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工作目前已经成为世界150多个国家的专业性职业，作为一项全球性的专业化职业，追根溯源，其主要源头是欧洲和美国①。正如Midgley(1981)指出的那样“全世界社会工作的思想、方法、价值都借鉴于北美和欧洲(虽不是全部，但带有强烈的盎格鲁—萨克斯元素)：用于培养专业社会工作者的教育资料很多都源于美国，以及英国和其他欧州国家，很多社会工教育者都有过在北美或欧洲的学习经历。总之，社会工作作为一种专业化组织化的职业发展，主要是建立在西方社会文化体制模式之上的。”②今天，伴随着全球化的思潮，这一源于西方社会的社会工作知识体系和实践模式，已以一种越来越快的趋势传播到世界上其他国家。这种传播过程背后的基本前提假设是：社会工作具有普遍适用的方法论以及统一的国际专业认同。但事实上，社会工作不仅仅关涉实践技术和操作性知识，更关涉到这套技术和知识背后的社会文化价值观——这一具有情境性、价值性和非普适性的因素。因此，在引进西方社会工作模式的同时，如何实现社会工作的本土化，使其与本国的社会文化相适宜，就成为一个关键性问题。中国③自20世纪80年代恢复社会工作重建，由于其独特的文化背景以及所处于的历史阶段，社会工作在中国也面临着一系列挑战，因此探寻社会工作的本土化路径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 中国社会工作发展中的挑战 (一) 国际化接轨过程中，缺乏话语权作为一种国际化、专业性的职业，国际社会工作界对社会工作有统一界定，如国际社会工作学院联盟(IASSW)以及国际社会工作联盟(IFSW)共同起草制定了“社会工作教育和培训的全球质量标准”, 尝试“界定哪些质量要素是超越了国家界限，是在多样化实践背景中所共同使用的，从而力图为社会工作寻求一种全球性面孔和专业发展图景，树立社会工作的国际认同①。毫无疑问，在中国，自社会工作恢复重建之始就一直努力与国际社会工作接轨，如翻译西方社会工作经典著作、引进西方各种专业理论和实务技巧、统编各类专业教材和参考资料、组织相关学术团去国外进行考察和学习、参与相关国际会议进行研讨交流，等等。但即便这样努力地进行国际化接轨，高度地认同社会工作的专业性，中国的社会工作仍遇到了来自西方社会工作领域的质疑：中国社会工作不符合国际标准，无论是从伦理价值取向、功能定位，还是从服务关系、实务操作方法等，都表现出“不专业性”。②面对质疑，我们往往会在制度、文化差异的层面来争辩这种评判对我们的“不公”，但无法提供我们自已的本土性原创性的社会工作知识来与所谓的国际化标准对话，更不用说去修正和完善国际标准了。因此，在国际化接轨过程中，中国社会工作缺少话语权，处于被动地位。
(二) 专业化发展过程中，缺乏专业共同体和专业自信中国社会工作恢复重建的三十多年来，接受科班专业教育而进入社会工作岗位的人员比例相对较少。但是纵观中国的社会福利发展历史，我们会发现由政府负责的、非专业化的行政性人员发挥了实际社会工作者的功能。在大力推进社会工作发展的今天，他们都被统称为社会工作者。但实际上为加以区分，他们被称为实际社会工作者，而受过专业教育的则被称为专业社会工作者。③专业社会工作者由于所学与所用之间的鸿沟，在专业实践中仍在苦苦摸索，而后者则由于长期的工作习惯以及在唯“专业化”至上的今天，也放弃了对自己专业发展的要求。当前两者之间的关系不是合作、互补，而是彼此比较的“对象”，身份差异的“对立”方。作为促进理论和实践衔接的专业教学人员，他们的“专家”身份也使他们成为了处于两者之上的评判者，而非一起探索的合作者。在“专家”们专业至上的审视之下，两类社会工作者都不同程度地逐渐丧失了那份原有的工作热情，甚至产生了对专业性的防御抵制。
(三) 社会实践过程中，缺乏知识积累社会工作是一种社会实践过程。在宏观层面上，它“不是一个纯粹的理论认识过程，而是一个具体的、能动的活动过程”；在微观层面上，它是“实际干预和解决问题的活动”。在充满了复杂性、变化性、冲突性、独特性的社会工作问题现场，任何系统的、理性的理论知识并不能直接套用在现实问题之上，而是要通过社会工作者对理论的再加工以及对经验的再提取与分析之后，做出的一种创造性应对，这一应对是一种实践智慧，也是一种知识创生。但回顾我国社会工作的发展历史，一方面，多年来实际发挥了重要效用的行政性“本土社会工作”没有在现代社会工作知识体系建构中留下多少痕迹；另一方面，当前仍处于发展中的专业性社会工作也缺乏对实践经验的理论反思、积累和提升。因此，总结中国的社会工作经验和实践智慧已是当务之急。
二 社会工作本土化的回应1972年联合国第五次国际社会工作培训调查时，社会工作本土化概念第一次被提出来，并被界定为“将社会工作功能和教育与某个国家的文化、经济和社会现实结合起来的过程”。同时，在本世纪初，这一概念开始进入我国学者的视界并成为一个主要的问题。
分析国内社会工作本土化的已有探索，我们可以看出基本有两种不同取向。第一种取向主要是在比较“东方”与“西方”之差异的基础上来强调本土化的必要性，进而力图把“西方专业社会工作”先“嵌入”中国现实，然后再来“转化”“同化”现实，最终达到与国际接轨的“本土化”①②。在这一研究思路中，西方设定的国际标准是本土化的目标，本土社会工作实践主要是有待改造的客体。这一取向的误区在于，忽视了本土化往往是在文化接触中实现的，离开了文化接触以及文化交流，通过无批判的、硬性的“嵌入”来谈社会工作本土化，结果只会带来一种对本土实践理解的偏颇，③无助于中国社会工作自身话语权的建构。
第二种取向更多地在关注本土实践，强调本土自身的社会工作已有的积累与特色，认为本土社会工作可以与来自于西方的社会工作互动，进而在此基础上生成新的更适合我国实践的、更具有专业性的社会工作模式。④⑤这一取向把西方文化与本土的当前文化和历史文化的交流看作是多层面的、动态性的，社会工作实践中的案主、社工以及两者之间的服务关系都处于西方文化与本土文化之间充满动力性的交流背景下。当前，在我国的社会工作本土化的过程中，这一取向逐渐引起关注，是回应当前我国社会工作发展挑战，进一步与国际接轨的一条可能路径，但无奈于长期以来缺乏对我国社会工作现场的关注，缺乏源于一线的本土经验反思以及本土理论建构，因此应对国际化的挑战，这一取向目前表现出“有心无力”。
笔者认为，社会工作本土化涉及到两个方面。首先是我们如何理性应对从西方引入的社会工作理论和实践模式，只有当我们意识到西方的社会工作是否能适合中国本土的时候，我们才能去探究更契合自身的社会工作实践。这既需要理论的支持也需要实践的验证。但当前这方面的研究更多地停留在理论思辨与讨论过程中，虽然有部分研究成果反映了一线社会工作者的声音，但是这主要出于佐证从西方引入的社会工作理论与实践模式在中国实现本土化的必要性。研究者和一线工作者没有形成深度的专业合作关系。对于研究者来说，多是聚焦于教学科研的高校工作人员，大多缺乏从事一线社会工作的实际经验，也缺乏与一线社会工作者的长期紧密联系，在短时间内也难与一线社会工作者有合作的专业同盟关系。另一方面，一线社会工作者目前也处于疲于应对机构或相关行政部门不断安排的各类事务，没有时间去反思引自西方的社会工作理论与实践在中国的适切性问题，也不可能主动与研究者达成工作专业共同体。
其次是如何总结提炼我国已有的本土性的社会工作实践智慧。在西方社会工作处于专业优势、价值强势的高位状态下，本土性的社会工作只有自身增能，才能在接受西方社会工作理论与实践模式时，保持自主性，实现两者之间深入互动，达到本土性社会工作与西方社会工作的互补与互促。但当前的社会工作本土化构想在专业至上主义神圣面纱下，仍是基于西方中心的思维，对西方的社会工作采取“拿来主义”，⑥更多停留在对社会工作“西方中心”的向往与倚重，忽视了对本土已有的社会工作经验的积累、提取与提升，这既使得由“外”而“内”的西方社会工作专业知识失去了“落地生根”的本土化保障，也使得自“下”而“上”的已有社会工作实践经验丧失了本土化提升的信心与可能性。虽有研究者意识到我国已有社会工作实践中存在着宝贵经验并需要我们去关注，但因缺乏系统的实证研究，使得已有的本土性社会工作知识经验梳理基本处于空白。①
三 知识观转向与实践性知识的提出回溯西方20世纪以来的社会工作发展历史，可以发现其中知识观基础经历了重大转向。进入20世纪，实证主义的知识观开始主导社会工作领域。实证主义所推崇的科技理性强调如何应用科学和技术的成就来增进人类的福祉，并倡导科学和科技的绝对胜利。其代表人物孔德(Auguste Comte)曾提出三个原则性信条：实证科学不只是知识的一种形式，也是世界之实证知识的唯一来源；彻底消除人类心灵中的神秘主义、迷信和其他形式的伪知识；科技不再只是几何学、机械或化学的科技，同时也是政治与道德的科技。在实证主义的影响下，那些大量存在于社会工作中面向案主进行实际问题解决和服务的知识，因不能被简化成逻辑与数学的分析模型，不能套用到实证主义知识类别中，而被排斥在科学的社会工作知识体系外。而那些所谓的科学的社会工作知识则主要是“手段—目标”之关系的知识，带有强烈的工具性色彩。在实证主义看来，社会工作专业实践不过是一个问题解决的过程。问题的确定与解决是社会工作专业者在所有的手段中选择一个最能有效达成目标的过程。今天看来，这一工具理性取向的实证主义知识观对社会工作实践造成了误区。因为在真实的社会工作实务现场，对的问题解决需要以厘清问题情境为前提，而具体的问题情境又总是复杂的、多变的，充满了不确定性，在这种情况下，实证主义知识观提供的客观知识无力解决社会工作者现场的情境性问题。但为了获得和提升社会工作的专业地位，很多社会工作研究者又不得不去追逐与生产着处于知识高端的所谓的客观、科学、系统性的知识。这直接导致了社会工作的理论知识与实践之间的巨大鸿沟。
自20世纪八十年代起，在后现代知识观发展的影响，社会工作的知识观基础也在发生着悄然变化，建构主义、诠释主义知识观在社会工作领域的影响力渐增。其中迈克尔·波兰尼(Michael Polanyi)的“默会知识论”具有很大启示。波兰尼在《个人知识：迈向后批判哲学》中对知识的个人性以及缄默性等提出了比较深刻的诠释。他认为知识不纯是客观的、文本的，知识之中包含着激情、取向、偏好、兴趣等个性化的因素，是个人性与客观性的结合。他认为，通常可以描述出来的以文字、图表和数学公式加以表达的知识，其实只是知识的一种类型。还有很多未被描述出来的知识，如我们在做某事的行动中所拥有的知识。他将前者称为“可言传知识”，后者则称为“默会知识”。他认为在个人知识体系中，可言传知识仅仅占了很少一部分，更多的是默会知识。②这一知识观的提出，使知识脱离了“理性主义”的操控而成为“人”的知识，“人”成为知识的衡量尺度，成为个人生活史的一部分，这为实践性知识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实践性知识(practical knowledge)，即专业实践者在动态、复杂的专业现场所建构生成的关于如何处理具体专业实践问题的知识。当前对实践性知识的深入研究主要聚焦在专业实践中。舍恩(Donald schon)在其著作《反思性实践者——专业工作者如何在行动中思考》中通过对建筑师、城市工程学家、经营管理专家、精神分析专家等人群的专业实践的案例研究，提出“专业人士具有某种特殊的知识，这种知识存在于行动当中，每个胜任工作的人都有一套关于如何去做的知识，通过在实践中不断地处理问题使实践认识内隐、自然和自动化。”③
作为一项受情境影响的专业活动，社会工作者在工作现场所使用的也往往是实践性知识。早在20世纪初，美国的艾德米斯·霍尔就关注到这一问题。他曾是美国睦邻组织运动的一面旗帜，与杜威以及米德等有着密切联系，并受他们学术思想的影响，倾向于以一种人文的、民主的方式去解决社会问题，以参与和理解的范式质疑社会工作技术理性取向，反对采用一种技术定向的方式去理解人类和社会问题。他挑战了当时里士满领导的慈善组织会社(COS)所倡导的采用科学计量来诊断问题的“科学”观点，质疑那些仅仅建立在专家的科学知识基础上的理解，强调内隐的实践性知识对问题的解决更有效。这一学派对实践的重要一直影响着后来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古德斯坦(Goldstein)认为“在日常实务中，社会工作者运用的并非系统的理论性知识，相反，直觉性(包括习惯性)的知识才是最重要的”①。我国学者在思考社会工作本土化与专业化建构的过程中，也发现“社会工作者的社会工作知识基本来自于真实情境中的实践而非课堂上的灌输，来自于他们对处境化了的社会生活实践的反思，而非教科书上的教条及其背诵，一句话，社会工作知识是一种默会知识。②
四 实践性知识视角引入社会工作本土化建构的意义引入实践性知识的研究视角，关注社会工作的情境性、实践性，对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建构有重要意义。
首先，有助于建立专业共同体，拓展社会工作知识范畴。社会工作者是知识的创生者，而非仅仅是专业理论的接受者；西方的社会工作知识向东方的传播也非是单向的，东方同样应该而且可以为西方的社会工作知识体系提供借鉴。因此，在我国社会工作本土化的过程中，积极引入实践性知识的视角，将有助于弥合专业理论与专业实践之间二元对立的鸿沟，有助于社会工作理论研究者与实践者之间形成对话交流的专业共同体，将有助于传统的行政性非专业社会工作者和当前力推的专业性社会工作者之间形成优势互补的专业共同体。这种专业共同体内部的各方对话，将为社会工作专业的稳定和发展提供广阔空间，③进而有利于系统积累与提炼那些在中国当前的社会文化情境下，进行社会工作最有效的知识与方法。这种与本土社会工作者一起工作而积累和创生的实践性知识，将与专业理论知识相互促进，补充发展，并且成为社会工作知识体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
其次，有助于加强对社会工作现场的关注和研究，积累本土社会工作知识。在社会工作的实践现场，活跃着传统文化的、政治意识形态的、体制制度的、市场经济消费文化的各种知识与价值观要素，它们共同构成了社工实践的文化生态环境，也决定着社会工作者实践性知识的构建：不是简单线性地把专业理论应用到实践中去，而是参照专业理论框架，基于对具体实践情境的判断，不断建构生成实践性知识的过程。通过分析这些实践性知识，就可以透视哪些社会文化因素在对社会工作真实地发生着影响，它们之间又是何种关系，以什么样方式来具体发生作用。
再次，有助于检验社会工作的本土化，提升社会工作的实效性，促进本土化过程中的中西对话。实效性是社会工作重要的评价角度。从纵向的历史发展来看，中国传统的行政性、非专业性的社会工作有着深刻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基础，曾发挥了重要效用，直至今天，大规模的福利性、服务性、公益性活动仍由其主要承担。因此对这一领域中实践性知识的审视，可以透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哪些要素在今天仍然是“活着”的，有影响力的，这些要素又是如何实质性地影响着当代中国人，这不仅有助于回答“如何本土化”，也有助于回答“什么是有效的”社会工作。从横向发展来看，引自西文的社会知识体系在中国的发展既有其符合社会工作规律的一些普遍性，也有其因文化、价值观差异而产生的“水土不服”，因此如何更好地对话国际化，需要我们回归到实践中，通过实践的有效标准来判定分析国外社会工作理论在中国的契合性与生长点。
五 结语回顾中国社会工作发展历程，展望未来走向，提升中国社会工作的本土化建构水平，我们需要自觉地总结与创生中国的社会工作知识体系。目前社会工作本土化的研究多关注于“要本土化”的讨论，即便有“如何本土化”的声音，也多限于“应该”或“可能”的思考层面，缺乏对“本土化”的基础——实践性知识——的考察。实践性知识作为社会工作者在回应不同人群的专业实践中所建构生成的一种知识形态，它恰好处在具有西方文化价值涉入性的社工专业知识架构和具有本土文化境遇性的社工专业现场之间的交汇处，恰好处在体现抽象化概括化的理论逻辑和体现情境化个体化的实践逻辑之间的交汇处。因此，深入到生态化、情境化、动态性的社会工作实践现场，通过对这一知识形态的透视和解析，可为社会工作的本土化构建提供坚实的社会文化基础与具体的操作性路径。沿着实践性知识发展的路径，加强社会工作研究人员与社会工作者之间的合作联盟, 通过反思与提炼, 我们不仅可以在实践中建构中国社会工作的知识体系，而且还可以在此基础上与西方社会工作知识体系对话。恰如有研究者所说的“现在是时候去挑战以往那种社会工作知识与实践在国际间的单向流动的局面了，(西方的)社会工作也应该向第三世界进行学习”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