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及货币与通货膨胀，我们首先想到西方经济学范畴内的货币理论。从费雪交易方程式到凯恩斯、弗里德曼提出的货币数量理论，一直占据西方经济学界的主流，而这些理论乃是在古典学派“货币中性”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相比西方经济学货币理论研究的一脉相承，马克思的货币理论研究通常不受学者们重视，甚至在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解体之后，还曾一度出现过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过时论”。但随着近年来西方国家经济问题不断涌现，尤其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人们发现当今社会问题仍然没有走出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域，且目前正致力于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中国社会也出现了一些与马克思所批判的社会现象极为相似的地方。因而，重读马克思、研究马克思的经济观又成了时代的呼声(王云中，2008)。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建立在强调对历史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可以非常有力地用于评价和应用关于各种理论流派货币和金融方面的见解。同时，货币理论作为马克思经济理论中较为重要的一部分，是马克思在古典学派货币理论基础上的较大创新，其有对古典学派货币数量理论继承延续的部分，也有对古典学派货币数量理论批判的部分。此外，在目前的经济背景下，研究马克思货币理论对探讨我国市场经济中的货币供求关系、通货膨胀的成因及其治理、当前货币政策的路径等方面都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货币理论最早起源于古典经济学派所提出的相关货币理论。一般认为，古典经济学派(也称古典学派)是指大约从1750—1875年这一段政治经济学创立时期内的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之外的所有的政治经济学，其起源以大卫·休谟1752年的有关著作出版为标志，以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代表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出版为奠基。古典经济学理论当中的货币理论是以研究价格和货币数量为中心的学说，一般也称之为“货币数量论”，其代表人物有休谟、斯图亚特、李嘉图等。古典学派货币理论的主要观点为：货币不能像其他商品那样生产和供给，而是由可获得的贵金属数量或中央银行的政策所给定，也就是说，货币供给是外生给定的，是中性的。货币供给量的变动决定物价的变动，一国物价的一般水平是由货币供给量决定的，货币供给量增加，物价上涨，货币供给量减少，物价下跌；通货膨胀只可能是由于货币供应过多引起。

古典学派中最早明确提出货币理论的人是孟德斯鸠。他认为，商品和货币可以相互代表，持有一方即可持有另一方，两者都是价值符号，因此就应该保持数量上的比例关系(孟德斯鸠, 1959：70)。此后，约翰·洛克以货币的供求关系变动发展了货币数量说。他第一次提出了货币流通速度问题，最先将货币总量划分为休止状态的货币和在流通中活动着的货币，并认为影响货币价值的是在流通中活动着的货币(傅殷才，1996：12—14)。

货币数量论的第一个完整体系由休谟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而建立。他在继承约翰·洛克提出的流通中活动着的货币影响货币的价值以及一切物品价格都是由商品和货币的比例决定这一观点的基础上指出，货币仅仅具有虚拟价值，是交换领域中劳动与商品的代表，货币的虚拟价值实质上是商品数量相对于货币总量的交换比率(价格水平的反比率)；而且，货币是一种纯交换手段，只是人们同意用来方便一种商品与另一种商品进行交换的工具。休谟还较早地提出了货币的国际流通问题，他认为货币可以在不同国家之间自由流动，并能够在所有国家之间找到相同的水平。如果国内的货币数量增加，货币同商品交换的比率就会受到一定的干扰，货币的价值将会下降(因为商品价格上涨)，因此，货币会流向国外，该国出现国际收支逆差；直到国际间货币流通量再次达到其合适的水平时，流动才会停止。当国内货币突然减少时，则出现相反的过程。此外，休谟还将一个“转换机制”融合进他的“基本价格——水平——铸币——流动”理论。短期内，商人发现拥有的货币增多，于是他们将提高有效需求，雇用更多的劳动进行生产，并造成生产的繁荣；而长期看，货币是对实际活动的“面纱”，在经济上具有中性(休谟，1984：36、29)。

可见，休谟的数量论观点是一个有力但完全虚假的简化形式，它同时解释了国家之间出现通货膨胀的原因，否认了重商主义关于货币是唯一真实的财富的观点。但休谟的货币数量论观点很快受到了斯图亚特的批判。斯图亚特(Steuart, J., 1767)认为^①，货币流通是商品和货币交换的一个持续不变的通道，这一过程代表着社会各阶级之间的基本的交换。否则，消费将受到限制，勤奋将受到损害。统治阶层必须监督经济活动，并确保所有的人都能获得食品等必需品，了解富人的消费倾向、穷人的勤奋意愿以及包括边际消费倾向与勤奋意愿在内的流通中货币的比例。因为，如果人民没有消费的意愿，就会把金属货币储藏起来，使其从流通中消失，造成国内货币的不足，实际上会阻碍工业的增长；而为了刺激勤奋，统治阶层必须要把储藏的金属货币挤出来。同时，斯图亚特还提到统治阶层可以依靠银行所创造的货币，通过银行流动负债发行而取得流动资产的数量。针对休谟关于流通中货币数量急剧减少只能导致价格下降的观点，斯图亚特认为，如果纸币被取消，产业就将会崩溃，直接交换本身会迅速代替被摧毁的货币交换，价格的确将下降，但不会维持其与货币数量的原始比例。而且，广义上的货币并不是商品的代表，只有政治家可以通过管理全部的商品和消费并清楚了解它们的比率关系，进而可以直接管理所有的流通运行时，才可以作为商品的代表。最后，斯图亚特还认为，货币数量的任意变化对价格的影响是未定的：货币数量的增加可能会引起消费者需求的扩张，但货币数量的下降必然会导致产业的下降和失业的上升。此外，针对货币流通，斯图亚特指出，货币支付债务造成的货币流通与单纯的商品交换引起的货币流通是明显不同的。

古典货币数量论的另一个代表人物是李嘉图，其核心观点是，研究货币问题就是研究货币数量问题，他坚持货币中性观点，认为其仅仅是单纯定额交换的手段(彼罗·斯拉法, 1981:303)。李嘉图并未将金属货币同纸币进行区分，在分析中设定纸币是可以兑换的，且由于纸币的数量能被更好地控制，它甚至比金属货币更具优越性。他认为，货币(和商品)具有劳动决定的内在价值，货币的内在价值可以同休谟的货币虚拟价值相对应，即它是商品总量同货币总量(价格水平的反比例)相交换的比率。如果世界上所有的货币都是由金属构成的，那么在均衡点每一个国家都必须使必要的货币量同交换领域保持一致。李嘉图在对劳动价值论与货币数量论调和的基础上，假定货币是许多商品中的一种一般商品，因此，李嘉图指出，必要的货币量是由货币价值、商品价值和流通速度来决定的，它不允许在均衡状态下货币内在价值与商品的内在价值之间的交换比率存在着不一致。另外，如果全球都处在均衡状态下，货币和商品的内在价值也就普遍存在了，这样，国家之间交换货币的经济动机也就不存在了，国际间交换将仅仅涉及商品的流动，国际均衡是贸易均衡，贸易实际上是商品同商品的交换。然而，货币极容易被储藏，并经常因贸易者不相关的套利收益而在国家之间流动，李嘉图并未将这一现象吸收到他的理论分析当中。

古典学派的货币数量论发展到20世纪初，由美国经济学家欧文·费雪对其作了系统清晰的阐述(董睿, 2006)。他把古典学派的货币数量学说用著名的费雪交易方程式(MV= PQ，其中M为货币量，V为货币流通速度，P为价格水平，Q为交易的商品总量)表示出来，并认为货币流动速度V和交易的商品总量Q是不变的，或是不易变的，所以物价水平是由一年内的货币流通量决定的，货币流通量是引起通货膨胀的单一因素。自此以后，古典学派的货币理论学说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和认可。

由于古典货币数量论缺乏对市场关系特殊性的理解，导致其未能发现价值、货币和资本的原始形态(伊藤·诚等, 2001:43)。与古典经济学派始终把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看成是经济发展的自然规律不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更为强调资本主义经济的历史特征。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体系的基石，马克思从劳动价值论出发，对古典货币数量论进行了继承和批判。他继承了古典学派货币理论中的一些观点，如主张适度货币流通，反对重商主义的货币越多越好的过量货币流通；认为货币量是由交易量或商品价格总额和货币流通速度决定的，货币流通速度受制度性、技术性因素等宏观经济因素所影响，且短期内货币流通速度可视为常数；赞成斯图亚特关于货币可作为储藏手段，能够自发地调节流通中的货币数量的观点等(周骏，2001)。同时，马克思的货币理论较之古典货币数量论又有重大的发展和创新，其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在货币的起源及定义方面，马克思明确提出了货币的内容就是金银，其中著名的论断有“金银天然不是货币，但货币天然是金银”(马克思, 《资本论》(第一卷), 2004:108)、“我们这里所说的通货的量，是指一个国家内一切现有的、流通的银行券和包括贵金属条块在内的一切硬币的总和。”(马克思, 《资本论》(第三卷)，2004:565)可见，马克思严格区分了金属货币与通货，否定了李嘉图等古典学派将通货与货币等同的观点。

其次，针对古典学派“货币供给量的变动决定物价的变动”这一共识，马克思给出了截然不同的观点，他认为，无论是在金属货币流通的情况下，还是在纸币流通的情况下，都是物价和交易量决定现实流通的货币量，而不是银行提供的货币量决定物价。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提出了“在17世纪，特别是在18世纪，有人得出了错误的结论，以为商品价格的上涨是因为有更多的金银作为流通手段执行了职能”、“商品世界流通过程所需要的流通手段量，已经由商品的价格总额决定了”、“商品价格总额又决定于每种商品数量和价格”等观点(马克思, 《资本论》(第一卷)，2004:140、139、144)。而马克思在写《资本论》第三卷时仍坚持了他在《资本论》第一卷提出的物价决定流通中的货币量的规律，他重新写道:“在考察简单的货币流通时，我们已经说明，已知通货的速度和支付的节约，现实流通的货币量是由商品的价格和交易量决定的。银行券的流通也受这个规律的支配。”(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2004：591)这就是说，货币供给并不是指中央银行已经发行出来的纸币、硬币和商业银行的存款，而是指进入流通领域的纸币、硬币和被开具支票的存款，即马克思认为是商品价格决定了货币量，而不是货币量决定了商品价格。

再次，谈到货币职能时，马克思突破了古典学派所定义的货币具有交换媒介、价值标准、延期支付标准、财富贮藏手段“四大职能”，认为货币的职能应包括价值尺度、流通手段、货币贮藏、支付手段、世界货币等。马克思认为，货币的基本职能可以看作是对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本质特征的进一步说明，货币在商品交换中的主要职能就是表现和衡量商品的价值，以及充当商品交换的媒介。他将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作为货币最基本的职能，并将其他职能都作为货币派生的职能，且认为一种商品只要具有了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这两种职能就是货币。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到：“除银行券之外，批发商业还有第二种而且对它来说更重要得多的流通手段，这就是票据。”(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2004：611)他认为，银行券、汇票、支票等都是建立在信用关系基础上代替货币执行某些职能的象征性的货币，“用一种象征性的货币来代表另一种象征性的货币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马克思，1976：95)，货币的形式就具有了无限多样性的可能。而关于货币职能与货币流通的关系，马克思认为，货币的职能产生于商品流通，离开了商品生产与商品交换的发展，货币职能的生成就失去了最为基本的推动力；另一方面，货币职能的不断产生及丰富，又会从根本上推动与促进商品流通的发展，这主要表现为商品交换时间的连续、商品交换空间的扩张、商品交换媒介的更替以及商品交换关系的复杂等多个层面上。

最后，基于以上分析，自然要提到马克思对货币流通规律方面的创新，也即马克思通货膨胀理论的一大基石。他指出，在货币材料的价值量给定的条件下，“流通手段量决定于待实现的商品价格总额”(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2004：141)。商品流通是货币流通的基础与前提，而货币流通则是商品流通的必然结果与发展动力。相比较而言，商品流通是第一性的，货币流通是第二性的，且商品价格总和决定了流通中的货币量。假设商品量恒定不变，则流通中的货币量就随着商品的价格的波动而增减。就一定时间内的流通过程来说，商品价格总额/同名货币的流通次数=执行流通手段职能的货币量，即PY/V=M，其中，M为流通中的货币需求量，P为商品价格水平，Y为待销售的商品数量，V为货币流通速度，马克思将其总结为“已知商品价值总额和商品形态变化的平均速度，流通货币量或货币材料量取决于货币本身的价值”(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2004：145、146)。商品流通与货币流通的内在相关性再次得到明确体现，这也是马克思货币理论与古典货币数量论一个最本质的区别，货币流通速度加快是导致通货膨胀的一个原因。此外，马克思以资本主义信用制度为立足点，还详尽地论述了信用货币理论，并科学地分析了信用货币对货币流通规律的影响，这主要表现为：信用货币的出现节约了货币流通量，但信用货币的发展又增加了货币流通量，使货币流通规律出现了新的特点，但它并没有改变货币的本质。

相比古典货币数量论假定一定时期内货币流通速度不变而将货币流通量作为引起通货膨胀的唯一因素，马克思则认为货币流通速度对货币流通量进而对商品的价格总水平产生影响，货币流通速度加快也是导致通货膨胀的一个原因。影响货币流通速度的因素，如利率上升、金融创新、放松金融管制等都可能引发通货膨胀。由此可见，马克思的货币理论尤其是通货膨胀理论在当今社会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根据马克思的观点，从广义上来说，货币实际上是属于商品经济的基本范畴，它是商品价值的最成熟、最一般的形式；而事实上在当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后，货币已经失去了在纯自由市场经济中的完全自发性。各国的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对市场自发性都要无一例外地加以约束。在中国目前所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背景下，货币仍然在总体上保持它的最初功能，但同时也会呈现出社会主义货币的某些面貌，特别是在经济活动受控制的领域。我国货币流通采取现金流通和非现金流通(转账结算)两种形式。现金流通主要与居民收支有关，用于生活资料零售、对个人的农副产品收购以及与个人有关的劳务支付；而生产资料流通以及生活资料在生产单位与批发机构之间和批发机构与零售商业之间的流通，基本上是转账结算，货币在转账结算过程中发挥价值尺度、购买手段、支付手段等职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货币量，原则上应该包括现金和存款，货币流通规律在两种形式的货币流通中都发挥作用。一定时期中的货币供应量，应视作银行发行现金、各种存款之和；其中一部分是处于不断运动的状态，即流通中的货币量，另一部分不是流通中的货币量，只是可能流通的货币或准货币。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货币流通量应当遵循货币流通规律的要求，即流通中所需的货币量，应当与商品价格总额成正比，与货币流通速度成反比。如用M代表货币需求量，P代表商品价格水平，T代表商品数量，PT即为商品价格总额，V代表货币流通速度，可得PT/V=M。在运用该模型计算国内M1(货币流通的现金+活期存款)时，PT取国内生产总值，如以Y代表前期国内生产总值，Y’代表计划期国内生产总值的实际增长率，P’代表价格调整幅度，M代表前期货币存量，M^*代表计划期货币需求量，△M代表计划期货币需求量的增量(△M= M^*- M)，M’代表货币需求量的增长率，则M =PT/V变换为：

则: $\Delta M=\frac{Y\times (1+Y')\times (1+P')}{V\times (1+V')}-M$

如果Y’、P’、V’的变化率不大，则有M’=Y’+P’-V’。

由于货币流通速度在一段时间内一般可视为常数(V’=0)，可得M’=Y’+P’，即短期来看，货币需求量的增长率等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实际增长率与通货膨胀率之和。而长期来看，控制由货币实际贬值引起的通货膨胀，不仅要关注货币增长率，还要关注货币流通速度变动率。

因而，对于通货膨胀现象不能仅将其归于货币问题。现阶段导致我国币值与物价水平波动乃至出现通货膨胀的因素是多方面的，结合马克思提出的货币流通规律从根源上来探寻，有两种情形：一是币值的相对变动，其根源于生产商品的劳动生产率的变动，与货币数量变动无关，不是货币问题；二是币值的实际变动，其根源于货币供给量的变动，则属于货币问题(王岩，2008)。在纸币流通条件下，人民币的发行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货币流通规律的客观界限，导致作为价值符号的人民币的发行量与流通量脱离了正常的运行轨道，从而使得人民币币值下降，社会物价水平全面上涨，产生通货膨胀。区分货币币值变动的原因对于研究通货膨胀及其治理思路极其重要，如果货币发生相对贬值，说明价格水平上升的原因来自于生产商品的劳动生产率下降，只能通过提高生产商品的劳动生产率来解决；如果货币发生实际贬值，则说明价格水平上升的原因来自于货币供给量过多，通过紧缩货币量保持价格稳定可以消除通货膨胀。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区分货币币值变动是由货币的实际贬值还是相对贬值引起的，是制定治理通货膨胀政策的关键。当前，国内外学术界出现了货币供给“内生性”和“外生性”两种不同的思路，货币主义、后凯恩斯主义主流经济学等流派围绕着上述问题展开了长期的争论。货币内生性观点认为，一国货币供给的变动不是由货币当局决定的，而是由经济体系中的实质变量以及微观主体经济行为相关因素等内生变量决定的；由一国的货币发行当局通过供给型货币调控模式来调节货币供应，并由此调节宏观经济的政策将是无效的；货币政策的中间目标只能是利率，央行只能通过调整利率而影响总需求和货币需求，进而影响货币供给。货币外生性观点则认为，货币供给是由外在于经济过程、商品流通过程的其他因素决定的，是由货币当局即货币政策决定的变量；以货币供给量为调控目标的供给型货币政策模式将是有效的，货币发行当局可以通过调整货币供应量来使之适应货币需求，从而调控宏观经济运行。可见，对货币供给性质的认识决定着一国货币政策的中间目标及其模式的选择。

从近年来的情况看，货币供给的内生理论更切合中国的实际，内生性货币政策思想的正确性在我国的经济实践中不断得到印证。同时，大量的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和金融市场化的不断演进，我国货币供给的内生性突出表现是“货币供给的倒逼机制”，即货币供给被动地适应货币需求，中央银行很难按照其意志实施各项给定的货币调节方案(陈征等，2008)。基于内生性的货币供给逻辑和通货膨胀的成因，治理通货膨胀的基本思路是：以流通中的货币需求量为目标，严格控制货币供应量并使之与需求量相适应，从根本上防范通货膨胀的产生；在发挥中央银行的货币调控手段基础上，辅以必要的行政手段。

此外，在信用制度日益发达的今天，我们在治理通货膨胀时还要考虑马克思所指出的信用货币诞生之后的双重效应。现实生活中，商品流通中的人民币都是直接或间接通过信用渠道注入的，信用膨胀就成了通货膨胀的根本所在；而信用膨胀的根源又产生于信用货币供给与使用过程中的约束机制的缺失与不足。人们创造货币特别是创造信用货币的能力远超出我们想象，货币供给能力的无限性与货币需求量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也可能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经常受到通货膨胀的潜在威胁。因此，我们在治理通货膨胀时还应考虑有效地规避这一类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