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初新史学兴起以来，治学观念与方法上的趋新求变已成为史学界的风潮，然而回望过去一百余年间的新史学建设之途，许多成果显著并卓然成家的学者，往往不仅学术理念骛新，而且旧学根柢丰厚，吕思勉即为其中的一位代表。20世纪中国新史学的发展，一方面是受到了西潮的冲击与震荡；一方面则是源自从前的传统，其中较直接的当然是清代学术的传统。吕思勉在晚年所作的《自述》一文中讲道：“少时读史，最爱《日知录》、《廿二史札记》，稍长，亦服膺《十七史商榷》、《癸巳类稿》。今自检点，于顾先生殊愧望尘，与余家差可肩随耳。”^①这番带有自我总结意味的叙述，充分显现出吕思勉与清代史学之间深厚的学术关联；吕思勉认为自己的学术成就可与赵翼、王鸣盛、俞正燮等清乾嘉史家比肩，对于顾炎武则自称“殊愧望尘”，这固然表明了他对顾氏之学的宗仰，其实又未始不是对本人学术的一种自期甚或自许。吕思勉治史深受顾炎武史学的影响，本文即从继承与发展的角度对二者关系试作探讨。

梁启超曾称赞“清儒之治学，纯用归纳法，纯用科学精神”。他总结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大抵当时好学之士，每人必置一‘札记册子’，每读书有心得则记焉。盖清学祖顾炎武，而炎武精神传于后者在其《日知录》。”对《日知录》等清代札记的价值，梁启超评价甚高，称：“各家札记，粗细之程度不同，即同一书中，每条价值亦有差别；有纯属原料性质者(对于一事项初下注意的观察者)，有渐成为粗制品者(胪列比较而附以自己意见者)，有已成精品者(意见经反覆引证后认为定说者)，而原料与粗制品，皆足为后人精制所取资，此其所以可贵也。要之当时学者喜用札记，实一种困知勉行工夫，其所以能绵密深入而有创获者，颇恃此；而今亡矣。”^②用读史札记的方法求学问，确实能够做到绵密深入而有创获，梁启超感叹此种方法“而今亡矣”，却不知下这种困知勉行工夫的后起者尚有吕思勉。

吕思勉生平从未有进入新式学堂的学习经历，其学术根柢植基于早年所接受的传统式教育，如他在谈论自己早年的求学生涯时所言：“少时得益于父母师友。”^①而少年时代父母师友所传授他的，自然是清代学者所秉持的那一套读书问学方法。1928年吕思勉在《大学杂谈》一文中阐述个人对为学之道的看法，讲道：“人之为学，所难者在见人之所不见。同一书也，甲读之而见有某种材料焉，乙读之，熟视若无睹也。初读之，茫然无所得。复观之，则得新义甚多。此一关其人之天资，一视其人之学力。为学之功，全在炼成此等眼光，乃可以自有所得。而此等眼光，由日积月累而成，如长日加益而不自知。其所得者，亦有铢积寸累。未有一读书，即能贯串古今者也。故昔之用功者，只作札记，不作论文，有终身作札记，而未能成有条理系统之论文者。非不知有条理系统之足贵，其功诚不易就也。”^②吕思勉治史，即是循着前代学者先读书、后做学问的传统路径，依托读史札记来开展学术研究的。后来的学者，如严耕望推崇“其治史，有理想、有计划，又有高度的耐性，锲而不舍的依照计划，不怕辛苦、不嫌刻板的坚持工作”。^③殊不知吕思勉所以能够坚持这样治学，在很大程度上是缘于清代学风对他的影响。学生杨宽回顾吕思勉当年的治学情形：“从二十三岁(1907年)起，开始担任历史教学工作，同时从事历史研究，以阅读二十四史为‘日课’，逐日阅读，排比史料，分门别类写成札记。这样五十年如一日，一直没有间断。”^④早期的弟子钱穆也讲过在吕思勉寓所中所亲眼目睹的情形：“及师偶翻书桌之抽屉，乃知一书桌两边八个抽屉尽藏卡片。遇师动笔，其材料皆取之卡片，其精勤如此。”^⑤当然，吕思勉撰写札记并不止在23岁“专意治史”之后，他很早就开始习作读史札记了，现留存下的吕氏遗稿之中，就包括他十几岁时所作的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札记六本和读《资治通鉴》札论九本。他平日读书每有所得辄即记下，并不断增删修正使之完善，长年累月，积聚起了大量的札记稿件，可惜其中的很大一部分已在战乱中损毁，目前完整保存下的尚达百余万字。^⑥

在清代史作之中，对吕思勉影响最大的当推顾炎武的《日知录》。顾炎武在清代学术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王国维所谓清学三变，“国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道咸以降之学新”，而以为“国初之学创于亭林”。^⑦梁启超称顾炎武为清代学术的“开派宗师”，“论清学开山之祖，舍亭林没有第二个人”。^⑧钱穆后来虽然特别强调“清儒考据之学，亦谓沿明中叶杨慎诸人而来，不自谓由清世开辟也”；但是他也承认，顾炎武所采用的治学方法，影响力远远超过并世的黄宗羲、王夫之等学者，“卒为乾嘉以下考证学派所群归仰”，“自足以领袖一代之风尚”。^⑨而顾炎武的《日知录》一书直到近代仍然有着极大的影响，傅斯年列举清代学问的门径书，第一部即为此书，他认为这部书“看起来好像零碎，其实清代朴学的方法和精神，都可在里面见得”。^⑩钱穆也认为该书规模闳阔，后学者分别从其一端引申发展，皆可以成就专门的学问。^⑪吕思勉向来以《日知录》作为自己治史的榜样，他借用元好问《论诗》中的句子很形象地描述研习此书的情形：“研究的方法必须试行之后，方能真知。抽象的理论，言者虽属谆谆，听者终属隔膜，无己，则看前人所制成的作品，反而觉得亲切。昔人诗：‘鸳鸯绣出凭君看，不把金针度与人。’又有替他下转语的说：‘金针线迹分明在，但把鸳鸯仔细看。’这两句诗也真觉亲切而有味。”在前人所制成的作品之中，顾炎武《日知录》卷八至十三，“贯串全书，并及于身所经验的事实”，正是“现在治史学的好模范。”^①

吕思勉曾于1937年将他的部分读史札记，以《燕石札记》为书名，由商务印书馆初版印行。他在该书自序中讲道：

予小时候即有札记，迄于今未废，阅时既久，积稿颇多。每思改定，依经子史分为三编，以就正于有道。皮骨奔走，卒卒寡闲。仅因友人主编杂志索稿，或学校生徒质问，发箧整理，间或成篇而已。念全书杀青无期，乃谋陆续刊布，总名之曰燕石札记。俟积稿清厘略竟，然后分类编次焉。学问之道无穷，浅陋如予，所述宁足观采。惟半生精力所在，不忍弃掷。千虑一得，冀或为并世学人效土壤细流之助而已。傥蒙进而教之，俾愚夫不至终宝其燕石，则所深幸也。^②

在这篇序文中，吕思勉讲自己“小时候即有札记，迄于今未废，阅时既久，积稿颇多”，并将读史札记视作“半生精力所在”，这些皆能够充分地说明，他确是沿着清代学者的治学路径来从事史学研究的；而将札记题名谦称“燕石”，及其“冀或为并世学人效土壤细流之助”一类说辞，亦颇近于清代学者的一般治学取向。如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即曾言：“以予书为孤竹之老马，置于其旁而参阅之，疏通而证明之，不觉如关开节解，筋转脉摇，殆或不无小助也与！”^③当然，对吕思勉读史札记的学术风格影响最深的，还是顾炎武的《日知录》。顾炎武在生前亦曾将其《日知录》的一部分刻板发行。他在该版的《自序》中讲：

炎武所著《日知录》，因友人多欲抄写，患不能给，遂于上章阉茂之岁(即康熙九年)，刻此八卷。老而益进，始悔向日学之不博，见之不卓，其中疏漏，往往而有。而其书已行于世，不可掩。渐次增改，得二十余卷，欲更刻之，而犹未敢自以为定，故先以旧本质之同志。盖天下之理无穷，而君子之志于道也不成章不达，故昔日之得不足以为矜，后日之成不容以自限。^④

将吕、顾所撰两篇序文比而观之，可以看到从札记的撰写情况、刊行缘由，到其间表现出的作者那种审慎虚心、精益求精、持之以恒的为学态度，两文所述皆非常相近，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顾氏学术对吕思勉的影响。

吕思勉之所以如此推许顾炎武及其《日知录》，依笔者浅见，主要缘于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博证求通的治学特点。关于顾氏之学，《四库全书日知录提要》中讲道：“炎武学有本原，博瞻而能贯通，每一事必详其始末，参以证佐，而后笔之于书，故引据浩繁，而牴牾者少。”^⑤这段话很好地概括出了顾炎武治学的特点。顾炎武研究学问由抄书入手，而他的研究成果也可以说是通过抄书而成的。“《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全属抄撮未经泐定者，无论矣。”“(《日知录》)则发表他自己的见解者，其实不过十之二三，抄录别人的话最少居十之七八。”^⑥顾炎武自幼受祖父之教：“著书不如抄书，”“日课抄古书数纸。”他在其《抄书自序》中并谈及：“炎武之游四方十有八年，未尝干人，有贤主人以书相示者则留，或手抄，或募人抄之。”^⑦其一生可谓抄书不辍，而其学术所以“博瞻”，论证每条史事所以能够做到旁征博引诸种材料，都是建立在抄书的基础之上。吕思勉同样也是自少时起即每日抄写古书，“尝昼夜孜孜，以从事于抄书矣。祁寒盛暑，罔敢或辍，即有小病，亦尝不肯自休也”。^⑧当年光华大学的同事胡嘉就认为他在治学上“最服膺顾亭林”，且“效法顾亭林是很认真的”。胡嘉回忆说：“我看到吕先生一捆捆笔记，分门别类，用毛边纸墨笔小楷书写，折叠成三十二开大小，里面有的还夹着剪报。这些都是原始资料，也是读史札记的‘长编’。”^①吕思勉一直积极倡导做新“史抄”，与他自身的治学体验应该很有关系，所著几部极有影响的中国通史与断代史，他曾自称是“抄出来的”，看来绝非虚言。

《日知录》无疑为顾炎武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且如梁启超所言：“亭林精心结撰的《日知录》，确是一种精制品，是篝灯底下纤纤女手亲织出来的布。”^②杜维运则讲：“(顾氏)积三十余年，写成日知录，其基础奠立于平日读书，有所得辄记录之，记录既多，经过批评、组织，而其富创见性之结论出。日知录中多录往事前言，即顾氏抄书之证据，而其抄书又其立论之基础也。”^③对于《日知录》结撰成书之不易，下过数十年抄书工夫的吕思勉，有着非常切实的体会与认识，他讲：“笔记一类之书，如《日知录》乃其上乘，此等书非徒恃抄撮之功，其所引用者或不及其所抄撮者十分之一，以吾侪所研究之事较之而可知也。”后世学者皆肯定《日知录》考据详实、举证广博，而吕思勉于此之外，尤注重该书研究史事能够做到古今通贯。他在其《史籍选文评述》讲义稿中，将《日知录》的节录选文列为“通论之例”，选取了卷九关于监察制度的“部刺史”、“六条之外不察”、“隋以后刺史”数条作为评述的例文，并由此得出：“此数条，自历代正史至当代实录，皆撷取其精要，可见研究一事，皆须通贯历代也。”^④所以，他认为在古代史籍中，“能专就一事，贯串今古，并博引史部以外的书籍，以相证明，而深求其利弊的，莫如顾亭林的《日知录》”。^⑤吕思勉治史受到顾氏之学的影响，因而后来学者在评论吕思勉史学时，同样把博瞻、贯通作为其学术特色。

第二，阅读史书与考察现实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顾炎武治学并非一味地埋首于故纸堆中，他很注意观察社会现实，并且去做实地的调查研究，“足迹半天下，所至交其贤豪长者，考其山川风俗，疾苦利病，如指诸掌”；^⑥“所至阨塞，即呼老兵退卒，询其曲折；或与平日所闻不合，则即坊肆中发书而对勘之”。^⑦以实地调查所得与史书中的记载相互印证，在《日知录》中有多条采用这种方法，如卷十一的“黄金”、“钱法之变”，卷十二的“馆舍”、“人聚”等条，顾炎武即参酌了自己亲历的见闻来考论史事。^⑧吕思勉的生平经历虽然不像顾炎武那样“足迹半天下”，但他治学同样注意“身所经验的事实”。他自1900年2月1日(17岁生日)开始每天都作日记，“读书有得暨见闻所及，随笔记识，皆附其中”。^⑨如关于物价的变迁状况，吕思勉在日记中记录了大量这方面的一手资料，他在抗战后发表的《物价偶忆》一文中讲及：“我因有意钩考物价之变迁，在战前搜集材料颇多，不幸旧居为敌军炸毁，所搜集的材料，亦随之而俱佚矣。”^⑩这些材料的佚亡当然是一种很大的损失，但据此足见他确实注意调查社会现实问题。1946年他在《读书与现实》一文中讲道：“虽然你读万卷书，要不是配合着现实，有时候，书中所载的事情，你还是不能深切了解的。”在这篇文章中吕思勉谈到，以前阅读《隋书·食货志》，对所载梁武帝统治时期钱价大跌、钱币堆积如山，同时却又发生了短陌(即用钱时扣去若干，不与足数)的现象，始终不明所以，直到抗战期间目睹到伪钞泛滥的实际情形，方才明晓了其中缘由。当时日占区发行的伪钞，“不但十元百元券，人家无暇细数，即千元万元券，亦但以若干张为一叠，或更以若干叠为一封，点视其为几叠几封而已，再没有逐张细数的人”，一些贪图小利的人就会借机在交易中扣去若干张。“我们目击此事，才知道短陌的起原，正是利用人家的不数，难怪其与钱多价跌的现象，同时并行了”。该文中还结合战后初期法币与伪钞并行的现象，解析了元代初年发行新的至元钞而不把旧的中统钞废止的原因；而通过列数明朝宣德年间成功废止纸币的举措，则知道当时国民政府收销伪钞，“赋税及公用事业率先拒收，实在是失策的”。^①重视“身所经验的事实”，把阅读史书与考察社会现实相结合，正是吕思勉一直倡导和采用的治史方法。

第三，经世致用的撰述旨趣。顾炎武的学术不仅具有严谨的治学精神，而且富有浓厚的经世思想。他生前多次与朋友、弟子谈到《日知录》一书。如《与友人论门人书》中讲：“所著《日知录》三十余卷，平生之志与业，皆在其中。惟多写数本以贻之同好，庶不为恶其害己者之所去。而有王者起，得以酌取焉，其亦可以毕区区之愿矣。”^②弟子潘耒在书序中亦指出：“先生非一世之人，此书非一世之书也。……立言不为一时，录中固已方之矣。异日有整顿民物之责者，读是书而憬然觉悟，采用其说，见诸施行，于世道人心实非小补。”^③潘耒认为该书撰述的意旨在于世道人心，而考据的精详与文辞的博辨，不过是为了能够更好地申述其意旨而已。顾炎武在《与友人书二十五》中自称《日知录》分三部分，“上篇经术，中篇治道，下篇博闻”。^④其中“中篇治道”，即卷八至十三，这部分内容“贯串全书，并及于身所经验的事实”，最能够凸显顾氏的经世思想，也正是吕思勉最为重视的内容。^⑤后起的乾嘉考据史家衍绪了顾炎武的研究方法，但大都没有传承其经世致用的治学思想。《四库总目提要》批评潘耒的书序“盛称其经济，而以考据精详为末务，殆非笃论”，^⑥正是清乾嘉时代专重考据学风的反映。吕思勉曾讲：“清代学风，自易为吾人所承袭。然考据之学，有其利亦有其弊；实事求是，其利也。眼光局促，思想拘执，其弊也。”然而20世纪前半期，“新考据派”在史学界逐渐占据了主流地位，这一时期的史学研究普遍存在偏重史料与考据的倾向，并在一定程度上仍然有着清乾嘉时代“眼光局促、思想拘执”的弊端。吕思勉对此无疑是不满意的，他认为“学问固贵证实，亦须重理想”，仅以普通眼光搜集材料得出结论的考据研究，不过是一种下乘的工作，他批评道：“近日之学风，颇视此等下乘工作为上乘，误会研究学问不过如此，则误矣！章太炎氏二十年前演讲，曾谓：中国学术坏于考据，拘泥事实，心思不太空灵，学术进步受其阻碍。此说，予当时不甚谓然。今日思之，确有至理。”^⑦吕思勉治学注重经世致用，他强调“对于现状的不满，乃是治学问者，尤其是治社会科学者真正的动机”。^⑧其一生虽然没有参与任何实际的政务活动，但他支持社会的改革进步，关心各项国计民生事业，“立身行己，常以古之贤士大夫为模楷”，自称：“予之学问，本非如今所谓纯技术者流，亦非如今所谓为学术而学术，遭直世变，本应随自己之能力及所处之地位而有所靖献。”^⑨不仅在其史学论著中贯穿着经世致用的思想，而且他还不断就各种社会政治问题公开发表自己的见解，前后刊发了数十万字针砭时局的时论文章。

吕思勉曾评论顾炎武的《日知录》：“亭林此书，就所搜集之材料观之，似尚不如今人所作专题论文之广，然昔人之为此，意不在于考据，故于材料，必有关论旨者然后取之，余则在所吐弃，非未曾见也。严格论之，必如此，乃可称为著述，徒能翻检抄录，终不离乎比次之业耳。”^⑩在这段话中，吕思勉以近代的专题论文与《日知录》内容相比较，并借用章学诚所谓比次之业与独断之学作比喻，认为《日知录》的材料所以“似尚不如今人所作专题论文之广”，并非作者未曾搜集到这些材料，而是因为作者“意不在于考据”，“今人之屑屑考证，非顾先生所不能为，乃顾先生所不欲为也”。吕^①在他看来，只有像《日知录》这样从论旨出发对材料作出取舍的，才可以称为著述。而通过这番评论，也反映出了吕思勉关于考据与论旨的个人看法，亦可见吕、顾二人确实有着一些共通的治学旨趣。

吕思勉治史虽然深受以顾炎武为代表的清代史学的影响，但作为一名近代史学家，其研究学术的观念与方法与前代学者之间毕竟存在着不小的差别，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其史学上的成就与前贤相比，亦有了长足的进步。

第一，以读书札记为基础撰成史学著作。如上文所述，清代学者治学“喜用札记”，而其中较早的且“为有清一代学术之所从出”的即是顾炎武的《日知录》。赵俪生曾分析顾炎武所以要写出《日知录》这种模式的书，是因为纪传、编年、典制、纪事本末等传统史部书籍，各自都有着从体裁形式方面产生的局限和缺陷，“当年顾氏存的心，立的意，是企图对传统史书所存在的局限和缺陷，进行弥补”，而解决的办法，“只有寻觅小专题去做。顾炎武采用的，正是这个办法”。^②包括《日知录》、《廿二史札记》等采用这个办法撰成的史书，确实具有以前传统史书所难以企及的特长与优点。吕思勉在《中国史籍读法》一书中即讲：这些史书“有专从事实上着眼”，力求事实的明了、正确、完备的；还“有专就一类事实，加以阐发的。亦有综合多种事实，观其会通的。又有综合某一时代、某一地域的各类事实，以说明该时代、该地域的情形的。其内容千差万别，要必根据事实，有所发明，而后足以语于此。空言阔论无当也”。^③但清代札记形式的史书同样也存在着明显的局限和缺陷，它还不能算作完全意义上的著作。梁启超虽然向来推崇这些札记的价值，但也承认“推原札记之性质，本非著书，不过储著书之资料”。^④章太炎在讨论清代史学时讲道：“清代史家，考史者多，作史者少；”^⑤“史有三长，谓才、学、识，‘作史’者必兼具三事，‘考史’者只需一‘学’字耳，其难易不同。”^⑥胡适在谈到清代学术的缺点时甚至认为：“这三百年之中，几乎只有经师，而无思想家；只有校史者，而无史家，只有校注，而无著作。”^⑦胡适对清代史学的批评尽管有些矫枉过正，但也道出了其中确实存在着的问题。

吕思勉与顾炎武都很看重马端临的《文献通考》这部史书。晚清学者李慈铭评论《日知录》：“尝谓此三十二卷中，直括得一部《文献通考》，而俱能自出于《通考》之外。”^⑧而顾炎武在初刻本刊行后也自诩“刻《日知录》二本，虽未敢必其垂后，而近代二百年来未有此书，则确乎可信也”，^⑨其追踵《通考》之意非常明显。不过若从编撰形式上看，两书则差距较大。32卷本的《日知录》有一千余条札记，各条长短不拘，条目编次仅仅“略以类从”而不成严整统系，以致于在为该书内容进行分类时会产生各种不同的说法，如潘耒认为全书应分为八类，《四库全书日知录提要》则将其分为十五类，顾炎武生前信札中则自称此书内容共计三类，所以李慈铭说它只能够“括得”一部《通考》。在古代典制史书中，吕思勉最服膺的也是《文献通考》，他曾讲：“《通考》所分门类，较《通典》更密，不可谓非后起者胜。且马君所附考证、议论亦不乏，非徒能排比也。章实斋讥为策括之流，盖于此书实未细读，后人附和之，非知言也。”^①又讲：“部分材料《通典》有而《通考》无，实因马端临认为其对于历史无大价值，故删去之。但此等眼光，至今尤不失其为是也。”^②吕思勉所著几部中国通史与断代史中有关“典章制度”的部分，就较多地参考了《文献通考》一书的门类划分与具体内容，如吕著《中国通史》上册讲述中国的社会文化史，设有婚姻、族制、政体、阶级、财产、官制、选举、赋税、兵制、刑法、实业、货币、衣食、住行、教育、语文、学术、宗教等十八个章节，近乎涉及到了社会上的各个方面，其采用的著述体制对《文献通考》等传统史籍可谓既有继承又有发展，这是札记形式的史书所无法企及的。吕思勉在讲评章学诚《文史通义·答客问》一文时曾谈道：“学问之家，所以或事比次、或专考据、或则独断者，固由才性之殊，亦或以所值时势之不同从事于其时之所当务也。”^③可见他对于各种史书体制的形成及其原委，有着非常清醒深刻的认识。

吕思勉所撰就的史学论著，很多是在平日所作读史札记的基础上整编而成的。杨宽总结认为：“吕先生之所以能够不断写出大量有系统、有份量、有见解的著作，不是偶然的，首先得力于他这样刻苦勤奋、坚持不懈地有计划地阅读史书和写作札记。”^④例如吕思勉发表于1934年的《〈秦代初平南越考〉之商榷》一文，西方汉学家鄂卢梭在其《秦代初平南越考》中，依据《淮南子》的材料断定秦始皇用兵南越当在初平六国之时，该文则对此观点持反对意见。吕思勉在文中指出，鄂氏之误在于“不知淮南此文，全不足据”，“此等材料，诚不能舍而不用，然其用之，则须十分谨慎不可”。关于这件史事，在以前阅读相关史书的时候，吕思勉就已经作有《秦营南方上》、《秦营南方下》、《赵佗年寿》等札记，“所据材料，略与鄂卢梭同，而其论断，适与相反”。这篇商榷文章的内容，即是直接把这数条札记的“原文比而录之”。^⑤所以后来严耕望在阅读吕氏史著时，会认为吕思勉的一些著述“直以札记体裁写出，每节就如一篇札记”。^⑥吕思勉以前代学者为治学榜样，长期坚持撰写读史札记；又以札记为基础，借鉴古今史书体制，分门别类，前后贯通，编成了多部颇具规模及学术价值的史学著作。这种治史成就，在新史学兴起以来的史学界中确实鲜有能及者。

第二，以新的治学眼光考论史事统驭史材。清代史书的价值不仅体现在它所用的研究方法上，还体现在它取得的研究成果上。柳诒徵即认为清代学者所治皆为考史之学，所撰书籍“可谓研究古史之专书”，其研究成果皆具有史学上的价值。^⑦吕思勉治史很注意汲取清代史学的既有学术成果，“因为清代考证之学特盛，并且也非常精确，一件事，前人已有之说，差不多都被他网罗殆尽”。^⑧翻阅吕思勉的史学著作，可以发现他对前人的“考据议论”颇有征引，并且都注明了篇名卷次。例如仅在吕著《中国通史》“选举”一章节中，就参引了顾炎武《日知录》的“中式额数”、“出身授官”、“通经为吏”等数条内容。^⑨他在其《白话本国史》的序例中讲：“读书自然不重在呆记事实，而重在得一种方法。我这部书，除掉出于愚见的考据议论外，所引他人的考据议论，也都足以开示门径；可称是研究史学的人必要的一种常识。”^⑩在《新学制高级中学教科书本国史》的例言中亦讲：“所引据的书，都是极可信的，引据也颇有法度的，都一一注明于下。学者若能依注翻阅原书，我相信在研究方法上，很可得益。” ^⑪这些皆说明了吕思勉对前人成果及研究方法的推重。

近代的学术观念已经迥异于往昔，吕思勉就此谈道：“往时史家之撰述，不能尽合于今日。由史学家言之，往史之在今日，特皆史材而已。善用史材，以成合于今日之用之史，固史家所有事也。”^①对于近代学者而言，清代史札其实也是史材的一种。因此，对于前人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吕思勉绝不是简单地拿来即用，而是以新的治学眼光与知识理念重新考论、作出评判。他讲：“史事所以时生新解，多缘同一事实，今昔观点之不同耳”。^②顾颉刚曾经评论吕思勉的史学著作：“叙述中兼有议论，纯从社会科学的立场上，批评中国的文化和制度，极多石破天惊之新理论。”^③童书业在评价吕氏史著时也谈道：“他能利用社会科学来探究历史，为中国史学界开辟一条新路径。吕先生承认经济是历史的基础，同时他也不否认地理和种族上的限制区别。他讲文化史，处处以社会科学为基础，同时也处处以中国史料为基础。”^④例如，中国传统学者普遍具有崇古、重古的观念。顾炎武就认为“凡今人之学，必不如古人也，今人所见之书之博，必不及古人也”。^⑤他撰写《日知录》即“意在拨乱涤污，法古用夏，启多闻于后学，待一治于后王”。^⑥吕思勉当然不赞成此种观念，他讲：“不要一切都以古人的是非为标准；不要一切都向从前想，以致养成薄今爱古的感情，致理智为其所蔽。”不过他对前人的崇古观念又不是简单地一概否定，而是对其由来及利弊加以全面深入的研究分析。他认为顾炎武等人“重古略今”的观念虽然寓有“引古筹今”、“以古变今”的含义，“但其所谓(社会)变动，必以更高的形式而出现，而非如复古主义者之所想像，这便是进化的道理”。^⑦在评论顾炎武《郡县论》一文时，吕思勉即指出该篇观点是“宋学家之欲行封建者”的代表，其缺点在于不能认识到当时的社会弊病“乃昔时社会之本质如此，非改变其社会组织，其病必不能去，断非但改其政治制度，遂能有济者也”；但同时他也肯定“提出封建论者，其欲彻底改革之精神自在”。^⑧

由此可见，吕思勉治史尽管深受清代史学的影响，但作为一名值处中国学术型态产生根本性转变之际的新史家，他又能够跳到传统观念与方法的窠臼之外，采用新时代的治学眼光来审视前人学问的得失利弊，从而在学术研究中做到扬长避短、择善而从，这些则是包括顾炎武在内的前代学者所无法能及的。总之，吕思勉治史，既下困知勉行的旧式学问工夫，又融会近代新学术的知识理念，对于传统史学可以说真正地做到了在继承基础之上的发展与突破。在以趋新求变为潮流的近代史学界，吕氏史学的存在，使中国传统的治学方式不仅得到了延续，而且被赋予了新时代的内容与生机，相信其学术价值定会随着时光前移而愈加地受到人们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