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解决“德国问题”^①是重建国际秩序、维持和平的关键节点，而赔偿又是“德国问题”的核心，故而成为苏美英三国关注的重点。三国经过艰苦谈判达成了妥协，但协议却在实施环节变成了一纸空文，这与三国关系由合作走向冷战对抗的过程相生相伴，互为因果，对战后国际关系的总体走向产生了深远影响。但对20世纪中叶国际格局转换过程中这一复杂而重要的问题，学术界的研究很不均衡，已有成果多是利用西方国家档案研究美英的对德索赔政策，而关于苏联对德索赔政策的研究则相对薄弱，本文试图使用俄国档案，借鉴已有研究成果，^②梳理苏联对德索赔政策形成、调整与实施过程，重点考察这项政策的目标、实施方式、制约因素、结果、影响及其与国际冷战格局形成与演变的互动关系。

战争期间，苏联对德索赔构想体现在1944年7月至1945年1月赔偿委员会^③先后向斯大林、莫洛托夫等人提交的六份报告中。^④对这些文件进行梳理，可以将这项政策的基本内容及所权衡的相关因素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索赔目的：一是改造德国的经济结构并削弱其经济实力，使其没有能力再威胁苏联及欧洲国家的安全，二是借助赔偿所得加快恢复本国经济。

索赔是苏联对德整体政策的组成部分，而对德全部政策的实质就是使其“无害化”，即对德国的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等领域进行全面改造并尽最大可能削弱德国，使其无力再发动新的侵略战争。在经济领域，苏联意图改变德国的经济结构，消灭它的重工业，把它变成一个以农业和轻工业为主的国家，严重削弱德国的经济实力，同时铲除其军事力量的基础，并将这种非工业化改造腾出来的设备和劳动力用于补偿苏联所遭受的损失。而德国的“无害化”是战后苏联整体对外战略的核心，这项战略的目标是“在未来30—50年内国家安全得到保障，和平得以维持，以便苏联利用这段时间医治战争创伤并使国家强大到足以应对任何外来侵略，同时使欧洲成为社会主义的欧洲，彻底根除这一地区爆发战争的可能性”。^①

第二，支付赔偿的方式。德国须以实物支付赔偿，具体方式有两种：一是在战争结束时从德国的国内外资产中一次性提取(工厂、机床、船舶、机车、国外投资等)，两年内完成。二是在签订和约后，德国以制成品、劳务、现金等方式逐年支付，十年内完成。之所以选择这种支付方式，一是可以直接有效地对德国进行非工业化改造，获取苏联所急需的先进设备，二是为避免重蹈“一战”后国际社会要求德国以现金支付引发通货膨胀而导致索赔失败的覆辙。

第三，索赔遵循的原则：德国不因支付赔偿而无法独立生存，且对欧洲及世界经济的消极后果是可以承受的。^②设定这两个前提条件，主要是为应对美英的抵制。苏联对德索赔构想能否实现取决于美英的立场，而美英的立场任何时候都取决于它们的对苏政策。赔偿委员会综合分析各种相关信息，判断美英不会全盘接受苏联方案，它们反对削弱德国的经济力量，甚至有势力主张保留一个强大的德国作为遏制苏联向西欧扩大影响力的屏障，^③而拒绝苏联方案的理由主要是：德国将无法正常生存，会出现持续贫困和大规模失业，引发革命性动荡并强化德国人的复仇心理，且由于各国经济相互依存，对德国这个工业强国进行非工业化改造将延缓欧洲经济复兴。^④赔偿委员会认为将德国的生活水平降至战后欧洲的平均水平(不包括苏联和英国)是能同时满足这两个条件的最佳平衡点。^⑤

第四，索赔额度。确定德国支付赔偿的额度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过程。赔偿委员会以德国的偿付能力作为确定额度的基础，首先对德国的国家财产进行了评估，除了留给德国用于维持其基本生存需要的(相当于战后欧洲的平均生活水平)，其余部分用于赔偿，总值约230亿美元。此外，要求德国年均提供500万劳动力，10年所创造的价值总计约350—400亿美元。其中苏联能获取的份额，有最低50%、中等65%、最高80%三种可能。^⑥

但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对赔偿委员会提出的索赔数额是否具有现实意义表示怀疑，认为索要50亿美元(每年5亿美元，分10年付清)是适宜的，指示迈斯基以此为基础拟制索赔方案。^⑦迈斯基认为50亿美元实在太少，不足以触及德国的军事潜力，他坚持索要100亿美元，理由主要有五个方面：其一，德国的偿付能力绝不少于175亿美元，即使以50%这一最低份额计算，苏联也能得到其中的90亿美元。但苏联完全有可能争取到65%的份额，即110亿美元。其二，“一战”后法国和比利时向德国索要120亿美元补偿它们所遭受的损失，但当时它们所遭受的损失与这场战争给苏联造成的破坏相比是微不足道的。其三，与对芬兰提出的索赔额度相比，芬兰360万人口承担3亿美元，人均83美元，德国6500万人口承担50亿美元，人均77美元。如果再考虑两国国民财富上的差异，芬兰人承担的赔偿义务要比德国人重两倍多。其四，100亿美元的赔偿(不包括劳务赔偿)相当于英国六个月的战争开支(不包括进口)，美国1944年国家预算的10%，相当于和平时期(1936—1938年)英国年度预算(不包括进口)的2.5倍、美国的1.4倍。其五，向德国索赔也是在维护其它受害国的利益，对此加以利用可以阻止美英扩大影响力。^①最终，迈斯基以其缜密的分析说服了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由其归纳、整理的政策要点成为苏联提交雅尔塔会议的方案。

至此可见，苏联的对德索赔构想是综合考虑了各相关因素、经审慎研究而形成的，既有战略层面的权衡、策略层面的筹划，又有现实层面的可操作性，但能否变成现实还取决于与美英的谈判。赔偿委员会主张坚持本国立场，认为强大的红军、与日本的恶战、美英及欧洲各国之间的矛盾等将迫使它们在该问题上做出让步。^②

关于德国的赔偿问题，苏美英三国先后在雅尔塔会议、波茨坦会议和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这样的场合进行了协商，每一次都耗时费力，进展缓慢。

雅尔塔会议上，苏联的方案遭到了英国反对。丘吉尔对通过赔偿支撑苏联经济及德国是否有能力支付赔偿都表示怀疑，认为苏联提出的赔偿数额超出了德国的支付能力，他反对以任何具体数目作为讨论基础，主张当年产品优先支付进口而不是支付赔偿，从德国拆迁工业设备既不能危及德国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也不能影响德国执行盟国所强加给它的义务的能力，在确定赔偿数额时必须考虑到德国被分区占领的事实、占领当局的需求以及德国通过出口获得足够的外汇来平衡进口的需求等。^③英国的立场令斯大林恼怒，他认为英国人是在谋求建立一个强大的德国。美国提出的方案与苏联立场相近，倾向于严惩并削弱德国。^④

雅尔塔会议最后文件关于对德索赔的目的、方式和分配原则与苏联的构想相吻合，但苏联要求的索赔数额只得到了美国的支持，英国持保留态度。会议决定在莫斯科设立赔偿委员会，负责制定赔偿计划。但莫斯科赔偿委员会一无所成，德国赔偿问题列入了波茨坦会议日程。期间，美国的立场发生了变化，由严惩并削弱德国转而致力于为德国保存一定实力，^⑤这使苏联面临新的困阻。

波茨坦会议期间，美英结成了统一战线，三国两方之间的讨价还价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分区赔偿问题。美国提出苏美英从各自占领区提取赔偿，占领区之间互通有无，等价交换。苏联对此难以接受，因为对它来说，不论是消灭德国军事潜力还是恢复本国经济，拆迁德国的重工业都具有首要意义，而德国的重工业主要位于西占区，苏占区主要是农业和轻工业。^⑥二是德波边界变更引发的赔偿问题。根据雅尔塔会议决议，德波边界将作出有利于波兰的调整。按照苏联划分德波边界的提议，德国将失去1/4的耕地和西里西亚产煤区，居住在这一地区的德国人西迁，美英认为这将加剧德国西部粮食和燃料短缺，要求以1937年德国边界为基础并按人口比例解决赔偿问题。斯大林表示不会从割让地区提取赔偿，但认为粮食可以通过进口弥补不足，留给德国的煤已经足够多，故拒绝让步。^①三是“优先支付进口”还是“优先支付赔偿”。美英主张德国当前产品首先用于出口换汇以支付必要的进口，所余用于赔偿。苏联坚持优先支付赔偿并要求压缩德国进口规模，使其在以当前产品支付完赔偿之后其出口所得在能支付的范围之内。^②

美英以接受苏联关于德波边界的提议及考虑承认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和芬兰政府并接纳它们加入联合国为筹码，要求苏联在赔偿问题上做出让步。斯大林反对将这些问题捆绑在一起，但最终还是做出了妥协，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以美英主张的百分比而不是具体数字确定赔偿规模；二是接受了分区赔偿原则，西占区以拆迁设备的15%换取苏占区的食物、原料等，10%无偿交给苏联；三是接受了当前产品优先支付进口原则；四是美英放弃对苏占区德国企业股份及德国在保加利亚、芬兰、匈牙利、罗马尼亚及奥地利东部资产的要求，作为交换，苏联不对西占区德国企业股份及德国在上述各国之外的境外资产提出要求。^③

波茨坦会议的最后文件体现出苏美英在德国赔偿问题上的基本共识：一是发展农业和轻工业，使德国不能再发动新的侵略战争；二是消灭德国军事工业，严格监管并限制与军工生产密切相关的重工业；三是剩余生产能力用于支付赔偿，但要以保证德国能独立生存为限(即进出口平衡)。这是后续制定具体赔偿计划的指导思想。而首脑会议上的争锋则凸显了国际格局转换过程中苏联与美英战略利益的对抗性。苏联希望削弱、改造德国，以此保障本国安全并把德国作为扩大影响力的基地。^④美英则力争为德国保留一定实力以平衡苏联并阻止其影响力扩大到西欧。此外，争论也反映了苏联与美英发展经济及维持和平理念与方式的差异。苏联是自给自足式的社会主义，以实力求和平，美英是以商业立国的资本主义，除以均势保障和平，还寄希望于将德国纳入世界经济体系，通过共同繁荣来维系和平。^⑤

对于苏联来说，获取赔偿固然重要，但维持与美英的战略合作关系具有同等意义，做出妥协表明它在尽最大努力兼顾这两个目标。谈判最终达成的协议意味着承认了欧洲两个势力范围的现状，西方盟国不但要守卫德国西占区，还要保证西欧免受苏联干涉，同时也放弃了对德国苏占区、东欧和北欧事务的干预，欧洲两大阵营的基本轮廓已清晰可见。

根据波茨坦会议决议，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负责制定具体赔偿计划。这项工作分两个步骤：先确定战后德国应有的经济水平，然后列出维持这种水平所不必要的企业名单，用于支付赔偿。但每一步都进展缓慢，苏联与美英争论不休，核心依旧是应该给德国留下多少工业能力，或者说在多大程度上削弱德国。苏联主张以1938年的水平为基准，平均削减40%，美英主张削减25%—30%。经过8个多月的谈判，最终在1946年3月27日通过了《赔偿与战后德国经济水平计划》(下文简称《计划》)。《计划》详细列举了禁止、限制及非限制性的三种工业部门，规定了限制性部门的缩减比例、主要工农业产品的产量及1949年时德国的进出口规模，总体工业水平大致相当于1938年的50%。^⑥

管制委员会下一步的工作是将《计划》确定的留存比率转换成现实生产能力，并据此分别编制应予保留和应予拆迁的企业名单。这项工作具有重要意义，将最终决定留存与赔偿的规模。但《计划》诞生之际适逢“铁幕”降临之时，苏与美英的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在此背景下，美英两国百般拖延提交西占区应交给苏联拆迁的企业名单。美国援引《计划》为计划的实施所设定的前提条件——将德国看成统一的经济体，要求各占领区门户开放，水陆空无障碍地自由往来，采取统一的经济政策，甚至要求苏联放弃从苏占区提取当前产品和储备物资。苏联认为美国意在拆除占领区，由盟国管制委员会取代各占领当局在其占领区内的绝对主权，终极目的则是遏制苏联扩大影响力。^①至于英国，苏联认为其拖延执行赔偿计划，一是谋求最大限度地保留德国的工业力量，防范苏联，二是保持这个问题的不确定状态，通过媒体渲染使德国人深信俄国想以其“无情的”赔偿政策把德国变成一个贫困国家，正是由于英国人的抵制才使俄国人至今无法实现这一目的。此外，英国宣扬苏联所获份额过大，压缩了小国的赔偿所得。^②这使苏联陷于孤立、不义、被敌视的危险境地，从西占区获取赔偿也愈加渺然。但苏联无意做进一步退让，其谋求最大限度地从苏占区获取赔偿，由此产生了多重而深远的影响。

从法律意义上说，苏联对德索赔政策的实施始自波茨坦会议结束之时，持续到1954年8月，历时9年。期间，与美英的关系发生了由合作到对抗的转变，德国分裂并成为东西方冷战的最前沿，这使苏联实施索赔的范围被局限在了苏占区，同时，也迫使苏联提取赔偿时不得不谨慎行事，但总体来说，战争期间形成的索赔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改变。

自波茨坦会议结束至1946年3月，苏联获取赔偿的方式以大规模拆运那些应禁止或受限制部门企业的设备为主，包括造船、飞机制造、重型机械、光学和精密机械等，本国完全不能生产或产量很少的轻工企业的设备，如纺织、造纸、酿酒等，虽不在禁止或限制之列，也是苏联觊觎的对象。这一时期，共有2195家企业被拆，其中1038家企业的设备已运抵苏联，总计118094车皮。高峰时，每天通过铁路运输的设备达836车皮，水路达12.5万吨。^③但这种大规模拆迁很快就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后果，迫使苏联改变索赔方式。

1946年春，苏联决定改变索赔方式，即不再以拆迁设备为主，而是将苏占区境内约200家大型、高度现代化的企业转为苏联所有，在其基础上组建苏联股份公司，由苏联人管理，利用德国的原材料、设备和工人进行生产，产品无偿运往苏联。苏联调整索赔方式的原因，在经济上，主要是拆迁的设备或因包装、运输、保管不当而损耗很大，或因缺乏必要的图纸和技术工人而无法安装、调试和使用，难以发挥效用且代价昂贵。政治上，大规模拆迁导致苏占区经济凋敝，工人失业，生活困难，民众因此而对苏联占领当局及其扶植的统一社会党心存怨怼，这直接关系到后者能否赢得1946年秋举行的地方选举，关乎苏占区的政治前途。此外，与西方的冷战也促使苏联适当发展东部经济。组建股份公司被认为是解决这些问题的有效方式。至1948年夏，苏联股份公司的数量最多达到了213家，涉及采矿、电力、造船、钢铁、汽车、化工、电子、机械制造等战略性行业，其产值占相关行业总产值的比重在20—57%之间，^④产品绝大部分运往苏联，少部分出口或留用。

苏联还以劳务赔偿的名义征用了德国大量的科技人员和战俘。红军开进德国领土后，苏联内务部、情报机构甚至作战部队就开始搜寻德国最具价值的科技工作者并按专业对他们进行分类，将急需的专家运到苏联。规模最大的一次是1946年10月21—22日夜将总计2370名学者和工程师及其4600名家属运抵苏联。这些专家一半以上拥有院士头衔，甚至包括诺贝尔奖获得者，其次是工程师，绝大多数所从事的工作与军工相关，如飞机制造、火箭研制、光学、原子能等。^①至1948年时，在苏联工作的德国专家、技术工人连同他们的家属已有20万之众。^②苏联征用德国科技人员的另一种方式是就地将他们安置在附属于苏联股份公司或苏驻德军政府的科研机构内，人数近2万，苏联从国内派出近万名专家到苏占区与德国的同行一道对德国的科技成果进行研究和应用试验。^③

1950年1月1日，苏联中央统计局以1938年国际市场美元价格计算1945年8月至1948年1月1日从德国所获各种赔偿物资的价值总计33.442亿美元。^④1950年5月15日，应民主德国请求，苏联决定将尚未支付的赔偿数额减少50%，所余31.71亿美元分15年付清，1953年8月，又决定从1954年1月1日起全面中止对德索赔，并陆续将苏联股份公司无偿转交给了民主德国。^⑤这意味着苏联最后从德国获取的赔偿总计不足40亿美元，相当于最初计划的三分之一多。^⑥但事实上，这些数字并不能如实反映所获赔偿的规模，一是拆迁所得设备的价值被人为低估，很多最先进的机床、仪器和成套设备以重量或车皮而非其实际价值登记入册，二是以劳务赔偿的名义征用的德国科技人员和战俘所创造的价值没有被列入赔偿所得，前者是难以估量的，后者则是非常可观的。根据内务部档案记载，1946年初时，总共有180多万德国战俘在苏联的各行各业中工作，创造的价值总计500亿卢布，^⑦约合100亿美元。此外，还有很多企业和科研院所的科技资料、博物馆藏品和图书馆藏书，这是无法以货币表示其价值但却是弥足珍贵的。

苏联对德索赔政策的实施过程与结果表明，战争期间形成的政策，其目的、原则、索赔额度与支付方式，都未因实施地域范围的大幅度缩减及冷战的爆发而发生实质性改变，与美英达成的协议也未构成硬性约束，苏联实现了其索赔初衷，但也付出了巨大代价，对苏联自身、德国及欧洲国际格局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对苏联来说，首先，从德国获取的设备、专利和技术资料，征用的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和战俘，推动了苏联科技和经济的发展，为其成长为超级大国提供了助力。尤其在军工领域，苏联将苏占区所有生产坦克、飞机、船舶、弹药、化武工厂中的成品、零部件、设备、文献资料及工程技术人员或全部或部分地运到了本国，大幅度地提升了本国的军事实力。在核技术、火箭、飞机、雷达等高端军工领域，德国赔偿的意义不啻于一场科技革命。^⑧在经济方面，1950年代是苏联经济发展史上的黄金期，没有证据表明德国的赔偿与苏联所取得的经济成就之间存在着直接关系，但俄国学者的推论是令人信服的：战争期间，苏联损失了约30%的国民财富、3000万人口，战后与西方关系紧张又迫使其保持一支300多万人的军队和一笔庞大的军费开支，但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苏联的国民经济早于西欧和日本恢复到了战前水平并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来自德国的赔偿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①其次，在保障国家安全方面，苏联可谓得失参半。通过索赔、拆迁实现了对东部德国经济结构的改造，也使德国人认识到该为所犯罪行承担责任，这是战后德国走上和平发展之路的原因之一。同时，索赔削弱了德国，壮大了苏联，新的力量对比增强了苏联维护本国安全的信心和能力。但这种安全是片面的，索赔主要削弱的是自己扶植和控制的东德，美英复兴西德并使其成为抗衡苏联的基地和前沿，这反过来增加了苏联的不安全感。再次，在政治方面，苏联大规模提取赔偿物资，招致了东部德国民众的怨怒，在美国以马歇尔计划援助西德的背景下，这种怨怒转变成对苏联宣传和推行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怀疑和抵制，如哈雷大学医学系的一位学生就曾断言：“俄国人要拆掉我们所有的工厂，这将导致大规模失业，而这无论如何不会促进共产主义理想在德国的传播。”^②民主德国建设社会主义失败的结局表明苏联最终未能赢得德国人的心灵。

对于德国来说，通过向包括苏联在内的战争受害国履行赔偿责任，反省其军国主义给周边国家造成的深重灾难，走上了和平发展之路，重返国际大家庭并实现了国家再生。但分区赔偿使德国分裂，东部的经济发展水平本就低于西部，又承担了大部分赔偿责任，而西部得益于马歇尔计划的扶持重新崛起为欧洲的经济重心，东西德之间呈现出越来越大的发展差距。^③这也是1990年联邦德国吞并民主德国实现国家统一的历史根由。

对于欧洲来说，苏联与美英之间围绕着德国赔偿问题发生的龃龉，其实质是在新的力量对比条件下三国两方之间遏制与反遏制的斗争，波茨坦会议达成的协议是导致欧洲分裂并陷于冷战近半个世纪之久的重要一步。

综观苏联对德索赔政策形成、调整与实施的过程，可以说这项政策总体而言是合情合理合法的，是德国力所能及的，有助于受害者恢复创伤，也有助于加害者改过自新。但在国际格局转换过程中，“均势原则”超越法律和道义的公平与正义，是处理大国关系的支配性法则，苏联与美英之间关于德国赔偿问题的共识与龃龉既是这一法则发挥作用的体现，也是使德国赔偿问题成为大国由合作走向冷战并在最后终结这一进程的一个动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