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75年瑞典哈马绍(Dag Hjalmar Agne Carl Hammarskjöld)财团在联合国特别经济会议报告(《What Now》)中第一次使用了“另一种发展”(Another Development)概念开始，“内生发展(endogenous development)”开始被广泛关注与讨论。这种讨论在后工业化之后的欧洲开始，迅速波及到了“快速后发工业化”之后的亚洲，其关心的一个主要议题是：工业开发型城市化及资本流动型全球化背景下，“本土”乡村的急剧“空心化”和“衰竭化”问题如何解决？讨论主要在欧洲的英国和亚洲的日本展开，其主要观点是：新自由主义国家的强力存在致使农村社会和地方城市被持续边缘化，要改变这种状态就需要培养地方社会的内生发展能力，推进社会改良运动。

类似讨论，同一时期在我国也曾经被广泛提起，但是，它却是以国民国家“自力更生的‘大跃进’模式”发展重工业(农业被明显忽略)对抗西方世界的方式提出，“以人的基本精神与传统为基础，尊重发展多样性，重视‘社区’存在与自立”的内生发展思想被阵营对立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目前，我国城乡、工农的非均衡发展已经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如何推进乡村社会的健康发展已经成为今后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在此背景下中央提出“新型城镇化”的发展理念，但是如何解读却是一个难题——本文通过对内生发展理论在欧洲和亚洲的演进过程进行分析，试图从该理论的视角对“新型城镇化”策略进行诠释。

内生型发展(endogenous development)上个世纪末在西方社会学研究领域是一个常用的术语，而在同时期的我国则鲜有提及。在西方它作为一个理论被广泛运用到农村发展的相关研究中，它起源于经济学、应用于社会学。但是，即使讨论诸多，却没有一个准确的定论，欧洲的讨论强调本土资本的开发与强化，亚洲则更加重视“传统再造”及“多元主义”。

继1975年报告之后，哈马绍财团1977年出版了《另一种发展(Another Development)》，在该书中，针对经济成长优先的发展模式，提出了五点主张：(1)发展的目标，不只是财物的无限度增加，而是应该指向满足人们物质的以及精神的基本需求；(2)应该尊重发展方式的多元性；(3)应该是自立的；(4)环保的和健全的；(5)需要应对经济社会结构的变化。^①在此基础上，日本学者西川润，对内生发展模式进行了进一步的阐述，他认为：(1)内生发展模式有必要转换经济学的基本理念，而实现经济人向社会人的转变，应该把人类的人性发展作为终极目标；(2)内生发展应该否定他律型·支配型发展理念，建设分化整合、人类解放等多元共生的均衡社会；(3)内生发展的组织形态应该与参加型、合作主义、自主管理的社会心态相关联；(4)内生发展应该具备以地方分权与生态重视为基础的自立性、恒常性特征。^②

作为国际开发理论，最初以文本形式提出是在198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编撰的《内生发展战略》一书中，该书认为：“内生的和以人为中心的发展有两个基本要求：在形式上，发展应该是从内部产生的；在目的上，发展应该是为人服务的。”^③1990年“联合国开发计划”以“人类发展报告”的形式把此观点进一步展示在世人面前，指出：开发的目标应该从经济成长向人的成长、能力重视及多元选择等方向转换。^④

首先，在欧洲的讨论中，主要围绕资本与市场如何促进生产力发展展开。Guglielmo Maria Caporale, Peter Howells和Alaa M.Soliman主要从重新审视股票市场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讨论。他把长期内股票市场影响经济增长的路径依赖作为理论依据，认为内生型增长模式的假设是在金融发展通过投资水平对生产力水平产生影响上引起更高的经济增长。这一研究通过从四个国家的抽样中所取得的数据实证探索了经济发展的因果增值技术，认为投资型生产力开发是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路径。^⑤与此同时，它也对“投资依赖”进行了适当反思：认为在传统的增长理论中，增长速度是外生型技术进步的一个积极功能，但是，经济发展并不是与经济增长相关的，而是与每名工人的有形资本(比如工人的福利及权利—作者注)相关。^⑥与此讨论不同，Dennis A.Kopf详尽讨论了内生增长理论(EGT)，认为内生增长与新古典经济学模式不同——经济的长远增长是内生性的，或者受人为决定所驱使，并强调资助教育和研发将是保证长期经济增长的基本动力^⑦。Sapir F, Hue K.认为近期的政策研究报告也支持这种观点，声称相比美国来说缺乏教育支出是导致经合组织国家经济增长放缓的主要原因。^⑧科技发展的投入者一般来说主要是地方政府，这种投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内发的过程，简而言之，投入型经济增长表面上看是外发过程，但是实际上其主要目的是促进投资主体的“能力提升”，这本身就是一个“内在促进”的力量。

其次，与欧洲的讨论局限于理论层面不同，日本的研究更加趋向操作化。宫本宪一通过其对战后日本区域开发的研究提出了“宫本内生发展理论”。宫本在其《城市经济论》中提出“为了破解大都市发展迟滞问题，应该深入确立大都市的自治能力，以引导开发投入模式让位于内生发展模式，‘城市文化’应该向有着深厚文化传统的‘农村文化’学习”^①。以此为起点，他对内生型发展作了如下定义“区域的企业及组织应该基于自主学习确立发展规划，在自主技术创新的基础上，利用以不破坏环境为前提的有效资源，建立以自治为基础的以提高本区域民众福祉为目标的符合自身文化特色的经济开发模式。在此基础上，作为自身发展的内生方式应对外生型开发，不是简单拒绝外来资本与技术，而是“应该以区域企业、工会、行业协会作为组织、个人、区域自治体的主体来自主决定是否引入发达区域的技术和资本”。^②在诸多的讨论基础上，宫本对区域经济社会内生发展提出了4点主张^③：(1)区域开发不是大企业和政府的简单投入型事业，应该以现地的技术、产业、文化为基础，以区域内的市场为对象推进以现地民众为主体的学习型和规划型发展模式；(2)开发是以保护环境为前提的，终极目标是建立环境优美的和谐社区，这一过程应该遵循提高现地民众福祉和文化繁荣——即尊重现地居民基本人权为总目标的开发模式；(3)不应该限定特定的产业业种，应该积极推进产业形态的多样化，并建立与区域产业高度相关的在所有生产阶段区域民众均可获得附加值分配的企业制度；(4)建立民众参与制度，自治体作为民意的代表，具有超越规划决定资本运作及土地利用的自治权。归纳来看，宫本内生发展论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第一，坚持开发不应该积极局限于经济，而是应该注重环境、社区、福祉、文化的均衡发展；第二，方法上应该考虑区域原有产业形态，在与原产业建立必要联系的基础上把产业附加值以及社会剩余价值还原给区域的福祉、教育以及文化建设；第三，行动主体应该是区域自治基础上的民众，但要求民众强化学习。关于第三点，宫本认为“农村内生发展的成功案例应该值得肯定，农村的自治体及产业组织的代表‘农协’始终发挥着重要作用”^④

内生发展作为经济学的理论提出后，很快被社会学者从发展的视角进行再解读，其总的观点是：发展是社会进步的重要表现形式，而其终极显示是人的发展。

首先，欧洲学者对发展的讨论更多集中在价值取向方面。德尼·古莱认为发展的核心问题是美好生活、公正社会与尊重大自然，他指出有三种价值观是所有个人和社会都在普遍追求的目标：最大限度的生存、自尊和自由。^⑤弗朗索瓦·佩鲁提出整体的、内生的和综合的、以人为本的新发展观。整体的发展史指人类整体的各个方面；内生的发展指从内部自力更生，但不排斥国际合作；综合的发展指在工业和农业、对外贸易和内部的生产、资源开发与环境等方面有机的协调；以人为本的发展指开发人的潜力，满足人的基本需要，发展的目标是为了一切人和人的全面发展。^⑥从一系列对于“发展”概念的论述，我们不难发现发展是一个综合的、全面的发展，发展的根本目标是为了人类的进步和满足人类的需求。内生发展的初衷就在于不应牺牲传统文化以提高经济增长，而相反要借助本地资源，结合传统文化从内部进行发展。

其次，1976年日本学者鹤见和子在日本首先倡导“内发性、自生性发展论”。鹤见提出这一理论主要是针对“水俣病”事件的实地调查后展开的，她提出了自己对内生发展的定义。“内生发展，是指实现人类共通目标的一种途径、模式及其形式多样的社会变化过程。所谓共通目标，是指地球上的人群及其集团创造出能满足衣、食、住以及医疗的基本要求，并能发现人的种种可能的发展条件这一目标。其中包含了在人们相互协作下变革国内以及国际的不平衡结构这一命题。实现目标的途径、社会形态、生活方式，是不同地区的人群及其集团按其固有的自然生态环境和传统文化的要求，参照外来的知识、技术、制度而自律地创造出来的。”^①鹤见认为“应该以‘区域’作为内生发展展开的基本平台”，在此“区域应该成为原住民及流动人群相互交流、创造共同价值纽带的场所”这种共同价值就是“传统的再造”，“所谓传统，就是某个区域或群体可以代代延续的结构，这种结构包括‘意识结构型’、‘社会关系型’、‘技术型’三种类型”。她认为建构这种传统的主体就是“作为精英的区域小民”，即“内生发展就是探索小民的创造性”。^②

综上，内生发展理论主张，发展应该是以区域内人的基本能动性为前提的一种均衡发展，作为基本手段的开发要充分注意环境及民众生活质量的改善，其决定权在于现地民众而不是开发主体的政府及企业。这些都对我国目前正在考虑推进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具有借鉴意义，过去那种完全考虑经济效益不顾本土优势的模式显然应该摒弃，而应该推进绿色·可持续的再开发——这其中，核心的问题是要增加农村社会的团结能力、提高农业生产力、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做到与城市及工业的协调发展。

20世纪末西方内生发展理论已经不再讨论全球化的问题而是更多的把视角转向本土区域内的发展不平衡问题——其经典问题是：本土乡村如何发展以应对日益差异化的城乡关系以及农业如何发展以应对工业“掠夺”。其中，1998年英国莱斯特大学的Lan Bowler对于内生型发展的界定值得借鉴。这一研究认为全球化对于农业本土发展有外在的压力，但作为农业本身有一种内生型发展潜力。研究通过对欧洲联盟五个落后地区爱尔兰西部、地处高原的苏格兰北部、奔宁的英格兰、中部的法国及希腊中部进行实证研究提出农业多样化的模式是解决城乡非均衡发展的有效路径。这种农业多样化隐含的就是发展新作物或牲畜、农业旅游和办小工厂等，并指出这种农业多样化情况在空间上是呈现分散形态的。其展开了两个维度的讨论：第一个维度认为特殊农业家庭解释内生型发展是作为一个积极因素而不是被动的战略选择促进乡村发展的。认为农业多样化是由本土变化市场和非农业就业机会以及农业家庭的社会资本来决定的，提倡发展传统“农场经营发展的路子”(paths of farm business development)。五个农场经营发展路子可以利用标准的离散集(discrete sets of criteria)来给出定义，其具有工业化(Industrialising)、传统的(Traditional)、其他获利行动(OGA或者非农业就业)、多样化(Diversifying)、向下发展(Winding down.)几个因素并存的特点；第二个维度关心内生型发展和制度网络之间的关系。从工业地理学中发展出这个理论，其中探讨了“制度厚度”(institutional thickness)问题。这个概念由Amin和Thrift提出，强调工业化发展中的组织能力建设，描述了不同机制相互影响的过程，它的任务是呈现问题、调节冲突和相互合作，认为它有治理和促进本土经济行为的能力。MacLeod进一步明确了体制厚度的四个维度：地域存在(regional presence)、交互式网络(interactive networking)、共同议程(common agenda)、集体代表(collective representation)^③。认为农业的内生模式能够较好的实现与城市及工业的“功能连接”(functional connectivity)，从而实现城乡的均衡发展。^④值得注意的是，整个过程虽然强调农业与城市及工业进行连接以实现增长，但是，却明确了在这一过程中农村社会组织主体地位的重要性。

研究认为，内生型发展进程应该强调本土力量以应对全球化的经济力量。这种发展意味着借助当地资源，发挥自我维持的一个过程^①，这一进程在本土经济^②、弹性的专门领域^③和工业发展^④的背景下推动。在探索地区和农村发展过程中，强调的“自下而上”的战略已与先前主导的“自上而下”或外源性发展范式^⑤截然不同，农村机构的本土网络作用隐含其中^⑥。认为机构的本土网络要去刺激或引导独立存在其中(机构的背景)的内生发展能力，这里“机构”概念可延伸到包括地方的管制代理商、本地政府、公共和私人组织，例如银行、教育、文化范围，和正式自治组织。这就是多元化的一个解释，即一个本土农业通过全球的食物网络对家庭农场的边缘化进行回应。^⑦

农业内生发展主要从直接市场^⑧、有机农业^⑨、具体食物生产^⑩和农业多样化^⑪四个纬度展开。Iacoponi ^⑫运用处理、转换、管理成本提供了农业内生发展得以抵制或提升同全球化竞争能力的理论依据，他们提出了九项具体指标：(1)一个自我为中心(self-centred)和发展的本土进程；(2)基于本土可获得的资源(自然的、人为的和文化的)；(3)依赖的, 生产本土地具体产品和服务；(4)原始组合的社会关系、市场和将本土特征转换成资源的技术能力；(5)为本土资源提供一个新的动力；(6)管理成本高于处理和转换成本；(7)留于本土的发展优势；(8)对发展进程的本土控制；(9)本土价值的发展。这九项指标是目前为止讨论农业内生型发展的最为完备的体系，认为本土是基础，动力从本土资源中产生，走本土进程的道路，在本土发展优势上成熟化，并提供行之有效的控制机制，为本土资源的有效利用发挥促进作用，即提供新的动力。而二、三是内源性发展的表现形式，四、六是衡量内生发展的具体指标。目前，根据对欧洲农业的研究，被认为这九项指标是有效并实用的，它较好地促进了城乡的均衡发展。

20世纪末后此类研究发生了转向。英国纽卡斯尔大学农村经济中心的Christopher Ray着重关注于地域身份，目的是表明身份建构与地方建构之间的联系。^⑬

Christopher Ray指出地域身份建构(领土身份—笔者注)的目的在于是制订战略和落实到地方组织中，这种地方组织可以使本土化协调更多的有效外部力量。该方法试图以提高本土化的意识作为发展政策和行动单位。^⑭换言之，只有农村自组织对地域身份的认同才能组织村落的集体力量帮助村落抵抗外来力量的侵袭，才能摆脱村落只做为行政单位发挥其作用的“虚无形象”。

这个假设是本土经济的福祉(在任何亚国家范围，从一个地区到一个村庄或者它的周边地区)可以通过以资源为基础的发展实现，而实现这一过程的行动则是自然的、人为的、本土化所固有的^⑮。发展需要复原本土经济活动(而不诉诸依赖流动资本)，也需要处理与本土社会基础设施和生活质量等其他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即无论发展行动的形态如何都应该立足于设计和执行的本土参与过程(从而产生主人翁责任感和领土发展的承诺并要按照本土意愿提供一种机制以控制发展过程)。这种行动过程简而言之就是向内看以不断发现、收回或创造领土身份。这一身份的主要来源是文化、历史或物质的(景观/建筑)，关注点从地域自治体转向公民团体，包括公民的创新、创业精神和资本(财政的和智力的)。地域是同时具有全球性和地方性的特质的，而在相反的背景下行动者通过各种形式的战略干预来实现现代性反思。身份在农村发展的领土方法中处于中心位置，我们可以将其概化为公民团体，随着身份的确定：可标志与其他人的不同；使公民提高类似于“在团体中”的意识。^①对此，Mamadou Ndoye进行了进一步说明，认为内生型发展假设文化身份的必然提升，而建立在外生基础上的行为模式、文化和生活方式是无法对本土模式发挥作用的。例如，非洲的教育必须服务于加强非洲文化身份，这将集合并树立鲜明的非洲文化特质。只有有了自己鲜明特质之后，非洲才能最终成为世界经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对非洲做些具体的贡献。^②

Gioacchino Garofoli认为内生型发展的模型保证地方经济体系转型过程的自主权，它通过强调地方社会行动者的决策过程中心地位和控制并内化外部知识和信息的能力来实现，还通过假定普遍地发展自我维持过程。这个过程转型是以地方特征和政府资金变化的能力为基础的。^③这一过程的实现，简而言之就是通过行动者的“公共参与”确定精英领导团队的过程，一个行之有效的系统需要两个“终端”和更具有协调能力的“中介者”。一方面，行动者的公共参与是“民主”的象征，自治组织的发展控制权在行动者手中。而另一方面，可以防止精英的集权化而趋向外生领域。最终使得自治组织是在一个公共框架下运行，并保证内生型利益的有效分配。

Mark Shucksmith认为内生发展较早尝试的另一个相关的难点是确保在发展过程中所有本地居民的充分参与：通常它是在农村地区发展过程中占主导的当地知名人士，以排除被边缘化的个人和团体^④。一个例子是英国农村的发展过程中以相对狭小的“象征主义”参与为标志^⑤，虽然有些领导集团在这方面一直在创新，但是有局限。这一过程中，领导者并没有很好的把“集体”当成其自身的社会资本，而是过多的把以财政目标为导向的检测及评估作为主要的工作方向，从而忽视了集体组织的“能力建设”，这导致资源的分配出现“倾向‘输出’方式”而不是本土福祉，而这一过程本身强化领导者社会资本分配的绝对权力，从而将边缘群体排除在外，不能让他们发挥民主权利。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是领导者确立过程的程式化和迟滞，全体居民没有能够较好的参与领导者的产生过程。

Gioacchino Garofoli认为，内生发展模型要保证地方经济体系转型过程的自主权，而它通过强调地方社会行动者的决策过程中心地位和控制并内化外部知识和信息的能力来实现。这个过程应该以“社会包容力”(social capability)的生产为基础，在地方社会的共同体的层次上建立“转换社会和经济体系的能力”、“应对外部挑战的反应能力”、“社会控制能力”，并强调这种能力即为“集体知识”(collective intelligence)的生产能力。简而言之地方领导是在集体授权基础上的能力集合体，而这种能力恰恰是完成本土化的关键所在。

综上，基于欧洲农村内生发展以应对城市化和工业化挑战的过程中，人们注意到本土能力是至关重要的，只有本土社会具备基本的“可抗衡”能力，才能实现“均衡性”的目标。对此Nemes认为内生发展的概念是与一个更为现代的发展概念相对应而被推动的，而不是简单的二元论^①，是一种混合视角^②，农村发展的内生型组织运作是为了加强一个而不是在反对另一个^③。Christopher Ray认为政治词汇和欠发达地区的社会经济是导致内生发展在区域开发中得以讨论的起因。对于区域而言资本、创新、管理以及技术往往被界定为外生指标，而决策力量和维持领土发展动力的力量以及领土自主权却常常被忽视，内生型发展的任务在于重新复兴这个在全球化时代被冠以对立的、保守的领域，以实现均衡发展和和谐共生。

城镇化在我国上个世纪末成为了学术界讨论的热点，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是“二元城镇化战略”理论^④，所谓“二元城镇化战略”是指在广大落后的农村地域，加快工业化的步伐，通过传统农业向大农业生产、向二、三产业发展过渡，加快农村城镇化; 而在相对发达的城市化地区，实行以城市圈为中心的提高内涵为主的城市化战略。对此李克强针对中国的特殊情况对这一依据进行了发展，提出了“中国经济三元结构论”^⑤的新观点，即“以乡镇企业为代表的中国农村工业部门，既不同于现代工业部门，又有别于传统农业部门，成为介于两者之间的新兴部门”，从而“使国民经济呈现出了传统农业、乡村工业和现代工业三大系统并存的三元结构的新局面”。应把注意力转向农村，就地实现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走从农业部门到农村工业部门再到城市工业部门的转移路线，这是中国国民经济结构转换的唯一选择。目前，中央提出的新型城镇化理念实际上正是这种三元结构理论的进一步阐释：统筹“新四化”发展，需要平衡多方面关系。推进城镇化，核心是人的城镇化，关键是提高城镇化质量，目的是造福百姓和富裕农民。要走集约、节能、生态的新路子，着力提高内在承载力，不能人为“造城”，要实现产业发展和城镇建设融合，让农民工逐步融入城镇。要为农业现代化创造条件、提供市场，实现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辅相成。这种观点除了讨论城乡关系之外，实际上开始更多的关注在这一过程中“人”的问题，这一过程即可被认为是内生发展理论中集中讨论的“另一种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