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澳大利亚联邦大选期间，工党领袖陆克文向广大选民许下了如下诺言：如果工党执政，那么就将向土著居民尤其是“被偷的一代”致歉。^②2008年2月13日在新一届联邦议会开幕式上，陆克文以政府和议会的名义郑重地向土著居民尤其是“被偷的一代”表示了歉意。陆克文说：“对于被偷的一代，我要说，作为澳大利亚总理，我要说声对不起；代表澳大利亚政府，我要说声对不起；代表澳大利亚议会，我要说声对不起。”^③鉴于之前的历届政府或议会一直拒绝向土著居民表示道歉、土著人与澳大利亚政府以及非土著澳大利亚人之间较为紧张的关系，陆克文的政治道歉必将在澳大利亚种族和解进程中掀开新的一页。2010年6月24日，陆克文任期未满便告逊位。在发表离职感言时，陆克文称自己在任期内为国家做了很多有益的事情，其中最有意义的是代表议会和政府向土著居民尤其是“被偷的一代”表示了歉意。而取代陆克文的朱丽娅·吉拉德总理表示，她的政府将继续前政府所推行的土著政策。这些都有力地说明了政治道歉对澳大利亚种族和解的积极影响。本文拟从党派共识、澳大利亚主流社会的认知变化以及土著社会基本接受政府的道歉等角度来对这一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实现土著澳大利亚人与非土著澳大利亚人之间的种族和解，首先及最重要的是，各主要政治党派在对土著问题的认识方面达成一致。因为这是保持土著政策有效性和连续性的关键所在。

1901年澳大利亚联邦成立伊始，“白澳”政策就被视为立国之本。这项旨在限制有色人种移民的政策无论从决策理念、具体政策或措施的拟定以及实施的效果来看，均从不同层面构建了澳大利亚白人社会的价值观念。^①在白人主导社会价值观念的前提下，土著居民不仅未能在联邦宪法中得到承认，^②而且事实上沦为该社会最贫困、地位最低下的群体。土著居民备受歧视的原因很多，但澳大利亚两大主要政党——工党和自由党及其联盟所推崇的种族歧视政策无疑是最本质的原因。20世纪60年末70年代初“白澳”政策被废除以前，在维护“白澳”政策以及对待土著人问题上，工党和自由党及其联盟可谓志同道合。然而，“白澳”政策被废除后，在将“多元文化主义”的理念运用于本国的具体实践中，以国际主义倾向和平民政党风格而著称的工党却扮演了建设性或开拓性的角色。比起自由党及其联盟，工党似乎更加同情土著人的遭遇，倾向于通过政策的逐步调整来改善土著人的不利地位。

1972年，工党领袖戈夫·威特拉姆(Gough Whitlam)(1972.12—1975.11)走马上任。他树立的改革之风不仅在对外关系中令人印象深刻，而且在土著政策方面亦被后人所称道。威特拉姆在他任职前后的多次讲话中均谈到了恢复土著人“在经济、社会和政治事务方面失去的自决权力”，以实现澳大利亚各民族真正意义上的平等。1975年，一部反对种族歧视的法律破茧而出。这是关于人权、土著人权利以及少数种族权利等方面，澳大利亚在立法层面迈出的关键性一步。与此同时，其他旨在减少种族不平等的立法措施也相继出台；一些确保土著人在健康、住房和社会公正等方面得到政府照顾的项目获批；在北领地以及其他各州，土著人医疗中心组建起来；澳大利亚法律援助办公室和土著人立法服务机构也顺利建立并发挥作用。^③相较于“白澳”政策时期土著人处于被漠视的地位，威特拉姆时期的土著人似乎有一种重生的感觉。所以，正如工党所自称的那样，在土著事务方面，它“所取得的成就与进步，是英国占领以来我们政治史上无与伦比的。”^④

鲍勃·霍克(Bob Hawke)(1983.3—1991.12)工党政府时期，在继承戈夫·威特拉姆所奠立的关于种族平等观念的同时，鲍勃·霍克希望土著澳大利亚人与非土著澳大利亚人之间能达成种族和解方案。霍克说：“我希望政府能够通过一个契约或条约使土著和非土著澳大利亚人达成一个合适的、持久的妥协……对此想法我丝毫未迟疑过……重要的是过程：即我们共同努力朝着能达成妥协的协议去努力。”^⑤由于土地所有权等敏感问题一时难以化解，以一纸条约或契约来求得种族和解只能算是一种美好憧憬而已，但霍克在种族和解方面富有远见的构想给了其继任者保罗·基廷(Paul Keating)(1991.12—1996.3)以很大的想象空间，也赋予他为解决土著问题而施展决策能力的机遇。这一时期，工党政府土著政策的最大特色就是对前政府的某些政策做出反省，并把解决土著土地所有权问题列入议事日程。工党对历史事实的尊重以及自省悔过的意识促使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于1993年通过了《土著土地权法》(The Native Title Act)。虽然该法后来被多次修改，并且常常遭遇执行难的尴尬，但在该法精神指导下，土著人陆续获得了属于他们自己的部分土地。虽然归还的土地数量距离预期还差得很远，但在法律上承认他们是这块土地的主人，这是一件令人欣慰的事情。^⑥1995年，基廷开始下令对“被偷的一代”的真相展开调查。然而，这项工作尚未结束，基廷就因国内糟糕的经济形势而被选民抛弃，取而代之的则是政治上趋于保守的自由党领袖约翰·霍华德(John Howard)。

从1972年威特拉姆执政到1996年基廷下台这二十多年间，除威特拉姆之后八年由自由党执政外，这一时期基本是处在工党执政时期。很显然，这一被视为澳大利亚种族关系尤其是土著人与非土著人之间关系较为和谐的时期是与工党较为开明的政策分不开的。正是工党政府奉行多元文化政策的理念以及工党执政时体制的延续性，才使得土著问题从未离开过政治家的视线，并且得到了澳大利亚社会的持续关注。^①反观基廷之后的约翰·霍华德时期，澳大利亚的确创造了经济持续繁荣的神话，但在土著问题上却颇受非议。^②

首先，自由党及其联盟政府对有关部门就“被偷的一代”展开的调查工作施加影响。在约翰·霍华德执政初期，始于基廷时期对“被偷的一代”的真相调查仍在继续。这项工作是由澳大利亚“人权与机会均等委员会”(The Human Rights and Equal Opportunity Commission)来负责的。但在此项工作展开的过程中，自由党及其联盟政府施加的影响却毋庸置疑。霍华德本人曾告诉“土著和解委员会”(the Council for Aboriginal Reconciliation)，该委员会的最终报告一定不要使用“自决”(self-determination)或“道歉”(apology)之类的术语。^③在他看来，“自决”意味着土著人将在澳洲大陆建立自己的国家，而道歉分明是给过去的历史抹黑。^④对于一个钟爱传统且有着浓厚英国情结的政治家来说，这是万万不能接受的，故自由党及其联盟政府对《带他们回家》(Bringing Them Home)的报告的反应较为冷淡。

其次，霍华德屡次拒绝以政府或议会的名义向土著居民尤其是“被偷的一代”表示道歉。当霍华德对《带他们回家》报告中所陈述的事件表达其个人歉意时，也许由于害怕出现要求赔偿的机会，结果阻止了他发表一个正式的政府道歉。霍华德拒绝道歉的理由听起来冠冕堂皇，即澳大利亚人应以过去的历史感到骄傲和自豪，即使“被偷的一代”政策有误，那也是前政府的过错，与现在的政府毫无瓜葛。^⑤正是抱着这样一种信念，霍华德在其任期内多次拒绝以政府或议会的名义道歉，致使澳大利亚种族和解进程步履蹒跚。

2007年澳大利亚联邦大选注定是一个重要事件。在竞选中，工党领袖陆克文向广大选民做出将向土著居民尤其是“被偷的一代”表示道歉的承诺把约翰·霍华德推到一个较为被动的境地。一方面，霍华德的立场一如既往，即拒绝考虑一个官方的道歉；另一方面，在大选的最后时日，他却承诺将就宪法中承认土著民族问题举行一次全民公决。这算不上承诺的承诺没有给霍华德连任带来好运。工党赢得了大选的最后胜利，自由党也因此完成了新老交替。当执政的工党向处于反对党地位的自由党及其联盟发出以议会的名义向土著居民尤其是“被偷的一代”致歉的倡议时，自由党及其联盟再也不能漠视工党的大局意识和示好举措。在党内激烈的辩论之后，自由党新领袖马尔科姆·特恩布尔(Malcolm Turnbull)做出了响应工党倡议的决定。在道歉的前一天晚上，接替特恩布尔任自由党党首的布伦丹·纳尔逊(Brendan Nelson)信誓旦旦地说，这一进程将继续下去。^⑥果不其然，自由党及其联盟不仅同意两党联手并以议会的名义向土著居民表示政治道歉，而且还响应工党提出的建立土著政策联合委员会的倡议。据说，这是二战以来第一个这样的政治联盟。这是一个确保对土著政策的政治责任将得到更加平稳扩大的一个联盟。^⑦在承认过去对土著政策的失败以及以积极进取的政策去解决土著人所面临的诸多问题方面，澳大利亚两大主要政党首次达成共识。这不仅是澳大利亚政党史上值得一书的一笔，而且是澳大利亚种族关系史上很有意义的一个事件。

从工党时期较为积极的土著政策到自由党时期的保守乃至倒退的立场来看，解决复杂而又敏感的土著问题，仅凭一个政党的积极政策是难以奏效的，保持对土著问题的持续关注以及确保土著政策的连续性，是解决土著问题的应有之道。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在决策层形成共识，避免因政党的更替而导致政策上的调整或变化从而使有所起色的和解事业止于半途。从这个角度来看，新工党政府与反对党联名“致歉”并在土著问题上形成决策联盟，其意义非凡且深远。

实现土著澳大利亚人与非土著澳大利亚人之间的和解，不仅需要各政治党派抱团，也需要广泛的澳大利亚社会给予应有的支持。澳大利亚主流社会对陆克文政治道歉的积极反响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种族和解进程的走势，因为从根本上说，所谓的种族和解就是实现土著澳大利亚人与非土著澳大利亚人之间的和平共处与共同发展。

首先，陆克文的政治道歉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关注。道歉前几天，陆克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自信地表示：“绝大多数澳大利亚人对道歉有着“压倒一切的愿望。”^①陆克文的这一判断并非空穴来风。随着对“被偷的一代”的调查真相的陆续披露，要求政府向土著居民表示道歉的呼声就越来越高。从这个意义上看，陆克文在大选中承诺向土著居民尤其是“被偷的一代”表示道歉是顺应民意之举，自然也得到了广大选民的拥护。当陆克文在新联邦议会开幕式上兑现其竞选许下的诺言时，很多澳大利亚人为之动容。

在墨尔本，约8000人聚集在联邦广场(Federation Square)收看陆克文向“被偷的一代”所做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政治道歉。过往的人群不断地加入到收看者的行列，他们对陆克文的讲话抱以热烈的掌声。但当反对党领袖布伦丹·纳尔逊在陆克文之后致辞时，广场上嘘声一片，很多人背对着屏幕，发出“让他滚开”(get him off)的叫声。在广场的一角，一群妇女一边哭泣，一边相互拥抱。^②在悉尼，一些学校的老师和学生聚集在学校礼堂观看现场直播；在著名的马丁广场(Martin Place)，几千人立在雨中注视着巨大的电视屏幕。人群中，绝大多数是城市的管理人员。他们数次对陆克文的讲话抱之以欢呼。^③在堪培拉，很多人自发来到联邦议会大厦门前，声援在这里安营扎寨的土著人，与他们一道见证这一历史性时刻。类似的场景出现在澳大利亚的各个角落，在工厂、矿山、机关、学校、商场、街道……无数双眼睛紧盯着电视屏幕，倾听来自政府的道歉。他们不断把掌声和赞许送给陆克文及其工党，把同情和关怀送给土著民族。

其次，陆克文的政治道歉得到了主流社会绝大多数人的支持。在澳大利亚，有着良好愿望的人们视道歉为对白人殖民是非法的并且产生毁灭性后果的一种承认，视道歉为一种遗憾以及必须予以弥补的一种决心的表达。据《澳大利亚人报》Newspoll栏目在2008年2月15日至17日对1140名澳大利亚人进行的电话采访，有69%的人支持陆克文政府的政治道歉，反对的人仅占26%。^④可以说，“道歉获得了巨大的支持。道歉并不‘仅仅’是象征性的，而且还被广泛地认为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国家的重要声明。”当郁积在心中的包袱因为诚意的悔过而被卸掉时，更加广泛的澳大利亚社会将以一种轻松、骄傲、感激和愉悦的心情来欢迎这个道歉。一些人认为，2008年2月13日是我们自1788年1月26日以来最美好的一天^⑤，甚至有人建议，我们应该将澳大利亚国庆日改到我们所有人都支持的这一天。^⑥更有意思的是，陆克文的道歉还引起了其他方面的积极反响。有人认为：“所有的商界领袖都能从观看陆克文的道歉演说以及反思它如此成功的原因中受益。甚至是老练的政治新闻记者劳里埃·奥克斯(Laurie Oakes)在评价陆克文政治道歉的历史影响时也发出这样的感喟，在其几十年的职业生涯中，他从未见过在议会中的一次演说会有如此积极的反响。”^⑦

第三，道歉所产生的反响表明，绝大多数澳大利亚人希望把自己与道歉联系在一起，基于政治道歉而产生的澳大利亚民族的责任意识开始为人们所关注。在白人殖民之前，广袤的澳洲大陆曾是土著人的家园。在澳大利亚联邦建立后，土著人被视为即将消失的种族，而白人所要做的就是在土著人闭眼之际，“为他们抚平枕头”。^①但当土著人并未像白人所期望和预料的那样灭绝时，他们中的多数人就被白人赶到远离都市的穷乡僻壤，生活在由政府圈定的区域，即所谓的保留地。^②因此，土著人享受不到这块蕴藏丰富自然资源的神奇大陆所带来的物质财富，白人倒是成了这些物质财富的占有者和享受者。正如保罗·基廷在其著作中说：“我在雷德芬的演讲中说过，澳洲土著与非土著之间协调的首要任务是我们这些非土著人要承认：是我们霸占了他们的土地。我们夺走了他们长期拥有的土地，并且破坏了他们的生活模式。我们带来了疾病、酒精。我们杀害他们。我们从母亲怀里夺走了他们的孩子。我们对他们搞歧视和排外活动。……我国有相当一些人把研究过去对澳洲土著的不公称为是给历史戴上‘黑色臂章’，或者是一项‘惭愧行业’。但是，这些标语无法掩盖事实。如果我们不承认发生过的事实，又如何向前迈进。”^③因此，该道歉并不是澳大利亚人个人责任或内疚的表达，而是广泛的澳大利亚社会富有同情心以及坚持公平和公正的价值观念的一种体现。

除此之外，澳大利亚联邦建立以来土著人与非土著人的关系演进让大多数公众认识到，纠正过去以及现在的不公正不只是政府的责任，而且仅依赖政府的一己之力恐难完成种族和解之大业，现在是澳大利亚人有机会去履行道歉精神的时候了。^④格雷厄姆·林(Graham Ring)在为《新马提尔达》(New Matilda)撰稿时也强调了这方面的意义。他说：“道歉的极其出色的象征主义提升了国家的精神，实现与土著人真正和持久的和解的可能性就大大地增加了。”格雷厄姆·林进一步阐释说，“澳大利亚焦急地等待一位领袖站出来，说出真相，这样，我们就能够作为一个民族向前迈进，而不受上一个世纪耻辱的羁绊”。^⑤土著人领袖汤姆·卡尔姆(Tom Calma)不无感慨地说，今天讨论的不是罪过而是归属的问题；不只是针对“被偷的一代”，而是针对所有澳大利亚人。^⑥

“道歉”是通过承认过去的错误以及承诺不让它们重演的方式来体现的。在很多澳大利亚人看来，“道歉”无疑是在土著澳大利亚人与非土著澳大利亚人之间建立一座沟通的桥梁。因此，从这个意义上看，陆克文的政治道歉应被视为澳大利亚种族和解进程中的重要一步。

首先，道歉能让土著人尤其是“被偷的一代”感到一丝安慰。自《带他们回家》的报告发表后，土著人就期盼来自政府的公开道歉。然而，他们等来的是一次次失望。所以，当陆克文在联邦大选中许下有关道歉的诺言时，一些土著人对此不以为然，因为政治家出于大选需要而做出口惠而实不至的承诺已是司空见惯。但在耳闻陆克文的政治道歉后，土著政治活动家奇克卡·迪克逊(Chicka Dixon)的女儿朗达·迪克逊—格罗弗劳(Rhonda Dixon-Grovenor)却掩饰不住内心的激动。她说，“多年的等待让她们非常渴望听到尤其是他们总理的一席话。”^⑦⑧“被偷的一代同盟”(the Stolen Generations Alliance)两主席之一克里斯廷·金(Christine King)女士对政府的道歉表示欢迎，并倾吐了她此时此刻的感受。“对我来说，这意味着我的母亲的整个一生都生活在这项政策之下，她在4岁时就被带走，现在已80高龄了。她能听到政府说‘我很报歉’，这意味着被带走的我的家庭的所有其他成员，包括我的胞妹，还有我，将能够得到个人的安慰。”^①“被偷的一代”成员罗伯特·斯图尔曼(Robert Stuurman)说，他对道歉的反应既是肉体的(physical)，又是情感的(emotional)。“我不知道这是否是创伤之后的状况或者是任何其他什么，但是我眼噙泪花，我像一片树叶在摇曳。那天，当我走进议会大楼时，它看上去像是一座陌生的建筑。我感觉我好像不属于这里，但在道歉过后，我的确属于这里。”^②一位出生在瓦尔格特(Walgett)名叫昂提·拜尔·冯—奥普鲁(Aunty Beryl Van-Oploo)的年长土著对陆克文的致歉充满感激之情。她说：“只因缅怀那些为我们的权利而斗争的人们，我有两天以泪洗面。因为我的父亲没有权利——在他居住的乡村，他不得不在一张纸头上写上他是一位公民，因此，你能够想像我的内心世界经历了什么。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③

第二，道歉是治愈创伤的一种手段。“被偷的一代”政策给那些被偷的儿童及其家庭带来了巨大的心灵创伤。这种创伤不是仅靠有形的物质补偿就能治愈，它还需要加害者发自内心的忏悔和真诚的歉疚。《悉尼先驱晨报》和澳大利亚其他日报均援引在议会大厅观看道歉转播的土著演员和电视明星厄尼·丁高(Ernie Dingo)的话说，这是一个令人喜悦的一天。其他土著人领袖把这一天和这个事件描述为治愈创伤的一天。“[这是]一个令人高兴、重生的机遇……要知道，过去80多年发生的事情还未被掩盖。”厄尼·丁高还畅谈了这一事件对土著妇女具有的特殊意义。“它给予妇女和母亲一个说话的机会：‘好的，已经结束了。’由于今天发生的事件，很多土著妇女将挺直脊梁、一身轻松地从这里走出去。道歉将帮助土著人去医治创伤，像一个手术后正在康复的病人。痛苦的过程已经结束，你现在回到要求补偿的谈判桌上，你将变得越来越好。”克里斯廷·金在堪培拉不无感慨地说，陆克文总理的道歉将会是治愈土著人创伤的漫长征程中的重要一步。“这将成为我们所有人的一个旅程。因此，所有的声音都应该被听到，所有的痛苦都应该得到承认，所有的悲伤都应该得到分担，这就是前进的方式。”^④朗达·迪克逊—格罗弗劳女士说，陆克文总理的道歉是这个国家220年历史中对土著民族的最大认可，甚至超过1967年的全民公决。“在道歉之前，我们或多或少地被视而不见……道歉能够治愈你的心灵，道歉能够触发你内心深处，它意味着你能够感受到它的存在，接受它，并且开始治愈。”^⑤

第三，道歉是建立沟通的桥梁或前提。从殖民制度建立的那一天起，土著人与非土著人之间就树起了一堵无形的墙。^⑥“被偷的一代”事件不仅让土著个人、他们的家庭及其社区蒙受损害，而且成为土著澳大利亚人与非土著澳大利亚人之间关系持续紧张的根源之一。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拒绝道歉更加剧了土著澳大利亚人与政府以及非土著澳大利亚人之间的隔膜与对立。澳大利亚事实上成为一个被人为分隔的社会，缺乏整体感。从情感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建立沟通渠道是消除隔膜与对立的有效途径，而道歉体现了一种平等的姿态或精神，是对受害者的一种尊重。土著人是受害者，他们需要得到尊重。正因为如此，陆克文承认了“对不起”一词的重要性。“坦率地说，对不起是如此强大的象征。说它强大，不是因为它代表着某种赎罪；说它强大，不是因为它代表着任何形式的合法需求，而完全是因为它恢复了尊重。”^⑦由此可见，平等和尊重是在对立双方之间建立沟通的必要条件。通过表达歉意的方式使得加害者尽可能地得到受害者的原谅和宽恕，而受害者由于加害者的内疚或悔过表现而使自己应有的愤怒和抗议被大大地抑制。“被偷的一代”成员、土著及托雷斯海峡岛民委员会第一位女主席洛韦查·奥·多洛格维(Lowitja O’Donoghue)就抱着这样的心态。她说，她接受了道歉，原谅了她的压迫者。“我们原谅但不能忘记。”因为除非道歉伴以原谅，否则说声“对不起”就失去其意义。^①由于陆克文的政治道歉被认为是“彻底的(thorough)、令人鼓舞的(inspiring)和真诚的(sincere)”，所以，它似乎被土著澳大利亚人很好地接受了。“被偷的一代同盟”成员布里安·巴特勒(Brian Butler)说，对很多人来说，“道歉”一词意味着很多。“我认为，作为一种道歉的结果，我能够感觉到我们是澳大利亚的一部分。我们是这个社会的一部分。”^②

第四，道歉让土著人对未来充满希望。没有承诺的道歉是没有意义的。道歉的意义不只是纠正曾经所犯的错误，更重要的是，它要给受害者展现一个令人欣慰的未来。陆克文道歉的真正意义就在于此。当他在联邦议会重复说出“对不起”时，他代表整个国家所做的道歉超出了对过去错误政策责任的简单接受。他同时承诺在“寿命、教育成就以及经济机遇”方面来改善土著人的境况，“将要建立一个类似于战争内阁的特殊委员会，其首要任务是解决土著澳大利亚人所面临的最急切问题，给生活在偏远地区的土著人安排好的住房。”^③陆克文在道歉中还坚信：“所有澳大利亚人，无论他们来自何处，都是真正平等的伙伴，在塑造这个伟大国家历史的下一个篇章中，他们有着同等的机遇和同等的利害关系。”^④陆克文的上述表态是代表加害者对受害者所做补偿的一种承诺。在种族歧视政策下，土著人像是迷失的羔羊，不知走向何方。而现在，政府的承诺让土著人对未来生活充满了自信。来自厄鲁布岛(Erub Island)的一位托雷斯海峡岛民莉迪亚·乔治(Lydia George)说，道歉为一个更加光明的未来铺平了道路。^⑤克里斯廷·金说，土著澳大利亚人可以期待一个光明的前途。因为“就我而言，我们刚刚经历了这个国家历史上最有意义的事件。”^⑥

陆克文的政治道歉把一度被自由党及其联盟所忽视的土著问题推到社会关注的前台。政治道歉所包含的和解精神让人们看到了澳大利亚种族和解的光明前景。然而，这一著名的政治道歉所带来的诸多挑战在提醒世人，实现澳大利亚的种族和解并非朝夕之功。

首先，土著人索赔与联邦政府拒赔之间的鸿沟难以跨越。《带他们回家》的报告建议，应该为“被偷的一代”成员建立赔偿制度。这种制度应该承认受到偷走政策影响的人们没有资源，也许他们没有能力去主张自己的权利。在未来的岁月，他们难以度日，无以为生。鉴于土著人的实际情况，赔偿制度应该简单灵活。^⑦此后，土著人要求政府给予赔偿的呼声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考虑到道歉可能引发土著人如潮般的赔偿诉求，陆克文在道歉前特意向政府的法律顾问做了咨询。这些法律顾问们给出的答案是，向“被偷的一代”表示正式道歉就其本身而言不会引起一个法律上的“灾难”(meltdown)。^⑧有了法学家们的背后支撑，陆克文在道歉中明确地表示，他不会向那些受到偷走政策影响的受害者提议或支持赔偿立法。考虑到土著人难以接受这样的立场，土著事务部长珍妮·麦克琳(Jenny Macklin)在2008年2月13日晚上解释说，政府认为使用联邦资金来解决土著人的不利地位比建立赔偿方案更好。“我们不得不决定将把必要的联邦政府资金用在何处，我们认为应该用在解决土著人在住房、健康和教育等领域存在的令人吃惊的不利状况方面。”^⑨

政府的道歉对土著人成功取得法律诉求并没有带来任何帮助，这让土著人难以释怀。土著人领袖说，创伤从来就不会得到完全治愈，除非受害者因为孩提时就被从他们的父母身边带走而得到赔偿。“土著和解委员会”前主席帕特里克·道森(Patrick Dodson)在“国家新闻俱乐部”(the National Press Club)发表讲话称，“被偷的一代”应该得到赔偿，“任何受到法律不公正对待的群体……在司法、立法或政治方面都有理由去要求赔偿，他们应该得到我们的支持。拉里萨·布伦特(Larissa Behrendt)教授进一步阐明道，道歉过后，需要对“被偷的一代”因在收管中心生活而遭受身体、情感和精神上的损害做出赔偿。这是一个无需申辩的法律。一个人受到伤害就有权利接受赔偿。我们的法律制度在有关非土著澳大利亚人在收管中心受到伤害有几套赔偿的方案。^①

这样一来，一方面是政府拒绝直接赔偿的立场非常坚定，即使在土著社会不断施压的情况下也未出现任何松动之迹象，另一方面，土著社会的赔偿诉求虽然屡遭挫折，但他们仍不改初衷，从不言弃。土著人坚持索赔与政府执意拒赔之间的无休止的纠缠必将给种族和解进程带来一定的挑战。

其次，在是否取消对北部区的“干预政策”方面，政府与土著人的立场可谓南辕北辙。所谓的“干预政策”是指在北部区“被指定的”(prescribed)社区，对土著人的社会福利支出的50%进行监管。这种“被监管的”支付是通过一个特殊的“基本需求”(basics)卡来完成的，钱只用于支付购买食物、衣服或医疗用品。^②这项政策的始作俑者是约翰·霍华德政府。据说，对北部区的干预是在所谓“保护妇女和孩子”的名义下推行的，其目的就是确保土著人孩子去学校上学。不过，监管是针对所有土著人，不论他们的孩子是否上学，不论他们是否有孩子。这项政策自它执行的第一天起就遭到土著社会多数人的反对，特别是那些负责任地支配其收入而生活的人——包括领养老金者，现在被迫接受福利支出的监管，这让他们失去了对其所得的支配权。

陆克文在议会道歉后，深受“干预政策”之扰的土著人看到了这一政策解体的希望。土著人领袖洛韦查·奥·多洛格维女士在聆听完陆克文总理的道歉后就直言不讳地说：“由于北部区的干预政策，这里有很多人正在受到伤害，没有必要进行干预。”^③帕特里克·道森不仅分析了这一政策出台的原因，而且指出这是一项失败的政策。他说，“对北部区的干预政策是在意识形态领域冲突的背景下出台的。它受到了保守主义政治担忧和有影响的媒体评论家的推动……不仅在北部区而且在全国，[这是]一个开始失效和不连贯的政策。”^④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政策越来越受到被迫接受这一政策的土著人以及在被指定地区工作的专业人士包括医生、教师、健康工作者和警察的指责与质疑。“澳大利亚土著医生协会”(the Australian Indigenous Doctors Association)援引病人自我报告挨饿的证据来证明这种制度在很多方面是行不通的，因为这种制度让一些家庭无法购买食物而挨饿。此外，它还影响到土著人的社会交往和亲情伦理，如对钱的限制意味着人们不能去探望亲友、履行仪式和出席葬礼；而祖父母们也不能有充分的灵活性去为他们的孙子们购买礼物。^⑤

土著人要求政府结束这项带有明显种族歧视色彩政策的呼声，也引起了国际有关人权组织的密切关注。在对澳大利亚北部区进行实际考察后，国际人权组织专家认为，这是一项种族歧视政策，应该尽快取消。但澳大利亚政府仍不为所动，仅表示要对这一是非颇多的政策进行全面审视，其结果是招来土著社会的一片抗议之声。2009年2月3日，莱斯·科(Les Coe)在堪培拉举行的一次土著人集会上说：“陆克文正在我们面前摆动希望的诱饵，这是一个谎言。”这次集会适逢新年议会开幕的第一天，与会者呼吁政府取消种族歧视政策，尤其是取消对北部区的干预政策。巴巴拉·肖(Barbara Shaw)说：“[政府]说这不是种族歧视，然而看看我们，看看我们的肤色”。^①

第三，土著居民的生活状况在“道歉”后并无明显改善。土著领导人对陆克文的政治道歉表示欢迎，但是警告，政府在道歉后必须有一个让土著人摆脱贫困的严肃承诺。土著领导人说，联邦政府已经向土著居民道了歉，那么现在就应曲尊俯就，并且去消除土著人与其他澳大利亚人之间在健康、教育、就业和住房等方面存在的“令人吃惊的差距”。^②

陆克文任期内，工党政府的确采取了一些惠及土著人的措施。如2008年3月20日，澳大利亚政府承诺拨款1700万美元用于培训土著医生和护士，以改善土著人的生活质量，提高他们的平均寿命，并希望在2030年让澳各种族平均寿命一致。^③除了培训土著医生和护士外，澳政府还计划拨款1 450万澳元，用于降低土著居民的吸烟人口比例。2009年7月3日，澳政府又宣布拨款1.55亿美元，用于改善土著居民的生活状况，缩短土著人在人均寿命、受教育程度和就业率方面与其他国民的差距。

然而，由于政府在改善土著生活方面的步骤较为缓慢，土著社会遂开始对工党政府的土著政策感到失望。塔斯马尼亚土著中心(Tasmanian Aboriginal Centre)主任米歇尔·曼索尔(Michael Mansell)说，陆克文正躲在具有巨大象征意义的背后，避免了为改善土著人生活状况而去做艰苦的工作，土著人属于世界上生活水准最低的人群之列。他对记者说：“土著人，尤其是被偷走的一代人，他们的生活状况很可能比一年前陆克文所做的道歉时糟糕得多。”^④2010年5月26日“国家道歉日”(the National Sorry Day)那天，有100多人冒着寒风沿联邦大道大桥(Commonwealth Avenue Bridge)向议会大厦进发。游行队伍在中途做短暂停留，此举象征着联邦政府两年前向“被偷的一代”所做的道歉并没有走得太远。“国家道歉委员会”发言人海伦·莫兰(Helen Moran)说：“被偷的一代”应该得到赔偿，但是，政府没有承担责任，不仅是联邦政府，州政府也一样。游行队伍还在议会大厦前留有脚印模样的卡片剪纸图案，象征和解之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⑤

综上所述，无论是政治家还是学者，无论是土著澳大利亚人还是非土著澳大利亚人，无论是澳大利亚国内还是国际社会，都做出这样的基本肯定，即陆克文的政治道歉是澳大利亚种族和解进程中的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之所以有如此一致的评价，主要原因在于这一著名的政治道歉在认识论上的衍生意义以及在制定新的土著政策方面有指导价值。陆克文在道歉中勇敢地承认了土著人尤其是“被偷的一代”的遭遇主要是由于历届议会或政府的错误政策所致，并且谴责历届政府或议会在土著问题上的顽固不化和麻木不仁。陆克文在道歉中还肯定了土著人的历史地位和文化价值。这些认识上的变化必然促使人们对澳大利亚历史与文化的重新思考以及对澳大利亚社会价值观的重新审视。重新思考或审视并不是改变历史，正如陆克文的政治道歉不能改变它之前的历史一样，重新思考或审视的意旨在于树立一个新的价值观念或者在原有的价值体系中增添新的元素，使之成为能够反映澳大利亚社会真实面貌与前景的意识形态。这是陆克文的政治道歉对种族和解进程产生积极影响最值得肯定之处。众所周知，一项政策的出台与落实是以一定的党派共识和广泛的群众基础为前提的，曲高和寡永远不是英明的决策者所追求的。在陆克文做出政治道歉的前前后后，自由党联盟所给予的理解与配合、澳大利亚主流社会的同情与支持以及土著社会的认可与接纳，都表明种族和解不只是政治家所追求的理想，而且是所有澳大利亚人内心所期待的。当然，读者也非常清楚，认识上的变化并不必然会出现逻辑上的政策跟进，也并不必然出现一个让土著人感到满意的政策的变化。所以，澳大利亚的种族和解之路值得期待，但不可能一帆风顺。^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