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解体以来，随着俄罗斯对前苏联冷战初期外交档案的不断解密，加之中、日、韩等国相关文献档案的不断公布，使苏联与朝鲜战争关系研究偏弱的状况得到了很大改善，但有关联合国框架下苏联与朝鲜战争关系的研究仍然比较少见，本文旨在吸纳近年来国内外学者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①根据俄、美、中等国的相关档案文献，从四个方面对联合国框架下苏联与朝鲜战争的关系进行梳理，就苏联的决策及其影响提出一些粗浅的看法，以就教于学术界同行。

1943年12月1日，《开罗宣言》公开声明，美、英、中三国“轸念朝鲜人民所受之奴役待遇，决定在相当期间(in due course)，使朝鲜自由独立”。^②宣言作为“盟国未来政策的奠基石”，^③为战后朝鲜的独立提供了法律依据。

苏联对日宣战后，为了防止苏军独占朝鲜半岛，8月15日，杜鲁门致信斯大林，建议以北纬38度线作为美苏军队在朝鲜对日受降的分界线。次日，斯大林复信表示同意。出人意料的是，这个貌似无害的协议，却使朝鲜人盼望已久的独立梦归于破灭。由于美苏之间的矛盾，进入朝鲜的美苏军队以三八线为界，人为地把朝鲜分成了两个占领区，导致南北方正常的经济和政治联系被中断，加之美苏在占领政策方面的分歧，朝鲜统一的难度增大，“事实上已经无法建立一个让美苏都感到满意的、统一的朝鲜政府了”。^①

1945年12月的莫斯科外长会议讨论了朝鲜问题。会后发表的公报声明，由美苏占领军司令部共同组成一个联合委员会，协助组建朝鲜临时政府。然后由联合委员会与朝鲜临时政府共同协商，以达成关于美、英、苏、中四国对朝鲜实行为期5年的托管协定。^②这个协定是“随后有关朝鲜问题外交行动的基础和朝鲜战争爆发前苏联政策的基础”。^③1946年2月初，美苏联合委员会在汉城成立。由于美苏都想按照各自占领区的行政体系组建临时政府，都想让自己支持的政党和团体成为临时政府的主导力量，因此在决定朝鲜哪些政党和团体可以参加委员会协商工作的问题上争论不休。从1946年3月开始到1947年10月休会，联合委员会进行了多次冗长的谈判，但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展。

1947年8月26日，美国建议由负责托管朝鲜的美、苏、英、中四国举行会议，商讨执行莫斯科协定的办法。苏联以召开四国会议违背莫斯科协定为由，拒绝了美国的建议。杜鲁门认为，“直接同俄国人进行关于朝鲜问题的谈判，是不会获得成功的”，^④并指示国务卿马歇尔将朝鲜问题提交即将召开的第二届联大。

9月17日，马歇尔在第二届联大上提议讨论朝鲜问题，并建议成立一个联大临时委员会，履行联合国对朝鲜问题的监督责任。苏联认为，《莫斯科协定》已经规定了解决朝鲜问题的程序，根据《联合国宪章》联大无权审议朝鲜问题，将朝鲜问题列入联大议程是非法的和不正确的。^⑤9月23日，第二届联大不顾苏联的反对，把朝鲜问题列入了大会议程。朝鲜问题提交联合国，不仅标志着苏美双边合作机制的破裂，而且意味着四国托管朝鲜政策的流产。

10月17日，美国向联大政治委员会提出了关于朝鲜独立问题的提案。主要内容包括：“在联合国监督下，美苏占领军当局在其管辖地域举行普选，按人口比例原则组成国会，建立全朝鲜政府”。联合国的监督责任“应通过联合国朝鲜临时委员会来履行。”^⑥美国希望绕过安理会，通过联大临时委员会的多数表决机制解决朝鲜问题，其盟国也承认，“临时委员会是绕开否决权进而打破僵局的一种办法”。苏联副外长维辛斯基(Vyshiskii)明确表示“苏联代表团反对成立临时委员会，如果不顾苏联反对的理由成立临时委员会，苏联将拒绝参加”。^⑦

在朝鲜问题列入联大议程的情况下，苏联调整了随后的斗争策略。10月23日，苏联外长莫洛托夫(Molotov)指示维辛斯基，强调“再次发言提议从议程中取消是不合适的”，并阐述了政治委员会讨论美国提案时苏联应遵循的原则。^⑧10月28日和29日，苏联代表向联大政治委员会提出了两项反提案：一是美苏军队于1948年初同时从朝鲜撤退，二是邀请北、南朝鲜选出朝鲜人民的代表参加朝鲜问题的讨论。^⑨由于无法赢得多数的支持，10月31日，苏联的两个提案均被政治委员会否决，美国的提案获得通过。

11月14日，联大讨论了关于朝鲜独立问题的议案。苏联代表葛罗米柯(Gromyko)在会上批评美国的提案不是在解决朝鲜问题，而是在解决朝鲜问题的道路上设置障碍，但大会还是通过了美国的议案，决定成立联大临时委员会^⑩监督朝鲜的国民议会代表的选举，并监督召开国民会议组建国民政府。临时委员会由澳大利亚等九国组成，随时向联大或小型联大报告朝鲜问题的解决情况。^①“联大临时委员会就这样合乎逻辑地成了美苏联合委员会的继任者”。^②

1948年1月8日，以印度代表梅农(Menon)为主席的35名临时委员会成员抵达汉城。1月15日，委员会宣布将根据联合国决议，监督朝鲜的国民议会选举并组建朝鲜政府。1月16日，委员会致函苏联占领当局，要求会见苏军司令。苏军占领当局公开声明，“将不与委员会发生任何关系”，^③并拒绝委员会成员进入三八线以北地区，拒绝接收委员会邮发的信函，委员会的工作陷入了僵局。

2月4一6日，临时委员会成员召开会议，决定向小型联大提交建议案，建议之一就是临时委员会在朝鲜南部地区监督进行选举，并成立一个代表全朝鲜的政府。2月26日，小型联大通过决议，授权委员会成员监督在朝鲜南部进行选举。2月28日，临时委员会宣布，5月10以前监督朝鲜进行国民议会代表的选举。小型联大关于在朝鲜南部单独进行选举的决定，“从法律上使朝鲜的分裂固定了下来。”^④5月10日，南朝鲜在临时委员会成员的监督下进行了选举。选举产生的国会于7月17日制定了宪法，8月15日成立了大韩民国政府。8月25日，北朝鲜也进行了最高人民会议选举。9月9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朝鲜半岛的分裂成为现实。

苏美作为战后进入朝鲜的两大外部力量，把握着战后朝鲜事务的主导权。在决定朝鲜政治命运的问题上，双方都没有考虑朝鲜民族的向好发展，更多的是考虑如何利用朝鲜来制约对方。由于苏美矛盾的激化，托管朝鲜的莫斯科协定无法落实，而美国把朝鲜问题提交联合国的做法，则削弱了苏联在朝鲜问题上的主导权。由于当时的联合国被看作是“美国统治集团驯服的工具”，^⑤苏联也无法促使联合国通过有利于自己的决议，更多的是拒绝承认联合国决议的有效性，拒绝与联合国在朝鲜问题上进行合作，一定程度上也加剧了朝鲜南北方之间的政治对抗。

朝鲜战争爆发后，由于苏联没有及时返回安理会，导致安理会迅速通过决议，授权美国组建“联合国军”，向南朝鲜提供帮助。7月8日，麦克阿瑟(MacArthur)被任命为“联合国军”总司令，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全面介入了朝鲜战争。在缺席安理会的日子里，苏联拒绝承认安理会决议的法律效力，谴责美国对朝鲜的武装干涉，但这对朝鲜的形势都无济于事。随着朝鲜战事的发展，在意识到缺席安理会并不能约束美国反而使自己更加被动的情况下，苏联利用担任轮值主席的机会，于8月1日返回了安理会。

苏联返回安理会后，尽快促成停火、和平解决朝鲜问题成为联合国关注的焦点。8月4日，马立克就提出了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议案，建议邀请中、朝代表参加朝鲜问题的讨论，以停止朝鲜的敌对行动，撤出朝鲜的外国军队。由于美苏在朝鲜问题上的立场相去甚远，联合国军正在胜利进军，苏联的提案没有被采纳。9月中旬，第五届联大开幕以后，美国提议把朝鲜问题列入大会议程。鉴于仁川战役后北朝鲜在军事上的被动局面，苏联没有反对美国的提议，并且还“设法向西方国家的外交官表明苏联愿意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态度”。^⑥9月26日，纽约银行副总裁兰开斯特(Lancaster)向苏联驻联合国副代表察拉普金(Tsarapkin)表示，“如果您的使团的任何人想同美国国务院代表会见，他可以安排在自己长岛曼格塞特的家中举行这种会晤”。^⑦9月27日，斯大林决定由苏联外交部责成马立克尽快寻找机会与美国国务院代表接触。同一天，葛罗米柯致电出席联大的维辛斯基说，“马立克应当听取国务院代表的意见，如果美国人在向和平解决朝鲜问题方面明显向前迈出一步，则向其声明，他(马立克)将考虑会谈中提出的问题，并在下次会晤时做出答复”。^①

9月30日，英国和澳大利亚等8国代表团就朝鲜问题向联大提交了一个以美国建议为蓝本的提案。10月1日，联共(布)中央指示苏联驻联合国代表团，向大会提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新建议，主要内容包括朝鲜交战各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联合国军立即从朝鲜撤出、在最短的时间内举行朝鲜全民的国会选举、北朝鲜和南朝鲜代表人数均等。^②10月7日，第五届联大否决了苏联的提案，通过了8国提案。该议案指出，联合国军队不能从朝鲜撤退，拟组建“联合国朝鲜统一委员会”，以实现全朝鲜统一、独立和民主政府的建立。^③

志愿军入朝作战以后，朝鲜战局发生了有利于北朝鲜的改变。随着中朝军队在朝鲜战场上的不断胜利，美国及其盟国再次表现出急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意愿。12月14日，五届联大通过了以印度为代表的亚非13国提案，决定组织一个由联大主席和印度、加拿大代表组成的三人停火委员会，确定可以在朝鲜议定满意的停火基础，并尽快向大会提出建议。^④

1951年1月11日，联大政治委员会讨论了三人委员会提出的停火议案。该议案主张立即实现停火，召开政治会议以恢复和平，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在朝鲜举行选举并为统一和管理朝鲜做出安排，甚至建议停火之后召开一次美英苏中四国会议，解决包括中国的台湾问题和中国在联合国代表权的问题在内的远东问题。^⑤苏联代表马立克认为，“首先中国没有参加该议案的讨论，其次该议案没有对美国从朝鲜撤军提供保障，最后该议案是具有威胁性质的最后通牒，所以不能作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基础”，^⑥最终委员会还是通过了这一议案。对于美国来说，支持或者反对这个计划“都具有危险性”，一方面会“失去朝鲜人的信心，并引起国会和舆论界的愤怒”；另一方面会失去美国“在联合国中的多数和支持”。所以选择支持这一方案，是因为美国“热切地希望并相信，中国人会拒绝这个决议”，以促使其盟国“把中国人作为侵略者进行谴责”。^⑦

仁川战役之后，苏联一度寻求在联合国框架下和平解决朝鲜问题，但志愿军入朝作战扭转战局以后，苏联转而又倾向于武力统一朝鲜。出于对中朝军队联合作战的过高期待，苏联对美国在停战问题上被迫表现出的灵活性缺乏冷静分析，结果错失了一次促成停战的机会。联合国外交斡旋朝鲜停战未果的事实表明，“除非交战双方耗尽所能也无法在战场上获胜，否则在朝鲜就没有和平”。^⑧经过反复拉锯式的运动战较量，到1951年5月，战线在三八线附近稳定下来，交战双方都认识到用现有的手段很难将对方赶出朝鲜半岛，于是通过谈判实现停战成为可能。

美国一向重视苏联对朝鲜停战的影响。早在1951年3月17日，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就向艾奇逊表示，“在朝鲜停火或改善我们在朝鲜处境的时刻已经来临”，“任何不包括苏联在内的安排都是靠不住的”。^⑨艾奇逊也认为，谋求停火应“通过苏联来直接进行”。^⑩

由于苏联没有公开介入朝鲜战争，不可能与美国直接谈判，联合国就成为双方沟通的重要渠道。5月2日的安理会会议之后，美国代表弗兰克·科里根(Frank·Corrigan)和汤姆斯·科里(Thomas Cory)受苏联代表马立克的邀请，^⑪一同驱车前往曼哈顿，在车上就朝鲜停战问题进行了交谈。美国代表称，“美国希望在体面的条件下和平解决朝鲜战争”。马立克表示，“一切在体面条件下的解决办法必须对有关各方(指北朝鲜和中国)都是体面的”，“朝鲜的争端可以而且应该通过美苏两国政府的讨论加以解决”。^①期间，马立克问到凯南的近况，并说“凯南的建议对美国政府肯定是管用的”。^②美国代表认为，“马立克明显表示愿意和我们谈论美苏关系，……应该与他接触”。^③有人担心这可能是斯大林设的一个圈套，但国务院的戴维斯(Davis)认为，有一个办法可以把美国中圈套的风险降到最低，就是与苏联接触的代表“既不是现任高官，还能代表政府说话，也能保守秘密，这个人就是凯南”。^④据此国务院决定，邀请正在普林斯顿大学执教的凯南与马立克进行秘密接触。

凯南是美国著名的“苏联通”，“凭借自己的俄语修养和对苏联制度的了解，单独代表美国直接与苏联方面进行某种方式的高层秘密谈判，以便缓解冷战的紧张气氛，是他追求的一个梦想”。^⑤5月26日，凯南致信察拉普金，请他转告马立克，“倘若他们俩人能在近日某个时候进行一次私邸谈话是有益的”。5月29日，凯南被告知将于31日在纽约马立克的寓所会面。^⑥5月31日，凯南拜访了马立克，表示“来访要谈的问题就是在朝鲜停火的可能性”。他告诉马立克，“如果能做到大体上按照双方目前所占的地区停止敌对行动，并认识到应建立某种类型的监督机构，向有关各方保证停火不会被他方利用来集聚新的兵力、发动新的攻势，在这个立场上来探讨问题是有好处的。”马立克暗示，“如果美国有更详细的建议，苏联政府可能对此感兴趣”。凯南表示，“在不能确定苏联政府对于在类似的基础上结束冲突是否感兴趣之前，谈具体的细节没有多大用处”。^⑦

6月5日，马立克和凯南再次会晤。马立克表示，“苏联政府希望和平并尽早解决朝鲜问题，由于苏联没有介入朝鲜的冲突，因此将不参加关于停火问题的任何讨论，任何解决问题的途径都必须通过中国人和北朝鲜人”。^⑧凯南认为，马立克的答复，“一定是经过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批准的，因此必须把它看成是苏联政府的重大政策声明”。“根据苏联的答复看，停火协议最终还是可以达成的”。^⑨凯南希望美国“不要迟疑，要知难而进，立即采取行动实现停火。”^⑩

在凯南与马立克秘密接触的同时，中国领导人也根据朝鲜前线的形势，做出了通过谈判实现停战的决策。在征得斯大林的同意后，6月10日，高岗和金日成飞抵莫斯科，与苏联商谈关于朝鲜战争的问题。6月13日，斯大林在给毛泽东的电报中表示，“我们认为，现在停战是好事”。^⑪同一天，毛泽东通过高岗和金日成向斯大林提议，关于停战谈判的问题，最好“等待敌方提出”，或者“最好由苏联政府根据凯南的声明向美国政府试探停战问题”。^⑫6月23日，马立克在联合国新闻部发表的广播演说中指出，“朝鲜的武装冲突——目前最尖锐的问题——也是能够解决的。要做到这一点，各方就必须有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意愿。苏联人民认为，作为谈判的第一步，交战双方首先应该讨论停火与休战以及双方军队撤离三八线的问题”。⑬演说没有谈及外国军队撤出朝鲜、中国的联合国席位和台湾问题。

6月27日，美国驻苏大使柯克(Kirk)拜访了葛罗米柯，求证马立克的观点是否是苏联政府的观点。葛罗米柯表示，“作为苏联的官方代表，马立克的发言无需加以说明”。^⑭柯克在当天发给艾奇逊的电报中说，马立克的声明代表了苏联政府的观点，并确认谈判停战是由战争双方的军事司令部派出代表达成一项停战的军事协议，作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第一步。谈判只限于解决军事问题，不涉及政治和领土问题。^⑮

“正是受到柯克与葛罗米柯谈话的鼓舞，杜鲁门政府指示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Ridgway)发表了建议朝鲜战争交战方司令会面的演说”。^⑯6月30日，李奇微首先发表了关于进行停战谈判的声明。7月1日，志愿军司令彭德怀和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金日成联名致电李奇微，表示愿意举行关于停止军事行动和建立和平的谈判，朝鲜战争进入了“边打边谈”的阶段。

“促成朝鲜停战谈判的开始，是联合国在冷战时期令人担心的第一场热战时期取得的最大成就”。^①苏联在不愿意就停战谈判问题与美国直接对话的情况下，通过联合国这一沟通渠道，表达了对朝鲜停战谈判的看法。此举既无损于苏联朝鲜战争非交战方的立场，又有利于中朝在停战谈判问题上争取主动，还满足了美国希望苏联对启动停战谈判发挥作用的要求。苏美在联合国平台上关于启动朝鲜停战谈判的沟通，具有明显的双赢效果。

根据1949年《关于战俘待遇之日内瓦公约》的规定，战争结束战俘应该毫不迟疑地释放并遣返。战俘遣返谈判开始前，毛泽东“主张有多少换多少，估计不难达成协议”。^②然而，由于美国顽固坚持“自愿遣返”原则，导致战俘问题竟然成为实现停战的主要障碍。

1951年12月11日，战俘遣返谈判开始后，中国坚决主张按照《日内瓦公约》全部遣返，美国则坚持根据战俘意愿自愿遣返，导致谈判一直处于僵持状态。期间，朝方一度希望中方放弃全部遣返原则，以便尽快实现停战，但经过斯大林的调解，最后同意支持全部遣返。1952年10月8日，由于双方仍旧不能达成一致，美方代表宣布无限期休会，谈判陷入了僵局。

“自从10月8日板门店谈判无限期休会，主要斗争就转移到了联合国”。^③9月15日，在得知联大即将讨论朝鲜问题、墨西哥将就战俘问题提出建议的情况下，毛泽东致电正在莫斯科访问的周恩来，要他向斯大林说明，“在联合国大会讨论朝鲜问题的提议是美国倡议的，墨西哥的提议是根据美国的倡议。美国已经在联合国大会上表示愿意讨论这一问题。我们打算反对这种做法。请征求菲利波夫^④同志的意见，对该问题我们应持何立场。”^⑤

9月17日，斯大林在给毛泽东的电报中说，“我们同意您的看法，墨西哥人的建议不可接受，……墨西哥人只是美国的代言人。如果墨西哥人向联合国提出自己的建议，苏联代表团将因其不符合在朝鲜停战的利益而否决这一建议。^⑥9月19日，斯大林在与周恩来会谈时表示，“我们主张遣返全部战俘，这也符合中方的立场，如果在此基础上达不成协定，那么，把战俘交给联合国是不行的，因为联合国是交战方”。周恩来征求斯大林对停火然后把整个战俘问题留到以后讨论的建议，斯大林表示，“这项建议作为可用方案之一是可以的，但美国未必接受”。周恩来表示，“美国也许将把这个问题提交联合国大会”，斯大林说“果真这样就好了”。^⑦

第七届联大的“中心议题是如何在朝鲜实现停战”，此时“停战问题已集中在战俘遣返问题上”。^⑧10月18日，联大否决了波兰代表团提出的关于停止军事行动、全部遣返战俘和外国军队撤出朝鲜的议案。10月24日，美英等21国的提案，呼吁中朝方面接受“自愿遣返”战俘的主张，尽快实现朝鲜停战。10月29日，维辛斯基在联大发言指出，“美国坚持所谓的战俘自愿遣返，粗暴地违反1949年日内瓦战俘公约”，应成立“朝鲜问题和平调解委员会”，吸收当事国家和其他国家的代表参加，在该委员会监督下由朝鲜人自己实现朝鲜的统一。^⑨

11月3日，墨西哥代表团向联大政治委员会提交了议案，建议停战协定一经签署，立即遣返自愿遣返的战俘，在朝鲜问题政治解决之前，所有拒绝遣返的战俘应允许前往其他国家。由于该议案明显支持美国自愿遣返的原则，遭到苏联的坚决反对，最终未能通过。

11月17日，印度代表团向联大政治委员会也提交了一份议案，建议把所有战俘交由美、英、苏、中等11国组成的特别遣返委员会管辖，愿意遣返的立即遣返，拒绝遣返的在停战协议签订90天以后交由协议规定召开的政治会议解决。11月24日，维辛斯基在联大发言时指出，“印度的决议草案同1949年日内瓦战俘公约相矛盾，没有提及必须立即停止朝鲜的流血冲突”。^①12月1日，联大政治委员会通过了丹麦代表团提出的对印度议案的修正案。修正案规定，如果在30天内战俘问题在政治会议上得不到解决，该问题转交联合国。12月3日，联大全体会议以绝对多数通过了印度的议案。由于该议案与中苏对战俘问题的立场相去甚远，即便联大通过也无法落到实处。1953年2月24日，在七届联大第二次会议上，苏联代表继续支持中国全部遣返战俘的原则，战俘问题的僵局仍然无法打破。

由于苏联的反对，美国始终没有实现通过联合国根据自愿原则遣返战俘的政治意图。斯大林去世后，苏联新领导人调整了在朝鲜问题上的政策，不再坚持全部遣返战俘的原则，中国被迫作出让步，谈判双方终于就战俘问题达成一致，并于7月27日签署了停战协定，朝鲜战争正式结束。战俘问题的最后解决与苏联的政策调整密切相关，与联合国没有太大的关系，此处不再赘述。

通过对联合国框架下苏联与朝鲜战争关系的考察，我们可以看到，由于美苏之间的严重对立，朝鲜问题提交联合国后，苏联选择了抵制联合国决议的决策，结果使朝鲜不可避免地走向了分裂。朝鲜战争爆发后，苏联没有及时返回安理会，致使美国对朝鲜战争的干涉具有了“合法性”，造成了苏联在朝鲜战争问题上最主要的决策失误。志愿军入朝作战扭转北朝鲜的被动局面后，苏联对于联合国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努力反应过于僵硬，拒绝1951年1月联大停火议案的决策，错失了及时实现朝鲜停战的机会。朝鲜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苏联推动交战双方成功启动停战谈判，这是苏联在联合国平台上最富有成效的举措。在美国把战俘问题提交联合国后，苏联坚决支持中国全部遣返的原则，阻止了美国利用联合国自愿遣返战俘的企图。虽然这一回合的外交斗争没有使联合国通过不利于中国的决议，但战俘遣返谈判的裹足不前也使停战协定的达成迟迟不能实现。从朝鲜问题提交联合国，到朝鲜战争爆发，再到战争结束，在联合国这一外交平台上，苏联的决策既有处于少数的被迫无奈，也有利己考虑的错误抉择；既有基于现实的有效斡旋，也有原则问题上的决不妥协，其出发点首先是要保证苏联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其次是要兼顾社会主义阵营的利益。由于美苏之间的冷战对抗，苏联对当时受美国操纵的联合国缺乏信任，因此苏美在联合国这一平台上围绕朝鲜战争的博弈，结果更多地表现为“零和”，较少表现为“双赢”。这种大体上多为“零和”的博弈，对朝鲜战争的升级和朝鲜停战的实现产生了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