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灵派为乾嘉诗坛影响较为广泛而深远的一大诗派，其后期代表多推王昙、舒位、张问陶、孙原湘，我们以为，此中尤其值得注意的应是孙原湘。

孙原湘(1760—1829)，字子潇，又字长真，晚年自号心青，昭文(今江苏常熟)人。嘉庆十年(1805)进士。与夫人席佩兰同为袁枚弟子。有诗文集《天真阁集》。法式善颇赏其诗，把他和舒位、王昙合称“三君”，作《三君咏》以彰之。所以后来有“后三家”之号，以对应袁枚、赵翼、蒋士铨“前三家”。“然位艳昙狂，惟原湘以才气写性灵，能以韵胜”^①，史家之评如此。若以诗歌主张和诗歌创作实绩作为衡量的标准，比较考论王、舒、张、孙，则孙原湘之地位将更为明确。

所谓“性灵”，界说历来不一。清钱泳《履园谭诗》曰：“性灵者，即性情也。”蒋伯潜、蒋祖怡云：“所谓‘性灵’，实即‘个人的思想与感情’。”^②羊春秋认为：“袁枚标举‘性灵’作为诗歌创作的准则，强调艺术上新鲜活泼的灵感作用。”^③叶嘉莹认为，性灵“重在心灵与外物相交的一种感发作用”。^④这些观点或强调情感或强调艺术，都不甚完备。郭绍虞说：“性灵之说，不仅重视性情之真，同时十分强调艺术上的灵感作用”，“把真实的感受生动活泼地表现出来，这就是性灵说的真谛之所在”。^⑤见解较为明确。而刘衍文、刘永翔则阐述得更为明白，他们认为“若论‘性灵’，当分‘性’、‘灵’二字言之”，具体而言又包括三方面的涵义，即才性、真性、人类共性。在艺术表现上，他们以“入人意中，出人头地”来概括“性灵说”：“必须是‘入人意中’之性，才是‘性灵’之性；必须是‘出人头地’之‘灵’才是‘性灵’之‘灵’。”并且，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灵若‘出人头地’而不能‘入人意中’，则也不是‘性灵’之‘灵’；虽‘入人意中’而不能‘出人头地’，也同样不是‘性灵’之‘灵’。”^①可见，“性灵”一方面是指“性”，诗人之真感情，惟其真才能“入人意中”；另一方面是指“灵”，即在真感情的表达上要巧妙、有新意，惟其新才能“出人头地”。由“性灵”的涵义即可大致窥见性灵派诗歌主张和创作风格的概貌。

就诗论而言，性情论为袁枚诗论核心，袁枚尝谓：“性情以外无诗”、“提笔先须问性情”。而且特别强调男女之情，认为“情所最先，莫如男女”^②、“阴阳夫妇，艳诗之祖”，推崇并创作艳情诗。孙原湘生平也最重情字，认为“情者万物祖，万古情相传”，论诗直承袁枚。如袁枚说：“诗者，人之性情也。”^③孙原湘则说：“予谓诗也者，人之性情而已”^④；袁枚《续诗品》有《著我》一篇，标明个性、提倡自我，孙原湘则专门著《观我》一文张扬“我”之精神。孙原湘在情感的内容上，主张一定要“真”，认为“有真性情斯有真诗”、“缘情而作之为诗，情不挚，未可以言诗也”^⑤，他以“长真”为字，以“天真”名阁，诗文集名《天真阁集》，皆强调一“真”字；在情感的触发上，主张“不容己”之情，“发乎情志之不能已，未尝有意为诗而其诗益工”；在情感的表达方式上，要求“率其意之所欲言”，不赞赏过求稳适或迂曲；在语言的运用上，推崇语言淡雅，反对华词丽句：“美人不在妆，烈士不在刚。敷辞竞华艳，岂足为文章。”^⑥这些主张与袁枚性灵派诗论都息息相通。孙原湘也公开承认男女之情，艳情诗在他诗集中所占分量最大，有六卷770多首。

至于王昙，“生平著录甚富，大半零落”^⑦，现存诗甚少，不见专门诗论，只是从他给陈文述的信中可以看出，他也是力主诗言性情并身体力行的：“及良士还吴，视其(按，指陈小云)诗文，谛其气息，聆其语言，性情从肝胆出，心以为吾辈之替人也。”^⑧然而，因其诗集所存甚少，无法窥其诗论的全貌。舒位则有《瓶水斋诗话》、《与守斋论诗三首》、《瓶水斋论诗绝句二十八首》、《答孟楷论诗三首》^⑨等；张问陶也有《论诗十二绝句》、《论文八首》、《岁暮怀人作论诗绝句》(十六首)等。舒位和张问陶论诗亦力主性情，舒位说：“性情各有真，片语不能强。非心所欲言，虽奇亦不赏。强作解事人，知一不知两。善作和事人，言直不言枉。” “古诗多歌谣，性情之所寓。有时天籁鸣，适与人事遇。”^⑩张问陶认为“诗人原是有情人”、“好诗不过近人情”。只是，较于袁枚、孙原湘之最重男女情，舒张二人所谓“情”更多的指向社会人生。如，张问陶说：“写出此生真阅历，强于饤饾古人书”、“关心在时务，下笔唯天真” ^⑪。而且其“情”有一定的格调标准，他说：“古人怀抱有真美”、“恶诗尽有真情境，忍与风花一例删”。不写低俗卑下之性情，强调情之善和美，这里就有对袁枚所言“情”的变异。舒位说：“情景在诗中，怀抱在诗外。诗外苟无诗，情与景皆累。” ^⑫主张诗歌要有更深广的兴寄和寓意，不能就景写景、就情抒情。而且，相对于性情，舒位更重视诗人的学识，他曾说：“人无根柢学问必不能为诗，若无真性情，即能为诗，亦不工。”认为学问是作诗第一步。还说：“岂有未读书，便可耽佳句？” ^⑬

可见，在诗论方面，孙原湘虽无正式的论诗形式，而在内在精神上，他比张问陶、舒位等与袁枚更接近，更具性灵派风尚。

就诗歌创作而言。自法式善作《三君咏》后，孙原湘、王昙、舒位三人诗名鼎足相映，人称“乾隆后三家”。

王昙、舒位诗均以新、奇著称。如孙原湘说王昙(字仲瞿)：“凌云瘦笔独撑支，天炼奇才荐达迟。”^①陈文述《烟霞万古楼诗选序》开篇便云：“秀水王君仲瞿奇才也，奇于文，亦奇于诗。”^②对舒位诗，赵翼评曰：“开径如凿山破，下语如铁铸成。无一语不妥，无一意不奇，无一字无来历。”^③王昙说：“我姨丈人位……其诗千岩竞秀，万怪惶惑。”^④二人因奇著，也正因奇受人指摘(特别是王昙)。如谭献评王昙诗曰：“一往清折，未免疏犷，世以为奇，乃正病其无奇。”钱仲联《清诗简论》：“舒位的姨甥秀水王昙，却不为秀水派诗，近体格调近袁，古体奇诡，可谓通天神狐，而骨格凡秽。”^⑤《梦苕庵诗话》：“《烟霞万古楼诗》刻意求奇，究嫌粗犷。”“若王仲瞿辈，刻意求奇，不特不驯，直觉鲁莽耳。”^⑥“对于那些在风格上表现为怪诞、奇涩、甚至匪夷所思的诗歌，我们绝不能以其表现出了诗人的真性而认为也是性灵诗的一种。”^⑦所以，王昙虽主张性情为诗，其诗也直抒性情，也许他在某种程度上做到了“性灵”之“性”的一方面，但他更多的诗歌呈现出一种怪诞的风格，在“灵”的一方面，他与性灵派则不是那么相类。舒位的诗风与性灵派亦不相类，钱仲联说：“大兴舒位，是北方诗人受袁枚影响颇深的人，但又独张一帜，与袁、孙辈(按，孙指孙原湘)不同。”^⑧而且，其诗喜用典故，甚至“无一字无来历”^⑨，与性灵派异路。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嘉道间, 龚自珍、王昙、舒位号称新体, 则粗犷浅薄。”^⑩“新体”与性灵派应该是有区别的。

孙原湘诗是直承袁枚的。单学傅说：“(孙原湘)才品清逸，诗宗太白而小仓山房、素修堂则其发源也。” ^⑪钱仲联说：“常熟孙原湘，是袁枚的弟子，直接继承袁的诗派。”^⑫刘衍文说：“按子潇诗卷一即有《杂言》云：‘早慧不慧，早媚不媚；晚花花好，晚晴晴好。妍媸在情，色居其名；情以才展，持情者浅。’……由后四句，知其必好简斋。” ^⑬与王昙、舒位相比，孙原湘诗除了出以真情外，其特色关键在“巧”：思巧语巧，清丽俊逸。张维屏《听松庐诗话》对其诗所作综合评价堪称准的：“子潇诗有两种，一种以空灵胜，运思清而能入，用笔活而能出，妙处在人意中，又往往出人意外；一种以精切胜，咏古必切其人，论事必得其要。”“在人意中”、“出人意外”恰合“入人意中，出人头地”。只是，由于处境、经历、心境等不同，在诗歌内容上，舒、王二人感于时事者较多；而孙原湘诗更多地则是抒写个人情怀、叙述生活琐事，诗风流利明亮却有甜软乏骨之嫌，而这又为性灵派诗人之通病，不能据以苛责。

其实，“三君”之称更多的意义应该旨在三人“才相若、心相契” ^⑭，并无诗风相似或诗艺优劣之意。刘衍文说：“法梧门时帆作《三君咏》，以仲瞿、铁云及子潇为‘三君’，但以三人皆友人故也。”“又法时帆以子潇与舒位铁云、王昙仲瞿合称三君，亦属一时兴起而拈连者，乃后之论者，包括《清史稿》在内，亦竟合观而谈矣。实则铁云、仲瞿，谊属戚友，诗风互为影响，固可相提并论，子潇虽多与倡和，诗实别出一格，与两家极不相侔也。” ^⑮然三人既同属一个“集体”，又是故交好友，同题共咏、追随倡和者很多，如《咏项羽墓》、《咏落花》等。这就使得人们不禁要较其优劣，且评论中，又多以孙原湘居首。舒位题法式善《三君咏》之后即说：“孙绰既为冠，王猛亦无匹”。^⑯ 《清史稿·法式善传》评三人曰：“(舒)位艳(王)昙狂，惟原湘以才气写性灵，能以韵胜。”《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稿本)》：“观其(孙原湘)所作，皆出以自然蕴藉，不必矜才而自足以笼罩一切。非如舒王两家之横使其才，炫博矜奇，反致华过于实，其品格固在两家之上也。”^①

至于张问陶，他对袁枚甚为崇拜，其诗集命名《推袁集》。很多人都认为其诗学袁枚，郭春榆《匏园集题国朝名家诗集》：“老船风格似袁丝，莫怪邯郸学步疑。”尚镕《三家诗话》：“张船山之诗，多近袁赵体。”钱锺书《谈艺录》：“袁蒋赵三家齐称，蒋与袁、赵议论风格大不相类，未许如刘士章之贴宅开门也。宜以张船山代之。”^②钱仲联也“力主将乾隆三大家中之蒋士铨换为张问陶”^③。并说张问陶是继袁枚而起的“袁派巨擘”、“性灵派中坚”^④。张问陶诗题材多样，内容广泛，而且诸作均能一发于情，弟子崔旭评其诗说:“忠孝之节, 兄弟之情, 朋友之谊, 见诸篇什, 有目共睹。……下至能诗之奴, 卖饼之叟, 久侍之老仆, 工书之小吏, 无不一往情深”^⑤可见，相对于袁枚等一己之情，张问陶之情的内涵显得更为广泛。至于其诗风，孙原湘《天真阁集》卷二十八有诗题为《偶阅张船山、彭甘亭两家集，船山字字性灵，而不耐颠仆；甘亭高华典实，而未脱斧凿痕，两君皆予友也，非敢为瑯琊之毁，千秋公论，固如斯尔》。诗不耐颠仆，实际上就是笔路粗疏、没有韵味或韵味不足。钱仲联曾委婉批评张问陶诗不够精致：“黄公度……传诵一时之《今别离》四章、《以莲菊桃杂供一瓶作歌》诸首，笔路粗疏，大似张船山一流，并不见佳。”^⑥所以，有人往往以“张洪”合称，更多地强调他与洪亮吉的共同特点，将他与性灵派分别看待。如王芑孙在《题洪稚存、张船山祭诗图》里说张、洪：“两君诗力雄且厚。”^⑦金天羽《答樊山老人论诗书》：“有清一代，诗体数变。渔洋神韵，仓山性灵，张、洪竟气于辇谷，舒、王骋艳江左。”袁枚是很重视诗歌神韵的，其《续诗品》有《结响》一节专门讲作诗要有余味。在《答李少鹤》中又说：“神韵是先天之真性情。”孙原湘与之同调，也看到了这一点，他品诗评诗时也看重韵味，《天真阁集》卷二十三有诗，题为《近人文字，初见殊可喜，既锓版，觉迥逊矣。岂所见随时异欤？抑吹求之过欤？》

在诗歌创作上，孙原湘也许在内容、境界上或有不及舒位、张问陶者，然而，在表现手法上，他往往能以巧思、神韵胜人一筹，更能体现“性灵”二字。

另外，撇开诗歌，单就与性灵派主将袁枚的个人交往而言。王昙，据舒位说他曾“游于随园”^⑧，而袁枚集中却从未提到过他；王昙现存诗文集中亦不见与袁枚相关之记录。舒位对袁枚很是崇敬，评袁枚诗文道：“同时人道诗无敌，异数天教笔有神”、“若裁伪体耽佳句，愿铸黄金拜事之”。^⑨其《乾嘉诗坛点将录》录袁枚为“及时雨宋江”，录沈德潜为“托塔天王晁盖”。认为乾嘉诗坛之真正领袖乃袁枚，表明他以性灵派为当时诗坛盟主。而且，他和性灵派副将赵翼交往倡和，相与论诗，赵翼对其人其诗也很欣赏。然而，即便如此，舒位生平却未见过袁枚，袁枚集中也无舒位之记载。张问陶虽对袁枚极为推崇，诗集命名为《推袁集》，但他与袁枚是在袁枚年近80岁时才由洪亮吉介绍相识的；而且，针对某些人说他诗学袁枚，他曾写诗明确表示反对：“诗成何必问渊源，放笔刚如所欲言。汉魏晋唐犹不学，谁能有意学随园。”诗写于乾隆五十九年(1794)，其时袁枚尚健在，两人犹未相识。他还说：“文心要自争千古, 何止随园一瓣香。”并宣称自己不属于任何一个派别：“浮名未屑以诗传，况肯低头傍门户。”^⑩袁枚去世后，他把诗集名改为《船山诗草》。所以，对后世将他归为性灵派，他若泉下有知应该大为不悦。而孙原湘对袁枚则确实是执弟子礼的。袁枚生前，他对袁枚一直仰慕，说：“平生服膺只有两，江左袁公江右蒋(士铨)。”^①袁枚去世后，他一直保持着对袁枚的尊重与崇敬。嘉庆四年(1800)，他于马鞍山遇见袁枚儿子袁通，不禁感慨：“神仙杖履今何在，回首仓山各黯然。”嘉庆二十四年(1819)，孙原湘已年近60，在寒冷的冬夜，人事寂寥，念及“平生交游零落殆尽”，不禁感怀，写下《祭旧诗》20首，其中第二首便是悼念袁枚之诗。而此时，袁枚已去世22年。刘衍文《雕虫诗话》云：“简斋卒后，谤者四起，瓯北亦改其常态而讥之”，而孙原湘则“身前既师事尽礼，死后亦不背师说，与若干生谀死毁之徒异矣”^②。

综上可知，从诗歌理论、诗歌创作以及与性灵派主将袁枚的个人交往来看，相对于其他三人，孙原湘堪称性灵派殿军。

孙原湘为后期性灵派最重要的代表，然至今学界对孙氏其人、其诗都缺乏应有的认识和关注。究其原因，有以下三点：

其一，就大环境而言，与长期以来清代诗歌不被重视的现象分不开。唐宋文学主流主要为诗词文，诗歌研究堪称繁盛；元明两代，文学主流转而为戏曲、小说，诗歌呈现中衰状态；至清代，各体文学都空前繁盛，诗歌领域为宋之后中国古代诗歌的又一大发展时期，成就卓然。然而，我国传统文学“尚古”观念根深蒂固，自宋以后就有古诗崇汉魏、近体尚盛唐的习惯，如明代前、后七子就认为唐以后无诗，倡导“文必秦汉、诗必唐宋”；唐宋派虽反对之却也是惟唐宋古文独尊。不仅如此，近代诗人、学者不重视道咸以前诗歌，认为前清一代，“其文学，以言夫诗，真可谓衰落已极”^③。自新文学运动以后，对宋以后文学便只注重戏曲、小说了，而把大部分诗文都打入冷宫。这些导致清代诗歌、诗人都不受重视。

其二，就小环境而言，孙原湘所处的乾嘉时期，为清诗最不受重视的阶段。这一时期的诗歌就内容而言，它反映社会重大时事或揭示民生疾苦者甚少，而是注重抒发一己之情。钱仲联《清诗简论》：“康熙以后，经过乾隆、嘉庆，到道光前期，这一段漫长时间……诗坛上出现了不少流派和作家……艺术上争奇斗巧，而思想性一般是比较平常的。清初诗歌的战斗锋芒早已铲削。”以传统文学观点来看就是思想性不强，缺乏进步意义，所以不受重视。其实，他们只不过从另一个侧面展现了当时社会现实：正是清前期的太平盛世铸就了诗人们咏史咏物、模山范水的生活旨趣和创作取向，而展现个人才情也正是个性解放的具体体现，更是社会进步的具体表现。

其三，就孙原湘个人而言，其诗歌也自有其难以克服的缺陷。虽然说交游赠答、纪游闲咏等同样反映时代，但仅仅局限于此，诗歌境界实难提高。孙原湘一生经历简单，生活圈子也不够宽广，诗歌题材相对狭窄，仅限于艳体、家庭、四时、纪游、题画等，虽多能出以性灵，读来却仍不无单调之感。钱仲联：“孙原湘为袁枚弟子，是性灵派重要作者。作品多为纪行、酬赠之作，风格不高。”^④而这一缺陷也为孙原湘所处时代诗人所共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