布局大体一致,可见李词在结构安排上也刻意地效仿了朱熹词。

还有一些韩国词人的作品,虽然作者并未加以说明,但通过比较,也可以断定属于次韵的作品。如朱熹有[菩萨蛮]《次圭父回文韵》:

暮江寒碧萦长路,路长萦碧寒江暮。花坞夕阳斜,斜阳夕坞花。    客愁无胜集,集胜无愁客。醒似最多情,情多醉似醒。

而何谦镇(1870—1946)有一首[菩萨蛮]《回文》:

暮天江碧苔间路,路间苔碧江天暮。花发晚风斜,斜风满发花。    客来同此集,集此同来客。醒醉乐人情,情人乐醉醒。

不仅所押韵字与原作完全相同,而且在形式上也采用了回文的方式。

2、用韵类

有一些韩国词作,并不亦步亦趋地完全依照朱熹词作原韵的先后次序,而是略有调整,属于用韵之作。例如朱熹有[水调歌头]《次袁机仲韵》:

长记与君别,丹凤九重城。归来故里,愁思怅望渺难平。今夕不知何夕,得共寒潭烟艇,一笑俯空明。有酒径须醉,无事莫关情。

寻梅去,疏竹外,一枝横。与君吟弄风月,端不负平生。何处车尘不到,有个江天如许,争肯换浮名。只恐买山隐,却要炼丹成。

而许熏(1836—1907)有[水调歌头]《闲情》:

富贵谅非愿,萧散乃其情。茅茨隐约林下,推户绿江明。梅底酒樽茶鼎,案上禅经道诰,焉用换浮荣。笑杀求名者,束带谒公卿。

开荒圃,莳杞菊,趁天晴。有时吟弄风月,浩浩放歌行。是处红尘不到,有个青山如许,心底十分清。自道闲居乐,端不负平生。

许词与朱词一样,所押均为平声庚韵,所押韵字中的“情”、“明”、“生”等也与原作相同,只是先后顺序并不一致;而且许词中“吟弄风月”、“端不负平生”等完全取自朱词,“是处红尘不到,有个青山如许”也明显脱胎于“何处车尘不到,有个江天如许”。因此,虽然许氏并没有说明,但其作品显然是以朱熹作品为依据的用韵之作。

(二) 拟仿类作品

所谓“拟仿类作品”,是指不求与原作所押韵部相同,而主要从形式、内容等方面对原作加以仿效的作品。根据拟仿者所选择的不同角度,可以将拟仿之作分成两种不同的类型。

1、形式拟仿

有一些韩国词人非常注重在形式上仿效朱熹的作品,如何谦镇另有一首[菩萨蛮]《回文》:

处处月林栖鸟语,语鸟栖林月处处。清露浥空庭,庭空浥露清。    有谁知尽醉,醉尽知谁有。归来独吟微,微吟独来归。

又如金载瓒(1746—1827)有[武陵春]《回文》:

永昼清风花带露,露带花风清昼永。细细香生水,水生香细细。    点点红痕绣碧苔,苔碧绣痕红点点。流水逐轻舟,舟轻逐水流。

何氏并没有步和朱氏原韵,金氏甚至采用了其它词牌,但两人在形式上仍然很有可能借鉴了朱熹的作品。朱熹有两首[菩萨蛮]回文词,在后世颇受关注。清人邹祇谟《远志斋词衷》“词有回文体”条云:“回文之就句回者,自东坡、晦庵始也。……文人慧笔,曲生狡狯,此中故有三昧,匪徒乞灵窦家馀巧也。”其后,沈雄《古今词话·词品》上卷、王弈清等《历代词话》、冯金伯辑《词苑萃编》卷一《体制》等对此说也都有过引述或发挥。事实上,在苏轼(东坡)、朱熹(晦庵)之前,已经有人尝试创作回文词了,因此邹氏等人将回文词溯源至苏、朱两人并不确切。不过这也正说明朱熹的回文词在同类作品中确有独到之处,足以引起后世仿效者的关注。

另如李柬(1677—1727)有[西江月]《拟晦翁作二首》,其中第一首云:

云度高山漠漠,风回流水泠泠。桑麻一壑挂岩扃,不说朱门锺鼎。   诗擅莺花富贵,酒调雪月功名。渊源知自洛闽清,乐处桓文不竞。

所模拟的朱熹原作[西江月]如下:

睡处林风瑟瑟,觉来山月团团。身心无累久轻安,况有清池凉馆。   句稳翻嫌白俗,情高却笑郊寒。兰膏元自少陵残,好处金章不换。

李氏所谓“拟晦翁作”,也主要是指形式而言,如上阕前两句接连使用迭词,与朱熹完全相同;下阕结语“渊源知自洛闽清,乐处桓文不竞”,与原作中“兰膏元自少陵残,好处金章不换”的句法也完全一致。

2、内容拟仿

除了在形式上拟仿朱熹原作外,有些韩国文人还能进一步遗貌取神,注意在内容、意趣方面贴近原作。如李柬另有[忆秦娥]《拟晦翁梅花词,奉怀舅氏二阕》:

天机斡,朱明已暮清商发。清商发。高梧疏柳,白云明月。   幽人空谷音书绝,风兰玉树心超忽。心超忽。舞雩馀韵,紫阳遗阙。

烟霏廓,平原极目遥岑碧。遥岑碧。别区岩洞,中园松竹。    年华宛晚芳尘隔,暮云萧瑟秋风白。秋风白。露盈襟袖,鸟归林薄。

所谓的“晦翁梅花词”指的是朱熹[忆秦娥]《雪、梅二阕怀张敬夫》中的第二首:

梅花发,寒梢挂着瑶台月。瑶台月。和羹心事,履霜时节。   野桥流水声呜咽,行人立马空愁绝。空愁绝。为谁凝伫,为谁攀折。

李柬虽然也选用了[忆秦娥]词牌,但并没有步和朱熹的原韵,在形式上也没有模仿的痕迹,只是在内容上同为咏梅怀人而已。

二 韩国历代拟朱熹词的创作特征及创作心态

中国的朱子学约在公元十三世纪末至十四世纪初开始传入高丽,并于李朝前期达到鼎盛,被官方定为正统的哲学思想。朱熹的各种著述也多次传入高丽、朝鲜两朝,并被多次翻刻重印。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韩国历代文人对于朱熹的著作自然是耳熟能详,模拟朱熹的词进行创作也就顺理成章了。这些韩国文人的拟作虽然难免会受到原作的种种制约,并非完全是自出机杼、直抒胸臆的产物,但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展现出拟作者的个性特征。而模拟对象的选择既体现了个人乃至整个时代的价值评判和审美取向,又反映了特定的接受心理和传播条件。因此,分析韩国文人拟朱熹词的创作特征,进而探究其创作心态,对于深入了解韩国词文学的发展与嬗变,以及朱子学在韩国的传播和影响,都不无小补。以下试从形式和内容两个不同角度来探讨韩国历代拟朱熹词的创作特征,并分别考察其背后所潜藏着的独特的创作心态。

(一) 形式特征

与近体诗相比,词在格律方面的要求更为繁复严格。清人刘熙载在《艺概·词曲概》中说:“词家既审平仄,当辨声之阴阳,又当辨收音之口法,取声取音,以能协为尚。”说明词人在倚声填词时不仅要区分平仄,更要辨别四声阴阳。除了声律之外,词在结构、章法、句读等方面也有其迥异于近体诗的特点,这显然会给初学者带来相当大的困难。

古人在学习创作之初,势必要经历一个学习模仿的阶段,以便掌握写作手法,借鉴创作经验。朱熹对此也深有体会,《朱子语类·论文上》云:“古人作文作诗,多是模仿前人而作之。盖学之既久,自然纯熟。” “人做文章,若是子细看得一般文字熟,少间做出文字,意思语脉自是相似。”“前辈作文者,古人有名文字,皆模拟作一篇。故后有所作时,左右逢源。”对此可谓再三致意。他本人在创作实践中也是如此,明代李东阳曾评论说:“晦翁深于古诗,其效汉魏,至字字句句,平侧高下,亦相依仿。命意托兴,则得之《三百篇》者为多。”认为朱熹的拟古诗在内容和声调上得力于对《诗经》和汉魏古诗的学习与模仿。而朱熹在填词时也同样注重借鉴古人的作品,其[水调歌头]《括杜牧之齐山诗》就将晚唐诗人杜牧的《九日齐山登高》诗句融入词中;另一首[水调歌头](“富贵有馀乐”),则被宋人罗大经认为“特敷衍括李杜之诗耳”。朱熹的这些理论主张以及创作实践自然会对韩国文人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对于运用汉语从事汉文学创作的韩国文人而言,确定学习模拟的对象显然更为重要。虽然自高丽时期开始,韩国文人就开始尝试填词,但词在韩国并不像在中国那样普及。我们在不少韩国文人的作品中常常可以看到一些类似的感慨:

吾东方人,益斋外无作歌词者,试为之尔。

吾东人鲜有作词者。

敝邦音调有异,不惯此作。

我东方之乐坏久已,至于操觚家、诗家之类,亦失其音响之节族。号为能香山词者,率不知五音清浊之属。览此者或不以违制律之好。

这些不同时期的作者都隐隐透露出在填词时的心有馀而力不足。根据现存的文献,历代韩国词的总数约在1250首左右,这也说明韩国文人在填词方面确实力有不逮。因此,对于他们而言,若要掌握词律,进而从事创作,熟记某些中国作品,并依韵和之,无疑是一个卓有成效的方法。李晬光(1563—1628)《芝峰类说》云:“按次韵之作,始于元、白,而盛于赵宋。我国则尤以华国为重,故争尚此法。”这虽然是针对次韵诗而言的,但也可以推及到词。所谓“争尚此法”除了指韩国文人之间的赓和酬唱,也应该包括韩国文人步和中国作品的情况。从现存韩国词中,确实可以发现大量步和李白、温庭筠、柳永、苏轼、秦观、李清照、陈与义、陆游、辛弃疾、郑燮等人词作的作品。由此也可以推测,韩国文人正是通过对包括朱熹在内的中国历代文人词作的模仿,努力克服词在格律方面给自己带来的困难,来逐步提高自身的创作能力。

综观韩国历代文人模拟朱熹词的作品,可以发现一个整体特征,即和韵类作品的数量要远远多于拟仿类作品;而其中严格依照原作所用韵字及其先后顺序的次韵类作品又占了绝大多数,只需依据原作所用韵部而对于具体韵字并不要求与原作相同的依韵类作品则完全没有。和韵原本是一种自寻约束的创作方式,其中的次韵更是为创作者设定了苛刻的限制条件。然而在某种情况下,适当增加限制条件,反而让人可以在创作时有章可循;一旦取消限制条件,有时却会使人突然感到无所适从。对于掌握词律较为困难的韩国文人而言,依照所模拟对象的平仄、押韵等情况,按部就班地加以模仿,自然比起一空依傍、别出心裁的创作要来的得心应手。

当然也有一些韩国词,虽然在整体上属于次韵之作,但有时也会根据实际情况略作变通。如卢景任(1569—1620)有[水调歌头]《次晦庵词,赠金士悦》:

有客气豪荡,遗却人间忧。巍然一亭江上,诗酒邀朋俦。云尽暮山如画,夜深明月如昼,个里兴难收。红尘何处是?独笑上渔舟。

荣与辱,与我何,不须谋。半世婆娑,云水有时弄钓钩。生前富贵功名,死后寒烟荒草,万事浑悠悠。何如任天放,高卧白鸥洲。

同样也是模拟上文所举的那首朱熹[水调歌头],但将原作“倚伏互相酬”句中的韵脚“酬”字改换成同属平声尤部韵、读音相同的“俦”字。说明卢氏在创作中为了语意表达的需要也能灵活变通,并没有削足适履,以辞害意。

另如高圣谦(1810—1886)的[念奴娇]《咏梅,和赠黄声汝》:

化工多事,巧妆出、树树名花红白。独有寒梅清到骨,厌杀他、风流客。月下佳人,山中高士,襟韵无相隔。贞资孤标,待他满天风雪。    许尔加百花头,东风休遣,无赖贪香蝶。暗与诗人真境会,清浅水、黄昏月。驿使朝行,珠人夜返,从此芳缘歇。凭君寄意,不是情人那折。

所模拟的朱熹原作是[念奴娇]《用傅安道和朱希真梅词韵》:

临风一笑,问群芳、谁是真香纯白。独立无朋,算只有、姑射山头仙客。绝艳谁怜,真心自保,邈与尘缘隔。天然殊胜,不关风露冰雪。    应笑俗李麤桃,无言翻引得,狂蜂轻蝶。争似黄昏闲弄影,清浅一溪霜月。画角吹残,瑶台梦断,直下成休歇。绿阴青子,莫教容易披折。

虽然两词所押之韵完全相同,但高词在不少地方都已经改变了朱词原先的句读,对原作内容也做了不少细心的揣摩体会。例如朱词下阕中“争似黄昏闲弄影,清浅一溪霜月”,暗用宋初林逋《山园小梅》诗“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句意,高氏便用“暗与诗人真境会,清浅水、黄昏月”数句直接加以点明。

韩国文人在模拟过程中还非常注重具体技法的学习,如上文提到的不少对朱熹词中回文方式的效仿。回文是通过使用同样的词句,充分利用汉语特有的多义性和组合性,使顺读、倒读均可成文的一种修辞方式。将回文的手法运用在诗歌创作中究竟起源于何时何人,历代有着各种不同的说法。如南朝梁代刘勰《文心雕龙·明诗》云:“回文所兴,则道原为始。”晚唐皮日休《杂体诗序》云:“晋温峤有回文虚言诗云:‘宁神静泊,损有崇亡。’由是回文兴焉。”宋代严羽《沧浪诗话·诗体》在论杂体诗时列有“回文”一体,并注云:“起于窦滔之妻,织锦以寄其夫也。”可谓聚讼纷纭,莫衷一是。但可以确定的是,在六朝时期就已经出现了大量的回文诗。《隋书·经籍志》著录有《五月七星回文诗》一卷、谢灵运撰《回文集》十卷、《回文诗》八卷、苏蕙作《织锦回文诗》一卷。唐初欧阳询编撰的《艺文类聚·杂文部》收录了王融、萧纲、萧纶、庾信、萧袛等人的回文诗作。唐宋时期的回文诗作品更是不一而足,如陆龟蒙的《晓起即事寄皮袭美》、皮日休的《奉和鲁望晓起回文》、王安石的《无题三首》、苏轼的《记梦二首》等等。宋人还将回文的方式引入到词的创作中,苏轼、晁端礼、刘焘、郭世模、曹勋、朱熹等人都有作品传世。虽然这些回文诗词的创作动机大多出于逞才使气,卖弄或嘲戏的意味居多,但如能加以奇思妙想,有时也能达到因难而见巧的效果,令读者感受到别样的意趣。

韩国文人对于这种特殊的修辞手段也非常感兴趣,如李仁老(1152—1220)《破闲集》云:“回文诗起齐梁,盖文字中戏耳。昔窦滔妻织锦之后,杼轴犹存,而宋三贤亦皆工焉。……夫回文者,顺读则和易,而逆读之亦无聱牙艰涩之态,语意俱妙,然后谓之工。”有些韩国文人也在诗歌创作中尝试运用这一手法,徐居正(1420—1488)在《东人诗话》中曾举例云:“李平章奎报诗:‘碧水接天天接水,薄云如雾雾如云。’邢典书君绍诗:‘远岫似云云似岫,碧天如水水如天。’僧达全诗:‘野抱山还山抱野,天吞水亦水吞天。’前辈好用是语,全诗并用回文体,语少牵强。”所列举的诗都只是每一句的前后部分构成回文,而上文所举的韩国词则是上下句之间构成回文,其难度较前者更大。因此,韩国文人模拟朱熹作品创作回文词,主观上或许只是一种出于好奇的浅尝辄止,但客观上对于这种修辞方法的演练、掌握乃至传播无疑是有益的。

(二) 内容特征

古代诗文创作中的步和、拟仿现象屡见不鲜,如果对象是同时代的某位作家,那么就可能更多地带有朋友之间相互应酬、切磋甚至竞争的性质;而如果对象是前人昔贤,则其中毫无疑问会寓有某种特殊的精神寄托。从韩国历代拟朱熹词的内容来看,就可以发现不少超出文学本身的文化意涵。

首先,在不少拟作中都透露出作者对儒家学说的尊奉以及对朱熹人格的崇仰。如李柬[西江月]《拟晦翁作二首》云:“渊源知自洛闽清,乐处桓文不竞。”其中“洛”指程颢、程颐兄弟,“闽”指朱熹;“渊源”一词则让人联想到朱熹所编的《伊洛渊源录》。此书在儒学史上的影响极为深远,后世仿其体例而成书者,有明代谢铎《伊洛渊源续录》、宋端仪《考亭渊源录》、清代李清馥《闽中理学渊源考》、张伯行《伊洛渊源续录》、王植《道学渊源录》等。该书在韩国也流传颇广,李词中“渊源”一句当受此启发。至于“乐处”一句,则更加明显地受到程朱理学思想的影响。《论语》中提到过孔子、颜回师徒的生活状况,如《述而》云:“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又《雍也》云:“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 于是,所谓“孔颜乐处”就成了宋代理学家关心的话题,周敦颐曾要求程颢、程颐兄弟“寻颜子、仲尼乐处,所乐何事”,而“二程之学源流乎此”,朱熹对此也有不少体会和发挥;此句中的“桓文”指春秋时期的齐桓公、晋文公,《孟子·梁惠王上》云:“齐宣王问曰:‘齐桓、晋文之事,可得闻乎?’孟子对曰:‘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臣未之闻也。’”可见,李柬在遣词造语方面既源于传统儒家经典,又充盈着宋代理学思想,非常鲜明地表明了自己的精神祈向。李氏又有[忆秦娥]《拟晦翁梅花词,奉怀舅氏二阕》,所模仿的朱熹原作[忆秦娥]《雪、梅二阕怀张敬夫》中有“和羹心事,履霜时节”二语,前句典出《尚书·说命下》:“若作和羹,尔惟盐梅。”用来赞扬张栻(字敬夫)能够辅佐君主综理国政;后句典出《礼记·祭义》:“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凄怆之心,非其寒之谓也。”据郑玄注云:“‘非其寒之谓’谓凄怆及怵惕者皆为感时念亲也。”因此寓有感叹时节、思念亲友之意。而李词中有句云:“舞雩馀韵,紫阳遗阙。”“紫阳遗阙”指朱熹的词作,“舞雩”则典出《论语·先进》篇,曾皙自言其志云:“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由此得到孔子的赞许。朱熹《论语集注》对此曾有评论说:“曾点之学,盖有以见夫人欲尽处,天理流行,随处充满,无少欠阙。故其动静之际,从容如此。而其言志,则有不过即其所居之位,乐其日用之常,初无舍己为人之意。而其胸次悠然,直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隐然自见于言外。”显然,李柬对朱熹作品中所蕴含的情致深有体会,并由衷赞叹其与曾皙之志一脉相承,体现了孔门理想的人生境界。李氏在这组词前尚有小序云:“高低腔曲,仅用词法,而律吕之谐不谐,此所未详。调格之凡下则又不足论也。然曲曲慕用之意,则未尝不在其中矣。”也充分表露了对朱熹的崇敬仰慕。

其次,不少韩国文人对于儒家所揭橥的生活境况以及人生理想深有感触,以至效仿其处世态度,并会在词作中加以抒写。如任宪晦(1811—1876)[西江月]《次晦翁所和《西江月》,奉呈锦甫》云:“箪食何须求饱,缊袍自足御寒。从教物我不相残,孰谓三公可换。”“箪食”一句典出《论语·雍也》:“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缊袍”一句典出《论语·子罕》:“子曰:‘衣敝缊袍,与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者,其由也与?’” 任氏在词中称赞颜回、子路能够不慕荣利,安贫乐道,由此产生强烈的共鸣,表达了倾慕效仿之意。

又如许熏(1836—1907)[水调歌头]《闲情》云:“有时吟弄风月,浩浩放歌行。”“吟弄风月”是宋代儒学家偏爱的话题。程颢曾回忆说:“某自再见(周)茂叔后,吟风弄月以归,有‘吾与点也’之意。’”在他为数不多的诗歌作品中,对此人生境界也多有展示,如《偶成》云:“云淡风轻近午天,望花随柳过前川。旁人不识予心乐,将谓偷闲学少年。”在亲近自然物态的过程中,展现出从容和乐的气象。《和尧夫首尾吟》云:“先生非是爱吟诗,为要形容至乐时。醉里乾坤都寓物,闲来风月更输谁?”称赞邵雍能够领略到与万物融为一体的至乐。朱熹的[水调歌头]《次袁机仲韵》亦云:“与君吟弄风月,端不负平生。”同样表露出超迈自得的襟怀。许熏词中所透露出的那份洒脱闲适显然就源于宋代儒学家们所标举的那种人生境界。

韩国文人在模拟朱熹词的过程中,并不只是单向被动地接受或跟从,有时尚能与原作进行相互的呼应、和答。如朱熹[水调歌头]《次袁机仲韵》中有“有酒径须醉,无事莫关情”之语,有借酒浇愁、超脱世外之意。而高圣谦的拟作[水调歌头]《和赠黄声汝》云:“诗酒谅非意,聊用破愁城。莫将时事干我,世已弃君平。”“愁城”一语典出庾信《愁赋》:“攻许愁城终不破,荡许愁门终不开。”诗词中多用作典故,如周邦彦[满路花]《思情》云:“帘烘泪雨干,酒压愁城破。”范成大《次韵子永雪后见赠》:“想得秫田来岁好,瓦盆加酿灌愁城。”又汉代严君平曾避世卖卜,后人用作典故者也颇多,如鲍照《咏史》:“君平独寂寞,身世两相弃。”李白《古风》之十二:“君平既弃世,世亦弃君平。”高氏显然对朱熹内心的苦衷颇能体察,因此借这些典故来抉发原作中含而未发的意蕴。而许熏的拟作[水调歌头]《闲情》则云:“富贵谅非愿,萧散乃其情。茅茨隐约林下,推户绿江明。梅底酒樽茶鼎,案上禅经道诰,焉用换浮荣。”首句既化用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中“富贵非我愿”句,显然也参照了高圣谦的拟作,接着又进一步对从容闲适的归隐生活作了描绘。这两人的拟作都能领会原作者的衷曲,并有自己的体悟和发挥,由此构成了拟仿者与原作者之间多重的潜在对话。

韩国历代拟朱熹词虽然在命题立意、遣词造句等方面受到原作很大的影响和制约,但有时也能存同求异,显示出匠心独运、别出机杼的地方。如朱熹有[满江红]《刘知郡生朝》云:

秀野诗翁,念故山、十年乖隔。聊命驾、朱门旧隐,绿槐新陌。好雨初晴仍半暖,金釭玉斝开瑶席。更流传丽藻,借江天,留春色。

过里社,将儿侄。谈往事,悲陈迹。喜尊前现在,镜中如昔。两鬓全期烟树绿,方瞳好映寒潭碧。但一年、一度一归来,欢何极。

而金麟厚(1510—1560)的[满江红]《赠洪太虚昙》云:

湖海风流,洪太虚、一年踪迹。聊命驾、芹宫伴侣,玉堂僚属。秋日虚檐仍半暖,深尊大嚼开瑶席。更流传丽藻,借江山、留春色。过里闬,临阡陌。谈往事,聊终夕。奈尊前见在,镜中非昔。两鬓虽惭烟树绿,双眸不减寒潭碧。几梅花夜月,每年年、怀嘉客。

略作比较,不难发现金氏在遣词用语方面处处都在模仿朱熹,“聊命驾”、“仍半暖”、“开瑶席”、“更流传丽藻,借江山、留春色”、“谈往事”等词句更是直接袭用原作;然而“奈尊前见在,镜中非昔。两鬓虽惭烟树绿,双眸不减寒潭碧”数句则若即而离,刻意与朱词立异,和原作相较,词意更显跌宕曲折,从中显示出拟作者不甘雷同、勇于求变的创作心态。

另如任宪晦[忆秦娥]《谨呈发渊尹丈永教,丁酉》其二:

梅不发,寂寞空对黄昏月。黄昏月,不恨朔风,邀指腊节。    手把瑶琴琴声咽,徙依树下肠断绝。肠断绝,且待乱开,愿言寄折。

所模拟的朱熹原作上文已有引录,此处不赘。朱词描写“梅花发”时的情景,任词则描写“梅不发”的状况;朱词感慨“为谁攀折”,任词则直抒“愿言寄折”。从中可见任氏在创作时虽以朱词为蓝本,但又注意规避原作,而求另辟蹊径。可以说,正是因为韩国文人在模仿时存有这样一种立异争胜的心态,才使得这些拟作没有成为依样画瓢的复制品。

三 结语

本文对韩国历代文人模拟朱熹词进行创作的情况做了初步的介绍和探讨。这些作品可以分为和韵和拟仿两大类,在每一类作品中又都有各种不同的情况存在。这些拟作在形式和内容两方面都呈现出不少特点,说明韩国历代文人一方面在努力效仿、遵从原作,另一方面也有着自己的突破和创造。

实际上还有不少韩国词作,表面上看虽然没有非常明显的模拟痕迹,但其遣词造句、命题立意也或多或少地受到了朱熹作品的影响。限于篇幅,本文尚无暇予以讨论。即便如此,通过以上的初步探讨,仍然可以发现朱熹对于韩国文化的影响并不仅仅限于哲学一途,对于韩国历代词文学的发展也起到了比较重要的示范和引导作用。

本文引朱熹词,均据唐圭璋辑:《全宋词》,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

李宝嘉:《南亭词话》,唐圭璋编《词话丛编》第四册,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3194页。

例如莫砺锋先生的《朱熹文学研究》(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将近三十万字,是迄今为止在这一领域最为详备的专著,但对于朱熹的词作,仅在第61页用寥寥数十言提及其“以词为戏”的创作特点。

苏轼《与子由》,《苏轼文集》附录《苏轼佚文汇编》卷四,孔凡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515页。

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和韵诗》,罗根泽校点,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第109页。按:徐氏所论虽为和韵诗,但也适用于和韵词。另:明人胡震亨《唐音癸籖》卷三云:“和诗用来诗之韵曰用韵,依来诗之韵尽押之不必以次曰依韵,并依其先后而次之曰次韵。”(周本淳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25页。)所论与徐氏不尽相同。因不影响本文论说,此处姑以徐氏之说为准。

此句下有作者自注:“诔文曰:‘人否其泰,子然其命。’”按:所谓“诔文”指颜延之《陶征士诔》。

本文所引韩国词作均据柳己洙编:《历代韩国词总集》,首尔:韩神大学出版部,2007年。原书标点差错及字句讹误均随文改正,不另注明。

司马迁:《史记·李斯列传》载李斯遭人诬陷,论腰斩咸阳市,临刑时“顾谓其中子曰:‘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562页。

刘义庆:《世说新语·尤悔》载陆机兵败河桥,遭谗被诛,“临刑叹曰:‘欲闻华亭鹤唳,可复得乎?’”杨勇:《世说新语校笺》,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806页。

司马迁:《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范蠡浮海出齐,变姓名,自谓鸱夷子皮。”第1752页。又班固:《汉书·货殖传》:“范蠡乃乘扁舟,浮江湖,变姓名,适齐为鸱夷子皮。”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683页。

“尹兼乐处忧”指伊尹而言。宋代理学家时常将伊尹、颜回相提并论,如《近思录》卷二《为学大要》引周敦颐《通书》云:“伊尹颜渊,大贤也。……志伊尹之所志,学颜子之所学,过则圣,及则贤,不及则亦不失于令名。”(陈荣捷《近思录详注集评》,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9页。)又如魏了翁《送从子令宪西归》:“须知陋巷忧中乐, 又识耕莘乐处忧。”(“耕莘”典出《孟子·万章上》:“伊尹耕于有莘之野,而乐尧舜之道焉。”)

萧统编、李善等注:《文选六臣注》卷四十三。据吕向注:“钟山在都北。其先周彦伦隐于此山,后应诏出为海盐县令,欲却过此山。孔生乃假山灵之意移之,使不许得至。”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798页。

房玄龄等:《晋书·文苑传·张翰》云:“翰有清才,善属文,而纵任不拘,时人号为‘江东步兵’。”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384页。又《世说新语·识鉴》谓张翰“在洛,见秋风起,因思吴中菰菜、莼羹、鲈鱼脍,曰:‘人生贵得适意尔,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遂命驾归”。杨勇:《世说新语校笺》,第354页。

邹祇谟:《远志斋词衷》,唐圭璋编《词话丛编》第一册,第653页。

参见罗忼烈:《宋词杂体》,收入作者《两小山斋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

李词中迭用“清商发”、“心超忽”、“遥岑碧”、“秋风白”等句子是[忆秦娥]词牌本身的要求,并非是在模仿朱熹原作。

参见金忠烈:《高麗儒學史》第四章〈麗末性理學輸入形成過程〉,高麗大學校出版部1987年。

参见巩本栋:《宋人撰述流传丽、鲜两朝考》,载张伯伟主编:《域外汉籍研究集刊》第一辑,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

刘熙载:《艺概·词曲概》,王国安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17页。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三九《论文上》,王星贤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3299页。

同上,第3301页。

同上,第3321页。

李东阳:《麓堂诗话》,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376页。

罗大经:《鹤林玉露》甲编卷四“朱文公词”条,王瑞来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62页。按:李白《古风》其十八:“何如鸱夷子,散发棹扁舟。”《行路难》其三:“陆机雄才岂自保,李斯税驾苦不早。华亭鹤唳讵可闻,上蔡苍鹰何足道。”温庭筠《利州南渡》:“谁解乘舟寻范蠡,五湖烟水独忘机。”都被朱熹櫽括入词作中。

申光汉(1484-1555):[满江红]《戏赠歌姬满园红》序。按:益斋指李齐贤(1287-1367),高丽晚期著名文人,有《益斋长短句》。

申光汉:[夏初临]跋。

苏世让(1486-1562):[蝶恋花]序。

高圣谦(1810-1886):《玉渊诸胜》组词跋。

李晬光:《芝峰类说》卷九,引自李锺殷、郑珉编:《韩国历代诗话类编》,首尔:亚细亚文化社1988年,第402页。

詹锳:《文心雕龙义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215页。按:“道原”未详何人。

《全唐诗》卷六百十六,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7101页。

郭绍虞:《沧浪诗话校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第93页。

魏征等:《隋书》卷三十五《经籍志四》,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085页。

欧阳询:《艺文类聚》卷五十六《杂文部二》,汪绍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1005-1006页。

《全唐诗》卷六百三十,第7230页。

《全唐诗》卷六百十六,第7103页。

王安石:《王文公文集》卷七十五,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801-802页。

冯应榴辑注:《苏轼诗集合注》卷二十一,黄任轲、朱怀春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070-1071页。

罗忼烈《宋词杂体》一文列有“回文”一项,可以参看。

李仁老:《破闲集》卷上,引自李锺殷、郑珉编《韩国历代诗话类编》,首尔:亚细亚文化社1988年,第381页。

徐居正《东人诗话》卷上,引自李锺殷、郑珉编《韩国历代诗话类编》,第422页。

参见巩本栋:《宋人撰述流传丽、鲜两朝考》,第344-345页。

程树德:《论语集释》,程俊英、蒋见元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465页。

同上,第386页。

程颢、程颐:《二程集》,王孝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6页。

脱脱等:《宋史·道学传·周敦颐》。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2712页。

参见程树德:《论语集释》,第811-812页;陈荣捷:《近思录详注集评》,第55-56页。

焦循:《孟子正义》,沈文倬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74-77页。

《尚书正义》卷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第175页。

《礼记正义》卷四十七,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592页。

程树德:《论语集释》,第806页。

同上,第811-812页。

同上,第386页。

同上,第619页。

程颢、程颐:《二程集》,第59页。

许逸民辑《庾信集佚文辑存》,倪璠:《庾子山集注》附录,许逸民校点,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094页。

班固:《汉书·王贡两龚鲍传》载严君平“修身自保,非其服弗服,非其食弗食。……卜筮于成都市,……裁日阅数人,得百钱足自养,则闭肆下帘而授《老子》”。第30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