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流动这一概念源于英语的social mobility。此概念在国外学术界的研究中一般会以近代能力主义的社会模式为基准，来计算社会阶层的流动频率。具体指的是：一个社会中分化成不同阶层，因为这些阶层依照在地人群的价值观念分出了高下，犹如一个梯子，此即为社会阶梯，而社会流动就指人们在此阶梯的上下。人们都希望在这阶梯上升，但事实上却有升有降，升降的过程就是流动①。对传统时代中国士人的社会流动，潘光旦、费孝通、何炳棣、许倬云、徐泓等学者都做出了经典性的精彩成果②。与之相比较对于清末民初读书人的社会流动似仍有较大讨论空间，但要开拓此题目的讨论空间，则先要对其方法的运用和史料选择做一番再检讨。
一 方法检讨与史料说明从研究方法上说既有研究成果对清末民初读书人的社会流动多采用个案式或举例式的研究方法，即通过考察一个或几个读书人的社会流动轨迹来作出描述、归纳与分析，史料则多采取与人物相关的年谱、日记、自传、回忆录等资料。这种方法的优势在于能够比较清晰地呈现出当时读书人社会流动升降的具体细节，尤其是能展示出个体对于大时代变迁下自身社会流动的感受和反应，但其限制也比较明显，主要表现在：第一，由于没有一个较大数据的样本量的支持，我们很难讨论某个人或某几个人社会流动的态势究竟是他们的个例，还是较普遍的情况。第二，从年谱、日记、自传、回忆录等资料分析，其绝大多数是社会流动中的“成功人士”甚至于是“特别成功人士”留下的，而较少有“不成功人士”或不那么“成功人士”的资料。费孝通在其名著《江村经济》中曾记下一个江南读书人的例子说：
陈先生是位老年人，近60岁。他在前清的科举制度下，曾考上了秀才。这种制度在清末已废止了。由于他在科举考试中未能进一步考中，所以被人请到城里去当家庭教师。到民国初年，他回村办私塾，自此时起十年多，他是村中唯一的教书先生。此后，他在村中担任领导工作，根据不断改变的行政系统的任命，他得到了各种正式的头衔。①
像陈先生这样由乡入城，又由城返乡，在城中未必得意，而回乡则颇顺遂之人在当时或并不在少数。卢汉超在他的研究中即指出“在大城市中，只有真正有大势力者，才能出人头地，称王称霸，一般传统意义上的中国士绅富商，往往与大城市格格不入，或觉得自己在城里不过是个小人物，而回到老家，则顿然如鱼得水，找到了归宿”②。同时法国学者毕仰高(Lucien Bianco)也注意到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地方农民运动中，其领导人往往是“他们所在阶级的叛逆”。他们是“地主”和“富农”的儿女，是“在城里读书后回到家乡领导革命的知识分子”③。
不过这些“回乡者”中的绝大部分，其人生轨迹或未被记录，或语焉不详，但基本可以肯定其数量要比那些留下日记、传记和回忆录的“成功人士”多得多。因此，从理解清末民初读书人社会流动的复杂性和丰富性而言，特别关注“成功人士”的社会流动恐不免稍失全面。
由此返观明清时代读书人的社会流动研究，不少学者运用的方法就不太一样。我们以何炳棣在1962年出版的《明清社会史论》为例来分析会看到何氏大量运用附有三代履历的明清进士登科录及会试、乡试同年齿录等当时鲜为人注意的科举史料作量化统计，分析士人们向上与伺下的社会流动。其统计分析的样本，进士数量达到一万四五千名，举人贡生数量达两万多名。正是在这样一个大数据的支持下，何著成为了研究明清时代士人社会流动的经典之作。有鉴于此，本文试图吸收一些明清时代对读书人社会流动进行量化研究的优长，选择更大量和更为基层的读书人的样本来考察清末民初江南读书人的社会流动问题。
但同时必须指出，在此时段内也许并无完全照搬前贤量化研究方法的可能。因为，第一，从资料上看或有一些能提供清末民初读书人三代履历的史料，但就笔者浅见，基本没有清代朱卷集成、进士登科录等那么集中和大量的史料。第二，也是更重要的，从社会流动的方式看，到清末民初已不存在如明清时代那样相对单一的社会向上流动渠道即科考功名的攀升。读书人入初小、高小、中学、大学甚至留洋深造已只是众多向上流动的一种渠道而已。因此，以其个体的“城乡间的来往流动”作为主要考察对象，反倒比考察代际之间的职业、身份转换之社会流动更为合适。
正是基于以上的方法论检讨，本文选择以江南昆山作为基本地域范围。以1912年出版的《昆山县教育统计图表附调查报告书》和昆山教育局编辑的《昆山县(民国)十四年度学事年报》(1926年中华书局版)中的昆山学校和教职员的情况为核心史料。因为1912年作为历史的关键性年份，恰是清末的终点和民初的起点。1925年在张灏看来则是清末民初“转型时代”的终点④，而且以笔者粗浅的阅读范围来看，江南地区反映各县学堂和教职员情况的史料并不少，特别是在各种府县志中多有展示，但这两种史料的可贵之处在于提供了比其他资料更为详尽和细致的分析要素，如它会告诉我们学堂的具体位置所在，每位教职员的年龄、籍贯、毕业学校、入校年月，薪资等等讯息。当然本文亦会辅之以报刊、地方志书、文史资料和其他相关资料来讨论清末民初江南读书人的城乡社会流动问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本文一般情况下会将“市镇”与“乡村”相区别，但有时亦会将“市镇”纳入“乡村”范围，视乎具体语境而定。
二 1912年昆山学堂和教职员状况分析根据《昆山县教育统计图表附调查报告书》，我们先来看1912年昆山学堂和教职员的一个整体情况。是年统计昆山学堂共计45所。从学堂所在地看，城区有14所，非城区的有31所，其中明确标示出学堂所在地为“镇”的有12所，因此如引入“镇”之区域，则城校14所、镇校12所、乡校19所。
在这些学校里校长、教员、技师总数127人，因有不少教师同时在几个学校兼职，因此可提供的教职位置约有150个。在这一群体中新旧学出身之读书人皆有(旧学中另一部分人则仍在并未消亡且将长期存在的各类“私塾”之中)。就旧学中人而言，据统计当时校长、教员和技师中未曾入过学堂者占到近一半，约为44%①。这些人中不少有旧功名，尤以校长这一层次为多。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可考的43位校长中不在学校支薪的为25人，占到总数之多半，且尤以村镇学堂为多。这一方面可见清末旧士人在乡村兴学的积极取向，另一方面亦可从此积极性中证明“入乡”兴学在某种意义上为这些人开辟了一条社会向上流动的道路。
就新学中人而言，从教职员籍贯的统计看，1912年昆山学堂教职员中仅11人籍贯为非昆山。来源为嘉定、如皋、余姚、青浦。可见从昆山一地看在1912年学堂位置主要为本地人所占据，极少数非昆山籍人士也是来自距离昆山极近的青浦、嘉定等地(来自如皋、余姚的教师均在艺徒学堂，情况特别)。而从入过学堂教师的毕业地分析，基本以上海、苏州和本地为主，因此可推论在昆山学堂教职员群体内，其城乡社会流动就其范围论是昆山一隅和其附近的城乡社会流动。就其方向论是一个从村镇进入小城市，一部分进入大城市，然后回流到小城市乃至村镇的过程。
另一方面，我们如以“走出去”的昆山读书人相比较的话，则更能看清楚另一些问题。我们挑选以下几种学生名录来看昆山读书人城乡流动的情况：
从留学生情况看，1902到1903年的《日本留学中国学生提名录》中并无昆山籍留学生②。1906年出版的《京师大学堂同学录》有2名昆山籍学生③。1917年出版的《清华学校同学录》有1名昆山籍学生④。1917出版的《游美同学录》中有5名昆山籍学生⑤。而昆山大镇陈墓镇在1919年以前留学生共有7人⑥。
从入大城市学生情况看，1908年上学期上海龙门师范师范生中昆山籍学生是13人，1910年下学期昆山籍学生为11人⑦。而据截至1912年的上海龙门师范毕业生的毕业去向统计可知：毕业的15名昆山籍学生有1人留在上海，12人回到家乡，1人去了邻近村镇，1人不详。分别为：
顾大文住金家庄，入上海城内盛家弄初级小学校，后入上海民立中学校。
杜元善住昆山城内后浜，入昆山启新小学堂，后任县立高等小学校长。
俞贯吾(述增)入昆山培女校和市立第六初等小学。
蒋传畦入昆山县立高等小学，兼市立第二初等小学校校长。
张传琳入昆山县立高等小学和市立第九初等小学校。
周偘入昆山蓬阆镇初等小学校长。
王景愚入昆山县署，任县学务专员。
吴鹏居昆山城内大西门内西塘，入昆山城区第九初等小学，任校长。
龚诚入昆山蓬阆镇初等小学。
潘鸣凤入昆山县立高等小学。
周永昌入昆山蓬阆镇初等小学。
葛宝善住昆山东门内万仁巷，赴浦东杨家渡，入震修小学堂。
岳钊在昆山城内陈老桥北堍南街口。
陶祖侃返昆山夏架桥镇。①
这些数据如相较昆山本地学堂和其他事业可提供的位置，不难推论那些入了城以后的江南读书人的另一条出路在哪里？至少学生名录和毕业去向可以部分证明对于小城市和村镇中的江南读书人来说，进入大城市和出国留学的难度从量化比例上看非常大。而从经济成本和学业压力等方面亦能旁证进入大城市和出国留学的难度。
在注意到小城市和村镇中的江南读书人有“回乡”的趋向后，我们要进一步分析的是此种“回乡”与传统“回乡”的区别之处。关于这一点当然有不少可讨论之处，这里只谈两点。第一个是传统士人的“入城回乡”多为科考、致仕、丁忧和参革还乡，这些还乡方式除了科考未中和参革还乡外，都带有不少“衣锦荣归”的意味，且这些回乡的士人不管是“衣锦荣归”还是“铩羽而回”，其大多数都对于村镇有极大的认同，并且对乡土有其根源意识。
然而，清末民初江南士人的“回乡”虽在实际上可能是追求在小社区中更高的地位和更顺遂的生活，以退为进地在社会阶梯上作爬升。但无论在自己的内心或乡人的眼里都多少带有些“无奈”与“被迫”的意味，因此一旦获得较佳的重新“入城”机会，不少人都会义无反顾地“离乡”，像叶圣陶、王伯祥等即是典型的在苏州城内成长求学，毕业后入昆山甪直小镇当小学教员，然后又进北京，去上海的例子。对于他们来说，对村镇的认同和乡土的根源意识从其早年或就非常淡薄。而从其所受的新式教育看，后天的塑造似也无从谈起。
第二个是城市尤其是大城市对于村镇权势结构的影响和压力。在清末民初“城乡渐趋分离”的新结构里，新兴大城市的各种因子如经济、文化、教育等对小城市和村镇构成了持续性的影响和压力。吴元炳在《光绪苏州府志》的序言里即说“即郡城而论，胥门郭郛，曩时列肆如栉，货物填溢，楼阁相望，商贾辐辏，故老类能道之。今则轮船迅驶，北自京畿，南达海徼，又不在苏而在沪矣。固时势为之，有不得不然者乎？”②
在1912年昆山学界读书人的城乡社会流动中清晰体现了前引史料所说的“时势为之，不得不然”的特点。考察那些入过新学堂教职员的毕业处，我们会发现上海龙门师范的毕业生达到13人，苏州府城学堂的毕业生则有7人。而且在当时昆山一地的“最高学府”——县立高等小学内的10名教师里上海龙门师范学校毕业的有4人，上海民立中学肄业1人，上海理科专修学校毕业1人，上海游戏体操专修科1人，苏州府中学堂毕业1人，苏省高等学堂预科毕业1人，南京陆军中学修业生1人。足证大城市毕业生尤其是上海毕业生在1912年昆山教育中所占据的核心位置。昆山当地的士人就曾生动地回忆起当年他报考上海龙门师范时，新生录取名单会在江南人信之甚笃的《申报》广告上披露，这对于清末民初的江南读书人来说无异于新的“金榜”，因为“榜上有我名字，不禁雀跃以喜。镇人传诵我镇又有一个进入龙门师范读书矣”！他自己也觉得“一登‘龙门’，虽不能云身价十倍，然而重要关键是决定我此后所趋的道路”①。可见上海龙门师范在昆山当地的影响力之大，而能入此学堂的读书人在昆山一地的社会流动中占据相当有利的位置，并且其群体性的影响会一直持续下去。接下来我们就要讨论十几年后昆山学堂和教职员的状况。
三 1925年昆山学堂和教职员状况分析1925年据《昆山县(民国)十四年度学事年报》中的各项表格统计，当年昆山学堂共计115所。从学堂所在地看，城校19所、镇校21所、乡校75所。教职员则有376位。
通过1912年数据与1925年数据的比较，我们会发现：第一个最明显的现象是学堂数量和相伴随的教职员数量的增加。到1925年昆山一地的学堂数量比1912年增加了69所，镇、乡校的数量增加尤多，教职员数量比起1912年要多249个位置，总量上扩张近两倍。庄俞在《教育杂志》上就描述这个现象说：
民国成立，国事尚在争执之秋，独小学教育骤见发达，有一校学生数倍于旧额者，一地学校十数倍于前者。南北各省，大都如此。此又我国年来之佳气象也。记者欣喜之余，敢进一言曰：今日小学之教育不患不发达，实患无发达之能力，又患无发达之人才。②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在纵向对比上，1925年昆山的学堂与教职员数量相较1912年大量增加，但与其他地区相比其实并不算多。据王奇生的研究，1923—1924年间湖南地区共有75县，平均每县有小学203所，有教职员446人。长沙、浏阳等县，初级小学达到近千所，湘潭、宁乡、平江、湘阴、灃县等县则有五六百所③。这一数据一方面证明了昆山学堂和教职员数量的扩张在全国具有一定的普遍性④，另一方面也能看出与湖南各县相比，昆山无论是学堂还是教职员数量都还未达到湖南各县的平均数，这一点或能推断江南各县尽管亦有较高的读书人“返乡率”，这从“乡校”数目扩张最为巨大即可见一斑。但这一地区因其经济和文化优势，读书人“走出去”而不回来的机会仍比内陆地区要更多。
这一点我们如再结合1925年统计的昆山教职员毕肄业学校统计来看会更加清楚。在教职员可考的毕肄业学校中，江苏省立第一师范21人，龙门师范4人，江苏省立第二师范(原龙门师范)12人，江苏省立第一女子师范7人，江苏省立第二女子师范1人，上海其他中等学校28人，苏州其他中等学校10人，南京中等学校8人，北京中等学校1人，其他地区中等学校30人，大学毕业3人，本县师范47人。如剔除本县师范，则中等学校以上毕肄业者占到总数的33%。如加上本县师范，则占到总数的45%。这一比例的意义在于已有研究者指出：1920年代在湖南小学教师中数量占据绝对优势的是那些高小毕业因经济原因不能升学的“半知识分子”⑤。这一情况在1934年浙江兰溪县的调查中亦能得到呼应。其教职员中小学校毕业和全无资格者占到了约60%⑥。但在1920年代昆山学堂的教职员群体里中等学校以上毕肄业者要多一些，这或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由小学教师主导该地区暴力革命的可能性。
第二个可注意的是籍贯，从教师籍贯看376名教职员中非昆山籍的为35人。分别为：吴县13人、青浦4人、太仓3人、嘉定3人、武进3人、浙江平湖2人、松江2人、宝山1人、上海1人、镇江1人、江阴1人、宜兴1人。这在相当程度上延续了1912年昆山学界的地域流动特征。
第三个可注意年龄和薪资。1925年昆山教职员平均年龄为30.71岁，比起1912年的32.70岁下降2岁，如考虑到基数的增长则平均年龄下降幅度更大。这种教职员年轻化的趋势在昆山的影响或不明显，但在其他地区与暴力革命的生成与发动有较大的关系。而在薪资方面，1925年昆山教职员的平均年薪是183.75元。这一数字低于1924年浙江调查的小学教师的年薪平均数200元①。亦可见当时教职员主要是小学教师低薪或为普遍状况。
四 结论本文主要着眼于“城乡”这一关键范畴来考察清末民初江南读书人的社会流动，从此入手我们会发现清末民初的读书人的社会流动相较传统时代或有较大的改变，其表现在：
第一，清末民初的江南出现了一批从乡村、市镇进入城市，再进入大城市，甚至于远赴国外的读书人，这已为既往研究充分证明。对这批社会流动的“成功攀升者”来说，同以往士人的社会流动最大的改变可能是明清时代进入城市的士人极有可能再回到乡村，或仍与乡村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有研究者指出：“城乡间的人口流动往往是双向的。许多人仅仅是在市镇寄居，其老家还是在乡村里，他们在城镇中住了一段时候，以后又回到乡村……‘留着一个根在乡村里’也能有一个退路。即便那些职位高的上层士绅，退休后更倾向选择行政中心居住，他们仍定期，不定期地回乡省亲扫墓，仍关心着家乡的公益事业，以守住乡土根基”②。但在清末民初的这批读书人进入城市后基本不会再回到乡村，且与乡村基本断绝了联系。
第二，伴随着科举制的废除，读书人社会流动的上升渠道不再是相对单一的学而优则仕，而是拓展出各种各样的途径，这些途径有的可能是全新的比如进入军队、有的是以往因其在价值观念中比较低微，而不太愿意去做的事业比如从商、还有的则是一直即有，但参与方式发生了重要改变的如从事地方政治、办理教育事业等。柳存仁就指出，清末民初进入到上海都市的那批江南文人，他们的职业或出身包括中学教师、大学教授、大学生、日本留学生、中下级公务员以至高级官吏、军官、编辑、记者、律师、中医、说书人等等③。可见其立身方式在科举制废除后的多样性。
不过，本文要强调的是另一面，即清末民初是一个变与不变交错互动的过渡时代，前面所说的两点应该结合起来考察方有其意义。清末民初读书人社会流动的可能性虽然很多依托于大城市，但在小城、市镇和乡村同样也存在着不少的机会。江南小城、市镇、乡村里学校数量的拓展，教职员位置的增加等均是比较充分的证明。更重要的是清末民初主要依托大城市所举办的新教育，尤其是中学以上教育对于贫寒子弟的开放性，相较于科举实有相当倒退。薛暮桥就发现在江南无锡一个市镇里“高级小学几已为地主所独占。至中学以上教育，更完全无农家子弟插入之余地”，“中学学生每年约费二百元，大学学生三百元，一人所费，与全家日常开支约略相等。子女成行之家，竟有因此破产者”。而且在那个地方铁路未开通前“开明地主每年仅入城一次，农民更墨守乡土，终生未尝一睹都市文明者十之八九。其赴沪、宁、平、津各处者更如凤毛麟角，全镇仅二三人而已”④。
因此，市镇、乡村中社会流动机会的存在和新教育的结构性限制让当时读书人的城乡社会流动在一定程度上仍和明清时代相似，并非只有从乡村、市镇到城市这一个方向，而是亦有大量读书人在入过城之后返回市镇、乡村。而目前学界似对这一方向上的社会流动关注并不够，本文正是在此方向上做的一个尝试。而一旦我们进入到对这一个方向的社会流动的考察，我们会发现其对现代中国的历史轨迹有非常大的影响。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在以往清末民初城乡社会流动的研究中，不少学者基于读书人“入城不回乡”的预设，很自然地推论出近代中国乡村中的最重要矛盾之一是原来的地方精英离开乡里，地方社会被掏空，然后地方社会上被一批素质低劣的“土豪劣绅”所把持。笔者承认此推论在某些地区具有相当的合理性，但从本文揭示的很多读书人“入城又回乡”的现象看，若简单地说地方社会被掏空未必十分确切，这些“回乡”的读书人就其文化程度来说实未必“土”，其回乡原初的意愿和行动也未必“劣”。不过近代以来城乡关系所形成的新结构很容易使他们从价值观到行动方式与以往士绅大不相同。因为这些读书人在大城市中学到的知识和养成的生活习惯已和小城、村镇里的人们格格不入；他们彼此之间又因行动方式和价值观念的新旧中西分野而在地方上不断“召来仇神，放手悍斗”①；更重要的是对于乡里，他们原本多以文化展示和做公益之事来体现其作为地方元气的价值②，进而较为隐秘地积累自己的各种资本。但此时却被时势推动着对身边之“公产”进行赤裸裸地占有攘夺，并和各级政府勾结，以行政人员之身份进入乡里，直至激怒乡里③。民国元年常熟一位县视学曾说“此等市集为乡人日常聚集之所，得之天然者”④。而清末民初之后，中国无数小城、市镇和乡村的一切恰恰都变得不再“得之天然”，而是依附于城乡间政治、经济、文化的各种支配关系。这些关系带来的是对地方社会各种形式的强行锲入。而这些“回乡”的读书人正是这种种支配关系强行锲入地方社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第二，清末民初的中国社会与明末清初时代有其相似之处，即处于一个种种秩序大变动的时代，而且其变动更加广泛而深刻。因此，正如日本学者岸本美绪所言：考查这样时代里的读书人的社会流动并不能与一般承平时代的社会流动作简单类比，所谓“社会流动性”可能在近代能力主义的考察模式外有着更为复杂丰富的东西⑤。除了实际的社会地位升降外，我们或要特别关注那些“入城又回乡”的读书人对于内心秩序和社会秩序解体的焦虑不安，以及同时产生的对秩序确定性的执著追求。受这些情绪左右的地方读书人虽然其个体未必会对历史发展有何具体影响，但他们会在不断的城乡社会流动中衍化出形形色色的社会相，这些社会相与较为稳定的社会体系所呈现的面相差异甚大，成为了秩序大变动时代历史走向的背景和基础。
第三，具体到本文研究的教职员群体来说，因为昆山一地绝大部分学堂为小学，教职员中很大一部分是师范生。所以笔者尤其关心的是一个“20世纪中国革命如何在地方上成为可能”的问题。对于在“江南干革命”已有学者作出了非常出色的研究⑥，关于师范生与中国革命的关系亦有很优秀的成果⑦。不过在这两条脉络里，似都比较缺少清末民初革命可能性的积聚及和江南地区读书人长程社会演化之关联的分析。在笔者看来，江南地区在清末之前虽无“师范生”，却有着与师范生闹革命一定程度上类似的读书人社会流动的机制。即明清时代江南地区文风鼎盛，人才众多，但却限于学额，很多士人虽才华横溢，却往往失意于科举，而后产生许多胸怀不平，愤懑满腹的“游士”。台湾学者王鸿泰指出“明中期以后，随着科举参与者得日益庞大，上升管道相对狭窄，士人之挫折与压力日重”①。而从辛亥革命的进程看这群脱离了科举轨道的“游士”，实际上具有相当强的革命性，但同时其革命性像在南社诸人那里又是以传统文人的方式来表现的，可以说是“另一种革命”，这种革命往往表现在“绅与绅战”和有限度的“发动群众”。因此在江南或从清末开始，一直在发生大大小小的由读书人主导的“革命”，但却不太会发生类似农民暴动，进而武装夺权这样的“暴力革命”，此或是从长程来看，在“江南干革命”的可推进之处。
最后让我们以沈从文投射进自己影子的小说《知识》来再体味一番从清末民初读书人在城乡间社会流动的曲折与无奈：
哲学硕士张六吉，一个长江中部某处小地主的独生子。家中那份财产能够由他一手支配时，年龄恰满二十岁。那年正是“五四运动”的一年。看了几个月上海北京报纸，把这个青年人的心完全弄乱了。他觉得在小城里蹲下毫无意义，因此弄了一笔钱，离开了家乡。照当时的流行口语说来，这个人是“觉悟”了的分子，人已觉悟，预备到广大的世界来奋斗的。他出外目的既在寻求知识，十多年来所得到的知识，当真也就很不少了。凡是好“知识”他差不多都知道了一点。在国内大学毕业后又出国在某国一个极负盛名的大学校里，得了他那个学位。他的论文为“人生哲学”……他同许多人一样，出了学校回国来无法插进社会。想把自己所学贡献给社会，一时节却找不着相当事业。为人纵好，社会一切注重在习惯，可不要你那么一个好人。他心想：没有机会留在大都市里，不妨事，不如回到我那个“野蛮”家乡去看看吧。那野蛮家乡，正因为在他印象中的确十分野蛮，平时他深怕提起，也从不梦想到有一天会再回转那个家乡。但如今却准备下乡了……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