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固革命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建的最早的革命根据地之一。赖经邦、李文林等领导人，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立足赣西南的广袤乡村，创造性地开展了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形成了独树一帜的斗争模式，被毛泽东赞誉为“第二个井冈山”、“李文林式”根据地。东固革命根据地的创新之举既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切合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是马克思主义早期中国化的光辉典范；并在初步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过程中，作出了卓越的历史贡献。

农民和农村问题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中的重要内容，也是无产阶级革命过程中必须处理好的一项基本问题。尽管马克思恩格斯在阐述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时，立足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特点和革命实践，提出了在工人力量比较集中的工业城市同时爆发无产阶级革命的构想，但是，他们对于农民和农村问题也予以了相当的重视。早在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就阐述过工人阶级要争取农民、依靠农民的思想。19世纪末，法、德农民运动蓬勃兴起，恩格斯进一步提出：无产阶级政党“为了夺取政权，这个政党应当首先从城市走向农村，应当成为农村中的一股力量。”^①20世纪初，列宁根据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变化的特点，提出领导农民运动是无产阶级争取民主革命胜利根本保证的论断。1919年，他还告诫中国及东方各民族的共产主义者说：“你们面临着一个全世界共产主义者所没有遇到过的任务，就是你们必须以一般共产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为依据，适应欧洲各国所没有的特殊条件，善于把这种理论和实践运用于主要的群众是农民、需要解决的斗争任务不是反对资本而是反对中世纪残余这样的条件。这是一个困难而特殊的任务，同时它又是特别崇高的任务。”^②

东固根据地以农村为中心的革命路径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学说。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反动派对革命群众实行白色恐怖政策。赖经邦等共产党人，遵照八七会议精神和江西省委指示，从吉安城秘密潜回东固家乡，召开坳上会议，组建革命武装，发起东固暴动，创建了东固革命根据地。随后，他们以赣西南广袤乡村作为革命阵地，对周边地区的农民运动大力支援。到1928年春，“永丰、兴国、于都三县之交，已形成割据”。^①与同一时期其它革命暴动由攻打城市受挫后转入农村的发展轨迹相比，东固根据地的路径选择，从一开始就立足于广大农村，通过组织农民协会，建立农民武装，发起乡村暴动建立起来的，斗争矛头也直指农村封建势力的代表——土豪劣绅，斗争区域是以赣西南的广袤乡村作为革命阵地，斗争方式是开展灵活机变的农村游击战争。所以，东固根据地的领导人始终是以积极主动的态度，把根据地扎根于广大农村，因地制宜地开展各种革命活动。东固根据地的革命路径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农民和农村问题的精辟论述，是马克思主义革命学说在中国的具体应用和发展。

东固会师后，东固根据地的革命路径也为毛泽东探索中国革命道路开启了智慧之光。在井冈山斗争时期，虽然毛泽东成功将革命武装力量由城市转移到农村，但他并没有形成全党应把工作中心放在农村的思想，也还是认为要以城市工作为中心，并且是抱着影响和配合城市工作的目的而主张在湘赣边创造革命根据地的。同时，他对于中国革命的发展道路也还没有形成一个清晰的思路，只是寻求在井冈山建立一个“军事大本营”，长期固守、保存实力、蓄势以待，以为将来“湘赣两省暴动前途建立一巩固基础”^②。他说：“现在单靠边界主观的力量，妄想打出一个天下，或造成更大的割据是不可能的。”^③显然，毛泽东此时还没有以井冈山的“工农武装割据”去夺取全国政权的思想准备。1929年2月东固会师后，东固根据地的新奇景象不仅让毛泽东看到了该根据地“以农村为中心”革命路径的巨大潜能和广阔前景；而且让毛泽东看到了“四处点火”农村革命斗争的蓬勃生机和无限希望。毛泽东由此从迂回进攻的视角破解了中国革命道路“城市中心论”的瓶颈。

1929年4月5日，在离开东固仅一个月后，毛泽东就对“城市中心论”予以了反思和批驳。他说：“抛弃城市斗争沉溺于农村游击主义是最大的错误，但畏惧农民势力发展，以为将超过工人的领导而不利于革命，如果党员中有这种意见，我们以为也是错误的。因为半殖民地中国的革命，只有农民斗争不得工人领导而失败，没有农民斗争发展超过工人势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的。”^④虽然毛泽东此时还没有明确提出以农村为中心，但已指明农村革命斗争并非居于从属和次要地位，而是与城市工人运动同等重要并相辅相成的。结合随后的调查研究和革命实践，1930年1月5日，毛泽东进一步提出：“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义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⑤。在这里毛泽东强调农村革命斗争是促进革命高潮、夺取全国胜利的“最高形式”和“最重要因素”，其它方面只是次要因素或配合力量的观点，实际上已经指明了党的革命斗争应该以农村为中心，而不是以城市为中心。同时他还指明：“单纯的流动游击政策，不能完成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任务，而朱德毛泽东式、贺龙式、李文林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是经由乡赤卫队、区赤卫大队、县赤卫总队、地方红军直至正规红军这样一套办法的，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地向前扩大的，等等的政策，无疑义地是正确的。”^⑥毛泽东的这些论述，把东固根据地的宝贵经验概括为“李文林式”，与朱德毛泽东式、贺龙式、方志敏式相并列，表明了该根据地的突出贡献。同时，毛泽东总结了土地革命战争两年多来的实践经验，进一步升华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提出把党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转移到农村，在农村地区开展游击战争，深入进行土地革命，建立和发展红色政权，待条件成熟时再夺取全国政权，由此基本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理论。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无产阶级要取得革命的胜利，必须同农民结成坚固的联盟。“在革命进程把站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国民大众即农民和小资产者发动起来反对资产阶级制度，反对资本统治以前，在革命进程迫使他们承认无产阶级是自己的先锋队而靠拢它以前，法国的工人们是不能前进一步，不能丝毫触动资产阶级制度的”^①。他们强调，无产阶级同广大农民联合，“无产阶级革命就会得到一种合唱，若没有这种合唱，它在一切农民国度中的独唱是不免要变成孤鸿哀鸣的”^②。1856年，马克思再次强调了农民同盟军对无产阶级革命的重要性。他指出“德国的全部问题将取决于是否有可能由某种再版的农民战争来支持无产阶级革命。如果那样就太好了”^③。

赖经邦、李文林等领导人，在创建东固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依照马克思主义关于工农联盟的科学原理，在革命斗争中积极团结争取农村的中间力量，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的理论。为了团结争取农村的中间力量，东固革命根据地的领导人对开展土地革命十分慎重。当时东固所处的周边环境，赤白斗争十分尖锐，革命力量相当薄弱，内部急需安定稳固的后方。因此，东固地区党组织对于土地问题，采取了不同情况区别对待的政策：在东固暴动胜利后，一些家在外地的土豪，再也不敢回东固来收租要粮了，而那些家住东固的地主也跑到吉安、南昌等城里去了，“避难者不计其数”。对于这部分地主的土地、山林，东固党组织采取“地主跑了，其田地生产大半归佃农，一部分归农会拿来办公”^④的办法，即仍由原租种者耕种，产品大半归佃农，小部分用累进的办法征收农业税，供农民协会办公使用。这样，既暂时满足了广大佃农对土地耕种的迫切要求，又充分调动了他们发展生产和支援革命的积极性。同时，对根据地内自耕农的土地则采取保护政策，即土地所有权一律不变，谁种谁收，农产品归己，只需缴纳少量的农业税。在革命根据地初创阶段，当一部分群众对革命还持怀疑观望态度时，这种土地政策的实施，对争取广大工农群众，孤立打击反动派，保护农业生产发展极为有利，对巩固革命根据地也起了重要作用。所以这时根据地“虽无正式土地革命之工作，而抗粮抗捐抗税，在客观上已经实现，部分的群众，已相当认识土地革命之意义”。^⑤

相比较而言，由于受中央某些“左”倾错误的影响，湘赣边界在土地政策等方面，存在着对中间阶级打击过重的现象。在如何“拿住中间阶级”的问题上，一直是湘赣边界党组织的困惑与难点。毛泽东等领导人虽然在这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但也汲取了不少经验教训。井冈山的土地革命，是在“前无定法”的情形之下摸索进行的。八七会议后，湖南省委在给中央的信中提到：“土地革命的纲领是：……没收一切土地，包括小地主自耕农在内，归之公有”^⑥。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踏上井冈山以后，由于敌人的包围封锁，从1927年11月底即与湖南省委断绝了交通联系，党的最新政策主张也无从知晓。边界领导人的头脑里还是以往“没收一切土地，包括小地主自耕农在内”的政策。为了发动土地革命，毛泽东在1927年冬对井冈山地区的土地状况进行了深入调查。他发现“边界的土地状况，大体说来，土地百分之六十以上在地主手里，百分之四十以下在农民手里，……宁冈、莲花的自耕农较多。”^⑦毛泽东所说的自耕农，实际上包括一大部分小地主、富农，这是自给自足农村山区经济的普遍特征。为此，毛泽东意识到，中国南方农村的大地主少，小地主多，只没收大地主的土地，不能满足农民对土地的要求；并且，作为一场翻天覆地的阶级斗争，一场暴烈行动的社会剧变，如果让数量庞大的小地主依然保留土地，毫不触动他们，对于广大农民的思想发动也不利。在这种情形下，井冈山分田运动走出的第一步，就是“没收一切土地”，以乡为单位，将所有的田地集中，再重新进行分配。这样一来，所有的小地主、富农、中农等都受到了打击。这些人深为不满，导致“中间阶级在革命高涨时受到打击，白色恐怖一来，马上反水。”^①

1929年2月，东固会师后，毛泽东等人吸取了东固革命根据地实行土地革命的宝贵经验，总结了井冈山根据地土地分配的有关教训，并结合赣南、闽西等地的革命斗争和土改实践，在该年4月颁布的《兴国土地法》中，把《井冈山土地法》规定的“没收一切土地”改为“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这是我们党在领导农民开展土地革命斗争认识上的一个重大飞跃。在1941年出版的《农村调查》一书中，毛泽东专门为《兴国土地法》写了一个按语，指出：“这是前一个土地法(指《井冈山土地法》——引者注)制定后第四个月，红军从井冈山到赣南之兴国发布的。内容有一点重要的变更，就是把‘没收一切土地’改为‘没收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土地’，这是一个原则的改正。”^②《兴国土地法》改变“没收一切土地”的意义就在于，纠正了在没收地主阶级土地的同时打击中间阶层，对于自耕农的土地不加区别地一概没收的错误，明确了土地革命所打击的主要对象是地主阶级，是消灭封建土地所有制。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主要方式。无产阶级只有用革命的暴力反抗统治阶级的暴力，才能夺取自己的政治统治，才能最终获得解放。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就提出无产阶级必须“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而建立自己的统治”^③的论断，尔后又明确提出“无产阶级专政的首要条件就是无产阶级军队”。^④列宁根据十月革命的实践经验，进一步强调无产阶级建立革命军队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他说：“革命军队是进行军事斗争和从军事斗争上领导人民群众对付专制制度残余的军事力量所必需的”。要充分认识“军事组织这些手段的巨大重要性”，“十倍地加强我们建立革命部队的组织活动。”^⑤这些重要论断，不仅指出了创建人民军队的极端重要性，而且提出了无产阶级政党必须掌握自己的武装，军队必须成为实现党的纲领路线的忠实工具等理论原则。

从八一南昌起义开始，我们党就走上了创建人民军队、开展武装斗争的道路，但对于“枪指挥党”还是“党指挥枪”的争论也随之凸显起来。东固革命根据地在赖经邦、李文林等的领导下，从一开始就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东固工农革命军是由当地党组织发起和组建，并经团结改造绿林武装而形成的。这种完全由根据地自身发展起来的“内生型”革命武装，与当地群众的关系十分密切，与根据地的历史渊源较深。为此，当地党组织高度重视革命军队的建设，执行严格的政治纪律，维护和谐的军民关系。如果没有党组织的坚强领导，这支农民武装就会沦为“乌合之众”，不可能成为赣西南革命斗争的主力军。所以，东固红军的花名册，指导员名字列在军官名字的前面，有关军事决策必须经过党组织的集体讨论，由此形成了“党指挥枪”的成功范例。这种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建军原则，也给毛泽东等红四军领导人以重要的启示。

尽管毛泽东早在“三湾改编”时，就确立了“支部建在连上”的建军原则，把革命队伍置于党的领导之下，并使党的工作深深扎根在基层。但是，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思想，并非一开始就为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和广大红军指战员所清晰认识并自觉接受的。由于当时党所掌握的正规军队大部分脱胎于国民革命军的旧式军队，并在大革命失败的背景下带领出来的，所以这些部队或多或少带有旧式雇佣军的思想、习惯和制度，在个人领导和党的领导方面产生了激烈的争论。这一点在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出击赣南、转战闽西过程中得到了明显体现。1929年6月14日，毛泽东在给林彪的信中，深刻分析了这方面的情况。毛泽东指出，“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这是四军党的主要问题。”红四军中“党的领导”与“个人领导”总是抗分，长期处在一种斗争状况之中，原因主要有两方面：“红军既是从旧式军队变来的，便带来了一切旧思想、旧习惯、旧制度的拥护者和一些反对这种思想、习惯、制度的人作斗争，这是党的领导权在四军里至今还不能绝对建立起来的第一个原因。不但如此，四军的大部分是从失败环境之下拖出来的(这是一九二七年)，结集又是失败之前的党的组织，既是非常薄弱，在失败中就是完全失了领导。那时候的得救，可以说十分原因中有九分是靠了个人的领导才得救的，因此造成了个人庞大的领导权。这是党的领导权在四军里不能绝对建立起来的第二个原因。”^①

东固会师以后，红二、四团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给毛泽东以深刻反思和重要启发。毛泽东说：“这时期内遇到两支新鲜的友军，即五军与二、四团。五军不能给四军以多大的影响，但在打破小团体主义一点上确还给予四军相当的刺激，……至于二、四团，四军的同志见了他们直是惭愧万分，他们是指导员支配军官的，前五册上军官的名字列在指导员的后面，一个子弹不问过党不能支配，他们是绝对的党领导。这也可以说是帮助四军党的领导加强的原因。……小团体主义不消灭，不能如二、四团一样的完全由集体的党领导，则红军只是一个好听的名称罢了！”^②

在东固经验的启迪下，经过毛泽东等人的不懈努力，1929年12月，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在福建上杭古田召开，史称“古田会议”。会议通过的决议案中强调“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必须服从党的领导，树立无产阶级思想，纠正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等错误观念；必须担负起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等项任务；必须在军内外建立正确关系，对敌军采取正确政策。这个决议使红军肃清了旧式军队的影响，完全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对人民军队的建设产生了决定性影响。继“古田会议”决议之后，1932年发布的《红军总政治部关于粉碎敌人四次围剿政治工作的训令》，进一步明确提出要“加强无产阶级先锋队——共产党在红军中的绝对领导”。“绝对”两个字表明，中国共产党是唯一的、独立地领导和指挥这支军队的政党；表明军队必须完全地、始终如一地置于党的领导之下。这不仅充分体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军思想的要求，同时也表明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不断总结经验教训，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建军理论。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的军事策略，主要体现在：革命战争是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途径。无产阶级只有武装起来，建立起无产阶级的新式军队，在战场上争得自身解放的权利，才能实现暴力革命的目的。一个全新的无产阶级所进行的全新的革命战争，必然会创造出新的兵器装备和作战体系；同样将创造出自己独特的作战方法和军事策略。无产阶级革命和争取民族独立的战争，必须实行广大群众参与的人民战争，不应局限于过去雇佣军的斗争策略。列宁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军事策略思想。主要包括：利用敌人的矛盾，广泛争取同盟者，精准估计力量对比，认真做好战争准备，在决定时机和决定地点拥有压倒性优势；无产阶级军队除了学会进攻以外，还必须学会正确的退却，必须建立巩固的有组织的后方等等。

东固革命根据地实行灵活机变的游击战术，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军事策略的精髓。在强大的敌人面前，红二、四团将游击战与运动战相结合，以根据地中心区域为依托，以整个赣西南农村为阵地，实行变动不居、飘忽不定的游击战术，坚持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原则，从而有效地消灭了敌人，保存和发展了革命力量。1929年2月，当红四军与红二、四团在东固会师时，李文林介绍了红二、四团采取“飘忽不定”的游击战术，令红四军官兵耳目焕然一新。据肖克回忆，“记得最清楚的是二、四团的代表，他穿着棉布长袍，像个绅士，不像军人，他在大会上讲话既文雅又激昂。他说，大家欢迎红四军到来，我们这里有很好的群众，还有很有战斗力的部队，我们的战术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上山，敌人找不到我们，我们可以看住他，有条件的话打他一两个团没有问题。我们对于这位不像军人的军队代表的演说，很有好感”。^①

早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就结合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和井冈山的地理地形条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军事策略思想，在实践中总结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的游击战术，取得了多次反“会剿”、“围剿”战争的胜利。东固会师后，红二、四团“飘忽不定”的游击战争也给毛泽东思考中国革命的战略战术问题提供了丰富的养料。在东固休整期间，毛泽东等人从赣西特委处得知井冈山根据地已经失守的消息。这样，一方面红四军出击赣南原定“给井冈山解围”的战略目标已经被打乱；另一方面，也使得红四军断绝了退路和依靠，无法返回原先的大本营了。此外，井冈山的失守，还让毛泽东认识到以“凭险据守”的山地战术，在强大敌人的联合“围剿”攻击下，再险要的地势也有被攻破的一天。正是在这样一个“山重水复疑无路”的关键时刻，红二、四团“飘忽不定”的游击战术给毛泽东等人开启了“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希望。红四军前委“乃决定抛弃了固定区域之公开割据政策，而采取变定不居的游击政策(打圈子政策)，以对付敌人之跟踪穷追政策”，破除了井冈山时期“凭险据守”的观念局限，由此实现红四军军事战略的重大转变。

随后，毛泽东综合井冈山和东固根据地的游击战术，向中央作了总结报告。他说：“我们三年来从斗争中所得的战术，真是与古今中外的战术都不同。用我们的战术，群众斗争的发展是一天天扩大的，任何强大的敌力是奈何我们不得的。我们用的战术就是游击的战术，大要说来是：‘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很短的时间，很好的方法，发动群众。’这种战术正如打网，要随时打开，又要随时收拢，打开以争取群众，收拢以应付敌人。……此次敌人穷追，我们用盘旋式的游击，可以走很宽的地方，发动很宽的群众。”^②

1929年4月13日，毛泽东在给湘赣边界特委的信中，再次盛赞了红二团的游击战术，“他的战术是飘忽不定的游击，游击的区域是很宽的……他们消灭了许多靖卫团，打败过卅六旅的七十二团。”而且“用这种方法游击的区域可以很广，即是说发动群众的地点可以很多，可以在很多的地点建立党和群众的秘密组织”。所以，毛泽东建议湘赣边界特委也学习这种游击战术，“守势的根据地的观念，以后应该抛弃，大小五井、九陇等地，再不必固守了。强敌来了，就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对付他。”^③因此，红二、四团在革命实践中总结的“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盘旋式打圈子的游击战术，成为毛泽东发展游击战争的重要思想来源，在开辟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乃至创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进一步把游击战争提升到了战略地位，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军事著作中，对游击战争的地位、作用和战略、战术作了全面、系统、精辟的概括和论述。从而进一步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军事理论宝库，并指导中国革命战争不断取得新的胜利。

综上所述，东固革命根据地在革命路径、土地政策、建军原则和游击战术等方面形成的创新做法和宝贵经验，不仅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学说、统战理论、建军思想和军事策略，而且在初步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过程中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