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皇帝与士人之间有诸多沟通方式，策问便是其中之一。策问产生于西汉，皇帝通过策问，向士人征询对当前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看法，士人则针对策问，用对策来表达自己的观点，提出建议，供皇帝参考。同时，皇帝也可据此判断士人的政治识见和处事能力，进而将其置于合适的职位。科举制度产生以后，策问和对策演变为制度化的试策，成为一种重要的考试方式。唐代科举，无论常科还是制科，诸科目中几乎无不试策，其地位之高不言而喻。①到了宋代，无论科举经历了怎样的变革，试策制度一直在各级考试中保留，地位不曾动摇。元、明、清三代，试策也始终是考试方式之一，并为最高层级的殿试所采用，在皇帝和士人心目中占据重要位置。
一 本文论题与研究现状宋代科举中，策问一般都以主司的口吻写成，只有常科和制科的殿试策问，是以皇帝口吻写成，可以称为“皇帝之问”。常科考试最后设置殿试环节，是宋代首创的制度。从熙宁三年(1070)开始，常科殿试只试策一道，非但终宋之世未变，也为元、明、清所继承。宋代制科分为阁试和殿试两个环节，阁试六论，殿试策一道。也就是说，在常科和制科的最后考试——殿试中，当考生得以直面皇帝之时，他们不再需要写诗作赋或议论经义，甚至毋须撰论，只要回答皇帝的策问。
就当前的情况而言，史学界感兴趣的是策问中包含的“历史”和史料。比如艾尔曼(Benjamin Elman)通过明代乡试和会试的策问研究当时史学观念的转变，①冯尔康讨论清代前期殿试策问与时政的关系，②章清用策问呈现晚清中国的“历史记忆”，③刘海峰从整体上阐述科场策问的史料价值。④上述研究努力彰显过去学界所忽略的策问中所涵摄的历史信息，为讨论各自关注的史学问题服务，其中心在策问背后之“历史”。在文学研究界，对策文的研究由来已久，而策问近年来也被视作一种文体，其“文体特性”被不断定义、描述和阐发。如吴承学从明人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的论述出发，不仅指出策问“通常注重文采辞藻，讲究用典，语言骈俪”，而且“不仅仅发‘问’，往往是以‘论’带‘问’的，甚至是以‘论’为主，篇末见‘问’”，据此认为“古代的策问的确是具有一定独立形态的文章形态”。⑤吴文主要讨论了唐以前的策问。此后，陈飞分析了唐代进士、明经、制科试策的文体形式，并将策问单独拈出，撰写了《唐代试策的表达体式——策问部分考察》一文。他认为，唐代制举策问文在形式体制上通常应包括起问辞、制辞、导问语、问题语以及促对语等五个组成部分，并认为唐代策问有三种基本的诉求体式：简单式、扩展式和繁复式。⑥但金滢坤不同意其将策问称为“策问文”，并认为陈飞对制举策问的分析“忽视了唐代试策的发展过程，其主张的‘策文的结构体制’也只是中晚唐制举试策定型后的文体，并不能代表整个唐代制举试策的标准问题”。金氏提出“唐代策问基本要素为起问、引问、设问、束问四部分，因时代和考官不同，策问的结构有所不同”，并将唐代试策(策问和策文)的体式看作一种动态的变化过程。⑦这就提醒我们，即使是进行文体形式的分析，也绝不能对策问的形式仅作“八股”化的理解和解释。
综观目前文史学界研究策问的方式，不难发现，由于学科分野的关系，策问的历史内容和文体形式被分别处理，相互孤立，未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而假如仅仅关注策问的历史内容，那么策问与其他历史文献并无太大差别，此类研究的最终旨归仍是“历史”而非“策问”；假如纯粹聚焦于策问的文体形式，纠结于其格式如何，先写什么，后写什么，分为几个部分，那么策问中极为丰富的历史信息定会被忽略，这样所能获得的学术意义和共识恐怕仍是十分有限的。
具体到宋代，据笔者统计，现存宋代策问和策文的总数，约有1800多篇(道)，远远超过之前各代的总和。其中策问的总数约在1000道以上。这些策问中，少数可以确定为发解试、省试、殿试策问，制科策问，馆职考试策问，以及各级学校出给学子的策问，也有许多留存于文集中的士人拟作的策问。更有大多数策问仅以“策问”或“试策”为题，根本不知是何种场合所试。在众多策问中，常科与制科的殿试策问显得特别重要。因为殿试的层级最高，试策是其中唯一的项目，试题就是用皇帝口吻撰写的一道策问。
目前对于宋代殿试策问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史学方面。如包弼德(Peter K.Bol)曾利用1070—1172年间的殿试策问讨论神宗到徽宗时期君主专制是否存在，⑧宁慧如对宋代殿试策与政局关系的研究也涉及策问，蒋林杰对神宗朝进士科殿试策问所反映的皇帝心态作过分析。①学界对宋代策问作文体研究的非常少见，②更罔论对殿试策问作单独的分析。因为纯粹的文体研究会将殿试策问从复杂的历史背景和所涉议题中抽离出来，并不足以揭示这些“皇帝之问”的真正特点。本文试图将殿试策问看作一种特殊的文本，用文本分析的方式对其作一番深入讨论。
二 殿试试策制度的确立宋代科举按种类划分，分为常科、制科、词科、武举等，其中常科最为重要，应试人数和取士人数最多。制科则是皇帝临时下诏选拔特殊人才的科目，虽然整个宋代制科考试入等的不过40人，但其中不乏著名的人物。
常科科目主要是进士、诸科、明经，层级则是发解试、省试、殿试三级。制科科目几经变化，层级则包括阁试、殿试两级，可见无论在常科还是制科中，殿试都是最高层级的考试。因为由皇帝亲自主持，在殿廷举行，殿试又称为“御试”、“亲试”或“廷试”。关于宋代常科与制科的殿试制度，学术界已作了较为充分的研究，③这里仅略述殿试中以策取士制度的确立过程，作为进一步讨论的背景。
宋代常科殿试始于太祖开宝六年(973)。《宋会要·选举》云：
太祖开宝六年三月十九日，帝御讲武殿，覆试新及第进士宋准，并下第进士徐士廉、终场下第诸科等，内出《未明求衣赋》、《悬爵待士诗》题，召殿中侍御史李莹、右司员外郎侯陟、国子监丞郝益为考官。得进士宋准已下二十六人，诸科五经已下一百一人，乃诏曰：“国家悬科取士，校艺求人，有司虽务于搜罗，积岁不无其漏落。所以亲临考试，精辨否臧，或悯其年深，或允其才进，俾咸登于上第，谅克叶于至公。其进士宋准等百二十七人，并赐及第、出身。”④
这段记载中明确了首次殿试的时间、地点、参加对象和考试题目。有一点值得探究，为什么除了省试及第的进士之外，还要安排下第进士和下第诸科考生参加呢？假如考试结果是让下第者再及第，岂不是大大削弱了省试的权威性？对此，太祖诏令给出了冠冕堂皇的理由：“有司虽务于搜罗，积岁不无其漏落。所以亲临考试，精辨否臧，或悯其年深，或允其才进，俾咸登于上第，谅克叶于至公。”这是在明白无误地宣示，皇帝享有取士的决定权，他可以对省试结果翻盘，“漏落”的人才由此重新获得机会，经过皇帝亲自“精辨否臧”，最终仍有可能被“赐及第、出身”。
其实，太祖诏令中的话都有针对性，因为接下来的记载表明，之前省试中及第的进士武济川、诸科中三《传》举人刘浚在向皇帝谢恩时有失水准，“人质蕞陋及占对失次”，而济川又恰恰是主考官李昉的同乡，于是落第进士徐士廉等人击鼓上告，认为主考官不公，“取舍非当”，才有了这首次殿试。所以说“御试举人，自兹始也”。⑤殿试在宋代的创制看似由这一偶然事件引发，实际上却有着深刻的原因。宫崎市定将之与君权的扩张与家世特权的消失联系起来，认为天子将科举制度置于自己的直接控制之下，由他亲任考官，使过去考官与考生之间容易出现的门生弟子的私人关系，以及由此发展出朋党之争的危险减轻。同时进士“和天子的私人关系同样平等的想法”、“官吏不经宰相的仲介而直接和天子接触的意识”因之产生。①虽然宋代朋党之争依然十分严重，但就皇帝的主观愿望而言，宫崎所言还是可以成立的。
进士殿试诗、赋各一题的做法，在太宗太平兴国三年(978)发生变化，当年进士殿试加论一首，试题为《不阵而成功赋》、《二仪合德诗》、《登讲武台观习战论》。②马端临总结说：“进士加论一首，自是以三题为准。”③神宗熙宁三年(1070)，试题又有了变化。《宋会要》记载：
神宗熙宁三年三月八日，上御集英殿试礼部奏名进士，内出制策曰：“朕德不类，托于士民之上，……其详著之，朕将亲览焉。”旧制：殿试进士以诗、赋、论，特奏名进士一论。至是，进士就席，有司又犹给《礼部韵》，及试题出，乃策问也。上顾执政曰：“对策亦何足以实尽人材？然愈于以诗赋取人耳。”……翌日，试特奏名进士，内出制策曰：“子大夫问学日久，……各以所闻，详著于篇。”同日，试特奏名明经、诸科大义十道。④
从这一段文字看，当时进士殿试试策的决定，作得相当突然，事先根本未和礼部通气，以至于有司还在分发考诗赋所用韵书。皇帝在殿试以策取士这一点上，发挥了绝对的决定权，理由就是试策优于试诗赋。神宗并没有解释其中的原因，但其实殿试试策与同知贡举吕公著的密奏有关。《三朝名臣言行录》引《家传》云：
公(吕公著)同知贡举，在贡院密上奏曰：“天子临轩策士，而用诗赋，非举贤求治之意，且近世有司考较，已专用策论，今来廷试，欲乞出自宸衷，唯以诏策咨访治道。”是岁上临轩，遂以策试进士。⑤
吕氏是从“举贤求治”、“咨访治道”的政治实用角度出发，建议殿试以策取士的，显然最后为神宗所采纳，于是有了殿试试策的制度。从此以后，进士殿试试策的方式正式奠定，非但持续整个宋朝，而且也被元、明、清三代的朝廷所采用。常科中的诸科、明经、武举也有殿试，诸科、明经只对墨义或大义，并不试策，而且熙宁贡举改革中此二科皆罢废，武举虽也试策，但其殿试策问只有极少留存下来。
宋代的制科殿试制度，承唐代而来。唐代制科名目繁多，从高宗永淳二年(683)开始，唐代制科一般试策三道，从玄宗开元九年(721)起由皇帝亲试，但当年仅试策二道，是临时措施。⑥宋代制科科目经历了许多变化，由太祖时的所谓“乾德三科”变为真宗时的“景德六科”，再增为仁宗时的“天圣九科”。在熙宁贡举改革中，制科被罢废。哲宗“元祐更化”时，仅恢复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哲宗亲政后又被罢废，南宋时期亦仅设此一科，且入等者寥寥。宋代制科殿试要求“试策一道，以三千字以上，取文理俱优，当日成者为入等”⑦，这也是制科殿试的唯一项目。
综上所述，宋代进士殿试经历了由试诗赋到专试策的转变，试策制度奠立于神宗熙宁三年(1070)，制科殿试则一开始就试策，继承了唐代的做法。殿试试策可以说发扬了古代由皇帝亲自“策士”的传统，而皇帝关于时政等的种种想法，对于士人的期望和要求，都凝聚于短短的一道策问之中。
殿试策问由谁撰写？名义上是皇帝本人，实际则多为试官代拟。在殿试举行之前三日，“宣押知制诰、详定、考试等官赴学士院锁院，命御策题”⑧，制科殿试的策问，“多由两制拟呈皇帝择选，亦常命宰相代撰”⑨。《宋会要》记大中祥符八年(1015)殿试下有注云：“初，帝之试贡士也，前一日悉取三京、天下州郡发解题目及科目义题一一阅视，虑于重出也。”当时试题虽然还不是策问，但足以证明题目需皇帝本人一一过目。总之，进士和制科殿试题虽由官员代拟，但最后要得到皇帝认可，代表皇帝的立场与态度。
宋代殿试策问的重要性是以宋代殿试制度的确立为基础的，假如没有这一制度保证，殿试策问对于宋代皇帝、应试士人以及今天的研究者的意义恐怕要大打折扣，它也不会呈现出与发解试、省试以及其他场合策问的不同特点。所以，制度确立过程的梳理成为我们接下来进一步讨论的基础。
三 策问中的模式化焦虑从文本的特征看，殿试策问与其他策问最大的不同点，就在于它是以皇帝本人第一人称的口吻写成，策问中自称“朕”，一般称回答问题的考生为“子大夫”。其他策问中则没有这样的写法。更值得注意的是，策问文本中除了问题的部分之外，还有诸多对“朕”和“子大夫”的描述。这些描述中非但凸显了殿试策问独特的文本特征，而且从中可见皇帝对自我和士人的角色定位，角色定位折射出的君臣关系和皇帝心理很值得深究。同时，殿试策问中还有相当丰富的内容，其中大致包含了历史叙述、经典引述、天象灾异描述以及现实问题的呈现，这诸多元素相互之间，以及它们和策问中提出的问题之间构成了复杂的关系，使得策问文本具有一种特殊的张力。笔者认为，讨论帝王策问的文本，并不能仅仅停留于表面的若干显性特征，比如用第一人称写作、体制是骈体还是散体、篇幅普遍长于其他策问等等，而是应当进一步探索这些关于皇帝和士人的更深层次的问题。
阅读宋代殿试策问，最明显的一个感觉，就是皇帝充满了焦虑。按理说，殿试中通过试策选拔人才，被衡量的是考生，因此焦虑的首先也应该是考生，而皇帝自己只需表现出礼贤下士的态度即可。但殿试策问中毫不掩饰地表达出“朕”对于治理国家的各种焦虑。假如从叙事学的角度细读策问文本，不难发现策问中的问题部分正是“朕”叙述这种焦虑之后的结果，“问题”是被“焦虑”逼出来的，假如没有前面关于焦虑的具体叙述和呈现，问题本身就变得毫无来由。这就促使我们进一步思考，策问中皇帝的焦虑究竟源自何方？一般而言，来自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是与上古理想政治状态的反差。在帝王看来，上古圣王的统治是完美无缺的，由之缔造的治理状态也是十分理想的，后世则渐趋衰落。帝王将自己目前的统治状态与上古相较，现实中的种种不足便酿成了他们的焦虑。如仁宗皇祐五年(1053)八月十五日试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策问一开头说：
盖闻治古之隆，民风淳，王道易，心通诚孚而天下之理得。是以六气顺，三光明，祲厉屏，釐祥臻，群灵豫安，诸产茂嘉，朕甚慕焉。后世寖薄，智伪日滋，为君者难，习俗多弊，故善气罕应，而阴阳尠和。朕承祖宗之休，执天地之政，深惟大器至重，大麓至繁，寅威兢业，罔敢暇豫。所惧明有未烛，道有未昭，天时舛宜，民业重困。故间岁下诏，举达学绝才之士，以直言补阙。①
细味这一段话，虽然最后的落脚点在于说明为何要选才学之士，但历史上的治理状态在策问中被明显描述成一个退化的过程，从上古的完美境地到后世的弊端丛生，其今不如古的情状，使继承大位的皇帝本人面临了巨大压力和深重焦虑：“所惧明有未烛，道有未昭，天时舛宜，民业重困。”我们当然知道，上古的理想统治不过是一种历史叙事，其实是不存在的，但由它带给宋代帝王的焦虑却是实实在在的。
其次是与汉唐明君、本朝先皇统治状况的比较。皇帝所面临的更直接压力，不是来自尧舜，而是来自汉唐盛世的明君和赵宋立国以来的各位先皇。因为上古圣王去今久远，其事迹往往是模糊不清的，而汉唐明君之治，盛世气象，具见史册，本朝先皇之绩，为部分臣民所亲历。因此，人们在心中校短量长不可避免。这一点皇帝也是心知肚明的。先皇治理之优长，当然对后继者构成压力，先皇统治之疏失，所遗留之种种不足，更对继任者提出了挑战，亟待他们去解决。因此，在殿试策问中，常可读到这样的话：
尝闻汉兴四十余年，孝文专用德化，遂能移风易俗，兴于礼义，断狱数百，几至刑措。章帝继建武、永平之政，事从宽厚，人赖其庆。郡国所上符瑞合于图书者，数百千所。呜呼盛哉!朕属当六圣之次，席造邦百年之休，寅畏以事上帝，哀矜以临兆民。而岁报重辟，至以千数，或既贷之，又相随以就死也。乃至寒燠僣差，水旱为沴，况敢望美祥之遝至哉？彼何修而臻兹，今何由而反是，朕甚恧焉。①
这是元祐六年(1091)三月十日殿试进士策问中，哲宗对于汉文帝、汉章帝毫不吝啬地加以称赞，进而为自己治下百姓犯罪不绝，水旱灾害不断的情况深感羞愧。而本朝先皇的统治，也总给帝王带来压力，如下面一段：
方今承六圣之烈，太平百有余年，兵革不试，泽流无穷，功化之盛，度轶汉唐远矣。然而议者犹以谓典章之物、礼乐度数，仿之先王未备也；学校之制、举选之法、人材之盛，较之治古未及也。至于习俗，则廉耻仁厚之节薄，侈靡夸诩之风成。所制之产不足于用，或遇水旱则散之四方，抵法者众。虽诏书数下，劳徕安辑，而吏或不能奉承。此何谓欤？夫欲因今之势协用群策以一二，追先王之治，则损益因革，当繇何道？矫薄从忠，当自何始？②
这是哲宗元祐九年(1094)三月十五日试特奏名诸科进士策问的一部分，“六圣”指宋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和神宗六位先皇，他们奠立的百年兵戈不兴、天下太平的局面，诚然是哲宗所继承的优质政治遗产，而他们的时代在典章、礼乐、学校、举选、人材、习俗等方面“仿之先王未备”、“较之治古未及”，更导致了当下“损益因革”迫切性和必要性，又是皇帝不得不面对的难题。变革制度和矫正风俗，究竟以何种方式，从哪里开始？策问中提出的问题，既是问道于士，又是其内心变革需求和变革焦虑的明显外露。
再次是儒家经典文本的制约。儒家经典当然可以为帝王增加执政的正当性，但由于其高悬仁义道德，强调礼乐教化，其中所倡导的政治理念和历史叙述有时也会给现实中的帝王统治造成压力，由此导致帝王的焦虑。如哲宗绍圣四年(1097)闰二月二十五日试特奏名诸科进士策问：
朕闻先王之时，因任原省，而继之以赏罚之政，善恶别白，贤才众多，人羞其行，而百志用熙，为之君者垂拱无为而天下治矣。此“黎献，共惟帝臣”所以称于虞，而“济济多士”之诗所以作于周也。朕绍休圣绪，以眇眇之身，托于王公之上，永惟万事之本，要在乎得人。是故修学校之政，建师儒之官，所以养之至详；开荐进之路，略资格之拘，所以求之至广也。是宜俊GF8F8并出，至于不可胜用矣。今则不然，庶工多旷，而分职不治，因事求才，患莫之得。岂朕作人之道未至欤？③
这里主要是为“得人”和养士而焦虑，“因事求才，患莫之得”，但哲宗在谈论求才养人之前，丝毫不回避《尚书·虞书·益稷》中“万邦黎献，共惟帝臣”和《诗经·大雅·文王》中“济济多士”的描述给他造成的压力，既然经书中如此记述夏朝和周朝的人才之盛，那么“今则不然”的情况肯定是自己的治理之道哪里出了毛病，所以才有了最后的提问。
最后是天降灾异。这当然不是指历史上的灾害，而是现实中的自然灾害。宋代总体上是一个理性的时代，“天人感应”的思想虽不能说全然绝迹，但已不占主流地位，只是皇帝身份特殊，作为最高统治者，他仍然习惯将自然灾害看作上天对自己治国过失的某种警示。上文所引策问中有“寒燠僣差，水旱为沴”这类描述，事实上，宋代殿试策问中此类话语极为常见。假如说使得帝王焦虑的前三个因素都来自历史，那么自然界的灾异就属于当今现实，对帝王心理的冲击和影响也是不能小觑的。
上古圣王、汉唐明君、本朝先皇、儒家经典和自然灾害，从正反两方面给宋代皇帝的统治带来了压力和焦虑，促使他们追慕理想的统治，反思自己在现实中的统治行为，而摈弃不良的举措与作为。这些在宋代殿试策问中都反映了出来。尤其是帝王的焦虑本身，成为策问中提出问题的原动力，正因为这种焦虑，“朕”才需要虚心问计于“子大夫”。对于皇帝统治焦虑的直接呈现和描述，成为殿试策问区别于发解试、省试策问以及其他类型策问的最鲜明的特征。
以上所述策问中宋代皇帝之焦虑及其原因，毫无疑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们的统治心理和对现实政治的考量。不过，假如我们将这种焦虑的呈现全然视为宋代皇帝们真实的心意，那就显然是过于草率了。撇开策问本身由文人拟就这一点不谈，事实上，这些焦虑及原因同样见于宋代以前的帝王策问。众所周知，帝王策问始于汉文帝，其《策贤良文学诏》虽然不是策问本身，但文帝从大禹的“勤求贤士”说起，接着说汉高祖“并建豪英，以为官师”，而自言“朕既不德，又不敏，明弗能烛，而智不能治”，希望应诏者就“朕之不德，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宁，四者之阙，悉陈其志，毋有所隐”，最后告诫“二三大夫其帅志毋怠”。①这一从上古圣王、本朝先皇的统治反省自身疏失的思路，已经奠定了后世策问写作的基础。稍后，汉武帝在元光元年(前134)和五年(前130)颁布的一共四道《策贤良制》，以及元光元年的一道《诏贤良》，基本上已具备了宋代殿试策问的诸种元素。“朕”与“子大夫”这两个策问主体与策问对象已然出现，“朕”的焦虑毫无悬念地在策问中呈现出来，连四大原因都几乎与宋代相同。②在描写“子大夫”的聪明才智后，多言“朕甚嘉之”，在策问最后，多言“朕将亲览焉”，这些话语都为宋代帝王策问所继承，成为一种套话。唐代制科的殿试策问，大量留存于《文苑英华》卷四七三至四七六之中，其内容格套与宋代极为相似，呈现出来的也是这几方面的焦虑。③再看宋人文集中所收录的文人拟作殿试策问，情况也大致相同。按理说，汉、唐和宋代的政治社会状况多有差异，皇帝面临的治理问题和焦虑应当不同，而宋代文人并不处于帝王的位置，也应很难体会帝王的焦虑，但实际情况是，无论前代帝王策问，还是宋代文人拟作，与正式殿试中策问的内容和形式差别不大，甚至连催生问题的统治焦虑也大致相似。这真是一个相当有趣的现象。
我们当然可以说，策问本来就是考试中的一种试题，为了考生应试和选拔人才的方便，得有一个相对固定、可供遵循的模式，而不能随意为之。但形式高度雷同的背后，反映出来的是更深层次的问题。皇帝怎样判定其统治面临危机？靠的是和上古圣王、汉唐明君、本朝先皇、儒家经典的比较和天象灾异的警示，有了危机之后提出问题，期望得到“子大夫”的建议。士大夫要回答皇帝的策问，化解他的焦虑，所依据的参照系仍然是上古圣王、汉唐明君、本朝先皇、儒家经典和天象灾异。而当士大夫拟作殿试策问的时候，他们对帝王的焦虑和写作的模式了然于心，所以拟作和正式考试中所用的策问如出一辙，很难分辨，况且正式的殿试策问其实也是试官拟定，皇帝过目，因此可以说，皇帝和士大夫其实处于同一套政治话语之中。策问中帝王的焦虑，不能说完全言不由衷，但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模式化焦虑”。这种“模式化焦虑”，形诸策问的文字之中，成为宋代皇帝与士大夫共享的那一套政治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焦虑的“模式化”本身，并不仅仅由考试制度所造成，而是映照出传统中国帝王们政治想象力的深刻局限。帝王面对的是新情况，新问题，但他们没有新的政治思想资源，只能不断重复着老一套的政治话语，在“模式化焦虑”的背后，帝制中国政治想象力的匮乏和治理资源的危机昭然若揭。
并且，由于帝王的统治焦虑被“模式化”，策问原始的咨政功能被严重削弱，考生揣测提问，预先准备，将聪明才智用于怎样使策文写得更漂亮，以博得皇帝的首肯。其情形正如苏轼所言：“近世士人纂类经史，缀缉时务，谓之策括，待问条目，搜抉略尽。”④到了这个地步，莫说是切实解决治理危机，即使是以策文取士，取来的士究竟质素如何，也是大可怀疑的了。
四 非常态之下的政治印记宋代帝王在殿试策问中呈现的模式化焦虑，并非表明他们完全放弃或者忽略了在策问中表达政治意愿的可能性。模式化是考试的要求，更源自治理理念的局限，也由于在大多数时候，在惯常的治理模式下，他们的确没有什么独得之见需要在策问中表达。一旦面临非常规的治理态势，或者是在常规态势下需要作巨大的改变，走与传统不同的路数，殿试策问中仍然会显示出独特的政治印记。有时，他们夹杂甚至隐匿于模式化的焦虑和惯常的政治话语之中，需要我们仔细辨识。以下，我们将把目光聚焦于宋神宗、宋徽宗和宋高宗三人，看看其策问与非常态的统治状况是如何互动的。
在梳理北宋殿试试策制度时，我们已经知道，神宗熙宁三年(1070)三月八日的殿试首次以策试进士，这道策问自然相当重要。其全文如下：
朕德不类，托于士民之上，所与待天下之治者，惟万方黎献之求。详延于庭，诹以世务，岂特考子大夫之所学，且以博朕之所闻。盖圣人之王天下也，百官得其职，万事得其序。有所不为，为之而无不成；有所不革，革之而无不服。田畴辟，沟洫治，草木鬯茂，鸟兽鱼鳖无所不得其性者。其富足以备礼，其知足以广乐，其治足以致刑。子大夫以谓何施而可以臻此？方今之弊，可谓众矣，救之之道，必有本末，所施之宜，必有先后。此子大夫所宜知也。生民以来，所谓至治，必曰唐、虞、成周之时，《诗》、《书》称其迹可见。以至后世，贤明之君，忠智之臣，相与优勤，以营一代之业，虽未尽善，要其所以成就，亦必有可言者。其详著之，朕将亲览焉。①
初读之下，似乎与宋初制科的殿试策问没有什么不同，至多是用词更为简洁，没用什么典故。内容也不外乎以上古的“至治”和《诗》、《书》的记载来衡量当今的状况，同样有“朕德不类”，“方今之弊，可谓众矣”之类的统治焦虑的表达，但我们细看它的措辞，其所包蕴的意思十分丰富。比如：“盖圣人之王天下也，百官得其职，万事得其序。有所不为，为之而无不成；有所不革，革之而无不服。”强调的是圣人的有序治理不是天赐的，而是通过有所作为、有所变革而成就的。尤其是“革之而无不服”六个字，简直有千钧之力。当时，正值神宗任用王安石实施变法，新法措施渐次推行，而“制置三司条例司”的设置引发巨大争议之时，策问中这样说其实是神宗宣誓自己改革的决心，同时探测应试者对改革的立场和态度。而“以至后世，贤明之君，忠智之臣，相与优勤，以营一代之业，虽未尽善，要其所以成就，亦必有可言者”这几句，显然是处于“政治蜜月期”的神宗与王安石君臣关系的生动写照，考生假如具备足够的政治敏感，就应当在对策中表明自己支持变法的态度，否则前景堪忧。②到了熙宁九年(1076)三月六日，王安石主持编纂的《三经新义》已经完成并颁布，这时殿试进士策问中出现了“朕欲士之知德也，故造之以经术；欲吏之知政也，故迪之以刑名”的语句，显然呼应了王安石“士弊于俗学久矣，圣上闵焉，以经术造之”的说法。③以经术造士，改变士人的学术，可以说是神宗与王安石的共识。在熙宁年间的这些策问中，神宗的政治意愿获得了鲜明的表达，这取代了模式化的统治焦虑。
在徽宗统治初期，我们从策问中读不出什么特别的内容。但到了政、宣之间，我们读到了这样两道策问：
古之圣人，以道莅天下，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用之不穷，而物自化。朕昧是道，君临万方，夙兴夜寐，欲推而行之，神而明之。然物或行或随，或嘘或吹，或强或羸，或载或隳，相生相成，相形相倾，莫之能一，此道之所以难行，奸轨乱常所以难化。如之何而解其纷、合其异乎？昔之言道者曰“天法道”，又曰“道之大原出于天”，“道非阴阳”。又曰：“一阴一阳之谓道。”道无为而日生之、长之、成之、养之，道无名而曰可名以大，可名以小。道一而已，其言之不同何也？尧舜三代，以是而帝，以是而王。由汉以来，时君世主，莫或知此。朕方近述于千载之后，齐万殊之见，明同异之论，以解蔽蒙之习，未知其方。子大夫无流于浮伪，为朕详言之。(政和五年三月九日)④
在昔圣人以道御气，以气御化，以化御物，而弥纶天地，经纬阴阳，曲成万物。因其盛衰、奇偶、多寡、盈亏之数，左右之纪，上下之位，而范围裁成之道著焉。后世弊於末俗，浅闻单见，不足与明。朕承天休，宪法上古，思所以和同无间，以惠元元。然物生而后有象，象而后有数，数之不可齐也久矣。夫天数五，地数五。而有曰：“天以六六为节，地以九九制会。”又曰：“二而成天，三而成地，三而成人。”此天地之数错综之不同，何也？《易》曰：当期之日，凡三百有六十。《书》曰：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内经》曰：七百二十气为一纪。岁纪之数，可坐而致，乃不一，何也？夫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而《传》曰：万有一千五百二十，当万物之数。数之不可胜穷，不可齐，不可一也如此，将何以原始要终，合其同异，一其旨归，通其变，极其数以尽天下之道？朕将有所施设焉，子大夫详言之，毋忽。(宣和六年闰三月二十三日)①
这里似乎还在说圣人是如何以“道”治理天下的，但仔细看来又觉得不对，笔者不厌其烦地引用上文，是为了表明此“道”非彼“道”，儒家圣人之道早已经被这位“道君皇帝”偷换成了道家之道。于是乎，策问中《老子》、《周易》、《黄帝内经》一齐上阵，圣人“以道御气”，飘飘然有了仙风道骨。面对这样的策问，考生假如事先喜爱并深研道家、道教，便易夺得先机，拔得头筹。联系到徽宗晚年推崇道教的种种表现，这类“反常”策问的出现也就并不奇怪。②
靖康之难，让宋王朝经历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宋高宗继承皇位，“道”在策问中又回到了先前正常的位置，“治道本天，天道本民，故视听从违不急于算数占候，而惟民是察，持以至诚，无远弗届。古先哲王，罔不由斯道也”，但高宗即位之初，在策问中反复强调自己受命于危难，形势稍好之后，又急于摆明自己“中兴之主”的身份，所以在建炎二年(1128)八月二十三日的这道试进士策中，又有了“朕承宗庙社稷之托于俶扰阽危之后，怀父母兄弟之忧于携贰单微之时，念必抚民以格天，庶几悔祸以靖难”的自述，③而在其即位六年之后的殿试策问中，让他“焦心劳思”的是前代中兴之主“拨乱反正”的出色表现：
古先辟王继中微之世，乘思治之民，芟夷大乱，事半而功倍。少康一旅而复有夏，宣王兴衰以隆成周，光武三年而兴汉祚，肃宗再岁而复两京，皆蒙前人之绪业，拨乱反正，若此其易也。④
甚至到了绍兴十八年，高宗还在策问中表示对于那位“恢一代宏模，巍乎与高祖相望”的中兴之主汉光武帝的钦佩之情，这与未经国难的北宋诸帝的心境大为不同。
以上所列举的三位皇帝的策问提醒我们，即使被高度模式化的这样一种试题，其中仍然敏感地保持着与现实政治脉动同步的谐振，但这种谐振是需要阅读者深入文本仔细探测一番的。
宋代帝王在殿试中的策问是一类非常独特的文本，这些“皇帝之问”不是纯粹意义上的政治文书或文件，而只是用来考察应试者的想法和水准的。它也不是一篇文章，但却有着文本自身的结构和模式。策问有属于自己的书写传统，在我们看来，它是这种传统所塑造出来的一种特别的政治话语。对于这一特殊文本或政治话语的研究，无论仅以文学的文体学范式或是史学的方法研究，都是远远不够的。本文尝试用一种新的方式解读宋代的殿试策问，笔者不想去限定文、史之别，或者形式、内容的两相对立，只想表明，中国古代文本的特性极端复杂，与现代的“文学”观念存在着明显区隔与差异，正是这种区隔和差异，刺激着我们不断去进行各种阅读、分析、探究的新鲜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