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书·武帝纪》云:“ (晋武帝)爰至未年, 知惠帝弗克负荷, 然恃皇孙聪睿, 故无废立之心。复虑非贾后所生, 终致危败, 遂与腹心共图后事。说者纷然, 久而不定, 竟用王佑之谋, 遣太子母弟秦王柬都督关中, 楚王玮、淮南王允并镇守要害, 以强帝室。又恐杨氏之逼, 复以佑为北军中候, 以典禁兵。”在晋武帝为身后事所作的安排中, 军事控制权被当作是确保皇位继承的最后的、也是最大的保证。其实, 这一思路早在立太子之初便已显现, 晋武帝通过重新设定“太子卫率”之职, 建构了东宫的武装体系。此举对两晋南北朝隋唐的皇权架构影响深远。有鉴于此, 本文拟对两晋太子卫率之职的设定与变动、职责范围、任职资质等方面的情况进行初步的研究, 以期对学界有所裨益。

《宋书·百官志下》记述了太子卫率的历史沿革:

二率职如二卫。秦时直云卫率, 汉因之。主门卫。晋初曰中卫率, 泰始分为左右, 各领一军。惠帝时, 愍怀太子在东宫, 加置前后二率。成都王颖为太弟, 又置中卫, 是为五率。江左初, 省前后二率。孝武太元中又置。

关于两晋太子卫率之职的设置, 《晋书·职官志》较之为详:“左右卫率, 案武帝建东宫, 置卫率, 初曰中卫率。泰始五年, 分为左右, 各领一军。”《通典》卷30《职官十二》与之相同, 均以“建东宫”为“置卫率”之始。笔者认为在此之前, 应该也存在太子卫率。据《晋书·李憙传》:“自明帝以后, 久旷东宫, 制度废阙, 官司不具, 詹事、左右率、庶子、中舍人诸宫并未置, 唯置卫率令典兵, 二傅并摄众事。”曹魏并无左、右卫率, 《晋书》所述实际上是以西晋已甚为发达的东宫职官制度为参照, 对泰始三年东宫初建、李憙为太子太傅之前的情况进行说明。由该记述可见, 泰始三年之前, 有名为“卫率令”者。《北堂书钞》卷65《太子左右卫率》条引《晋公卿礼秩》亦作此称谓, 其文云:“入晋, 建置卫率令一人, 泰始始分置, 左右率一人, 领兵各五千人也。”然《晋公卿礼秩》并未提及“中卫率”。

泰始三年至泰始五年, 所设为“中卫率”一人, 员额与汉、魏卫率相同。赖亮郡依据上引《晋公卿礼秩》所言, 推断“宫殿门卫不应多至一万人”, 认为“中卫率”之设, “与两汉三国单主门卫之卫率已大有不同, 除一般宿卫之外, 它还是皇太子专属的亲兵了”^①。然而, 这只能说明左、右卫率分立后东宫武装“多至一万人”, 似乎并无直接证据表明“中卫率”亦领有如此数量之武装。故而也无法确定“中卫率”在性质上发生根本变化。但赖文的论断对泰始五年之后的情况, 则是适用的。故而, 可以确切地说, 至晚到泰始五年时, 太子卫率已经脱离原先充当东宫门禁的太子家政系统。

这一点从左、右卫率品秩、地位之变化亦可见。据《北堂书钞》卷65所引《晋令》, “左右卫率, 品第五, 旧视中、领、护”。《唐六典》卷28《太子左右卫及诸率府》自注云, “服视左、右卫将军, 品第五, 位同中庶子。”按《续汉书·百官四》, 东汉太子卫率秩仅为四百石, 在东宫职官系统内地位较低。晋代卫率为五品, 已与率更令、家令、仆等原千石诸卿相同。且“位同中庶子”, 以东宫中“职如侍中”者作比, 亦表明卫率在东宫的重要性得以大幅提升。至于“视中、领、护”, “视左、右卫将军”, 则清楚地表明了左右卫率作为东宫禁军最高指挥官的身份与职能。

至于为何要打破汉魏卫率一人的员额, 则当与东宫武装扩至万人有关。赖文认为晋武帝有意使东宫兵数达到王国中大国上中下三军共五千人的二倍, 有尊崇太子之意^①。按《晋书·李胤传》的记载, 皇太子司马衷是在咸宁初“出居东宫”。泰始五年至咸宁初尚有五年的时间间隔, 照说晋武帝不必在此时增加太子卫率、增加东宫兵力。但司马衷举行冠礼是在泰始七年正月, 或许晋武帝要在皇太子成年之前安置东宫武装力量, 以使皇太子习兵事。

《宋书·百官志下》、《晋书·职官志》、《通典》卷30《职官十二》均言晋惠帝时愍怀太子时期, 在左右卫率之外, 又增置前后卫率, 共计四卫率。《唐六典》卷28《太子左右卫及诸率府》则将前卫率的设置时间断定在晋武帝时期, 其自注云:“惠帝为太子, 加置前卫率, 愍怀在东宫, 又加后卫率。故元康之中凡四卫率。”而《晋书·阎缵传》所载贾后倒台后阎缵上书称愍怀太子时东宫“本置三率”, 则与上述记载不同。可以断定的是, 后卫率设置于愍怀太子之时。据《晋书·裴頠传》记载:“頠以贾后不悦太子, 抗表请增崇太子所生谢淑妃位号, 仍启增置后卫率吏, 给三千兵, 于是东宫宿卫万人。”可见后卫率的设置针对的是贾后对太子的迫害。至于前卫率, 在西晋时期的任职者仅见晋惠帝皇太孙司马臧时的石崇, 故其设置时间只能存疑。若前卫率是在愍怀太子的东宫时期增置, 其立意当与后卫率之立相去不远。无论前卫率的设置时间如何, 愍怀太子在东宫时期三卫率或四卫率并立的情况是属实的, 这与当时太子师傅类官僚增加至六傅并立的情形相一致, 这表明当时是两晋东宫官制的繁盛时期。

中卫率的设置, 按上引《宋书·百官志下》所言, 是在成都王颖为太弟时。按《晋书·成都王颖传》, 司马颖为太弟后, “丞相如故, 制度一依魏武故事, 乘舆服御皆迁于邺, 表罢宿卫兵属相府, 更以王官宿卫”。可见司马颖在永兴元年为皇太弟期间, 非常注意对宿卫军的掌控, 故其增加东宫兵力是完全可能的。此一时期是两晋东宫卫率设置最多的时期, 达到五卫率之多。

东晋前期, 省前后二率。但《宋书》、《晋书》、《通典》、《唐六典》均未言及中卫率是否还存在。根据笔者的考察, 并未见到东晋时有人任职中卫率一职, 或许该职至晚已在两晋之际被裁省。若此, 则东晋前期回复到晋武帝泰始五年左、右二率并立的官制。

东晋孝武帝太元中, 太子四率的制度得以恢复。所谓“太元中”, 所指时间并不具体, 晋安帝为皇太子是在太元十二年, 或许“太元中”即指此时。且太元中正是孝武帝与会稽王司马道子争斗日趋激烈时期, 以增加太子卫率的方式来拱卫孝武帝父子相继的统治权在此时显得极为必要。《晋书·王雅传》记载:“ (孝武)帝以道子无社稷器干, 虑晏驾之后皇室倾危。”王雅为孝武帝所信重, “朝廷大事多参谋议论”, 便曾以本官领太子左卫率。故而, 在孝武帝执政后期, 东宫太子卫率的设置再一次回到晋惠帝愍怀太子东宫官制的繁盛时期。

《续汉书·百官四》所述太子卫率的职责为“主门卫士”, 这一点在两晋仍为其基本职责。晋惠帝时, 赵王伦主政恢复司马遹太子之号, 阎缵上疏将愍怀太子之废归咎于卫率未能尽责:“又本置三率, 盛其兵马, 所以宿卫防虞, 而使者卒至, 莫有警严覆请审者。”^②可见, 太子卫率最基本职责为“宿卫防虞”。所谓“虞”, 包括来自朝廷的、不利于太子的可疑诏书。太子卫率遇见此类情况, 应当首先保卫太子的周全, 然后有权向朝廷请示复核。

除了主门卫外, 卫率还须在太子出行时负责安全警卫。《唐六典》卷28《太子左右卫及诸率府》自注云:“凡太子出, 前卫率导, 在前黄麾外; 左、右二率从, 侠导舆车; 后卫率从, 在乌皮外; 并载戟持刀。”太子四卫率分别从前后左右四个方向拱卫皇太子舆车。按《晋书·舆服志》, 皇太子随出席仪式不同, 或乘安车、或乘坐画轮车, 有副车三乘。在皇太子车队中, 太子洗马“前驱”、“导威仪”^①。前卫率虽然也为前导, 但位置“在前黄麾外”, 更在太子洗马之前, 而后卫率“在鸟皮外”, 显然太子四卫率居于车队的最外层。从其携带戟、刀等武器来看, 四卫率随太子出行, 并非是礼仪性的随从, 而是切实担当警卫的职责。

在晋惠帝时期, 中枢迭变, 有太子卫率突破“宿卫防虞”的职责范围, 试图积极参与政争, 维护愍怀太子一系的皇位继承权。据《晋书·张华传》记载, 贾后谋废太子之时, 左卫率刘卞言于执政张华:“东宫俊乂如林, 四率精兵万人。公居阿衡之任, 若得公命, 皇太子因朝入录尚书事, 废贾后于金墉城, 两黄门力耳。”试图以东宫武装发动政变。《晋书·刘卞传》称其“以计于张华而不见用, 益以不平”, 可见刘卞颇以维护太子之位为卫率之使命。《刘卞传》又载, “贾后亲党微服听察外间, 颇闻卞言”。政变之议当属机密, 贾后亲党微服外行竟能听闻, 只能说明卫率为保太子而行非常之事、已经被当时人看作是职责所在、理所当然的。而且刘卞语中以“四率”并举, 似乎其看法在东宫武官中有着相当的普遍性。又据《晋书·赵王伦传》, “愍怀太子废”, “时左卫司马督司马雅及常从督许超, 并尝给事东宫, 二人伤太子无罪, 与殿中中郎士猗等谋废贾后, 复太子”。司马雅、许超“并尝给事东宫”, 从他们担任左卫将军属下的武官来看, 极有可能任东宫武职。

及至赵王伦立皇太孙司马臧, 自居太孙太傅, 将相国府邸设在东宫, 杀前卫率石崇, 以亲信孙秀为右卫率, 掌控、监视东宫兵。但当淮南王司马允发动政变、举兵围相府之时, “太子左率陈徽勒东宫兵鼓噪于内以应, 允结陈于承华门前, 弓弩齐发, 射伦, 飞矢雨下, 主书司马畦秘以身蔽伦, 箭中其背而死, 伦官属皆隐树而立, 每树辄中数百箭, 自辰至未”^②。赵王伦“篡逆志”已显, 司马臧皇太孙之位必不可保。淮南王司马允事起仓促^③, 未必与太子左卫率有所约定。太子左卫率“勒东宫兵鼓噪于内以应”, 只能是自觉为之。战况的激烈正反映东宫兵斗争的坚决。而使他们如此行动的, 则是拱卫皇太孙的职责所在。

东晋太子卫率有出外征讨的记录。《晋书·元帝纪》载, 太兴二年八月, “徐龛寇东莞, 遣太子左卫率羊鉴行征虏将军, 统徐州刺史蔡豹讨之”。《王导传》作“会太山太守徐龛反, 帝访可以镇抚河南者, 导举太子左卫率羊鉴”。《羊鉴传》亦作王导“启授(羊鉴)以征讨都督”。羊鉴平定徐龛之乱, 其官衔是以太子左卫率加行征虏将军号, 都督军事, 外讨却并未免太子卫率之职。以太子卫率“镇抚河南”实是开拓了太子卫率之职责范围。此次出兵当以方镇军为主, 未知“太子左卫率”属下东宫兵马是否也随之外出参战。

三年后, 永昌元年王敦起事时, 太子卫率再一次出征。《晋书·元帝纪》:“以太子右卫率周莛行冠军将军, 统兵三千讨沈充。”《晋书·周莛传》作:“迁太子右卫率, 及王敦作难, 加冠军将军、都督会稽、吴兴、义兴、晋陵、东阳军事, 率水军三千讨沈充。”显然, 东宫不会有水军三千, 故此次出征, 虽以太子右卫率领军, 但并非是以东宫兵为主力。

东晋由太子卫率转任方镇或中军将领者颇多, 似乎也能间接证明太子卫率之职的军事性质在东晋的凸显。如晋元帝时, 卞敦由太子左卫率出为征虏将军、徐州刺史^④; 晋成帝时, 褚翜由太子左卫率转任左卫将军^⑤; 孝武帝时, 郗恢由太子右卫率转任梁秦雍司荆扬并等州诸军事、建威将军、雍州刺史、假节、镇襄阳^⑥。

此外, 据《晋书·儒林传》, 孝武帝“以(徐)邈为太子前卫率, 领本郡大中正, 授皇太子经”。首开东晋南朝太子卫率从事文教的先河。孝武帝对徐邈解释任命他为太子前卫率的原因:“虽未敕以师礼相待, 然不以博士相遇也。”《晋书》的解释为:“古之帝王, 受经必敬, 自魏晋以来, 多使微人教授, 号为博士, 不复尊以为师, 故帝有云。”可见太子卫率在文教上的职能乃是因“位同中庶子”的地位而衍生出来的。

《通典》卷28《职官十》, “晋武帝重兵官, 故军校多选朝廷清重之士居之”。《太平御览》卷259引《晋起居注》所载西晋太康八年诏书中亦将“典兵宿卫”者与“常伯”、“纳言”、“黄门”、“散骑”、“中书郎”等清官并举。又据《梁书·文学上·庾於陵传》:“旧事, 东宫官属, 通为清选。”所谓“旧事”, 乃指两晋以来的传统。既作为“兵官”、又作为“东宫官属”的太子卫率, 自然遵循“清”的选举原则。在门阀占主导地位的两晋, 所谓“清选”, 实以家世为先, 但亦随时代变迁而程度不同地看重个人素质^①

先看个人素质, 《太平御览》卷247《职官部四十五》引《山公启事》曰:“太子左率缺。待威重, 宜得其才, 无疾患者。城阳太守石崇忠谠有文武, 河东太守焦胜清贞有信义, 皆其选也。”《荀氏家传》曰:“车骑将军悝, 字茂中, 山涛举之为太子右卫率, 称君清和理正, 从容顾问, 动可观采, 真侍卫之美者。”《晋书·石崇传》所记石崇任职城阳太守的时间在伐吴之前, 但未记载石崇任职太子左卫率之事。山涛在晋武帝时长期担任吏部尚书, 两条记载均反映山涛对太子卫率之任职资质的看法, 这应当也是朝廷官方的选任标准, 将之归纳于下:1.仪表(威重、从容、动可观采); 2.才干(有文武); 3.无疾患; 4.德行(忠谠、清贞有信义、清和理正)。

不仅西晋如此, 见诸史籍的东晋太子卫率任职者, 也大多符合这些标准。如郗恢“八尺, 美须髯, 风神魁梧, 烈宗异之”^②, 这是以仪表风度取胜。吴隐之“美姿容, 善谈论, 博涉文史, 以儒雅标名”^③, 这是以仪表、学识取胜。徐邈“姿性端雅, 勤行励学, 博涉多闻, 以慎密自居”^④, 这是以仪表、学识、德行取胜。如周莛“卓萤有才干”^⑤, 王雅“以干理著称”^⑥, 这是以才干取胜。再如卞敦, 据《晋书》本传, 历职太子舍人、尚书郎时, “朝士多称之”; “中兴建, 拜太子左卫率, 时石勒侵逼淮泗, 帝备求良将可以式遏边境者, 公卿举敦, 除征虏将军、徐州刺史、镇泗口。”可见在“朝士”、“公卿”眼中, 卞敦不仅文职称职, 而且是具有卓越军事才能的“良将”, 其出任太子左卫率当与他“文武”方面的才干有关。

再看家世。晋武帝时太子卫率多显贵子弟。任太子右卫率的颍川荀悝^⑦、清河崔玮^⑧自为第一流名族出身。再如太子右卫率爰倩, 其父爰邵“位至卫尉”, 其兄爰翰为河东太守、另一兄爰敞为大司农、兄子俞官至侍中、中书令、中书监^⑨, 为冀州名族。武韶父亲武周为曹魏卫尉、其兄武陔“在魏已为大臣”、“以宿齿旧臣, 名位隆重”, “泰始初, 拜尚书、掌吏部, 迁左仆射、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 武韶本人亦是以吏部郎转任太子右卫率, 再由太子右卫率转任散骑常侍, 所历皆为清官^⑩。山涛之子^⑪山该也曾任职太子左卫率。以上诸人可谓“清重”。

晋惠帝时, 石崇任太子前卫率。“以先父之恩, 早被优遇, 出入清显”^⑫。在赵王伦相国府中“勒东宫兵鼓噪于内以应”的太子左卫率陈徽, 其兄广陵公陈凖时任中书令^⑫。赵王伦篡位后, 乐安孙琰出任太子卫率, 其祖父魏晋之际为幽州刺史、右将军, 伯父孙曾任黄门侍郎、荆州刺史、太子詹事、卫尉、兖州刺史、平南将军、假节, 赵王伦时任车骑将军、开府^①。值得讨论的是上文曾言及的刘卞。刘卞“本兵家子”, 因缘入仕。据《晋书》本传, 刘卞得罪官长, 被“言与中正、退为尚书令史”, 可见刘卞是经过中正品第, 具有较高资品的。刘卞虽谈不上高门子弟, 但在门阀阶层尚未僵死凝固的西晋, 其任太子左卫率不能简单视作“兵家”之出任。而且此前刘卞曾任散骑侍郎、并州刺史等“清显”之职。而出身小吏的孙秀任太子右卫率, 则是赵王伦时期控制东宫军队的非常安排, 非一时之制。

东晋的太子卫率, 多出身于有军事影响力的侨姓强族与吴姓士族。这一选任特点与东晋多以太子卫率出外征讨的趋向是相一致的。东晋前期, 太子左卫率羊鉴为太山“州里冠族”, 王导之所以坚持以羊鉴平征讨徐龛, 乃坚信其对“州里”的影响要高于同乡徐龛, 故“必能制之”^②。晋明帝时的太子左卫率褚翜, 是在永嘉之乱中“率数千家将谋南下”, 数历军职^③, 亦为侨姓强族。

出身南土士族的任职者, 如张茂, 《晋书》本传虽云其“少单贫”, 但却“为乡里所敬信”, 可见亦是有乡里影响的领袖人物。两晋之际的乱世, 张茂起兵保全乡里, 被晋元帝辟为掾属。^④其迁任太子右卫率, 当一方面因其南士与晋元帝掾属的双重身份, 另一方面则因其在乡里的影响, 乃至潜在的军事力量。再如周莛, 出身义兴周氏, 以黄门侍郎迁太子右卫率, 可称得上“清重”。另一方面, 王导称其“为一郡所敬”, 且成功率百人轻骑还乡平定周续之乱, 可称得上有乡里影响力和军事实力^⑤。

东晋后期, 孝武帝“威权己出”, 太子卫率如王雅、徐邈皆因为孝武帝所亲信而任职。王雅甚至将“大崇之, 将参副相之重”^⑥, 徐邈被孝武帝“方之于金、霍, 有托重之意, 将进显位”^⑦。但总体而言, 孝武帝仍然还在遵循传统。如担任太子右卫率的郗恢为北方著名流民帅郗鉴之孙, “少袭父爵, 散骑侍郎, 累迁给事黄门侍郎, 领太子右卫率”, “孝武帝深器之, 以为有藩伯之望”, 以后为梁秦雍司荆扬并等州诸军事、建威将军、雍州刺史、假节, 专制一方^⑧。即便是徐邈, 其祖父当年率“子弟并闾里士庶千余家, 南渡江, 家于京口”, 显然是来自有军事潜力的侨姓强族。且徐邈出仕乃谢安所举, 他与名士圈有密切联系。在任职太子卫率前, 曾任中书舍人、散骑常侍、尚书祠部郎, 皆为清显之职^⑨, 故也不能说选拔徐邈背离了太子卫率选任的传统标准。

经过上文的考察, 有关两晋的太子卫率, 我们可以得出如下认识:

两晋是东宫武装体系的形成期, 主要表现是太子卫率地位上升, 脱离了家政系统。除了仍承担宫门防卫、出行警卫等安保职责外, 其军事职能得到加强, 如以武力参与政争、维系皇太子地位, 至东晋甚至增添了出外征讨的任务。而东晋后期以太子卫率教授皇太子经书则成为南朝太子卫率文教职事的滥觞。在选任上, 两晋太子卫率“多选朝廷清重之士居之”, 在重视仪表、能力、健康、德行等方面的个人情况的同时, 亦重视任职者的社会出身, 这与当日门阀制度的状况是相一致。与西晋相比, 东晋的选任比较重视北方侨姓有军事影响力的强族与吴姓士族出身者, 这与东晋特殊的历史环境相关, 与太子卫率开始出外征讨的情况相一致。

但是, 还应该看到, 两晋太子卫率设废无常, 或二或四或五, 东宫武装的增减是通过改变太子卫率职官数目的方式来进行的。这显然不利于维系东宫军事架构的稳定性。故而到刘宋之时, 仅保留太子左、右二卫率, 但在卫率之下, 设置有大量的职官^⑩, 以台军为样本, 更加依靠体系内层级性的细分。所以, 两晋“太子卫率”的相关情况所反映的正是东宫武装体系形成期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