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逻辑上分析，思想和语言的关系至少存在如下可能：(1)思想优先于(prior to)语言；(2)语言先于思想；(3)思想和语言相互依赖，但是二者没有优先关系；(4)思想和语言根本就是彼此独立的。这些说法除(4)明显没有根据之外①，其余的都被不同的哲学家所辩护和论证。在理解思想和语言的各种可能关系之前，我们先要来澄清“优先性(priority)”的概念。戴维斯(Martin Davies)区分了三种不同的优先性，即本体论的(ontological)、知识论的(epistemological)和分析的(analytical)②。在思想和语言的关系上，“本体论的优先性”是指存在脱离语言的思想或存在没有思想的语言。“知识论的优先性”主张我们关于语言的知识要通过关于思想的知识来获得，而同时关于思想的知识却可以不凭借关于语言的知识得到。这两类优先性问题更多涉及人类认知的发生学，因而传统上不是哲学家所要论证的最终目标。第三种强调哲学解释中语言和思想先后次序的“分析的优先性”才是哲学家进行概念分析所关注的真正问题。在下文中，尽管大部分的篇幅我都在“分析的优先性”的框架下讨论思想和语言的关系，但我试图将其延伸到对本体论层面的思考上。思想和语言本体论的优先性问题虽然在哲学上鲜有直接的讨论，却是当代认知科学研究心智构成的客观基础。
我们先来讨论“分析的优先性”问题。在哲学分析中，思想分析优先于语言分析吗？一类典型的观点，如达米特所主张，即使语词的意义可以脱离开与之相关的思想的意向性解释得到说明，但是，对于任何思想内容的分析首要的是掌握语言并诉诸语言的使用，也即他奉为分析哲学根本信条且竭力捍卫的“语言优先性论题(the priority of language over thought thesis)”；埃文斯(Gareth Evans)和皮考克最早开始质疑这种解释次序，他们认为声称对所有思想内容的把握都必须要以获得一门语言为前提是不合理的，思想比语言更为基础，他们的这种立场被贴上了“思想理论家(the theorist of thought)”的标签。第三种观点是对语言优先性论题和思想优先性论题的双重否定，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戴维森(Donald Davidson)所倡导的“无优先性(no priority)”主张，即思想和语言相互依赖但并无优先次序，思想分析必须依赖语言分析，同时语言的说明也依赖于对思想的解释。我们在进入对思想和语言上述三种关系的详尽探究之前，首先需要对弗雷格关于思想的理论做一些背景性介绍，因为上述持不同立场的哲学家们正是在对弗雷格思想理论的解读中生发出了分歧。
二 思想理论在《概念文字》中，弗雷格引进了它创立的概念文字的第一个符号：断定符(它由内容线和判断线组成)┠，接下来又给出了一个重要的区分：“可判断的内容和不可判断的内容”。从形式标记上看，在断定符的内容线之后出现的东西必然就是一种可判断的内容①。举例来说，“书”仅仅是表象或表象的组合，是不可判断的内容，所以就不能通过写下断定符称其为一个判断，如“┠书”；而“在我面前有一本书”则是可判断的内容，写下断定符表示作者对“在我面前有一本书”这一命题有所断定，它是作者的一个判断，可记作┠。“在我面前有一本书”这样可判断真假的内容就是思想，它们通常是由句子来表达。可见，弗雷格谈“思想”是从谈“判断”出发的，正如他自己所言：“实际上我差不多是在逻辑学家著作中这种‘判断’的意义上使用思想一词的”②。如果说《概念文字》是弗雷格逻辑的奠基之作的话，从《概念文字》中引发的对“思想”的关切则无疑成为了他日后所有哲学思考的中心。
1.思想和意谓
综观而论，弗雷格的思想理论是围绕着(1)思想和指称、(2)思想和表象两个方面展开的。第一个方面是要澄清句子事实上存在两个层面的东西：即思想和意谓。在《论涵义和意谓》里，弗雷格首先完成了对涵义和意谓的区分，而后通过探讨自然语言中的各类句子形式(包括简单句、从句、直陈句、条件句、疑问句等)，说明句子的涵义是思想，句子的意谓是真值。我们把句子中的一个语词替换为另一个意谓相同涵义不同的语词，句子的意谓不受影响，但句子的思想会发生改变。进而他又认为句子的意谓就是真值，所有真(或假)句子都有相同的意谓。为了深入理解句子的思想和意谓，弗雷格还把思想和真的关系与主词和谓词的关系做了比较。在一般情况下，“华东师大有两个校区，这个思想是真的。”(主谓复合句)和“华东师大有两个校区。”(简单直陈句)这两个句子的思想是相同的，但是前者并不能反映思想和真的关系，它只是主词和谓词的结合，只是思想的部分，没有到达这个句子的真。因此，主词和谓词处于同一个层面上，而思想和真却是句子的两个层面的东西，真值是对作为对象的思想的断定，它不能是思想的一部分。判断是在真的指引下“从思想层次到意谓(客观的东西)层次的推进”③。
2.思想和表象
区分思想和真值的确起到了划分句子两个层面的认识的作用，但至此弗雷格仍没有阐述思想究竟是什么。我们明确了思想是句子的涵义，但什么是涵义呢？在弗雷格的哲学中，涵义是比思想还要捉摸不定的概念。如果无法借助涵义来解释思想，那么思想的哲学如何可能？为了回应这一问题，弗雷格在《思想》一文中转而论述其思想理论的第二个重要方面——思想和表象。
首先，弗雷格认为一定存在着一个和外在世界相区别的内在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有我们的感官印象、想象力创造物、感觉、感情和情绪等等被称之为“表象”的东西，它们和外在世界中可以感知到的具体的物理对象有着明显不同；其次，思想不属于内在世界的范畴，因而思想不是表象；最后，思想也是客观的，它位于独立的第三领域之中。思想是非心理的，也是非现实的。在对思想、表象、外界事物做出一番比较之后，弗雷格的思想哲学的主要结论也就初露端倪了。具体可分析如下：
(1) 与外界事物不同，表象不能被感知到，它们不是我们眼、耳、鼻、舌、身的感觉对象。在这一点上，思想和表象一致，它也不能被感官感觉；
(2) 表象可以被拥有，一个人的表象属于这个人的意识内容。在这一点上，思想和表象不一致，思想不专属于某个人。例如，表象“我的疼痛”和“你的疼痛”是截然不同的，但“我的勾股定理”表达的思想和“他的勾股定理”表达的思想却是同一个思想。所以，思想不是某个人的意识内容；
(3) 与外界事物不同，表象并非是独立的，它需要一个承载者。也就是说，没有独立于承载主体之外的抽象的表象，有的只是你的表象，我的表象，某某人的表象。在这一点上，思想和外界事物一致，思想不属于其内容的承载者；
(4) 每个表象只有一个承载者。两个人没有同一个表象。因为(2)说道，表象属于承载这个表象的主体的意识内容。然而思想则不然，(3)表明思想不是我们的意识内容，所以作为主体的我们也就不是思想的承载者。①
可见，在弗雷格那里，区分了句子的涵义和意谓，也就是区分了思想和真，思想被理解为是“某种借以考虑真的东西”；而区分了思想、表象和外界事物，也就是区分了第三领域、心理的和外在的三个不同的本体世界，思想被认为“既不是意识的内容，也不是感知的对象”，思想被安置在一种非心理和非现实的空间中。同时，作为主体的我们与外在世界是通过感官去接触，与内在世界是通过意识来打交道，但我们怎么通达孤悬在第三领域里的客观思想呢？换句话说，即使思想不等同于主体的意识内容，但“意识中必然有些东西是针对思想的”，那么思想和意识的主体如何发生联系？弗雷格说，思想和作为意识内容的表象不一样，主体是“把握”而不是拥有思想。他进一步解释道：“这里最好选择一种特殊的表达，而“把握”这个词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种表达。相应于对思想的把握必须有一种特殊的精神能力，思维能力。在进行思考时，我们不是制造思想，而是把握思想。”②
弗雷格的上述一番解释似乎还是语焉不详的，显然，“把握”究竟指什么？思考者究竟如何去“把握”？我们事实上是如何分析思想的？这一系列问题不仅最终难以在弗雷格的思想哲学中找到明确答案，而且也令半个多世纪之后的分析哲学家们困惑不已。当代权威的弗雷格研究专家达米特认为：弗雷格“分析思想的策略是分析其语言或符号表达的形式”，在弗雷格那里，没有“独立于语言表达而考虑的思想的说明”③。弗雷格的思想哲学为之后整个分析哲学例示了一种语言转向和“语言分析优先于思想分析”的根本信条。另一些哲学家如戴维森、麦道尔等尽管不完全赞同达米特给分析哲学规定的上述信条，但也首肯思想和语言之间无法割裂的关系，认为不可能存在不需要语言的思想。更重要的是，埃文斯和皮考克对达米特“语言优先性论题”的质疑，使得思想可以以一种脱离开语言或非语言的方式被理解，从而让我们有机会能重新审视语言优先性论题及思想、语言、概念等在人类认知结构中的关系。
三 语言先于思想在探讨思想和语言的关系问题上，达米特的贡献尤为特别，这不仅因为他以弗雷格的思想理论为文本剖析了分析哲学的基本特征，描述了一种以“语言转向”为标志的分析哲学发生史，而且因为他确立并且倡导一种“语言对思想的优先性”的解释原则，将思想和语言的关系问题凸显在分析哲学家们面前。达米特从他擅长的弗雷格研究入手，把弗雷格的思想哲学解释为是实践“语言优先性”原则的范例，并从思想的客观性、思想的可交流性两个前提出发论证语言是思想的载体，更是交流的载体，从而辩护语言哲学应先于思想哲学的根本信条。
达米特认为，弗雷格思想理论的根本出发点是为逻辑和哲学寻求一条反心理主义的道路。为此，第一步是要从“心灵驱逐思想”；第二步是要“承认在对意义的说明中句子的优先性”。①仅就第一步而言，弗雷格的哲学实践表现出的特征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尽管达米特也曾坦言弗雷格本人并没有承认过他对心理主义的反对将会导致“语言转向”，但达米特却坚持认为他对弗雷格思想理论的再发现足以表明不涉及句子就难以解释思想，不参照语言，我们无法获得关于思想的说明。
1.思想的客观性论证
达米特从弗雷格反心理主义的思想哲学过渡到语言优先性论题主要是基于下面两个论证。第一，从思想的客观性推论出语言应先于思想；弗雷格关于思想的学说中最重要的一点是要强调思想的客观性。具体来说，他一直试图说明思想既不是我们主观的意识内容，也不是物理世界的现实对象。那么，我们将对它做出什么样的本体论承诺呢？弗雷格说思想是在独立的第三领域里，进而新问题又出现了，我们需要对这个第三领域做何解释？第三领域在弗雷格那里显然是能同时实现反心理主义和捍卫思想客观性的一个有效的庇护所，但其神秘的色彩是不能为大多数哲学家接受的。我们必须能在反心理主义兼顾思想客观性的同时，去除类似第三领域的神话。
按照这一思路，达米特认为，“如果我们的思想能力等同于我们使用语言的能力，或者如果我们的思想能力至少以我们使用语言的能力来解释”②，那么上述问题就能迎刃而解了。他之所以能做出这样的假设理由在于语言是一种公共的、社会的现象，它和思想一样不是私人的、主观的东西。所以，达米特假设只要句子是思想必要的载体，思想不能独立于语言，就能在不依赖于第三领域神话的情况下保证思想的客观性，坚持反心理主义的道路。这就是达米特如何从思想的客观性推导出语言优先性论题的线索，对此他总结道：这一优先性论题的根本基础植根于弗雷格的学说(在波尔察诺那也已经发现)，即由一个句子表达的思想，以及那些构成句子的语词的涵义，它们也是那个思想的构成物，都不是意识的内容。③
2.思想的可交流性论证
达米特辩护语言优先性论题的第二个论证是从思想的可交流性出发的。如果说思想的客观性是弗雷格思想理论的一个重要结论，从思想的客观性过渡到语言分析先于思想分析也可以被视为弗雷格哲学的一种自然的发展，那么从思想的可交流性推导出语言优先性论题则更多是达米特本人的贡献。达米特注意到在谈及表象和思想的区分时，弗雷格十分关注句子、思想在语言共同体中的交流问题，尤其是涉及到第一人称“我”的句子。例如，他专门讨论了下述情况：
(1) 古斯塔夫·劳本大夫说：“我受伤了”；
(2) 莱奥·彼得认识劳本大夫，并且听到了(1)，几天后他说：“古斯塔夫·劳本大夫受伤了”；
(3ɑ)当(1)和(2)发生时鲁道夫·林根斯都在场，而且他认识劳本大夫，所以他知道(1)和(2)表达的是同一个思想。
(3b) 当(1)和(2)发生时鲁道夫·林根斯都在场，但他不认识劳本大夫，所以他不知道(1)和(2)其实表达的是同一个思想。
弗雷格的这个例子说明：仅仅依据思想的客观性这一点还不能保证思想是可交流的，因为处在交流共同体中的成员在把握思想的时候不仅需要理解这个思想所具有的客观内容，还要考虑类似“我”等人称、地点专名所表示的对象相对于思想的把握者来说是如何给出的。因而，不同的把握者可以以不同的方式来理解这些专名的涵义进而把握相关思想，就像上述例子(1)中劳本大夫所表达的思想中“我”的归属问题，(3ɑ)中的林根斯和(3b)中的林根斯对(1)中的“我”的涵义的认识是不同的，所以他们对(1)和(2)所表达的思想的同一性判断也是不同的。也就是说，由于不同的思想把握者自身都有一种特定的、私人的对例如专名对象的给定方式，所以即使是客观内容相同的思想在他们相互的交流过程中也会出现无法传达理解的情况。由此，我们发现在弗雷格的这种解释中思想可能会陷入不可交流的危险境地。当然，事实上弗雷格并不会赞同思想是不可交流的观念，因为那样无疑会把思想置于他反对的私人心理世界中。正如他在其后期著作《算术原理》中表露的，思想的目的是要实现研究者之间相互的理解，就像相互间科学的交流那样。但是，问题在于弗雷格如何化解他的思想理论中存在的潜在矛盾？达米特在对弗雷格的研究中有意识地发现、分析了这一问题，并且借此从保证思想的可交流性出发提出语言哲学应优先于思想哲学的论题。
达米特认为，弗雷格的思想理论遗留下来的问题症结在于思想者在交流共同体中把握某一思想实际涉及语言和思想两个层面：在语言层面，说话者(如上述例子中的劳本大夫)说出的语句“我受伤了”在公共交流的语言系统中意谓着一个东西；在思想层面，这个说话者说出这句话是他思维过程的结果，因而他必定也在思考一个东西。重要的是，这两个层面很容易被混淆，有时还无法关联起来。比如，(3a)中的林根斯他听懂了劳本大夫说的“我受伤了”以及彼得说的“劳本大夫受伤了”意谓什么，而且他本人对这两句话所表达的思想都能把握，继而能够认识到它们是同一思想；而(3b)中的林根斯由于不理解“我”在这一交流境况中的真正涵义，表面上看似也听懂了这两句话，其实他没理解它们在公共语言中到底意谓什么，所以他就没有真正把握这个思想。因此，达米特做出了这样的逻辑推理：如果思想在特定共同体中的交流有效，那么这个群体中的成员就一定能把握这个被传递的思想；而真正把握这个思想首先需要思考者们能够理解表述这个思想的语句的涵义。
因此，试想为弗雷格的思想理论提供一种一致的解释，首先需要回答“是应该把公共语言看作首要的，还是应该把对它的私人理解看作是首要的”①。达米特的上述分析告诉我们：思考者只有先在公共语言层面对接受的言语获得一种理解，才能在私人的角度真正把握这一言语背后的思想内容。所以在达米特看来，“对弗雷格的这种解释不仅在解释顺序上将语言置于思想之前：它使人难以看到这种解释除了把思想理解为是由某种语言的语句来表达的之外，如何能扩展至关于把握一个思想意谓着什么的说明。”②
我认为，不管从思想的客观性还是从思想的可交流性出发对语言优先性进行辩护论证，达米特都是在试图解决弗雷格思想理论面对的难题：即如何使悬置在第三领域这种柏拉图神话中的抽象客观的思想回归到现实时空里，同时又能和心理主义划清界线。从更深远的意义来说，这也是对布伦塔诺意向性问题的进一步回应。达米特找到了语言作为首要性这一出路，他这样总结道：“从历史上看，统一所有各式各样的分析哲学的共同原则就是在解释的次序上语言优先于思想。”③暂且不论这种概括是否恰当，退一步说，这里我们关心的问题只是语言和思想之间的关系。而事实上，达米特关于这一问题的学说并没有使更多的哲学家信服，埃文斯、皮考克和戴维森等都从不同角度对语言优先性论题提出了异议。
四 思想先于语言：思想理论家的立场与语言优先性论题直接针锋相对的是思想理论家的观点。他们坚持，在解释的逻辑上思想应先于语言。支持这一立场的代表人物埃文斯和皮考克都曾是达米特的学生，但他们却没有忠实地走在老师所捍卫的语言优先于思想的哲学解释之路上，为此达米特曾颇有微词地说过埃文斯已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分析哲学家。①然而，无需争议的是，埃文斯和皮考克的工作仍旧是沿着弗雷格遗留下来的思想哲学的轨迹，而且相比较达米特而言，他们的观点更接近弗雷格的本意。
1.埃文斯对思想优先性的论证
埃文斯对思想优先性的论说散落在其遗著《指称的多样性》中，尤其在对弗雷格涵义(sense)概念的解释上甚是明显。正如我在前面论述的，弗雷格思想理论的第一项任务就是处理涵义、指称和思想之间的关系。他首先区分了涵义和指称，并认为涵义是对指称的某种“表达模式”，涵义决定指称，但涵义的概念又要借助指称的概念去理解。这里，不清楚的是我们如何通过受涵义影响的指称去把握涵义呢？进而，一个句子的涵义就是思想，一个句子的指称是其真值，我们如何不理解一个句子的真假就能把握它所表达的思想呢？达米特为此选择了语言优先性的策略，而埃文斯却坚持回到弗雷格的最初想法。他认为，弗雷格在谈涵义和思想的时候通常联系着语词、句子和语言的表达，这一事实并不表明弗雷格就像达米特所解释的那样把对思想的理解建立在对句子以及结构的理解基础上，把对涵义的理解建立在对句子的构成物的解释基础上。埃文斯对弗雷格的重要发展在于他把弗雷格视涵义为“表达模式”的模糊说法进一步阐述为：涵义是思想者“思考这个涵义所意谓的对象的一种特定的思想方式(a way of thinking about an object)”②。而解释一种特定的思想方式就是要解释是什么使得这个思想者思考的是这个对象而不是其他。他说：
“弗雷格的想法是(语词的名称)可能是作为一种公共语言的某个要素的单一词项的一种性质，为了理解包含这一语词的陈述(句)，人们不仅必须要思考某个特定的对象，也即这一词项的指称(Meaning)，还必须要用某种特定的方式思考那个对象：也就是说，每一个理解这个陈述句的合格的语言使用者都将用同样的方式去思考那个对象。”③
上述说法暗含了思想是客观的，也是可以交流的。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埃文斯的哲学，即涵义的把握依赖于一种先在的关于思想的观念。因而我们只有在思想哲学的基础上去说明语言哲学中的涵义问题。这就是为什么正好与达米特相反，埃文斯力图表明在哲学解释的次序上思想应先于语言。
2.皮考克对思想优先性的辩护
另一位哲学家皮考克更为彻底地辩护了思想理论家的立场，他不再拘泥于对弗雷格思想深奥之处的玄解，而侧重于对思想和语言关系的正面分析。皮考克设想，如果达米特论证的语言分析先于思想分析是正确的话，那么对思想的充分解释中就一定有某些特殊的要素，一旦不提及使用或理解语言的能力这些要素就不能得以清楚阐明。相反，如果我们能够论证这些所谓的要素其实是可以离开语言说明来解释的话，达米特的语言优先性论题不是就站不住脚了吗？为了能真正驳倒达米特的立场，皮考克首先需要阐明这些所谓的要素到底是什么。他把语言优先论者作为论据支持的那些“特殊的要素”归结为：(1)只有坚持语言的优先性，才能解释思想是结构化实体(structured entities)；(2)只有借助基于语言的分析，才能解释思想在语言中的可表达性(expressibility)；(3)只有依靠语言先于思想的说明，才能解释判断的态度(attitude of judgement)和断定的实践(practice of assertion)之间的关系。④
首先，思想是具有内在结构的，它由其构成部分(概念)按照一定的规则组合而成，因而我们在充分解释思想的时候也就必须要说明思想的这种结构化特征。弗雷格也曾清楚地表达过类似的观点：思想是“由简单部分复合构成”的，它“使不饱和的部分饱和，或者像人们也可以说的那样，补充了需要补充的部分”。①但是，如何去理解思想的各种构造呢？语句思想是说明的必要条件吗？对此他的观点就很不清楚了。一方面，他多次阐述“句子结构和思想结构之间的镜像关系”，“如果我们在思想中不能区别出一句子部分与之相应的部分，以便能够将句子的构造看作是思想构造的图像”，那么我们是无法理解和把握思想及其结构的；另一方面，他也一直在提醒读者，“把无意义的思想装配上有意义的语言形式”②并非是研究思想的本意，“我们不能忽视语言的东西的领域和思想的东西的领域之间深深的鸿沟，由于这一鸿沟，这两个领域的互相对应受到某种限制。”③提出语言优先论题的达米特显然过度发展了弗雷格的前一种说法，他强调“能够识别构成涵义作为一个思想的部分，依附于对表达思想的句子的结构的理解”④，所以对句子的语义性质的说明先于对思想的把握。
皮考克所代表的思想理论家们尖锐否定了达米特的上述说法，他们同样认为思想具有结构，但声称思想的概念结构并不来源于表达思想的句子结构。与之不同的是，皮考克指出：“一种关于思想的充分的说明，也即思想是借由它典型的接受条件(canonical acceptance conditions)来个体化的，已经暗含了思想本质上是结构化的”⑤。我们在掌握了一个思想的接受条件，能够对思想的真值有所断定的时候事实上已把握了这个思想的结构。当然，有些思想典型的接受条件是需要通过语言表达能力来表现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思想都是如此。皮考克特别提到，一些“关于思想者周围环境的具有原始的可观察内容(primitive observational contents about a thinker's environment)”的思想就不必提及语言的能力。后来，他把这类思想称作具有“时空类场景(scenarios)”内容的思想，它们是心理表征内容中最为基本的层次。⑥所以，思想理论家们反对达米特所辩护的句子解释在把握思想结构中的首要性。
其次，如果解释思想不依赖于理解句子和语言，那么思想在语言中的可表达性就不能直接体现在关于思想的说明中。语言优先性论者可以借此来攻击思想理论家们在思想及其语言表达之间设置了不可逾越的鸿沟，因而在思想理论家关于思想的解释中就存有一个盲点。我们可以这样来进一步说明：语言优先论者认为分析句子是理解思想的惟一途径，从而表达思想的句子是在把握思想之前就被优先理解的，所以一同被理解的两个不同的句子就不可能表达同样的思想。思想与其表达(句子)的对应是自然渗透在语言优先论的思想说明之中的。而思想理论家们则反其道而行之，主张思想把握其实先于语言理解，如此一来，思想怎么来确定它在语言中的表达呢？
皮考克继续分析，回应这一问题先要指明语言优先论者始终混淆的一个重要区分：即描述(describing)思想和表达(expressing)思想⑦。某人表述了一个句子S，从而表达了一个思想P，其中描述思想P的是句子S，而表达这个思想P的东西不必就只能是S。对思想的表达是关于思想所刻画的世界中的事实(或事态)的真假，而对思想的描述则是发现描述思想的句子的真假，二者有着根本的不同。语言优先论者的说明只是处理了思想和其描述之间的对应关系，语言优先于思想的论题能适用的也是思想和其描述而非思想和其表达之间的关系说明。我们经常把思想的描述和表达混为一谈是因为通常情况下判断表述的句子是否为真的条件等同于判断这个句子所表达的思想是否为真的条件，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判断思想是真的东西就只有借助于语言，事实上一些基于行动的，不依赖语言的方式也是我们判断思想的依据。我们可以找到一些脑损伤病人的例子来映证这一点，他们丧失了语言功能，却能回应别人的某些问题。由此可见，他们并不是唯一地借助语言去把握思想的，这也为思想可能比语言更为基础的观点提供了一项经验的证据。
五 从思想哲学到概念研究：对优先性问题的扩展性思考皮考克(Christophor Peacocke)曾以一篇题为《没有语词的概念》(“Concepts Without Words”)①的文章来褒扬达米特对当代分析哲学的贡献。尽管他高度赞誉“达米特的论著发展、延续并最终例示了什么才是过去一百年来最好的哲学”②，但他仍以一种“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质疑精神挑战达米特始终坚持的“分析哲学的根本信条——分析思想的惟一途径是通过语言分析”③。皮考克的这篇论文更深远的意义还在于，他从达米特宏论下的思想哲学转向自己擅长的概念研究，在反对语言对思想的优先性论题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引人思索的关于概念和语言之间关系的问题：如果语言不是通达思想的唯一途径，那么概念是否也能独立于语词而存在呢？
概念研究是哲学、心理学以及当代认知科学中的重要课题之一，哲学家、心理学家以及认知科学家们研究概念都不可回避地要面对概念和语言(或语词之间)的关系问题。在传统的哲学分析中，许多学者都认同人类语言(公共语言)是概念获得和生成的先决条件，语言分析是概念分析的唯一窗口。一旦离开了语言，我们就没有概念，也就无法思考了。自然语言成为了构成概念和思想的重要标志，概念、思想成为了区分理性的人与非理性的动物之间的试金石。这样一种学理传统可以上溯到笛卡尔，笛卡尔在《谈正确引导理性和在科学中探求真的方法》中讲到人和动物(beast)的区别时认为，动物不能使用语词形成语言表述因而他们是非理性的。动物的理性程度不仅比人类要低，更甚者动物根本就没有理性。因为动物的灵魂没有装备能产生出像人类一样的语言交流能力的器官，所以只有人类能够运用语言，生成概念和思想。20世纪后半叶开始的从维特根斯坦到日常语言学派再到美国实用主义的分析哲学大多都默认这一主张：语言是概念和思想形成的前提，概念是在语言中公共使用的。没有语言就没有概念。罗蒂曾评价这样一类观点是把概念等对抽象实体的一切认识看作是一种语言现象，把习得语言运用作为认知那些种类、相似性和事实的必要条件。④
而另一方面，语言学、进化心理学、认知心理学、认知习性学(cognitive ethology)等领域的诸多进展又提供了大量证据表明不具有语言的动物和尚处于前语言阶段的婴儿也可能表现出某些特定的概念和思想。一批具有认知科学头脑的哲学家更是倾向于修正传统分析哲学家们所断言的自然语言在本体论的解释上优先于概念的主张，认为概念本质上并不依赖于公共语言和语词。因此，这种新的研究框架在一定意义上也与思想理论家的立场相互关照。但需要说明的是，即使它们承诺概念获得可以在没有语言的情况下发生，也并不意味着一种完整的概念理论能在完全不提及语言的情况下得以发展。