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所周知，关于南北问题，中国史学界与中国文学学界已经形成了可观的研究成果与常识化的知识系统。仅就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而论，论述焦点在于：一，南北相争的史实。二，南北融合的史实。三，南风北渐，即南朝文学优势影响论。①但在笔者看来，一个遗憾是由于南北文化交流而融合的大论述，忽略了一条历史的暗线，即中国历史与文学上明确存在着一个“江南认同”，②即江南意识自觉、江南地方情感突出、江南文化影响力(即由文学与学术的发展进步而产生的一种超越于政治承认主义与道德合法性之上的文化心理)强势，由此而形成的文化张力。从历史上看，有时候，“江南”是传统中国隐性的文化向心力，以此凝聚华夏文化认同；有时候，“江南”又成了隐性的文化离心力，以此区别于意识形态化的北方中原规范文化。因此，论者既鲜有将人才优势即所谓“衣冠所在”(李焘语)以及文学、文风上的“由北趋南”、“侈效南文”(刘师培语)提高到文化认同的角度上来加以认识，也没有明确描述由北方中原中心的崇尚如何转化为江南崇尚的具体过程。因而，南北问题作为中国历史与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因素，仍有待深入探究。
与此相关的是关于理论话语资源的整合问题。首先，历史上“江南”存在着丰富的文化与思想资源，但缺少一个现代科学的概念来加以整合。“江南认同”正是这样的一个明确的概念。它将长期的历史过程中所积贮丰富的思想内涵，提升而为话语。“江南”所指涉的空间，与其说是具体的地理空间，不妨说是由具有历史与地理的特殊性的特定人物、事件、论述、象征、记忆、想像与幻想，彼此交互作用而造成的。借用一个现成的说法，是一个想象的精神地域共同性(imagined locality community)，是一种超越经验与理性、融化概念与史识、打通大叙事与小细节的话语。①在全球化的时代，“江南认同”对于我们重新连接土地、乡亲、历史、意义与生命，无疑具有现实的功用，然而，仅从学术求真的层面，我们对于其中的江南经验、江南隐喻、江南意象、江南论述，以及域外江南想象与记忆等，研究仍然不够。本文试图以此疏理有关知识系统，不仅描述其背景、内容、过程与影响，不仅汇集域外相关之记载，释发其深意，更再认文化认同之大义，弥补前修之所未明。
一 何谓“江南认同”中国历史与文学的文献中可见一种特殊的共同心理嗜尚：喜好江南。长期以来，虚虚实实，或浓或淡，强化着一种超乎一般所谓地域文化的认同，此即可谓“江南认同”。②“天上天堂，地下苏杭”与“苏常熟，天下足”的谚语颂扬至今；西风起时，“莼菜魲鱼”的故事脍炙人口。而“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以及“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的辞章，成为中国永远的抒情美典。寒山寺的钟声、“家在江南黄叶村”的画意，亦已远播异邦，泽及汉字文化圈。连《红楼梦》里都有一个东南方位的诗学奧秘：
当日地陷东南，这东南一隅有处曰姑苏，有城曰阊门者，最是红尘中一二等富贵风流之地。(第一回)
这是写在石头上的《石头记》的第一句话，分明是有关江南的经济认同。又：
平儿拿出《玉匣记》着彩明来念。彩明翻了一回念道：“八月二十五日，病者在东南方得遇花神。用五色纸钱四十张，向东南方四十步送之，大吉。”(第四十二回)
这是刘姥姥讲她的小姐儿身上干净，眼睛又净，在大观园里遇到了花神。东南既与节气上的春天有关，也与地理上的江南意识有关，盖江南水暖风轻也。
宝玉到了学房中，做了自己的工课，忽听得纸窗呼喇喇一派风声。代儒道：“天气又发冷。”把风门推开一看，只见西北上一层层的黑云渐渐往东南扑上来。(第八十九回)
这是“人亡物在公子填词，蛇影杯弓颦卿绝粒”，宝二爷为死去的睛雯姐姐酌茗焚诗，而林妹妹因疑心宝玉娶亲而绝粒垂毙。西北黑云正扑往“东南”，恰是人物命运的象征。这不是随便写的，而是前后关连的：
只听见檐外老鸹呱呱的叫了几声，便飞向东南上去，宝玉道：“不知主何吉凶。”黛玉道：“人有吉凶事，不在鸟声中。”(第九十一回)
从头到尾，《红楼梦》都有一种有关东南的隐秘知识，从第一回的“地陷东南”我们知道，这里的“东南”与江南相关。江南/东南，无疑是中国文化中一个重要的符号。它不止是一个地方或方位，而且是一种想象。它不仅包含着地方意识与地方情感，而且表征着某种更大的希望、向往、记忆，甚至隐秘的情绪。我们可以说，“江南认同”，是由历史与文学共同催生的一种超越于政治承认主义、道德合法性以及经济与宗教崇尚之上的文化心理，因而，“江南认同”也是一种文化诗学。历史上中国人对江南的赞许与向往、憧憬与记忆、肯定性的描述与评价，以及这些评论与赞许在历史上形成的话题、经典与知识传统，以及这些传统所蕴藏的社会身份感、文化意义感，究竟有什么具体的内容，连接着什么更大共同体的思想含义？在何种意义上，是一种诗学？甚至一个简单的辞语的变化：为什么不能用“吴越文化”来代替“江南文化”？都有必要加以通贯的解读。
二 一套秘传的江南意象及其内蕴除了《红楼梦》之外，代代相承的中国文学传统中，实存有一套秘传的江南意象。请细析以下辞语：江南春、江南客/江南好、忆江南、望江南/江南断肠句/江南黄叶村/江南可采莲/江南好风景。因为有这么多美妙的叙事、典故、诗章、名句、意象以及本事集中浓缩于“江南”一语，使其传承有自，积累深厚，珠光宝气，完全不同于一般地名或地域文化专用名，而成为一个重要的中国精神形象符号。试分说如下：
(一) 江南春色、江南春信、江南客梅花因其报春最早，而成为中国最具江南意味的花。《花镜》上说：“古梅多著名于吴下、吴兴、西湖、会稽、四明等处，每多百年老干。”更由于陆凯的折梅寄友的故事发生在南朝的江南(荆州)：“江南无所有，聊寄一枝春。”(《赠范晔》)后来成为诗词中代代相传、约定俗成的隐语：“一枝江南春色”、“江南春信”、“江南客”，无疑都是梅花的含蓄代词；如果是咏梅，有时不出现梅花，只说“江南春”便就是说梅花。如云：
梅梢弄粉香犹嫩，欲寄江南春信。(欧阳修)
赠我江南春色，一枝梅。(舒亶)
佳人怨我，不寄江南春一朵。(刘辰翁)
忆梅人是江南客。(晏几道)
与卿俱是江南客，剩欲尊前说故乡。(陆游《梅花》)
贻我梅边索句图，江南春思到平芜。(朱彝尊《赠周参政》)
江南与梅花，往往是二而一的关系。如果要评选一个江南的“地花”，非梅花莫属。如果要评选一个最早、最浓、最美的春色春意春消息，非“江南”莫属。“江南”从空间与地域赋予了梅花具体的身份，而梅花又以春天与国色赋予了“江南”亮丽的意蕴。
(二) 望江南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
江南忆，最忆是杭州。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何日更重游。
江南忆，其次忆吴宫。吴酒一杯春竹叶，吴娃双舞醉芙蓉，早晚复相逢。(白居易《望江南》)
其实乐天最忆的还是最后提到的吴娃。刘禹锡《报白君》：“报白君，别来几度江南春。江南春色何处好，燕子双飞故宫道。……吴娃多情言语黠，越客有酒巾冠斜。坐中皆言白太守，不负风光向杯酒。酒酣襞笺飞逸韵，至今传在人人口。报白君，相思空望嵩丘云。其奈钱塘苏小小，忆君泪黯石榴裙。(白君有妓，近自洛归钱塘。)”那个酒酣襞笺、口耳相传的“逸韵”，正是《望江南》词。而《望江南》这个词牌，本来背后就藏着一个女子的故事。《乐府杂录》：“《望江南》本名《谢秋娘》，李德裕镇浙西，为妾谢秋娘所制。后改为《望江南》。”白居易自注：“此曲亦名《谢秋娘》，每首五句”(《碧鸡漫志》卷五)。有乐天美妙之词，《望江南》更成为隐含的抒情符号，含蓄而优美地传达着男女相思的主题。①陈寅恪《柳如是别传》说：
(柳如是)《戊寅草》有《梦江南》“怀人”词二十阕，卧子《诗馀》有《双调望江南》“感旧”一阕。《梦江南》即《望江南》，“怀人”亦与“感旧”同意。两人所赋之词互相关涉，自无待论。但别有可注意者，即《梦江南》及《双调望江南》两词中之“南”字，实指陈、杨二人于崇祯八年春间同居之徐氏南楼及游宴之陆氏南园而言。②
陈柳作品针线相接，情脉内注，柳如是《梦江南》：
人去也，人去凤城西。细雨湿将红袖意，深芜深与翠眉低，蝴蝶最迷离。(其一)
人何在，人在雨烟湖。篙水月明春雨滑，舵楼风满睡香多，杨柳落微波。(其十七)
陈子龙《望江南》：
思往事，花月正朦胧。玉燕风斜云鬓上，金猊香烬绣屏中，半醉倚轻红。
何限恨，消息更悠悠。弱柳三眠春梦杳，远山一角晓眉愁，无计问东流。
二人诗词情缘，要眇深情，为古代望江南的隐秘古典，画下了一个美妙的句号。
(三) 江南肠断句更使人惊奇的是另一秘传的有关江南的相思古典：江南断肠句：
断肠犹忆江南句。(卢炳)
白首题将断肠句。(刘辰翁)
断肠句、落梅愁雨。(吴文英)
人生南北如岐路，惆怅方回断肠句。(吴潜)
为什么这么多诗人追忆、想象、不断地提到“断肠句”？贺铸《横塘路·青玉案》云：
凌波不过横塘路。但目送、芳尘去。锦瑟华年谁与度。月桥花院，琐窗朱户。只有春知处。飞云冉冉蘅皋暮。彩笔新题断肠句。若问闲情都几许。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
贺铸好友李之仪《题贺方回词》：“右贺方回词。吴女宛转有余韵，方回过而悦之，遂将委质焉。其投怀固在所先也。自方回南北垢面蓬首，不复与世故接，卒岁注望，虽传记抑扬一意不迁者不是过也。方回每为吾语，必怅然，恨不即致之。一日暮夜，叩门坠简，始辄异其来非时，果以是见讣，继出二阕已。尝报之曰：“已储一升许泪，以俟佳作。”于是呻吟不绝，泪几为之堕睫。尤物不奈久，不独今日所叹，予岂木石哉？其与我同者，试一度之。”案，“一川烟草满城风絮”的江南风景，也正是词人无限伤心之怀人心境。江南断肠句的背后，分明藏一女子，即李之仪所云“宛转有余韵”之“吴女”；而“彩笔新题”之“新”，即证明此词写于吴女去世不久。然而黄山谷“解得江南肠断句，至今唯有贺方回”(《碧鸡漫志》卷二)，何以刻意将“江南”与“断肠句”一语联系起来？何以“断肠”成“句”，即约定的美典，诗话词话，长写不衰？仔细想一想，这里的“断肠句”是“新题”，除了写于吴女去世不久之外的“今典”，似仍有一个“古典”，即表明，还有“旧题”。唐人韦庄的《菩萨蛮》：
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炉边人似月，皓腕凝霜雪，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
这正是贺方回断肠句的母胎。何以“还乡须断肠”？恰是“江南”美妙山水之中，更有“炉边人似月，皓腕凝霜雪”，不能割舍。再追到中唐的刘禹锡。孟棨《本事诗》“情感”云：
刘尚书禹锡罢和州，为主客郎中、集贤学士。李司空罢镇在京，慕刘名，尝邀至第中，厚设饮馔。酒酣，命妙妓歌以送之。刘于席上赋诗曰：“高髻云鬟宫样妆，春风一曲杜韦娘。司空见惯浑闲事，断尽江南刺史肠。”李因以妓赠之。
这里的断肠也是与“江南”相关。江南的深情而美妙的情爱故事，一化而为“炉边人月”、“皓腕霜雪”，再化而为“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终成江南心事的点晴之处，永久地散发着中国文化最深处的芬芳气息。然而还没有完，“江南断肠句”的古典，似可再追到谢灵运，甚至屈原的美人芳草：
采菱调易急，江南歌不缓。/楚人心昔绝，越客肠今断。/断绝虽殊念，俱为归虑款。…… (《道路忆山中诗》)
楚人即屈原，《楚辞·招魂》有“魂兮归来兮哀江南”；越客，即谢灵运自称。这一“肠断”，虽与屈子不同，但同为无端的、不可排遣的乡愁。我不知道，是诗人在写江南，还是江南在假手于诗人，表达它的特美。综合上述各条，“江南断肠句”的含义是：(1)特指江南的美丽动人。(2)江南美丽背后恒有的佳丽及其情缘。(3)美得令人伤心、无限低徊、要眇的心事。(4)从屈原、谢灵运，中国最优秀的抒情诗人一直传承而来优美的心灵感应。黄山谷为什么说“解得江南肠断句，至今唯有贺方回”，至此方可获一较完整的答案。
(四) 江南黄叶村苏东坡《书李世南所画秋景二首》，题的是画家李世南的《秋景平远》图：“野水参差落涨痕，疏林欹倒出霜根。扁舟一棹归何处，家在江南黄叶村。”相传宋高宗在杭州城庆春门潮鸣寺中过夜，夜闻潮声误会金兵杀来，以为不祥，改寺名为“归德院”。他在庙中读到了苏东坡这首诗，喜而题赐大臣刘汉臣，刻石于寺。①宋高宗既喜欢此诗，而又恐惧犹如千军万马的潮声，这一细节，映现了北方骑马民族的深重威胁，与江南乡土的水软风轻，在皇帝心中所引起的鲜明对比。而“江南黄叶村”的和平安宁与山明水秀，分明给了惊魂未定的皇帝一种温暖的感受。其实，那梦中惊扰了宋高宗的金主完颜亮，跟高宗也有着共同的审美趣味。他也正是垂涎艳羡于江南那“十里荷花，三秋桂子”的柔美风物，才兴起投鞭渡江之意。整个宋代，是中国进一步发现江南的时代。美丽而温暖的江南，分明为来自北中国的统治者，打开了一个新鲜而魅力无穷的世界。好多诗人画家，更都向往着那扁舟一叶的宁静安适所在：“投老江南黄叶村，菊花时节雨昏昏”、“家在江南黄叶村，归来重葺栁边门”、“渔舟添个溪头缆，便是江南黄叶村”，在在都有情味。“黄叶江南一棹归”，成为江南温暖人生的经典意象。②
(五) 江南可采莲汉乐府《江南》：“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闻一多《说鱼》认为“鱼戏”与男女性隐语有关系。《乐府解题》曰：“江南古辞，盖美芳晨丽景，嬉游得时。若梁简文‘桂楫晚应旋’，唯歌游戏也。”按梁武帝作《江南弄》以代西曲，有《采莲》、《采菱》，盖出于此。后来的《江南曲》，几乎与鱼戏、采莲有关，都隐含男女情事。如梁武帝的《江南思》：
桂楫晚应旋，历岸扣轻舷。紫荷擎钓鲤，银筐插短莲。人归浦口暗，那得久回船。江南有妙妓，时则应睿枢。月晕芦灰缺，秋还悬炭枯。含丹和九转，芳树荫三株。何辞天后诮，终是到仙都。
沈约的《江南曲》：
擢歌发江潭，采莲渡湘南。宜须闲隐处，舟浦予自谙。罗衣织成带，堕马碧玉簪。但令舟楫渡，宁计路嵌嵌。
宋之问、丁仙芝、刘慎虚、于鹄、李益、李贺、李商隐、韩偓、温庭筠、罗隐、张藉等的《江南曲》，背后都有男女情事。陆龟蒙的《江南曲》后两首是：
鱼戏莲叶南，欹危午烟叠。光摇越鸟巢，影乱吴娃楫。
鱼戏莲叶北，澄阳动微涟。回看帝子渚，稍背鄂君船。
一直到现代，朱自清的《荷塘月色》，隐秘而含蓄的男女之思，依然是一个抒情传统。
(六)江南好风景
《明皇杂录》：
唐开元中，乐工李龟年、彭年、鹤年兄弟三人皆有才学盛名。彭年善舞，鹤年、龟年能歌，尤妙制《渭川》。特承顾遇，于东都大起第宅，僭侈之制，逾于公侯。宅在东都通远里，中堂制度，甲于都下。(今裴晋公移于定鼎门南别墅，号绿野堂。)其后龟年流落江南，每遇良辰胜赏，为人歌数阕。座中闻之，莫不掩泣罢酒。则杜甫尝赠诗，所谓“歧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
杜甫的名篇《江南逢李龟年》写于大历五年(公元775年)春天，是老杜在人间的最后一个春天。“江南”指潭州(今湖南长沙)。虽然安史乱平，然大唐帝国完全没有恢复元气，岐王宅与崔九堂的华章大乐依稀在耳，而乾坤含疮痍，盛唐气象一去不复返，所谓“良辰美景、姹紫嫣红，都付与断垣残壁”。越是江南风景的美好，越是增加人生长恨的不可己的悲情。从此，“江南好风景”成为一个表达江南美景的习见的常语，只是人们已经忘了老杜的悲伤。只有晚明清初的钱谦益，还记得用“江南好风景”这个故事来表达亡国之痛：
金尊檀板落花天，乐府新翻红豆篇，取次江南好风景，莫教肠断李龟年。
河东君柳如是以红豆来为钱牧斋祝寿，大家写作了咏红豆的诗篇，钱牧斋更写了读后感。红豆，在这里象征着反清复明的心事。“新翻红豆篇”，即暗示对明朝的思念，要化而为新的、积极的行动。“莫教肠断李龟年”，是反用杜甫的旧典。①
综上所述，中国文学悠久的传统中，从汉代到清、近代，一直隐隐相传着十分重要的江南意象。爱，持久、含蓄要妙而入骨的相思，以及永续的乡愁，是江南不变的芬芳迷魅。男女之思，友朋之念，以及到后来，以男女、友朋寄托家国君臣之思，相互重叠着、涵化着，渐成江南意象的深层含义。所以，苏东坡诗：“犹做江南未归客”(《寄蔡子华》)、“醉中不觉到江南”(《过岭寄子由》)、“更容残梦到江南”(《为关子容作》)，姜夔词：“昭君不谙胡沙远，但暗忆，江南江北”(《疏影》)，以及吴梅村诗：“世间何物是江南？”(《偶成》)才有了厚重的文化内涵。因此，江南意象是江南认同的一个重要的部分。作为江南认同的江南意象，含蓄而动人地揭示了江南认同的底蕴：家国之爱。因而，中国文学对于“江南精神共同体”的传承，具有决定性的贡献。“江南”为什么具有厚重的情感内涵？为什么能够成为形塑士人想象的强大话语资源？换言之，为什么南宋被蒙元人所灭、明代为满州人所灭，天下忠义之士多出于江南，忠义守节之士之多，超迈前代？为什么江南是中国保种爱族的观念最为旺盛之地？②为什么辛亥革命的种子植根于明清时代的江南？除了家国大义、种族存亡之观念，江南认同还有什么具体的内容，江南认同的深厚历史内涵如何形成的？似可再从史学的角度，尝试论之。
三 江南文化之二源中国最早的地域认同是中原认同。从西周时代即已经有中原中心的意识。《尚书·梓材》：“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中国即中原，这是最早的中原意识自觉。作为政治认同的中国中土概念，更是与四裔的概念相对而言的。《说文》：“夏，中国之人也。”段注：“以别于北方狄、东北貉、南方蛮闽、西方羌、西南焦侥、东方夷。”可见中原意识即华夏意识。由政治认同再进一步，即为文化认同。《左传》定公十年：“裔不谋夏，夷不乱华。”孔疏：“中国有礼义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故谓之华。”诗经学中的雅音，即华夏中原之正声，即最早的中原意识表现之一。秦汉一统天下，更加强了中原意识。整个汉代，不仅是以中原为代表的北方文化优势主导的时代，而且由于大汉帝国的空前强大，高度形塑了中国人的中原正统意识。这时还几乎谈不上什么江南文化与江南意识。①一直到三国时代，江东孙吴，三分天下有其一，江南地域才正式登上了历史的舞台。无怪乎魏文帝临江长叹天险之不可越②。到了东晋，政治中心南移，士人大批南渡，政治合法性的权威在江南地域渐趋稳固，如王猛告诫苻坚：
晋虽僻陋吴越，用正朔相承，……臣没之后，愿不以晋为图。
以及苻融劝诫苻坚：
江东虽不绝如綖，然天之所相，终不可灭。(《晋书》卷114《苻坚》)
但彼时江南心灵是崇尚北方中原文化的，几乎完全没有自己文化的自觉。陈寅恪认为当时北朝汉人有“认庙不认神”的正统观念：
洛阳为东汉、魏、晋故都，北朝汉人有认庙不认神的观念，谁能定鼎嵩洛，谁便是文化正统的所在。正统论中有这样一种说法，谁能得到中原的地方，谁便是正统。③
其实不仅北朝汉人，南朝人也如此。偏安江南的士大夫也大多以恢复中原为志，“认庙不认神”，身在南方而心在北。从南朝大量北伐的诗歌来看，表面上他们似乎是文化的正统，其实他们是被赶出了家园的异乡人，他们的文化与政治认同，端在中原。④
从中国历史的大趋势上来看，淝水之战不仅是历史的大关键，而且确实也是江南意识产生的一个大关键，正如雷海宗《中国文化的两周》所指出的：
当时胡人如果胜利，此后有否中国实为问题。因为此时汉族在南方的势力仍未根深蒂固，与后来蒙古清朝过江时的情形大不相同。不只珠江流域尚为汉族殖民的边区，连江南也没有彻底的汉化，蛮族仍有相当的势力，汉人仍然稀少。胡人若真过江，南方脆弱的汉族势力实有完全消灭的危险。南北两失，汉族将来能否复兴，很成问题。……北族内侵一次，汉族就大规模的渡江向南移殖一次。在第一周处在附属地位的江南与边疆地位的岭南，到第二周的地位日见提高，政治上成了一个重要的区域，文化上最后成了重心。
这段话点明了两个要点，一是江南文化中心与文化认同的产生，实为北方政治军事压力不断侵迫的历史过程。本来，没有这个压力，也会有南北融合交流，或二元对峙，然而来自北方的力量加速、圧缩了这个过程。二是东晋淝水之战大败符坚，实为南中国争取到了极可宝贵的战略时间。犹如一颗幸运的种子，在北方得以扎根，北方中原文化的南移，又得以从容浸润于南方文化土壤，从而使新文化的成果生根开花。
从这个角度来观察江南意识的产生，那么，这个意识其实并不一定产生于江南本身，而是产生于北方中原文化南移过程，悖论的是，江南意识的产生过程，首先是南方学习北方、认同北方的过程。以葛洪所记录的东晋风气为例：《抱朴子》外篇卷二六《讥惑篇》云：
上国众事，所以胜江表者多，然亦有可否者。君子行礼，不求变俗，谓违本邦之他国，不改其桑梓之法也。况其在于父母之乡，亦何为当事弃旧而强更学乎？吴之善书则有皇象、刘纂、岑伯然、朱季平，皆一代之絶手，如中州有钟元常、胡孔明、张芝、索靖，各一邦之妙，并有古体，俱足周事。余谓废已习之法，更勤苦以学中国之书，尚可不须也。况于乃有转易其声音以效他语，既不能便似，良可耻可笑，所谓不得邯郸之歩，而有匍匐之嗤者。此犹其小者耳，乃有遭丧者而学中国哭者，令忽然无复念之情。昔钟仪庄舄，不忘本声，古人韪之。孔子云：丧亲者，若婴儿之失母，其号岂常声之有？宁令哀有余而礼不足，哭以泄哀，妍拙何在？而乃治饰其音，非痛切之谓也。又闻贵人在大哀，或有疾病，服石散以数食，宣药势以饮酒；为性命疾患危笃，不堪风冷，帏帐茵褥，任其所安，于是凡琐小人之有才力者，了不复居于丧位，常在别房，髙床重褥，美食大饮，或与宻客引满投空，至于沉醉。曰：“此京洛之法也！”不亦惜哉！余之乡里，先徳君子，其居重难，或病在衰老，于礼唯应，缞麻在身，不成丧致毁者，皆过哀。啜粥口不经甘，时人虽不肖者，莫不企及自免，而今人乃自取如此，何其相去之辽缅乎？
葛洪所举的四件事情，书法、洛阳语、丧葬的哭法和居丧的风俗，都有建康及其附近地区流行的风俗。陈寅恪也写过一篇《东晋南朝之吴语》，证明了江南士人普遍放弃吴语，学习洛阳语，充分表明了文化较高、创造力强的北方影响着保守的南方，表明中国历史上中原认同的强大传统，并非在东晋衣冠南渡之时就改变了，因而所谓东晋南渡与江南文化认同的形成，还不是一回事。因此，所谓江南文化，实际上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北来的，并非江南所固有，乃是发源于洛阳而以侨民为代表，是被带到江南的文化，也是中原移民文化。如谢道韫祖籍河南，自其祖南迁以后到她已是谢家的第三代侨民，一生都在江南，她的作品自然归在南方文学里了，但她继承的其实是在北方就已形成的强大的家族文学传统。二是南方人向由政治中心迁来的大批北方人学习的结果，几代以后便渐渐置换成江南意识，是经过模仿、交融、选择、消化的文化习得(参唐长孺《读抱朴子推论南北学风的异同》)。这似乎可称之为江南文化之二源。两部分之间形成一种奇妙的张力：一方面是在地的、生根的、非异己的，另一方面又是有本的、深厚的、高级的；前者使文化免除了排他性，后者使文化具有了优越性。没有哪一个地域文化有如此方便善巧的因缘和合，文化认同，就是产生于这独特因缘和合。然而无论是上述哪一个部分，都表明了江南文化与中原文化深刻的联系，这正是江南文化不同于巴蜀文化、粤闽文化等的特质，①也是江南认同成为可能，以及江南文化特别具有生机与活力的重大动因。②
四 衣冠所在：江南认同之确立及其两歧性文化认同与政治正统，并不是同一个概念。但倘若涉及礼乐制度，则有关政统代代相承之统绪，即政治正当性的所在，《北齐书》引高欢对梁武帝的评价，正是当时人典型的认同，即“文化即政治”：
江东复有一吴儿老翁萧衍者，专事衣冠礼乐，中原士大夫望之以为正朔所在。③
但倘若文化认同是衣冠文物、人文渊薮的标志，文化认同是对文化所化之人的认同。正如韩愈《原道》说：“孔子作春秋，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如南宋李焘更以史论史实表明，不以地理空间，而以文化所化之士族明正朔：
若夫东晋、宋、齐、梁、陈之君，虽居江南，中国也；五胡、元魏，虽处神州，夷狄也。……崔浩指南方为衣冠所在，历事两朝，不愿南伐。①
东晋士族南渡之后，衣冠文物渐萃于江南，因而江南认同有中国文化认同的意义。刘师培也强调了“衣冠所在”：“中原甲姓避乱南迁，冠带之民萃居江表，流风所披，文化日滋。”②因而真正江南认同的形成，是南北朝。请略分三类，举示典型的衣冠文物与文明标志如下：
(一) 标志性的文化现象北魏孝文帝从政治制度、社会风俗、学术文化等多方面的汉化改革，促进了文化繁荣、人才涌现。这是认同当时南方所代表的文明承传正统。③
庾信王褒的文风，风靡北方。④
宇文泰的几个儿子放弃其父提倡的复古文风，转而效法庾信王褒的文体。
隋文帝的两个儿子杨勇和杨广，是南朝文风的崇拜者。
隋炀帝即位，大力提倡南朝文化。甚至杖责轻视诋毁南方人的史官窦威、崔祖濬。⑤
(二) 标志性的文化成绩唐初孔颖达主持编撰的《五经正义》，其所采的说法，大抵出于南朝学者。
唐初欧阳询主持编撰的《艺文类聚》，所收主要为南朝文人作品。
《隋书·经籍志》所著录的南北朝文学家，北朝作家仅十六家，而南朝入录者三百零六家，数量悬殊。
这些经典是形成江南认同的基本根据。
(三) 文化新潮与批评话语南朝建康、会稽发端的文学运动、文化新潮，如玄学、佛经翻译、山水诗、永明体、骈文等，风靡中土，主导着中唐以前中世纪数百年的思维方式、美学宗旨、文字欣趣、文人个性。从文学批评的话语权力来看，以《文选》、《文心雕龙》、《玉台新咏》为中心的新文学话语，以及其中所标榜的“文质之辩”、“文笔之争”等，才真正形成了江南文化这一耀眼的明珠，是形成江南认同的真正标志。
以《文选》为例。下至乡间朴野：“唐国子监助教张简，河南缑氏人也，曾为乡学讲《文选》”⑥。远至异国他邦：先往西看，唐诗中有一篇写到一个叫康洽的西域音乐家，在京城里长年演出新诗乐府，很受“中贵”们欢迎。他能够“朝吟左氏《娇女篇》，夜诵相如《美人赋》”(李颀《送康洽入京进乐府歌》)，对于《文选》中的名篇相当熟悉。也许康洽所演唱的，并不一定真的就是左思和司马相如的这两篇作品，但是以此为例，也正表明当时《文选》的影响很大。康洽是一黄髯美丈夫，康国(今阿富汗)人，是当时西域胡人中深于汉文化者，以丝路盛时景象看，康洽或不只是个别现象。当时吐蕃与中国通好，提出的请求援助项目中，就有“请《毛诗》《礼记》《文选》各一部”(《旧唐书·吐蕃列传》)；而当时的边塞游子“携书十袟”，也包含了《文选》。再往东看，据1929年出版的冈田正之《日本汉文学史》，公元604年以前，《文选》就已传入日本，据《天皇实录》等史书的记载，早在奈良至平安时期，宫廷中就常有专门文人来给天皇和亲王们讲授《文选》；贵族常在学完《文选》后举行诗歌竞赛，后代保留下来的诗题，见证了《文选》在日本兴盛的往事。①这也从某种程度表明了包括《文选》在内的江南文化的认同广度。尽管对于异邦人来说，《文选》当然是代表中国文化，但对于中国人而言，《文选》无疑是典型的南方趣味。②
据曹道衡言，章表碑志之类的文章，北朝人其实写得不错，但是他们常常舍己所长，学习南朝人的诗赋。这就是所谓文笔之分，重文轻笔。用今天的话来说，即审美性的文章胜于实用性的文章。如《南史》记载：“(刘)孝绰辞藻为后进所宗，时重其文，每作一篇，朝成暮遍，好事者咸诵传写，流闻河朔，亭园柱壁莫不题之。”③北朝人蜂拥而上热爱南朝文风的情景可见一斑。再譬如魏收与温子升、邢邵争胜时，断言要能作赋，才算大才子，都是对南方辞藻文采的推崇。
就在北朝文人全然失去自己北方文学的立场而偏爱南朝文学的同时，南朝文人对北朝文学却是完全不屑一顾的。“梁常侍徐陵聘于齐，时魏收文学北朝之秀，收录其文集以遗陵，令传之江左。陵还，济江而沉之。从者以问，陵曰：‘吾为魏公藏拙。’”(刘餗《隋唐嘉话》)“南人问(庾)信曰：‘北方文士何如？’信曰：‘惟有韩陵山一片石堪共语。’(时温子稓作《韩陵山寺碑》)。薛道衡、卢思道少解把笔，自余驴鸣犬吠，聒耳而已。”(《朝野佥载》)后一材料，今人多认为不可信。然而恰恰不是庾信本人的事，却表现了某种通性的真实，即南方文人对北方文学的轻视及南方文人的高度自我认同。
而文学批评中的文质论，除了是明确回应南朝文风绮靡的一种需求之外，换个角度来看，也是当时文化思潮潜意识中南北融合、南方认同的一种表现。“昔潘陆齐轨，不袭建安之风：颜谢同声，遂革太元之气。自汉逮晋，情赏犹自不谐；江南江北，意制本应相诡。”(《萧仁祖集序》)，这一材料提示我们，文质之辨的背后其实有南北之分的影子在晃动。《隋书·文学传序》中“宫商发越”与“词义贞刚”的分立，最终追到“江左”与“河朔”的对照，也露骨地表明了“文质之辩”背后的真正内涵正是“南北之分”。④从唐太宗、杨炯等人的真实选择中，也可以知道其实在当时人的心目中，优美文学的标准还是“宫商发越”。⑤从刘师培的评论中，可以知道“文质之辩”其实正是植根于“南北之分”，而所谓“南北文体不同”，⑥北方的代表，仔细看去，其实还是比较有限和牵强的，从某种程度上说，只是一种准“虚拟的典范”，和强烈、充实而真切的南方文体比较起来，北方文体的代表显得不成比例。那为什么会有一种有限的“北方文体”，来作为南方的对立呢？大概原因与唐太宗近似，既想认同南方，又不想失了北方文化与北方正统的优势。所以南方认同其实是从一种与北方文化优势的暗里博弈中渐渐成熟壮大起来的。隋炀帝、唐太宗的真实感觉其实是一样的：北方人打败了南方人，有点类似于文化低的集团从军事上战胜文化高的集团之后，后者从文化上对前者产生了一种“反征服”。⑦
再举一个小例子为证，《世说新语·文学》记褚季野与孙安国语：“北人学问渊深广博。”孙答曰：“南人学问清通简要。”支道林闻之，曰：“圣贤固忘言，自中人以还，北人看书如显处视月，南人学问如牖中窥日。”试比较初唐史家李延寿《北史·儒林传序》：“南人约简，得其精华；北人深芜，穷其枝叶。”前者是平分秋色，后者是南胜于北，可见文化认同的方向已有转移。
当然，文化认同的同时，可以并行不悖地存在着强势的政治认同。江南士人一方面高度欣赏与玩味文采、文章、文才、文体等新的创意，另一方面，也不放弃内心深处的大汉情结，即对于中原故土或隐或显的深深怀想，南朝人诗歌中，极富于长安想像、京洛歌咏。①那么我们如何来解读大汉情结与江南认同之间的紧张呢？首先，江南认同是一种文化趣味，时代新潮，是对文明新意的认同；而大汉情结则是乡关之思，家国之痛，是对生命之根的认同。任何时候，历史与文学中都不可能只出现单一认同，有两种或多种认同，是正常的事情。其次，似乎可称之为江南认同的两歧性。正因为江南认同是逼出来的，江南的流人，是北方的骨血与后代，江南认同的骨子里，其实深深包含着北方中原意识的底色，一方面崇尚新潮文化，一方面不忘本土故乡，正是矛盾身份的自我正当化。何况，国身通一、大一统，是士人心灵的传统理想。②因为稽古尚文，所以要以文化的优势来满足自己；因为北归不得，所以要以文化享受来为自己疗伤。所以，江南认同的心灵深处，是身在南方心在北的补偿心理，是文化正统意识的虚拟替代，或者说，与长安想象与京洛歌咏，构成了不同侧面的心理补偿(我们看南朝诗中那么多长安与京洛歌咏，其实皆是虚拟情感与想象，哪怕是打下了洛阳，他们也不会回到北方，因为在南方已经安居乐业，扎下了根，有了利益，有了安乐之享受，更有了文明的新机。看孙绰上书桓玄反对迁都，称江南为所谓“安乐之国”，即可以代表他们的真实心思。③因而，江南认同虽强调突出的是文化，却必然具有文化的政治性，具有精神形态的话语权。这就使它超出了一般所谓地域文化(或所谓吴越文化)的意义。
整个江南认同的形成过程像是一场从内部发生的和平演变，在东晋末年整个南方还那么热切地学习与崇拜北方之后，在南朝诗人的作品还那么多北方想像的同时，居然就出现了邢邵偷任昉、魏收窃沈约、帝王崇尚新声、杖责史官、南方经典充分、南方文集优势及北方无文等现象。这一系列现象的背后，这两端的中间，充分表明了文化中心的南移，话语权渐渐发生重大变化，根本上正是这一套文化认同的机制在起作用的。
那么，发现这个机制的理论意义又是什么呢？
第一，在由一种政治认同转而为一种文化认同的过程中，文学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第二，南北朝时期是江南认同形成的时期，在中国史上首次完成了文化话语权的转移，为中国文化增加了重大的变数。
第三，在这个过程中，中原认同并没有消失，而是与江南认同并生共存，相反相成的。
第四，所谓“江南认同”的产生，不是一下子出现的，而是经历了北方中原认同在其中纠缠挣扎，死而后生，是北方渐渐化入南方的过程。
第五，在此过程中，一些文化现象的背后，看不见的手其实是南北认同问题。江南认同既不是某人或某时代的，也不是超人与超时代的，而是植根于历史深层精神的大结构。将“认同”作为一中心问题，或许可以超越阶层、集团、地域、时代以及单一的文化门类或思想主张，从历史生命的存在感受(历史不期然而然的合力、人的潜意识里的憧憬、记忆、嗜好、想象等，结合理性思维中的理论与主张)来深化我们对传统中国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