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罗曼诺夫王朝以来，沙皇俄国的发展史就是一部帝国的发展史。从彼得大帝开始，历经数百余年，沙皇俄国从17世纪国际政治舞台上一个极不起眼的国家不断向外扩张，发展成为雄踞欧亚大陆、影响欧洲国际政治的庞大帝国。经过二月革命及十月革命的冲击，罗曼诺夫王朝正式灭亡，起而代之的是在世界政治舞台上叱咤风云70年的苏联。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则不断努力在前苏联废墟上争取其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大国地位。因此，考察俄罗斯帝国的发展史，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就是，通过空间扩张来确保帝国安全。空间扩张在从俄罗斯帝国到苏联及今日俄罗斯发展的不同阶段分别表现为领土扩张、意识形态扩张以及多边区域性国际组织的扩张。

自地缘政治学诞生以来，从拉采尔的生存空间论、马汉的海权论、麦金德的陆权论一直到21世纪的今天，地缘政治对国家安全与对外政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耶鲁大学教授斯拜克曼在上世纪30年代就提出，地理区域作为一个永恒的因素在形成一个国家的政策过程当中发挥着根本性的作用，其中，面积影响一个国家追求权力的相对力量，自然资源影响人口密度和经济结构，位置决定领土安全的基本问题。^①从地理因素角度分析俄罗斯帝国也是很多学者使用的视角之一。如简·伯班克(Jane Burbank)等提出两种分析俄罗斯帝国的视角，一是区域分析(regional analysis)，二是权力地理(geography of power)。考虑到领土的复杂性与多样化，俄罗斯帝国需要进行一种区域分析，包括单个不同的区域进入帝国的时间、地理、自然、气候因素、离帝国中心的距离、种族、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外来影响等。权力地理包括空间分配、制度结构、从中心到边缘的垂直管理以及来自于领土的权力。^②

作为传统的地缘政治学的核心概念，空间对于国家安全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第一，空间的大小或者可以为国家提供安全缓冲从而提高安全预期，或者降低这一预期。第二，空间的地形复杂程度或者成为屏障保障国家安全，或者使国家暴露在易攻难守的环境下，从而使国家产生强烈的不安全感。第三，空间的位置或者具有天然屏障增加国家的安全感，或者处在大国夹缝当中具有天然的不安全感。

鉴于空间的重要性，历史上的大国总是通过拥有空间来保障安全。空间的作用、影响对于俄罗斯帝国来说有着非常明显的表现，甚至可以说，俄罗斯帝国的形成即空间扩张的结果。俄罗斯帝国从历史上看，其本质特点就在于俄罗斯帝国是一个领土型帝国，通过空间的不断扩张来不断增加领土，因而，帝国的形成有赖于空间的扩张，空间决定了帝国扩张的方向，同时也是帝国扩张的动力。

首先，俄罗斯作为一个横跨欧亚两大洲的大国，幅员辽阔的领土是其大国意识滋生的基本条件，不仅导致俄国出现一种“治理的领土化”(territorialization of rule)^①，从而也使得俄罗斯自身的使命意识得以强化。威拉德·森德兰德(Willard Sunderland)认为，与其他帝国不同的是，直到今天，俄罗斯不仅是一个帝国的政体，而且还保留了最广阔的、最有价值的领土。领土对于俄国来说不仅仅是一个目标，而且是一种统治的原则(a principle of governance)，俄罗斯帝国统治者的一个基本目的是人口与领土所界定的资源的理性匹配。^②鉴于此，无论是在强盛时期还是衰落时期，俄罗斯基于领土基础上的大国意识始终没有消失，始终强调作为一个大国应该得到国际社会应有的尊重。

其次，作为一个从欧洲到亚太、从北欧到中东、地中海之间的“桥梁性国家”，在俄国人的观念中，俄罗斯是连接欧亚大陆其他地区的中心地带，没有俄国，整个欧亚大陆将失去认同与相互连接，从而处于分散的状态，这一特点导致俄国对外政策上的帝国特点。^③作为欧亚大陆中心地带的国家，这一独特的地理位置为其扩张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如同约翰·莱登(John P. Ledonne)认为的，地理创立了一个永恒的框架，使得俄国能够扩张，但是，地理也遏制了俄国，在巨大的实体障碍前难以抵达，不能有效跨越。空间结构决定了俄国扩张的方向与性质。^④

第三，俄国政治经济文化的核心欧洲部分连接一望无际的东欧大平原，地势平坦，易攻难守，使得俄国产生天然的不安全感，因而，其国家安全政策非常重视广阔的战略纵深，任何对俄国战略空间的挤压都被视为一种威胁。夺取入海口也是俄国地缘战略与对外扩张的主要动力，除北部北冰洋自然条件所限外，历史上俄国的扩张基本上向西、向南、向东三个方向进行。

总之，俄罗斯所处地理空间的独特性为俄罗斯帝国扩张提供了条件，通过占有更多空间来扩张帝国、增强实力是俄罗斯帝国形成的主要动力。

俄罗斯的历史是一部帝国兴起、扩张到衰落的历史。在这一长期的历史时段中，俄罗斯较少作为一个民族国家出现，因而其国家定位中有太多帝国的观念而太少民族国家的成分。帝国观念是贯穿沙俄到今日俄罗斯的一根主线。总的看来，俄罗斯帝国的形成与俄罗斯宗教的渊源以及俄罗斯的对外扩张紧密相关。正是由于拜占庭式的“帝国崇拜”观念，以及作为基督教世界唯一继承者与捍卫者的“双重为首”观念，才把沙皇塑造成为一个举世无双、至高无上、威力无比的统治者形象；也正因为如此，导致了“第三罗马”观念在俄罗斯社会的形成。^⑤

从俄罗斯国家的扩张史来看，俄国1500年前后，就开始了其帝国扩张的历程，最终在18世纪成为欧洲国际舞台上的重要力量。随着俄国中央集权的不断加强，伊凡三世在位时把东部领土扩大到乌拉尔。15世纪末，俄国夺取东欧白俄罗斯、立陶宛领土。到16世纪中叶，伊凡四世称“沙皇”，首先征服东邻喀山汗国、阿斯特拉罕汗国，同时向西大举进攻，为获得波罗的海出海口发动了长达25年的立沃尼亚战争。到17世纪初，俄国继续向东西两个方向扩张，中经彼得一世改革及叶卡特琳娜二世的扩张，到18世纪，欧洲国际政治力量对比最重要的变化就是俄国地位的上升。如同莫尔恰诺夫所说:“俄国象一只新下水的船只，在斧子的敲击和大炮的轰隆声中，驶向欧洲列强的大家庭。”^①

但沙俄帝国的历史在1917年十月革命后被打断。苏联的建立以及二战后两极格局的形成，俄国的历史又走向了一个新的转折点。尽管新生的苏联打碎了沙俄帝国的历史演进轨迹，但是苏联70余年的历史却清晰地显示出另一种帝国的逻辑，这就是在外部同美国争夺势力范围，在内部控制整个阵营的秩序，防止出现对其领导地位不利的挑战者出现。因此，对于苏联国家的定性，在西方学者看来仍然逃脱不了帝国的框架。如同罗伯特·莱格沃尔德所言，“在过去五百年里，拥有一个庞大的帝国是俄罗斯的首要象征。苏联的解体使昔日的帝国已荡然无存。苏联本身就是一个帝国，如同沙俄帝国一样，无法超脱一个帝国的脆弱本质。”^②阿纳托利·科萨洛夫(Anatoly Khazanov)也指出，苏联时期并没有创造出新的苏维埃人(new soviet people)，苏联时期很难区分俄罗斯种族认同与俄罗斯帝国认同。^③

此外，很多西方学者认为冷战后的俄罗斯仍然是一个帝国，一个落魄的帝国。“在世界舞台上表演的俄罗斯多少是手足无措，惊魂不定。这一落魄的帝国在冷战后每一次企图跻身于国际舞台、参与解决国际冲突的努力不是被西方挤在一边，成为配角；就是干脆挤出门外，根本没有俄国的份。”哈佛大学教授霍斯金明确指出，“1991年后的俄罗斯联邦其实不能被视为一个民族国家。它更象是一个淌着血的帝国躯干，一个被其他加盟共和国遗弃的国家。”^④

从另一方面看，俄罗斯较少具有民族国家的历史。或者可以说，俄罗斯国家的历史表明，它从来就不是一个民族国家。即使是在冷战后构建民族国家的努力，也只是在进行之中，而不是说已经实现了这一目标。1990年6月12日，俄罗斯发表主权声明，宣布代表“俄罗斯多民族人民”(multinational people of Russia)。但是俄罗斯国内并没有形成一种共识来认同以俄罗斯种族文化为支配地位的俄罗斯民族(civic Russian nation)。后苏维埃俄国保持的不仅仅是一个多民族(multinational)的国家，而且还是一个多种族(multiethnic)的国家，保持着源于苏联时期的种族区域自治原则。许多非俄罗斯族的民族主义者认为除了公民权之外，对是否还存在与俄罗斯种族有共同的认同持怀疑态度。民意测验表明，非俄罗斯族区域的成员对自身民族、共和国及其家园的忠诚超过了对俄罗斯联邦的忠诚。一个以占支配地位的种族文化为主的民族应该有共同的政治、历史、文化象征，应该有大多数的多种族所接受的普遍性原则, 而这些应该是在公民权之上的。然而，如同科萨洛夫认为的，历史表明，尽管生活在一起这么多世纪，非常奇怪的是，俄罗斯不同民族的成员少有共同的认同，少有共同的历史与集体记忆。^⑤人们可以清醒地认识到，俄罗斯人沉湎于帝国的怀旧，其光辉的过去阻止他们对自身的重塑。大多数俄罗斯人都没有克服权威主义的旧日遗产，在经历了苏联解体后的长期动荡后，许多俄罗斯人选择了“消极认同”(negative identity)：集体冷漠、恐惧与消极。^⑥

莱格沃尔德说：“历史上每当俄国面临一个机会，选择是建立一个以俄罗斯民族为核心的民族国家，还是维护一个地域辽阔、各民族迥异的混合体时，历代的领导人总是选择后者。”^⑦但是，今天的俄罗斯如果继续遵循这一旧日历史演进的逻辑，将难以实现重振俄罗斯的强国梦想。今日俄罗斯的国家定位首先必然是要摆脱帝国后遗症的消极影响。作为帝国，它往往需要承担过多的义务，负责提供公共产品以维持整个体系的运行。帝国运行的成本较高，而民族国家运行的成本较低。帝国还是国际制度与规则的制定者，是国际争端的仲裁者，而民族国家是既定国际制度与规则的实施者。帝国往往是作为挑战者的角色出现，而民族国家往往是以维持现状者的角色出现。因而，从今日俄罗斯国家的实力与国际影响出发，选择建立一个以俄罗斯民族为核心的民族国家是必然的选择。

俄罗斯帝国的安全与否与西方的存在紧密相关。长期以来，俄罗斯帝国所涉及的安全事务均以西方的存在为坐标来考虑。沙俄帝国时期，帝国的扩张不断与欧洲列强相碰撞，最后是强大的沙皇俄国成为“欧洲宪兵”而获得安全。苏联时期以及今日俄罗斯其安全忧虑均与二战后美国的强大相关。总之，俄国与西方的关系是考察俄罗斯国家安全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

回首俄罗斯帝国与西方关系的发展史，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是，俄罗斯既想融入西方又总是与之保持一定距离的这样一种矛盾心态。具体地说，俄罗斯既想融入西方又总是对之保持警惕，与西方保持一定的距离。

这样一种与西方关系的矛盾性在俄罗斯现实生活中有着鲜明的反映。一方面，俄罗斯不断地向西方靠拢；另一方面，俄罗斯又不断地逃离西方。从历史上看，从沙俄到苏联再到俄罗斯，也就是俄罗斯不断从“圈内”向“圈外”发展，然后又从“圈外”回到“圈内”的一个循环过程。作为“圈内者”，俄罗斯与其他国际关系行为体一起保障既定国际秩序的稳定，不构成对占主导地位的国际秩序的挑战与威胁，在国际事务处理中发挥相当大的影响。而作为“圈外者”，俄罗斯则是在国际社会的权力分配中处于边缘地位，对既定国际秩序具有潜在的威胁与挑战，并总是试图打破这种秩序。

俄罗斯帝国的崛起之初可以说是向西方学习的结果，但是这种学习并没有带来俄罗斯与西方的融合，相反，却是与西方关系长期的碰撞贯穿着整个俄罗斯帝国的发展史。俄国历史上不乏向西方接近的先例，“在俄国漫长的历史上曾有过三次大规模地学习西方的历史性进军，一次是以基辅罗斯接受东正教为标志的早期西方化进程，一次是彼得大帝‘把整个俄罗斯提将到染缸里去浸染’之后的俄国近代化过程，最后，是俄国革命力量以欧洲先进的社会主义思想为榜样，登上世界前列的大进军。”^①但是，俄罗斯向西方学习的进程其结果最终是罗曼诺夫王朝灭亡，反西方力量上升，一直延续到今天，尤其是，反美主义成为俄国与西方关系中新的焦点。

反美主义在俄罗斯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一战前，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就与沙俄的远东侵略政策相冲突。十月革命后，美国对苏俄公开敌视，拒不承认，这一态度成为从1917年到1933年美国对苏的基本政策。为此，威尔逊总统大声疾呼：世界着火了，我们是在跟布尔什维主义赛跑。^②意识形态的对立从此成为俄罗斯反美主义的根本性基调。在20世纪百年风云的不同时段，俄罗斯的反美主义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但主要表现为温和型反美主义、混合型反美主义、突发型反美主义等三大特点。

温和型反美主义主要体现为在俄罗斯感受到其国家利益受到美国侵害或者受到美国的不平等待遇时发表的针对美国的批评性论调或者措辞尖锐的抨击，其目的在于施加压力以迫使其调整对俄政策，尊重俄罗斯的大国地位与国家利益。这种反美主义在90年代以来俄美之间一系列的危机及处理中表现得比较明显，包括北约扩大、科索沃战争、美国退出反导条约等都没有导致极端的对抗。

混合型反美主义主要是指反美与亲美的并存。长期以来，俄国历史上的“西方主义者”和“斯拉夫主义者”之间的争论使俄罗斯人对西方国家充满着矛盾的态度。从苏联时代看，与政府的反美立场不同的是，不少人对美国充满向往，并抱有明显的亲美态度。80年代末期，相当多的一部分人目睹了苏联这一无效体制的迅速崩溃，变得亲西方了，而且亲西方的态度通过不断增加的独立媒体得以轻易地表现出来。相当大一部分俄罗斯人在提起美国时首先想到的就是其巨大的财富、先进的科技以及超强的军事实力，也有不少人将美国描述为一个“自由、文明和民主的国度”。^①进入新世纪后，俄罗斯这种混合型反美主义更加明显。民调显示，9·11之后，大部分的俄国人对美国表示同情。全俄舆论中心2001年9月13日的调查显示，35%的人认为这是对美国的惩罚，但是61%的人不同意这一说法。^②

突发型反美主义主要是指受突发事件驱动而形成的反美主义。冷战结束以来的情况表明，关于美国对某些国际问题的介入，媒体报道的越负面，俄罗斯民众对美国的态度就越负面，国内的反美情绪就会越高涨。而随着事件本身的结束和媒体注意力的转移，反美情绪又会大致回落到危机爆发前的水平。如在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之前，从2001年初到2002年，平均有30%以上的公众认为美国是一个友好的国家。^③2003年3月伊拉克战争爆发后，17%的俄国人相信美国是一个友好国家，16%的俄国人认为俄美是平等的伙伴。^④2008年8月俄格军事冲突发生后，俄罗斯国内反美主义的论调显著上升。在俄罗斯的民意调查中，64%的受调查者都把美国视作“敌人”或者是“对手”，44%的受调查者把格鲁吉亚视作“敌人”或者是“对手”。其中，20%的人视美国为“敌人”，30%的人视格鲁吉亚为“敌人”。^⑤可见，俄罗斯国内的反美主义短期内骤然高涨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突发性事件的影响。

总之，20世纪以来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总是处于摇摆不定的状态。冷战结束后俄罗斯西方化的过程也显得尤其艰难。对于东正教以及传统的村社体制下的俄罗斯能否跨入西方的行列，人们存在太多的疑问。而且，在俄罗斯与西方的交往中总是存在着主观愿望与客观实际之间的反差，不管与西方有多大的区别，俄罗斯总是把自己当作西方的一部分，但是西方对俄罗斯的认同却难以形成。尽管在西方尤其是欧洲已经形成一种共识：世界共同体所面临的根本问题，如果没有俄罗斯的参与，不可能得到解决。^⑥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西方对俄罗斯的完全认同。在西方看来，一个现代化的、更加透明的俄罗斯是受到欢迎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俄罗斯是与我们一样的人”。因此，俄罗斯的西方化注定难以保障自身的安全，这就使得俄罗斯不得不考虑在面对强势西方的背景下如何实现自身的安全。

尽管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发展经历坎坷，但是在这一过程中，俄罗斯不断获取与西方相处的经验并在这一过程中致力于保护俄罗斯国家安全。沙俄帝国时期，俄国的扩张首先基于向西方的学习，其结果是通过空间扩张改变自身与西方力量的对比，从而跃上国际政治舞台，获得帝国安全。地理空间的扩张是俄罗斯帝国步入世界政治舞台所极力追求的目标，帝国的形成有赖于空间的扩张，帝国的运转与稳定有赖于空间予以保障。苏联时期则是通过与西方的意识形态对抗来获取国家安全，以意识形态为标准形成盟友、扩大影响空间，从而获得安全。而今日俄罗斯则是在与西方既竞争又合作的背景下，从维护后帝国传统的、有特殊利益的地理区域的同时，通过多边的、区域性的国际组织扩张来保障自身安全。正如俄罗斯2020年前国家安全战略基本文件中所表述的一样，未来“梅普组合”外交政策的基本内容是：抵制美国的单极霸权图谋和遏俄战略，致力于同欧盟建立战略伙伴关系进而共建没有分界线的“大欧洲”，进一步深化俄中战略协作和俄中印三边合作，加强联合国的协调中心作用和国际关系中的法律原则、集体原则及多边原则，促进公正民主的国际关系新体系的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