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东渐，华梵交融，使中土文化为之一变。随着开元年间“开元三大士”的先后入唐，使佛教一宗——密宗应运而生，且在大江南北影响甚巨。随着汉译密教典籍的传译，其中具有护国色彩的密教经典《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经》(以下简称《仁王经》)在宫廷内外甚为流行，其护国功能及祈雨、止雨等诸成就法为朝野上下所敬信，其影响甚至左右着当时的国家政策以及当时的政治、军事和经济生活。本文拟从《仁王经》的传译与流播，及《仁王经》的护国思想等方面来看其在当时政治、军事、经济生活中的作用与影响。
一 《仁王经》的传译与流布《仁王经》，全称《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经》。从佛经翻译史上来看，《仁王经》早在西晋时即已译出，但实际上在六朝末期才开始流行。据现存佛经目录记载，该经共有四译：一、晋代，月支人竺法护首译，译于西晋武帝泰始三年(267)，名《仁王般若经》，一卷。二、后秦鸠摩罗什译，译于姚秦弘始三年(401)，名《仁王般若波罗蜜经》，二卷。三、梁真谛译，译于南朝萧梁承圣三年(554)，名《仁王般若经》，一卷。①四、唐不空译，译于唐代宗永泰元年(765)，名《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多经》，二卷。其中现存两种译本，即后秦鸠摩罗什译及唐不空译。另外两译本，晋竺法护译及梁真谛译，现已不存。
作为经录，最初记载《仁王经》之名的是梁僧祐的《出三藏记集》，收录《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经》一卷，入失译杂经录处，译出者不详。②在《出三藏记集》卷八亦能见到梁武帝作的《注解大品序》云：“讲《般若经》者多说五时，一往听受，似有条理，重更研求，多不相符。唯《仁王般若》具书各部，世既以为疑经，今则置而不论。”③可见，在梁代，《仁王般若经》经典是存在的，且首次作为伪经使用。这种倾向在隋代仍继承，如隋法经等撰的《众经目录》卷二即将《仁王经》置于疑惑部：《仁王经》二卷，下注云：“《别录》称此经是竺法护译，经首又题云是罗什撰集佛语。今按此经始末，义理文词，似非二贤所译，故入疑录。”自隋费长房《历代三宝记》以后，始以此译定为罗什译。之后，罗什译本盛传宇内，唐译前所讲者，皆其本也。关于现存的“罗什译”本，亦被认为是六世纪初成立的本土撰述经典，即亦是疑伪经典，它的译出的真实性亦被怀疑。唐智升撰《开元释教录》卷十一：《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经》二卷，或云一卷，姚秦三藏鸠摩罗什译。①亦只录罗什译本。从内容来看，“罗什译”似不可信。全经共分八品。第一品为序分，是绪言。中间六品为正宗分，是全经主体部分，是正论，述说的皆是护国之道。最后一品为流通分，即结论。从注释书上来看，相传天台大师隋智顗作《仁王护国般若经疏》五卷，其中对《仁王经》的传译亦自有一说：“自有两本，一广说，如《散华品》云：‘尔时十六大国王，闻佛所说十万亿偈般若波罗蜜，散花供养’。二者略本，即今经文。译者不同，前后三本。一者晋时永嘉年，月支三藏昙摩罗察，晋云法护，翻出二卷，名《仁王般若》。二是伪秦弘始三年，鸠摩罗什于长安逍遥园别馆翻出二卷，名《佛说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三者梁时真谛，大同年于豫章实因寺翻出一卷，名《仁王般若经》，疏有六卷。虽有三本，秦为周悉，依费长房入藏目录云耳。”②可见，从不空译以前，即已存法护、罗什、真谛的三译。道宣的《大唐内典录》，圆照的《贞元录》等目录类也大都相从此说。但是，三译当中，法护、真谛译的存在值得怀疑，除隋费长房《历代三宝记》收录，没有任何能证明两译实际存在的史料。③另外，隋彦琮撰《众经目录》卷五“阙本”收录《仁王经》一卷，题为陈世真谛译。④仅存目录，此经已不存。
有唐一代，《仁王经》又进行了重译，即唐不空译本。唐不空译本始载唐圆照《贞元录》，乃不空于永泰元年(765)奉诏重译。前后两译《仁王经》，出入不大，唯后译明显强化了“护国”的特色和密教色彩。新译本以旧译本为基础，并导入新的密教的要素，把陀罗尼镇护国家的思想表面化。重译的原因，据《佛祖统纪》卷四十一：“(永泰元年)十月吐蕃寇逼京师，命内出《仁王经》二辇，送西明诸寺，诏不空三藏置百高座讲经。帝临御行香礼敬，已而寇平。诏曰：仁王宝经，义崇护国，前代所译，理未融通。乃敕不空三藏、沙门飞锡、良贲等，于大明宫南桃园重译，帝亲对读。谓：‘新旧二经，理虽符顺，所译新本，文义甚周。’乃御制序文，加不空特进鸿胪卿。”⑤不空《表制集》卷一《请再译仁王经制书》亦表明重译原委：“《仁王经》望依梵匣再译，旧文右兴善寺三藏沙门不空奏。伏以：如来妙旨，惠矜生灵。仁王宝经，义崇护国。前代所译，理未融通，润色微言，事归明圣。伏惟宝应元圣文武皇帝陛下，叡文启运，濬哲乘时，弘阐真言，宣扬像教，皇风远振，佛日再明。每为黎元俾开讲诵其《仁王经》，望依梵匣再译旧文。”⑥不空认为前代所译都有不足之处，或理未融通，或方言阻隔，于是请求再译。但实际上，《仁王经》之前就被看成是具有护国功德的经典，但旧译此点不充分，不空重译作了补充，即突出其护国特征。此次译经从永泰元年(765)四月朔日于大明宫南桃园开译，参与译经者共有十九位高僧。此外还有不少朝廷官员奉旨参加，如内史省内阍马奉献、判官儒林郎杨利、开国公骆奉仙等，命翰林学士常兖、柳枕等亲临译场，由当时权倾朝野的中官鱼朝恩监阅总校。《仁王经》译毕进上，代宗在承明殿灌顶道场，执旧经对读新译，赞曰：“惟新旧经，理甚符顺。所译新本，文义稍圆。斯则金言冥契于圣心，佛口再生于凤诏，翻传先后，其在兹欤。三藏言善两方，教传三密。龙宫演奥，邃旨闻天。佛日再冲，真风永扇。诸大德学该三藏，识达五明。性相圆通，内外精博。”⑦又命义学大德良贲作《疏》，自己亲自作《序》。八月二十三日，敕命资圣寺、西明寺组织百座讲演，请一百名法师讲《仁王经》。九月一日先行迎经，据《贞元新定释教录》记载：“是日也，两街大德严洁旛花幢盖宝车，太常音乐梨园仗内，及两教坊诣银台门百戏繁奏。……天龙众八部鬼神护送新经出于大内。其经适出，彩云浮空，郁郁纷纷，照彰现瑞。洎乎己午，两寺开经。万姓欢心，祥云方隐。缁素瞻仰。获庆非常。”⑧大兴善寺沙门慧灵在《仁王经陀罗尼念诵仪轨序》中亦记录了迎请新经的盛况：“去岁夏四月，于南桃园再译斯经。秋九月诏资圣西明，百座敷阐。下紫微而五云抱出，经长衢而万姓作礼。阡郭充满，犹墙堵焉。稽缁衣，览青史，自摩腾入汉，僧会游矣。瑞法之来，莫与京者。”①足见当时迎请新译经之繁盛场面。此经译出后，帝王公卿，法喜充满。据永泰元年九月二日大臣刘仙智等上表言：“昨日迎新译《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多经》，伏有庆云应见瑞，呈五色彩散一天。抱慧日而逾鲜，顺祥风而表圣。伏惟陛下以大道赖物以至德临邦，精诚感神灵应斯降，臣等职忝侍卫，久沐淳风亲覩祯祥，无任庆幸。谨诣右银台门，奉表陈贺以闻。臣仙智等诚惶诚恐，顿首、顿首谨言。”②大臣特此制表上奏帝王，以表迎请新译《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多经》之感怀。帝王亦特批奏曰：“不二之门，早传秘藏。重宣其义，庶广其言。将敷贝叶之文，用启莲宫之会，天浮瑞色，日丽庆云，见以神通，彰其瑞应。”③迎请之日，万民空巷，“经长衢而万姓作礼，阡郭充满，犹墙堵焉。”《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经》新译一出，即得青睐，成为当时俗讲的主要内容之一，“从是初日至白月终，两上讲经二时行道，饮食茶药并出有司，六律五声昼夜不绝，至十六日西明散齐，鼓乐弦歌百戏弥日，西明讲终，陈表奉贺。永泰元年九月十日西明寺上座沙门怀感等上表：“西明寺上座沙门怀感等言：‘特奉恩命令开百座讲《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经》。’”④僧尼忘却自身个人的得证，积极参加护国禳灾为中心的国家活动。由于《仁王经》在当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注释之书也应运而生。有关本经的注解，尚有隋智顗的《仁王护国般若经疏》五卷、隋吉藏《仁王般若经疏》六卷、唐圆测《仁王经疏》六卷、唐良贲的《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多经疏》七卷、宋善月述《佛说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经疏神宝记》四卷等。
安史之乱中，僧惠干向唐肃宗进奉集注《仁王般若经》，王维代为拟表。他写道：“沙门惠干言：……伏惟乾元光天皇帝陛下，高登十地，降抚九天。宏济群生，濡莲花之足；示行世法，屈金粟之身。心净超禅，顶法悬解。广释门之六度，包儒行之五常。……伏以集解《仁王般若经》十卷，谨随表奉进，无任惭惶。”⑤《仁王经》通过僧俗二界的传译及向朝野上下的助推，渐次流行，使仁王信仰渐成风俗，中土历代王朝常设仁王法会，以《仁王经》仪轨设仁王道场，并讲诵此经，希冀护持国家，禳灾祈福。元念常集《佛祖历代通载》卷十三：“西蕃寇围凉州，帝命三藏不空祈阴兵救之。空诵《仁王》密语数番，有神介冑而至，帝亲见之。问曰：‘神谓谁？’空曰：‘北方毗沙门天王长子也。’空诵密语遣之。数日凉州捷报，有神兵至，威武雄盛，贼畏惧，卷甲而去。帝悦，诏天下，军垒皆立毗沙门天王祠。” ⑥足见《仁王经》的护国神力。《大宋僧史略》卷中“驾头床子”条亦记载了民间风俗对《仁王经》的偏爱：“盛经七宝案也。其制度以杂瓌珍间填成之，款其足高其缘，所置之经即《仁王护国》也，所覆之巾即上深红罗也。使中宫谨愿者马上平持舒徐而启行，望乘舆可百步，以为前道也，此之仪制未知始端。如秦译经云：作七宝案，以经置上。若王行时，常于其前，足满百步，令千里内七难不起。若王住时，作七宝帐置经，供养如事父母，如事帝释。唐译本云：置经宝案，若王行时，常导其前，所在住处，作七宝帐，余文大同，今疑行此。……盖唐代宗永泰中，不空三藏重译后置也。不空尝诵此经中咒，感天王子领神兵解安西城羌胡之围。又祈晴雨多验，于时可以请依经置案以象其前驱，秘其事故，史氏莫知也。唐纪云：永泰中羌胡寇边，京城戒严，又因星变，内出《仁王经》两卷，与付资圣西湖二佛寺，开百座仁王道场，捡此知，永泰为始也。又或百座法筵时，帝亲临御，坛仪中合用宝案置经引驾，因而不废也。”⑦据说这个风俗始于唐代宗时期。⑧这正是代宗朝如日中天的密教发展催化了这一信仰，并渐次融入民间的日常生活，形成一道亮丽的宗教民俗风景线。
二 《仁王经》的护国思想从中国佛教发展史上来看，护国思想是中国佛教重要的特色之一。特别是有唐一代，以不空为代表的密宗传人，在经典的传译过程中，指导思想明确，即始终把密教和护国活动结合在一起：“近奉恩命许令翻译，事资探讨，证会微言，望许所在捡阅收访，其中有破坏缺漏随事补葺，有堪弘阐，助国扬化者。”①作为护国活动的译经，“奉为国家，详译圣言……为国译经，助宣皇化”。“详译真言及大乘经典，冀効涓微，上资皇道。其所译金刚顶瑜伽法门是成佛速疾之路，其修行者必能顿超凡境达于彼岸。余部真言，诸佛方便，其徒不一。所译诸大乘经典，皆是上资邦国，息灭灾厄。星辰不愆风雨慎叙。仰恃佛力辅成国家。……大乘威力，永康国界。”②可见，不空自译经典，直接地承担了护国的作用。不空所译经典超过100卷，其所译显密经典，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从护国目的出发的，其中最突出的是《仁王护国般若经》的再译和修持。另外，在五台山建金阁寺，振兴文殊信仰。更重要的是把国家守护和密教结合起来，并在中国社会固定下来，这是不空对中国密教所起的伟大的作用。总之，不空的一切宗教活动，大都以护国为中心，不论建坛作法，还是译经传持，都要看是否有益于王化。可以说，佛教护国思想在唐代的发扬光大，与不空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实际上，在中国佛教中，护国思想并不是本来固有的东西，在印度早就有鲜明地表示守护国王的经典。如《金光明经》、《仁王经》及天台宗大师作为代表性的经典所珍重的《法华经》，合为护国三部经。阐述护国思想的经典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金光明经》，是大乘佛教的经典，是现在述说护国思想的最古的汉译佛典。此经典由北凉的昙无谶译出，后到唐代共有五译，它是广泛传播的具有代表性的经典。全篇含有大量的咒术内容，如果受持此经典的人，可保护免受各种天灾人祸，保证他们种种现世利益，经中反复述说咒术的效用。在《四天王品》中展开了四天王的正法护持。受持这个经典的有国王、人民，即使怨敌起兵，敌国入侵，四天王率领鬼神护卫，敌军退散，国土安稳，人民悦乐，无病息灾，受五欲乐。这是护国思想的出典处。作为护国经典的双璧《仁王经》，其护国思想是以“护国品”为中心，在“嘱累品”、“受持品”、“序品”中亦有陈说，内容和《金光明经》很相似。如后秦鸠摩罗什译《佛说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多经·二谛品》：“此经名为《仁王问般若波罗蜜经》，汝等受持《般若波罗蜜经》，是经复有无量功德，名为护国土功德，亦名一切国王法药服行无不大用护舍宅功德，亦护一切众生身。即此般若波罗蜜，是护国土，如城堑墙壁，刀剑鉾楯。汝应受持般若波罗蜜，亦复如是。”③代宗皇帝制《大唐新翻护国仁王般若经序》：“朕尝澡身定泉，宅心道秘，缅寻龙宫之藏，稽合鹫峰之旨，懿夫护国，实在兹经。”④不空亦说：“以如来妙旨，惠矜生灵，《仁王》宝经，义崇护国。”《仁王经》护国品第五中亦明言：“尔时世尊告波斯匿王等诸大国王，谛听谛听，我为汝等说护国法。一切国土若欲乱时，有诸灾难贼来破坏，汝等诸王应当受持，读诵此般若波罗蜜多，严饰道场，置百佛像，百菩萨像，百师子座，请百法师解说此经。”⑤作为护国三部经之一，《仁王经》在有唐一代以最高频度和信赖感被广泛地利用，以后撰述、注疏频出。
把密教改为真正的护国的教法的最大的功劳者是不空。不空之后，从中唐到晚唐的长安佛教界活跃的般若，在护国思想上也是引人注目的人物。其所译的《守护国界主陀罗尼经》作为护国经典占有不可动摇的地位。其护国思想的最终章是《心地观经》，在父母、众生、三宝后加入了国王恩的“四恩”说是该经典所特有的。
三 隋唐帝王、皇室与《仁王经》有唐一代，具有护国色彩的《仁王经》在宫廷内外颇为流行。密宗经典兼明修行的方法与轨则，所以有经有轨。与《仁王经》相应的还有《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多经陀罗尼念诵仪轨》(一卷)、《仁王般若念诵法》(一卷)、《仁王般若陀罗尼释》(一卷)，均由不空译出，代宗亲为之作序，并按经轨，在资圣寺、西明寺等组织百座讲演，又令诸寺常时念诵。可看出不空对《仁王经》的钟爱，也可说是不空密教教学的一部分。不空认为《仁王经》是专门讲仁王和护国的。仁王是指敬奉三宝，以大乘治国的帝王，宣称该经有护国的功用。受持读诵此经，并广为供养，则有无量鬼神前来护持，灾难即灭。可见，仁王信仰的最终形成和发展，不空起到了直接的作用。
《仁王经》属般若类，在唐前即已流行，其中有“护国”一品宣扬该经的护国功用。《佛祖统记》卷三十八《法运通塞志》所记和《仁王经》最初相关联的记事，是陈武帝永定三年的纪录：“三年，敕大内设仁王大斋，诏沙门宝琼于重云殿，讲《大品般若经》……”①以祈消灾除难，国泰民安。这种仁王大斋就是以《仁王经》为基础的斋会，《续高僧传》“宝琼传”所记与此相同。作为国家活动的仁王会，以陈武帝永定三年的仁王大斋为藁矢。至德三年(583年)，天台大师智顗于太极殿讲说《仁王经》百座，据《佛祖统记》卷三十七：“三年，诏顗禅师入京居灵曜寺。四月赴太极殿讲《大智度论》题、《般若经》题。久之，迁居光宅寺。帝幸寺听讲《仁王经》，恭礼三拜。”②时讲盛况空前，续讲七昼夜，燃千灯。相同的记事，见卷六：“四月，诏赴太极殿，开《大智度论》题及《仁王般若经》题，还寺就讲。时百座居左，五等居右。”③“至德四年，诏迎顗禅师，居光宅寺。帝幸寺听讲《仁王》，躬礼三拜。”④进入唐代，仁王信仰有增无减，唐太宗于贞观三年(629)诏京城沙门，每月二十七日行道，转《仁王经》，为国祈福。⑤代宗朝，密宗渐盛，出于弘教之需，极力强调密教的国家护持功能，作为护教三部经之一的《仁王经》御敌功效显着，倍受帝王青睐。代宗认为“懿夫护国，实在兹经”，不仅许诺重译，而且令义学大德良贲作《疏》，自己亲自为序。唐代宗永泰元年，不空译《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多经》盛行后，变为密教系统的仁王经法。
《仁王经》在唐的流布亦与当时西北战事不断有关联。史书中有大量记载，如《资治通鉴·唐纪》：“九月庚寅朔，置百高座于资圣、西明两寺，讲《仁王经》，内出经二宝舆，以人为菩萨、鬼神之状，导以音乐卤簿，百官迎于光顺门外，从至寺。”⑥《旧唐书·代宗纪》亦载此事：“时以星变，羌虏入寇，内出《仁王》佛经两舆付资圣、西明二佛寺，置百尺高座讲之。及奴虏寇逼京畿，方罢讲”、“冬十月己未，复讲《仁王经》于资圣寺。”⑦《新唐书·王缙传》：“或夷狄入寇，必合众僧沙门诵《护国仁王经》为禳厌，幸其去，则横加赐与，不知纪极。”⑧《旧唐书·王缙传》亦有类似记载：“每西蕃入寇，必令群僧讲诵《仁王经》，以攘虏寇。”⑨大唐永泰元年(765)九月二日，唐代宗“迎新译《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多经》”，“天浮瑞气，日丽庆云，见以神通，彰其瑞应，和平之兆庆慰同怀。” ⑩可能很少有佛经的翻译受到帝王如此的重视，在文治武功的大唐帝国，这部佛经远远超出佛教范围。据说郭子仪出师，赖这部仁王佛经的法力奏凯，“浃旬之间王历大定，是知《仁王护国般若经》，圣心佛心，子育万姓，其义一也”。大唐皇帝“敕资圣寺百座道场，取闰十月二十三日，设无遮大斋以成庆散”。“是日也，寺南门外陈布道场，尽正一坊，东西街内奕幕云布，幡花丽天，尊容焕然，光照人里。饭僧即毕，六乐争陈，百戏充衢，歌吹尽日。……特降恩旨赐资圣寺讲堂，名为永秦善法之堂，御突题榜，此即万古千秋法门故事也。” ⑪密教得以广泛流播，正是基于帝王的大力提倡。密教诸经典的护国色彩，满足了帝王政治和心理的双重之需。此后的皇帝更加敬信佛教，作为护国经典开始被承认的《仁王经》在唐代开始发展、流布。《佛祖统记》五十二《历代会要志》是编年体的通史，和《法运通塞志》不同，其中“祈祷灾异”集中述说《仁王经》：“唐太宗诏京城诸郡僧道，转经行道七日夜，……诏京城沙门，每月二十七日行道，转《仁王经》，为国祈福。”“玄宗，康居入寇安西。诏不空诵仁王咒，感北天王子神兵现，五国奔溃。”《宋高僧传》卷一亦记此事。⑫“代宗，吐蕃逼京师，内出《仁王经》，诏不空置百高座讲经，寇平。”⑬在帝王大力弘宣《仁王经》的护国功能的同时，其最初的强调现世利益的功能仍很流行。如在敦煌文书中，就有在北魏建明二年(531)，由据称为是元荣所写的《仁王经》写经，该经是被作为具有功德的经典而成为写经的对象的。这样看来，与其说是护国的意味，不如说是经具有个人的现世利益。《仁王经》祈愿不仅风行于宫廷，还流行于乡间寺院。小说中亦有记载，如《酉阳杂俎·续集》卷之二“支诺皋中”记一僧太琼，能讲《仁王经》。开元初，讲于奉化县京遥村，遂止村寺，经两夏。①《独异志》卷上一则故事记大旱之时，僧公于天宫寺讲《仁王经》，以祈雨。有二老人于众中，讲僧邀过，问其所来，乃二水龙也。②《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亦记载讲诵《仁王般若经》事。③从以上诸条材料可以看出，讲《仁王经》已由最初的流行于宫廷而渐广播于民间；由纯粹的政治功用而转向日常生活。④同时，禳灾祈雨等的现世利益的追求，成为民间勤加敬信《仁王经》的主要动因之一。
综上所述，密教在唐代的大昌其时，直接促动了《仁王经》在唐代的流播，《仁王经》所弘扬的护国思想及所具有的现世利益的功能，使其与唐代社会生活中息息相关，朝野上下，顶礼膜拜。特别是帝王的大力提倡，使仁王信仰成为当时独特的民俗风情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