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马列文论研究，由于历史的原因，曾长期因循前苏联的体系和思路。由于俄国学者在接受马恩文献时正处于他们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语境之中，因此他们阐释的马克思主义文学观，就演变成了一个现实主义的思想体系，并被庸俗社会学利用，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曲解了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思想。事实上，虽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重视和喜爱现实主义文学创作，但是他们并不排斥其他流派的文学艺术创作^①，不仅如此，他们还特别强调文学创作的历史内涵的重要意义。20世纪中期以来，人类社会生活与文化领域更处于持续的变迁之中，而在此期间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也在不断发展着马克思主义经典文学观。西方马克思主义一方面着重从文本与社会意识形态的多样联系出发指出文本中存在的生产机制和意义释义的多种可能性；另一方面他们也分别从异化、日常生活和符号学等维度入手建构了颇具特色的现代性文化批判理论，并且其中某些理论范式还存在着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的重大转向^②。在此背景下，为了破解国内存在的将马克思主义文学观片面解读为单纯的现实主义原则，有必要重新讨论并澄清其中的一个关键的理论范畴——那就是“历史哲学”。也许只有站在历史哲学的高度，才能全面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文学观，以及面对未来的“世界文学”建构。

就《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的“历史哲学”词条来看，它一方面认为历史哲学是“研究社会历史最一般规律或研究认识这些规律的方法”的“学科”，另一方面又说：“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历史哲学’一词专指那种用幻想的联系代替历史真实联系的社会历史观。”^①这个定义有一个非常矛盾的现象：若按这里所提供的“历史哲学”的一般定义，马克思主义哲学无疑属于历史哲学范畴；但是，若从这里介绍的马克思主义对“历史哲学”的态度看，显然马克思主义又不属于“历史哲学”。于是中国哲学界潜藏着一种不明不白的观点：马克思反对历史哲学。这种理解实际上是对马恩原著的一种误读。这种误读，也许与对马克思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文的理解有关。马克思的该文中批判德国古典哲学时写道：“在这里，历史哲学、法哲学、宗教哲学等等也都是以哲学家头脑中臆造的联系来代替应当在事变中去证实的现实的联系，把全部历史及其各个部分都看作观念的逐渐实现，而且当然始终只是哲学家本人所喜爱的那些观念的逐渐实现。”接着，马克思特别批判了黑格尔的历史哲学，说黑格尔“为了实现他的绝对观念”，就将绝对理念臆造为“构成了历史事变中的内在联系。这样，人们就用一种新的——不自觉的或逐渐自觉的——神秘的天意来代替现实的、尚未知道的联系。因此，在这里也完全像在自然领域里一样，应该通过发现现实的联系来清除这种臆造的人为的联系；这一任务，归根到底，就是要发现那些作为支配规律在人类社会的历史上起作用的一般运动规律”^②。显然，《中国大百科全书》“历史哲学”词条的作者，没有真正领会马克思的原意，而将马克思对黑格尔历史哲学的批评理解为对所有的历史哲学的评价和态度。此外，也有人以马克思1877年《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③为据，认为马克思反对历史哲学。对此，赵家祥先生发表了《澄清对马克思一个命题的误解》一文^④，进行了详细的驳解。我基本同意赵先生的看法，并认为他在文中的驳解是令人信服的。不过，时至今日，即使在中国哲学界似乎也没有真正解决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否属于历史哲学的问题。^⑤因此，我们还必须进一步回答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什么属于历史哲学，以及属于什么样的历史哲学这样两个问题。

为什么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属于历史哲学呢？这是它所显示的历史哲学特征决定的。正如马克思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所说的那样：“历史哲学理论的最大长处就在于它是超越历史的”，这就是历史哲学的一般特征。首先，这里出现了一个“超越历史”的、最高的，也是最为宏观、最为广义的历史范畴。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1846)中解释道：“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是这两方面是密切相联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自然史，即所谓自然科学，我们这里不谈；我们所需要研究的是人类史，因为几乎整个意识形态不是曲解人类史，就是完全撇开人类史。意识形态本身只不过是人类史的一个方面。”^⑥从马克思这段话中大约可以看出这样几层意思：(一)马克思把自己的哲学称为“历史科学”；(二)因为它是“唯一的科学”，所以这个“科学”所涉及的“历史”范畴，也是一个最高的、最广义的历史范畴；(三)对这个历史范畴最广义的理解有两种：一是人类史和自然史的总和，一是就我们目前关注的重点来说，它就是人类史的全部，“意识形态本身只不过是人类史的一个方面”；(四)由于这样，马克思主义哲学目前对历史哲学的历史范畴的理解，多局限于后一个方面，所以恩格斯又补充说：“凡不是自然科学的科学都是历史科学”。^⑦

其实，用历史哲学的眼光看世界，或者说发现了历史哲学意义上的广义的历史范畴，并非只有马克思才有这样的见解，而是人类的一种共识。比如我国明代王世贞曾在《艺苑卮言》中说：“天地间无非史而已”。^①这个“史”的概念，就与马克思所说的“人类史和自然史的总和”的意思相近，是一种最为广义的历史范畴。再如清代章学诚，他在《报孙渊如书》中说：“盈天地之间，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学。”^②这种理解显然与王世贞相近，也符合马克思广义历史范畴第一层定义。同时章学诚还说“六经皆史也”。^③根据一般的理解，将《春秋》理解为“史”，那是没有异议的，但若将《诗》、《书》、《礼》、《易》、《乐》都看成是“史”，就与马克思强调的后一层意义，即恩格斯进一步解释的意义相近了。因为《诗》、《书》、《礼》、《乐》等，用现代眼光来看都属于意识形态，都“不过是人类史的一个方面”。此外，近代梁启超也具有这种广义历史观。他说：“中国古代，史外无学，凡举人类知识之记录，无不丛纳于史”。^④显然，梁启超的历史观，也符合马克思的第一层定义。中外人类思维成果的这种共通性说明，马克思揭示历史哲学的广义的历史范畴存在，是一种具有真理性和科学性的结论。

既然广义的历史范畴合理的存在着，那么，它与那种仅在具体的历史现象和历史学科意义上存在的“历史”范畴，就形成“两重历史”概念，并构成了它们的超越关系，这就形成了历史哲学最鲜明的特征。关于历史哲学的二重历史范畴问题，黑格尔早就发现了。朱光潜先生曾这样介绍道：“黑格尔用这个名词(按，指历史哲学)倒有一个涵义，就是所谓‘第二度历史’(history of the second degree)，以别于历史家的历史；历史家的‘第一度历史’只叙述史实，哲学家从这史实中抽绎出哲学的真理，所以叫做‘历史哲学’。”^⑤值得说明的是，朱光潜对历史哲学的解说，倒不一定准确，但是，他把历史哲学中历史范畴的二重性突出出来了。“第二度历史”显然是对“第一度历史”的超越。所谓“超越”，不仅是指上述广义对狭义的超越，宏观对微观的超越；更是指作为一种哲学方法论的抽象的历史范畴对具体的历史学范畴超越。所以马克思在概括历史哲学的最大特点时说：“历史哲学理论的最大长处就在于它是超越历史的”。这里的被超越的“历史”，就是指一般历史工作者所从事的那个“第一度历史”，我们称之为狭义历史范畴。由于只有历史哲学家才会区分二重历史概念，其他门派不太关注这个问题，所以它就成了历史哲学最鲜明的特征。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长期坚持这种区分，所以这才是认定他们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属于历史哲学的最重要依据。为了说明自己哲学的历史哲学属性，马恩除有时努力与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划清界限外；有时也非常强调与黑格尔历史哲学的某种统一性。如恩格斯说：“黑格尔第一次——这是它的巨大功绩——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写为一个过程，即把它描写为处于不断的运动、变化、转变和发展中并企图揭示这种运动和发展的内在联系。”^⑥又说，黑格尔的“这个划时代的历史观是新的唯物主义观点的直接理论前提。”^⑦而这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黑格尔历史哲学的统一性和血缘关系。因此，恩格斯早在1843年就指出：“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我们比任何一个哲学学派，甚至比黑格尔，都更重视历史”^⑧。

由于上述的历史哲学态度，所以马克思在1877年《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批评俄国人H.K.米海洛夫斯基时表现了十分复杂的态度：当米海洛夫斯基把马克思“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按，这本是狭义的历史研究)误解为“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时，就有意无意地宣扬了马克思的历史哲学思想。所以，马克思风趣地说“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但是，当马克思发现米海夫斯基把历史哲学的结论当作“一把万能的钥匙”，不顾俄国历史的实际情况，简单地去解决俄国的历史发展问题时，马克思又说：这“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因为，这位先生不懂历史问题要具体情况具体对待、具体分析，而历史哲学是“超越历史的”，不能到处套用的。^①所以这句话并不像哲学界某些人理解的那样，是所谓的“反话”，恰恰相反，这是马克思公开的表明自己学说的历史哲学性质，并以历史哲学的一般特征批评俄国人米海洛夫斯基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无知和浅薄。

马克思主义哲学属于什么样的历史哲学呢？关于历史哲学，《不列颠简明百科全书》的中译版是这样解释的：“历史哲学，哲学的分支，涉及历史富含的多种意义与历史解释之性质的议题。传统上认为历史哲学作为第一阶意义的历史哲学，通常名为思辨性历史哲学，历史久远，有各式各样的发展；第二阶的意义上的历史哲学，名为批判或分析性历史哲学，20世纪才展露头角。”^②这样的阐释，显然要比国内流行的说法清楚得多。第一，它明确说明历史哲学是哲学学科的一个“分支”，或者说是门派。第二，这个门派一般从时间上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它将20世纪以来历史哲学视为“第二阶的”，称为批判或分析性历史哲学，其实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具有批判性和分析性；但从时限上看，马克思主义哲学只能属于它所说的第一阶意义上的思辨性历史哲学。第三，在思辨性历史哲学阶段，由于历时的久远以及对历史范畴的理解的“多种意义”，因此，又形成了历史哲学的多种流派。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是其中的一种，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也是其中的一种。黑格尔以“头脑中臆造的联系”代替“现实的联系”，那是唯心主义的历史哲学；马克思则从考察历史上的“现实的联系”入手，唯物的而又辩证的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最一般规律，所以他们总是将自己的哲学，称为“历史科学”。例如，马恩不仅早在1846年就宣称他们哲学“是唯一的科学”、“历史科学”，而且，后来在马克思逝世时，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演说》中又指出：“这个人的逝世，对于欧美战斗着的无产阶级，对于历史科学，都是不可估量的损失。”^③可见他们对于自己历史哲学性质的科学性始终坚持如一。这样看来，前文提到的赵家祥先生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定性为“一般历史哲学”的说法，就容易引起误解了，并不太符合马恩的原意。因此，我认为还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定性为“科学的历史哲学”为宜。因为“一般历史哲学”的概念，在种类繁多的历史哲学流派中所指不明，而“科学的历史哲学”却是有着马恩自我认定根据的说法。也许是为了将自己的历史哲学从众多的历史哲学流派中突出出来，强调自己哲学的特点和科学性，而称自己的哲学为“历史科学”或“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吧，而如此自谓，也并不改变自己哲学的历史哲学性质。而且，马恩不仅在哲学领域始终如一地坚持了自己的科学的历史哲学的立场，而且在文学艺术的领域也始终如一地坚持了自己的科学的历史哲学方法论。或者说，从马克思主义文学观中，也能证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属于历史哲学范畴。

在西方，较早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明确指认为历史哲学的人，可能是克罗齐。他在其《美学原理》第五章“评历史哲学”一节里写道：“连最近的一种历史哲学，叫做历史唯物主义的，也有不可否认的用处；它对于向来被人忽略或误解的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作了很生动的阐明。”^④直到今天，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的历史哲学，在西方仍然享有很高的声誉。英国历史学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和伊塞·柏林都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称为一种历史哲学，巴勒克拉夫甚至认为：“今天仍然保留着生命和内在潜力的唯一的‘历史哲学’，当然是马克思主义。”^①这里称唯物史观为“唯一的历史哲学”，就是赞扬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经得起实践检验的真正的、唯一科学的历史哲学。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哲学理论，在美学和文学艺术理论中也有广泛的影响。这种影响表现为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两种。就直接影响而言，最突出的莫过于美国文论家雷?韦勒克对于马克思主义文学观的历史哲学性质的肯定。他的这种见解也得到了英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思想研究者希·萨·柏拉威尔的赞扬。后者在《马克思和世界文学》一书中写道：“我们按年代顺序对马克思引用文学作品进行这番考察……使我们认识到，他的(文学思想的)发展是经常不断、始终一贯的，他在设计未来社会的革命性蓝图的时候很少需要修改他早期的文学观点。因此，莱奈·韦莱克(通译雷·韦勒克)说得不错，马克思关于文学的散见各处的评论即使谈不上是完整的文学理论，但是却不乏连贯性；这些评论是由一种总的历史哲学(它本身也是逐渐形成的)连接在一起的，可以看出发展的过程。”^②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两位英美学者在对马克思主义文学思想的看法上的一致，即都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文学思想具有历史哲学的眼光和视角。这是把马克思的零散文学评论“连接在一起的”东西，换句话说，也是将马克思的文学思想凝结为一个体系的东西，当然也可以视为马克思主义文学观的灵魂和核心。不过遗憾的是，就是这样一个被两位英美两位文学理论家共同强调的历史哲学眼光、这个对于马克思主义文学观来说处于核心和灵魂地位的方法论问题，却在中国马列文论界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历史哲学的眼光和方法是怎样在马克思的文学思想中体现的呢？这还得从二重历史范畴说起。过去，我国马列文论界对马克思主义文学观中历史范畴的理解，一般仅仅限于文学对社会生活的真实反映。主要根据的是恩格斯《致玛·哈克奈斯》信中对巴尔扎克的评价：“巴尔扎克，我认为他是比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一切左拉都要伟大得多的现实主义大师，他在《人间喜剧》里给我们提供了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他用编年史的方式几乎逐年地把上升的资产阶级在1816年至1848年这一时期对贵族社会日甚一日的冲击描写出来……在这幅中心图画的四周，他汇集了法国社会的全部历史。”^③在这段经典的话语中，恩格斯使用了一个有限制词的概念“现实主义历史”，从上下文的逻辑中我们可以看出，其性质就相当于历史学家所写的那个“历史”，“编年史”就是这种历史写作的一种形式，恩格斯就是用这种历史学的形式，比喻性地解释巴尔扎克小说的“现实主义历史”所取得的伟大艺术成就。因此，所谓“现实主义历史”，不论在原文中，还是从前文分析中，都可以看出它是处在黑格尔所说的“第一度历史”的层面上，即我们所说的“狭义的历史”层面上，所以才用“现实主义”这个词限制它。显然，那些非现实主义作品，如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等等，是不在其统辖之列的。但是，自前苏联起，便不由分说地将这个“现实主义历史”范畴理解为可以涵盖一切文艺现象总范畴，并由此以偏概全地歪曲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学观。由于前苏联马列文论家忽视了马恩的历史哲学视野，所以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那种广义的历史范畴的存在也就不甚了了，因而造成对马克思主义的美学的和历史的批评原则的误读，将最高意义上的历史范畴，混同于“现实主义历史”范畴。

让我们再回到马恩文论的原典。恩格斯第一次使用广义的历史范畴是在1847年，他在《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一文中说：“我们决不是从道德的、党派的观点来责备歌德，而只是从美学和历史的观点来责备他；我们并不是用道德的、政治的或‘人的’尺度来衡量他。”^④这也许是恩格斯第一次在文学领域使用美学的和历史的批评原则。由于前述“现实主义历史”概念只能对现实主义文学作品进行评价，所以在对待歌德这个非现实主义作家时(按，根据美国学者乔治·桑塔亚那的观点，歌德是“体验的哲学家”^①)，恩格斯就选用了广义的历史范畴。他在这里主要强调了这个范畴的超越性，即它的那种超越具体的意识形态部门如道德、政治等等之上的总体性(像逻辑学上的全称概念的作用那样)。显然，恩格斯这里表述得还不够清楚，引起某种误解还是情有可原的。但在十三年后，当恩格斯再次使用这个文学批评原则时，就表述得非常清楚了。他在《致斐·拉萨尔》信中说：“您看，我是从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以非常高的、即最高的标准来衡量您的作品的。”^②恩格斯生怕引起别人误会，特别强调这里使用的“历史”范畴，是一种“非常高的，即最高的”范畴。通过前文的论述，我们对历史哲学意义上的历史范畴的唯一性、最高性已经有所了解；有了这样的认识，再看恩格斯这样的表述，便豁然开朗：原来恩格斯在这里，是用历史哲学的标准术语，阐释他和马克思的文学批评原则。

那么，有人会问：为什么这里的历史范畴，一定是你所说的那个历史哲学意义上的历史范畴呢？答案有二：其一，恩格斯已经表明他在这里使用的历史概念，是“非常高的、即最高的”，这就是怕你将这里的历史范畴，理解为一般的历史学概念。其二，此处使用历史哲学意义上的历史范畴，也是由特殊的批评对象决定的。拉萨尔虽不是什么文学名家，但他的历史剧本《济金根》走的却不是“莎士比亚化”的即现实主义的创作路子，而是“席勒式”的即浪漫主义的创作路子，作品的主要缺陷，都是由拉萨尔“对席勒的偏爱造成的”^③。这与歌德一样，是不能用现实主义标准去批评的，因为他们已不在现实主义范围之内。对于这样的批评对象，用“现实主义历史”的尺度已经不行了。因此，恩格斯再次采用了更具有总体性和全称性的“最高的”历史范畴，即具有历史哲学高度的历史范畴。看来，恩格斯所说的这个美学和历史的“最高的标准”，是面对整个文学艺术而言的；与《致玛·哈克奈斯》信中的“现实主义历史”范畴，二者区别非常明显。但是，我们过去，却以那个狭义的现实主义历史范畴，混淆了一切，把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单纯地理解为现实主义文艺观。

也许有人还会问：你把恩格斯说的“非常高的、即最高的标准”解释的那样玄乎，其实，马恩当时还在争取拉萨尔倾向革命，这种说法，不过是对拉萨尔客气而已。应当承认，信中客气的语气是有的，但马恩在原则问题上决不会拿原则作交易。而且，像这样表述的历史哲学意义上的文学观，在西方也并非只有马克思主义一家，都可以作为我们理解恩格斯所说的这个“最高的标准”的参考。例如，卡西尔作为西方的著名的哲学家和美学家，他在《人论》中就表现了对历史哲学的倾慕。他在评述克罗齐时这样写道：“在当代哲学中，克罗齐是最激进的‘历史主义’的斗士。对他来说，历史不只是实在的一个特殊领域而是实在的全部。因此，他的论点——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导致了哲学与历史的完全等同。在人类的历史王国之上和之外，再没有任何其他的存在领域，也没有任何哲学思想的题材。”^④在这段表述中，显然存在着两重历史范畴：作为“实在的一个特殊领域”的历史，即前述狭义的历史；还有一个作为“实在的全部”的“历史”，即历史哲学意义上的广义的历史范畴。并且，从克罗齐的逻辑中还可以引出与他的初衷完全相反的结论——“哲学与历史的完全等同”。请看，这种表述不是与恩格斯所说的“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相一致吗？而且，在这个“历史王国之上和之外，再没有任何其他的存在领域”，不就是恩格斯所说的“那个非常高的、即最高的”历史范畴吗？显然，卡西尔作为德国哲学的后起之秀，无疑是在马克思恩格斯等先贤的影响之下，才对历史哲学和克罗齐思想作如此发挥的。因此，他在《人论》中，不惜以一章的篇幅论述历史哲学与美学、文学的关系，而主张用历史哲学的眼光研究美学和文学。

此外，海德格尔的艺术观，也明显具有历史哲学的因素，有着与恩格斯近似的表述。他说：“荷尔德林一直在思考的诗的本质，从最高的意义上看是历史的……但作为历史的本质，它是唯一的本质性本质”^①这里将诗或艺术的本质在最高意义上和唯一意义上看成“历史的”，这个“历史”显然属于历史哲学意义上的历史，使用的标准，显然与恩格斯所说的那个“非常高的、即最高的标准”有着某种联系。海德格尔又说：“艺术在本质上是历史的。这并不仅仅意味着艺术拥有一个表面上的历史……为历史提供如此这般变化着的方面。艺术是在为历史奠基的本质的意义上的历史(按，此句孙周兴先生译为‘艺术是根本意义上的历史’)。”^②这个表述显然更具有历史哲学背景：第一，所谓“表面上的历史”，与黑格尔的“第一度历史”概念相近，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狭义的历史范畴，它在文学中，与恩格斯所说的“现实主义历史”相似；第二，所谓的“根本意义上的历史”，乃是从历史哲学意义上表述的“最高”的和“唯一”的意义上的文学艺术的本质，即黑格尔所说的“第二度历史”。可见，马恩的历史哲学的文学观，不仅在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中是明确的，而且在马克思之外有着深远的影响。

以上论述中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和文学观，本来都有着一个贯穿始终的历史哲学视角，恢复它的本来面貌不仅有着重要的哲学价值，而且在文学理论研究领域中也存在着重要意义。

首先，它可以引起我们对苏联式马列文论的反思。苏式文学理论或者说苏式的马列文论的形成，有一个民族文学传统的前提，那就是19世纪俄罗斯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传统。这个辉煌的文学传统形成了俄罗斯理论家的思维定势：特别推崇现实主义。所以当上世纪30年代，有着明显现实主义倾向的马恩讨论文学的“五封信”陆续发表后，便极大的激发了前苏联文学理论家的现实主义情结，便毋庸置疑地将马克思主义文学观定位为现实主义文学观，并以革命和社会主义的名誉将它包装起来，推行到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对于前苏联理论家的这种做法，英国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论家特里·伊格尔顿颇有微词，他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原则当然自称来自马克思和恩格斯；但是，确切些说，其真正的祖先是19世纪俄国‘革命民主主义’批评家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波罗留波夫。这些人把文学看成对社会的批评和分析，把艺术家看成社会的启蒙者；文学不应当刻意追求艺术技巧，而应当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工具。”^③伊格尔顿的这种说法，明显包含着对前苏联理解的“马克思主义文学观”的深刻反思：(一)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文学观，那只是一种“自称”或冒充，它的实际上不过是以俄国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的文学观冒充马克思主义的文学观；(二)现实主义文学并不是不可以对社会现实做出“批判和分析”，现实主义作家也并不是不可以成为“社会的启蒙者”，这一点伊格尔顿说得有些绝对，但是，马克思恩格斯主张的是“诗意的裁判”，是在美学的原则的基础之上从事的社会历史批评，而这些却在他们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里都被有意无意地忽视了；(三)这样做的结果，必然会将“推动社会发展”的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而艺术标准只好退居次位甚至变得可有可无，于是现实主义文学就成了“推动社会发展的工具”、“革命的工具”、“政治的工具”和“阶级斗争的工具”，从而严重偏离了马克思主义文学观。而这样的思想、这样逻辑，后来都在中国变本加厉地实现了，并且造成了灾难性后果。由于现实主义特别看重对社会现实生活的真实反映，而相对忽视了作家的主观情志，忽视审美理想和艺术形式的作用。因此人们很容易将社会生活的内容等同于文学艺术的本质，将文学与社会生活的关系作简单化的理解，正好给极左的“革命功利主义”和庸俗社会学以可乘之机，借马恩和革命的名誉将他们的极左思想化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政治标准。从而以政治教条取代了现实主义本身的艺术规律。致使公式化概念化的作品长期泛滥成灾，危及社会主义社会文学事业的繁荣。看来，伊格尔顿对苏式马列文论的反思和批判是有道理的，其中包含了对20世纪国际性的社会主义文学运动的经验教训的反思。当然，伊格尔顿的反思还很不彻底。第一，他没有指出马克思主义文学观中有两重历史范畴。第二，他更没有指出将马克思主义文学观理解为现实主义文学观，与马恩基本的文学思想严重不符。

其二，澄清了马克思主义文学观的历史视野，将有助于我们描绘以“世界文学”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文学观及其主要理论构成。马克思主义文学观的第一要素应当是“世界文学”思想。马恩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文学。”^①从这段话可以看出，马恩主张的“世界文学”，是指在现代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经济的语境中的人类普遍交流的文学和文化。这不是马恩随便提出的命题，而是马恩对人类文学和文化事业的一大理论贡献。它有三个要点：一是它的世界性和全人类性。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无产阶级作为未来世界的主人，他所面对的和理想的文学，必然是具有世界性多样性和人类文化丰富性的文学。从空间上看，它应包括世界上所有“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从时间上看，它应当包括人类所有民族从古至今的文学艺术创造；从形式上看，它应当是千殊万类的，丰富夺彩和气象万千的。所以，它又是人类艺术智慧和文学才能的平等对话和交流的文学。在这里，“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全人类的)公共的财产”。这是一种非常宏观、非常开放的文学观。如果将马克思主义的文学观理解为那种狭隘的、封闭的现实主义文学观，根本上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文学观念的应有之义。

“世界文学”符合20世纪以及当前的文学特点和文化语境。“世界文学”作为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和全球贸易的带来必然产物，是人类在当下文化语境中必然要产生的一种具有现代性的文学眼光。也就是说，作为一个现代人，如果谁不具有全球性普遍交流对话的文学眼光，谁就无法公允地言说文学。而马恩的“世界文学”命题的提出，就体现了这种历史的必然性和理论的超前性。当然，“世界文学”的概念，并非是马恩的首创，而是马恩对德国古典美学的继承。早在1827年，歌德从中国传奇与贝朗瑞诗歌的对比中发出了一个惊人的慨叹，他说：“我愈来愈深信，诗是人类的共同财产”，“说句实在话，我们德国人如果不跳开周围环境的小圈子朝外面看一看，我们就会陷入……那种学究气的昏头昏脑。所以我喜欢环视四周的外国民族情况，我也劝每个人都这么办。民族文学在现代算不了很大的一回事，世界文学的时代已快要来临了。”^②歌德的这个概叹，比马恩提出“世界文学”的概念早20年。就直接的原因来说，他是被一本“中国传奇”^③所深深感动，并发现了中西文学的巨大差距：从时空来说，歌德发现，像这样让他感到惊讶的优美的中国传奇产生的时候，德国人的“远祖还生活在野森林”里。从品味来说，中国传奇的格调显得“更明朗，更纯洁，也更合乎道德”，而“法国第一流诗人(贝朗瑞)却正相反”，“几乎每一首都根据一种不道德的淫荡题材”写成，而欧洲读者“不但不引起反感”，而且趋之若鹜。这说明欧洲文学不仅作品格调低下，而且读者品味也不高。从这种对比中歌德认识到，德国人和欧洲人不能局限在自己的“小圈子”里固步自封，而应以开放的“世界文学”的眼光面向未来。就间接的原因来说，选择“世界文学”的开放的眼光，呼唤“世界文学的时代”快点到来，这是得益于欧洲启蒙运动历史经验。由于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是产生于基督教《圣经》之前的文化，是《圣经》之外的文化，正好能被启蒙运动的领袖们用来反对基督教神学。为了捍卫天赋人权，倡导智慧和教育，他们便抬出孔子这位主张仁爱、尊重知识与教育的东方哲人，竭力从中国和东方文化和文学中求得理论上的支持，这便形成了持续百年、席卷欧洲“中国热”和“中国趣味”，从哲学思想到社会心理，全面而深远的影响了欧洲人精神生活。在德国，中国文学掀起的“中国趣味”的狂热并不亚于其他国家。歌德起初对“中国热”并不热心，并存有戒心，但谁也抗不住历史的潮流，他最终也为中国文学的魅力所俘获，像席勒一样迷恋起中国文学，积极参与了“东方文体”的仿制和创作，并带动整个德国诗人“都在讴歌东方”。他的“世界文学”主张，就是在有感于启蒙运动的成就和“中国传奇”的启示的双重因素基础上自然而然地提出的，这是人类良知的发现，更是历史的进步和人类文学初步交流并步入现代阶段的产物。所以，面对这样新鲜进步的文学主张，马恩绝不会无动于衷，不但继承了它，而且对它进行了创造性发挥。一方面将这个范畴由狭义的文学概念改造成广义的文学概念，将这个概念所反映的文学发展规律升华为人类精神文化的一般发展规律；另一方面，又在现代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和全球贸易的大背景中阐释了这种世界文学产生必然性，从而将一个产生于德国古典美学理论范畴，彻底改造成为极具现代性的文学观念和文化观念。所以，这才是马克思主义文学观的第一要素。与“世界文学”的观念相统一，马恩还提出了一个“非常高的、即最高的标准”——美学的和历史的批评原则，这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文学观的第二要素。可以说，马恩的美学的和历史的批评原则的真正含义，就成了理解马克思主义文学观和文艺思想体系的关键。

此外，还有一个“诗意的裁判”的范畴，也是一个带有根本性和全局性的概念，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文学观的第三要素。在马恩讨论文学问题的众多论述中，从来没有使用过“反映”这个词，但却明确地使用了“诗意的裁判”。恩格斯在给马克思的女儿劳拉·拉法格的信中说，从巴尔扎克对1815年到1848年法国历史的“富有诗意的裁判”中，使他“得到了极大的满足”^①。这却是被苏联马列文论家长期忽视的一个命题。在这里，恩格斯不说巴尔扎克真实地反映了法国的历史，而说成是对法国历史的“富有诗意的裁判”。不用“反映”，而用“裁判”，这是大有深意的，因为这种表述更加准确地把握了文学艺术的本质。这里没有篇幅详细讨论这个问题，只能引用一种20世纪西方非马克思主义文论家的见解，来说明恩格斯这一观点的普适性。所谓“裁判”，也就是“评价”，许多文学艺术作品，不是对社会生活的逼真描写，但却可以是对社会生活的“诗意的评价”；即使是现实主义作品，它所描写的也不是客观事实本身，而是一种虚构，是通过虚构的艺术世界去评价社会、评价生活的。所以美国文论家苏珊·朗格说：“在大多数人看来，诗所表达的东西并不是事实(本身)，而是诗人对事实的评价”。^②这种现代西方流行的文学本质观，更印证了恩格斯“诗意的裁判”命题的科学性：一方面文学活动是人的一项审美情感活动，而情感本身就是一种评价性反应，因此，将文学界定为“诗意的裁判”即“诗意评价”，在心理学上是有根据的；另一方面，“诗意的裁判”更突出文学性质的主观方面，与马克思的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理论又一脉相通；而且，文学作为意识形态的特殊形式，它的审美性质也在这里突出出来。我们看到，正是由于“诗意的裁判”的范畴，才使马克思主义的文学思想体系更完整。这是马克思主义文学观的第三个要素。至于马恩关于现实主义的具体论述，也是不应忽视的，但只有在这三大要素光照下，才能作出合理的解读。

以上三个理论要素所构成的马克思主义的文学观，是对马克思恩格斯文学思想的新阐释，其总特点是想恢复马克思主义文学观的历史哲学属性以及其世界性、全局性和开放性的本来面貌，将马克思主义文学观解释为片面的现实主义文学观，将社会主义文学局限于现实主义之一隅，从而走向僵化和封闭，而自绝于世界文学的潮流之外。苏式马列文论的主要立论根据，是马恩讨论现实主义文学的五封信，并画地为牢地以此为据，将马克思主义文学观描述为一个片面的现实主义文学观。不过，前苏联马列文论家在突出这一点时，却有意无意地忽视了马恩谈论文艺的其他信件和文章，忽略了应顾及他们的全部文学活动和全部文学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